小时代语录范文第1篇

1、你的拉链爆开了！

2、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就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轻视、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是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3、你要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你的爱人，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被掌声淹没，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淋湿，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着的人群，他一一的走过他们，走向你。他一定会怀着满腔的热，和目光里沉甸甸的爱，走到你的身边，抓紧你。他会迫不及待地走到你的身边，如果他年轻，那他一定会像顽劣的孩童霸占着自己的玩具不肯与人分享般地拥抱你。如果他已经不再年轻，那他一定会像披荆斩棘归来的猎人，在你身旁燃起篝火，然后拥抱着你疲惫而放心地睡去。他一定会找到你。你要等。“

4、喔，所以啊，这么恶劣的环境，我怎么写稿子啊？

5、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就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是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6、昨天连我家最后一只蟑螂也走了，它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不了了”。

7、你要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你的爱人，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被掌声淹没，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淋湿，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着的人群，他一一的走过他们，走向你。他一定会怀着满腔的热，和目光里沉甸甸的爱，走到你的身边，抓紧你。他会迫不及待地走到你的身边，如果他年轻，那他一定会像顽劣的孩童霸占着自己的玩具不肯与人分享般地拥抱你。如果他已经不再年轻，那他一定会像披荆斩棘归来的猎人，在你身旁燃起篝火，然后拥抱着你疲惫而放心地睡去。他一定会找到你。

8、窗帘拉开到两边，巨大的玻璃窗外，一个巨大的湖面，纹丝不动，像一面黑蓝色的镜子。高大的树木倒映在里面，像倒插着的刺。

9、离地面一米的地方，浮动着粘稠而浓厚的白色雾气，像是有生命般地流动着。草地上泛出一种令人感觉阴森的湿漉漉的墨绿。庞大的寂静里，只要一种类似水滴的声音，把气氛衬托地毛骨悚然。

10、怎么样，有被帅到吧。

11、当时他觉得自己像是被隔绝在某一个孤单的世界里，万籁聚集，自己的声音消失在宇宙的某一个洞穴里。

12、我想在爱里活下去，活得比爱更长久，活成爱情本身。

小时代语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汉》附录编制修订与时俱进 

一、词典附录要与时俱进 

词典附录是附加在词典正文之后、与正文有关的供查考的文件或资料。词典的附录，应该符合词典定位和它针对的读者群的需求。附录内容应该有常用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因此，附录多为与词典内容有关的国家和权威部门制订的规范文件、标准或权威人士、词典编纂者编写的基本资料。由于社会发展、语言演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及有关部门制订的规范、标准不断出台或修订，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不断进步，各种知识的更新换代，词典的附录与正文一样，需要适时修订，与时俱进。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国务院指定编写的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语文词典，从开始编纂试印至今，先后出版过8个版本。每一版词典后面的附录都与正文一起，历经多次的增删、修订，充分体现出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风格。 

二、《现汉》版本及附录变化情况 

《现汉》从1958年6月开始正式编写，1960年出版试印本。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1973年5月内部发行；1978年12月正式出版第1版，至2012年6月出版第6版。《现汉》这些不同的版本，由于不断修订，正文都有些不同，词典后面的附录也有一些变化。 

试印本附录9种：人名录，地名录，中国历代纪元表，化学元素周期表，公制、市制、英美制度量衡表，标点符号用法，汉语拼音方案，汉字十种拼音法对照表，《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附说明）。 

试用本附录4种：中国历代纪元表、汉语拼音方案、公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化学元素周期表。新编的公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替换了原来的公制、市制、英美制度量衡表，此外删去附录5种。1973年的内部发行本又删去化学元素周期表，只收附录3种。 

第1版附录5种：除内部发行本的3种附录外，又恢复了试用本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新增了汉字偏旁名称表。第2、3、4版附录沿袭第1版。第5版附录6种：除前一版的5种外，又在封三处增加了一幅简明版彩色中国地图。第6版附录沿袭第5版。 

《现汉》不同版本不仅附录数量不尽相同，内容也都进行过认真修订。 

三、《现汉》附录数量变化反映时代的需求 

《现汉》试印本附录有9种，在各版本中最多，这是当时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教事业发展刚刚起步，社会上极度缺乏权威性的百科和专科名词术语词典，读者急切希望规范性的语文性词典能够担负查检专科词语的任务。正像吕叔湘（1960）为《现汉》试印本撰写的《前言》所说：“因为目前还没有一部简明的百科词典，读者往往希望从语文词典得到一定程度的帮助。”所以，《现汉》正文收录的百科词语占相当大比例，后面附录中也有较多的专科方面的文件，百科性的人名录、地名录所占的篇幅也就较多。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没有确定为法定文件，注音字母、北方拉丁化方案、国语罗马字、国际音标等在语言文字界和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汉语拼音的词语注音连写、大写及隔音符号运用也都处于尝试阶段，所以，《现汉》附录的汉字十种拼音方案和吕叔湘拟定的“《现代汉语词典》拼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附说明）”，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标点符号用法”曾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在全国统一使用，也列入了词典附录。 

试用本排印已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我国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即将出版（1965年4月出版未定稿），这部辞书与《现汉》有明确分工，系统收录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专科条目，人名、地名也全面系统地收录。所以，《现汉》试用本的附录就删除了人名表、地名表。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为法定的文件，其他拼写汉字的各种拼音法在社会上实用性大为降低。有关部门制订的《标点符号用法》已经出版了单行本，广为发行。鉴于试印本附录较多，占篇幅较大，试用本删去了这几种附录。 

《现汉》第5、6版的附录增加了一幅简明的中国地图，标明了我国领域疆界、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界、省会首府及其他重要城市、大江大河。这与词典正文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等的一些条目有密切关系，也符合近年增强祖国领土主权观念的时代精神（如图中突出了钓鱼岛、南海疆界等）。 

四、《现汉》附录内容修订的与时俱进 

（一）及时反映有关规范和标准的修订 

《现汉》试印本附录“公制、市制、英美制度量衡表”，将度量衡的三个单位制并列。1959年，我国将公制确定为法定的基本计量制度，所以，试用本将这一种附表改编为“公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将“市制单位计量进位和换算表”“英美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作为它的附表。1984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1990年开始我国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际单位制。1993年开始修订的第3版将这一附录改为“计量单位表”，它是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表重新编制的。 

《汉字偏旁名称表》是第1版增加的，当时由我（时任语文编写组组长）拟稿、主编丁声树先生修改定稿。收录常见偏旁53 

个。第5版调整了部分偏旁排列次序，并增补至58个。第6版参考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的《汉字部首表》《现代常用汉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等文件，进行较大修订，偏旁增补至69个，名称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在组织研制的现代汉语词语儿化规范，尽量减少儿化读音。 

（二）适时反映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附录中元素周期表的修订次数最多。《现汉》试印本附录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表内列化学元素102种，试用本增列为103种。第1版改称为“元素周期表”，表内列元素106种，有确定汉语名称者103种。第2版表内列元素109种，有确定汉语名称者增至105种。第3版1996年出版时仍然沿用上一版的表。但是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5个化学元素新用字，并改变了原第105种元素名称。《现汉》附列的元素周期表不等新的修订版出版，即于2000年发行的印本中将表内元素增为112种，有确定汉语名称者增至109种；2002年出版的第4版沿用此表。 第5版表内元素列112种，有确定汉语名称者增至110种；第6版表中列元素118种，有确定汉语名称者增至112种。元素周期表是国际化学界有关组织认定的文件，具有高度权威性。《现汉》这一附表不断修订和增补，及时反映了国际化学界不断发现并确定的新元素，定期调整国际原子量及国内化学界相应确定的新元素用字的科技发展情况。 

中国历代纪元表也经过几次修订。这一附表创编于试印本。过去，史学界对我国公元前841年前的古史年代颇多歧说，本表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史学界权威著作齐思和、刘启戈、聂荣岐、翦伯赞编著的《中外历史年表》编制的。试用本即对纪元表的说明有所修订，将表中的“周秦之际”纪年与“秦”纪年合并。第1版对夏、商、西周的起讫纪年和表中个别文字有所修改。2002年出版的第4版参考我国“九五计划”中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对“五帝”以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九五计划”中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组织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现汉》中国历代纪元表的夏商周古史年代修订及时反映了我国科学研究这一新的重大成果。中国历代纪元表在第6版还有一处显著的修订，就是增加了西夏王朝的纪元表。《现汉》从试用本至第5版，在纪元表前的说明中说“较小的王朝，如‘十六国‘十国‘西夏等不列表”。（试印本说明中说：“较小、较次要的分裂王朝……，均从略。”）其实，西夏并非较小的王朝，它从嵬名元昊（李元昊）称帝后的190年间占据西北较大的版图，前后与北宋、辽，南宋、金对峙，在历史上很有影响，与“十六国”“十国”较小的分裂割据政权不可相提并论。由于古代正史中没有像辽史、金史那样专门的史书记载，又由于文字、史料缺失等方面的原因，过去学界对西夏的研究较为滞后。近一个世纪，特别近几十年，我国西夏文、西夏史研究进展较快，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史金波研究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李范文副院长都带领研究团队，对西夏文、西夏史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西夏王朝世代纪年也较为清楚。故《现汉》第6版历代纪元表中增加了西夏的世系年表，这个年表也是经西夏研究专家史金波审订的。《现汉》附录的我国历代纪元表中增加西夏王朝纪元表既是对我国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也是对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成果的记录。 

五、《现汉》附录修订体现出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 

词典附录具有规范性和实用性，它的编制和修订都必须贯穿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汉语拼音方案》是与汉语语言文字运用关系极为密切的文件。从试印本、试用本一直到目前出版发行的第6版都附有这一文件。从第3版开始，在表前加上“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和“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两个题注，这不仅反映了其历史重要性，也表明这一文件高度的法规性和权威性。 

《现汉》是否附录“二简”[即“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考量也可以说明设置附录的严肃性和词典编纂者的科学态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刚过半年，1977年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二简”即报上级审阅通过，1977年12月20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的报纸上统一。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即率先试用，其他媒体和出版单位也先后跟进。1978年3月2日，教育部《关于学校试用简化字的通知》，要求学校教学试用。于是，中小学课本都遵照指示使用了“二简”的字。由于当时政府对“二简”的和宣传的力度较大，已经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媒体和中小学教学中均广泛使用，因此对文化教育影响很大。《现汉》第1版交稿在1977年，出版发行于1978年。那时正是“二简”大力推行时期。《现汉》如何对待“二简”成了极为棘手的问题。特别是《现汉》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以致扼杀，主编受到过严厉冲击，确实不能不考虑如何对待“二简”的问题，修订组中也有人提出要重视贯彻“二简”。时任主编的丁声树先生基于过人的远见卓识，坚决反对贯彻“二简”全面改动词典有关用字的意见，他认为不必为“二简”干扰词典的排印出版计划，最多只能考虑在附录中列个附表。1978年初，他曾布置我设计“二简”附表，但很快就决定不必附录了。词典出版前夕，媒体也停止了使用“二简”。但是，直到8年以后，1986年6月，有关部门才正式通知废止“二简”。从词典是否贯彻“二简”、附录“二简”这一问题足以表现出《现汉》主编的学术胆识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附录只是词典可多可少的附属部分，但它的编制和修订，以小见大，反映出一部词典的科学性、时代性、规范性、权威性。它的增减、修订也足以反映出词典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参考文献 

1.曹聪孙.略谈词典附录.辞书研究，1992（4）. 

2.连益，连真然.浅谈双语词典附录设置的十条原则.∥张柏然，魏向清主编.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林玉山主编.辞书学概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4.徐祖友.谈谈词典的附录.∥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辞书编纂经验荟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小时代语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幽明录》 第一人称代词

《幽明录》是南宋刘义庆编撰的志怪小说，原本已亡佚，后由鲁迅辑录于《古小说钩沉》中。因这一时期语言较为特殊，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研究者众多，但《幽明录》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实际上它同样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征。本文主要研究《幽明录》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余（予）”“朕”“身”“某”“仆”“侬”等①。

一、第一人称代词

（一）我

“我”在《幽明录》中共出现85例，100次，其中以作主语为主要语法功能，共有42例45次，也可以作宾语、定语和兼语。如：

（1）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来，辄共斗，深自惊惧焉。

（2）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

（3）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

（4）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

（二）吾

“吾”在文中共出现29例，30次，也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和兼语。如：

（5）吾比欲安处汝，职局无缺者，惟有雷公缺，当启以补其职。

（6）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辇谷与之。”

（7）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

（8）琮曰：“吾常梦见女子将吾宴戏，恐必不免。”

上古时期“吾”只能在否定句里作宾语，出现在动词前面。如：

（9）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

（10）我胜若，若不吾胜。（《庄子?齐物论》）

但后来“吾”作宾语的情况逐渐增多，且不论是否在否定句中都有出现，以上例子也反映了这一变化。

（三）“我”“吾”比较

1.语法功能

次数 百分比

我 吾 我 吾

主语 45 18 45% 60%

宾语 24 3 24% 10%

定语 23 8 23% ＞26%

兼语 8 1 8% ＜4%

合计 100 30 100% 100%

从上表的计量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此时期“我”和“吾”相比，“我”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100?30），“我”在充当主语、宾语、定语和兼语等句子成分时，都比“吾”应用得更为频繁。

（2）相对来说，“我”作主语、宾语和定语所占比例较为均匀，这三种语法功能都较强；“吾”主要作主语和定语，而充当宾语的功能较弱。

2.与第二人称代词对称

作为第一人称出现次数 与第二人称搭配次数 百分比

我 100 35 35%

吾 30 8 ＜27%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吾”相比，“我”更频繁地用于与第二人称搭配的语句中。

（四）余（予）

“余（予）”在文中共出现4例，4次，分别作主语1次，宾语2次和定语1次。如：

（11）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

（12）即唤：“群伴何不助余邪？”

（13）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

（14）既去，疑非人，寻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

（五）朕

“朕”在上古作第一人称代词时，不论普通民众还是贵族阶层都可以用。后来秦始皇开始将“朕”定为皇帝专用自称词，《幽明录》中出现的也都是皇帝自称，共4例，4次，作主语和宾语各2例2次。如：

（15）乃召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

（16）帝闻其声，异而召问之，书生具说所见，乃悟曰：“此人是婢婿，将欲肆其凶于朕。”

（六）身

“身”作第一人称代词有强调自身的意味，在《幽明录》中仅有2例2次，分别作句子主语和兼语，各1例1次。如：

（17）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

（18）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耳！”

小时代语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纪录片；文体；流变；辨析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的电视纪录片创作正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发展时期。各种类型的纪录片以广阔的视野、多样的形式和日益先进的拍摄手段和理念，倍受世人瞩目，并成为我国电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目前对我国纪录片已有不少研究，例如对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纪录片的创作风格、纪录片的创作技法等都有了不少研究和论述。本文主要从前人较少涉及的创作文体方面对我国纪录片进行梳理和解读。

一、纪录片与文体之关系

在讨论电视纪录片和文体的关系之前，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来源。自从电视产生以来，文学与电视便一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直在彼此改变着对方，双方在对方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电视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运作制造出了浓厚的商业气氛，文学的文本形式和电视的联姻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一方面，电视要借助文学来提升自身的品味和寻求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文学要依赖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来扩大传播效果。因此，电视开始有了文学文本的特征，而文学文本也受到电视媒介传播特点的影响和制约。电视纪录片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同样存在着与文学文本的沟通。

对于电视纪录片的界定，且前并没有一个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电视摄像和摄影的手段来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事件等做纪实性的纪录并给人以审美享受的电视节目类型。由此也可以看出电视纪录片与文学的关联并非直接来源于文学内容抑或文学文本内容本身。

电视纪录片必须给人以审美的享受，而这种审美感受正是源自于纪录片的文学性。文学性是纪录片的审美资源，纪录片必须借助于传统的文学审美积淀和文化底蕴，才能表现出最大的价值。纪录片的这种文学性最直观和最主要的体现在对文学体裁的运用上，文学体裁的自身特点也决定了其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文体，顾名思义，就是文学体裁。任何文本都只能是某种体裁的文本。文本之所以会有体裁，正是由于体裁的不同能够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对于作者来说，体裁就是一种话语的方式，作者必须按照读者抑或受众的接受期待和所要表达内容的自身特点来决定和选择文本的话语方式。

体裁对文本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表现在：(1)体裁规范了文本的语言状态；(2)体裁规范了文本的形象状态；(3)体裁规定了文本的结构特点。体裁对文本的规范为体裁的分类提供了标准。体裁的分类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目前人们习惯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体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体裁也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例如在散文这个大类中出现了很多个性鲜明的小类别，例如杂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科普小品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受，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美感，就是对人精神的终级关怀。

电视纪录片采用文学体裁的话语方式对所要表现的主题进行展示，实现文学与电视的结合。纪录片艺术性的高低和思想内涵的深浅，不仅取决于纪录片的拍摄题材，也取决于对拍摄内容的剪辑与组合，这种剪辑与组合的方式就要借助于文学体裁的话语方式，可以说文学体裁的应用使电视纪录片在纪实性和艺术性上两翼齐飞。我们可以把电视纪录片看作一种电视文本，那么这种电视文本的体裁正是通过各种镜头语言和拍摄技法表现出来。由于使用了文学体裁的话语方式，因此修辞手法的重要作用也会很鲜明的体现在电视镜头语言当中。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是通过各种修辞技巧来表现主题的，而在纪录片中，拍摄技法和镜头语言就充当了修辞手法的角色。体裁运用的好，可以使纪录片展现的内容和素材更精彩，而如果处理不当，会使原本很好的素材变得黯淡无光。

二、我国新时期纪录片的文体学分析――创作文体流变与辨析

从我国目前所拍摄的纪录片看，文学体裁在其中的应用比比皆是，而正是由于采用了特定的文学体裁，纪录片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本文不从我国电视纪录片的整个发展时期来讨论文学体裁在纪录片中的应用，而直接从新时期来解析电视纪录片中的文体应用，这里的新时期指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文体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空前丰富的时期，各种风格样式的纪录片开始崭露头角。

1、谈到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纪录片创作，就不能不提到《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这几部片子都是属于江河文化系列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些鸿篇巨制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宏伟的气魄在我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经典的文化史诗。可以看到，这些片子都是以空间作为线索，以地域顺序成为剧情发展的主线，结构上环环相扣，因此这些作品就可以称之为章回体纪录片。

章回体是小说的一种形式，章回体小说由宋元时期(10～14世纪)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它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由萌芽到成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艺人表演时必须分为若干次才能讲完，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章回体中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艺人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体小说文体的起源。章回体小说后来发展成为后世评书曲艺表演中所使用的底本。

以《话说长江》为例，片名中的“话说”二字就是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字样；从结构上说，该片一共25集，按照长江的流向，自西向东，环环相扣，每到高潮处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说书艺术家在话说一部引人入胜的章回小说。

从整体上说从1978年到1989年，尽管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出现了多样的创作形式，但是总体上讲，以章回体的“话说”结构来支撑片子的文体创作模式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

2、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开始借用其他一些丰富多彩的文体进行创作，散文体在纪录片中的运用愈加明显，并且在散文体中开始出现了一些非常新颖的创作样式。散文体纪录片是指采用抒情散文结构形式表现的抒情纪录片，是一种在发挥了电视艺术视听结合优势基础之上，又借鉴了文学散文的创作手法而形成的电视纪录片样式。散文体的纪录片前人已经有不少论述，臧树清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其代表作品有《长白山四季》、《春城花》等，这里不再赘述。

3、另外，报告文学体的纪录片开始出现。报告文学是散文与新闻体裁的结合，因此报告文学所描写的事件人物必须 具有真实性，但同时是采用文学化的语言对事件进行形象的再现，具有浓郁的文学性。纪录片通过报告文学的文体方式，真实的表现出人物事件，通过浓郁的文学语言，流露出创作者的真情，对观众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雕塑家刘焕章》就堪称我国最早出现的报告文学体纪录片。作者用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作为载体，融合画面、解说、音乐等手段，以真实自然的画面和随和朴实的解说，使一个对雕刻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艺术家跃然于荧屏之上，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在这部作品中，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和对普遍人性的呼唤的意识已经初见端倪，这对我国90年代的纪录片创作应该说是一种启迪。

4、《望长城》被认为是我国纪录片创作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望长城》的拍摄标志着我国的纪录片创作进入了纪实主义的新阶段。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优秀纪实作品层出不穷，创作对文体的借用形式更加多样化，并注重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纪录片创作中来。

从《望长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望》已经完全摆脱了章回小说式的结构，话说式的结构转变为主持人现场带领观众揭谜底的形式，从揭谜底这一点我们可以联想到传奇体。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小说文体。在中唐以前，文坛崇尚诗文，小说这类文字，篇幅较长。写的委婉曲折，又有一些虚构戏谑的成份，不为正统派文人所重视，轻蔑的称它为“传奇”，以示与高雅的古文相区别。但传奇的艺术成就相当高，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兼容，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合一体。通过传奇的形式把传奇体特有的故事情节的传奇性融合在纪录片创作中，使观众跟随纪录片逐步揭开事物神秘的面纱。

三、我国纪录片创作文体已呈多元化与综合化发展的趋势

通览我国新时期纪录片的文体变化，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综合化相融合的倾向。很多纪录片开始糅合多种文体的形式，借助各种文体的优势，多种体裁的交互运用更表达出作品的表现张力。我国的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科学教育频道堪称我国的纪录片频道，其中的很多栏目都是这种综合技法的典型。且看《探索・发现》，该栏目“倡导‘娱乐化’纪录片的理念，采用讲述精彩故事，设置引人入胜的悬念，运用生动的电视声画手段，向观众呈现出一部部既有较高文化品位、知识内涵，又有很强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电视节目。”其播出的一系列纪录片中，很多纪录片都综合运用了小说、戏剧、散文等多种文体形式，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把内容呈现给观众，表现手段多种多样。比如用搬演摆拍的手法完成历史的再现，运用多种特技手段，加之相关人物访谈，表现效果甚至比电视故事片更加充分。

小时代语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唐代方言；宋代方言；方言学；方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 [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 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 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参考文献：

[1]张永绵. 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J].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1963（1）： 97?106.

[2]何耿镛.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37?44， 28.

[3]华学诚.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6（1）： 66.

[4]柳玉宏. 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8（6）： 49.

[5]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6， 17.

[6]汪启明. 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A]. 中国语言学（第四辑）[C].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87?192.

[7]储泰松.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J]. 语言科学， 2011， 12（2）： 113?123.

[8]何仲英. 中国方言学概论[J]. 东方杂志， 1924， 21（2）： 31?63.

[9]刘红花. 《广韵》方言词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10]储泰松. 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J]. 语言研究， 2004， 24（2）： 73?83.

[11]王智群. 《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1（5）： 102?104.

[12]赵振铎. 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第三辑）[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346?359， 268?293.

[13]罗常培. 中国方音研究小史[J]. 东方杂志， 1934， 31（7）： 141?154.

[14]许宝华， 汤珍珠. 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J]. 语文研究， 1982（2）： 122?132.

[15]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89， 199.

[16]张玉来. 方言音韵学研究小史[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97?99.

[17]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J]. 中文自学指导， 2007（1）： 33?38.

[18]崔骥. 方言考[J]. 图书馆学季刊， 1932， 6（2）： 194?194.

[19]周祖谟. 问学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494?656.

[20]丁介民. 方言考[M]. 台北：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 66.

[21]徐时仪. 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J]. 文献， 2005（2）： 279.

[22]时永乐， 门凤超. 唐代的方言著作[J]. 文献， 2007（2）： 66.

[23]汪寿明. 《广韵》与方言[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1）： 33?39.

[24]马重奇. 《类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方言别录》所辑唐宋方言[J]. 语言研究， 1993（1）： 136?143.

[25]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J]. 语言研究， 2003（1）： 61?69.

[26]冯庆莉. 《广韵》和《集韵》的方言词比较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27]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36?45.

[28]刘晓南. 朱熹与闽方言[A].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6?78.

[29]钱毅.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J]. 社会科学家， 2010（1）： 150?153.

[30]王耀东. 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1.

[31]陈钝. 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9（8）： 112?122.

[32]陈炳迢. 辞书概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0.

[33]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1.

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Mobile Station for the Post-doctors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