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范文第1篇
一、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1．太阳高度——太阳光线对于地平面的交角（即太阳在当地的仰角）。
2．正午太阳高度——一日内最大的太阳高度。
3．正午太阳高变化规律
（附图 {图}）
（1）纬度变化规律
让学生读“夏至日和冬至日不同纬度的太阳高度图”，并补充“春分日和秋分日不同纬度太阳高度图”， 问：二分日和二至日太阳各直射在哪一条纬线上？不同纬度的正午太阳高度大小怎样变化？学生回答后，要求 在图上标出由大到小的箭头。据此进行小结。无论什么季节，正午太阳高度总是由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向南北二 方依次递减。距太阳直射点的纬度相差1度，则正午太阳高度减少1度。如夏至日，太阳直射在23°26′ n，北极圈距北回归线（66°34′－23°26′＝）43°08′，其正午太阳高度为（90°－43 °08′＝）46°52′；南圈距北回归线（66°34′＋23°26′＝）90°，其正午太阳高为0 °。
（2）季节变化规律
由于太阳直射点的周年变化，某地当太阳直射点移来时，正午太阳高度就增大，反之则减小。不同季节各 纬度正午太阳高度可用图二表示。按有无太阳直射，可分为两个区域的变化状况，可用表一说明。
表一 各纬度因季节变化引起的正午太阳高度变化
（附图 {图}）
根据图二和表一小结：
（附图 {图}）
①6月22日前后，北回归线以北达到最大值，整个南半球达到最小值；12月22日前后，南回归线以 南达到最大值，整个北半球达到最小值。
②由于北回归线以北和南回归线以南没有太阳直射，一年中只有一次最大值和一次最小值；南北回归线之 间的地区，有太阳直射，一年中有两次最大值，除赤道外，只有一次最小值。
4．正午太阳高度变化原因
（附图 {图}）
二、昼夜长短的变化
1．昼长和夜长的表示方法
读“昼半球和夜半球图”，明确昼弧、夜弧及其长度所表示的地理意义。昼（夜）弧所在的纬线长表示昼 （夜）长。如昼（夜）弧的纬度长度为120°，即昼（夜）长为8小时。
2．昼夜长短的纬度分布
读“昼夜长短变化图”，问：北半球什么时间昼长（短）于夜？什么时间昼最长（短），什么时间昼夜半 分？赤道上全年昼夜长短怎样？南半球的昼夜长短变化与北半球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然后填出表二中括号内 的内容：
表二 二分日、二至日全球昼夜短状况
（附图 {图}）
3．昼夜长短分布规律
问：“昼夜长短变化图”中的四个日期，太阳直射点各在哪条纬线上？各朝哪个方向移动？它是怎样影响 全球昼夜长短的变化？填表三中括号中的内容
（附图 {图}）
表三 昼夜长短纬度分布状况
从表三可得，昼夜长短的变化总是随太阳直射点的位置及其移动而变化，即昼夜长短变化规律与太阳直射 点周年变化规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以下表表示：
（附图 {图}）
然后让学生对比说明：同一纬度上不同季节和同一季节不同纬度上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变化规律。在 此基础上，可用列表形式（表略），小结太阳直射点、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连续变化过程。
三、四季更替
1．四季划分
（1）天文四季
表四 天文四季（北半球）
（附图 {图}）
（2）我国气候统计划分的四季
表五 我国气候统计四季（中纬度地区）
（附图 {图}）
2．四季成因：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课程 地理教材 教学设计
一、学习目标及内容选择
地球运动是地理环境的形成,以及地理环境各要素运动变化的基础,因而也是高中阶段地理学习的基础,“认识地球的运动特点及其地理意义”无疑是高中地理重要的学习目标之一。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学习地球的运动,但要求比较低,其学习目标为“认识地球的运动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即只要求了解现象。高中阶段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强调认识现象本身的规律性及其成因。
二、课程标准的解读
地球运动及其地理意义是本模块内容的重要基础理论,对于认识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都要着重要意义。本条“标准”中的行为动词用“分析”,表明对本条“标准”的要求从义务教育阶段了解现象的层面,上升为理解规律和成因的层面。
地球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运动形式,如绕地轴自转、绕太阳公转、随太阳参与银河系的运动等。即使是公转,也不只是简单地绕太阳作椭圆运动,而是作绕日地质心运动,也作绕月地质心运动。在中学阶段,一般只研究地球的两种基本运动形式——绕地轴自转和绕日公转。
要分析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就要认识地球的运动规律。一方面,根据不同的参照系,地球运动有视运动和真运动的不同,另一方面,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是同时进行的,两种运动叠加、合成了地球的运动,因此,应关注地球自转和公转之间的关系,避免孤立地分析某种运动。
地球运动产生的地理现象,主要包括昼夜交替和时间差异、地表水平运动物体运动方向的偏转、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四季更替、五带等。从成因分析,这些地理现象相当一部分是地球自转和公转共同形成的。地球自然和公转形成了黄赤交角,决定了地球表面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导致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变化,从而形成四季和五带。
本条“标准”要求分析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因此,不仅要分析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且分析这些现象对地理环境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后者更为重要。其中,地表水平运动物体运动方向发生偏转的原因(地转偏向力的形成),因涉及较深的物理知识,“标准”没有提出要求。
三、考点规范的表述
1.地方时
所求地的地方时=已知地的地方时±4分钟×两地的经度差(东加西减)。求经度差时以0°经线为准,同侧经度相减,异侧加(同减异加)。
2.时区
①求某地所在时区:用当地经度除以15°,余数小于7.5°,所处时区为所得商数,余数大于7.5°,则所处时区为所得商数加1。若在东经度即为东时区,在西经度为西时区。
②时区差的求法:以0时区为准,若在0时区同侧,则时区号相减,异侧相加(同减异加)。
③所求地区时:所求地区时=已知地区时±两地时区差。若得数>24,则减去24,余数为次日时刻;若得数
3.日界线
自然日界线:地方时为0时的经线,两侧日期不同,时间连续。
人文日界线:即国际日期变更线,大体与180°经线重合。
日期分割:由0时经线往东至日界线(180°)为地球上的“今天”,往西至日界线为“昨天”。
4.过日界线的日期变换
180°经线以西为东经,以东为西经(以0经度为界),东12区比西12区早1天。自西向东过人文日界线,日期要减1天,自东向西过人文日界线,日期要加1天。
5.昼夜长短的变化
①北半球夏半年(春分—夏至—秋分):太阳直射北半球,北半球昼长夜短,纬度越高昼越长。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各纬度昼最长、夜最短,北极圈及其以北出现极昼。
②北半球冬半年(秋分一次年春分):太阳直射南半球,北半球昼短夜长,纬度越高昼越短。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各纬度昼最短、夜最长。北极圈及其以北出现极夜。
③春秋分: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
6.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①由太阳直射的纬线(太阳高度为90°)向南、北两侧依次递减,递减的纬度数等于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值;昼半球太阳高度>0°,夜半球
②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夏至日出现最大值,冬至日出现最小值;南回归线以南地区,夏至日出现最小值,冬至日出现最大值;回归线之间地区,最大值出现在直射点经过该纬度的时候(即太阳直射),最小值出现在两至日的一天。
7.正午太阳高度的纬度分布规律
春秋二分日:由赤道向南北两侧递减。
夏至日:由北回归线向南北两侧递减。
冬至日:由南回归线向南北两侧递减。
8.正午太阳高度角的计算
①两地正午太阳高度差二该两地的纬度差。
②正午太阳高度=90°-Δ(直射点与所求点的纬度间隔)
③夏至日时,北回归线以北地区正午太阳高度角达一年中的最大值,南半球达一年中最小值;冬至日时,南回归线以南地区正午太阳高度角达一年中的最大值,北半球达一年中最小值。
④H=90°-(?准±δ)。H表示正午太阳高度,?准表示当地纬度,δ表示太阳直射点的纬度。两地同在北半球或南半球,用“-”,若两地跨越南北半球用“+”。
四、经典高考试题详解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01-10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中共十第一次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指导原则与任务提出，从而表明了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
自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来，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在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社会治理等领域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与人们的预期仍有较大差距，而且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又亟待全球治理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这一切致使人们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情况来看，全球治理出现了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1.国际体系的转型
这里讲的国际体系转型主要指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国际体系的转型已经讲了多年，最早是用来分析冷战结束后两级格局的解体，国际体系从两极争霸开始走向多极化。其间，先是美国一超地位的突显和中、日、欧、俄诸强的成形；接着是美国超强地位的相对削弱，公认诸强的相对走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转型才有了新的质的变化。可以说，自冷战结束以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国际体系转型尽管意义也非常重大，但并不具有根本性。因为西方的绝对主导地位并未受到挑战，相反，美国的一超地位还得到某种程度地确认与强化。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动，美国的超强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开始。做出这种论断的依据是经济实力的消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以汇率计算，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而非西方世界在同期则从16.4%提升到38.1%。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同期64%下降至49.8%；而非西方国家则从35.9%上升至49.9%，历史性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西方世界。这充分表明，从经济实力上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已群体性崛起。
所以，无论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是促进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非西方世界都已举足轻重。而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自然就会出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要求提升话语权和决策权的明确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增加，金砖国家更加机制化的整合，都反映了这一新的走向的实施和受到当下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承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国际体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权力结构的转型，尽管还是初步的，但意义非凡。对全球治理而言，如何认识这一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如何认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定位与新作用，就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之一。
2.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突出
从理论上讲，全球治理强调两点，一是审视当代国际事务时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全球观念，即人类整体、地球整体的视野与观念；二是参与治理的主体必须多元化，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换言之，全球治理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领土政治、国际治理的框架，在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中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在实践上，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著名政治家与政府首脑都积极回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践行第三条道路，从而使得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球治理最有代表性的时期。
新世纪以来，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明显感到，应对这类危机国家仍是勿容置疑的主导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在能力还是影响上都难以和国家相提并论。这一现实，导致了国家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中地位与作用的再次凸显，从而冲击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理论是针对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片面性提出的，其理论基点是全球主义，以及对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强调。因此，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更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而相对忽视国家的作用，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一排斥或否认国家的作用。事实上，这一偏差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受到反思，其相应的理论表现就是“元治理”。元治理特指一种伴随着治理趋势的“反向过程”，即从社会中心退回到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中心，强调国家在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必须平衡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层次的治理，并相应地协调它们的行动。当然，元治理中的国家不同于作为统治者的国家，它不再是最高权威，而需要通过协调其他主体来“延伸”自己的权力，它必须自觉废黜自身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在反思中向公民社会和市场放权，与其建立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毫无疑义，“元治理”所主张的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的多元行为体共治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对于科学而客观地认识国家在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找准自身的定位，协调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共同管理好人类公共事务有重要意义。然而审视当下的全球治理，我们不能不担忧地指出，全球治理在理论上纠正20世纪90年代夸大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片面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出现夸大国家作用的倾向，从而为国家主义理念与价值的回归创造了条件。
3.国家主义的回归
如果上述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和治理主体作用的变化，从一般的现象层面就可以感知，那么，隐藏于这两个现象与事实背后的则是国家主义理念、价值的强势回归。表现如下：
其一，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转型方面，人们更关心的是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集团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较量；更津津乐道于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较量。而思考和分析这种较量的基点是国家主义，是至今仍主导着国际体系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思维框架，即何者为国际体系的中心，谁主导当今国际事务。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贝里2011年发表的专著《美国世界秩序的缘起、危机与转型》，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已进入一个转折点，全球治理旧体制出了故障，两大挑战值得关注。一个是新兴国家对影响力的追求，即力量对比凸显全球治理中领导权的变化；另一个是全球相互依存的加深，发散性威胁涉及每一个国家。他所关注的是如何针对上述两大挑战改造和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特别是美国如何应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学者撰写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一文则代表和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的观点，其理论立场与价值取向也非常鲜明。即中国在当下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如何把握机遇、强健自身、推进国际权力结构向中国倾斜。
其二，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初期国际社会以G20为平台，体现了全球主义的视野，采取了比较有力的促进发展、加强金融管理与监控的举措。如美国先后出台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和78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德国拿出5000亿欧元救市，法国拿出3600亿美元用于金融援助，英国向银行注资500亿英镑，日本推出价值27万亿日元（相当于27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韩国推出1300亿美元的一揽子金融救援计划，而中国也出台4万亿元（约合63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G20连续三年分别召开了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首脑峰会，讨论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但随着金融危机所蔓延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危机，以及导致政治上的动荡，不少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打起了贸易战，置人类整体利益于不顾，纷纷举起了维护本国利益的旗帜。
其三，在防止气候变暖问题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起，气候谈判明显从全球主义倒退，回到国家主义立场。不同集团与国家的政治较量加剧，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权重加大。于是，妥协和对话的弹性日益缩小，达成减排和气候治理新框架、新方案的希望不断遭受挫折，其前景不容乐观。
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除上述三个典型外，在各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中都有不伺程度的表现。美国“重返亚洲”和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指向及其所造成的亚洲局势的紧张，中日因归属而导致全面的安全困境与对抗，俄美因斯诺登事件而加剧的互不信任，伊朗、朝鲜在核查以及地区安全中的强硬立场，印度炫耀军事力量的指向，凡此种种，都渗透着毋庸置疑的国家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刚刚提出时，全球主义更受青睐的境况有了明显区别。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与评估
在明确了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后，有必要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进行总结，并从理论上予以评估。这样，才可能对当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做出分析与展望。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表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日益增强，范围明显扩大。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增多。比如，中国每年出境公民人数已从改革开放前年均不到一万人增加到近8000万人，国内境外旅游人数已每年突破5000万人次，海外务工人员一年也近100万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二是提升大国地位的需要。中国目前已是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关注全球公共事务，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要维护自身利益，还要维护和推进人类共同利益，这是大国的责任与义务。
其二，中国偏重全球经济治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贡献突出，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举世公认的作用。一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积极救市，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制度化变革。中国在金融危机后G20集团的历次会议上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加强协调、密切合作、共度难关、实现共同发展；强调G20的制度化建设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此外，中国还努力凝聚新兴大国力量，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在2013年第五次金砖峰会上，中国为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做出重要努力。
其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显然是政府，非政府（包括NGO、公司、个人）力量依旧薄弱。
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体的共同治理，而不是国家行为体唱“独角戏”。如果仅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治理，那只能称之为国际治理而不是全球治理。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一定发展，甚至也有个别的NGO在国际上显露头角，但总体上讲，我国NGO的发展还远为不足，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与能力，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NGO更是稀缺。一方面是强国家、强政府；另一方面是弱社会、弱个人，这就导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仍是政府。
其四，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比重较大，跨国合作“全面开花”。
全球治理的理论产生于西方，它更多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事务的见解，从而也决定了西方全球治理的特殊视角。即强调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的机制、关系与活动，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所参与或试图介入的机制与活动，涉及全球公民社会、超国家组织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国则囿于自身的国情与传统，更习惯于把全球治理从全球层面内化到国家层面，从而形成独特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这种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是指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三大主体在一国之内开展对话、协商与合作，治理威胁人类的各种全球问题。它与经典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聚焦于一国之内而不是全球层面，三大主体协调治理某一国内的全球问题，现象是国内的，而意义却是全球的。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政府、政府问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已在中国各省针对扶贫、防治艾滋病、禁毒、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跨国合作项目。如中英两国政府开展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贵州省环保局、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渐进组织等开展的《草海跨国合作项目》，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云南省开展的《云南省多部门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等。这些跨国合作项目有效治理了体现在中国的全球问题，既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评估
鉴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分析，不难做出这样的评估：
其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有生力量，特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
其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觉性、积极性都有明显提高，但至今仍是全球治理中的“配角”，表现出被动性、滞后性。
就中国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而言，我们的确在与时俱进，表现出对全球治理的认同与积极实践。但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依旧不是全球治理中的“主角”，仅仅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地位显赫；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众多领域，我们更多的还是一个配角。无论在认知与理念，还是对策与行动方面都表现得被动、滞后，难以同新兴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其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多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其主导性理念仍是现实主义、国家主义，加上有保留的多边主义，远未提升到全球主义的高度。
毋庸讳言，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指导理念已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仅仅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突破现实主义、国家主义的藩篱，在有效追求合理国家利益的同时，寻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其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包括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高，尤其是后者）。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有赖于硬实力与软实力。中国已是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在今后10-20年内有望居于世界第一。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总量固然非常重要，也的确是衡量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更高科技含量，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经济发，模式与管理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的统筹、协调发展等等同样是衡量一国硬实力的重要指标。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距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至于软实力，更是当下中国的“软肋”。GDP挂帅所导致的人文素质的下降，唯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膨胀，伦理道德的滑坡，腐败之风的盛行，法治的不健全，使得我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难以产生与新兴大国地位相称的制度、价值、道德的吸引力、说服力，所以加强软实力建设，乃是重中之重。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基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面对全球治理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当下的中国应以何种新的理念、对策与行动参与全球治理呢？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视角与支撑点
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是2l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是基于对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正确认识，即人类整体性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日益凸显。换言之，从阶级、意识形态、国家的视野转向整体、全球的视野，认同人类日益增多的共同性，是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的理论视角与支撑点。正如新世纪以来召开的第十六至十八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共同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等等。显而易见，在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宣示中，强调共同性、认同整体性已成为一个标示性理念，从而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划时代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以何种态度、行动参与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价值定位
在明确并自觉认同人类整体性和利益共同性的理论基点上，需要确立两个理念与价值，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其一，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抵制当下国家主义的诱惑。
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全球相互依存，已经开始把全球现象、全球问题、全球关系、全球价值等等新元素融入世界历史，人类已不可能再局限于领土国家之内应对生存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清并逐步认同这一大走势，是坚持全球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历史前提。
“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首先就是要明确全球治理的精髓是强调价值与理念的全球性，从而坚持全球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其次，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导向势必要求制度与机制设计的超国家导向，也就是说要突破现有国际机制仅仅立足于国家的陈规与习惯，着眼于全球性事务与关系的制度设计，以克服当下全球治理中制度不适应的现状。与此同时必须明确，全球治理坚持全球主义的价值导向，并不否认和回避国家的现实作用。全球治理反对回归于传统的国家中心、国家主导，主张多元行为体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但也深知，最有能力和实力推进全球治理的的确是国家。因此，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正是国家的现实重要性，以及国家乃至国家间关系与事务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比重，使得我们有理由说，全球治理离不开国家主义。对于不同国家，由于发展阶段、历史传统的差异，更需要在确立人类共存共赢的全球主义的同时，通过对话与协商，采取有区别的、可行的政策推行全球治理。
由此可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实施全球治理的理性选择。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在理论上站在全球主义的制高点，认清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区别；但在实践上，在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立足国家主义的现实，努力寻求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平衡。
其二，倡导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反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至今为止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信奉与遵循的原则与理念。其依据首先来自于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即认为国家像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本性，不可改变。其次来自于现实主义的权力与利益观，即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追逐权力及其由权力规定的利益，这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必然是追逐权力与利益，这也是无法超越的本性与现实。显然，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思维与理念。国家主义坚持国家中心、国家本位、认为国家的至上性、国家利益的神圣性、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学说与理念，对内将国家凌驾于个人的权利、利益和要求之上，对外则习惯于以对抗性思维处理国际事务，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当今世界，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使得国家主义的思维与理念受到质疑与挑战，片面追求一国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为不可能。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协商、对话，甚至妥协、让步才能解决，共存共赢已成为时代的新理念与新选择。在这种文明转型与世界转型的背景下，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应该进行反思。需要倡导的是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在有效维护本国合理利益的同时，寻求人类共同利益。这正是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应倡导和引领的理念。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不言而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管理水平、社会成熟程度、法治状况等诸多方面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长期定位，这一定位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深化国内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我国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特别是经济总量上的快速增长，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今世界的经济事务与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政治社会事务也日益要求中国发出更多的声音。因此，中国身份的定位必然是两种身份的兼顾与并存，不可能也不应该片面强调任何一种，尤其是不能用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来替代或忽视新兴大国的定位。从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来看，承认并更好地诠释我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权利与责任，避免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实用主义地选择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定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着力点定位
有了明确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支撑、理念选择与身份定位后，具体的参与对策与行动就是要找好、找准着力点。如前所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偏重于全球经济治理，偏重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则显得不足。如何改变这一境况？加大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力度无疑是一种好的选择、好的路径、好的着力点。理由在于，全球治理的落实与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多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有效管理及合理使用。因为，当前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管理与使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同时，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也承载着国际社会的更多期待，突出表现为国际社会上“中国责任论”的呼声。所以，无论从改变全球治理失灵，推进全球治理深入，还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化解某些疑惑与不满角度而言，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物品，更积极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管理与使用，使其更公正、合理、有效，都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最佳选择和着力点。
我们应当承认，在物质层面，我们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虽然增速较快，但总量小、担负率偏低，似与GDP的高速增长不够匹配；在制度和理念层面上，我们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识不够自觉，能力更为欠缺。因此，从全球公共物品着手，展现中国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意愿与实际行动，就意味着我们要增强自信和责任意识，从物质、制度、理念三个方面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同时，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崛起中中国的文明形象，而且还能够引领整个国际社会理念的变革，让全人类在共存共赢、共同繁荣的转型中受益。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球化，公共行政，国家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46:48:00全球化与公共行政字体大小:小大全球化与公共行政
。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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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sp;*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18]戴维·科尔顿（DavidKorten）《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第165页，西哈特福得：库马瑞恩出版社，1995年。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联合国 全球治理 公民社会 主权 世界公民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1]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2]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3]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4]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5]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国家（民族）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
三、如何面对全球公民社会
迄今为止，联合国仍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但是，联合国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有效地应付未来的挑战，就需要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联合国的结构中。目前，一个独立于主权国家权力的“世界公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已经出现。全球公民社会以跨越国家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它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需由国家中心治理与非国家中心治理(即全球公民社会治理)两个层次的全球治理构成。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传统的治理一直是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的权力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是在国际社会中惟一的行为体。但近些年来，各种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不断扩大和加深，它们部分地分割了原由各国政府承担的职责，部分地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真空，部分地承担起新的责任。以它们为代表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联合国基本结构的一部分。而国家中心治理目前虽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只是多种行为体之一，不再是国际舞台上无所不能的、惟一活跃的角色。
全球公民社会与各国政府的地位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指向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前景，也为联合国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何种方式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联合国组织框架内，是近些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提出将非政府组织作为“人民代表制的基本形式”纳入联合国的框架，目前人们提出的联合国两院制或三院制的方案，便是循着这个思路描绘的未来联合国组织结构的蓝图。
无论联合国改革采行何种方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全球性公民社会将作为联合国基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必将使联合国成为复杂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regime)和价值分配网络，从而使全球治理形成由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行为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6]这个问题对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意义。
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以国内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为前提，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程，目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传统的中国社会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国家与社会两者基本上是重合的。传统的“泛政治化”的政治思维方式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赋予政治意义，纳入政治轨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高度一体化。国家全面控制社会，共产党和政府享有绝对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社会完全被国家所吞没，民间领域被政府权力全面渗透和贯通。没有任何公民社会自主生存的空间，独立的民间组织(CSOs)没有合法地位。当时数量有限的“人民团体”完全与党政机关融为一体，成为其附属机构，并被纳入科层化体制之中。独立的民间组织完全不存在。
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极权体制开始松动，公民逐渐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从消极方面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的权力逐渐退出社会的广大领域，从而使民间组织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从积极方面看，政府推动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也在逐渐规范着政府的权力，使民间组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从那时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在数量的增长和所覆盖的领域的扩张方面是惊人的。与此同时，民间组织从总体上也获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自主性。[7]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引进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从而使培育公民社会的目标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而中国政府从1998年起，也将民政部的“社团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表明民间组织的“民间性”特征已为官方所接受。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以“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广泛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但是，按世界上流行的标准，中国的公民社会还远未成熟。今天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非官方性。中国现有的民间组织中，有一些已经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政府的领导只具有象征意义；还有一些重要的民间组织仍然是党政机构的一部分，像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甚至不属于民间社团管理范围，完全融入党政机关。处于两者之间的多数民间组织，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上受党政机关的最终控制，但在其本身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和活动范围。所以，中国的民间组织可以说属于“准民间组织”，也可以说是“准官方组织”。或许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它们深深地卷入了政府及政府间的运作，所以称之为non-state organizations更恰当。[8]它们都有官方与民间双重特征。从一个角度说，是党和政府机构在民间领域的延伸；从另一角度说，则属于民间社会的官僚化。大体上，对政治生活有较大影响或具有较大潜在影响的民间组织官方色彩更重些，而其它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或距离较远的民间组织的民间色彩更重些。对绝大多数民间组织而言，它们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而是作为党和政府与特定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或作为党和政府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辅助性工具。它们虽然可以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及具体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但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围绕党和政府的需要开展工作。其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参与是有限的，且多处于浅表的层面。体制赋予它们的角色在于加强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分割和限， 制政府的权力；是为政府提供支持而非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
至于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运动，在中国仅仅是微弱的萌芽。在中国，绝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官方发起、组织、指导或领导的。这些运动都属政府行为。非官方的社会运动或受到怀疑、岐视，或直接受到压制。
国内公民社会的不成熟，是走向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对中国提出的新的挑战。
由于国内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便使其不能充分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作为其积极活跃的组成部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将使中国社会的大量利益和要求得不到充分表达，使中国社会在全球治理中不能获得与其社会规模相当的影响力。
公民社会对全球事务的广泛深入参与，以及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利的。一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中国学者仍按传统的方式思考问题，将公民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视为西方国家企图削弱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但从长远看，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能够使那些在全球问题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发达的地区或群体参与治理结构，使他们获得最大的价值和利益。在政府间组织中，握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必然起主导作用，联合国组织方式中赋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特殊权力便是明证。但在全球公民社会的组织网络中，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因素会下降，而人数和参与强度的因素会上升。所以，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将部分地抵消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因经济和军事等强势带来的优势，促进全球治理体制的民主化，发展中国家将是受益者。
由于公民社会在国内缺乏相应的独立性，所以使其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兴起，是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大量的全球性问题，所以，公民社会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弥补政府的不足，就需要有与政府不同的新的组织形式、代表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新的议事与决策程序、新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等等。但如果政府对民间社会控制过强，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工具或政府职能的延伸，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其独有的价值。
与政府相比，民间组织在国际组织中具有代表和表达民间利益的直接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政府代表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但公民社会由无限多样化的公民团体组成，与全球公民社会其它同类组织一起，表达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政府试图涵盖这些无限多样化的利益和要求是不可能的。
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结构中，不仅要表达利益和要求，还要参与分配资源和价值，制定国际规则，作出承诺和承担采取相应行动的责任。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在国内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和实际能力，履行其承诺和担负起责任。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下，社会很少自主性，政府包揽一切公共职能。政府是动力之源，社会是被推动者；政府是规划和倡导者，社会是被动的响应者；政府是积极的角色，社会是消极的追随者。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会使中国仍然以单一的政府角色参与复合多元的全球治理网络，应付非常繁杂的问题，对此政府必然力不从心，难以真正发挥其作用和履行其职责。
无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没有中国公民社会的参与，作为未来联合国组织一部分的全球公民社会将是不完整的；而中国的公民社会如果不能独立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也是不完全的。“解决全球问题潜能最大的是那些市民社会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9]中国只有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其广泛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充分表达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权利，成为全球治理中积极的一员。
四、培养世界公民
联合国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职责，不仅需要在制度、规则、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还需要一种全球公民文化的支持。对今天的人类而言，“世界共和国”的前景也许还十分遥远，但“人类共同体”和“地球村”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要求人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形成新的世界公民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模式。既然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即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全球公民的素质?或中国人离全球公民还有多远?而对中国来说，使每个中国公民具备全球公民意识，也是中国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重要条件。
全球公民意识的首要因素，是人类的每一员对人类共同体的认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要求每个人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将自己视为人类共同体平等的一员。每个人应该认识到，他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一个是人类大家庭；因而他也具有双重身份，即他所在国家的公民和世界公民。为此他应该有两种忠诚和承担双重义务，一个是对自己的祖国，一个是对人类共同体。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狭隘的、排外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构成他们成为世界公民的主要障碍。如果这种民族主义与某种宗教相结合，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或优越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变成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就会形成与其它民族间坚深的壁垒，甚至尖锐的冲突。但中国人与之不同，中国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比较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溶入人类共同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
中国有着多民族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和平相处的历史传统，其多民族国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这种历史传统培育出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以‘同心圆’的形式把个体、团体(主要是家庭、宗族)、国家、宇宙连为一体。”[10]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个人——家庭(家族)——地区——民族——国家——世界构成的若干同心圆。在这个系列上，每一个同心圆都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凸显个人与民族国家两极，个人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民族国家则是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终极界限。但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中国人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一般中国人即使不是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ism)，也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
在历史上，中国不是希腊罗马城邦那样的以宗教为背景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共同体，所以不具有他们那样的排它性和自我封闭性。中国社会是世俗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君—臣共同体，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传统，也没有种族征服和宗教扩张的传统。在父家长式的天子的权威下，所有的人都被视为皇帝的子民。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出现的。但民族主义背后，世界主义的背景始终没有消退。即使在民族生存都成问题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仍不忘人类大同理想。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民族主义抬头现象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容易根据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而产生对它的疑虑和恐惧。无疑，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意识形态作用相对淡化，民族主义部分地填充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白。特别是在9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份子中间，民族主义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深厚的根基，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助长了它的发展，[11] 所以它能兴盛于一时，但难有长久的生命力。[12]
阻碍中国公民成为全球公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近代受侵略的历史给中国人集体意识带来的创伤。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即使不是世界，也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代表。当遇到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而使自我中心的观念遭到挫败后，一种强烈的受虐心理的阴影始终在中国人的心头挥之不去。这容易产生对外界的不信任心理，对受到外界不公正对待，对民族主权、民族尊严受到侵犯特别敏感。传统遗留的天下中心的潜意识和近代形成的世界弃儿的心态，构成中国公民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心理障碍。中国公民要成为世界公民，需要走出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以一种自信、开放的建康心态面对外部世界。
妨碍中国公民以世界公民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公民意识的缺乏和公民行为能力的低下。因为他们在国家管理的层面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
一般说来，一个人首先需要在小的政治共同体内成为公民，也就是说，享受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具有公民的意识、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后才成为更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参与更大的共同体和更高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公民对个人与更大的共同体之间关系产生相应的感觉和意识，需要他具备更高的素质和技能。要成为世界公民，首先要在乡镇、社区、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国家等层面上成为公民，而后通过全球意识的培养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才能成为世界公民。然而在中国，由于民主建设的相对滞后，公民文化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在中国，村民自治和社区民主才刚刚起步，即使在这个最低的层面上，也只是初步运作着半民主的制度，更高层面的民主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思想观念政治心理上，多数公民仍然处于由传统的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当中。由于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所以，中国公民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会受到极大限制。
中国社会面对的任务，是要同时培养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使他们同时学会不仅关心和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同时还要关心和参与全球性公共事务。
四、挑战与变革的机遇
综上所述，面对走向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中国在政府的体制与行为方式、国内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意识的培养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适应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
同时，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也为促进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外部动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国的改革经历也证明，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对外开放是推动国内改革的强大动力，为了进一步开放，就需要进一步改革；而进一步的改革，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争取加入WTO的过程，一方面是TWO接纳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而缩小与WTO规则的差距的过程。加入WTO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我们知道，加入WTO只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域，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或全球治理对中国其它领域的影响，必将推动中国其它领域的改革。
中国需要改革和发展，以迎接全球治理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能够为推动全球治理的平等、人道化，建立人类和谐的关系作出自己贡献。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规划全球治理的目标时，也需要了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及融入国际社会的特殊方式。
-------------------------------------------------------------------------------- [1] 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
[2] 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3] 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4]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
[5] 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第35—42页。
[6] 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 West Hartford，conn.， Kumarian Press，1999，p.193.
[7]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ce)》，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326—350页。
[8] See J.J.Lador-Lederer，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conomic Entities， Leyden， Sythoff，1963，p.13.
[9] Messner， Dink and Fraze Nuschel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1982)， p.5.
[10] 潘一禾，张丽东：《认识现有国际组织的西方组织文化背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12期，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