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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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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经典语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国集》 汉语 唐朝 日本

《经国集》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汉诗集。由淳和天皇刺令中纳言良岑安世、滋野贞主、南渊弘贞、菅原清公等人编纂,于天长四年(827年)完成。《凌云新集》《文华秀丽集》及《经国集》同为天皇下旨编纂的文集,故称“敕撰”。该时汉风鼎盛,《经国集》成书时间晚于同为剌撰汉诗文集的《凌云新集》《文华秀丽集》。此书名典出曹丕的著名文论《典论·论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怀风藻》这部较早面世的汉诗集不同,《经国集》收录的诗歌不单包括五言诗,还包括长诗、杂言等种类的诗歌,而且着重平仄、押韵。

唐朝时期,中日交流密切,成书于中国唐朝时期的《经国集》受唐朝词汇影响甚大。经研究,《经国集》不仅传承了中国唐朝词汇,也吸收了不少中国古语词,其中有些词汇与本民族语相融合,产生了变异。下面将分别对《经国集》中的汉语词汇进行探源分析。

一、唐代新词

《经国集》中收录了许多唐代词汇,经过查找探源,这些词语首例现于唐朝,暂且称为唐代新词。如:

1.鲲海

《经国集·赋类·小山赋》:“嗟大造之珠品,诚卑细而同庆。於是摄深思於一指,跨鲲海而无居。”

《汉语大词典》对“鲲海”解释为“台湾的别名。”首举例证为清朝丘逢甲《送颂臣之台湾》诗之一:“鲲海三更梦,鸥天万里春。”其实“鲲海”一词古代就已出现,《四库全书》中最早出现“鲲海”一词在盛唐时期《李太白文集》:“而此君独潜光后世,以期大用。鲲海未跃,鹏霄悠然。不远千里,访余以道。”可见,《汉语大词典》收录“鲲海”的例证较晚,而《李太白文集》中出现“鲲海”一词早于《经国集》。“鲲海”应是中国唐朝时出现的新词,日本《经国集》收录并使用。

2.幽襟

《经国集·赋类·枣赋》:“投海传缪公之远虑,在箧开方朔之幽襟。”

《汉语大词典》【幽襟】犹幽怀。首举例证为唐朝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图画》诗:“绘事功殊绝,幽襟兴激昂。”《四库》关于“幽襟”一词的例证也是在唐朝及唐朝以后,“幽襟”应是在唐代出现的新词。

3.延英

《经国集·赋类·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皇欢爰发,睿兴自生。资神泉之开敝,降恩席以延英。”

《汉语大词典》对“延英”的解释为:是延英殿的省称。是唐代宫殿名。举例证为《唐六典·尚书·工部》:“宣政之左曰东上阁,右曰西上阁,次西曰延英门,其内之左曰延英殿。”查找《四库》中“延英”一词都是出现在唐代及唐代之后。因此,“延英”一词也是在唐代开始使用。

4.景宇

《经国集·赋类·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望景宇而高爽,瞻林沼以澄稀。”

《汉语大词典》未收录“景宇”。《四库全书》最早例证是在唐代《艺文类聚》:“於是景宇肃澄,风高木敛,凄气夕衰,零露晨湛。”可见,“景宇”也应是唐代新词。

5.衣缽

《经国集·见老僧归山》:“道性本来尘事遐,独将衣缽向烟霞。定知行尽秋山路,白云深处是僧家。”

《汉语大词典》中【衣鉢】亦作“衣缽”。首举例证为唐代崔颢《赠怀一上人》诗:“竹房见衣鉢,松宇清身心。”目前为止,查找《四库》发现例证都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出现,所以“衣缽”最早出现于唐代。

6.野客

《经国集·奉和太上天皇访净上人病》:“高僧几岁养清闲,病里天花映暮山。野客时来通幽问,疏钟独返白云间。”

《汉语大词典》收录“野客”首举例证为唐杜甫《柟树为风雨所拔叹》诗:“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不过听竽籁。”再次查找《四库全书》中还未找到比唐朝更早的例证,因此,“野客”应是唐代新词。

7.丹阁

《经国集·闻右军曹贞忠入道因简大将军良公》:“久厌轮回多苦事,遥思听法鹫峰中。昨朝剑戟陪丹阁,今夕僧衣向花宫。”

《汉语大词典》收录【丹阁】解释有2个义项:①宫殿中的楼阁。举例证为唐韦应物的《骊山行》:“翠华稍隐半天云,丹阁光明海中日。”②指中书省官署。举例证为唐代李峤的《为王方庆让凤阁侍郎表》:“入参丹阁,出拥彤驺。”目前《四库全书》中“丹阁”的例证最早出现在唐代,因此,“丹阁”是在唐朝开始使用的。

8.金仙

《经国集·和御制闻右军曹入道简大将军良公》:“虽逢圣代多雨露,别是素怀奉金仙。”

《汉语大词典》对“金仙”的解释:指佛。首举例证为李白《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诗:“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四库全书》有关“金仙”的例证最早现于唐代,故“金仙”应是唐朝新词。

9.慧刀

《经国集·归休独卧,寄高雄寺空海上人》:“圣人独出鉴 独卧白云里 忍铠讵为穿 慧刀岂因砥。”

《汉语大词典》收录“慧刀”解释为:佛教语。谓能斩断一切烦恼的智慧。首举例证为唐朝慧宣《秋日游东山寺寻殊昙二法师》诗:“慧刀幸已逢,疑纲於焉析。”查看《四库》中最早收录“慧刀”也是在唐朝,故“慧刀”应是唐代新词。

10.曲弄

《经国集·赋类 啸赋·并序》:“畅山水之曲弄,流吴越之讴吟。尔乃韵无常调,无出不妙,观无定时,有兴是要。”

《汉语大词典》未收录。《四库全书》中“曲弄”并不单独出现,而是与“琴操”一起构成为“琴操曲弄”。如《旧唐书》:“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目前还未找到比唐代更早的例证。“琴操曲弄”应该是唐朝出现的新词,在日语用法中就产生了变化,把“琴操”去掉,只出现“曲弄”。但奇怪的是《汉语大词典》也未收录“琴操曲弄”,应该补录进去。

于丹经典语录范文第2篇

数年砥砺,硕果竞成。如今,中药以及草药质量标准不再是国外科学家一统天下,中国科学家已开始掌握话语权:丹参、灵芝等9种中药标准首次被美国药典收录;钩藤等中药标准进入欧洲药典。这些成果,都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上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团队。团队带头人果德安研究员,回想起这些年来的研究之路感慨万千,“中药标准不能让外国来主导,这一次,我们中国人没再被落下”。

四年凿开坚冰

2012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国药典委员会(USP)会议室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国学者果德安研究员提交的丹参药材标准以全票通过了26个专家组成的USP食品补充剂及草药专业委员会的最后评审程序,从而成为由中国学者制订的、第一个进入美国药典的中药标准。继而美国药典会明确提出“将果德安团队制定的丹参的标准作为今后中药标准进入美国药典的模板与典范”。这是中药国际化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果德安团队用现代科学技术凿开了国际药典的第一块坚冰。

复方丹参滴丸是许多中老年人熟悉的药物,其中的丹参作为我国常用的传统中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之功效。但是,丹参和我国大多数中药材的生产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较原始的自然状态,中药产品加工生产水平低、规范不统一、缺乏科学统一的质量标准及中药安全性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药的发展。果德安清醒地认识到,中药复杂体系活性成分不清、缺乏系统分析方法是制约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和国际化的关键问题。

2008年,中美在国家层面上签订了药典工作合作备忘录。在与国际药典标准对接的过程中,国内药品标准化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在逐一显现。在果德安看来,国际上植物药标准相对成熟,国际上有140多个国家应用美国药典药品标准,评审过程也相对严格,但严格不等同于标准高,而是在方法学上更趋科学、合理和严谨,利于甄别真伪优劣。

以中药当归为例,传统方法是测定阿魏酸含量,但是大量证据显示,挥发油中的藁本内酯类成分才是“命门”,是药物发挥疗效的主要特征性成分。果德安发现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对于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中药标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由于美国药典的收录原则是敞开式的,从提交的方案里优中选优。中药标准走进美国药典一直是中国学者在努力的事情,中国学者此前曾提交过积雪草、穿心莲标准,但因为标准制订的理念和起草的方式与美国药典差别较大,未被采纳。而后来印度专家制定的这两个中药的相关标准却最终被《美国药典》采纳。

当时果德安正在美国药典委开会,得知到这一消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中药标准主导国际标准制订”的战略目标,让中国学者制订的中药标准来主导和引领国际植物药标准。“我国是中药的发源地,在中药标准这件事上,中国不能缺席。”于是他带领团队首先啃下了美国药典砖头厚的技术指南,并指导团队基于已有的深入的基础研究结果,从丹参这味传统的中药入手,开始了国际质量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

在研究团队夜以继日、齐心协力的攻关下,丹参的美国药典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破茧化蝶,完成了。

丹参质量标准和起草说明在提交到美国药典委不久,中国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科学家钱忠直教授就收到了美国药典委员会Maged Sharaf 博士的来信,信中称赞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果德安研究员领导的团队在丹参标准方面所做的工作,指出丹参的质量标准研究工作非常优秀,丹参标准将作为今后中药标准收载入美国药典的典范与模板。丹参标准也赶在印度专家之前成为第一个进入美国药典的中药标准,随后又有灵芝、三七、五味子、红参、薏苡仁等多种中药标准被美国药典收录。

再战欧洲

丹参标准成功带来的蝴蝶效应,一发而不可收。果德安团队参照丹参标准的做法,趁热打铁提交了灵芝、三七、五味子等多种中药标准,均顺利被美国药典收录。

他很快将下一个中药标准国际化的目标瞄准了欧洲药典。然而,欧洲对中医药进入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果德安说,欧洲药典的专家委员会没有来自欧盟成员国以外的专家,也不允许欧盟成员国以外的专家主持制定中药标准,因此进程相当缓慢,一些难度比较大的中药如附子标准已经做了快10年,仍然没有进展。果德安多次往返美国和欧洲,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机制,又被选为美国药典委员会草药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欧洲药典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于是他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中药附子标准的起草工作。他带领团队开展了系统攻关,中间克服了样品的收集、对照品的制备以及有效成分及有毒成分同时质控等各种问题与困难,不到半年就交了一份漂亮答卷,获得了欧洲药典委全体专家的认可。

一次次攻关,研究团队陆续完成了钩藤、桔梗、牛膝、蒲黄、延胡索等十余个欧洲药典的中药质量标准。其中,钩藤是中国学者完成的第一个进入欧洲药典的中药标准。

启蒙者

“在北大校园,他自行车骑得速度飞快。”如今已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的吴婉莹回忆起十几年前刚认识的风风火火、意气风发的果德安。

果德安1962年出生于山东郓城,哥哥是一位乡村医生,受到哥哥的启蒙影响,果德安在高考时报考了中医学专业,“后来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了中药学专业”,1990年,果德安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医学部任教。

在吴婉莹等科研团队伙伴眼里,团队的领头人果德安就是一位始终意气风发的科研“拓荒者”。从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到来到上海成为上海药物所如今的科研领军人物,果德安一直在丹参等中药研究的征途上跋涉,带领团队伙伴们做的都是“拓荒”的事情。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带领团队不易,而拓荒则更难。在团队刚刚成立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科研人员的工资没有着落,果德安天天晚上睡不着,甚至掉头发。相比美国高达50%的科研人头费,当时这个科研团队按规定只能拿出5%科研经费作为劳务费。偏偏那时候新药研发还没有阶段性成果,也缺乏企业的横向经费支持。为了让团队安心工作,果德安一个人扛下此事,“偷偷地”向所里打了一年“白条”。

果德安没有固定休息时间,他笑说自己的工作分三个阶段:上午、下午、晚上。团队成员深夜收到他的消息、电话是常有的事;他办公室窗口的灯,也常常亮至次日凌晨。

果德安除了搞科研,还要学外语。这个自称高考英语不及格的东北人,如今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向国际主流药典委员会提交申请时,专家常常要发问甚至发难,不仅要听得懂,还要答得出,否则就有可能因沟通不畅造成误解。”

不唯此,果德安还是个“空中飞人”。“果老师出差,会开完,立即拎包离开;回国来不及倒时差,就要投入下一项工作。”吴婉莹说。

建国家中药质量检测中心

果德安以研究团队为主要力量建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平台,并成功组建“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果德安科研团队研究制定的血栓通等数个中药大品种质量控制标准在应用后近三年新增销售额100亿元以上,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可控性,从而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和有效。他们开展的“中药复杂体系活性成分系统分析方法及其在质量标准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荣获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研究团队共发表与中药质量标准相关SCI论文349篇,被SCI引用5377次。

正是由于果德安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中药质量标准制订以及中药标准国际化方面做出的突出成就,果德安研究员成为国际上唯一在中国药典、美国药典和欧洲药典三个国际主流药典同时任药典委员的学者。美国药典委员会副总裁Gabriel Giancaspro博士称赞该团队所制订的相关植物药标准在他们所有标准中质量最高,因为其出色工作,让美国药典也成为全球植物药质量标准最新、最高的药典;欧洲药典委员会中药专家组主席Gerhard Franz教授也对研究集体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大大加快了欧洲药典中药质量标准的研究步伐。

果德安以研究团队为主要力量建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平台,并成功组建“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目前正在以此为平台通过国家专项资金和自筹资金共3.3亿元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固定场所的国家中药质量检测中心(第三方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平台),健全中药标准化技术服务体系,形成中药标准化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推动中药产品质量的提升。

创新永无止境

果德安与丹参有着不解之缘,在制定中药丹参标准之前,团队就对现代中药丹七通脉片开展了成药的研究。丹七通脉片是从丹参中提取出丹参总酚酸与三七中的总皂苷,经过药理试验筛选出最佳配比,通过现代化中药生产工艺和指纹图谱技术,使之成为质量稳定的原料药,可用于治疗冠心病和心绞痛,目前正进行IIb临床研究。

针对中药有效成分不明、质量难以控制、临床疗效不稳等症结,果德安带领的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还从传统中药、古方验方中获取灵感。目前,研究员宣利江主持研发丹参多酚酸盐及其粉针剂已经上市,研究员黄成钢主持研发抗糖尿病药物正在开展临床前研究。

于丹经典语录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丹阳方言,综述



丹阳市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二十三分至一百一十九度五十三分,北纬三十一度四十四分至三十二度零八分之间。东邻武进,南接金坛,西北与丹徒交界,东北频长江,与扬中隔江相望。京杭大运河、沪宁铁路自东向西贯穿全境。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丹阳方言处于吴方言和江淮方言两大方言区的交界地带,历来有“吴头楚尾”之称。



“凡属交界地区的方言,大多具有一些醒目的特点,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两大方言区的分界线从丹阳境内横穿而过,把丹阳方言一分为二,这种情况不是太多的。所以丹阳方言本来就有可能成为语言学家研究的一个热点,更何况丹阳诞生了一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1]本文即将从吕叔湘先生谈起关于丹阳方言的研究。



《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吕叔湘先生1947年在成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发表《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这是最早研究丹阳方言变调的文章,也是吕先生方言研究方面最早的论文,同时也是最早研究丹阳方言的文章。《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一文主要讨论了一般的两字变调,没有涉及到多字组的声调。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吕叔湘先生1980年在《方言》第2期《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这是《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研究的继续。吕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丹阳方言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的交界,读书音接近江淮官话,说话音接近吴语,文白异读的字多。读书音有四个调,分别相当于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连读多变调。两字组有六种调式,根据两字连调跟单字调的关系,可以把前一字分成甲、乙、丙、丁四类,把后一字分成A、B两类,这种分类遵循古音的四声和声母清浊分别。三字、四字联调各有六种调式,是两字调式的延长,应用的选择主要决定于首字的子类。此外,与数词、副词、助词、后缀、叠字、衬字有关的连读变调,各有或多或少的特殊情况。



《丹阳方言的指代词》吕叔湘先生1980年在《方言》第4期《丹阳方言的指代词》,这是最早讨论丹阳方言语法的论文。该文把指代词分成人称代词、有定指代词、无定指代词三类,以次列举,说明每个词的语音和用法特点。语音和用法都以丹阳城区话为准。本文把每一类指代词列为一节,每一节末尾引邻近方言做比较,并对语源略做推测。



《丹阳方言语音篇》吕叔湘先生于1991年出版《丹阳方言语音篇》,这本书全面描写并讨论了丹阳话的语音问题。至此,吕叔湘先生对丹阳方言语音的研究,奠定了丹阳方言语音研究的基础。吕叔湘先生对丹阳方言语音的研究着力最多,贡献最大。在声调的描写和分析方面,吕先生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二:一是在声调研究中要区分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二是在声调研究中要重视字调和字类的区别。吕先生根据丹阳方言单字调古今演变的规律,还率先提出了“单字字类”的概念。丹阳方言的单字声调不仅不但跟古声母的清浊有关,而且还跟古喻母有关。吕先生提出:“得从古音出发,按照四声和声母性质分成十六个基本字类,就是平、上、去、入四声各分清声母、次浊声母、喻母、全浊声母四类。”



《丹阳方言的分区》蔡国璐先生1984年在《方言》第2期《丹阳方言的分区》,这篇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丹阳方言的分区问题。该文把丹阳方言分为三个派:丹阳派(指城区及城郊的方言)、官话派(指与丹徒交界地区或邻近长江的方言)、常州派(指与武进和金坛交界地区的方言)。该文在论述三派的地域分布及主要区别之后,还首次提出了丹阳市内存在的方言岛问题。该文指出,丹阳市内存在有苏北方言岛、河南方言岛、湖北方言岛,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此外,该文指出埤城、后巷两镇部分地方的方言较为复杂,因为地处丹阳、丹徒、扬中及武进几县的交界处,各地方言的特点在此都有所反应,很难把它归于哪个派别中。



《丹阳方言词典》蔡国璐先生1995年出版《丹阳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这部词典主要记录和描写丹阳市区云阳镇方言(吴语)的词语条目。在词典的《引论》里,蔡国璐先生介绍了丹阳方言的内部差别(包括四个片区的差别、城区及城郊的差别、城区话老派及新派的差别),丹阳方言的声韵调(丹阳话有包括零声母在内的22个声母、48个韵母、6个单字调及连读变调)并列出了丹阳方言的单字音表,丹阳方言的特点(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角度谈起)。这部词典是蔡先生对丹阳方言的重大贡献之一,也是蔡先生对方言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对初学丹阳方言的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丹阳方言本字考》王建军先生2000年在《镇江师专学报》第3期《丹阳方言本字考》。该文在蔡国璐先生《丹阳方言词典》的基础上酌加补丁,考索了丹阳方言中的26个常用字,提出不同于词典中相关内容的些许看法,并着重与江淮方言和吴方言作了比较说明。但文中展示的丹阳市城区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和蔡先生词典中的内容并无差异。



《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顾黔先生2006年在《山西大学学报》第5期《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该文首先讨论了丹阳方言的共时分布及其过渡特色,总结出了丹阳方言的清浊演变规律。该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语言地图展示了丹阳方言与江淮官话和吴语的分界,尤其是通过否定词“弗[feˀ]”“不[peˀ]”的区别来探讨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



《丹阳方言三音节词构词理论——兼议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机制》王建军先生2007年在《常州工学院学报》第2期《丹阳方言三音节词构词理论——兼议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机制》。文章指出丹阳方言的三音节词不仅构词方式独特,而且在结构类型和功能类型的分布上具有强烈的极性倾向。文章立足于丹阳方言三音节词的构词特征,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内部机制作了适度的揭示。



《丹阳市埤城的河南方言岛》郭熙、蔡国璐先生1991年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丹阳市埤城的河南方言岛》,该文是首次正式探讨有关丹阳市内方言岛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河南方言岛的形成,河南方言岛的语言概况,重点是方言岛方言与光山(方言岛人的祖籍)方言和埤城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对比。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代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为丹阳方言尤其是丹阳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国璐先生的《丹阳方言词典》对丹阳方言的语音做了系统的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蔡先生的《丹阳方言的分区》为后来顾黔先生的《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和郭熙先生的《丹阳市埤城的河南方言岛》埋下了伏笔;吕叔湘先生的《丹阳方言的指代词》是研究丹阳方言词汇的先驱,王建军先生的《丹阳方言三音节词构词理论——兼议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机制》则是从音节角度讨论丹阳方言词汇的开拓者。

于丹经典语录范文第4篇

没想到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对纪录片电影情有独钟的城市也很少有人提起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名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直到今天一提起伊文思的名字,人们的心情仍然很纠结,虽然知道他在世界纪录片电影的地位很重要,但是荷兰人对他的评价仍然褒贬不一备受争议,因为二战时期他选择的是共产主义阵营,在冷战时期对于荷兰人来说选择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由于政治的原因遮掩了他在纪录片电影方面的光辉。所以即使在今天的荷兰,很多人逐渐遗忘这位纪录片大师也不足为奇了。

1945年,伊文思因拍摄澳大利亚工人拒绝为荷兰的货船搬运武器的纪录片而被荷兰政府禁止伊文思出入荷兰长达20多年之久。但是中国人民好像没有忘记这位纪录片大师的作品,30年代的《四万万中国人》、50年代的《早春》、80年代历时5年拍摄片时长12小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依然是纪录片电影的典范之作,使得中国人家喻户晓。

在阿姆斯特丹市区伊文思曾经租住过的五个街区,实际上是他进入实验纪录片电影生涯的开始,在每一个住处我都看不到明显的纪念标志,既没有纪念碑也没有纪念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房子,楼房挨着楼房。如果没有非常熟悉纪录片大师的人几乎很难找到这里,即使从他的楼下经过也必定会失之交臂。

在一位熟悉伊文思的荷兰朋友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伊文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五个住处,每一个地方也只是在外边看一看而已,不能进入实际的房间,因为现在的房子已经不属于伊文思的个人财产,政府由于对他本人的不同看法,一直纠结着,所以也没有更多的有关伊文思的背景介绍,更没有对他个人进行过多的文字宣传和说明。

荷兰是个围海造地的国家,阿姆斯特丹市区实际上很小,市中心就更小了。伊文思前两处的房子现在想想应该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了,楼下就是阿姆斯特丹河和它的分支。阿姆斯特丹素有“北方的威尼斯”美誉,河道四通八达,风景如画,那个时侯的“郊区”应该是比较清静的地方。

虽然伊文思的家境还很不错,父亲是开照相机器材商店的老板,光在荷兰就有五家分店,所以青少年时期的伊文思要想接触电影是轻而易举的事,当时家人还是希望他将来从商继承自己家族的产业,对他一开始选择拍摄纪录片电影是持怀疑和失望的态度。从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每一处房子,完全可以清楚地记录他是如何由一个文艺青年最后蜕变成纪录片电影人的全过程。他生活的时间正是欧洲经济萧条的时期,所以在那个时期,人们要么选择政治左翼要么右翼,很多艺术家包括他的家庭最后选择了左翼的阵营。当时伊文思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和莫斯科等艺术家最聚集和最活跃的地方,接触了先进的文化思潮,从而开始了他对纪录片电影的研究和考察,当时在欧洲同样有很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所以他经常和那些志同道合的电影人聚在一起,观摩一些有关于柏林和俄罗斯内部的纪录片电影,请一些柏林或者俄罗斯的电影人给他们讲解一些有关电影的基础知识,实际上在当时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纪录片电影人,只能说是一个热爱电影的文艺青年,是一个对电影艺术的爱好者而已。对电影艺术的逐渐认识和开始经验都是在他们的一个地下电影秘密俱乐部学习和观摩各种流派的电影开始的。再后来他又到电影技术比较发达的德国柏林学习胶片冲洗工艺,逐渐在技术上了解掌握了电影制作的全过程。

于丹经典语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民间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史

一、梅日更召信俗的诞生和发展

(一)梅日更召信俗的奠基人---乃济陀音

乃济陀音,又译作内济托音、内齐托音,乳名阿必达。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著名首领阿玉奇汗叔父墨尔根特博纳之子。幼年师事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学修10余年后,便有名望。启奏班禅,欲赴他地传法,班禅降旨:“与你从前许愿有关的地方在东方(即指东部蒙古)”。乃济陀音奉班禅之谕,离扎什伦布寺,前往蒙古佛教中心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附近的阿巴嘎哈喇山。后到大黄帽洞,将其作为苦行成就的道场,达35年之久,主要传播蒙传佛教,并且为蒙传佛教的发展培养出了一位最重要的接班人,即梅日更召第一世活佛---迪努瓦。

(二)梅日更召信俗传播基地梅日更召的建立

清朝在蒙古地区大力推广藏传佛教的历史条件下,在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乌拉特蒙古部人民创建了全世界唯一用蒙古语传播佛教文化的基地---梅日更召。并迎请了内齐陀音的得意弟子迪努瓦为第一世梅日更活佛,掌管一切寺庙事务。从此,梅日更召在历史上一度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一座规模较大的宗教圣地和民族文化中心。该召庙原为乌拉特西公旗旗庙,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御赐“广法寺”牌匾。此后,梅日更召不断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773年,乾隆特将一块用满、蒙、藏、汉4种文字书写之匾---“梵昌寺”赐予梅日更召。1934年,九世班禅反藏途中也曾在梅日更召停留三天。

(三)梅日更召历代活佛传承体系简述

梅日更召从创建至今的300多年间共转世了八世活佛。其中贡献最大的为第一世、第三世和第八世活佛。

第一世梅日更活佛:迪奴瓦(约十七世纪人),内齐陀音得意弟子,继承恩师内齐陀音使用蒙古语传播佛教的心愿,在梅日更召开创发展蒙传佛教的第一人。

第二世梅日更活佛:丹金嘉措(?-1716),巩固第一世活佛的蒙古语传播佛教体系并对梅日更召进行了扩建。

第三世梅日更活佛:罗桑丹比坚赞(1717-1766),是著名的佛学大成就者、史学家、诗人、翻译家、精通佛学五明,传说通晓9种语言文字。罗桑丹比坚赞完成了在18世纪蒙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蒙古编年史《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还编写了《梅日更葛根医方》《阴山药物》《八十一首诗歌》等巨著。对原蒙古语诵经体系进行了革新,创造了蒙古语诵经“新念诵法”。通过他的大胆创新,梅日更召蒙古语诵经达到了相完善的程度,无论在译文的格律、经文与韵调的结合,还是在诵经仪式的程序方面均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与此同时,梅日更召蒙传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在梅日更召出家研习佛法的僧众达1000多人,发展了24座附属庙宇。罗桑丹比坚赞对蒙古族佛学、语言学、诗词、医学、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四世梅日更活佛:罗桑丹金嘉措(1772-1812),曾求学安多地区,颇有名气。

第五世梅日更活佛:伊稀却巴拉(1813-1843),精通诗词。

第六世梅日更活佛:贡桑扎布(1844-1848)。这一世转世为乌拉特中公旗王爷的儿子,而王爷和夫人不愿意让儿子出家,于是就给灵童请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师傅来家中教他,所以这一世活佛就没有出家,结果该活佛的转世灵童5岁那年病逝了。

第七世梅日更活佛:伊稀巴勒丹却日格(1848-1899),擅长医学,开创了温泉疗法。

第八世梅日更活佛:格桑丹陛坚赞(1898-1972),蒙古族。1898年出生在乌拉特中公旗牧民家中。1903年被认定为第七世梅日更活佛的转世灵童,1904年,6岁的灵童被迎请到梅日更庙坐床。开始了一个活佛的宗教生活。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成立,八世梅日更活佛当选为首任会长!在1963年6月召开的内蒙古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梅日更活佛蝉联会长。1972年,梅日更活佛在呼和浩特的席勒图召圆寂,享年74岁。

在梅日更活佛之后出任内蒙古佛教协会会长的依次是乌兰活佛,贾拉森活佛,赵九九法师。

二、梅日更召信俗研究保护现状

落实宗教政策以来,梅日更召信俗这一文化现象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很早就有学者对梅日更召三世活佛作了深入的研究。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系的专家汉弗莱教授也多次来梅日更召进行田野调查。

(一)学术研究进展

国内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梅日更葛根(活佛)研究”小组,该研究课题1996年被列为教育部项目。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从英国大英图书馆复制了遗失多年的蒙古文木刻版经卷《梅日更葛根罗布桑丹毕坚赞全集》。经过几年努力,先后以论文集、专著、对原著的注释、汉译等形式出版了5部丛书,共10卷,约200万字。还制作了一套梅里更召蒙古语诵经曲调录音磁带,并用五线谱记录了诵经曲谱108段一并出版,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在2007年6月25日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内政发[2007]57号)》中梅日更召信俗项目(编号NMⅩ―6)入选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2011年5月23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11〕14号)》中,梅日更召信俗项目(编号Ⅹ―85)被成功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嘎拉鲁(已故)、孟和巴图、特木吉勒图等三人。

2012年通过梅日更召第六世乔尔吉---孟和巴图的不懈努力,《梅日更召佛经全集》(蒙古语)已经重新出版。

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拨付150万元专款对寺庙建筑进行修缮。

2016年文化部拨付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金80万元对该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