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过贾谊宅范文第1篇

一、始读诗题，莫忘诗注

贬谪诗的题目有的很明朗，直接在诗题点出被贬的处境，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谪岭南道中作》。有些诗题通过地名含蓄地传达出被贬的身份，如《题大庾岭北驿》、《长沙过贾谊宅》、《再宿武关》、《登崖州城作》。这些题目中的地名“大庾岭”、“长沙”、“武关”、“崖州”都有一个共性的特征就是远离京城，远离朝廷。有些诗题与时间相关，如《中秋月》、《清明》、《寒食书事》。“中秋”、“清明”、“寒食”这些传统节令最易触动诗人的迁谪之感，诱发诗人的人生思考。

当然，也有些诗题不能提供直观的信息，如江苏的考题《醉眠》。这时，我们特别要关心的就是注。考题中提供了注：唐庚，北宋文学家，此诗为其谪居惠州时所作。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醉眠》是一首贬谪诗，降低了鉴赏的难度。2011年江西卷考了黄庭坚的《清明》，安徽卷考了欧阳修的《琅琊溪》，考题中都提供了注，点明了诗人被贬的地点、写作的时间。所以当同学们无法从诗题中判别诗歌的类型时，要紧抓注提供的信息。

二、品读意象，捕捉信息

“世味”指世俗的一切，包括功名利禄、国家社稷、天下苍生等等，如唐庚的《醉眠》中有“世味门常掩”。

“剪莱”，即割草，“行剪故园莱”，传达的是归隐田园的信息。

“孤峰”之景暗示的是观峰之人心情之孤。

“春兰”和“秋桂”是高洁清雅的植物，一般比喻贤士君子。

“丹橘”具有不以岁寒而变节的操守，如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中有“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孤舟”、“微月”、“枫林”三者都与客愁相关，当这三者齐聚首的话，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凄清的意境，使客者更添愁情。如王昌龄的《听流人水调子》中的“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

“寒雨”透露出的丝丝凉意，渲染出别离的黯淡忧伤的氛围，如“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秋草”、“寒林”、“斜日”都是萧条冷清的景物，如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中有“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青青草色”、“鹅黄柳色”、“桃花”、“李花”这些明媚鲜艳的景物通常用来反衬诗人的愁情。如：“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白云明月”洁净而明亮，象征诗人冰清玉洁的节操和淡泊坦荡的胸怀，如“白云明月吊湘娥”。

“落叶”是萧瑟之景，如果落的还是耐霜的枫叶，可见秋风之紧，秋意之浓，如“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

“柳絮”是春天的景物，“梅花”是冬天的景物，当两者并举时，通常是以物候的变化来反映时间的更替。如“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就以凄迷朦胧的景象，传达出人生无常、聚散不定的感觉。

“残灯”、“暗风”、“寒窗”皆为哀景，皆是诗人灰暗心情的写照，如“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

“有声万壑”、“无语数峰”二者相映成趣，营造出和谐静谧的氛围，如“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猿”是个哀愁的意象。“愁肠正遇断猿时”、“猿愁鱼踊水翻波”、“哀猿啼处两三家”等诗句通过“猿”来体现愁情。

三、谙熟手法，辨明用意

贬谪诗常用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贬谪文人都是有罪之身，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重回京城，再受重用。他们心中即使有怨，也不能直接言明，而采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情志，所以贬谪诗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如宋之问在《题大庾岭北驿》中就用比兴手法，由雁而后及人，表达群雁北归有定期，而自己却不知何时才能再来大庾岭，重返故乡和亲人团聚的哀怨的情思。

（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如“风飘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诗人想借赏花排遣闲愁，可看到的是百花凋零的情景；想登楼观月，却无人相伴，只有孤酒一杯。诗中无一字言愁，而所写景物处处显露愁情。

（三）怀古伤今。如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贾谊被权贵中伤，贬谪长沙，刘长卿被人诬陷迁谪长沙，类似的遭遇让刘长卿感慨万千。“怜君何事到天涯”，表面上是“怜悯贾谊”实际上也是“怜悯自己”。“何事”一词言明二人无罪本不该被放逐到天涯。怀古伤今，其实是于曲折处微显刺世之意。

（四）对比。如赵鼎的《寒食书事》。“上冢亦携庞老家”用平民百姓热热闹闹，全家上坟扫墓的场景，与“汉寝唐陵无麦饭”的冷清场景进行对比。以此说明人世变化无常，反映出诗人在经历了宦海的沉浮之后对功名爵位的蔑视。

（五）用典。如黄庭坚的《清明》。“人乞祭余骄妾妇”中愚人的典故出自《孟子》，“士甘焚死不公侯”用的是贤士芥子推的故事。诗人通过一愚一贤两个典故的对举，抒发了人生短促无常的情感。

四、细读诗句，揣摩情感

（一）贬谪之地大多经济落后，远离朝廷，无达官贵人往来，这时诗人最易感到孤独寂寞。如王禹偁的《日长简仲咸》中“日长何计到黄昏”、“此心牢落共谁论”就是这种情绪的直接表露。

（二）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思念京城，思念君主的情感。如王禹偁的《村行》中“村桥原树似吾乡”表达就是因郊游而触发的思乡的惆怅之情。李白的《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中“西望长安不见家”，透露出李白虽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仍然关心国事，眷恋朝廷的心绪和望而不见长安的痛苦之情。

（三）表达忠而被贬，无辜受害的愤懑之情。如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欲为圣明除弊事”申诉的就是忠而被贬、非罪远谪的郁愤。

（四）虽然遭受贬谪但仍然未失去自信，充满了抗争精神。如欧阳修的《戏答元珍》中“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五）身为谪官，心系黎民百姓。如苏轼在《荔枝叹》中大声呼吁“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

（六）乐观进取，豪迈乐观的情感。刘禹锡第一次被贬郎州，看到令无数文人黯然神伤的秋天，一反悲秋的传统唱出了“我言秋日胜春朝”的高歌。又通过一只排云直上晴空的鹤来传达自己豪迈奔放、积极进取之情。

（七）表面上寄情山水力求自我解脱，实则难忘世事的幽愤不平之情。如唐庚《醉眠》就以“馀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来表现自己的闲适、恬淡、超脱，又以“世味门常掩”含蓄地透露了自己依然无法忘却世事的愤懑。

（八）抒发年华老去，功业未成的情感。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长沙过贾谊宅范文第2篇

2、竹里馆（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3、过故人庄（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4、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王维）：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夏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5、归园田居 其一（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

6、田园言怀（李白）：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7、鹿柴（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长沙过贾谊宅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适 诗歌 典故人物 心理机制

用典，是中国古诗词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文心雕龙·事类》释用典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①典故既述说历史，又蕴涵丰富复杂的意义内涵，因此自古以来备受文人青睐。唐代以后，用典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习惯。高适是唐代颇负盛名的边塞诗人，同时也是唐玄宗时期重要的军政大臣。“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②，然而高适早年却仕途蹭蹬、怀才不遇，寄居梁宋、混迹渔樵的经历使诗人常借历史人物直接或间接地表现自我的意识与情感，这在其诗歌中典型地表现为大量使事用典，尤其喜用含有历史人物的典故。

一、高适诗歌典故人物的类型

高适诗歌中的典故人物颇多，据粗略统计不下50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同一历史人物在其诗歌中被反复征引的情况。在众多的历史人物典故中，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一）建功立业者

建功立业是中国古代文人普遍的追求，高适认为“圣代即今多雨露”③，自信能够在这个开明的时代施展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常用历史上建立不朽功勋的人物比拟自己，表达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今日逢明圣，吾为陶隐居。”（《送虞城刘明府谒魏郡苗太守》）高适将自己比做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田家春望》）又将自己比做曾为刘邦说齐七十余座城池的高阳酒徒郦食其；“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还将自己比做曾经令洛阳纸贵的晋代文学家左思。这些诗歌用典故人物自拟，都表现出高适对功业的积极追求。

《旧唐书·高适传》称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②在高适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侠义精神，他崇尚节义、尚勇好武、希望仗剑行天下。高适的这种追求，使他对慷慨为国、献身边陲的英雄形象多有赞美。高适在诗歌中写道：“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直接歌颂豪侠少年驰骋疆场、抗击胡寇，建下赫赫功名。除此以外，高适还在其诗歌中反复引用古代英雄人物的典故，用以抒写内心的豪壮之气与悲慨之情。

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塞上》）

这是一首抒写诗人政治远见、爱国情操与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诗歌。“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用汉代名将李广典故。李广历守陇西、雁门等地，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令匈奴心惊胆战。诗人身处关外，心忧边疆，在陈述消极防御作战与一味和亲都非边境安宁的长久之策后，慨叹世无李广那样的将领镇守边疆、彻底击败胡兵，赢得边境的安宁。同时表达自己虽然怀有感奋之心，却仗剑难行、请缨无路，只能空自嗟叹。在高适诗歌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汉代名将的典故频频出现。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

“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蓟门行五首》其一）

“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登百丈峰二首》其一）

“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送浑将军出塞》）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

高适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汉代名将典故表达对建立丰功伟绩的历史英雄人物的敬仰追慕或者借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无畏、爱恤士兵批判当今将领骄纵而不体恤士兵，抒发了内心的豪壮之气与悲慨之情。

（二）穷而后达者

高适“以功名自许”，他曾积极热情地谋求仕进，以期创下不朽的功名。开元二十三年朝廷下诏：“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④高适踌躇满志地入长安应征，本指望“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但这次求仕却以失败告终。长安失意之后，高适长期客居梁宋，“以求丐取给”②，生活十分拮据。高适志不得遇的遭遇与古代怀抱宏大但无人赏识的历史人物有着相似性，因此在其诗歌中典故人物最多的是古代那些志不得遇的人，他常在诗歌中用志不得遇的典故人物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怀，或借对志不得遇的古人的同情纾缓自己内心的忧郁。

“忆昔鲁仲尼，栖栖此经过。”（《宋中十首》其六）

“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自蓟北归》）

“田舍老翁不出门，洛阳少年莫论事。”（古歌行）

《论语》中记载：“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候乎？’孔子曰：‘非敢为候也，疾固也。’”⑤孔子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东西奔走、栖栖遑遑席不暇暖，他是古代志不得遇的典型。高适在鲁国游历时，自然想起千载之前孔子的遭遇，再联想到自己，自然容易惺惺相惜。“长剑”指战国时期孟尝君的门客冯谖。在初投孟尝君门下时，冯谖并没有受到孟尝君的重视，反复“弹铗而歌”后虽然孟尝君满足了其愿望，但仍没有发现其才能，而且其他门客讥讽其“贪得无厌”。高适用冯谖的典故表达自己与冯谖一样有着深藏不露的才能，却无人重视，只得失意而归。“洛阳少年”指汉代贾谊。《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洛阳人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⑥贾谊身负奇才、忧国忧民却遭谗受贬郁郁不得志，高适用贾谊自比，表达自己心怀壮志、无路请缨的愤懑。

在饱尝了仕途艰辛和世态炎凉后，高适没有对仕途绝望，而是渴望再次跻身仕途功成名就。于是，高适常以古代历经磨难而终成大业的历史人物安慰和激励自己，这些“穷而后达”者反复出现在高适的诗歌中，如苏秦、蔡泽、范雎、朱买臣、主父偃等。试举数例：

“东邻少年安所如，席门穷巷出无车。”（《行路难二首》其二）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咏史》）

“丈夫遭遇不可知，买臣主父皆如斯。”（《别蔡山人》）

“苏秦憔悴人多厌，蔡泽栖迟世看丑。”（《九月九日酬颜少府》）

在“穷而后达”的典故人物中，苏秦出现的频率最高，在高适诗中多达十余处，且用意十分明显。高适以苏秦早年困窘深受世人鄙弃的遭遇自比或比况他人，以苏秦最终功成名就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来自我勉励或勉励他人。这类诗句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

“长卿无产业，季子惭妻嫂。”（《酬裴秀才》）

“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酬庞十兵曹》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别韦参军》）

“离人去复留，白马黑貂裘。”（《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

“诗题青玉案，衣赠黑貂裘。”（《奉酬睢阳李太守》）

“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别王彻》）

苏秦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战国策》记载：“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下，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路，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⑧苏秦后来发达后，回忆自己的艰难历程，曾说：“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睢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⑧苏秦早年困窘、志不得遇的经历与高适早年求仕失败回归梁宋的情况非常相似，因此苏秦的遭遇感受最能引起高适的情感共鸣。《别王彻》中“季子多黄金”的典故也是有关苏秦的，但这句诗却为评者所诟病，《沧浪诗话·诗评》评此两句云：“金多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⑨严羽从“黄金”的本意理解诗句，认为这有损高适位高而声重的名誉，但实际上这句话仍出自《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典故：“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见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⑦苏秦发达后其嫂一改之前倨傲的态度而为谦卑之状，主要在于苏秦的仕途顺利。因此，高适诗歌中的“季子多黄金”也是借用有关苏秦的典故表达希望朋友仕途顺利的衷心愿望。

（三）贤臣良吏

“激昂丹墀下，顾盼青云端”（《东平留赠狄司马》）、“迹留黄绶人多叹，心在青云世莫知”（《同顔少府旅宦秋中》）心在青云，致身高位，是高适及盛唐文人普遍的理想。高适的这种理想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获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致君尧舜的高尚理想。高适早年长期不遇，甚至为生活所迫躬耕田亩，这种生活使高适对民生疾苦、现实生活都有着较深的体会，“永愿拯刍荛，孰云甘鼎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强烈的忧民之情使高适常在诗歌中咏叹民生疾苦。高适的这种忧生之嗟使他对历史上关怀民生的良吏多有称颂。

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邑中静无事，岂不由其身。何意千年后，寂寥无此人。（《宋中十首》其九）

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闲，千载称其才。临眺忽凄怆，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唯有颂声来。（《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其一）

宓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鲁国君主曾任命其为单父宰，派他去治理单父，《韩诗外传》卷二记载：“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⑩宓子贱治理单父采取仁政手段，因此深得孔子的称赞：“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⑤此后宓子贱便成为古代良吏的楷模。高适在这两首诗中引用宓子贱的典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对现实“寂寥无此人”的慨叹。高适在诗中多次称赞宓子贱，如《同群公秋登琴台》中“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静然顾遗尘，千载如昨朝。”《同房侍御山园新亭与邢判官同游》中“灌坛有遗风，单父多鸣琴。”《观彭少府树宓子贱祠碑作》中“吾友吏兹邑，亦尝怀宓公。安知梦寐间，忽与精灵通”等。在对宓子贱的称颂追忆中表达诗人对良吏的渴望，对民生的关切。高适希望自己的朋友从政能够如宓子贱一样实行仁政，如《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永日恒思单父中，有时心到宛城下。”用宓子喻友人施行仁政，爱惜人才。

二、高适诗歌典故人物运用的心理机制

从以上对高适诗歌典故人物的分类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适在其诗歌中运用的典故人物数量极多，而这些典故人物相当一部分属于穷而后达者，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如苏秦、鲁仲连、蔡泽、冯谖、范雎等。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期，在这个变幻纷纭的历史时代，人才的重要性愈见突出。招贤纳士、笼络人才是统治者重视的问题，可以说谁赢得了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时代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人才的被发掘被重视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功成名就之前，大多士人都经历了长期的屈居下潦、辛酸受辱的生活，但即便如此，有志之士往往能忍辱苟且、不断地积极奔走奋斗，最终达志成名。这种先穷后达的经历对沉沦社会下层但又胸怀大志的士人有着极大的诱惑与激励，“一些具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人，总免不了发思古之幽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伟绩对后人必有激励作用，而后人与前人相同的或不同的遭际更是激发诗情的直接因素。”{11}这种心理机制极为符合高适早年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高适“务功名，尚节义”，却“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长期的困窘潦倒使高适在感情上易于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如苏秦、范雎等人产生情感共鸣，遍干公侯，笑谈以取卿相，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最终使得谋略被采用而跃居高位。事实证明，高适以穷而后达者自励是正确的，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文人中极少的位居高位而显达者。

高适诗歌中典故人物还有一部分属于为官勤勉、关怀民生或建立不朽功勋者，如宓子贱、贾谊、卫青、霍去病等。这些典故人物的运用体现了高适积极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高适以“功名自许”，在他的心目中，宓子贱是贤臣的典范，贾谊是忧国爱民的忠臣，卫青、霍去病等是建立军功的代表，这些人物都是高适所追求模范的历史人物，高适以这些历史人物自励，期望自己也如他们般为国分忧或建功立业。事实证明，高适后来的确做到了。当高适身居高位后，他非常关注民生疾苦，“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②晚年做彭州刺史和蜀州刺史时，高适在诗歌中写道：“驱传及远蕃，忧思郁难排。罢人纷争讼，赋税如山崖。”（《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表现出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高适在诗歌中大量运用有关历史人物的典故，而这些历史典故人物的运用，反映了高适以功业自诩的心理机制，现实遭遇使其壮志不遇，但高适却又能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寻找到心理的慰藉与激励，即便长期沉郁下潦，但始终积极奋进，终于身居高位，实现了早年的宏志。历史人物典故的运用，使高适的诗歌呈现出质实深沉、古意苍然的风格。

注释：

①范文澜注，刘勰.《文心雕龙》（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14.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高适传》卷一百一十一，北京：中华书局第，1975：3331，3328，3325，3328.

③本文所引高适诗歌皆引自孙钦善.《高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④孙钦善.《高适年谱》[J].北京大学学报，1963（6）：59.

⑤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5，42.

⑥（汉）班固.《汉书·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21.

⑦（汉）刘向.《战国策·秦一》[M].卷三，济南：齐鲁书社，2005：24，25.

⑧（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1785.

⑨（唐）严羽.《沧浪诗话》[A].（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700.

⑩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96：158.

长沙过贾谊宅范文第4篇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文化；特色

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关注和认同!并逐渐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焦点，“城市文化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植根于全体市民中的价值观念!他以不同于法律的形式规范着市民的行为，决定着一个城市市民的行为方式与城市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1] 就其本身来说，城市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点!城市文化的产生和演进与城市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及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上说，城市文化是指以城市地域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对关系而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总称。

城市文化特色是实现城市间差异竞争的重要资源，是城市有别于其它城市的重要亮点，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城市过去和现在的浓缩，是物质实体和历史文化的提炼，是城市形象的精髓和灵魂。世界名城北京、纽约、巴黎等皆因其独特的文化沉淀和所产生的城市特色而令人神往，都体现了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能把最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特色代代相传。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株潭一体化是中部六省城市中，甚至是全国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被《南方周末》评价为“中国第一个自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验的案例”。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长株潭城市群的文化建设怎样出击，前提是摸清家底，然后有的放矢，使其特而更特，强而更强。

长株潭城市群湖山秀丽，人文荟萃，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如镶嵌在我国中部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城市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历史文化悠久。长沙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三千年历史城址不变的城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3000多年，因屈原和贾谊的影响而被称为“屈贾之乡”。长沙又称“楚汉名城”，走马楼简牍等重要文物的出土反映其深厚的楚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蕴，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为湖南文化教育的象征。历史上涌现众多名人，留下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时株洲于地名一词最早见于南宋人文集。“株”可能取自株田之“株”。株洲、株田相距数里，五代时株田已较著名。“洲”字取自古人以湘水两岸为洲之“洲”。联缀而成地名。一说因地多槠木，且“槠”、“株”同音，故又名“槠洲”。自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正式定名株洲后，株洲之名沿用至今。湘潭市境内自汉代设立第一个县治－－湘南县并构筑县城(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迄今2200余年。自唐移湘潭县治于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镇)基本确立今湘潭市区和湘潭县的境域也有1250年了。湘潭境内的古代居民，已知的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历史上多数时期三地同属于大长沙，联系紧密。春秋战国以初建的长沙城为治所的行政区管辖长株潭以及周边地区。虽东汉以后唐以前现在的湘潭市区与湘潭县地与长沙分治于不同的行政区。但自唐朝始置的湘潭县，一直隶属于治所在长沙的州、路、府等二级行政区，直到1922年直辖于省。自唐朝起今株洲市区一直是湘潭县的一部分，直至1951年从湘潭县析置。

(二)名人文化突出。在长株潭这方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财富，拥有众多世界级的名人文化资源。其影响之大，名望之重，无出其右，在全国城市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俗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赞誉。这些名人大体可划分为三大群体：一是著名领袖群体。如毛泽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湖南宁乡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湖南浏阳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湖南长沙人。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系湘潭昭山宋氏第二十三代传人。二是文化艺术名人群体。有些文人墨客，在此或守土兴业，或过境留连，或寄怀才不遇之情于花木，或抒忧国忧民之志于山水，留下了众多名篇佳作，使长株潭人文日盛。如屈原长期放逐沅湘，有赋25篇，创楚辞诗歌新体裁，《离骚》为其代表作，充分表现其热爱祖国、同情人民、愤世嫉俗的高贵品格。据南楚民间祭神乐歌写《九歌》，对长沙地区民俗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贾谊为长沙王吴著的太傅以在长沙所作《吊屈原赋》、《鹏鸟赋》最为有名。散文成就在其辞赋之上，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长沙太平街存其故宅遗址。杜甫流寓长沙，结识巴蜀诗人苏涣，巧遇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留下一生的压卷之作。刘长卿曾任长洲县尉擅长近体，尤工五律，自称“五言长城”。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是修身、齐家、治学、治军、治国之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也是中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文学造诣接近桐城学派，后人集有《曾文正公全集》。长沙有其寓所，归葬于长沙坪塘桐溪寺后伏龙山上。齐白石，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历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1955年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1963年诞辰100周年之际被推为“世界文化名人”。南宋名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湘潭隐山碧泉潭畔设立碧泉书堂，广收弟子，培育人才，讲学著述，开一代学风，创立了以“经世致用”为主导思想的湖湘学派，成《春秋卷》，被称为“湖湘文化之源头”。有“近代儒学宗师”之称、清朝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并在辛亥革命后出任近代国史馆长的王凯运；有“近代文学宗匠”之称、“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旷代逸才杨度；杨树达，语言文字学家；田汉、欧阳予倩，著名剧作家；周经生，国际法学家；金岳霖，哲学家。三是著名的革命军人群体。如彭德怀，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司令员兼政委，共和国元帅。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黄公略；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蔡和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萧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共和国开国上将李志民、宋任穷、唐 亮、王 震、杨 勇、甘泗淇、陶峙岳、宋时轮、杨得志、彭绍辉。

(三)红色文化出名。长株潭的红色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红色名人众多。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罗亦农、杨得志等。二是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如：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中有湘潭市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长沙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纪念馆，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起义会师旧址纪念馆，开慧乡杨开慧故居和纪念馆，岳麓山景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湘潭市湘潭县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中有：湘潭市湘乡东山学校旧址；株州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四)湖湘文化浓郁。长株潭的历史文化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精髓。从湖湘哲学思想看，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湖湘文学艺术看，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从湖湘教育看，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从湖湘科学技术看，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扎根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黄伯云院士任职于中南大学。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五)文化产业领先。近些年来，长株潭文化产业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以“快乐中国·湖南卫视”核心品牌为依托的“广电湘军”、以“湘版图书”核心品牌为依托的“出版湘军”、以长沙国家动漫产业振兴基地为依托的“动漫湘军”全国知名：湖南卫视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湖南出版成为了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湖南原创动漫总产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湖南《体坛周报》占据全国体育类报纸60%以上的发行和广告份额，北京奥运会期间日发行量达100万份。以金色年华为典型的酒吧、歌厅文化，以田汉大剧院、琴岛歌厅为典型的演艺文化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同时，长株潭文化产业百花齐放，广电、出版、报业、动漫、演出、娱乐等已形成优势，数字媒体、电视购物、手机报、网络等新兴业态悄然崛起，创造了红网、湖南在线、华声在线、星辰在线、女性在线、金鹰网等有影响的品牌。长株潭文化产业2008年实现增加值324亿元,占GDP的7.1%，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6.9%。拥有30万从业人员。文化产业区位商达到2.21，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度。[2]?

参考文献：

长沙过贾谊宅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唐文学； 南贬诗人； 屈原情结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 “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 462-5 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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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7］ 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白居易.白香山诗集［M］.清四部备要本.

［9］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尚永亮.论白居易对屈原陶潜的取舍态度及其意识倾向［J］.中州学刊，1993(2)：.

［11］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 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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