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名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天祥；白鹭洲学院；启示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119-02

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中，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概被后人万世敬仰。千年绵绵不绝的江西地方书院中，白鹭洲书院以其浓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崇尚气节而闻名于世。文天祥与白鹭洲书院，二者在宋理宗宝三年（1255年）发生了交集，这一年，文天祥20岁，入白鹭洲书院就读。尽管在书院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然而，文天祥思想抱负的形成，生活道路的选择，与他在书院受到的熏陶教育密切相关，其后来常自称“某青原白鹭书生耳”[1]23。后人访谒白鹭洲书院，诗文多感慨系之：“自昔庐陵地，名贤史册香，文章宗永叙，节义重天祥，滟滟清波漾，振振白鹭翔，江公风范在，千古仰遗芳”。

一、白鹭洲书院的教育造就了后来的文天祥

江西地方创建书院，始于中唐而盛于宋。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民办公助”的形式，或由地方政府出面筹建。书院教育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书院教学与官学的不同，在于它的特点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应试获取功名（当然也不反对科举）。

白鹭洲书院由江西吉州知州江万里于南宋嘉熙五年(1241)创办。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江西都昌人。他是朱熹再传弟子，出林夔孙门下，“少神隽，性峭直，遇事敢言”[2]22，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正直官员。白鹭洲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吉安市（古称庐陵或吉州）东面的赣江中，因其地处江心，双水夹流，早在北宋，人们就借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诗句，称赣江中的这一块沙洲为“白鹭洲”。白鹭洲江水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幽静别致，是求学穷理之佳地。书院创办后，江万里明白，育人目标与教师遴选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给书院确立了读书做人的标准：要求学子诵书须心领意会，切莫为应付课试而心浮气躁，做人应坦荡廉洁，切莫为贪图名利而丧志失节。在没有合适的人担任山长（书院里主持讲学的人）的情况下，作为知州的江万里就亲自授课。后离任时正式聘名儒欧阳守道做白鹭洲书院山长。此后，接任书院山长的，也都是品德高尚的名硕醇儒，不只山长，邀请到书院讲学的也都是各界大儒名家。自江万里创办白鹭洲书院后，首开庐陵良好学风，使得学子能以读书穷理、针砭时弊、振兴国家为己任，这影响和促进了庐陵人忠直不屈品格的形成。白鹭洲书院开办以来最为成功的是培育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志士，如刘辰翁、邓光荐、罗开礼、刘子俊、王炎午等。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天祥，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五月初二日出生于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顺化乡富田寨（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乡文家村）。文天祥自幼就在父亲文仪“蓄书山如”的“竹居”书斋接受着严格的家庭教育。理宗宝元年（1253年），文天祥18岁，在家乡参加了科举乡试，成绩优异。20岁那年，文天祥因为仰慕江万里而进入其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学习深造。

文天祥进白鹭洲书院学习时，正值欧阳守道为书院山长。欧阳守道字公权，号巽斋，吉州人，他品行正直，学识渊博，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吉州白鹭洲书院山长，长沙岳麓书院副山长。在白鹭洲书院，欧阳守道继承并发扬了江万里的教育思想，注重培养学生品格，坚持倡导务实学风。在欧阳守道看来，把理想寄托于个人入仕而忘记国家民族的耻辱，是气节丧失的表现。他鄙视那种醉心科场，逐名图利的士风，认为学子们如果自幼在这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氛围中成长，自然为日后不能保持名节留下隐患。假如学子都以科举致仕为治学之鹄的，必将忘记求学之真谛，必然会成欺世之伪士。欧阳守道认为知识分子沦为游末之士、吏青之士与盗窃之士，成为蚕食百姓、鱼肉乡里之人，这是读书人的耻辱与国家的不幸。因此，他在讲学中一边抨击时弊，一边要求学子们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这种浩然之气人人有之，不必外求，只需内养，它能使人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面对物质利诱和困苦磨难而毫不屈服动摇。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被深深地烙印在门人弟子身上。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白鹭洲书院一年来的求学，文天祥在经史方面受到了严格、规范的训练。欧阳守道的教益及其高尚道德与精深学识让文天祥耳濡目染，日夜浸润，获益匪浅。其后来在给欧阳守道的祭文中赞扬先生之学“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1]23。可见欧阳守道的思想对文天祥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文天祥用自己的言行扩大了白鹭洲书院的声誉

宋代是个奢靡而积弱的社会。尽管当时的科技、文艺、经济非常发达，可从皇帝至士民，都崇尚纸醉金迷、肉林酒海的生活，国防实力却羸弱不堪。尤其到了南宋，国家更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宋宝四年（1256年）正月，在白鹭洲书院受业的文天祥赴京城临安（杭州）参加省试。临行前，文天祥写了一首《次鹿鸣宴诗》。“礼乐皇皇使者行，光华分似及乡英。贞元虎榜虽联捷，司隶龙门幸缀名。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1]24。诗描写作者取得了贡士，但其抱负不在于徒取空名（高科），而是保持住清节。这与一般只以猎取功名为目的的考生相比，确实不同凡响。经过省试，二月初一日，礼部发放初榜，文天祥榜上有名。五月初八日，21岁的文天祥参加了集英殿殿试。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文天祥“读书不忘报国”，面对朝廷的内忧外患，在回答理宗皇帝殿试题中的“人才乏而士习浮”这一问题时，他痛陈时弊，指出了士习不正、气节沦丧与国家人才衰败的重要关系：“何谓人才乏乏？士习蛊之也……士习厚薄，最关人才。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厚今之人才，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这个论述是深刻的：在唯利是趋的教育制度下，有几个能自拔于流俗呢？结果只能培养出趋炎附势之徒，而不是安邦治世之才，只有改变学风才能造就真人才。应该说，文天祥这一番对于人才与教育的论述与其在白鹭洲书院的亲身体会密切相关。从“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江万里与欧阳守道的教育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由于文天祥的“御试策”切中了时弊，提出了改革方案，表述了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1]32。凭借这篇策论，文天祥被理宗皇帝亲点一甲第一名――这造就了吉州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理宗感怀于白鹭洲书院培养了文天祥这样优异的人才，特御书“白鹭洲书院”匾额赐给书院悬挂，自此，白鹭洲书院名扬全国。

尽管在白鹭洲书院就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但书院和先生对文天祥的影响却从未中断。作为江万里的再传弟子，文天祥后来在给江万里的信中说：“某在门墙诸孙辈行中，而所以蒙钧天造就，知爱绸缪，出乎诸先生之右。”[3]95这说明文天祥深受江万里思想的影响。后来江万里任湖南安抚大使时，仍不忘对时任湖南提刑的文天祥进行勉励：“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1]69。江万里感叹自己年事已高，不能为国效力，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文天祥身上。文天祥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用自己的言行践行了老师的教诲：在国家危难、外族入侵、人心涣散、社稷将倾的严峻形势下，作为一介书生的地方官，文天祥毁家纾难挺身而出，以九死一生的气概，与元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当他不幸兵败被俘，又以浩然正气，顶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死节不降，文天祥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正气”。正是因为培养出了名动天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白鹭洲书院后来更是名震天下，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

在白鹭洲书院的榜样引领下，遍及吉州城乡的千百书院相继建立繁荣起来。在千百书院培育下，“庐陵士子科举成名，学者成林，作家成派，仕宦成群，著述成山，志士成仁，使庐陵文化千年昌盛，成为江西文化的重心所在。因而世人称吉安为‘文章节义之邦’”[4]124。仅南宋宝四年一科，全国举进士360人，吉州就占39人。兹后一发不可收拾，仅状元就出过17名（自文天祥起），进士出过2700名。正如《白鹭洲书院志》所言：“自文忠公创书院，而后制科飙举，名硕云蒸，几宇内之半。”[3]94

三、启示

尽管当代大学面临的现状与古代书院已经大不相同，但在人才培养以及学校发展的目标上与古代书院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取培养一流的人才，争取成为一流的大学。白鹭洲书院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大批像文天祥这样的爱国志士，影响了一代代后辈学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后辈学子们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与爱国之举，对当时社会和后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又让白鹭洲书院享誉全国。从白鹭洲书院与文天祥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书院这种中国古代大学形式中，书院大师们的办学胸襟与识见在人才培养与书院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反过来又对书院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书院教育对我们当前大学的人才培养与学校发展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一是大学需要洞悉教育规律的教育家以及大师才能培养出拔尖人才；二是好的大学校长能有力地促进学校的发展；三是优秀毕业生有助于提升母校的声誉，大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校友。

参考文献：

[1]修晓波.文天祥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高立人.白鹭洲书院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文天祥的名言范文第2篇

岳飞、文天祥不再是民族英雄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简单地说，这是自称依据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以今天对屋里屋外人的理解，回看历史所得出来的结论。当年原是屋外的人，今天变成屋里人了；换言之，岳飞、文天祥当年誓死抗拒的“外患”，今天变成了“兄弟”；当年气盖山河的悲壮之举，今天变成了“兄弟阋墙”，所以他们的历史地位在新的标准下改变了。

中国教育部《历史教学大纲》编纂者将岳飞、文天祥从“民族英雄”降格为“杰出人物”，如果在教学上执意推行，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忧心的。民间在岳飞、文天祥身后为他们建祠立庙，树碑立传，历代人的追思怀念，是人们心中自然的意愿，广大人民会接受这种新看法吗？我怀疑。

回顾历史，我们应该专注的是什么？应从哪一方面去撷取历史教训？相信这也是新加坡人不久前提出学习岳飞的“尽忠报国”所关心的课题。

入侵的是什么民族重要吗？

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外患此起彼伏，国土丧失，奸淫掳掠，人民历尽屈辱，这时他们挺身而出，收复国土，解救生民，最后岳飞惨烈捐躯，文天祥从容就义。试问，这段史实的重点在哪里？入侵的是什么民族重要吗？过去他们和汉人什么关系、今天和汉人又是什么关系，重要吗？还是抗敌英雄血脉中流淌着的对乡土人民的一片挚情，为维护国家人民的尊严而浴血奋战，值得重视？

且不说在宋人心目中，不论是契丹、辽人、西夏、金人、元人，都是蛮横入侵的外患，根本没有现代人“大中华民族”的概念。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将宋岳飞、文天祥和明戚继光、郑成功所抗拒的外患比对之后，评定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这明显有提升和低贬他们历史地位的意味。从史实来看，比较这四位英雄人物的忠义文采，比较他们所面对的磨难以及他们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这是有欠公平的。

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中原板荡，夷狄交侵，国家危难深重，他们所表现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正义。岳飞是军事天才，是宋朝众多将领中最为金兵所畏惧的一员大将。岳飞虽不以词章名世，但他的《满江红》词慷慨激昂，传诵千古（虽有学者疑为伪作，但未有定论）；《五岳祠盟记》字字铿锵，掷地有声。他留下的名言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岳飞冤狱而死，死得惨烈。

文天祥在南宋危亡之际，领兵抗敌，欲挽狂澜于既倒，不幸兵败被俘。在狱中他备尝艰苦，断然拒绝元人的诱降，至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他坚贞的民族气节，万世流芳。文天祥的名篇《正气歌》气势磅礴，他留下的名言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启发

在很接近我们的年代，五四以来，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本土，在南洋，在海外，文学创作、戏剧演出、歌曲传唱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听到感觉到《满江红》和《正气歌》的影子。岳飞、文天祥对后世志士仁人的节操，文学上的挚情文采都有深刻的启发，广远的影响。

所以，岳飞、文天祥的丰功伟绩，千古颂扬的民族气节，不管时空，一句话，你们打的是自己的同胞，就把他们搁置一旁，公平吗？合理吗？

文天祥的名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骆驼祥子 英译本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17-01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展示了军阀混乱、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的生活图景。书中大量运用北京口语、方言，还有一些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描写，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

三个译本分别选自旅美华人翻译家施晓菁翻译的Camel Xiangzi（译文一），美国翻译家Even King（译文二）翻译的Rickshaw Boy和美国翻译家Jean M. James（译文三）翻译的Rickshaw：the Novel Lo-t’o Hsiang Tzu。

对比这三个小说名的翻译，译文一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骆驼，名为祥子。译文三将显得拖泥带水，将Novel写在小说的书名上也不符合英语书的书名的习惯，这个书名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译文二虽然没有把祥子译出，但以祥子的身份Rickshaw Boy代替祥子的名字，更具吸引力，一方面这样的书名有提示作用，提示读者这是一个有关人力车夫的故事，而直接将祥子的拼音写成英文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读者得到提示后，想象空间也会更具体。现将选段的三个译文逐段对照分析如下。

在第一段中小说交代了祥子的绰号“骆驼祥子”的由来。主要描述了祥子病倒在海甸一家小店的情形。原文的第一句主语变化很大，“祥子……，身上……，心中……，牙床……，只想喝水，不想吃什么。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的像皮糖似的。恐怕……，他……。一清醒过来，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这是典型的汉语表达法。译成英语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英语的句法特点。英语中一句话的主语就是该句的主题，若不断变化主语，就会显得主题不清楚，没有重点。因此译文一的主语变化“xiangzi--his mind--purple blisters”太频繁，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译文二也有同样的问题。译文三用“was”和“has”使主语稳定在“祥子”，读起来更加流畅清晰。再从第一句的具体词汇上看，原文“躺”译文一译为“rest”似乎减弱了原文中祥子因为生病而无可奈何躺在床上的感觉，译文二译文三直接译成“lay”更加忠实原文。原文第二句有三个小分句，两个都是无主句，并且三个分句的逻辑关系也不明确，译者在翻译这个句子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主语，并且找到三个句子内在的逻辑关系。译文一有两个并列主语，“the fever”和“he”,显然这与逻辑不符。译文二主语为“his fever”, “火气降下去”和“身上软的像皮糖似地”是因果关系。译文三主语为“fasting”，“饿了三天”是“火气降下去”和“身上软的像皮糖似的”的原因。比较译文二和译文三，译文二更有逻辑。原文第三句是带有明显的猜测的语气，并且和第四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译文一和译文二分别用“for”和“because”表达了两句间的因果关系。译文三则未使用相关的连接词，照搬原语的内容，而不考虑译语的表达方式是不可取的。而原文第三句话中的“恐怕”译文一译为“probably”,译文二译为“must have heard”。译文二更加恰当，因为“probably”代表主观的推测，“must have heard”则更加倾向于基于客观的推测，根据后一句对这个推测的解释，这里更适合使用客观的推测。

文天祥的名言范文第4篇

【关键词】骆驼祥子；人名；方言；英译

1引言

通过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在进行写作创作时大多会花费心思在人物的名字上。有些名字会展示人物的性格，有些会暗示人物的命运，而有的可以揭示小说的主旨，作家总是精心而慎重地为主人公选择名字，因而可以说人名在作品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要分析的《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因而他的作品下人物的名字理所当然会带着点“京味”的。书中的主人公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里面的人物的名字也就特别普通，普通得近乎平凡。虽说平凡，但这些名字绝非作者随意编造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祥子、虎妞、小福子，这些看似土的掉渣的名字正是表现书中主人公人物身份的需要。“叙事分析或文本分析有一个基本原则――仅仅起个名字就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塑造人物的方法:‘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展现生机、活力、个性的手段’”。(王金波,王燕,2004:53)要一本小说成功地介绍给西方读者，决不能无视这些展现人物个性和活力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文化负载，如何把这些带有地域性文化色彩的名字翻得传神、翻得合适就特别能考验译者的功力。

2原作及英文译本

老舍创作的《骆驼祥子》，是老舍社会批判意识较为显著的一部作品，更是他描写北京市井生活的代表作。书中，老舍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一幕悲剧：二十年代的北京，一个勤劳、壮实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怀着发家、奋斗的美好梦想，却最终为黑暗的暴风雨所吞噬。它揭示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心理和希望的最终破灭。随着祥子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祥子熄灭了个人奋斗的最后一朵火花。这就是旧中国老北京贫苦市民的命运。小说以旧北祥子的生活为主要线索，以 20世纪 20 年代末期的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祥子坎坷、曲折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向人们展示了在军阀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劳苦大众痛苦的生活，揭露了旧中国社会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骆驼祥子》的语言独具特色，老舍运用了大量经过加工的北京口语、方言等，传神地刻画出北平底层社会人民的言谈举止，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京味”。其具有强烈口语味的人名，更是北京方言精髓的体现，还有一些老北京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小说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是有着重要的地位，各种译本迄今多达三十多种。《骆驼祥子》里独一无二、充满魅力的方言是对译者的极大挑战。

1945年，美国翻译家伊文•金(EvanKing)翻译了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译名为Rickshaw Boy。中国自己的第一个版本于1979年出版，由施晓菁执笔翻译。在翻译作品里的人名时，伊万•金和施晓菁的两个英译本，都试图尽可能地再现和传递这些名字背后的内涵。但由于这两个译者处于中外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时代背景之下，译者对人物名字的翻译就有了明显的差异性。本文以这两个译本为例，将对施晓菁的译本(以下简称“施译”)和Evan King的译本(以下简称“King译”)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对比，浅析译者处理原文独具特色的人名的不同方式及造成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

3对比研究

在翻译时主要涉及中国人人名，施译和King译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在选词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不同的选词会影响到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直观理解。

3.1书名中人名的翻译

书名的翻译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这本书在英语读者中能否被广泛接受。这其中，诸多因素如文化内涵、出版销售问题都要考虑到。一本书的大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名字，让人一眼就能提起兴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骆驼祥子”，这其实是祥子的一个外号，在小说中会介绍到这个名字的由来。但是在看完了整本小说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骆驼不仅是像小说中说的那么简单，作者用骆驼作为祥子的绰号是有原因的。我们先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个书名中的名字的翻译。“骆驼”是一种生活在沙漠里的动物。他长期在沙漠跋涉，艰苦劳作，为人们不辞辛劳地运送货物，可以十多天不饮不食。而我们的主人公祥子，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壮实的汉子，干着骆驼一样的工作――每天拉着人在街上跑，有着像骆驼一样艰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所以，我们知道作者在给祥子取外号也是别有用意的。“祥”，在中文里的意思是“吉祥、幸运”的意思，“子”是北京方言里一个典型的后缀，读轻声，常出现在名字后面，用来称呼年轻小伙，如“虎子”、“强子”等。“祥子”是一个吉祥的名字，但用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却有了极大的讽刺意味。因为我们看到在“祥子”这个名字上所承载着的希望与他的现实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反差。那么如何在忠实的基础上，让外国读者理解这个书名呢？King译版本为“Rickshaw Boy”，译者没有采取直译的办法，把祥子的姓名翻译出来，而是把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做了书名，读者很容易明白这应该讲的是一个洋车车夫的故事。这个名字相比施译更能为人所接受，简洁明了，简短扼要。而“boy”一词，在国外是指地位低下的服务人员，这与书中祥子的身份也是较为相符的。然而，简洁是简洁了，明了也明了了，但是却使原书名的韵味大失。还原成中文它变成了拉洋车的车夫。这恐怕有违老舍的取名原意。施译版本为“Camel Xiangzi”，采取的是直译加音译的方法。“骆驼”直译成“Camel”，“祥子”采用英译翻成“Xiangzi”，忠实是忠实了，只是这样一来，会让第一眼看到这个书名的外国读者不知所以然。“Xiangzi”比较容易理解是一个中国名字的音译，但是为什么前面还有一个“Camel”，难道是一只骆驼名叫祥子？难道这是有关于一只骆驼的故事？在没有细读本书之前，外国友人们怕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当然，就书名来说，施译版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困惑和好奇心，会想要拿起小说来一翻究竟。总的来说，King译版本的书名更能使英美读者一目了然，而施译更忠于作者想要表达的原意，更耐人寻味。

3.2具体人名翻译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祥子、虎妞、小福子等。这些人物的名字都很有意思，都带有很浓郁的北方色彩，是地道的北京方言里的名字。但是要想把这些味道翻译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两个译本也基本采用了意译的策略，但在具体选词上还是略有不同的。先来看“祥子”一名， King译是采取意译的办法，把它翻译成了“Lucky Boy”，如同前面所说，“祥”在中文里是吉祥的意思，相对应的英文单词应该是“auspicious”，而“lucky”一次无论是从意义和风格都与“祥”有差距。就算基本上翻出了祥子名字里的意思，但是意义却不大。此外，“Lucky Boy”不能称为一个名字，至多算一个别称（nickname），在第三人称叙述时可用，但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算作是一个名字，如直接作为名字来称呼实在是显得不妥。再有，《骆驼祥子》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悲剧作品。而“Lucky Boy”这个称呼听上去却和作品的基调很不协调，显得比较幼稚和浅薄。而施译采取的是音译，主人公的名字保留了原来的汉语拼音“Xiangzi”，在意译处理不合适的前提下，使用英译的方法来翻译中国人名字是合适的，外国读者也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施译不足的是，它把“祥子”这个名字的意义给牺牲掉了，那么作为外国的读者就没办法理解这名字是对主人公现实命运的一个巨大讽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再来看“虎妞”这个名字， King也同样用意译的方法翻译成了“Tiger Girl”，如上述所说，这样的翻译也一样不是很合适。“Tiger Girl”听起来就像是某个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与小说现实而严肃的风格不相符。而且，“boy”和“girl”不适合用来称呼任何年龄段的人。而施译版本的虎妞则是“Tigress”。“妞”指女人，女孩，但讽刺的是，在小说中虎妞性格泼辣，颇有心计，生就一副男儿性格，这个“Tigress”就是母老虎的意思，同时还有凶悍的女子之意。应该说，这个“Tigress”不仅传达出原来名字的意义，而且还符合人物性格，可谓一举双得很好地实现了文化传递。而且，“Tigress”比“Tiger Girl”更适合做名字。此外，书中还有一人物，是善良而又可悲的小福子，祥子真心喜欢的人。“福”的意思是“blessing，happiness”，King译把小福子直译成“Little Joy”，虽然这与原意不完全相同，但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些北京方言里的名字还是要以简短、上口为原则，还要口语化。在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中也有一个相同的名字“Little Joy”，张振玉就把它翻译成“小喜儿”，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施译则把“Little”去掉而直接译成“Joy”，这似乎比“Little Joy”更胜一筹。“Little Joy”用来称呼小女孩还行，如果小说里的主人公已是成人，那么“Little”一词则就显得不是那么准确和合适了。“小福子”在中文里做名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照例把“小”也翻译过去，恐怕会照成英语读者的困惑，毕竟在英语中很少有名字前加一个“little”。此外，英语中本身就有“Joy”这个名字。

总的说来，King译几乎是按照原来的名字进行意译的，“Lucky Boy”、“Tiger Girl”、“Little Joy”，虽然比较符合原意，做到了忠实这一点，但是在文化意义的传递上还做的不尽如人意。毕竟，“Lucky Boy”和“Tiger Girl”与小说整个严肃的基调稍显不符，而且“boy”和“girl”不是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适合这么称呼的，这样的翻译多少会在英美文化或讲英语的读者群中引起一些不符原著的反应。而施译，没有笼统地都将这些名字直译，而是采取了多种策略，将英译和直译的混合，有时使用拼音有时则使用英语单词。这说明了再翻译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并不是所有名字一律都得翻译或一律用拼音表示，还是要权衡利弊，选择最合适的。当然，与《红楼梦》或《京华烟云》等著作相比，老舍的作品中的人名可能相对而言，不会承载特别丰富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因为描绘的对象通常都是劳苦大众和普通百姓，因此名字也就显得朴实和大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名字的翻译就可以随心所欲，简单地译成拼音或不假思索全都进行直译，一个高明的译者往往是经过再三考量，能将一般人都想不到的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4结语

伊万•金和施晓菁两位译者都试图再现原文中的方言化的名字，但采取方法全然不同。伊万•金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这样无疑牺牲掉了北京方言里人名的特点，失去了这些名字体现的生动活泼和致趣。施晓菁的译文则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翻译手法上更为灵活。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首先在于两位译者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此外，双方的立场、目的、所面对的读者群不同，也会导致差异。伊万•金翻译的《骆驼祥子》由纽约 Reynal ＆ Hitchcock 出版公司出版，是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读者为对象。为了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所以译者对负载了中国文化内涵的方言名字采取了直译的手段。而作为中国人，施晓菁翻译的《骆驼祥子》在国内出版，读者群不仅包括西方读者，还有国内的读者。面对一群中文背景的读者，仅仅直译这些名字当然是不够的，施当然需要在直译和意译中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既体现出方言的生动性，又不至于失去这些名字的文化内涵。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面对不同的目标语读者，两位译者对原文中独具特色的人名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骆驼祥子》的英译本的主要功能是推动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而人名所承载的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此本文只列举了主要人物名字的例子作为参考。当然，要想实现在意义、内涵、形式和效果上的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两位译者都做出了各自最大的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这一功能。然而，如果我们从人名的内涵、选字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相信在翻译人名时会做得更好，从而能够更好地传播人名所承载的文化。

参考文献：

[1]Lau Shaw. Rickshaw Boy [M ]. Trans. Evan King. New York: Reynal&Hitchcock, 1945.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老舍.骆驼祥子[M].施晓菁译，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1

文天祥的名言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名著改编；成功范例；《骆驼祥子》

小说《骆驼祥子》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它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代表作。由凌子风导演的电影《骆驼祥子》，摄于1982年，是凌子风在结束之后，又一次焕发创作热情，并因其大量改编文学名著而形成“凌子风改编系列”的发轫之作。该影片虽然已经拍摄了30多年，但今天重新审视这部影片，不由得感到导演凌子风通过该影片为小说与电影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改编范例。正像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1]

一、影片摄影造型风格的独特处理

电影《骆驼祥子》保持了原作中的地方色彩，以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人物的语言和装束，到场景的选用和调配，从细节的设计，到道具的安排，都力图重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老北京的种种风土人情，重新目睹和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里的四合院、“人和车厂”、洋车夫、军阀混战中的车马炮和骆驼、肮脏而局促的小街和逼良为娼的下等妓院。

影片选用宽银幕，视觉效果上视角大、视野范围广，导演努力做到给予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该影片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具体明确，人物个性鲜明，对话语言生动传神，影片风格沉郁简洁，富有真实感。本片与中国电影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是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又是个人化创新杰作，明显区别于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同期作品：重视技巧，却不为技巧所困，更不炫耀技巧，技巧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手段。

在改编的影片中，刘四爷粗暴反对婚事，虎妞大闹，当众声明已经怀了祥子的孩子，揭露父亲有着不可告人的老底，一边高呼：“你就是把这棚子烧了，姑奶奶也要吹着打着，坐着花轿出这个门儿！”另一边虎妞蹦的很高，从而勇敢地面对着摄影师的镜头，而摄影师迅速地捕捉虎妞和刘四爷争吵这一瞬间，两两相对，矛盾激化进入了高潮。贯穿全片的造型风格设计，统一又有起伏、变化，不同的场面大的影调形成反衬、烘托。例如影片中庆寿、出嫁的红彤彤的场面，有鲜明的民俗性和中国传统特色。而祥子新房的雪白色调，白得刺眼单调的墙壁，显然与屋外虎妞苦心经营的婚礼的热闹形成强烈的对比，体现出祥子生活任人摆布的尴尬与手足无措，祥子对未来的渺茫感。色彩通过光线来体现，光线给物象以色彩、塑型和生命。

《骆驼祥子》对于光和色的处理，富于艺术想象力和形象表现力，形成了造型风格的独特性。深沉的蓝灰色是造型基调，与特定的20年代和剧中人物的坎坷命运相互映衬。片中的摄影尊重画面中固有光源的自然效果，着力烘托了几场戏的气氛。

晴天、阴天、雪景，傍晚、黎明、夜晚，油灯、马灯等各种用光色彩，是与影视剧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心情紧密结合，参与到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中去。摄影师注意掌控光线的不同角度、色彩与方向，从而捕捉最佳的的摄影效果。而作品中主要角色的用光，是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的，从而展现出影视剧本色的艺术风格。这与80年代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本体优势探索相暗合。

刘四爷在柜房用晚饭的场景：墙壁悬挂着关羽的像被昏暗的洋油灯照的忽明忽暗、观音菩萨在香案上被虔诚的供奉着、许多酒肉都摆在破旧的桌子上、桌旁自斟自饮的刘四爷；洋车夫在下房喝酒的场景：肮脏拥挤，十多个人一间屋一两盏小油灯、马灯照明，活动的人影在银幕上隐隐约约；虎妞拉祥子到自己房中吃犒劳的场景：炕上放着大红被子，她穿着鲜亮的月白素花小褂，灯光照在紫红花的窗幔、蓝花门帘上，透一点暖色，表露感情的地方；小福子在香兰院痛不欲生期待着祥子的场景：脏乱不堪的妓院，昏暗的光线斜射着“香兰院”几个字，凹陷的墙壁中点燃着忽明忽暗的香火，小福子静静的注视着火苗，远处伴随着凄厉夜猫子的声音，一缕青烟飘过她苍白呆痴的面庞，车夫卖汗，女人卖肉。以上的场景在影片中都是发生在夜景里，渲染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与人物内心世界的落寞。影视剧《骆驼祥子》最幸福、温馨的场景是体现在虎妞与祥子结婚后的小屋中以及祥子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黄包车时灿烂的笑容场景中，最绝望、无助是展示在小福子生活的妓院中以及祥子落魄不堪时的场景中。

《骆驼祥子》中3/4的篇幅都是动态镜头，机随人动。祥子成亲后，和虎妞商量买车的一段情节，200多尺长的镜头画面，一以贯之。人物安排妥切，场景随时变化，从而真实地展现了夫妻之间的情感。

镜头调度如行云流水，构图平易不死板。画面在动态中，力求相对的完整性和传统的绘画性，创造出合情合理的空间形象。这些镜头和摄影造型的独特处理正是该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影片中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电影《骆驼祥子》对老舍原作精神的把握，还体现在对众多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上。虎妞是电影中最为光彩的人物形象之一，她的泼辣大胆、野性不驯的性格，粗犷外露、新鲜的个性生命、纯真挚诚的爱，都得到了真实丰富的刻画。在庆寿宴会上，因为父亲的粗暴无礼、挑衅性侮辱，虎妞态度决绝，语言辛辣，反击不留余地，甚至示威性出走。虎妞的言行表现出她特有的反抗，朴直的叛逆。模样、气质、为人的俗和粗，内心世界却不乏精明细腻，甚至善良诚恳。选丈夫、娶丈夫、控制丈夫，是她所特有的爱情史——明显带有诱骗、讹诈的意味，但她对祥子的热爱、眷恋和特有的女性味，又着实令人同情。父女闹寿棚、指挥祥子拜天地、两口子逛庙会、难产而死，是一幕幕人间富有戏剧意味的真实悲剧。虎妞既虎性又妞味的个性化特点鲜明动人。

老舍原著中的虎妞形象很有锋芒，银幕效果更为显著。俗中见美，丑中有魅，实施诡计而处于真诚，逞霸道情感专一。虎妞喜剧色彩的恋爱纠纷，是影片中的重头戏，又滑稽又有趣。人物个性鲜明体现在具体的语言行动之中，而且是独特的“这一个”。虎妞得到祥子非常不易，仿佛是猎人费尽心机设置圈套捕获猎物。捕捉祥子的过程，计划周密，也有计划外的遭遇战，一张一弛、收放有致，富有节奏感。祥子从糊涂上当，到被迫应对和酒后的发泄咒骂：“姥姥，我就是不去。”可走投无路之后，他还是打扮得干净利落去了虎妞家，甚至下跪拜刘四爷为干爹。从另一个侧面，也显示出阶级社会，权势、金钱左右美丑价值，爱情绝不只是两情相悦，物质条件更多地决定两性的离合。

另外，电影中较为突出的是由张丰毅扮演的男一号人物“祥子”。在导演凌子风和演员张丰毅的共同努力下，电影中的祥子，憨厚、勤快、正直、淳朴。平时埋头苦干、节衣缩食，见人办事时打扮得干净利落，在刘四爷面前谦逊讨好，满心以为简单拼命的体力劳动可以致富，爱面子，不甘心情愿跟虎妞结婚，可在既成事实面前又能安心面对现实。可是，每当他安心投入生活时，新的不幸又会降临。电影正是通过他一波三折的悲惨经历以及最后毁灭的结局，从而复原了老舍原作中的描写，再现了小说文本中的“这一个”。就保持文学原著的“原汁原味”而言，电影中的祥子，无疑是最成功的。其他如“人和车厂”霸道蛮横的厂主刘四，被极度的贫困泯灭了最起码的廉耻心的二强子，也因其活现了小说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而体现出了电影改编对原著的准确理解和尊重。

总之，《骆驼祥子》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是典型环境中造就典型人物的方法。用声音和画面，勾画了主人公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军阀混战的场面，风沙、驼铃、小村，老北京的市井风情——天桥、鼓楼、白塔寺，祥子拉车奔跑闪过的牌楼、街道、人、车厂、大杂院。

三、导演的个性化改编意识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壮年的杰作，被称之为“老舍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老舍先生自己说， 《骆驼祥子》“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写一个人力车夫对一点卑微的人生理想的苦苦追求和最终希望的破灭。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说道：“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地去写”，“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爱，而不是由文字里挤出来的。”“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地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2]

关于名著改编成电影，凌子风导演有句名言：“原作加我。”电影《骆驼祥子》与原著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虎妞与祥子关系的声画处理上，凌子风与老舍产生了明显的区别，虎妞的性格重心从小说到电影完成了几个转变：引诱转向了真情，霸占转向了痴心，丑陋转向了可爱，势利转向了善良。凌导曾说：“虎妞也应有善的一面，这是我加的。”“拍的时候……我就觉得祥子应该这样拍，虎妞应该那样拍，我对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十分熟悉，也非常理解他们。老舍把虎妞写得很坏，小说中很大的部分写了祥子的堕落。我不忍心这样拍，拍他这个堕落的部分我感情上过不去。我以为目前这个结尾——在城门洞里让祥子这样孤独颓废就够了。祥子，包括小福子，都是叫那个黑暗的社会吃掉了，完成了小说的主题。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祥子的戏比较难，许多东西都是心理化的，怎么拍呢？用画外音？我不喜欢。而虎妞比较容易，又熟悉，兴趣多一点，并且比较出戏，看起来比较好看，于是她的戏就比较重了，盖过了祥子。这也是自然产生的结果。”[3]

凌子风以自己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艺术修养准确地理解和表现《骆驼祥子》的神韵，而且还在改编过程中，有机地融入了自身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观点的看法，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反映面，甚至还提升了作品的意蕴。在小说中，老舍是以祥子的看法和感受去塑造虎妞的，丑多美少。凌子风的电影改编，对虎妞形象进行了明显的增删、再创造，他对虎妞这一形象的处理，就集中显示出了他对女性命运的沉重的思考。经过他的改编和斯琴高娃的演绎，虎妞在小说中的刁蛮和无赖被大大地虚化，代之而突出的是她对祥子由衷的喜爱，她自主婚姻的一往无前以及她死于落后愚昧的悲惨命运。凌子风对虎妞这一形象的重塑，使妇女在极为严酷的旧社会里，无可避免地成为俎上之肉这一深刻的命题，被形象而雄辩地提到了每一个观众的面前。正是这种“原作加我”的改编原则，形成了凌子风版本的《骆驼祥子》，与原著保持亲切血缘关系的同时，又是一个有独立形态和个体价值的电影文本。《骆驼祥子》改编的成功，引起了轰动和广泛争议，甚至使得更多的人去重新阅读原著、理解原著。

[参考文献]

[1] 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

[2]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A].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