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电话范文第1篇

我是一个“公用电话”，住在一个漂亮的亭子里。以前姐妹少，曾深受人们的宠爱，人们一有事就找我，跟我诉说心里话，我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随着姐妹的增多，再加上电脑弟弟的出世，我也渐渐地受轻视，被欺侮。你瞧，电线被人扯断，我身上到处是彩色笔、小刀刻画过的痕迹，连按键都没剩几颗了，弄得我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有时还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这还算不上什么，更可气的是没有人来管管，到何时才会有人为我伸张正义！本来我想为人民服务……唉！不说了，反正6个字：“心有余力不足！”真希望有一个公共设施法庭，我要去告你们……

公用电话范文第2篇

“职业赌徒”跨州被调查

“赌徒”一词或许不能形容卡兹先生的真实生活。他应该是一位职业者。他在各式各样的体育赛事中，特别是在篮球赛事中。他拥有一套自己创造的、用以评价各参赛队水平，并预测比赛结果的复杂模型。在后来与警方的交涉中，从他被没收的“作案工具”中找到两大本关于大学篮球的分析手册，其专业程度令人钦佩。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卡兹倾向于在其他州的处下注。这或许是因为他想扩大自己在其他州的商业影响，又或许是因为他对居住地的处有所偏见。用卡兹自己的话说，洛杉矶的处有百赌不中的恶名。由于需要跨州下注，卡兹的许多下注行为都是通过州际电话完成的。这就为联邦调查局的参与埋下了伏笔。

联邦调查局发现，卡兹一般会在上午出门，沿着日落大道往东走几个街区，来到一家拥有三个电话亭的银行，在那里打几个为时甚短的电话。执法官员急于了解并记录卡兹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于是，他们最终采取了监听措施：在中间那个电话亭的顶部安装了一台卡式录音机。正是基于这一措施，该案进入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视野。

这是一台立体声卡式录音机。执法官员安装好麦克风，并在其他电话亭外贴上“暂停服务”的标识。每天上午，当卡兹出门打电话前，执法官员会打开录音机的开关。在卡兹打完电话离开电话亭后，他们就关掉录音机并取走磁带。就这样，他们对卡兹进行了为期一周的O听――当然，由于有时谁来打电话并不可控，他们还录下了某位无关人士的通话记录，这一点也成为后来确定这一行为性质的关键细节。

装在电话亭顶部的录音机只能录到卡兹一方说的话。尽管如此，调查官员仍然获得了足够的证据。卡兹在电话中发出下注指令“替我给坦普尔队下注，负15，赌10美分”等等。同时，电话公司也确认说，这些电话是打往其他州的。这是联邦对此类行为进行管辖并指控其参与州际的前提。电话亭的录音带并不是唯一对卡兹不利的证据。一位调查官员住到卡兹隔壁，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卡兹在房间里的电话。

这位官员也听到了一些与电话亭卡式录音机偷录的内容基本相似的谈话片段：“俄勒冈，负4%……西北大学，负5%，萨米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不要担心那些钱，也不要担心电话线路。今天我已经和波士顿方面通了三次电话啦。”此外，通过在电话亭供人记录东西的小桌板下偷偷放上复写纸，以取得卡兹留下的蛛丝马迹。证据逐步积累，联邦调查局决定采取行动，申请搜查令，并逮捕了卡兹。

逮捕卡兹那天，这些执法官员根据搜查令进行了搜查，找到了各式各样的下注记录，其中还包括一本多达148页的以密码方式完成的、关于大学篮球队的手写笔记。卡兹对于扣押这本笔记抱怨不止，他说这些笔记是他用了多年时间整理出来的，离开了那些笔记他完全无法。他还说，是他唯一了解的行当。他甚至承诺说，如果让他继续赌下去，他承诺会帮助执法官员抓住那些“大人物”――不过，他的这些承诺，并没有被执法官员当做一回事。

公用电话亭也是“私人城堡”吗

初审中，卡兹的律师是伯顿・马科斯。他是洛杉矶市的资深刑辩律师。庭审之初他就对录音证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监听和录音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他提出：“在私密的电话亭里，个人理所当然享有与其在住宅内一模一样不受干涉的权利。”控方则不这样认为。他们提出，装在电话亭外的录音设备，并没有对电话亭进行“物理入”。而且，电话亭由于其公用属性，不同于住宅，并不在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初审法院的法官支持了控方的意见，判处卡兹有罪，处以300美元的罚款。

辩方对此不服，一直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马科斯重申了他的观点，电话亭是像住宅一样的“宪法保护的领域”，特别是当卡兹先生为了打电话而关上电话亭的门时，“在效果上，就像在自己家里打电话一样”。他认为，电话亭之所以有门，正是为了保护这种隐私。而控方提出，联邦执法官员当然可以对电话亭进行监视，以确定是哪些人在使用这个电话亭。在设计上，这些电话亭完全不隔音，也不会有人认为其有隔音功能。而且，电话亭的“门”实际是透明的，四周的墙也是玻璃的，置身其中实际相当于处于一个公共领域。卡兹先生在电话亭打电话的举动，不应当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联邦法院在庭审时问了许多有趣的、有关电话亭的问题。法官询问控方，如果电话亭的设计不是为了隐私，那么那些玻璃隔板还有什么意义呢？检察官回答，首先玻璃隔板的电话亭已经不是那么普遍了：“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开放式的电话亭才是现在的趋势。”其次，玻璃隔板主要的功能是为了阻隔来自外面的噪音。而且，检察官提出，只有在确定卡兹会来电话亭打电话时，执法人员才打开录音设备。他们只是无意中录到了一次其他人的电话。而且，他们实际有其他证据和线索能确定卡兹跨州组织“”，才开始了这些为了制止犯罪而开展的监听行动。

之所以反复询问电话亭的设计，是与联邦最高法院此前的判例有关的。在1967年之前，判断警察的行为是否构成第四修正案的、侵害隐私权的搜查，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沿用“物理入”的法则。如果搜查行为不存在对有形场所的侵入和对有形财产的侵犯，则是恰当的。例如，在1928年的奥姆斯台德案（Olmstead v. U.S.）中，在没有令状的情形下，联邦官员在被告房外的电话线中装设分线，对被告与他人谈话实施窃听。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警察没有侵入住宅的行为，且安装的分线并没有装设在被告的财产之上，因此该监听不构成搜查，不属于宪法保护的范围。

在卡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却采取了全新的思路，并确立了以下著名论断――“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地方”。对此，法官们进一步解释说：“对于一个明知暴露于公众的地方，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或办公室，也不受第四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即使是公众可以出入的场所，如果他企图将其防护为私人之用，也可能会受到宪法的保护。”由此，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隐私权的核心判断标准：个人的“合理的隐私期待”。一个人如果试图以某些手段保护自己的信息和行为不为他人所知，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行为应当纳入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

拒绝 “不速之客”的耳朵

口头辩论两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于1967年12月18日就卡兹案作出判决，最终以7：1的投票结果撤销了此前的判决。大法官斯图尔特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了判决意见书。这一判决就“电子监听”行为提出了新的思路：有没有对电话亭实施“物理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私权保护的应当是人，而非地方。保护的是那些希望不为他人所知的信息，和那些信息背后所代表的是个人自治与尊严。用大法官斯图尔特的话说：“在电话亭打电话的人，当然有权认为，他对着话筒所说的那些话不会传遍整个世界。”而执法人员的行为等于无视电话在私人交流中的意义。电话亭四壁安装的玻璃透明与否并不重要，大法官斯图尔特写道：“卡兹进入电话亭，要拒绝的并不是那些穿透玻璃看向他的目光，而是未经许可贴上来的‘不速之客’的耳朵。”

判决书提出，对于隐私权的克减，并不是绝对不允许的。法官原本可以签发一份合乎宪法要求的司法令状，来允许调查官员进行搜查。然而，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这么做，因而其不但侵害了卡兹的隐私权，还侵犯了第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和其背后所代表的秩序。据此，联邦作出判决，联邦调查局败诉，录音不应当作为卡兹的定罪证据。比起最终卡兹先生是否继续，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件对于隐私权发展的意义。大法官哈兰在判决书的附议意见中，提出了著名的“合理期待标准”。这一标准包含：“第一，该人已经表现出对隐私的实际期待（主观期待）；第二，该种期待被社会公众认为是‘合理的期待’。”

公用电话范文第3篇

传统的供水计量操作通常是由各管理部门派人到装表地点抄表，由于用户面广、量大，极易造成差错，人工抄表不但效率低，且不利于科学管理，给城市管网的建模、分析、规划等都带来很大的困难。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实现自动抄表技术提供了大环境，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呼唤着自动抄表时代的到来。目前我国普遍采用将水表安装在用户室内，每月入户抄表收费的方法。这给用户带来很多麻烦，给抄表人员带来烦恼，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为了有效解决入户抄表收费存在的诸多弊端、提高效率、避免入户抄表引发的治安问题（如冒充收费入室抢劫）和杜绝拖欠费用，水表户外计量呼声越来越高。尤其对高层、毫华居住小区，水表户外计量是非常必要的，传统的抄表方式已不能适应今后住宅的发展要求。

随着电子技术、传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表户外计量已经开发出不少产品。主要有：IC卡、电力载波、远传抄表三种户外计量方式。建设部《2000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城市示范小区规划设计导则（修改稿）》中已经明确提出：“推广应用户外计量（含水、电、暧、燃气表）技术”。在《中国住宅产品发展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实现方便查表，不干扰住户，使大量人工查表工作逐步过渡到数字化传送，开发智能化的水、电、气、热计量装置及接口箱框”。目前水表户外计量的智能抄表系统已达到使用要求。因此，结合传感技术、射频技术，利用现有广泛使用的电话网，设计开发了结构独特、性能稳定、完全可靠的自来水智能抄表系统。

1 设计要求

为保证自来水智能抄表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能源管理的科学性、规范化，对智能抄表系统提出以下要求：

（1）水表为密封结构，是一种既能直观显示相关能耗计量数据，又能产生能耗计量脉冲信号的新型计量表具。

（2）系统具有防断电功能。停电时，发射端和接收端装有备用电池，防止数据丢失。

（3）系统采用高精度不掉电实时时钟，为数据分时处理提供可靠的时间基准；可实现分时段计费功能；通过通讯设备故障报警、记录故障发生时间的功能。

（4）数据库安全。数据库为只读方式，只有授权的管理员可以写入数据，管理中心电脑设有密码，严防无关人员操作，密码可由操作员在主机上修改。可提供计费查询、报表生成、打印、报警等功能。

2 总体结构

智能抄表系统现有两种形式：

（1）用户室内装有电话，抄表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数据采集通过无线通讯将数据传送给数据处理器，数据处理器通过电话线向管理计算机上报数据。

（2）用户室内没有电话，抄表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数据采集器通过无线通讯传送给数据处理器，数据处理器安装在室外的走廊内，并附带显示模块显示用户当用水量。安装在走廊内的数据处理器通过公用电话线向管理计算机上报数据。如果住户的房间被铁门等屏蔽而无法实现无线通讯，可以铺铺设专用通讯线，将数据上传。

3 系统组成

（1）水表。本系统所采用的计量水表是一种既能直观显示相关能耗计量数据，又能产生能耗计量脉冲信号的新型计量表具。它实际上是一种加装了永义磁铁和霍尔元件组成磁电传感器的水表，霍尔元件固定安装在计数转盘附近，永磁铁安装在计数盘（例如0.1m3或0.01m3）位上，当转盘每转一圈，永磁铁经过霍尔元件一次，即在信号端产生一个计量脉冲，对应0.1m3或.0.01m3，经无线发射器发送给数据处理器。另外，在水表上还装有防盗霍尔元件，当用户盗用水时，霍尔元件发出报警信号给数据处理器，数据处理器再通过电话线报告给管理计算机，以便做出处理。

(2)数据处理器。数据处理器是一个多功能模块，实现水表数据的自动抄收，将数据长期、可靠地存储，并在需要时将其传给管理计算机。具体来说，它用于接收水表数据及各种报警信号，累计住户用水量，通过电话线定期向管理计算机发送住户的有关数据。一台数据处理器对应一块水表，一般安装在电话机附近。数据处理器内部有可充电电流作为后备电源，在外部电源停电的情况下，则由充电电流单独向数据处理器供电，保证数据处理器正常工作。

（3）管理计算机。管理计算机是本系统的管理核心，可通过电话线下接许多数据处理器，数据处理器的个数基本不受限制。管理计算机能随时抄收每个用户水表的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供查询，能对整个系统进行管理，对所抄数据进行处理。

4 系统硬件电气原理分述

4.1 水表发射器电气部分原理

水表发射器的功能是将水表计量的用水量，以无线通讯的方式传送给数据处理器。框图如图3所示。安装在水表内的霍尔传感器用来检测用水量，水表中每流过0.1t水，霍尔传感器就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经串稳态电路产生一个红1s宽的脉冲，再经施密特反相器4069整形后送入编码器PT2262进行编码，PT2262全码编址为4 11个，经编码后的数据送入无线发射模块进行发射，无线电发射频率为400MHz，有效距离为50m；同时发射器还具备一些附加功能。

（1）防盗功能。由于干式水表靠电磁传动的特点，它易受外磁场的影响。如果用户在水表附近放有强磁铁，它会使水表传动齿轮转速降低，使水表的测量精度降低。而发射器上另装有一个专用于测量磁场强度的霍尔传感器，当发现水表附近有强磁场时，霍尔传感器发出报警脉冲，经发射器无线传送给数据处理器。

（2）备用电池。为保证发射器在停电时能正常工作，在交流220V供电的同时，还备有一个4.8V的镍氢电池、由LM358、555组成的电池电压监测和充电电路，使电池能正常充电。后备电池可维持发射器连续工作48h。

4.2 数据处理器电气部分原理

数据处理器是本系统的关键设备。由无线接收和解码部分、时钟日历、8051及、电话收发电路、电源等部分组成。框图如图4所示。无线接收模块与发射模块工作在相同频率400MHz上；解码由PT2272完成，工作频率与PT2262相同， 地址编码与PT2262一致。时钟日历芯片DALLAS12887为系统提供准确的百年时钟日历，包括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和定时报警信号。

电话收发电路由拨号电路和音频解码电路组成。4-16译码妻MC4514模拟开关4066组成3*4虚拟键盘阵列，由8051控制过按键的开与合，完成将要拔出电话号码和上传数据的编码，并将电话号码和数据送入拨号电路。拨号专用芯片为W91312，晶振频率为3.58MH，接收到管理计算机机端的电话号码后立即拨出。当两端的握手信号完成，确认线路接通后，由8051控制将上传的数据以音频方式输

出给管理计算机；音频解码电路的功能是将音频信号解码，以BCD码的形式输出。当数据处理器拨通管理计算机后，管理计算机端回复一个接通握手信号，该信号是音频信号，经交流放大电路放大后，送入音频解码芯片MC145436解码，最后以BCD码的形式送入8051。系统供电采用220V交流和锂后备电池供电的双重方案，当住宅停电或人为断电时，系统仍可维持正常工作48h。

4.3 管理计算机通讯接口板电气部分原理

管理计算机通讯接口板由拨号电路、音频解码电路、电话振铃检测电路、光电隔离电路和电源电路组成，如图5所示。拨号电路和音频解码电路与数数处理器板上的相同。

5 系统软件

本系统软件由数据接收、数据转换和收费系统三部分组成。

（1）数据接收系统。由于需要从并口读取用户的用水量，所以在用户的用水量上来之后，先由数据接收系统将用户的数据转换成文本文件。此系统在操作系统启动后自动启动，且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2）数据转换系统。考虑到数据接收之后形成的是文本文件，不能直接进入数据库，所以设计一个数据转换系统将数据存入数据库。此系统在操作系统启动后自动启动，且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3）收费系统。在合法用户登录到本系统后，进行日常的业务处理。根据用户的计算机配置情况，该系统可以在单机环境下运行，也可以在网络环境下运行。

单机运行环境对计算机软、硬件的要求：操作系统为WIN95/WIN98；数据库为Oracle734。

网络运行环境对计算机软、硬件的要求：操作系统的客户端为WIN95/WIN98、服务器端为WIN2000/WINNT；

数据库的客户端为Oracle734；服务器端为Oracle8i；

硬盘：5G；

公用电话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话；商民生活；信息交流；社会变迁；上海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7206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率先引入电话，上海市民将之称为“德律风”。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电话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商业往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近代上海城市商民生活方式演变的轨迹。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电话的引进和沿革。目前，学界对近代电话的使用及影响已开始关注，但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本文力图梳理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历程，并探讨它对城市商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一、近代上海电话业的发展

近代上海电话业的经营分割于华、租两界，长期分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统辖范围，经历了从单个交换局所到公司规模化管理、从个别分散经营到被纳入市政建设统筹布局的发展历程。随着人们对电话通讯优点认识的加深、市政当局的大力扶持、电话制式的改革以及电话广告的大力宣传，用户日趋增加，电话业逐渐发展壮大，趋于稳固。

大北电报公司等早期电话经营单位为近代上海电话业的开创奠定了基础。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电话的次年，即1877年电话便传入了上海。最初，它并未被看作一种重要的通讯工具，而是被作为一种新奇的游戏器具来欣赏和玩耍。最早认识到电话的通讯前景并试图在上海发展电话业的是经营收发报业务起家的大北电报公司。1879年9月，大北电报公司电工索恩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在租界内建构一整套电话通讯网的申请。但显然，作为一项新兴事物，公司与工部局对电话业持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均担心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和征集到足够的订户［1］686。作为上述计划的修正，1881年10月，大北电报公司提出在工部局的管理下，安装一些电话交换系统所需要的电线杆和电话线，借此试探市场的反应，此项申请很快得到了工部局的批准［1］757。1882年2月，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举办电话交换所，专为外国在沪企业和机构装设电话，规定每户年租费为100银元，初期仅有10余用户，年底时增至68户［2］4334。其他取得电话业经营资格的还有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等，由工部局发给竖立电话线杆等许可证。此时，各个电话经营单位分属于不同的网络，彼此之间互不相通。

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介入下，上海租界电话事业逐步改变分散交换局所经营的格局，开始进入统一、专门化的公司经营阶段，电话业务管理日渐完善，电话事业发展逐步壮大。1883年，经过工部局授权，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购买大北电报公司电话交换所和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使得租界内两个电话系统得以并网统一。1900年，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全面接手租界电话业务。1908年5月，工部局允许公司专营公共租界电话业务30年，其营业区域也由最初的租界局部延伸至整个租界，乃至南市、闸北、浦东、沪西、沪北等华界地区。次年，华洋德律风公司将电话费用的征收改为营业和私人两种，年租分别为65两和45两。公司成立之时，全部资本为10万两，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1930年，资本发展至250万两［3］，用户达26　000余户。

早期所用电话为人工接线式，上海电话公司成立后，着手自动电话的改换工作，电话服务得以改善，电话业务得到快速发展。随着使用户数的增加，华洋德律风公司的人工电话设备渐趋落后，话务质量逐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通讯需求，“每一接线生每小时内只能办理接线二百次。假设每一用户于每天中最忙时须于每小时内通话二次，则接线生一人只能管理一百户”［4］。接线迟缓、错误时有发生，甚至有因与接线员言语误会酿成冲突者，用户屡次向工部局提出投诉，而“华洋德律风公司于改良电话一层，显似非经公众之逼迫，未必肯自行举办”［5］。1930年8月，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主持下，通过招标的方式，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取得了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为期40年的电话专营权。新成立的上海电话公司积极改进硬件设施，提升服务质量。1932年3月，上海电话公司完成自动电话局所的改造和扩建工作，拥有局所9个。自动电话以其“接线断线均归用户自理，毋待他人为之接拆，故可免许多之错误”［6］的优势，受到市民欢迎，安装户数不断增加。1934年上海电话用户总数达54　193户，每门电话每天通话14.3次，日平均可通话1　588　887.3次［7］。上海电话公司自“接办以来，历年盈余，恒在数十万以上”［8］。

另外，电话广告对电话事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早期的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还是后来的上海电话公司，都把电话广告作为拓展市场份额、加快电话发展的重要手段。他们利用报纸、广告牌、小册子等了大量的广告，宣传电话通讯的快捷无误、用途广泛、取费低廉和方便舒适。生动形象的情景构造图配以详细的解说，如“电话不独能省写信通函或指挥职员之时间，且能增进朋辈友谊，此为营业上之要素也。且可在办公室中，既安适，复闲逸，与朋辈接谈，毋需乎跋涉长途，或鹄立久候，其利可想见矣”［9］，展现了电话通讯相对于登门拜访、书信往来的优势，拓展了电话业务，推动了电话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相对租界而言，华界电话业起步较晚，设备相对落后，经过交通部和上海电话局的大力发展，电话通讯逐渐在华界市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7年，南市电话局成立，是年拥有用户97户［10］。民初交通部全面规划线路、统一标准、清查线路障碍［11］，从推进国有、提升服务、强化管理等方面推进电政事业的革新，极大地推动了电话事业的近代化［12］。1926年2月，华租两界互通连线，市民纷纷向电话局申请装置电话。1926年实装用户号线为1　838线，1929年增至2　163线。1929年6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为发展上海电话，向美国自动电器公司订购自动机4　800号，于南市总局设3　000号，改建闸北分局设1　500号，添设浦东分局设300号［13］。1933年4月，上海电话局完成南市和闸北两分局的自动电话改装工程，又增加通向上海电话公司的互通出入中继线，要求装设电话者再次迅速增加，1936年，拥有用户4　231户，电话总机及分机达6　000架，居民年通话次数达8　061　578次［14］。二、城市商民的电话使用及影响

随着电话事业的发展、电话制式的改进以及电话广告的宣传，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话通讯越来越能满足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快速传递信息的需求，“乃成为公私接洽之必需品，几至家有户设之概”［15］254。据时人记载，依据其电话用途的差别，电话用户可被分为两类，“凡电话之用途大部为营业者，则列入营业用户。至于电话偶然用于接洽营业，其余大多数时间作社交或家庭事件者则列入住宅用户”［15］264。电话在人们的商务往来、日常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变迁。

（一）营业电话：商业上不可缺少的通讯工具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兴的城市，商务活动的开展迫切需要市场信息传达的快捷准确，从而把握市场导向，决定出入收放之计，以加快货物周转、减少囤积、牟取高额利润。“经营商业者，除必具有商业上之知识外，尤须注意商场之消息如何也。所谓商场消息者，不仅必知某种商品之价格，且须以现在情形，以推测将来之趋势是也。商品价格之高下，依国际市场之供求而定，其变动甚速，其利益甚大。然苟昧于时势，忽于时机，决不能收什一之利，故消息灵通者，实握操奇计赢之枢纽。”［16］电讯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工商经济的通讯需求，配合并推动了近代上海市内外贸易的发展。

上海自有电话业后，招商局随即“装设局用电话，与各公事房及码头通话。从此以后，商场乃逐渐装设德律风，而成商业上不可少之工具焉”［17］。随手翻看近代一份上海的报纸，我们就可以看见各种类型的商号、工厂、公司商务广告，其中除了包含其名称、业务、商标、地址等外，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即所在单位的联系电话，以之作为拓展业务、招商引资、推销商品和展示服务的必要渠道。商号中最为常见的有银钱业、保险业、地产业、旅馆业、影院、菜馆、商场等，制造厂商则以毛棉纺织染业、丝绸业、化工、机械电工、饮食、建筑、印刷、日用品等为主。作为通商大埠，近代上海的营业电话一直占电话用户总数的绝大多数。据上海通网站记载，1907年上海租界电话用户约2　823线，其中营业电话就达2　300多线，约占用户总数的82%。后来随着公司调整收费标准，大力推进住宅电话的安装，营业电话所占比例虽有所下降，如1930年营业电话16　643线，约占总数的63%，1934年营业电话用户为21　265线，约占总数的56%，但相对而言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

商家利用电话便利的优点，通过“昭告电话”推出电话预定购货、送货上门这一新的商品和服务销售方式。“上海的商店总装设有一具电话，因此许多人便发明了‘电话购货’的这一条‘生意经’。”［18］例如，早期出租汽车因车费昂贵使大部分市民望而却步，30年代各公司降低车费、改善服务并加紧宣传，推出电话叫车等服务项目招揽顾客。在广告宣传中，云飞出租汽车公司凸显业务电话“30189”，谐音为“岁临宴杯酒”，试图给潜在的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祥生出租汽车公司抓住广大市民的爱国心理，利用“公司的新电话号码为‘40000’”，宣传“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车子”［19］，其业务得到极大拓展。

对于一些有对外贸易合作关系的商户而言，他们联络外商重要的一项沟通方式为收发商务电报。电话引进以后，人们逐渐将市内发达的电话系统应用于海外商务电报的收发，从而使有需要的商户不用赶到电报局即可发送或者第一时间得知电报内容。因为此项业务使用的广泛，工商部门特别制定了相应的“市内电话收发电报办法”，作为一项工商法规实施，对申请手续、收发办法以及保密方案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20］。由于制度健全、服务周到，极大地提高了商务信息沟通的效率，商户纷纷采用，电报局营业额也日益增加［21］。其他各电报收发处也纷纷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布告四方。上海邮政管理局受其启发，亦采用电话通知商号领取包裹的办法，开通这两项业务的前提是商户已安装电话。商户与电话通讯的密不可分由此可见。

当然，除了工商业户主等主要的电话使用者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群安装的电话亦属营业范围之列，如报馆，医院，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事务所，商界会所等。对于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在日常的业务开展中，电话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虽然有些部门如局所、学校、团体等为非盈利性组织，但电话作为一项互相联络的方式，用于公务往来，理所当然不可缺少。

（二）住宅电话：日常生活服务中的娘姨

由于使用电话可以加强联络、增进感情、交流信息和拓展视野，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一些紧急事件的处理中，更显得心应手，住宅电话的安装开始得到推广。20世纪初的上海人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视信息收集、注重交往沟通以及主动与外界联系的风气。另外，由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各种奇珍异品竞相出现于大街小巷的橱窗货柜。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与精神世界的七彩斑斓相互碰撞，人们迫切地希望更多的交流与互动。电话的出现恰好反映并满足了这种需求，更加促进了人际互动，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据资料显示，私人住宅电话相对营业电话虽然用户人数较少，但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在1900年仅6线，1901年增加至100多线，1905年为380线，之后快速增加，到1912年有942线，1919年时为2　959线，1925年的7　154线，到1930年达9　638线，占当时实装用户号线总数的36.7％。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建成自动电话后，电话通话质量得以改善，并适度降低了住宅电话的月租，住宅电话安装急速增加，仅1932年就新装话机3　000多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租界地区出现畸形发展，私人住宅电话也随之剧增，1938年达到20　139线，比1931年增加一倍，之后因为战局原因，曾有几度起伏，但始终保持着相当数量［2］4337。

使用住宅电话者除了工、商、政及文化界等相关人士外，大部分为那些富裕人家中的太太和小姐。她们经常通过电话聊天，互相交流最近四大公司新进了哪些时髦商品，大光明戏院里新近放映什么电影，某家舞厅新装了冷气等［22］；或者通过电话购货让大型商场直接将自己心仪的货品送上门［23］。另外，电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另一项重要作用即处理紧急事务。首先是报告盗匪。近代上海战事频发，盗匪横行，极大地威胁到普通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利用电话可以加强联络，防范未然，无疑是一项很好的抵御天灾人祸的方法。早在1884年，工部局巡捕房就更新了通讯设备，用电话代替了原来的电报联系，并将各岗警及辖区所设电话通告市民，安装电话者可及时与捕房取得联系。这一利用电话防范紧急情况的方法受到推广，“电话通信实为辅助警政之最要机关”［24］逐渐成为警界的共识。利用电话还可报告火警。由于近代上海房租高昂，违章改建等屡禁不止，火灾隐患堪忧。原有的警钟、警铃等火警预报方式传播里程有限，火灾信息反馈速度慢、确切性不足，救火会往往难以及时赶到火灾现场，居民深受其害。20年代以后，电话使用愈加广泛，电话报警成为市民汇报火灾的首选方式。电话报警保证了火灾现场的信息沟通，它与望塔、消防水龙头等消防配备一起使用，对有效控制火灾、降低损失、保障人们人身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5］。再者，如果突发疾病，也可通过电话与医疗单位取得联系，获得及时的救援和治疗。

电话与市民的紧密关系还有很多。在信息服务方面，人们可以通过电话联系电话公司得知天气情况，从而决定自己的行程；或者电话咨询问讯台，享受查找某个联系人号码或询问准确时间等诸如此类的相关信息服务。仅以报时一项业务而言，平日电话公司十几个接线生最忙的时候，每一分钟需要应答两次，夜晚也会有三名接线生值班［26］。由于电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1936年10月租界电话公司推出了代答电话服务，以方便那些因公事繁忙而未能及时接到电话的人们［27］。在一些时人的报告文学如《上海内幕》、《上海一日》等中，也有大量电话使用情节的描述，反映了住宅电话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电话用途如此广泛，无怪乎上海电话公司将电话服务比作日常生活服务中的娘姨［28］。三、结语

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以及电话通讯快捷准确、用途广泛等特点适应了近代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以及人们信息交流的需要，能够满足诸多人群在商业、公务、人际上的沟通需求。在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最初的服务对象为外籍人员和公司，后来逐渐出现华人。就其年达几十甚至上百银元的租费而言，安装者一般为有固定职业、较高收入和广泛人际交往者，如商人、医生、律师等，或者如工部局、巡捕房等市政管理机关以及救火会等社会服务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电话逐渐被推广开来，使用者越来越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愈加紧密。市政当局为“使多数市民尽量享用”，除营业电话与住宅电话外，还大力推进公用电话设施的建设，在“市内市郊繁荣、交通冲要地点”设置公用电话，“以每日24小时全部开放为原则”［29］。到1936年，华界地区公用电话有124部、租界有公用电话213部［2］4340。普通市民倘若遇有紧急事情时，可随时使用。1934年前半年，租界地区公用电话通话次数达97　924次，华界地区为27　580次［30］，到1935年，仅仅4月租界地区公用电话通话次数就达28　000次，华界地区约为10　000次［31］。

电话通讯作为信息传播方式的一种，在近代上海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往往仅关注传播内容，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替，人们开始意识到传播技术本身的重大影响。在现代传播学派看来，“大众传播真正显示威力，颠覆人类社会生活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从19世纪初电话的发明开始的”。电话技术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关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缔造了一个同步参与、无距离沟通的崭新空间，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被重新书写”［32］。从这个角度分析，近代上海商民对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城市时空布局，减少了人员流动，在有形的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更为便捷舒适的无形时空。更为直接的是它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方式、经济市场的沟通方式和警报传达方式；便捷了商务信息的沟通，缩短了货物周转和销售周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民众生活方面，满足了日常人际交往的需要，有助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生活呈现出全新的形态。除此之外，随着电话通讯业的快速发展，社会交往广度的扩展和频度的增加，城市居民能够更快地获取各种信息，与更多的人发生互动关系，包括一些短暂而表面化的互动关系。城市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的性质随之改变，传统熟人社会逐渐隐退，社会关系工具化，人际交往非情感化［33］。最后，在电话使用的过程中，随着市民维权意识的增长，电话用户逐渐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通过组织电话用户联合会等团体来进行权益维护。不同于商会、行会、马路商联合会等各类社会团体，电话用户团体属于一种自发产生的维权型社会组织，表现为市民利益交叠性和关系复杂化下群体利益诉求的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员配置［34］。由此，电话通讯的推广与使用，既是近代上海商民生活变迁的一面镜子，又是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强大助推器。参考文献：

［1］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6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吴申元.上海最早的种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6.

［4］汤荷骧，易鼎新.有线电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72.

［5］西报载改良电话无望之投函［N］.申报，19230915（15）.

［6］自动电话新机之用法［N］.申报，19240404（14）.

［7］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公用事业手册：第21册［M］//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87.

［8］电话会再函纳税会抗争具体办法［N］.申报，19360324（10）.

［9］节省精神与时间是等于节省金钱［N］.申报（本埠增刊），19321127（7）.

［10］交通部.交通史电政编［M］//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96.

［11］苏全有，邓鹏.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2832.

［12］苏全有，邓鹏.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革新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9398.

［13］张心.中国现代交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2：486487.

［14］张研，孙燕京.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市年鉴：下［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87188.

［15］陈炎林.上海地产大全［M］.上海：上海书店，1933.

［16］桢商情与电信［N］.申报，19351101（17）.

［17］吉安电话考［N］.申报，19350917（14）.

［18］王礼安.上海风物画［M］.上海：古今书屋，1945：7071.

［19］魏明康.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4.

［20］佚名.市内电话收发电报办法摘要［J］.工商半月刊，1933（5）：7677.

［21］电话收发电报实行后交际电报营业激增［N］.申报，19350729（10）.

［22］张健.老电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670.

［23］家有电话，春雨夏日秋风冬雪都不怕［N］.申报（本埠增刊），19341028（6）.

［24］闸北与南市接通电话［N］.申报，19100416（19）.

［25］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37.

［26］王韦.上海内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2.

［27］租界电话公司发起代答电话服务［N］.申报，19360917（11）.

［28］娘姨就是服务中的口头语［N］.申报（本埠增刊），19341216（6）.

［29］上海市公用局与上海电话局往来函件：Q53700［Z］.上海市档案馆.

［30］上海电话局.交通部上海电话局业务概况［Z］.上海市图书馆，1934：33.

［31］上海电话局.交通部上海电话局业务概况［Z］.上海市图书馆，1935：33.

［32］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电话的社会影响［M］.邓天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

公用电话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日侨；市政决策；电话加价；上海公共租界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59-06

关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问题，以往的研究着眼于华人参政和市民权运动。大多论著将华人无参政权的原因归结为租界制度制约，英美当局独揽大权等。那么被英美租界当局管理的日、俄等国侨民政治地位如何？如果说华人参政议政活动，是制度外的抗争，那么英美之外的其他国侨民参与租界管理则是“少部分”代表在体制内的“正当权益”。公共租界“地方自治制度”是否为其他国外侨民提供了权益保障？在利用这一制度维护自身权益时是否仍旧有阻力？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日侨人数达2万余人，占公共租界外侨总人数的半数以上[1]。随着在沪日侨人数的增加，日本居留民逐渐要求扩大在租界市政问题上的发言权。有关近代日侨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战后遣返等，较少关注抗战前日侨对租界市政管理的介入问题。文章以1935年—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例，对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决策的关系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反对电话加价运动的缘起

电话事业为近代上海重要的公用事业之一。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电话事业发展具有监管权，工部局董事会对其价格厘定、营业办法等市政事项具有监督权和决策权。围绕话费厘定，中外用户、电话公司和工部局曾展开多次多方博弈。作为人数较多的在沪外侨，日侨积极参与其中。在历次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以1935至1936年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为曲折。

1935年1月21日，上海电话公司依据1930年8月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订的特许营业合同，向工部局呈请自1935年4月1日起，改定话费，实行加价，并对营业用户实行按次收费。租界市政当局始有允许之意。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外电话用户的强烈抗议，华人用户、其他各国商户尤其是日侨先后表明抗议立场。

1月22日，上海电话公司援引特许营业合同相关条文声明，有权保证合同赋予的纯年投资金额10%的收益，依照当前经济状况，必须限制通话并加价。电话公司认为，自动机改造为用户提供了便利优良的服务，却造成通话次数过多。部分用户占据了有限的电话资源，“第用途既增，该公司之各项机械线路设备亦即随之而大”，不得不追加投资，“一应资本利息、折旧、维持、运用各费，亦随之而有增加之必要”；同时，公司还要满足日益增加的装户需求。如此，即使公司“机械则以经济方法建造之，各项费用上则节省之”，“自1930年8月5日实行迄至1933年12月31日，该公司血本屡增，而大致所获到者则微末已极，甚至不克以红利股给股东”①，拟实行加价。此议一出，中外业界不待电话公司公布具体收费新率，以目下上海经济境况不佳为由，纷纷表示难以接受。1月30日，西颜料业、中西木器号业等28个行业联名转函租界当局，陈述理由，望其万勿批准加价。各同业认为，“上海一埠，除受不景气之潮流外，复遭一二八之创痕，以致年来商号纷纷倒闭，房屋十室九空”，商业凋零、市面衰落，公司之行为实乃“惟私利之是图，罔顾全体市民之生存”；再者，观诸公司财务，“该公司洋员月薪均在千百元以上，而所任职务，即数十元者未尝不能应付裕如”②，故应撙节紧缩以疏困，而非取诸用户。

面对这种各持一端、众声抗议的局面，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敢贸然决策，“为获得公众和报界对此问题的评价”[2]468，决定公开公司修改费率申请。2月21日，各大报纸刊登了电话增价内容。在这份申请中，电话公司声称1934年收入仅为资本额的6.13%，只有将总收入增加22.89%，才能达到特许权所规定的10%年利。最为理想的办法即“原来商用按具收费者，每月收费，由固定之12.24元改为10元，以100次为限，过此数，按次比例低减征收，每次最少3分”，“家用电话，每月固定话费，由7.58元加为8.50元”③。实际上，公司试图通过上述收费新章，一方面控制大商户通话次数，变相增加话费；另一方面激励通话较少商户电话的安装，增加收益。

上海电话公司加价申请的公诸报端，引来了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3月12日，市商会致函工部局，言明1934年电话公司“尚能获得净利六厘一毫三丝，已属商业中不可多得之盈利。无论从公益方面设想，抑纯从商业眼光着想，均不应再榨取公众利益，以增加其收入”④。更有外商推算，实行按次收费后，电话公司每年盈余之数远非其对外宣称的1523750元，“实际值每年盈余额当倍于电话公司预估之数，即为3047500元”；另一方面，各用户“因损及营业，于能力上亦不堪负担”，如上海西籍经纪人公会表示“所用电话者共计900线，如一旦加价，则所受损失，至为重大”⑤。其他众多用户如汇票经纪人公会、日本侨民团体等亦从公司经济状况实属良好、自身承担力有不逮的角度，发表声明，抗议加价。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工部局希望拿出一套既“使公众安心”，且尊重电话公司特权的方案[2]491，仍旧难息众怒。经过讨论，3月11日，公用事业委员会决定允许公司自1935年4月1日起，“增加总收入至多12.5%”，如是，“足使公司获得一分纯益”；“股东实可获约一分五之红利”；“对于用户之利益已可谓有合理之保障”⑥。正当公司按照工部局所核减的加价比例改拟新章时，中外各方用户仍旧表示不满，希冀根本打消加价之议。各社会团体纷纷致函工部局，严词责问，并对工部局认为增加12.5%之计算合理性表示怀疑，“电话加价之反对声浪可称弥漫全市”⑦。

二、日侨用户对于电话加价的态度和抗争

依据近代市政学家的构想，市民通过投票表决，对于市政决策具有创制权（initiative）、复决权（referendum）和撤销权（recall），而得公共管理市政[3]，其中复决权可通过相当投选人数将市政当局通过的议案暂行搁置，待公众审查后，再行决定。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由纳税人会议、工部局、领事团共同参与运作的地方自治，工部局承担着“政府”的职责，纳税人会议对于市政事务议定实行投票制度。纳税西人会和工部局董事会的存在，为日侨用户反对电话加价提供了制度保障。1935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展开后，日侨除向电话公司抗议外，通过请愿代表、纳税人、工部局董事会董事、电话专家等市政影响渠道，反馈商民不满意见，通过展缓加价案，参与改制收费审查，力图维护在沪日侨的电话使用权益。

首先，向电话公司言明抗议。电话公司向工部局提交加价申请后，在沪日侨即以“此时各业均呈不景气，日商营业亦较往年减退”，“首先向电话公司表示反对之意”。为寻求日本侨商谅解，1月30日，电话公司召集双边会谈。出席者有公司副经理费区曼和营业科长伯利，日侨民团杉本理事和滨野总务科长等人。公司方面详细说明财政状况、经济困难及不得已加价之苦衷。“日方答称此事关系重大，日侨全体确难立即谅解”，遂告结束⑧。2月9日，日商各路联合总会召集大会，到会各路代表及重要人物50余人，决议“上海电话公司去年度营业已获相当利益，此后纵不加价，亦决不致亏蚀。况处此全沪经济恐慌时期，日商营业均无利可图，何能负担高率话费”，一致反对电话加价，并向关系方面提出①，彻底打消电话公司的企图。

其次，纳税西人会上力争展期案。电话公司增费办法公开后，日侨方面即派出代表向工部局提出反对建议案。工部局以特许营业合同规定为由，不予受理。日侨坚持“工部局虽有不得不容许电话公司加价要求之苦衷，然处此不景气时期，亦万无可以增加之理由”②，准备于纳税西人会上提出讨论，由此为反对电话加价运动迎来了新的转机。4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外侨年会如期召开，到会外侨共897人，日侨居半数以上。日侨乾精末提出展缓加价案，谓“值兹经济衰落、各业不振之时，此项加价为各国各界人士所深感困难者”，“加价应俟专家调查决定”，博得在场其他外侨的深切同情。工部局则认为电话公司拥有加价权无可否认。经各方长达一小时的热烈争议，乾精末原提案得以修正通过，议决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电话加价事宜③。纳税西人会为工部局议政机关，对后者施政具有监督作用。在以日籍为首的纳税西人的集体合议下，市政当局所通过的电话公司增加总收入12.5%的决议再度被。后经工部局与电话公司协商，决定将公司总收入增加11%，自4月1日起实行，作为收费新章确定前的权宜之计。

再次，力争特别电话委员会人选。纳税西人年会后，新一届入选的工部局董事会外董上任。新任日董山本武夫、卜部卓江等在反对加价、争取更大权益问题上，表现坚决。这主要反映在争取特别电话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5月22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总董安诺德的意见为由1名英国专家和若干委员组成特别电话委员会[2]505。两位日籍董事率先表示反对，以日本侨民强烈反对加价为由，要求任命1名日本专家。由于各方的争取，董事会决议特别电话委员会由布朗少校（英籍）、稻田博士（日籍）、胡瑞祥先生（华籍），以及一名美籍委员组成[2]510，以作为工部局、电话用户、电话公司三方妥协的最终方案。争取日籍专家出任专门委员会，使电话价格的厘定可能代表日侨用户的利益，在租界电话价格决策问题上不可不谓又一进步。电话专家的国籍分配方面，各方均有自身考虑。公共租界为英美所属，英人在工部局中占据主要地位，安排英籍专员参与电话问题调查有利于工部局施政。上海电话公司为美商经营，其服务价格之估定、经营状况之评判关系美商在华利益，美籍专家存在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反对电话加价者主要为华籍和日籍用户，他们为电话最主要的使用人群。因此，较之于英国公共租界管理者、美国电话公司经营者来说，中、日专家的出任，或许可以保证专家考察团的相对公平和公正；作为解决争端的合法渠道，对电话调查范围的确定以及调查报告书的撰写具有牵掣作用，为后来电话价格的拟定赢得了主动。

最后，争取扩大专家调查范围。专家委员会人选确定后，如何开展调查工作，关系最后电话价格的厘定。作为被调查对象，“上海电话公司方面声明，前经商定，尚须由工部局及公司双方继续磋商之三点，即公司财产之折旧、美国政府所得税及总公司管理费三者，不在此次专家调查范围之内”④。作为申诉方，电话用户希望通过调查，“一面使市民担负不致增加，公用利便不受影响；一面则使公司从开支之撙节及组织之改善，以求投资利益之稳定”⑤，能否达到目的，专家调查范围关系非小。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日籍董事卜部卓江提出“如果将按建议折旧、美国所得税金和管理费用等问题不在调查范围之内”，那么“该委员会无法对增加电话收费的问题作出决定”，另外，“对电话公司资本投资的调查应列入受权调查范围之内”[2]507，竭尽所能争取有利条件。经过综合考虑，工部局以电话公司制定收费率时财产折旧等3点均不列入费用项目为由，决定不将其纳入调查范围，资本投资则可纳入。对日董的提议，予以部分保留，保障了用户的基本权益。

三、反对电话加价运动的成果及其原因

公共租界工部局日籍董事和纳税西人会日籍纳税人参与市政议决机制的存在，使日籍专家得以参与租界电话事业调查，日侨关于反对电话加价的民意得到了较好的申诉和争取。虽然工部局坚持遵循特许营业权行事，认同电话公司10%的收益权利，但在制定上海电话公司收费新率的这一市政决策中，迫于议政制度、舆论压力以及对社会稳定的顾虑，仍将用户意见和建议纳入考虑范围。在电话费率修正通过后，仍组成专家委员会调查研究，用户权益得到了较充分重视。

（一）电话收费新章：电话用户权益的部分体现

上海电话公司最终实行的收费新章，出自于英、美、华、日四国电话专家。自1935年8月开始工作至10月24日报刊登载专家委员会报告，历时两个月。报告书建议工部局董事会允准公司统一实行按次收费：营业用户每月打电话150次，收费10元；住宅用户每月打100次，收费6.5元，超出次数均按次收费3分，自1936年3月1日起实行[22]。1936年2月1日，上海电话公司通过报刊媒介正式向各界用户公布下月即实行上述收费新章。

观诸此阶段内电话公司提出和实际实行加价的各方案，最终收费新章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实施时间被推迟。囿于特许营业权，上海电话公司保有年投资额10%的收益始终无法动摇，于1936年3月实行按次收费、统一加价，但是此次新章实行时间大为推迟，公司大幅增价的欲望在较长时间内被遏制。自1935年1月公司提出加价之议始，至1936年3月正式实行按次收费，反对电话加价运动告一段落，前后持续时间长达1年有余。期间，电话公司自1935年4月始暂行加价11%，相对于1935年1月公司所拟定的加价22.89%以及后来工部局核定的12.5%的加价比率，显然已有大幅降低，由公司认准之按次收费，在此期间也未能实施。

其次，增价幅度被降低。（1）比较上海电话公司1935年4月1日拟定实行与1936年3月1日最终实行的电话价格。就营业用户来说，每月基本通话次数得以增加，按次收费价格得以降低；具体到住宅用户，每月基本月租得到降低，虽然限制了基本通话次数，且实行了按次收费，但于住宅用户较少通话次数的事实来说，尚可接受。（2）比较1935年4月1日前后拟定实行和实际暂行的电话价目。由于用户的坚持抗议和请愿，日籍董事和纳税人的争取和提案，电话公司于1935年1月向工部局呈请的收费新章被搁置。实际暂行的收费办法虽然增加了总收入的11%，但相对于电话公司申请拟定的收费新章，假使一般商户月均通话次数为300次，每月可少支出5元。据南京路市民会统计，所属会员即南京路各商店日打电话以20～30次为最多①，如此每月可少支出12～21元，用户负担大为减轻。

（二）租界议政制度：日侨影响市政决策的保障

观诸租界市政制度建设，工部局为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机构，对界内市政事项具有决策权。工部局董事会提供决策咨询。纳税人会议为公共租界重要的议政机构，实施对工部局的行政监督。工部局董事会董事由纳税人会议投票选举产生。长期以来，于公共租界市政，英国侨民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华人又在摒弃之列”[4]484。从1916年始，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添设了日籍董事，1927年该席位增至两位。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在沪日侨人数的增加，公共租界共有纳税西人2000余人，其中日侨纳税人达500余人，约占总人数的25%。

尽管从人数上考量，相比华人用户，日籍电话用户人数较少，作为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对象，力量尚为有限，但是，相对于英美侨民的寂静，工部局董事会日籍董事席位的存在，在纳税西人会中占有绝大多数票数日籍纳税人的合力争取，使日侨在电话价格厘定这一市政决策中具有一定呼声。市政议决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租界惯例，每年纳税（西人）大会，皆由领团召集，惟到会者，殊不踊跃”，例如，“1927年，共有纳税人2368名，代表票权2688票。而到会者，仅547人，代表790票而已”[4]481-482。30年代起，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日侨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地位的提高，外加其他外籍纳税人对于市政的漠视，使日侨获得了此次市政议决投票的绝大多数。1935年纳税西人年会日籍纳税人几近全数出席，赢得了展缓电话加价提案的通过。

此次反对加价运动，呼声最高、反应最烈者，莫过于为数众多的华人用户。纳税华人会等团体、工部局华董、华人电话专家积极参与其中。这在客观上，使租界当局在进行电话价格论定时不得不有所顾及。1919年后兴起的市民权运动也不时撼动着租界市政制度。但华籍纳税人在租界参政议政中的弱势地位却局限了其影响力。纳税华人会与纳税西人会同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议政机关，理论上均可对工部局实行行政监督，但在实际上，“纳税人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华人完全排斥在外，华人纳税但毫无权力，只是到了后期，在华人的强烈抗议与要求下，才点缀性地增加了一点华人董事的名额”[5]，纳税华人会和纳税西人会、工部局华董和外籍董事未享有同等权力和地位，前者作用远不及后者。

在沪日侨在公共租界市政议决机制中的制度优势、有利地位以及合力力争，使纳税西人会展缓电话加价提案得以顺利通过，日籍专家介入电话调查事项。工部局和电话公司不得不多次调整价格方案，按次收费被迫延缓实行，电话增价亦被限幅。结果没有使各方完全满意，反对电话加价运动到1936年7月仍在继续，但是，此次运动可谓取得了较大成果，市民意见反馈与工部局市政议决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此次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通过外交周旋、商业渗透、军事突袭等手段，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介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上海为亚洲通商大埠，战略地位重要。七七事变前夕，在沪日侨的许多外交、民间活动均打着保护日本居留民在华利益的旗号，不断要求在上海市政管理中占据重要席位。1915年上海各界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日侨借机向工部局施加压力，要求增添两名日籍警官，由此奠定日后万国商团日本队的基础。30年代，这种趋势愈发明显。1934年，日侨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掌管租界事务的主要职务，如财政、收纳、消防、警察、卫生、工务等课，均“任用多数日人，充任重要地位”，某些部门不仅要增员，而且要升职；甚至于财政课这一较为重要的职位，明确要求“应在财政次长以下之重要位置，安插日人”①。从某种程度上说，1935至1936年日侨纳税人、工部局日籍董事以及后来日籍电话专家等对电话加价问题的介入，不仅有利于维护日侨电话用户的利益，更为重要地，符合了近代日本人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战略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由前文探讨可知，日侨作为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者，争取权益的过程同样艰难，但却也取得一定成效。原因为何？究其根底，作为一种时代的特殊产物，公共租界属性为英美，各项制度注定为少数“权贵”服务，“地方自治”只是在一定人群范围内的有限自治。华人长期被排除在市政管理之外，其他国外侨也只有名义上的意志表现。随着“市民权”意识的增加，中外民众的抗争，包括制度外和体制内两种权益的争取，使得租界英美“专权壁垒”逐渐松动，民众意愿的表达和实现还是体现了“民主”的趋势。当然，日本在华战略客观上为这种抗争提供了技撑，此种“民主”的程度亦不可高估。

【参考文献】

[1]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45.

[2] 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杨哲明.现代市政通论[M]//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史料选编（第2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32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