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家族关系目录范文第1篇

“非遗”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语汇,同时也越来越走进大众视野。

“非遗”中少数民族项目比重很大

今年8月20日,文化部举办了“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论坛”,这是我国“非遗”领域的高级别论坛。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和传承人几乎悉数到场,就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中国实践、申报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从总体情况看,我国的“非遗”成绩很大,态势也相当喜人。截至去年,我国已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3个项目,入选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而在所有入选项目中,少数民族艺术占有很大比重。如侗族大歌、格萨尔、藏戏、玛纳斯、花儿、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呼麦、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蒙古族长调民歌等,不仅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而且也是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奇葩。这些少数民族艺术,多是来源于悠久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反映了各个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方方面面。如格萨尔、玛纳斯,都在千百年来的口耳相传过程中,不断融合了藏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对事物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本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篇幅浩瀚,规模宏伟,堪称本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哲学、宗教、美学、军事、医学、习俗的百科全书。居素甫演唱的玛纳斯,内容长达23万余行,相当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14倍。此外,还有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具有高超的技巧,反映出独特的民族技艺。如藏戏的人腔帮和,呼麦的独特的演唱技巧,集演奏、演唱、舞蹈于一体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侗族大歌等等,均以别样的艺术光辉照亮了艺术的宝库。

因此,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是本民族的优秀代表作品和民族精神的巅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争取自由、渴望幸福生活的理想愿望,歌颂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的民族之魂和文化之根。

如何对待少数民族“非遗”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极大部分蕴藏在少数民族之中。为了摸清我国的“非遗”资源,从2005年6月起,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正式启动。据不完全统计,参与这次普查的有76万人次,走访民间艺人86万人次,投入经费3.7亿元,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6万多件,普查的文字记录量达8.9亿字,录音记录7.2万小时,录像记录13万小时,拍摄图片408万张,汇编普查资料8万册。据悉,国务院已先后于2006年和2008年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28项,扩展项目147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29个项目也在其中。在以上项目中,少数民族内容占到了300多项,将近三分之一,而且许多项目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惟一性,特色鲜明,弥足珍贵。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告诉记者,通过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已初步统计出了目前全国“非遗”资源共有近87万项。遵照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我国制定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保护体系,按照这个体系,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两批部级“非遗”项目共1028项,此外,31个省区市也公布了7109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市县级项目是宝塔的底层,显然占有更大比重。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已经基本摸清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在此期间,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不容小觑。我国少数民族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了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 因而,即使在丰富的资源中,也必须注重对那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项目进行保护,尤其是少数民族珍贵实物与资料更需进行抢救性保护。

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正负效应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首次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就曾轰动一时。这是由文化部、发改委、教育部等9部门共同主办的官方展览,也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首次集中亮相。在这个展览上,不仅少数民族两千多件珍贵文物如高山族木雕、江永女书、水族水书、树叶信、贝叶经等引起轰动,而且专门在展览中“表演”的几十位少数民族艺术传承人,现场刺绣、织染、绘制唐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形象地展示给观众,让人印象深刻。

此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在很多场合都展示了她独特的魅力。曾任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的阚珂,曾向媒体介绍过奥运会期间,在奥林匹克公园里搭建以“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祥云小屋的创意。阚副部长说: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色小屋,让人们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尽情领略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而此间的少数民族“小屋”,每每令人流连忘返。比如新疆小屋里11名优秀新疆民间艺人表演的维吾尔木卡姆,配上新疆风光的挂毯,显示了浓浓的民族风情;再如小屋的格萨尔说唱表演、藏戏表演和唐卡画师现场绘画,尽显的神秘与美丽。另外,四川小屋中的原生态羌族舞蹈和服饰,突出了“永不消失的羌族文化”的主题,而广西小屋内民间歌手为观众演唱的壮族三声部民歌、侗族大歌、刘三姐歌谣、壮族嘹歌、瑶族蝴蝶歌等,更是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随着国家“文化遗产日”的确立,以及相关部门举办的“非遗”大师技艺和作品展览等一系列活动,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发掘、保护以及影响都愈发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也积极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工作鸣锣开道,创造了积极的“正面效应”。四十九岁的金明春是朝鲜族象帽舞传承人,据他介绍,2005年吉林省就成立了象帽舞培训基地,他本人也决定写书并成立艺术团,把这门艺术传下去。而六十二岁的侗族大歌传承人吴品仙,几乎每晚都有学生找他来学唱歌,她说,侗族是相信“歌养心,饭养身”的民族,现在侗族大歌已经进了学校,侗族大歌将会永远流传下去。词作家陈哲做的“土风计划”,则是一个以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工作为主的课题。其“兰坪民间文化村寨传承培育项目”,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普米族音乐的“活化”。项目组在兰坪县选择了四个村作为试点,成立了村寨民间文化传习小组,组织村寨里的年轻人在劳作之余,向老一辈民族风俗和民间艺人学习习俗、服饰、歌唱和舞蹈等技艺,小组定期在村寨活动,并将学到的民风民俗和民间艺术再传授给其他村民。从事这项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只是有演出时才有收入,但这些普米族青年很执着,他们已经牢牢树立了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念。“土风计划”还曾率领普米族文化传习小组来北京演出,两场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和散发着森林气息的舞蹈,受到首都观众好评。

但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也并非“充满阳光”。首先是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能否真正得到保护,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每一分钟都在流失。”民俗学家刘魁立也指出,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传承人的代代延续,保护好传承人和保证有传承人,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而国家非物质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田青,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论坛”上,批评了“非遗”项目“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他说,光申报只是一个名头,我们要从暂时的喜悦中冷静下来,能在履约年拿出一份履约报告,让联合国看到中国申报的这些项目都在切切实实地做。民俗学家、国家非物质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乌丙安则对目前“非遗”保护中存在的“向钱看”问题表示严重担忧:“现在有些地方的泼水节天天泼,来一拨泼一拨,这么干挣钱,还有什么文化保护的意义?”国家非物质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也对此类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GDP化”是很危险的倾向。这些“负面效应”显然干扰了少数民族“非遗”的本质及其真正价值,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对于“非遗”项目的真正保护是立法

记者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黄永军了解到,新疆《玛纳斯》申遗工作虽然繁复曲折,却在民众中起到了最佳的推广效果。在担负申报工作的乌恰县,能唱《玛纳斯》的不仅有耄耋老人居素甫・玛玛依,也有中青年的“玛纳斯其”,甚至四五岁的孩童也能表演上乘的习唱。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李季莲说,《玛纳斯》的申报十二易其稿才完成,申报片解说词也是九易其稿才终获通过,但它极大鼓舞了柯尔克孜族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其保护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非遗”项目的成功申报仅是保护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很多“非遗”项目“走形”“变味”以至“被遗忘”的情况。很多专家指出,要彻底解决这种情况,必须通过立法的渠道。8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开始分组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这是该部法律草案首次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不正常家族关系目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间音乐；音响采录；出版；文案；应用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108-06

对民间音响进行采录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当研究者携带着功能日益完备的音响采录器材进入“田野”时，如何对其进行采录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话题。虽然田野工作自身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很难在民间音响采录工作开始前进行太多的“预设”，但作为以尽可能得到“科学”的数据①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田野工作而言，在学科视野下如何面对民间音响却是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同时，对民间音响采录并非止于实际录音本身的结束，事实上，录音仅是开始。

在越来越多的田野声响被录制的同时，研究者将面对如何将这些音响进行整理、存档、研究，此外，还需考虑音响本身的公共性价值，即出版等相关问题。因此，以怎样的视角、方法及标准得到田野录音，以及如何对待民间音响的录制及出版工作——换句话说，一份田野录音应该具有哪些“品质”，是为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从“内蒙古民族音乐典藏——大师

系列（CD唱片）”说开去 2010年7月16日，笔者于呼和浩特内蒙古艺术学院参加了“内蒙古民族音乐典藏——大师系列音响（CD唱片）”（下简称“蒙古族大师系列”）首发式，作为一套系统工程②的一个部分，此次共有三位蒙古族民间艺术家的作品被录制出版，分别是《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蒙古族长调大师巴德玛演唱专辑》、《清凉的杭盖——蒙古族长调大师莫德格演唱专辑》和《莫德莱玛——科尔沁四胡名家依丹扎布演奏专辑》。这些专辑中，除了歌曲、器乐的录音之外，每张唱片还分别以蒙文、中文和英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性介绍，其中包括学者对该唱片的“序”、艺术家简介、该唱片所涉及乐种（曲种）简介、具体曲目和作品的介绍（主要为歌曲或乐曲的介绍、歌词、注释等），以及出版后记等。虽然对民间音乐进行录制历来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的一项“传统”工作，但是像这样将对民间音乐家的音响进行系统性录制和出版，却并不多见。

翻阅和听赏这套唱篇时，笔者很自然地将其与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另外一套录音作品进行了联系，即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于2006年以来先后出版发行的“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家系列”（下简称“原生态系列”）。以笔者手中该系列的部分唱片③与内蒙古这套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蒙古族大师系列”在录制和编撰等方面，沿袭了不少“原生态系列”中的制作思路。以《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蒙古族长调大师巴德玛演唱专辑》中“歌种简介”为例，其包括了对该专辑所涉及的“长调”、“短调”、“阿拉善民歌”的原生称谓、音译、意译、音乐形态的主要特征、特殊演唱技法、主要演唱场合或功能，以及主要流传地域等方面，这些内容多由专业学者撰写，较一般“介绍”而言其学术性不言而喻。如此详实的唱片文案，无疑为我们深入了解该唱片的音响起到了帮助，诚如这套唱片的总编博特乐图在首发式上所讲的那样，“过去，我们只是听到歌声，但是对歌曲的背景、对艺术家的背景不是很了解，而通过这样一种文字和声像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对这些作品的了解将更加深入”。

无论是“原生态系列”还是“蒙古族大师系列”，两套录音作品的制作方式、内容和指标，在当代以民间音乐为主题的录音作品中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与此同时，伴随着录音技术的广泛普及，当下很少有不存在“音响采录”环节的民间音乐实地考察工作，甚至在各类“保护工程”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家被“请进”（或“主动投入”）城市、院校，以及专业的录音棚。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像“蒙古族大师系列”这样对民间音乐的录制以及出版发行，与上述广泛的民间音乐采录工作相比，仍然是极为稀有的“个别行为”。那么，当面对民间音乐而“按下录音键”的那一刻，我们又应当有哪些思考与准备。

二、“好听”与“真实”：音响采录的两个指标

一次，在乌珠沁草原蒙古包里举行祭祀敖包的仪式上，笔者使用手持录音器试图采录蒙古包主人的歌唱，鉴于那场仪式中参与的人数极为众多（一间中等大小的蒙古包中聚集了五、六十人），为了能够将主要演唱者的歌声录制的清晰而突出，笔者将手持录音器放置于靠近演唱者嘴边的位置。当时，在录音现场，这一举动没有受到被采录者的拒绝，但却遭到与笔者一同进行实地考察工作、笔者的导师萧梅教授的反对。事后，她指出：“田野录音分两种，一种是专门为‘你’录的，一种是公共场合的。在公共场合进行录制，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得兼顾，包括公共场合歌手对录音的感受，而不是只有音响质量”。录音结束后，笔者认真思考虽也认同； 导师的批评意见，但仍然坚持那次录音行为并无明显不妥，理由是：在当时的蒙古包中，我们已事先得到仪式主人的许可，且笔者就近录音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境中判断，被采录者实际是默认的。

其实，由于不同的人所在不同的立场，对于类似问题的讨论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然而，除了录音行为对被采录者造成的影响这点基于“田野道德”的考量之外，在音响采录的其它环节，笔者的行为亦有需要反思的必要呢。

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内特尔曾指出：

“业余录音者在录音时往往有一个通病：麦克风拿的太靠近歌唱者的嘴部。其实，扩音器里最少的距离至少应有十二寸，如所用的音乐用到一件乐器或一群歌唱者时，距离更需加大”［1］。

回想笔者当时将录音器置于演唱者嘴边的这一行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将演唱者的歌声录制的更加清晰、明显，说到底，是为了“突出”整个仪式活动场景中主要歌唱者的声响。

试想，在当时的仪式场景下，置身于其中的笔者所听到的真实情况，其实是在噪杂环境中的整体音响（也正因如此，笔者才会希望将主要演唱者的歌唱采录的更加明显）。然而在实际的活动中，几乎没有人为了听到清晰的歌唱而将耳朵紧贴到演唱者的嘴边——然而笔者的录音器却这样做了。此时此刻，我们追求的已不是对实际音乐活动音响情况“真实的”收录，而为的是追求更加“好听（或清晰）”的录音效果。

田野工作实际是一种极为细腻而敏感的研究过程，任何一些细小的举动，都可能牵涉到研究者的态度、视角以及研究目的等一系列问题。并非仅在田野音响采录的过程中会受到上述“好听”与“真实”这两种倾向的牵制，在民间音乐的录音作品中，这种问题的反映得则往往更为明显。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音响，不仅是一套物理数据，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创作（如有计划的录音），而更是一种价值观念。

还是让我们回到“蒙古族大师系列”这套唱片中来。由于这套唱片的表演者大多年事已高，在很大程度上都错过了其艺术生涯的最佳状态，因此，该唱片有一个很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些优秀的蒙古民间音乐传人的音响，并非是一时、一地的录音作品，而是其一生若干次录音作品的“精选集”，也正是这些选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录音地点以及因不同目的所录制的音响，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人们对声音品质的追求。

仅以其中巴德玛的长调唱片为例，“选入该专辑的18首民歌是巴德玛老师在不同年龄阶段录制的，其中《北山梁》、《圆圆溜溜的走吗》两首歌是巴德玛老师在39岁（1979年）录制；《调教成熟的枣红马》是45岁（1985年）录制……《富饶辽阔的阿拉善》是63岁（2003年）录制；《花白色的马》、《真善俱美》、《漂亮的黑骏马》、《落在窗户上的苍蝇》等四首歌是69岁（2009年）录制”④，可见整个专辑囊括了一位民间艺人“长时段”的音响。在实际聆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除过演唱者不同年龄中不同的嗓音条件、歌唱状态等人为因素之外——单就声响物理角度而言，越是晚近的录音，其声音品质越高（如音量平衡，音色纯净等）。但奇怪的是，虽然其声音品质远比许多早期的录音作品要好，笔者却反而却更喜欢听其中那些早期的录音作品。例如，该专辑中的录制于1979年的《北山梁》、《圆圆溜溜的走吗》两首歌曲，虽然无论从当时所使用的录音器材还是录音环境，都无法和近年新录制的作品相比。然而，其中单声道的音响效果，以及那些由于未经专门设计的录制方案⑤而产生的极为平淡却又真实的现场声音形象，反倒是之后录制的那些歌曲中所没有的。特别是该专辑中于2003年、2009年在专业录音棚里录制的几首歌曲，由于其对演唱这歌声的刻意处理（例如对演唱细节的强调如呼吸声、以及添加混响以烘托音色等），反倒给人带来由人工渲染所导致的一丝“假”的感觉。

再看看“原生态系列”中的情况。在《山西左权“羊倌歌王”石占明左权民歌专辑》的唱片封面上，赫然印有“全国首张录制于山野的民歌专辑”的字样，而在唱片内页中，对其录制过程也有这样的记述：

“在第一次与负责石占明专辑工作的编辑王洁的通话中，我向她提出了彻底‘玩’一次‘原生态’的设想，建议中唱公司改变以往在录音棚录制的方式，到左权红都村进行野外录音。……时隔不久我得到反馈——中唱公司决策者已决定接纳我们的建议，到左权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⑥

那么，这次录音工作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正值深秋季节，左权的早晚温差较大，山里已进入多风季节，而野外录音中最大的干扰就是风……一点点的风声由话筒拾音后反送至监听耳机里变会听到‘噗噗’的声响，这样的录音质量是不符合出版标准的”⑦，虽然最初在野外的录音地点，是石占明事先采好点的“紫阳沟”，但却由于天气等原因不适原因而最终放弃。“当晚，我们对下午录制地点的地形地况认真分析后，认为‘紫阳沟’地处两山之间，恰好形成风口，并不十分适宜录制，故作出决定明天放弃‘紫阳沟’改去另一处事先踩过点的榆社‘杏槿山庄’”⑧。由于一系列自然天气条件所限，录制组几易其地，最后“因担心不能按预计时间完成录制计划，录音师提出可改为在安静的室内录音的方案，然而我们依然不愿放弃，石占明突然想到他们村子里有一戏台，可以遮风避雨，于是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天前往红都村录音”⑨。

可以看到，在这次充满曲折与挑战的录音工作中，录制组对野外采录地点的一系列选择，除了那些因刮风下雨等录音“不可抗力”的影响外，终究仍然以能够提供干净而没有干扰的录音棚的音响条件为选则标准。而其之所以对村中“戏台”格外中意，也正是由于这里的音响条件犹如一个“天然的录音棚”。事实上，当笔者仔细聆听这张专辑的音响时，如果没有阅读其中文案介绍，几乎听不出来这是室外的录音作品。那么，仅就其所追求的声音效果而言，这次录音工作从京城千里迢迢来到晋北乡村的“录音棚”，未免显得有些“舍近求远”了。

当然，笔者最后不得不专门补充，就所谓“好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人的好恶这一偏重“主观”的评价标准；而所谓“真实”，也并非纯粹的科学指标，其内部仍留有极大的变化空间，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对民间音乐进行采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免去对自身立场的思考。的确，对于音响的声音品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因“众耳难调”故无法做到完全的统一，但民间音乐自身的一些特性却是无法轻易改变的，而看似“欣赏标准”不同的背后，是我们对民间音响性质认识的缺失。“音响档案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历史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民间音响与我们所看到文物古迹是一样的，既然我们知道面对古迹不能轻易的“篡改”或“修饰”，那么面对音响，我们是否也应该遵循基本的操作要求呢？

三、录音的出版及其它

1.出版

“早期的研究者把民歌从一个坟墓——农村里挖出来，再埋到另一个坟墓——图书馆里去”［2］，虽然这样的说法略显极端，但它的确也曝露出了某些问题，那就是，当我们将民间音响采录完成之后，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如果不公开发行音像资料，记谱的价值就非常有限”［3］。今天的民族音乐学者，已不会像巴托克面对刚刚问世的录音技术而欣喜若狂，也不会像比较音乐学时代那些讨论学科史的学者那样，对录音技术与学科关系表现出“感恩戴德”的情节⑩。的确，我们已不必像过去那样背负着稀有昂贵且沉重无比的录音设备进行实地采录工作，对于所采录数据的保存，也犯不着因为录音带的稀缺而使用同一卷磁带反复的录制。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样：

“许多田野工作者希望把所收集的录音资料存放在他们自己的家中或研究室里，以便对这些资料做研究、记谱或分析的工作。但是，那些并非民族音乐学方面专家的田野工作者、或是因为所拥有的资料范围过于广泛，而无法由其个人加以记谱及分析的资料收藏人，以及基于某些原因想要将其录音资料供其他人使用者，或都希望将其所有资料存放在为了搜集田野录音资料这个目的而设立的种种资料收藏馆里。”［4］

并非只有国外的学者对民间音响的出版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其实很多本土学者早已认识到，仅仅将民间音响采录下来而不进行出版，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例如，近来已有不少学者多次提出，“集成”工作时的那些民间音响，因为没有得到公开出版以及良好的保存，现在的使用价值令人堪忧。但面对不断积累的民间音乐录音，真正进行出版的确仍然微乎其微。

“中国民族音乐音响档案不仅是作为存放在档案馆里的‘物’，更是作为了解档案背后人与人、人与历史关系的桥梁，”［4］一份民间音乐录音，往往更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场域，它供人们凝聚、学习，完善自尊并唤起集体记忆。因此，录音本身就具有着极为强烈的“公共性”，所以，将采录后的民间音响进行公开的出版发行，是使其功用最大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采录音响进行“出版”这一行为本身，也当是民间音响所应具有的品质。

2.说明性文案

所谓“文案”，原指旧时官衙中负责档案保管以及起草文书的工作，亦指一种文体，并泛指一切文字撰写事务。在当代社会中，文案一词多见于广告等媒体公司，即通过简短而有特色的语言，醒目的表达出某一事物最主要的特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前文提到的“蒙古族大师系列”还是“原生态系列”两套唱片，无论是其中多语种的学术性介绍、“序”、艺术家简介，还是涉及乐种（曲种）简介、具体曲目和作品的介绍，以及出版后记等内容，无疑都属于文案的范畴。事实上，文案可泛指一切与撰写相关的事物，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简洁”与“特点鲜明”。然而，除了上述这些“基本”文案之外，笔者还想专门就“说明性文案”进行补充。

在“原生态系列”中《“西北花儿王”朱仲禄花儿演唱专辑》这张唱片中，我读到了下面的文字：

“河州型花儿在其长期的流传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词体模式……其基本的体式为七言四句，且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句尾，如下例：十七十八学木匠，二十上学的画匠，乌木盘子画月亮，尕妹的模样画上”、“‘河州花儿’的另一种词体是上述四句式的变体，被称为‘两担水’或‘折断腰’，即在每两句之间，一个半截句，古式书写方式为竖写，看起来像一个人挑着一担水的样子……”。

虽然这些引文来自该专辑中“花儿简介”部分，但笔者认为，这种描述已远非一般的类型介绍或对听赏感受记录所能替代的，因为它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简介”，进入到了对该音乐对象的分析与说明。

人们迷恋于民间音乐的丰富多样，但也常常因为由此带来的复杂性所感到望而却步，因而，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以田野工作为主要方式，进而试图实现“局内人”~“局外人”某种“转换”的意义也就得以彰显。那么，一份公开出版的民间录音，若想得到更多的人更为深入的理解，就必须具备对其音响的分析和说明。而就这部分工作而言，民族音乐学者、特别是那些亲自采录音响的民族音乐者是不二人选。

在“说明性文案”这个问题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说明性”的把握（这也是笔者不使用“分析性文案”的主要理由）。任何一份文本的写作，都需要对其阅读对象进行充分的考虑。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一张唱片的主要受众是那些“普通”的听众，因而，对其音乐的说明性文案当与研究性、分析性的文字有所不同，而应更具有亲和力和可读性。

3.被采录者的发言

在面对民间音乐的录音过程中，我们常常倾向于关注对被采录者音乐活动的录制，例如对歌唱或演奏乐器的录制等等，但就一分有水准的学术录音而言，仅有对音乐活动本身的录制，往往还是不够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提出对一份民间音乐的录音作品应具备“整体档案”的诸多要求。然而，笔者在此之所以专门提出“被采录者的发言”，除了其具有构成“整体档案”的意义之外，更希望强调，在民间音乐的录音作品中，能够真正给被采录者以言说和表达的空间。

没有人会否认，民间音乐文化的展现方式是一个极为多元的符号系统，它的构成和表达方式都具备着多个层面。一位乐师，往往并非仅因其擅长操弄某件乐器而受到该文化体系的推崇——“善乐”是必须的前提，但同时，他们也可能是当地民众心目中德高望众的人、或是能够与祖先神灵进行沟通的“非常”之人，更或者，他们有着其他大众所不具备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因而对于聚集和性音乐活动具有不可取代的威信。即便是对于一个歌手而言，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其“唱得好”而被大家所指认，在更多时候，一个“唱得好”的人往往首先是一个“说得好”的人，他们对本文化的语言有着高人一筹的驾驭和表达的能力。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因为自身（或家族）的特殊经历对其文化具有某些典型性意义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上述所有这一些，都未必能够仅仅在其制造的音乐中得以表现和发掘。

当我们回想一下田野采录的实际状况，就会更加明白让“被采录者发言”的意义。对于任何一个民间音响采录者而言，每一次采录工作都绝不仅仅是到达当地、一声不响的如机器人般操作器材、完成录音、结束走人这样简单和机械。每次录音的前前后后、包括采录的过程中，都融合着大量的交流、对话、沟通、表达。既然这是那些民间音响录制过程的的本来状态，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其纳入民间音响本来的组成部分之中。因此，笔者特意提出，在民间音响的采录与出版的环节，应该注意给这些被采录者以发言和表达的空间。

事实上，让被采录者发言，并非仅仅是一个丰富民间音响的内容与维度的行为，从聆听者或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更提供了对其后续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线索。例如，前文提及的“原生态系列”，就对每张专辑的歌唱者分别设有“歌手感言”的部分。在“陕北歌王”王向荣在专辑的内页中写道：

“陕北民歌苍凉厚重、高亢激昂，只有黄土黄河‘母亲’才能孕育出这种震撼人心的音乐。今天我的这张演唱专辑的面世源于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和全国各界志士仁人及广大民歌爱好者的鼎力相助。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大家对我和陕北民歌的支持与厚爱”； 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同是“歌王”的朱仲禄则在他的专辑中表示：

“花儿是我的生命，它使我一生都为之痴、醉、迷、狂，它是多民族文化创造的结晶。在中国民族音乐中，没有哪一个歌种能在四个省区八个民族中广泛流传。我为花儿奋斗了一辈子，它给了我无尽的快乐和生活的勇气，即使在我遭受磨难，被迫离开花儿演唱领域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它。我希望花儿这一民族奇葩能够永远绽放，永世流播。今天我老了，已是85岁的高龄，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了，我感谢那些曾经给我关怀和帮助的老友们，感谢那些曾经和现在依然扶持花儿音乐文化事业的同仁和部门”。

在石占明的专辑中，这位年轻的歌手则表示：

“我是一个来自民间的羊倌，我的歌是山里的风造就的。我希望把多年来伴随自己成长的‘开花调’和其它左权民歌，奉献给所有热爱原生态民歌的人分享。面对乡土，面对太行山，永怀感恩之心！”

毋须多言，我们已能隐约体察到演唱者各自的人格、身份的不同，以及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视角、心态等等。同时，这样的“发言”更给了每一位听众（读者）自我理解与解释的空间。譬如，我们完全有可能会去追溯、查阅朱仲禄所说“即使在我遭受磨难，被迫离开花儿演唱领域”的那段特殊的历史，也可能有人会对石占明说出“我的歌是山里的风造就的……奉献给所有热爱原生态民歌的人分享”等等这样的言辞而追问一位羊倌歌手的表达方式。

结 语

民间音乐——或者说民间音响，实在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对象。有的时候，它们鲜活丰富、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而有的时候，它们又十分脆弱，需要认真对待、精心呵护。在这其中，民族音乐学家应当首当其冲行使责任、履行义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音乐学研究本就应与当下音乐及整个社会生活构成紧密联系。在西方的音乐世界中，我们已经看到音乐史、音乐分析与音乐创作所构成的互动关系，那么，当我们面对本土的民间音乐时，民族音乐学者又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和操作方式介入呢？毫无疑问，对民间音响的录制以及整理、保存及出版等相关工作，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范畴，它既具有一般音响制品的制作出版所不具备的学术品质，但同时，它又具有“纯粹”学术研究所常常忽略的“实用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将民间音响、学术研究以及社会传播、接受全部关联在一起，与我们们个人的音乐生活形成互动。

民间音响的有关品质，除了本文所讨论的这些极为有限方面外，它还将涉及到许许多多更为广泛的问题。例如，伴随着录音器采在便携性与功能性方面的极大拓展，应当怎样根据不同的录音环境、条件而选择和使用怎样的录音设备与相应的操作方法；我们在音响录制的一系列过程中，又将注意哪些涉及隐私、版权等田野道德方面的问题；而在对民间音响进行出版的工作之后，我们还当考虑其版税的流向和分配，等等（例如，美国学者安东尼?西格就曾将自己录制巴西亚马孙苏雅印第安人的唱片版税，用在研究与复兴该民族音乐文化的基金中）；而在近来的国际学术界，更是出现了被称之为“new age”及“new fashion”等融合民间音响的新的处理方式，等等……不一而足——就如民间音响本身一样，充满着多元性与多种可能。

注释：

①在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第十二届年会上，赵塔里木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提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围绕如何科学地获取田野资料。

②自2009年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与内蒙古艺术学院联合将蒙古族优秀民间艺术家请进高校为青年教师、本科生及“蒙古族基地班”进行传承性教学。这项工程包括了教学、教学记录、教学研究、教学成果展演及出版等一系列内容。

③分别为《“陕北歌王”王向荣陕北民歌演唱专辑》（2006年）《“西北花儿王”朱仲禄花儿演唱专辑》（2007年）、《山西左权“羊倌歌王”石占明左权民歌专辑》（2008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

④见该唱片“后记”，乌云娜撰稿。

⑤从音响效果中笔者判断，这些早期录音大多是在礼堂演出的实地录音，采录者并未对录音工作有太多设计，其录音具有相当的随机性。

⑥见该唱片中《〈石占明专辑〉录制始末》，任俊文撰稿。

⑦同⑥。

⑧同⑥。

⑨同⑥。

⑩关于民族音乐学学科与录音技术的关系，可参阅《音乐词典词条汇辑：民族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一书的有关论述。

萧梅教授在SEM会议上的发言，2009年。

［参 考 文 献］

［1］［美］布鲁诺?内特尔、沈信一译.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M］. 台湾：书评书目出版社，1976：157.

［2］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45.

不正常家族关系目录范文第3篇

    我省地处西北高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政治原因，文化向来较为落后，地方史籍和少数民族文献甚为缺乏。我馆历史资料部地方文献（包括民族文献）专藏仅有二十余年的历史，馆藏数量和服务规模都很有限。截至八三年三月，地方文献资料共收藏约五千种，一万册左右；民族文献资料共收藏四百四十四种，七百四十一册。主要是清雍正以后的，尤其以民国间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时期的居多。绝大部分是汉文版，也有少数藏文版、蒙文版或汉藏、汉蒙对照性的图书资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除加强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外，特别注重了读者服务工作。据统计，一九八一、八二两年共接待各方面读者二千零五十四人次，提供各种资料八千三百六十一册次，发挥了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一、整顿了目录，增加了设备。

首先，我们对藏书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分编工作，初步健全了目录体系，其中读者目录包括：文献书名目录、分类目录、著者目录；地方出版物书名目录、分类目录；地方期刊刊名目录、分类目录；地方报纸报名目录，特种文献目录以及二种专题目录。目录体系的健全，大大方便了读者，充分发挥了各种目录的检索效能。为了更好地方便一般读者和专家查阅资料，我们从八二年六月份开始，着手编制《馆藏青海省地方文献书目》，预计今年七月份可以编成付印。其次，近几年来，我们购置了一台缩微阅读器，馆里又备有两台复印机以及照像、放大、冲洗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大大方便了读者，使他们节省了时间，获得了急需的资料；从另一角度上说，也大大提高了藏书的利用率。

二、经常了解读者的阅读需要，研究动向，和阅读效果，为各个研究领域的读者提供有效服务。

1．为编写民族史服务：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为了编写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史，需要大量民族史料。我们为他们提供了馆藏有关的全部资料，并为他们校勘文献内容。对文献所引史料查原书核对。如先后曾查阅“史记”、“后汉书”、“新唐书”等。现在，他们已经编成《青海少数民族》一书，书中分别介绍了本省蒙、藏、土、回、撒拉、哈萨克等六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等情况，此书即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写组，为了编写各民族简史，近两年来不断来我部查找资料，我们主动为他们提供有关青海各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社会风俗以及青海省各县风土概况等资料，并为他们复制各种名胜古迹的照片提供方便。同时，为了方便他们的编写工作，破例外借了一部分资料以供其在馆外复制。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八二年元月《撒拉族简史》一书已出版了，同年十一月《土族简史》一书也接着出版了。

2．为编写地方史服务：从一九八零年起，全省陆续有十四个州、市、县编写地方志。他们经常成批地连续不断地来我部查找大量资料，有的州、县一查就是好几个月。为了满足他们对地方、民族文献的需求，我们总是积极主动地给他们提供资料，需要复印文献时，考虑到他们距省城较远，来馆查找资料不易，就优先给予安排。到目前为止，有的正在编写过程中，有的已经写出了草稿，有的已经出书。黄南州已写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的初稿；乐都县已经出书，书名为《乐都县志》（初稿）第一编“概述编”和第二编“自然编”。西宁市政协王中兴同志，为了修订《西宁市志》，多年来一直利用星期天来我馆查阅地方资料，我们主动认真地、不厌其烦地为他提供各种资料。为了争取时间多摘抄一些资料，有时他连中午饭都不回家吃，而在阅览室啃干馒头，我们就主动给他送开水，在各方面为他提供方便，使他安心查阅资料。

3．为党、政、军部门服务：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选拔中青年干部，进行机构改革，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过程中，我们在为党、政、军机关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去年冬天至今年春天，曾多次来我部查找“文革”期间一些有关干部情况和表现的资料，由于我馆设备条件的限制，这部份资料没有系统整理上架，装在二十几个大木箱内，堆放在楼道的两侧，为了使他们能找到所需要的资料，我部专门派了三名同志，将一箱箱重达数百斤的资料抬下来，并协助他们从头至尾进行翻阅，受到他们的好评。上海闸北区委，为了认真落实干部政策，需要查清几位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这几位同志原在青海工作，八一年内调去上海），去年下半年派了两位同志专程从上海来我省有关单位调查材料，我们主动为他们提供了我省“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出版的各种报刊，如“八一八战报”、“八一八工人战报”、“昆仑红旗”等，为他们查找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省军区检查部队训练情况，八四五二六部队编写团史，到我部收集有关部队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几乎所有馆藏的《青海日报》和部份画报，并为他们复制了大量的图片资料。

4．为编写地方学科史服务：青海省交通厅编写“青海公路交通史”，在近两年多的时间内，我们为编写组的同志提供了几乎馆藏全部有关公路交通、历史地理、水利资源、气象等方面的文献、图片、地图等，并为其复制了大量的资料。从八二年三月开始，截止同年十一月底，他们已编制出了青海公路交通史方面的《资料选辑》共九辑。据最近了解，“青海公路交通史”（初稿）年内可能出书。同样，前几年青海气象局编写的“青海东部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编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史料”等我们也曾协助和主动给他们提供了部份资料。

5．为各种专题研究服务：西宁市人事局杨效平，长期以来坚持业余时间研究青海历史，主要是研究马步芳家族的历史。我们大力支持了他的研究工作。长期不断地为他提供所需的资料。他已于八二年六月完成了长达十几万字的“马氏家族兴衰史”一书（内部讨论稿），其打印本已赠送我部一份。最近，经过修改后，青海人民出版社已同意给他出版。省政协陈秉渊所著《马步芳统治青海四十年》一书原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为了重新修订出版此书，我们为陈秉渊提供所藏唯一的初印本作为其修改底本。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

6．为民间文学艺术和其它方面的学术研究服务：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为了研究藏族民间文学史诗《格萨尔王传》，曾多次从兰州来我部查询资料，为了保证其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方便。西宁市建筑公司邓靖声，长期坚持研究青海民间歌谣花儿，准备收集资料编一本“花儿”专辑，我们为他提供了《青海文学艺术》、《青海湖》、《新青海》等各种收有“花儿”的文艺刊物，并为他复印了大量的有关“花儿”的资料。现在《青海花儿》一书正在编写中。省劳改局五支队孙作人，省教育厅《青海教育》编辑部赵宗福等，对有关青海的诗词歌赋有一定的研究，常来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为此，我部长期为他们提供各种诗词古籍资料，供他们进行研究。孙作人同志已收集青海诗词约一百五十首，打算编一部“青海诗集”，赵宗福已发表了数篇有关论文。

三、采取多种服务方式和方法，为读者需求提供各种资料。对于民族文献和地方文献的读者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的几种服务方式：

1．阅览室工作。我们十分重视阵地阅览工作，制定了工作人员服务公约，要求工作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思想，熟悉本职业务，坚守工作岗位，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主动热情地为读者服务，迅速、准确地为读者提供资料，解答咨询。同时，为给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我们注意经常保持阅览室的整洁和安静。

2．跟踪服务。对以上各项专题服务项目，如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民族史，各州、市、县编写地方志，以及青海省交通厅编写青海交通史等，我们都采取跟踪服务的方式，从始至终了解掌握他们研究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尽力协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困难，从确定研究课题开始，直至出成果为止，我们都采取跟踪方式配合他们的研究编撰工作，如有些资料我们没有收藏，就给他们联系或介绍去省档案馆和甘肃省图书馆去查阅，有时我们利用馆际协作关系专门到外馆去为他们查找资料。

3．咨询服务。黄南州志编委会的赵清阳需要查找有关拉卜楞寺方面的资料，我们主动为他提供了《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等五种有关拉卜楞历史沿革问题的文献，甚至把有些文献中的有关章节、段落也为他们提供出来。尖扎县志编委会同志要了解有关古哇寺活佛在清末被官府诱杀的历史，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关史料。有的读者从外地出差来青海，想到塔尔寺看看，并想了解塔尔寺的渊源情况，我们即为他们提供有关“塔尔寺”的所有资料和图片。西宁市邮政局为了编制“青海风光明信片”，我们积极主动地为他们解决了有关青海黄河源头、塔尔寺、青海湖等有关风光的图片。还有少数读者初次来我室查找资料，不熟悉目录体系，不会利用目录，我们就热情地向他宣传，介绍目录设置情况和使用方法，为其查找资料提供方便。

4．外借服务。根据馆内规定，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专藏原则上不予外借。但是为了照顾和支持有关科研单位和专家们的研究工作，在不影响图书内部阅览的情况下，破例借给他们在馆外阅览。如化隆县距西宁较远，县志编纂委员会为了编写县志，需要地方史志方面的资料，我们就借给他们一部清乾隆刻本《西宁府新志》，供他们研究参考；青海省人民医院编写医院史，需要五十年代有关反映他们医院的图片，我们就主动提供了《青海卫生十年》画报，并满足了该院外借反拍放大复制的要求，他们非常满意。又如“五种丛书”编写组，在编撰各民族简史过程中，我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图片，供其馆外复制。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修订“循化志”，省政府办公厅毛文炳同志准备编制“青海大事记”，我们都为他们提供了不少资料，供他们馆外使用。

5．复制服务，自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我馆陆续购进两台复印机后，大大加强了复制服务工作，满足了广大读者对资料的需求，节省了科研工作者的时间，为他们早出成果快出成果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和方便。仅一九八二年我们就为读者复印了各种规格的复印件一万五千六百零一十九张，很受广大读者欢迎。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在研究民间文学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工作中，需要收集各种传本，认为我馆藏本较丰富，复印效果也好，曾多次来与我馆联系，要求将馆藏各类传本予以全部复制。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单位提出了异议和不同的看法，认为涉及到版权问题，不应给他们复印。我们认为图书馆收藏图书的目的就是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服务，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我们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了全部馆藏的手抄和刊印传本共五十六册的复印件。我们不仅接受大宗资料的复制，同时也满足少量资料的复印要求，如读者为了评定职称，需要复印自己过去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青海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为了撰写毕业论文，需要复印部份资料，我们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

6．邮寄服务。对于函索资料的单位和个人，我们即通过邮寄的方法提供各种资料。我省果洛州达日县距省城较远，县志编辑委员会要求提供一批地方史料，我们迅速地及时地将他们所需要的资料查出，并复制后寄给了他们。今年五月初，江苏省淮安县电影管理站郑政同志（五十年代在青海工作），因要评定技术职称，给省工业厅写了一封信，要求该厅将他五九年在《青海机械》刊物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寄给他，结果，原信退回给了本人。该同志无奈，只好投书青海日报社请求帮助，报社将此信转给了我馆，我们阅信后，很快就帮他查到了所需要的两篇文章，立即复印并邮寄给本人。一九八二年十月，湖北省大悟县县委宣传部两位同志，专程从湖北来我馆收集有关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经青海的有关文献，查阅资料后要求复印，由于当时负责复印的同志出差，我们就请他们将地址留下，当负责复印的同志回来后，立即将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复印后寄给了他们。

不正常家族关系目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地方文献　文献采集　国立北平图书馆　抗日战争

由于地方文献的形成及分布都比较复杂,因而收集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有更为特殊的素质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征集西南地方文献的实绩,向我们充分昭示: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心与识见力相辅而行。

一、西南文献的危境与北平图书馆的果敢决策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民族构成、人情风俗,历来给人们一种十分神秘的印象,也一直为中外机构和学者们所关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各方人士既感到迫切需要了解和研究西南,又认为这种动乱的年代正是搜集、收藏各种资料的绝好机会。当时,除了中日两国的有关机构与个人参与此事外,美英德法等国家也纷纷派人前往,趁机搜掠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一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而在中国方面,由于政府机关和重要文化机构的西迁,使大批的文化人士云集于此,特别是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如顾颉刚、方国瑜等人的到来,以及北平图书馆在昆明设立办事处等等,都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南文献创造了良好的人力条件。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但学者们却可以利用比较有利的地域条件,就地开展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收集西南文献既面临着许多的危险和挑战,同时也蕴含了某些机会和条件,从事这项工作,需要识见,需要魄力,需要奋斗,需要牺牲。做好了这项工作,无疑对于保存祖国的文献、对于建设国家皆有莫大功劳;反之,如果放任民族文献流失他邦或者湮没毁坏,则将不利于祖国文化的发展,不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当时国家文献收藏中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可以称得上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北平失守之后,便与北大、清华等学校一起先迁至长沙,后又辗转到了昆明,继续坚持文献的采集、编辑、整理工作。1938年3月,在当时的馆长袁同礼的倡议下,于香港九龙蔡元培住宅召开馆务会议,即研究将征购西南文献(包括各种民族照片)和传拓西南石刻确定为昆明办事处的采访工作大纲;又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并明确指定万斯年、邓衍林、袁同礼等人分别负责各项事务或具体落实完成①。北平图书馆在1940年1月18日呈报教育部的该年工作计划中,再一次将“西南文献”和“西南石刻拓本”作为1940年度的购书计划,并分别提出要求:“对于此项文献继续搜求,俾能成为有系统之收藏,以供学术界之研考”;“传拓云南、四川(广西石刻已入藏,贵州省为数甚少)之石刻,以便编印《西南石刻录》”。报告中所列当年出版计划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出版“西南文献丛刊”,共有《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民俗史料集》、《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图经》、《贵州图经》、《盘江铁桥志》、《黔南类编》、《滇粤要纂》、《桂胜》等9种;第二条关于汇集印刷馆藏目录,也对续编西南方志目录特别予以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示了北平图书馆领导层在战时的艰难情形下,对于收集西南文献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坚决做好收集与整理工作的明确态度。由于他们率先具备了这样的识见和态度,从而很快就在图书馆的采访和编纂环节,展开了一场广泛深入又富有成效的文献征集活动。

二、抢救稀见彝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文献

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活动中,首先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对武定彝族文献和丽江纳西族文献的艰难征购过程。

武定位于云南的西北部,境内居住多个少数民族,尤以彝族为多。在该地的凤土司署内,传藏了大量的彝文经典和文物。其中的彝文经及其刻板以及凤氏自宋以来的世系谱,无论就其版本还是史料,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英法德等国的官员和学者曾先后光顾,用各种手段取走或复录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被公布之后,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更多的外国人循此线索,纷纷赶赴武定,希望将全部典籍及文物予以收购。而土司本人则因国内正遭受日本侵略,当地的流匪也常常滋事骚扰,他担心这些古物难以保全,又加外国人诱以较优厚的价格,因而已动了出售之心。1943年,正在此地从事民族调查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学良先生得知此事之后,一方面想法接近土司本人及家族,劝说他们勿将藏品售予外人,另一方面则及时向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写信,呼吁史语所或其他文博机构设法购买这批珍贵文献。傅斯年很快将马学良的信转交给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希望由北平图书馆来购取这批文献。袁同礼先生在5年前就参与制定了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的决议,对马学良及傅斯年的这个建议当然格外重视。他在收到傅斯年转来马学良的信后,就立即起草了给教育部的呈文,请求划拨专项经费,同时委派已在昆明的北平图书馆编纂员万斯年先生前往武定,与马学良协商征购事宜。

万斯年虽与袁同礼有表亲之谊,但在接到袁同礼的指示后也丝毫不敢懈怠。他原本想带一同事相伴前往,但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只随身带了一些药品及纸墨,就匆匆地只身出发了。一路栉风沐雨,经寒历暑,翻越了崇山峻岭,饱尝了无食无医之苦,甚至还遭遇了当地土匪的袭扰。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土司所在的武定县茂连乡。在与马学良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又认真协商对策,积极走访县政当局及土司的亲戚,从多个方面做争取土司全部让售的工作。在耐心细致的说

服和艰难的谈判之后,终于使土司答应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将全部藏品售予、赠予国家。这批文献计有彝文写经五百零七册,彝文写经卷子一轴,彝文刻经十五块,汉文档册十二册。数量虽不为多,然其文物及文献价值则不啻连城。正如袁同礼先生当时给教育部的报告中所说:这批文献“对于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之研究,有绝大之参考价值。”事实上,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批珍贵文献,也的确成了中外学者了解和研究彝族历史及文化的稀世珍宝。

如果说北平图书馆征集武定的彝文经典多少有些被动,那么搜集丽江纳西族文献则是一次主动的出击。

丽江地处云南西北部的滇、川、藏三省交界地带,境内活动的纳西族人是远古氐羌人的后裔,而他们的直接先祖则是秦汉时代即有活动的摩梭人。由于他们的族源关系和活动地域关系,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东巴教以及有关纳西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学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文化焦点。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德、意、荷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不少外籍传教士、旅行家、动植物学家及人类学家先后进入丽江地区,对纳西族居住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并收集纳西文献。其中,美国人约瑟夫·洛克从1921年2月起,调查纳西文化、收集东巴经典,到1949年返回美国,成功地收集到了三万八千多册东巴经典。继他之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之长孙昆亭·罗斯福于1944年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也收集到1861册东巴经典。这些外国机构和个人的文献收集活动,在迅速孕生了纳西文化国际热的同时,也导致了纳西文献的大量流失。

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当时的政府机构却不但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对纳西文化进行了摧残。如民国年间丽江县政府就曾下令禁止举行东巴仪式;一些行政官员以改革习俗为名,削弱东巴教的地位;甚至有些提倡新文化的纳西族学人也不加区别地否定传统文化,称东巴象形文字为“牛头马面之字”。这对于纳西文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命运堪忧。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危难形势,当时国内一些有眼光的学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收集和保存纳西文献的责任。其中,最有影响、最有成效的是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周汝诚协助万斯年为北平图书馆收集文献的活动。

大约在1940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当时在云南省从事文献征集工作的万斯年先生,前往丽江地区调查并收集纳西文献。关于这次实地的文献搜集过程,万斯年先生有《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述之甚详。据《报告》介绍,万斯年在丽江前后驻扎约15个月,主要进行了包括搜访传抄丽江地方文献、访购整理东巴经典在内的9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具有建设意义的是对东巴经典的搜求。

东巴教信仰山、水、风、火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是原始巫教的典型表现,它又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与规则,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宗教。因此,其教义与规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内容。而记载这些教义及规则的东巴象形文字,又是语言文字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所以,无论是记载内容还是书写形式,东巴经典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万斯年先生到达丽江后,在当地大姓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先后征集到东巴文经典3200余册,包括精写本、绘像本、彩绘本、封面装饰本、圣手写本、校读本等多种版本形式。这些版本对于研究东巴经的内容及纳西人的文献制作,皆有很重要的作用。经过万斯年等人的精心整理,这批文献与此前北平图书馆已经入藏的547册东巴经典合为一体,构成了国家图书馆十分珍贵的纳西文献。

万斯年在丽江地区所收集的纳西族文献除了东巴经典之外,还有丽江地区的志书、纳西族谱、纳西族人诗文集等,并传拓了纳西人的墓碑、庙碑和摩崖石刻,踏访并照录了纳西木土司的遗踪等,这些文献和文物,都很具体地反映了纳西族人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活动,是纳西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们的内容情况,下文将做进一步介绍。

三、收集西南方志、传拓西南碑文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的方志文献自然就是关于此地历史文化自然人文等信息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双方当然都会格外关心西南地区的方志。比如当时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就曾竭尽全力地搜集川、贵、黔以及广西等省的地方志。国家图书馆现在还收藏有当年曾被兴亚院华北连络部调查所占有的《楚雄州志》、《宁州志》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保存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自然也就将收存西南地方志作为重要任务。

根据笔者对1933年印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1934年发表的《续补馆藏方志目录》的统计,当时共有四川方志283种,云南方志125种,贵州方志46种,广西方志79种。万斯年先生1941年整理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中,计有四川方志351种、536部,云南方志173种、227部,贵州方志58种、74部,广西方志93种、115部,方志23种、33部。而1945年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简目》所统计的近年入南方志,则分别是四川276部,云南93部,贵州34部,广西24部,15部。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抗战期间收集的,因为对所谓“近年”的上限,目录编制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万斯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没有包括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比如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所收集的[光绪]《丽江府志》、冯骏修《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就没有收录。这说明他曾经历经艰辛收集到的西南方志文献,在他所编制的目录中并没有得到反映。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的统计却明确显示,仅1938至1939年一年间,北平图书馆购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方志就达177种、1585册,在战时状态下能有这样的成果,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万斯年先生的夫人、国家图书馆退休研究馆员戚志芬先生也曾指出:抗战期间“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傅增湘1928年12月20日致信张元济也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显示,抗战时期也许正是北平图书馆馆南方志的增长时期。在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多部抄本云南方志上,万斯年先生不仅亲笔题写了书签,还认真地做了校改。就笔者所见,即有[正德]《云南志》、[乾隆]《益州志》、[光绪]《越州古志》、〔雍正〕《马龙州志》、〔民国〕《续修马龙州志》、〔康熙〕《云州志》、〔康熙〕《剑川州志》、〔康熙〕《禄丰县志》、〔康熙〕《武定府志》、〔康熙〕《琅盐井志》、〔雍正〕《临安府志》、〔嘉庆〕《阿迷州志》、〔道光〕《广南府志》、〔光绪〕《平彝县志》、〔光绪〕《丽江府志》、《蒙化乡土志》、《腾越乡土志》等数十部。这些志书在谭其骧主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没有著录,却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目录》收入,可以基本肯定它们就是抄写于抗战时期。还有一部抄本《滇南抄录》,则留下了抄录于抗战之间的准确时间标志。在其扉页上,有这样几句话:“此书原题《滇南抄录》,不著撰作人姓氏,原抄本首三则所用纸张较小。树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在该页的天头处,万斯年先生补充说;“原书为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见目录史部七十一页。”并注明“一月三十日寄到。”根据这些代表性的事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北平图书馆当时确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驻近西南的自然便利,抢救性地抄录、收集了一批方志文献。国家图书馆现南方志当然不可能只是在那一时期才收藏的,或者主要不是在那一时期收藏的,但在那一时期,肯定是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这种收藏行为就包涵了更多的艰辛与奋斗。

散落于西南各地的石碑、石刻,也是当时北平图书馆采访人员关注的重要文献。在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就已经说明调查传拓丽江地区的墓碑、庙碑、摩崖石刻等文字,是他当时丽江之行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图书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所发表的范腾端1946年10月所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云南碑目初编》,则显示了北平图书馆传拓收藏云南省各地碑刻文字的整体情况。所著录的351种碑刻中,有汉碑、晋碑、唐碑、宋碑、元碑、明碑、清碑和近时刻碑。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这些碑刻都是在北平图书馆移驻昆明之后所寻访,但近时所刻的76种则基本为此时所拓,其他的恐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此间所得,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更有条件直接深入碑刻所在之地,进行实地的勘察与拓写。前文所引北平图书馆1940年的工作计划,已经显示了馆领导层对传拓云南碑刻的坚定决心,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则显示,当年购入四川、云南的石刻拓本有108种,实地传拓的100余种。这些碑文的价值与意义,一如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所说,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以及与中原的交往交融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三、对现代地方文献工作的可贵启示

对于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的西南文献征集过程,本文的论述非常简略,但这对于说明收集地方文献所必需的基本人力素质已足够充分。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的危难时刻,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曾经这样要求自己:“根据国家之需要,以谋适当之供给,于建国程序之中努力所事。”这种在危难关头不忘民族文化建设大计的精神,的确难得。但是,如果仅有这一份精神和热情,则仍然难以达到非常之目的。要有效地完成神圣的选择,还必须具备对时世的正确认识,并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与决策。正如前文所说,抗战期间收集西南文献潜伏着许多危机或危险,同时又蕴含着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不少文献拥有者虑及文献的命运而急于为其找到更安全的处所,那些原本秘不示人的文献此时不得不考虑尽快脱手;文献采集机关驻近西南则占据了地域上的极大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施用各种收集方法。所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领导决定广泛征集西南文献,是非常英明的举措。另据资料记载,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做出了征集整理战时资料的决定,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还报道,此期,北平图书馆与原北大、清华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图书馆合作,编制了《中日战事资料》和《国际舆论汇辑》等,为国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丰富、直接的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的西文书采访活动中,甚至还包括了采集有关欧美国家战后经济建设的图书。

新时代的图书馆当然已无亡国之虞,也无需考虑图书馆在何处立足,甚至也不用担心文化资产的外流。但是,作为图书文献的主要收藏与提供机构,如何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广泛地收集和保存起来,永远是图书馆的天职。而在各种信息蜂拥出现的形势下怎样用有限的力量保证社会最需要的文献的完整程度,就不仅需要责任,更需要很准确的认识文献能力。

北平图书馆当年采集武定彝文经典和丽江纳西文献,都是在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协助甚至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历史上的国家图书馆曾经吸引和聚拢了一大批学者,他们有人直接参与图书馆的馆务,有人则参加购书委员会,为遴选书籍出谋划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在图书采购一项,就多次非常郑重地写上“本年度购书在购书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今天的图书馆既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同时又与社会其他行业与机构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作为一个图书收集提供中心,文献的选取越来越离不开读者的阅读要求甚至直接参与。因此,类似于北平图书馆的“购书委员会”制度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制度也许并不能保证文献入藏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但却可以使那些最有价值的文献适得其所。我们在文献采选活动中,应该尽可能地借用各类专家的智慧,从而提高对文献价值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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