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诗集范文第1篇

[关键词]陆游；日本诗话；艺术探讨；作品阐释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57-05

日本诗话是受中国诗话影响而产生的，并伴随着日本汉诗千余年的发展。日本诗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汉诗创作的诗格、诗法；评论中国的诗人及其诗歌，日本的汉诗及作者；兼谈中日汉诗之间的源流关系等。日本诗话是研究日本汉诗，也是研究中日比较诗学的重要文本材料，其作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仅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在日本诗坛同样具有相当的地位。

一、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一）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

日本诗话多承继中国诗论对陆游的评价，将陆游认定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如，津阪东阳（1757―1825年）在《夜航诗话》中所言：

可以死矣，捐生取义 ，杀身成仁是也。可以无死矣，苟不足为国家者，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哉？或F名激祸，徒侠者之狂也。放翁为韩平原作《南园记》，势不得已也。初诚斋固辞，而翁又峻拒之，必激其怒，徒速祸耳。记中，唯勉以忠献之事业，实无谀词，其亦何尤也？《宋史本传》：“因朱子言，横致砦议，何其固也。”《文海披沙》历举古今文人无行者，不详其事实，漫吠声诬之，不尤冤乎？[1]（487）

陆游因替韩腚凶鳌赌显凹恰肥蛊浔ナ芎笕粟覆　T诖嗽蚴话中，津阪东阳试图说明陆游创作此文时的迫切形势，点明其主旨不过是“唯勉以忠献之事业”，且“实无谀词”，从而指出了“朱子之言”以及《文海披沙》对事实叙述得不够详尽是陆游饱受冤屈的原因之一，并以此来为陆游创作《南园记》进行辩解。再如，菊池桐孙的《五山堂诗话》云：

子厚之于晌模意在攀附以行己也，所谓枉尺而直寻者也。放翁之于腚校身被牵挽以徇人也，所谓同流而合污者也。二公诗文，与日月争光，尚自贻兹累，名之不可全者如此。今日文士，有气者，趁热求用；无气者，苟且雷同。无二公之业，而有二公之累，瓦而不全，吾未见其可也。[1]（533）

菊池桐孙（1769―1849年）将柳、陆进行类比，认为柳宗元依附于王珊屯跏逦模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陆游身被牵挽，不得不曲从韩腚校正可谓“名之不可全者如此”，柳、陆均为特殊的政治关系拖累，然其诗文成就却非常突出，可“与日月争光”。同时，菊池桐孙借此感慨今日文士多“瓦而不全”，即没有达到柳、陆二人诗文上的成就，却同样受到气节方面的影响，难得“瓦全”，何况“玉碎”？由此可见，日本诗话对于陆游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除此之外，《五山堂诗话》又云：

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李近天仙，白近地仙，黄则稍落魔道矣。[1]（1）

此则诗话将唐宋主要名家的诗歌分为三个等级。在第一级中，借用佛教如来、菩萨的分级方式将杜诗、韩诗、苏诗作为第一层次，范诗、杨诗、陆诗属于第二层次；第二级则采用道教的分级方式来区分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歌；而黄庭坚的诗歌则受到贬低，评为第三级，说其“稍落魔道”。可见，陆游在日本文士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二）对陆游诗歌艺术的探讨

其一，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如，长野丰山（1783―1837年）《松阴快谈》云：

范石湖之诗少瑕K，陆放翁之诗多瑕K。然至其气力变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放翁之诗，有豪放之气焉，南宋诗人盖无出其右者。近日诗流，学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庹呶椅粗闻也。[1]（397）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与陆游交游甚广，然而，此二人之诗却有较大的差别。长野认为范成大的诗相比于陆游缺点较少，但在气力变化上不及陆游。陆游的豪放之气在南宋诗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当时很多人学习陆游，也是远远不及。通过与范成大的比较，日本诗话得出了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为“有豪放之气”，然“多瑕K”。

其二，陆游诗歌之源流。自钟嵘《诗品》始，诗话类著作多追溯诗歌的源流关系，并对后世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影响。日本诗话多认为陆游诗歌源于杜甫，表现为陆诗在艺术手法上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如，释慈周推崇陆放翁，其《葛原诗话》前有橘州x元祯之序，此序称慈周论诗主宋，有“（苏轼、陆游）二子之诗，其源出于少陵而拔其萃者也”及“苏陆之诗实为少陵之阶梯也”之语。且其反对“萱园诗派比唐拟明，因仍相袭”之风。[2]（466）由此可见，作为“宗宋派”代表人物的释慈周，认为苏轼与陆游是杜甫诗歌的继承和发展者，并将其称之为“少陵之阶梯”，在宋代诗人中出类拔萃。

其三，陆游作诗之法。如，广濑建（1782―1856年）《淡窗诗话》云：

古人曰：“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观杜少陵、陆放翁等之集，觉始定鹏而作之诗，十之一也，其九乃诗成后置题。”今人之诗反是。今人之诗，专探题咏物之类，皆因题生诗也，次韵者，因韵生诗也，是其落于人工无天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若于此处用意，不难至古人妙处。[3]（809）

广濑建认为作诗应学习杜甫和陆游，即作诗当“诗成后置题”，不可因题、因韵，陷于人工，以致无天然之趣。广濑建还主张作诗应随心而发，少受题材、格律的限制，以表现出“天籁”之韵，只有运用这样的创作方法才能够“不难至古人妙处”。

对于陆游诗歌的章法，日本文人分析得清晰透彻。如，贝原笃信（1630―1714年）《初学诗法》引《渭南文集》卷一五《杨梦锡集句杜诗序》云：

要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后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于古人，亦难矣。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第一相诗诀）。[1]（卷3，245）

陆游主张作诗需要“用力精到”，即强调学习应下苦功，并对经典作品非常熟悉，达到“与对卷无异”的境界，正如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言。同时，他强调作诗的篇法由起、束、放、敛、唤、应，这六大部分组成，需要做到开阖、扬抑、象意具备而无偏用，这为日本后学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学习的方法与途径。

（三）对陆游作品的解释与运用

第一，对诗语的考证。在《柳桥诗话》、《夜航诗话》、《作诗质的》等诗话中出现了大量对于陆游诗歌、诗语的解释与考察，其具体可以分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以及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这两大类。

第一类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如，藤良白（？―1862年）《柳桥诗话》云：“尾崎正风云：‘判香家，乃制羊角方寸许，点香其上，火势不猛，渐渐而k，名曰银叶。’陆放翁云‘银叶无烟静炷香’即是也。《苕溪渔隐》亦云：‘小院春深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叫，银叶龙涎香渐销。’”[1]（306）以及“梨花、蕉叶小盏也，而蕉叶独为小户之通称。东坡饮酒，但三蕉叶。陈后山云：‘易醉易醒蕉叶量。’陆放翁云：‘酒才三蕉叶，此类可见矣。’”[1]（397）

银叶、蕉叶均为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由于中日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诗文传播较为快速，生活物品的传播却由于日本人迥异的生活方式而进展缓慢。因此，多数日本文人对诗中描绘之物并不熟悉。相比之下，宋诗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向平凡的日常生活题材倾斜，唐诗中不太关涉的琐事细物都成为了宋人笔下的诗料。由于日本的文士大多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对这些新奇的事物难以理解，故诗论家在诗话之中往往会引用诗语来进行解说。

第二类是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如，藤良白《柳桥诗话》云：

凡精神注处，都谓之眼明，陆放翁喜用此字。《苦笋》云：“藜藿盘中忽眼明”，又云：“眼明对此幽栖图，始觉吾庐分外奢。”《桃源》云：“十年俗客明双眼。”又云：“解鞅名园眼倍明”之类，不可枚举。少陵云：“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盖放翁之所本也。（心开目明，见《后汉书・王常传》，山谷云：“模写一读心眼开。”白香山《琵琶行》云：“如听仙乐耳暂明。”）[1]（398）

对诗歌中词汇的解释，是进行诗歌分析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词汇的分析能够探寻其诗歌的风格特点，发现诗歌之间的源流关系。藤良白发现陆游诗歌惯用“眼明”二字，并将其解为“精神注处”，还将其源追溯于杜甫《春生二绝》中“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表现出了陆游对杜甫歌的继承关系。又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

陆放翁诗：“好事湖边卖酒家，杖头钱尽惯曾赊。”言酒家识客，不必索现金也……“赊”，又训“遥”，然非但远之谓……陆游：“过望犹赊死，扶老又入冬。”又“年逾八十犹赊死”，宽赊之义，犹云延引也。是其义随用随转，读者详之可也。”[1]（437）

津阪东阳通过对陆游不同诗歌之中“赊”的对比，来说明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诗歌之中的含义是随着使用而不断转变的，这正是陆游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我们通过对陆诗诗语细致入微的考察，可窥见陆游诗歌在日本文人中的巨大影响力。陆诗为日本文士所熟悉、学习，其普及率较高，以至于出现了一大批陆游研究者，他们自觉地对其诗语进行解释与考证。

第二，以陆游游记、笔记类作品为考证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日本诗话中出现了大量涉及陆游游记《入蜀记》、笔记类作品《老学庵笔记》的内容，并利用其来进行解释与考证。如，东梦亭（1796―1849年）《锄雨亭随笔》云：

陆放翁《入蜀记》：“太白《登黄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按李于鳞《唐诗选》，‘映’作‘影’，‘山’作‘空’，非矣。既曰‘碧空’，又曰‘天际’，语且重复，意亦索然。是类甚多，不可枚举。南郭附言，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是亦妄耳。”[1]（369）

东梦亭引陆放翁《入蜀记》中太白诗“孤帆远映碧山尽”来说明李于鳞《唐诗选》中“孤帆远影碧空尽”之误，同时批评了“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的错误做法。

此外，长野丰山《松溪快谈》云：

市中卖手简纸，高五六寸，阔尺余。糊而连接之为卷，横展书之，长短剪之，以相往来，不知P于何时也。一日读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曰：“予淳熙未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市肆作手简纸卖之，甚售。因知手简纸P于宋末也，我邦用之盖未及百年矣。”[1]（430）

长野丰山通过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来说明手简纸出现的源流以及时间。可见，除诗歌作品外，陆游的其他作品，如游记、笔记类作品等同样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与日本文士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日本文士将其作为研究考证的依据，足见日本文士对陆游作品的推崇。

综观日本诗话对陆游作品解释与运用的记载，可以发现日本诗话对于诗歌中所用的语词更为重视。或许是出于国别的因素，古代日语虽然多沿用汉语，但毕竟文化习俗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对汉语特有的用例、名人轶事、文化习俗、特殊事物等难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陆游诗文的详尽阐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四）对陆游诗歌的异见

日本诗话中的文学思想多与中国文论趋同，但对于陆游诗都存在异见，如，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云：

剑南诗，动说穷簿，多伤心语，然其中有二可笑者：“处处乞浆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大似乞儿诗。[1]（544）

菊池桐孙认为此诗大似乞儿诗，与对此诗的传统看法之间存在差异。此诗为《春晚村居杂赋绝句六首其二》：“鹅儿草绿侵行路，帔子花明照屋除。处处乞浆俱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陆游于绍熙三年春作于山阴，此时南宋统治集团中因赵Y、赵父子不睦，引起朝廷内部骚动，臣僚等封章迭上，栖栖惶惶，不可终日。陆游对统治集团中趋附奔竞之风，表示不满。曾V《类说》卷三五引《意林》云：“袁惟《正书》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按：意在岁丰。 《世说新语・任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4]（466）联系此诗的背景与典故可知，此诗虽似乞儿诗，然实则不是，其直指统治阶级的混乱。说明当时虽为岁丰，而百姓依旧生活困苦，所以当是叹俗、愤慨之作。

二、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

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这四个方面。

（一）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

日本诗话的兴起与中国诗话的大量传入密切相关，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周弼《三体唐诗》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流布和认同。《日本诗话丛书》共收载日本诗话59种。其中20家日本诗话引中国诗学著作就已达到了115种之多。[5]（207）日本诗话将中国诗话奉为圭臬，无论是日本诗话的创作旨趣还是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了中国诗话的痕迹。由于思想性的传承，日本诗话中常常出现与中国诗话相一致的结论，大量日本诗话深受中国诗话影响，采用的就是中国诗话的体制，评论杜甫、李白、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诗歌。而陆游正是其关注的焦点，但津阪东阳除了认同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之外，也有自己的见解。

（二）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

爱国情怀是日本接受陆诗的心理基石。日本之所以对陆游评价如此之高，与陆游的爱国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

翁《示儿》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平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其绝笔，亦有三呼渡河之态。翁之心事，于易篑时，犹CC如是，其志节可见已。[1]（487）

津阪东阳将《示儿》诗与抗金名将宗泽三呼渡河之态相比，以表现陆游“志节可见”。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符合日本国民接受陆诗的心理，这是陆游受到推崇，陆诗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

陆游对日本汉诗影响巨大，成为很多日本汉诗人模仿及推崇的对象。如，广濑建《淡窗诗话》：

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摹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近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3]（809）

广濑建此言虽是对日本文士学诗的批判，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人学宋诗风气之盛。“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放翁成为了宋代诗人的代表，为日本诗人所学习与模仿，足见放翁对于日本诗人的独特影响力。同时，大量的诗论家也都提倡学习陆游。如，长野确《松阴快谈》：

余于律诗，首学放翁，后进而学少陵。又退学坡翁。尝有间适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风，人道诗词似放翁。暂置文章论道德，谁抛富贵付苓通。棋逢强敌无奇胜，药待良医有异功。悟得前贤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为关论，故录。[1]（416）

长野确将放翁诗作为其学诗之首选，尚在杜诗与苏诗之上，可见其对放翁推崇备至。

其他著名诗人如谷麓谷（1729―1809年）、江兼通（1671―1729年）、屈南湖（1684―1753年）等也对陆游极为推崇，甚而有意模仿陆游。如，谷麓谷为日本著名诗人，被誉为“当今小放翁”。[1]（544）再如，江兼通《杜甫醉归图》、《秋思》、《长信秋词》皆为肖放翁之作，[6]（册4，89）而屈南湖诗近万首被称为“陆放翁之流亚”。[6]（册4，107）不难看出，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着众多的学习者及推崇者。

（四）唐宋诗之争的影响

自北宋魏泰、叶梦得到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唐宋诗的比较问题渐渐引起关注。中国唐宋诗之争约起源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并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诗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也波及到了日本汉诗坛，其影响之大，贯穿于江户、明治时期。孙立先生在其著作《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指出，“古文辞派以来，江户乃至明治时期的文学思潮基本上是围绕着宗唐还是宗宋展开的，这是儒者诗派之后江户、明治文学思潮变迁的显著特征。”[5]（87）

如，芥焕彦章（1710―1785年）的《丹丘诗话》就极为推崇唐诗而贬低宋诗，

而久保善教在《木石园诗话》中却大力推崇宋诗。“宋兴乃有‘四大家’范、陆、苏、黄之徒，皆以豪迈之气，卓识之见，脱李唐五代旧习，别开一家机轴，大唱清新之诗风。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1]（517）久保善教将范仲淹、陆游、苏轼、黄庭坚称之为宋代“四大家”，推崇宋代清新诗风，甚至认为“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陆游作为宋诗代表，备受日本“宗宋派”诗人的推崇。如，江户后期著名汉学家市河宽斋（1749―1820年），其作为江湖诗社创始人之一，力主宋诗，曾著《陆游考实》、《陆游意注》、《三家妙绝》（三家为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大D诗佛（1767―1820年）、柏木如亭（1763―1819年）等均系其门徒，得其师传，并都为陆游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陆诗作为宋诗的典型代表，唐宋诗之争客观上提高了日本文士对陆诗的关注度，促进了日本诗话中陆诗论的形成。

总而言之，梳理这些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可以发现日本诗话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并兼有异见，反映了陆游在东亚汉文化圈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陆游是日本诗话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其诗成为日本诗人学诗之摹本。然而，日本文人对于陆游并非一味地盲目推崇，而是考察之后再加上自己的评论。由于日本诗坛的时代环境，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对于陆游的评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深入研究日本诗话的陆游论，对于进一步理解陆游文学思想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日]池田四郎次郎：《日本诗话丛书》，东京： 东京文会堂书店，1919年。

[2]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4]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3・剑南诗稿校注三》，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陆游；巴蜀；诗风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词人，在文学上成就甚大，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同列“中兴四大诗人”。陆游乾道六年（1170）入蜀，在蜀八年乃还，于蜀期间所做诗歌颇多。

清人赵翼曾将陆游诗歌划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每个时期的特征：“少工藻绩，中务宏肆，晚造平淡”。[1]齐治平先生在其《陆游传论》中同意了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中年’指四十以后，即入蜀及东归的一个阶段。”[2]另外，就陆游自己诗中所说来看，亦是分为三个时期。①而欧小牧先生在《陆游年谱》中还曾说道：“先生自从戎南郑后，诗境渐变，始一洗摹乞，自成体格，多咏征伐恢复之事……复时借乐府古题，自抒感受，于祖国先抗敌英杰，深致歌颂，借彼亡灵，振我族魂。诗风好俊感激，典丽清新，遂离北宋苏黄影响，立追屈宋李杜，独树一帜，成为南宋诗坛宗匠。”[3]

由此可见，陆游在蜀的诗歌创作尤其自南郑归来之后，有其独特的一面。以下，笔者将就此作一具体分析。

一、以“宏肆”为主的诗风

陆游早年学于江西诗派，师从吕本中、曾巩等名家，在“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形式技巧上颇下功夫，他尝自言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示子遹》）这一时期的诗歌学习，为他将来在诗歌上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江西诗派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以及“瘦硬”“生涩”的风格，使陆游常不能自由抒展情调，因而他逐渐寻求突破其藩篱。陆游在入蜀时曾说：“西游万里亦何为？欲就骚人乞弃遗。”（《巴东遇小雨》）而在其入蜀后，蜀地的奇山异水以及南郑的军旅生活也确实开阔了他的眼界与心胸，充实了他的诗歌内容，使他的诗风亦随之一变。

陆游在蜀的这段时间，诗风诚如赵翼所说，以“宏肆”为主。他常用一些夸张的量词刻画场景，如《观花》诗中“醉千场”“万花成围”，《白墖院时小雨初霁》诗中“千竿玉”“万幅屏”，《长生观观月》诗中“碧天万里”“四万八千丈”，《宿上清宫》诗中“九万天衙”等。这些字、词很好地将诗歌画面扩展开来，使其表现得宏大、壮观，体现了诗人的豪情。他还常用一些精妙生动的形容词，点缀串联诗歌，如《雨中睡起》诗中“磔磔寒禽”“纤纤小雨”，《十二月初一得梅》诗中“孤城小驿”“断角残钟”，《翠围院》诗中“嫋嫋风中筰，昏昏云外钟。”等，使诗歌具有雍容起伏之态。

二、“豪情”与“落寞”相交织、并存的情感

陆游一生中，无论哪一时期的诗歌，爱国情感始终是其主旋律。爱国思想，贯穿着陆游生命的始终。然而，不同的阶段，其具体表现，又有明显不同。陆游在蜀时期，所体现的就是积极恢复的“豪情”与壮志难酬的“落寞”相并存、交织的情感。

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诗中，以描写梦里出兵北伐，扫灭金兵的场面，表现出爱国志士的恢复热情，然而，这始终仅为梦境，诗人梦醒后的失落之情可想而知。又如，《闻虏乱有感》一诗，是陆游听闻金国内乱时所作，表达了积极进攻的意愿，但诗中“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装何由穿袴褶？羞为老骥伏枥悲，宁作枯鱼过河泣。”等句，又透露出不能亲上战场，杀敌报国的无奈和悲愤之情。再如，《观长安城图》一诗中“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表现出陆游的抗金斗志，但“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宋军久不北伐，不仅使得“三秦父老惆怅”，连南方广大爱国之士，亦觉失望。

陆游诗歌寄意恢复，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入蜀后……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4]而此时的恢复，并非像之前仅空谈报国理想，而是充满豪情地提出实质性的见解。他两任参议官之职，辅助王炎、范成大等统帅制定抗敌之策，还亲赴战场，体验军旅生活，这些都为他畅言恢复，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他常常在诗歌中，以具体的战争场面，进攻策略表现出恢复豪情。然而，官微人轻，陆游的抗敌之志久不能已，报国之心久不能扬，因此，才造成了他这种“豪情”与“落寞”相交织并存的复杂爱国情感。

三、内容丰富却又少“唱和”之作的诗歌内容

陆游的蜀中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描写蜀中风物的写景之作，又有刻画生活细节的记事小诗，还有抒发个人情感的言志吟咏，不过，却少有应酬唱和之诗。

陆游在蜀，结交了众多友人，且大多为诗文之友，他们常一起出游宴饮、畅谈国事。陆游亦曾言：“锦城得数公，意气如再少。”但，就现存《剑南诗稿》中所载诗歌，他除与范成大较多唱和外②，少有唱和他人，更少有应酬之诗。其中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两点。

第一，环境影响。

南宋时期，巴蜀地区一度沦为战场，抗战气氛浓重。陆游虽始终居于“闲职”，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始终心系边关，希冀“恢复”。他虽一度放浪形骸，饮酒玩乐，但那却是壮志难酬的愤懑，他其实无时无刻不为祖国而忧心，所以，并无意与友人应酬唱和。

第二，删诗。

陆游在晚年曾多次删汰自己的诗歌，赵翼《瓯北诗话》中说：“然放翁六十三岁在严州刻诗，已将旧稿痛加删汰；六十六岁家居，又删定诗稿，自跋云：‘此予丙戍以前诗十之一也。’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然则丙午以前诗，存者才百之一耳。子虞刻全集时亦跋云：‘先君在严州刻诗，多所去取，所遗诗存者尚有七卷。’……每一首必有一意……一万首即有一万大意。”[5]可见，现存《剑南诗稿》中所载蜀中诗，并非陆游在蜀时所作诗歌全貌，而是以“诗歌句意”为标准“裁减删汰”。因此，抑或曾有更多此类作品，但因“诗意重复”而被删汰。

八年宦蜀，是陆游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他在蜀中，不仅结交了众多友人，而且诗艺更加精进，一洗入蜀前所学“江西诗风”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宏肆”诗风。总之，蜀地的生活对陆游诗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他最终将其诗集定名为《剑南诗稿》的原因。

注释：

①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四《入蜀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首识之》之一。

②分别为：《和范待制月夜有感》、《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和范舍人书懐》、《和范待制秋日书懐二首游自七月病起蔬食止酒故诗中及之》二首、《和范舍人病后二诗末章兼呈张正字》二首、《和范待制秋兴》三首。

参考文献：

[1]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79

[2]齐治平.陆游传论.[M]长沙：岳麓书社，1984，2，89～90

[3]欧小牧.陆游年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127-128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3篇

【关键词】陆游纪梦诗爱国情感文化心态创作方法

纪梦诗在陆游的诗歌作品中占相当分量。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说：“即如纪梦诗，核计全集，共99首，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①陆游的纪梦诗把追求宏伟理想的言志传统与炽热的情感抒发融为一体，将理想与梦幻完美融合，实现了情、志二者完美的艺术结合，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陆游之所以运用纪梦的表达方式，有其个人的原因，更是其所处的时代使然。本文对陆游的纪梦诗进行归类分析，认为诗人内在的爱国情感和他所处的南宋时代士人的文化心态及诗人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共同决定了其纪梦诗的产生。

一

纵观陆游的纪梦诗，大概有三种类型：

1.盼收复，梦北定的理想之梦。陆游出生于公元1125年。他降生的第二年，便发生了徽宗、钦宗被俘的“靖康之变”。公元1141年，即陆游十八岁时，南宋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南宋失去了淮河和大散关以北的大片国土。身负亡国之辱，面对大片国土的沦丧，陆游撕心裂肺，他日日企盼着王师北定中原，收复故土。

陆游在《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写道：“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表现其屡遭挫折但始终没有被磨灭的光复故土的雄心壮志。《枕上》诗明白地表明了诗人急盼收复的心愿，诗曰：“枕上三更雨，天涯万里游。虫声憎好梦，灯影伴孤愁。报国计安出?灭胡心未休。明年起飞将，更试北平秋。”诗作借用汉武帝时李广之事，希望南宋朝廷能起用良将，打退金兵，收复失地。

陆游常常借梦中的胜利来寄托恢复失地、统一祖国的理想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

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帐。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此诗为陆游四十九岁在四川嘉州时作。诗人做了一个痛快淋漓之梦：将士们顶风冒雪，英勇杀敌，一举恢复了太行、北岳直至天山的广阔地区，把金国侵略者的窟穴一扫而空，被解救的人民斗酒欢宴，高唱胜利的凯歌。这正是诗人日思梦想的场景。再如诗人作于八十四岁时的《异梦》：

山中有异梦，重铠奋雕戈。敷水西通渭，潼关北控河。凄凉鸣赵瑟，慷慨和燕歌。此事终当在，无如老死何！

此时，诗人驰骋沙场的愿望早已落空。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却做了一场“异梦”，在梦中他披甲上阵，挥戈杀敌，战斗于敷水渔关一带，在悲壮慷慨的战歌声中恢复了中原故土。

陆游纪梦诗中的这类题材比较多，再如《记梦》：“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疏论迁都。”《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秋夜闻雨》：“惊回万里关河梦，滴碎孤臣犬马心。”《楼上醉书》：“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等等，都是诗人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的理想之梦。

2.寄托豪情壮志，怀念往昔战斗生活的追忆之梦。陆游从小好学不倦，攻书习剑，时刻准备报效祖国。他四十八岁那年，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为幕府襄赞军务，他得以亲身参加了抗金队伍。诗人换上了戎装，驰骋在当时的国防前线南郑一带。但这段让陆游深感自豪光荣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由于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压制爱国将士的抗战活动，不到两年，王炎解职，陆游被调到后方成都，在范成大幕府任职。但陆游对这段“铁马秋风”、“气吞残虏”的戎马生涯终生难忘，他经常在诗歌中以写梦的方式来追忆这段军营的战斗生活，以此寄托诗人欲重返疆场、抗金救国的壮志豪情。试看其《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有怀》：

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雪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

此诗为陆游六十二岁在严州任上作。诗人梦中行进在南郑、小益之间，登上梁州西北的高台，望见点点报告平安的烽火，从遥远的骆谷传来。如此一梦，表达了诗人对当年战斗生活的怀念，寄托了他驰骋沙场、为国立功的愿望。再如《秋晚登城北门》：

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陆游借曹操当年军中赋诗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当年从军南郑的那段军旅生活的无限留恋，其军人的忧国报国之情真挚悲壮，震人肺腑。此类诗作还有《梦至小益》：“梦觉空山泪渍衿，西游岁月苦駸駸。”《感旧》：“梦回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建安遣兴》：“梦里都忘闽峤远，万人鼓吹入平凉。”等等。

3.抒发报国无期、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哀怨的失望之梦。抗金救国、统一中原是陆游一生的理想与追求。然而生不逢时，陆游生活的时代朝廷腐败、不思光复。诗人虽胸怀大志，但始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得已，他以诗鸣志。他用纪梦的方式来宣泄这种壮志难酬的悲愤。如《残梦》诗：“少时铁马蹴河冰，老去摧藏百不能。风雨满山窗未晓，只将残梦伴残灯。”抒发的是一种报国无期，空老林泉的惆怅情怀。再如《二月一日夜梦》：

梦里遇奇士，高楼酣且歌。霸图轻管乐，王道探丘轲。大指如符券，微瑕互琢磨。相知殊恨晚，所得不胜多。胜算观天定，精忠压虏和。真当起莘渭，何止复关河。阵法参奇正，戎旃相荡摩。觉来空雨泣，壮志已蹉跎。

诗人在梦中淋漓报国，可惜醒来终觉是空梦一场。这类诗往往在发出“百年身易老，万里志空存”(《闻虏乱》)的感慨的同时，糅合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控诉和谴责，宣泄了诗人的悲愤与哀怨。再如《贫甚戏作绝句之六》：“可怜老境萧萧梦，常在荒山破驿中。”《晚泊》：“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等等。

二

陆游之所以用纪梦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理想、豪情与悲愤，既与他的个性、家庭教育有关，又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士人的文化心态密切联系。同时，他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方法也决定了他对“纪梦”这种表达方式的选择。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从根本上说，陆游纪梦诗的产生是其内在爱国情感的爆发与宣泄。陆游出生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爱国世家。他的祖父陆佃是个正直的中级官员，父亲陆宰也是一个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己任的士大夫。陆游从小受到他们爱国思想的熏陶。后来陆游又投在极力主张抗金的爱国名士曾几的门下，再次接受了“抗金”、“雪国耻”思想的教育。曾几以人品高洁享誉当世。陆游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说曾几“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以色词。”②幼年时期的亡国之耻，少年时期的屈辱和约，家庭的爱国教育和恩师的人格魅力的熏陶极大地影响了少年的陆游，陆游必然会成长为一位伟大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陆游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澎湃的爱国热情。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陆游浓厚的爱国情结自然就会转入到梦境中。他经常在梦中恢复中原，北伐抗金，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思的显露。诚如钱钟书对陆游的评价：“他看到一幅画马，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以至于“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③。

另一方面，陆游身怀强烈饱和的爱国热情，但是南宋王朝不思光复国土，士大夫苟且偷安，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现状使陆游报国理想的实现强烈受阻，满腔的忧愤必然造成他心理的严重失衡。这种境况下，诗人极需要寻找一种让心理得到宣泄和平衡的东西。陆游纪梦诗中“梦”意象的运用正好满足了诗人跃马疆场、杀敌报国的爱国志士的愿望，使诗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和满足。

“梦的一般功能是企图恢复心理的平衡，它通过制造梦中的内容来重建……整个精神的平衡和均势。”④在梦境里，陆游的爱国情感得到充分的爆发与酣畅淋漓的宣泄。因此，陆游以“梦”意象建构他的爱国诗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纪梦诗是他所处的南宋时代士人的文化心态的综合体现。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朝是最为贫弱的一个朝代。北宋只是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地区，其时北方及西北方有辽、西夏等政权与之对峙，而且辽曾多次打败北宋，强迫北宋称臣，年年进贡。至于金灭北宋，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更是莫大的民族耻辱。这与刚去不远的李唐时期四方来朝的强盛气象相形见绌，这样的国势自然在宋代士人的心中形成一种莫大的压抑。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壮举和呼声又遭到投降派的打击与迫害，因此更是心怀悲愤苦闷。报国无门的忧愤、无法雪洗的亡国之辱使宋代士人失去了唐代文人的那种马上取功名的张扬和豪情而变得理智、冷静与平和、淡泊。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两宋的士人形成一种特殊的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们在积极进取与消极隐退之间游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徘徊。这种心绪必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这个时期的诗词中出现大量的“梦”意象便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如位极人臣的晏殊有“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皇室后裔赵令畤的“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西江月》)，革新派王安石的“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诉衷情》)与反对派苏轼的“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新凉”(《西江月》)，矢志抗敌的辛弃疾“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临江仙》)等等，都表达出了这个时代士人的心声。他们虽个人遭际千差万别，文化底蕴不尽相同，家庭环境也各有所异，但在作品中均运用“梦”意象来释怀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都用“梦”意象来宣泄现实与梦想的错位，抒发心灵困境下的希望、回望与失望。可以说，两宋士人的文化心态基本上是游离于内敛与外露，旷达与怨怒之间。“梦”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正是宋代文人进与退、仕与隐之间的选择和表述。在“内”、“外”之间的冲突中，“梦”成了释放和消解矛盾情怀的缓冲地带。“梦是一个大剧场，布景、演员、提词者，舞台监督，剧本作者，观众，评论家，全都是做梦者自己。”⑤在宋代士人参与的这个“梦”的大剧场里，陆游并不孤独，陆游的纪梦诗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

第三，陆游的纪梦诗是其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和载体。陆游在诗歌创作上向前贤学习，能够博采众长，融汇吸收。他学习杜甫写实的笔法，善于用高度概括和夹叙夹议的手法反映现实。他又学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使其诗歌具有强烈的抒彩。陆游的诗歌兼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陆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梦”意象的频繁运用。他的纪梦诗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带有“李白式”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常常运用奇特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抒写自己的胸怀，借助梦境和醉境描述理想，飘逸奔放、境界阔大，具有李白的潇洒姿态和豪放气势。如在《神君歌》中，诗人通过梦境，运用丰富的想象，怀着炽热的心情讴歌了李冰这位”神君”。作品以“泰山可为砺，东海可扬尘。惟有壮士志，死生要一伸”开篇，意境开阔，气势高昂。从“我梦神君自天下”开始，诗人通过对梦境的描述，虚构了飞龙、鬼神、美人、金尊、翠杓、琵琶等一系列意象，一气呵成，给人以迷离恍惚、变幻纷呈之感，表现着思飘云外的浪漫风韵。作品最后以“生不封侯死庙食，丈人岂得抱志长默默”作结，既有慷慨激昂之情，但更多的是抑郁悲凉之感。全诗由豪壮雄肆自然过渡到摧颓衰飒，整体构思浑然贯通，寓变化于整饰，其刚雄俊迈之气，酷似李白。难怪陆游研究专家疾风说：“前人以为他的《对酒叹》等七古，置之李白集中不易辨认”⑥，也因为这样，陆游在当时便有“小太白”之称。

浪漫主义虽然与现实主义相对，但它们都是以“真”为审美核心的，而且浪漫主义所表达的内心世界要比现实主义真实得多。陆游正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尽情淋漓地抒发他强烈的爱国理想和壮志不酬的悲愤。而他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地使用“梦”意象。梦是表现人的真实心态的一种重要方式，写梦就是敢于触及人的心理最深也是最真的部位。纪梦诗的形式是浪漫和虚幻的，但情感却是现实和真实的。陆游纪梦诗的形成是他浪漫地表达他现实与真实情感的一个结果。【作者】梁必彪

①[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②[宋]陆游.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渭南文集[C].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③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④（美）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1987.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陆游 李白 词 风格

历来评价陆游词之风格者，多关注其与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秦观等人词风的比较，如年代稍后的刘克庄在《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七《翁应星乐府序》中评放翁词：“至于酒酣耳热，忧时愤激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1]（P199）明代杨慎则在《跋》中评曰：“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毛晋在此基础上又添一句“予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1]（P19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八《放翁词提要》云：“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苏、秦）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1]（P195）虽然对放翁词评价不算太高，但仍在实际上将之归入苏辛一派。王士G《倚声集序》在缕述词体演变时说：“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1]（P201-202）也是把陆游归入苏辛一派词人的。而同时期的尤侗在为徐《词苑丛谈》作序时，提出“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2]的观点。论放翁词而称其有“太白之风”，可谓独具慧眼。

一

李白诗歌在传播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雄豪奔放的刻板印象，而其诗歌文本又确实呈现出悲怆激愤的风貌，甚至有研究者提出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是“悲怆”而非豪放[13]。实际上，后世文人对李白的接受，几乎都会受到其豪放而又悲怆这一看似矛盾实则内在有机统一的诗歌风格的影响。陆游醉心于太白诗歌，研读揣摩，结合自身经历，书写出众多慷慨激昂、肆恣、间杂悲慨凄怆风格的诗词作品，以致毛晋跋《剑南诗稿》记载宋孝宗问周必大：“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必大以放翁对，由是人竞呼陆游为“小李白”[3]（P4546）。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第三四《放翁与中晚唐人》也认为：“然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而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永叔、无咎，有所不逮。”[4]（P320）放翁诗流传至今的尚有九千三百余首，相比而言，其词作数量就显得极少了，总计144首并《采桑子》半阕、断句一句，就中为读者所激赏的佳构，几乎都是从戎南郑游宦巴蜀之时的作品，而在此类44首词中，与其同时期的诗作一样，除个别应酬之作外，大部分风格豪迈悲慨，谓其词之主导风格如此，不为无据。而此种词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即是学太白的结果。

放翁词深具太白诗风，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师其辞”，即直接截取、熔铸太白诗之字面入词，使得词作言简意丰，涵蕴无穷。

如《鹧鸪天》：

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 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1]（P25）

“买断烟波不用钱”句，系采自李白《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5]（P473）之句。另，放翁《剑南诗稿》卷六十八《出游》诗有句云“买断秋光不用钱”[3]（P3804），与此处手法实一。同样采自《襄阳歌》词语的还有《蝶恋花》一首：

禹庙兰亭今古路。一夜清霜，染尽湖边树。鹦鹉杯深君莫诉。他时相遇知何处。 冉冉年华留不住。镜里朱颜，毕竟消磨去。一句丁宁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1]（P135）

“鹦鹉杯”，出自太白“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此处属于一种“歇后”用法，即语典只用前一半，后一半不用，留给读者联想。言“鹦鹉杯”，实际上是要读者自行填空出“一日须饮三百杯”义，愈见及时行乐的侑酒之词所寓重逢难料之悲。

再如《洞庭春色》：

壮岁文章，暮年勋业，自昔误人。算英雄成败，轩裳得失，难如人意，空丧天真。请看邯郸当日梦，待炊罢黄粱徐欠伸。方知道，许多时富贵，何处关身。 人间定无可意，怎换得、玉丝莼。且钓竿渔艇，笔床茶灶，闲听荷雨，一洗衣尘。洛水秦关千古后，尚棘暗铜驼空怆神。何须更，慕封侯定远，图像麒麟。[1]（P119）

“空丧天真”，显系截取李白《古风》（第三十五）诗句“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5]（P156）而来。此三字关涉全词富贵不如闲放之主旨，具有点睛的作用。

“师其辞”的语典例证尚有《浣沙溪・和无咎韵》“懒向沙头醉玉瓶”[1]（P17）取自太白《广陵赠别》诗“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5]（P919）。《秋波媚・曾散天花蕊珠宫》“铅华洗尽，珠玑不御，道骨仙风”[1]（P164）取自太白《大鹏赋・序》“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5]。《好事近・秋晓上莲峰》“秋晓上莲峰”[1]（P139），取自太白《古风》（第十九）“西上莲花峰”[5]（P129）。《桃源忆故人・城南载酒行歌路》“一朵红凝露，最是关心处”[1]（P90）取自太白《清平调词三首》（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5]（P391），等等。

二是“师其意”，即借鉴、a栝太白诗气度风神而自铸伟词。这在放翁诗歌中屡见不鲜，譬如《金错刀行》，全诗豪迈雄放，境界浑灏阔大，艺术风格与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极其相似；结构上放翁此诗也是模仿太白诗四句一转，跌宕跳跃；诗歌语言方面，“提刀独立顾八荒”明显是从太白“拔剑四顾心茫然”脱化而出。整首诗可谓借太白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在放翁词中，此种手法也是处处可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鹧鸪天・送叶梦锡》：

家住东吴近帝乡。平生豪举少年场。十千沽酒青楼上，百万呼卢锦瑟傍。 身易老，恨难忘。尊前赢得是凄凉。君归为报京华旧，一事无成两鬓霜。[1]（P53）

上片“十千沽酒青楼上”看似直接用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语典，但所追忆的是青楼买醉的放浪生活，其实是a栝太白《将进酒》诗之“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5]（P225）“恣欢谑”才是诗人想表达的意蕴。“百万呼卢锦瑟傍”，也并非直接引用《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所载刘裕呼卢的事典，而是采用“歇后”的用法，借鉴太白《少年行》（其三）“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5]（P458）诗句，让读者自行补出“终不惜”的意义，从而与上句一起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诗人“少年场”的豪举，成功塑造出一个狎邪不羁、豪奢轻狂的“五陵年少”主人公形象。过片词锋顿转，少年忽而成老迈，“君归为报京华旧，一事无成两鬓霜”，一片衰颓凄凉景象。这其实是暗用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6]的太白，以太白自况。诗人嘱托叶梦锡回到满布达官贵人的京华之后对旧时相识们相告，放翁我一事无成，两鬓斑白，只能如李白一样“独憔悴”了。满腹牢骚的抑郁中蕴蓄了一股兀傲与自信。整首词作，活脱脱一幅少年李白与暮年李白今夕对比的画像，放翁确乎得太白之神韵！

二

放翁词之所以具有“太白之风”，其原因归结起来有二：其一，对太白诗的接受。其二，同样哺育了青年李白的蜀地特色地域文化浸染的结果。

放翁词对太白诗的接受问题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陆游词的创作，深受其江西诗派创作理论的潜在影响。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曰：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人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7]

由惠洪这段记录可知，所谓“夺胎”，是借佛教徒死后托生于母胎而转生的说法，比喻透彻领会前人构思而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发挥，追求意境的深化与思想的开拓。所谓“换骨”，是以骨喻语言，借鉴前人构思换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8]概言之，“夺胎”也就是要“师其辞”；“换骨”，也就是“师其意”，而这正是陆游学太白的两种手段。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深受江西诗派诗风的影响。中年从戎南郑，丰富的军旅生活使其顿悟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从而从江西形式主义弊病中解脱出来，进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近年已有研究者撰文反驳，指出陆游一生从未脱离江西诗派并对该派诗论进行了继承改进，晚年还在《夜吟》诗中提到“六十余年始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仍是江西派论诗口吻，是为自证。[14]吴光兴先生统计陆游《入蜀记》近四个月的日记中，引述李白诗句、事迹等共计32处，“李白是蜀人，终于江东；而陆游的行程却是自江东出发，前往巴蜀；一路上阅读李白诗句、凭吊李白遗迹”，这种阅读方式，实在是“李白诗风溯源之旅”[9]。陆游以其对太白诗的酷爱，辅之以江西派的技巧，锻炼组织，自铸伟词，实现了对李白诗歌在词这一文学体裁中的接受。

放翁词对太白诗接受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于陆氏家族承传的道教信仰成了陆游接受太白诗的一种“前理解”，或曰预设。巴蜀地区是道教的发源地，李白家乡附近的紫云山，就是一个著名的道教胜地。太白“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20岁从东严子游，25岁游青城山，42岁与道士吴筠共居剡中，45岁赐金放还后索性受符入道。罗宗强先生在《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中考证出李白不但相信道教， 而且举行过多次入道仪式。在李白一千多首诗歌中，与道教神仙有关的诗作约略百余首。陆游家族亦崇道有年。其高祖陆轸自称受中唐时得道仙人施肩吾（一说宋初另有一施肩吾）传炼丹辟谷之法，撰有《修心鉴》一书，陆游对此深信不疑。祖父陆佃、父陆宰亦多与道士往还；陆宰作为有宋一代著名藏书家，家藏道经类书籍就有二千卷之多。陆游自幼捧读道书，尤喜《黄庭经》，其诗词作品中提及《黄庭经》之处如《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卷罢黄庭卧看山”[1]（P24）、《一丛花・仙姝天上自无双》“黄庭读罢心如水”[1]（P178）、《古藤杖歌》“听我夜诵黄庭经”[3]（P379）、《待青城道人不至》“读尽黄庭内外篇”[3]（P600）、《园中归戏作》“一卷黄庭送日斜”[3]（P1444）、《龟堂独酌》“映窗矮卷写黄庭”[3]（P2439），等等不胜枚举。放翁有斋名叫“玉笈斋”“玉笈”，意即玉饰的书箱。曾几作为放翁的老师，曾作《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鼓励他钻研道书。此外，放翁尚有斋名“心太平庵”，其《心太平庵》诗题下自注云：“余取《黄庭》语名所寓室。”[3]（P715）最后一个斋名叫“还婴室”，作者《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以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其八）“即今修行地，千古名还婴”句下自注曰：“予道室以还婴名之。”[3]（P3596）“还婴”即返老还童，取《上清黄庭内景经・百b章》“那从反老得还婴”[10]之意。放翁好道，在其词作中也屡有表现，如：

《鹧鸪天・葭萌驿作》：

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惯眠古驿常安枕，熟听阳关不惨颜。 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1]（P39）

《好事近・华表又千年》：

华表又千年，谁记驾云孤鹤。回首旧曾游处，但山川城郭。 纷纷车马满人间，尘土污芒帧G曳酶鹣傻ぞ，看岩花开落。[1]（P107）

《好事近・风露九霄寒》：

风露九霄寒，侍宴玉华宫阙。亲向紫皇香案，见金芝千叶。 碧壶仙露酝初成，香味两奇绝。醉后却骑丹凤，看蓬莱春色。[1]（P136）

《好事近・挥袖别人间》：

挥袖别人间，飞蹑峭崖苍壁。寻见古仙丹灶，有白云成积。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夜半忽惊奇事，看鲸波暾日。[1]（P137）

《隔浦莲近拍・骑鲸云路倒影》：

骑鲸云路倒景。醉面风吹醒。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复尘境。震泽秋万顷。烟霏散，水面飞金镜。露华冷。 湘妃睡起，鬟倾钗坠慵整。临江舞处，零乱塞鸿清影。河汉横斜夜漏永。人静。吹箫同过缑岭。[1]（P179-180）

可见，陆游于道教思想浸淫之深，已溶入其血液骨髓，成为陆氏一生不可或缺的生命组成部分。以此种文化心理来学习接受唐诗诸大家――“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3]（P4263）――自然会更加偏爱同为道教中人的李太白。放翁诗词一律，皆染太白风采，良有以也。

放翁词之所以具有“太白之风”，其第二个原因，是同样哺育了青年李白的蜀地特色地域文化浸染的结果。

李白得年61岁，其中前25年青少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将近占了其生命历程的一半。尽管李白25岁东出夔门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四川，但是后半生的36年间，无论李白行藏出处如何，对于故乡巴蜀的怀念追忆、赞美鼓吹从未停止，这在他的诗文作品里十分常见，无需赘言。而在吴越地区“生于斯、长于斯”最终“死于斯”的陆游看来，巴蜀地区对其也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试看放翁《东楼集序》：

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k，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私窃自怪，以为异时或至其地以偿素心，未可知也。岁庚寅，始溯峡，至巴中，闻竹枝之歌。后再岁，北游山南，凭高望、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又一岁，客成都唐安，又东至于汉嘉，然后知昔者之感，盖非适然也。到汉嘉四十日，以檄得还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则不敢，欲弃则不忍，乃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阴陆某务观序。[11]

放翁这三十首诗虽不忍抛弃，最终还是散佚了，其风格神韵后人无从得见。但从这篇自序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庚寅岁（乾道六年，1170）放翁始“入蜀”之年为其文学生涯新阶段的开端，诚如朱东润先生所言：“严格一点，根据他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可以把这个转变定在乾道八年（1172）春暮到南郑的时候，但是我们更合理地根据他的《东楼集序》，把这个转变定在乾道六年（1170）十月到达夔州的时候。”[12]论者在探讨放翁诗风词风转捩的关键时，大都关注到从戎南郑的军旅生涯对放翁的影响。此种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真正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巴蜀特色地域文化对来自吴越地区的陆放翁的强烈文化、心理冲击。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有“趋新”“好奇”的特点，而那些完全确实的情境（无新奇、无惊奇、无挑战）是极少引起兴趣或维持兴趣的。这里特别要关注到“至巴中，闻竹枝之歌”。蜀地“竹枝之歌”这样一种来自民间风格活泼跳宕的音乐，“志土风而详习尚”，与地域文化联系深厚，长于临摹世态民情，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与陆游按拍倚声时谨守格律者迥然不同。作为一名“家住东吴近帝乡”的越中士人，放翁宦游蜀汉巴k时已46岁，其生活方式、日常习惯、人生观念等都已经在东部吴越地区的长期浸淫中成熟固定；而陆游始接触到这种巴蜀地域民歌，“陌生化”便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在《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以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其三）中，他说：“我爱古竹枝，每歌必三反。”甚至于作《东楼集序》的乾道九年（1173）纳擅唱竹枝词的歌伎杨氏为妾。传统观点认为放翁文学创作变化的主因在于南郑军旅生涯的影响，陈陈相因，多以放翁《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作为其“夫子自道”的证据：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

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翦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3]（P1802-1803）

细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陆游“诗家三昧忽见前”的原因，乃是在军营这个特色场合“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的日常饮宴，是巴蜀音乐文化的熏染陶冶，而非“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3]（P1340）的军中战斗生活。在这一点上，传统论点是不够准确的。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第三六《放翁自道诗法》中说：“自羯鼓手疾、琵琶弦急而悟诗法，大可着眼。二者太豪太捷，略欠s蓄顿挫；渔阳之掺、浔阳之弹，似不尽如是。若磬、笛、琴、笙，声幽韵曼，引绪荡气，放翁诗境中，宜不常逢矣。”[4]（P331）“豪”指豪放，“捷”指轻捷，合而言之即豪放飘逸之义。饮宴侑酒、朋辈交际，自然要倚声作歌。放翁此一阶段所作之词如《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鹧鸪天・送叶梦锡》《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皆踔厉风发，大言炎炎；《望梅・寿非金石》《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夜游宫・宫词》《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诸作则悲歌慷慨，愀然凄怆，此种豪迈悲慨之风正是放翁词的主导风格。而此种风格的形成，与放翁在蜀汉巴k接触到的特色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陆游词之成就固然不能与其诗作相提并论，但其词作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在词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对陆游词风格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就，而清人尤侗提出陆词有“太白之风”的观点，深中肯綮，在当代陆词研究中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陆游词确有“太白之风”，其熔铸太白诗歌风貌如盐着水，化于无形，既源于对太白诗歌的揣摩接受，也得益于巴蜀特色地域文化的熏陶，这是内因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

注释：

[1]夏承焘，吴熊和笺注，陶然订补，陆游：《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王百里校笺，徐：《词苑丛谈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3]钱仲联校注，陆游：《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5]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钱谦益笺注，杜甫：《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7]李保民校点，惠洪：《冷斋夜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8]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9]吴光兴：《陆游与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4页。

[10]张君房：《云笈七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6页。

[11]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12]朱东润：《朱东润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

[13]赵谦：《悲怆：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106-108页。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5篇

陆游主要生平经历：陆游，南宋诗人，汉族，有“小李白”之称；陆游出身于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世陆游宦家庭，陆游的高祖是宋仁宗时太傅陆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当时正值宋朝腐败不振，屡遭金国进犯；出生次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他于襁褓中即随家人颠沛流离，因受社会及家庭环境影响，自幼立志杀胡救国；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陆游的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使他成为杰出诗人；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气吞残虏；1158年入闽任宁德县主簿；1172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后官至宝章阁待制； 陆游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战，充实军备，要求赋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一直受到投降集团的压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

（来源：文章屋网 https://www.wz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