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故事范文第1篇

体现李白爱国、不畏权势、潇洒的故事：

一天，渤海国使者呈入番书，文字非草非隶非篆，迹异形奇体变，满朝大臣，均不能识。玄宗想到李白，即召入宫，李白却识得番文，宣诵如流。玄宗命李白用番字，草一副诏。李白欲借此机会奚落高力士，乞请高力士为他脱靴。玄宗笑诺，遂传入高力士。高力士一直是玄宗身边最亲近之人，官封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渤海郡公，权势熏天，怎肯受此窘辱，只因玄宗有旨，不便违慢，没奈何忍气吞声，遵旨而行。李白非常欣慰，遂草就答书，遣归番使。

（来源：文章屋网 ）

李白的故事范文第2篇

对于“故里”一词的理解，时人看法不一，这也是四地争当李白故里的根源所在。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他即于此出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省绵阳江油市）青莲乡；25岁离蜀，长期在各地漫游，27岁时在安陆（今湖北省孝感安陆市）成婚，并一度定居于此。

由此来看，两国四地都不能说是李白的“惟一故里”。以中国传统为标准，李白的祖籍地甘肃秦安就是故里；参照美国的国籍认定法的标准，李白的出生地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就是故里；以幼年生活时间最长为标准，四川江油就是故里；以成年生活时间最长为标准，湖北安陆就是故里。

与杜甫祖上清晰而显赫的家世不同，李白祖上的生平一直是个谜，甚至连其父，后人也知之甚少。在李白的生平中，有一件事非常可疑——终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唐代主要诗人中，没有参加科考的只有李白，这事很耐人寻味。李白自己的说法是：我是天才，懒得考试。实际上这可能只是托词，李白有他的难言之隐：他根本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李白的祖上因为犯了法，被贬到当时的边疆——碎叶城一带。在这个被流放地，游牧是主要的谋生手段，中土之士一般都不擅长。但李白的祖先是从中土过去的，对中土有什么物产、西域有什么物产，都比较清楚。李白的先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生存方式，最合适的就是做商人。

根据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所著《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一书所云，李白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到过自己父亲的名字。只有唐人范传正为李白所写的碑文《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里曾称李白的父亲为“李客”。这墓碑是根据伯禽“手疏十数行”而写的，伯禽是李白的长子，他亲手写下的十几行文字可信度很高。有关部分记述如下：

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由以上伯禽的“手疏”可知，李白的父亲因为“逋其邑（逃离家乡）”，所以“以客为名”，也就是说，“客”并不是李父真正的名字，只是因为客居他乡，故自称为“客”。由此，有学者甚至推论，李白父亲是一名没有正式汉名的异族移居者。

因为这样的出身，李白青年时期在四川的生活大概是受人排斥的。所以离开四川之后，李白再也没有回归一度被他称为“故乡”的蜀地，他四十几岁从长安被放逐时，以及晚年被流放夜郎途中得知被赦免的消息时，也并没有折返更近的蜀地，而是照旧返回江南。

李白的故事范文第3篇

【李白纪念馆】

【馆藏文物】

经过20多年的建设，李白纪念馆占地四万余平方米，收藏古籍1800余册，文物珍宝、艺术精品5000多件。这些珍宝中，李白诗集除有英文、日文版10余册外，还有宋代咸淳本和元代至元年间萧世斌本;有宋庆龄、陈云、邓小平等历届党和中国领导人题咏100多幅，石涛、仇英、祝枝山、杨慎、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明清以来的大家力作近千幅;有左宗棠、翁同和、张之洞、于右任等历史名人的墨宝及郭沫若、周谷城、启功、吴作人等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110余幅，历代石碑、石刻、瓷器等文物数十件，其中以石牛和宋代石碑最为珍贵。石涛山水册页六幅，均为珍品，估价超过8000万元。石涛是清初杰出画家，经历传奇。他本姓朱，是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父亨嘉因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当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后来削发为僧后，自称苦瓜和尚。他的画构图之奇妙，笔墨之神化，题诗之超逸，都表现了他的风骨，早脱前人窠臼，凡山水、人物、花果、兰竹、梅花，无不精妙。他是明末清初画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强调画家要面向现实，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搜尽奇峰打草稿，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他的画极具创造性，为后人所推崇。张大千最早成名时，就是因为临摹石涛的画几到乱真的地步。

【太白祠】

进入大门之后，为一庭院，小径直达过厅。厅前有古桂二株，桂树右侧，立有民国时期剑阁专员林维干所书石碑一道，上镌(juān，雕刻)太白故里四字。过厅前廊有两道诗碑，左碑为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川道台兼龙安府事赵金笏撰写的七言古诗。右碑为清嘉庆八年(1803年)，彰明县令赵洪轩撰写的杂言古诗。过厅和主堂现为李白事迹陈列室，供游人参观。1989年以来，在原太白祠的大门外，先后兴建了双重檐李客亭、泮池(泮，读pn。泮池，指导古代学宫前的水池)、小桥、白玉堂，东西配殿等仿唐建筑，原太白祠与新建李白纪念体系建筑相得益彰，融为一体，是李白故居青莲镇颇具规划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文物名胜。邓小平同志题辞李白故里石碑立于新修大门庭园处

【太白碑林】

碑林以园林为基调，注重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意识相结合，根据李白诗风的脉络，分为李白诗精品园、清风明月园、故园山水园、磨针寻梦园、诗仙醉酒园等五大部份。碑刻的内容主要是历代书画名家书写的李白诗歌和颂扬李白的楹联诗文等近二千件创作精品，风格迥异，足以体现中国源远流长的书画艺术的深刻魅力，极具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专门为此题写了太白碑林碑名

【陇西院】

陇西院位于江油市区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麓。为唐诗人李白故宅。据院内原有的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记：先生旧宅在青莲乡，今旧宅已为浮图者居之。(碑今移县城纪念馆)元符二年(1099年)彰明(今属江油)县令杨天惠《彰明逸事》记云：清廉乡(白)故居遗址尚在，废为寺，名陇西院。宋建陇西院，明末毁于火。现存殿宇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重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增修仓颉、太白、文昌、地母等殿，并祀李白塑像。至民国年间，诸殿堂多残破，仅山门照壁尚完整。照壁上方所嵌陇西院三字犹存。建国后历经修葺。院东数百步有李白妹妹李月园墓。

【太白洞】

太白洞位于江油市武都镇北2公里许涪江左岸。是一天然洞穴。相传唐李白青少年时常坐船来此游览，天晚，对岸灯笼洞出现灯笼一对，四周通明，李白乘兴在洞口夜读，合卷后灯光即自行消失。因此，民谣有灯笼洞对太白洞，灯照太白把书诵。洞口高约7米，宽约10米，可乘船入内。水泉清澈，清雅幽静。洞壁有历代游人题刻多处。

【李杜祠】

李杜祠在绵阳市东2公里的芙蓉溪东岸。后人为纪念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来过绵州而在此建李杜祠。祠前为清澈的芙蓉溪，祠后为葱茏的富乐山。

【海灯武馆】

李白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青蛇》 性别叙事 两性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5.04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以《白蛇传》为蓝本的改编潮流。其中，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青蛇》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与传统《白蛇传》文本相比，《青蛇》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属“女”的：女性创作的文本，采用女性视角来叙述故事。其次，传统故事中的配角青蛇一变为故事的主角，而且是叙事主体，具有绝对的叙事权威。

叙事最为核心的两点，就是谁在讲述？怎样讲述？前者关乎叙事的视点、角度、立场，后者关乎叙事的形式和结构。性别叙事，也就是从性别的视角――男性讲述/女性讲述――来研究作品的叙事结构和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男性主导着历史的舞台，因此史传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始终被男性审视和评判着，文本的声音也几乎全由男性发出。然而，中国古典性别叙事不仅仅停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视角之中。在古今打通的视野之下，中国古代的性别叙事将获得一种新的流变，最为突出的就是《白蛇传》。一方面，《白蛇传》传说是中国古代讲述两性故事较为完整、流传最为广泛，又能够在不同时代获得新的异文和变体的叙事形式；另一方面，这一故事在当代李碧华那里，成为一个女性讲述女性故事的变体。李碧华文本对于《白蛇传》的接续与变异，也就使这一故事的叙事性别有了差异。因此，在基于《白蛇传》传说流变的基础上，探讨《青蛇》的性别叙事，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代关系的命题，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

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李碧华，深刻明了香港这座商业都市中男女之间爱情的虚伪和丑陋本质，她直抵人物的灵魂深处，用笔表达着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和爱情观。她的故事新编小说《青蛇》是典型的以女性的姿态颠覆传统叙事的文本。

《青蛇》不再是男性叙事文本，而是女性创作的女性视角下的故事。传统文本中的配角青蛇在李碧华的笔下一变为主角，她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而且是故事的叙事主体，具有绝对的叙事权威。李碧华采用内部聚焦的方式将青蛇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向读者传达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陈思和说“民间传说中白蛇故事历来被人们理解为追求爱情自由的象征，但却忽略了更为隐秘的文本内涵，即青蛇的存在意义。”[1]青蛇的凸显，不仅解构了传统文本的叙事策略，而且张扬了文本的女性意识。

传统《白蛇传》文本，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策略，即叙述者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讲述，即使绘声绘色，读者也总是会有一种“隔”的感觉。李碧华将文本“中心人物”和叙述者合二为一，让青蛇作为固定叙事者讲述故事，一方面使读者信服叙述者所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缩短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消除“隔”的感觉。这是李碧华选取青蛇这一女性视角叙述故事的一个意义所在。

长期以来，文学的书写全被男性霸占，他们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按照男性的眼光、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评论是非，女性成了被看被审视的对象，不仅没有发言的权利，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男性话语霸权也造成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象的单一化，女性视角的介入打破了文学声音的唯一性，使文学书写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视角的新面貌。“毫无疑问，女性视角具有独立的价值，不仅激发和深化了文学的女性意识，而且开拓了文学解读的新视野，提供了文学阐释的新的可能性。”[2]几百年来，《白蛇传》都以不变的视角叙述故事。《青蛇》女性视角的凸显，使其不同于传统的男性叙事文本。

早期的白蛇故事，人们为了实现“色戒”的目的，将白蛇写成一个极为残忍的妖怪，要么使人身体化为血水，只剩头颅而死，如《太平广记•李黄》；要么玩厌了男人之后便食其心肝，如《西湖三塔记》。后期的白蛇故事，则极力美化白蛇，将她写成一个对爱情忠贞、勇敢善良、十分贤淑的家庭妇女，如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些文本，不管是丑化白蛇，还是美化白蛇，都是以男性的眼光为出发点，即白蛇都置于被看被评说的位置。而从青蛇的视角出发，传统文本中的主角许仙和白素贞一变为欲望的主体。白素贞只是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而去找一个男人。她看上许仙，不是为了报答许仙的前世救命之恩，而是看上他的“色相”。许仙接纳白素贞，也并不是出于爱情的力量，而是他的自私自利所致。也许是出于女性更了解女性的缘故，青蛇冷眼旁观，直入白蛇的灵魂深处，探秘素贞搭上许仙的真正原因。在女性视角的关照之下，《青蛇》不仅解构了男性叙事形式，使故事出现了性别差异，而且张扬了商业语境下的女性意识形态。在这一方面，《青蛇》就成了《白蛇传》传说发展历史上的新变，而2006年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白蛇传》可以说是《青蛇》的继承和发展。

二

在早期的《白蛇传》故事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男性的强大和女性的弱小以及女性话语权的缺失，造成了女性形象的被妖魔化。《青蛇》虽然扭转了文学话语权被男性独霸的局面，然而文本中仍然散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在《青蛇》中，白素贞是修炼千年的蛇妖，拥有千年的“道行”，强大的“法术”，在“能力”上远远超过人类。她说“任何男人跟我斗智，末了一定输，因为我比他们老一千岁，根本不是对手。”然而，看似强大的白素贞，在两性关系中却向传统的娇弱靠拢。她“决意好好向他献媚，把贤慧女强人的外衣脱去，变成柔情万缕的妻，依偎着男人。降低身份，诸般抚慰：‘相公，我是你手底下的一名雇员，请你勿把小妻子辞退。’”虎丘之游时，她为了讨好许仙，故意猜不出他手中的粽子糖。”[3]素贞本来能力强大，却降低身份，向许仙示弱；她本聪慧，却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愚笨者，向许仙求助。素贞的所作所为，不仅说明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影响巨大，而且说明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始终没有觉醒。现代女性在追求自由独立的时候，又自觉不自觉的向传统回归，回到家庭和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上去。而青蛇的一句“他（指许仙，笔者注）很开心。太开心了：女人处于下风呀”也标示着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在许仙身上的根深蒂固。面对女性的强大和来自女性的压力，男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重新认识。他们无法在能力上强过女性，然而却又想在现实女性身上印证男性的身份和地位。许仙试图扭转他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于是希望素贞为“设计三餐菜式，剪裁四季衣裳”而忙碌。这显然是一个男性以传统的标准对女性的要求。

当男性无法维持他们想象中的“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时，心理上便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矛盾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有两种选择，做个女强人，承受爱情婚姻破裂的痛苦，或者回归传统，做个小女人，甘居男性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先驱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首次对劳伦斯的“的骄傲”进行了颇具洞察力的分析，犀利地指出劳伦斯的“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前提是女性的“他者”地位，即服从者。[4]然而，女性对男性有多迎合，她就有多失败。许仙最终背叛了素贞，他“勾引”小青，并欲携其私奔。当法海的金即将盖下，许仙为了自保，“抱头飞窜退过一旁。那么快，那么无情，那么可笑”时，素贞才幡然醒悟，对小青说道：“小青，我白来世上一趟，一事无成。半生误我是痴情，你永远不要重蹈覆辙。切记！”然而，一千多年后，素贞从雷峰塔下出来，又搭上一个男人，前世孽缘重新上演。素贞的遭遇，使人对她产生同情；而她的执迷不悟，又使人觉得悲哀。

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李碧华，借青蛇这一角色来写白蛇，可谓是女性对女性的审视。她深知女性弱点，于是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却自觉不自觉地向传统伦理道德靠拢的素贞，以此来揭示女性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和不易。小说的结尾，也并不是无意之举。李碧华借素贞的执迷不悟，反映现实社会中女性的悲剧性格，使人思考女性的命运和未来出路问题。

三

新历史主义对于小叙事的呼唤，也正如女性主义对于女性经验的热切期待，小叙事与被遮蔽经验的传达，正是性别叙事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性别叙事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性别视角的揭示及其在性别视角下的叙事经验的分析，来挖掘叙事文本所蕴含的特定文化的伦理关系和文本内涵；一方面，通过这种探讨来寻求和获得一种“省察”与“洞见”，从而为被文本遮蔽的、边缘的、少数的、弱势的声音和经验争取传达和叙述的空间，并进而为这种经验的传达寻找一种文学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性别叙事促使文学获得新的发展。但事实上，民间文本作为一种小叙事，中国古代性别叙事文本却无法像巴赫金所期望的那样，提供一个来自民间的“平等、自由”的叙事立场。虽然它掺杂着各种声音，但最为主导的仍然是主流文化的潜在影响。《白蛇传》不同时期变体中，由传统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叙事框架，正深刻地体现着这一点。女性作为一个妖魔化的形象，正是中国性别叙事的独特形式，而男女两性关系的和解，则是以女性修成正果的形式来完成，也即是她是以进入男性的秩序体系来完成她的成人过程。我们在历代的笔记小说和传奇中，都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妖魔化是中国主流文化排斥异类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除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革期，当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成为受抨击对象的时候，妖魔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才能展示出她的正面的价值，而一旦社会趋于稳定，妖魔则要受到主流的收编。这一逻辑主导着中国性别叙事的现代转型。从古代的白蛇传文本，到田汉的反抗的版本，到现代电视剧的收编式结局，正体现着这一过程。在现代商业社会，李碧华的改编，呈现了这种逻辑的必然性，也更加突出了在现代商业社会女性叙事所遭遇的困难：一方面，社会的相对稳定重新使主流价值获得了承继，女性失去了作为反抗的先锋形象；但另一方面，商业社会所带来的人望和物化处境，既为女性带来经济独立的可能，却又带来虚无的精神。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回归传统的必要，娜拉出走的出路，最后还是回到了家庭。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已经决定了这种文化中叙事的基本构架，因此，即使是现代的、女性的李碧华，也同样无法回避这一两性格局。不同时期的《白蛇传》故事虽然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存在着不同的形式，如两性之间的和谐或者女性反抗封建的声音，但是一旦联系到叙述者的身份和立场，这种变异本身正是一种理想式的、或边缘式的声音。在李碧华女性的迷茫之中，或者在当代男追女的时代镜像之下，并未能指示一种新的健康的性别主体和关系。而在这里，古典性别叙事的传承与变迁，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文化转型的困境和艰难。

注释

[1]转引自蔡春华.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92.

[2]王万森.探寻文学叙述与中国现代性别主体建构的关系――评《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李碧华.青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3,56.

[4]波伏娃•西蒙.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25.

李白的故事范文第5篇

《白马啸西风》最后一句话是“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 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创作的武侠小说之一，这部作品和其他的作品有所不同，《白马啸西风》着重于描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小说的故事设定在了北疆的偏远地区，讲述了李文秀的成长经历，整部故事都是围绕她来展开。李文秀的的父母在武林中并不是很出色的人物，两人分别是号称“江湖大盗”的白马李三，“金银小剑三娘子”的上官虹，李文秀的爱人名叫苏普，只是个普通人，连最基本的武功都不会，而且李文秀也并不是大美人。

这部小说并没有设计非常厉害的武功，也没有激情的比武和打斗的场景，它所讲的就是李文秀和苏普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中也没有任何奇遇冒险的事件。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