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诗范文第1篇

描写清明的古诗词

《海棠春·已未清明对海棠有赋》

宋代：吴潜

海棠亭午沾疏雨。便一饷、胭脂尽吐。

老去惜花心，相对花无语。

羽书万里飞来处。报扫荡、狐嗥兔舞。

濯锦古江头，飞景还如许。

这首词写词人在衰暮之年观赏海棠，联想“海棠国”的战局，表现了烈士暮年心忧国事的忠忱。

《清明日对酒》

宋代：高翥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诗人从清明扫墓联想到人生应在活着的时候，应当尽兴喝酒。

《清明后登城眺望》

唐代：刘长卿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浣溪沙·雨湿清明香火残》

宋代：朱敦儒

雨湿清明香火残。碧溪桥外燕泥寒。日长独自倚阑干。

脱箨修篁初散绿，褪花新杏未成酸。江南春好与谁看。

《江南清明》

唐代：郑准

吴山楚驿四年中，一见清明一改容。

旅恨共风连夜起，韶光随酒著人浓。

延兴门外攀花别，采石江头带雨逢。

无限归心何计是，路边戈甲正重重。

《踏莎美人·清明》

清代：纳兰性德

拾翠归迟，踏春期近，香笺小迭邻姬讯。

樱桃花谢已清明，何事绿鬟斜亸、宝钗横。

浅黛双弯，柔肠几寸，不堪更惹其他恨。

晓窗窥梦有流莺，也觉个侬憔悴、可怜生。

《鹧鸪天》(清明)

宋代：周密

燕子时时度翠帘。柳寒犹未褪香绵。

落花门巷家家雨，新火楼台处处烟。

情默默，恨恹恹。东风吹动画秋千。

拆桐开尽莺声老，无奈春何只醉眠。

《湖寺清明夜遣怀》

唐代：李群玉

柳暗花香愁不眠，独凭危槛思凄然。

野云将雨渡微月，沙鸟带声飞远天。

久向饥寒抛弟妹，每因时节忆团圆。

饧餐冷酒明年在，未定萍蓬何处边。

《清明日观妓舞听客诗》

唐代：白居易

看舞颜如玉，听诗韵似金。

绮罗从许笑，弦管不妨吟。

可惜春风老，无嫌酒深。

辞花送寒食，并在此时心。

《浣溪沙》(清明)

宋代：朱淑真

春巷夭桃吐绛英。春衣初试薄罗轻。风和烟暖燕巢成。

小院湘帘闲不卷，曲房朱户闷长扃。恼人光景又清明。

朝中措·清明时节

宋代：张炎

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

燕帘莺户，云窗雾阁，酒醒啼鸦。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

赏析

上片“清明时节”二句，描写的清明时的雨，不是毛毛细雨，而成了哗哗大雨。恰在此时作者冒雨寻春，却被大雨所困，见到江边水急，浪潮翻涌。

“翻被梨花冷看”，二句，作者此时心口难言，无心看花，但作者却使梨花有感，冷眼旁观作者雨中的狼狈，责怪作者不思故土暖被，却对他乡山水花木如此病情苦恋。作者的此番“遭遇”有口难言，而其中源由，无限辛酸无限悲恨，尽在不言之中。

下片“燕帘莺户，云窗雾阔，酒醒啼鸦。”“燕帘莺户，云窗雾阔”是指歌妓舞女之所。雨中寻景不成，因而只能到莺啼燕舞的珠帘玉户消磨时光，一醉解千愁。然而醉乡虽好，难以久留，醉醒客散，只见归鸦啼鸣，人去楼空。

“折得一枝杨柳”二句，杨柳，古时清明节中家家户户门上插柳以祛邪。归去的途中，作者也随手折了一枝杨柳，但走至住所才恍然醒悟——浪流之人羁驻之旅，哪会有自己的家门呢?作者不禁感叹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一种天涯游子欲归无处，欲住无家的悲哀，猛然袭向心头。一枝无处可插的杨柳，满腹悲怨溢于词中，幽默中见无奈。词人用笔举重若轻，不见着力，是那么自然，用笔之巧，用意之妙，叫人拍案叫绝。

清明

宋代：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译文

清明时节，春雷万钧，惊醒万物，宇宙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春雨绵绵，使大地上一片芳草萋萋，桃李盛开。野田荒芜之处，是埋葬着死者的墓地，死去的人们长眠地下，使活着的人心里感到难过。诗人由清明的美景想到死者，从死想到了生，想到人生的意义。诗人指出，人生各不相同。古代的某个齐人天天到墓地偷吃别人祭奠亲人的饭菜，吃得油嘴腻脸。回到家里，还要对妻子和小妾撒谎吹嘘，他是在某个当大官的朋友家里吃喝，主人如何盛情招待他。这种人的人生萎琐卑下，毫无人格尊严。而另有一些高士，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介子推，他帮助晋文公建国以后，不要高官厚禄，宁可隐居山中。晋文公想让他出来做官，下令放火烧山，但是，介子推其志不可动摇，意抱树焚死在绵山中。黄庭坚由清明的百花盛开想到荒原的逝者，想到人生的价值。他感叹地说，虽然无论智愚高低，最后都是篷蒿一丘，但是人生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鉴赏

这是诗人触景生情之作，通篇运用对比手法，抒发了人生无常的慨叹。首联以清明节时桃李欢笑与荒冢生愁构成对比，流露出对世事无情的叹息。二联笔锋一转，展现了自然界万物复苏的景象，正与后面两联的满眼蓬蒿荒丘，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由清明扫墓想到齐人乞食，由寒食禁烟想到介子推焚死，不论贤愚，到头来都是一抔黄土。诗人看到大自然的一片生机，想到的却是人世间不可逃脱的死亡的命运，表达了一种消极虚无的思想，悲凉的情绪缠绕于诗行间。这与诗人一生政治上的坎坷以及他所受的禅宗思想的浓厚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鞭挞了人生丑恶，看似消极，实则愤激。

清明日

唐代：温庭筠

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

马骄偏避幰，鸡骇乍开笼。柘弹何人发，黄鹂隔故宫。

译文

清明日的清晨，清蛾飞舞，色彩斑斓，犹如在画扇中一样。桃树满园，桃花和郁金花竞相开放，红遍了田野。人们兴冲冲结伴踏青，出发时看到露水在各色花瓣上颤颤欲滴，归来时领略到微风穿过柳丝拂面而来。骄傲的马匹在帐帏旁昂首嘶鸣，鸡群从刚打开的笼子里争先恐后地窜出来，“咯咯咯”地叫着，四处觅食。不知是谁瞄准鸟儿在发射飞弹?黄鹂赶紧飞入隔墙的庭院，在房顶上宛啭鸣叫，仿佛说：人们啊，请不要伤害我们，不要破坏大自然的和谐吧!

鉴赏

清明的诗范文第2篇

跟清明节有关的诗句《寒食清明日早赴王门率成》

【唐】李峤

游客趋梁邸，朝光入楚台。

槐烟乘晓散，榆火应春开。

日带晴虹上，花随早蝶来。

雄风乘令节，馀吹拂轻灰。

【清明节对联】

春风重拂地;佳节倍思亲。

燕子来时春社;梨花落后清明。

三月光阴槐火换;二分消息杏花知。

相逢马上纷桃雨;喜见树前闹杏花。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槐火光阳春替换;杏花消自雨传知。

睹物思亲常入梦;训言在耳犹记心。

山清水秀风光好;月明星稀祭扫多。

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

禁火今年逢节早;飞花镇日为谁忙。

寒食雨传百五日;花信风来廿四春。

春风已解千层雪;后辈难忘先烈恩。

有胸中韬略无穷 流水夕阳千古恨;

春风落日万人思 落花残日几多愁

跟清明节有关的诗句精选《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清明》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苏堤清明即事》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寒食上冢》

(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

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

跟清明节有关的诗句推荐《郊行即事》

(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

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

(明)高启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清明夜》

【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

【唐】白居易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

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

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

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

《清明日观妓舞听客诗》

【唐】白居易

看舞颜如玉，听诗韵似金。

绮罗从许笑，弦管不妨吟。

可惜春风老，无嫌酒盏深。

辞花送寒食，并在此时心。

《清明日送邓芮二子还乡》

【唐】戴叔伦

钟鼓喧离日，车徒促夜装。

晓厨新变火，轻柳暗翻霜。

清明的诗范文第3篇

清明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祭扫墓园与缅怀先人。

唐代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一诗勾画出当时的扫墓情形：“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清明时节，漂泊异乡的诗人墨客，更容易滋生思亲与思乡之情。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垒垒，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诉尽了生死离别。

北宋黄庭坚的《清明》一诗别有一番深意：“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由清明扫墓进而探讨人的生死的意义，有感于人的价值，表现了诗人旷达之中包含的不愿与世俗沉浮的孤傲之气和对仕途贤愚混杂的愤懑之情。

但清明也不光是肃穆的祭扫与缅怀，也有祥和欢快的另一面。清明自古就有踏青的习俗，又叫“踏青节”，古时也叫行青、探春、寻春等。古时清明，人们也聚亲约友，在大好春光里四处游玩，甚至围坐野宴，抵暮而归。

唐代诗人顾非熊作过《长安清明言怀》一诗前四句：“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记录了当时唐都长安清明节万家车马出动，莺啭芳菲的盛况。

北宋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云：“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同为“唐宋家”的苏辙也曾作《踏青》一诗，展现踏青盛景：“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桥没水不胜重，野店压糟无复清。”南宋吴惟信的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展现出当时的人们外出郊游，尽兴方归的场景。

古人踏青爱骑马。唐代皮日休曾作《襄州春游》一诗曰：“信马腾腾触处行，春风相引与诗情。”表现出初春骑马漫步的悠闲。薛昭蕴《喜迁莺・清明节》描绘了举子们于清明雨后骑马踏青的得意之情：“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花色融，人竟赏，尽是绣鞍朱鞅。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

古代的很多诗人也像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一样，清明前后会周边游或远游，目的地大多偏爱江南。

李白去扬州踏青，满眼的江南风情，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白居易最爱钱塘湖：“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早已成为千古佳篇，对春游的描写令人神往。

韩愈与张籍（唐代诗人，时任水部员外郎）同游当时的著名游览胜地曲江池（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是隋炀帝开掘的一个人工湖），看到无限美好的春光，还不忘写首诗调侃白居易：“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大致意思是：曲江上春水弥漫两岸繁花千树，你有啥事那么忙一直不肯来？

除了踏青、旅游，古人在清明节还喜饮酒。唐代杜牧的《清明》脍炙人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代高翥《清明日对酒》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代诗人王禹曾写过一首名为《清明》的诗，头两句是“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苏轼在左迁密州后，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下阕为“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碟小菜，一壶老酒，吟咏诗词，烹茶论道，快活逍遥。宋代程颢的《郊行即事》表现了踏青野炊、把酒共话春风的潇洒 ：“芳原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古代，清明节与寒食节本是两个节日，寒食节这一天要禁动烟火，等到清明要“乞新火”。但后来人们往往将这两个节日合并起来过。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地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唐代韩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描绘了一幅寒食节长安城内富于浓郁情味的风俗画。

古诗里的清明还有更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时令价值的其他内容，比如“折柳”、“插柳”、“蹴鞠”、“放风筝”、“荡秋千”等。

清明诗句多以柳寄情，说明“柳”是清明节习俗的一个重要元素。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清明节春风和煦，绿树成荫，古时踏青、扫墓、上坟曾有戴柳和家家户户门口插柳枝的习俗。传说，当年晋文公和群臣徒步登山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纪念，群臣纷纷效仿，相沿成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人们认为柳枝有灵性，有“鬼怖木”之称，在柳条发芽的清明时节插柳可以避邪驱鬼。关于民间“清明插柳”，还有一种说法是从隋代开始流行，隋代运河刚贯通南北，河堤需要年年植树，巩固河堤。而柳树有强大的生命力，容易成活，又喜湿润，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加上清明又是适宜植树的季节，因此插柳习俗从那时起渐成风俗，并延续至今。更有一种说法称清明节插柳和宋代大词人柳永有关，据说柳永常往来于烟花柳巷之中，当时的歌妓无不爱其才华，他一生为仕途所不容于襄阳贫困而亡，每年清明节，歌女们都到他的坟前插柳枝以示纪念，久而久之就成了清明插柳的习俗。

蹴鞠是古代的足球，也与清明节有重要的联系。唐朝诗人韦应物《寒食》咏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描述了清明寒食之际，人们在园中蹴鞠。而唐代的另一位诗人仲无颜在他的《气球赋》中更生动地记录了人们蹴鞠嬉戏的场景：“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闹，或略地以走丸，乍凌空似月圆。”这颇具现场感的描述，正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端倪的一个形象写照。

放风筝也是清明前后的习俗。唐代高骈的《风筝》说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描写了风筝竞放的情景。清代吴友如的《清明节放风筝》：“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唐人韦庄的诗句，说的是清明“荡秋千”。北宋秦少游《满庭芳・晓色云开》一词曰“秋千外，绿水桥平”。张先《春门引・春思》也有“那堪更被月明，隔墙送过秋千影”之句。

清明的诗范文第4篇

思乡的行人在雨中漫步的情景。《清明》是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此诗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历来广为传诵。

古诗的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第二句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第四句写答话带行动，是整篇的精彩所在。全诗运用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余韵邈然，耐人寻味。

（来源：文章屋网 ）

清明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明清诗学;“四唐”之分;消解;疏漏补正;论说充实

“四唐”说是我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一个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论说。这一论说由杨时、朱熹、严羽等人开创，中经方回、杨士弘等人的充实，最终完善于高棅、徐师曾等人的手中。在这一论说基本批评内涵建构与成型之后。明清两代不少诗论家针对其理论疏漏与缺欠尤其是结合明代前后“七子”等人所提出的“诗必盛唐”之论，从不同角度对之予以了有力的补充、纠偏或拨正，从不同视点上充实与深化了对唐诗历史分期的认识，对我们更辩证深入地理解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及其分期断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作些考察。

一、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一个维面是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展开论说。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董应举、叶羲昂、黄周星、姜宸英、柯维桢、胡以梅、毛张健、冒春荣、罗汝怀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针对“四唐”说分期断限与唐诗历史发展流程的内在连续性存在抵牾加以阐说。

明代中后期，董应举《唐诗风雅序》云:“唐诗之尤者，多有《三百篇》遗意，何论中晚，亦何必苦分中晚也?吾夫子选诗，在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可翼彝教、达政学，而不拘于正变，世乃以时代论诗。”董应举针对黄克缵编选《全唐风雅》集标示初、盛、中、晚之分期持以诘问。他反对单纯以时代界划唐诗，认为没必要硬性地将唐诗流程断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提出观照诗歌创作高下的关键在于其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在兴观群怨的艺术生发与功能实现上，在是否有益于现实治政与教化之道上，切不可拘泥于诗歌正变之论，盲目地以时代兴衰界分唐诗高下。这一论说开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先河。

明末清初，叶羲昂《唐诗直解》云:“文章关于世运.而有盛必有衰，乃风气使然，非人力所能勉强也。如梁陈之绮丽已极，势必变为魏、陈之纯朴，一扫浮华。自有开元、天宝之盛，又不得不变为大历以后之卑弱。然李、杜集中不无累句俗句，钱、刘所作岂乏杰制宏篇?自高季迪倡为初、盛、中、晚之分，而学者执为定论，无乃谬乎?”叶羲昂明确论断高棅对唐诗初、盛、中、晚之分期过于拘泥。他认为，诗文创作与社会世运一样，是一个盛衰相禅相续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前代诗文风格不断消解与变化创新的过程，譬如由梁陈至中唐，由绮丽而纯朴，由劲健而卑弱，其中，雅与俗、鸿篇巨制与小巧篇章相互交替消长，单纯以初、盛、中、晚四期划断唐诗之高下显然是不合适的。黄周星《唐诤陕自序》云:“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不能有今年而无明年，则不能有一世而无二十世……夫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故仆以为初、盛、中、晚之分，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欢赏恒于斯，怨咨恒于斯，不得谓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于今冬耶?”黄周星认为，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只是以时代先后而论，而绝不能以此定诗人之高下。他比喻其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劣日，绝不能一语评断何季节为佳，何季节为劣，并且一年四季相推相续，无前即无后也。黄周星之论，以四季的自然更替例说唐诗流程演变发展的内在合理性，形象地表达出对“四唐”高下说的消解之意。

清代前中期，姜宸英《唐贤三昧集序》云:“先生自序此选，谓别有会于司空表圣、严沧浪之旨，录盛唐诗尤隽永者，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以为此集。近虞山钱受之极论严以禅喻诗之非，而于高廷礼之分四唐，则案以当时作诗之岁月而驳之日: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钱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诗不可以若是论也……故初、盛、中、晚，亦举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诗，实有不同于中、晚者;非独中、晚而已，自汉魏及今，有过之者乎?盖论诗之气运，则为中天极盛之运，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则常有不极其盛之意。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言有尽而意无穷’，辟之于禅，则正所谓透彻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规模于浮响慢句，以为气象，而托之盛唐，此明嘉、隆以来称诗者之过也，于前人乎何尤?”姜宸英通过对王士稹《唐贤三昧集》的论评，表达出对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的不满。他认为，“四唐”之分，只不过是个大致的说法而已，切不可过于拘执并以此判分唐诗之高下。姜宸英本人虽极力推尚盛唐之诗，称扬“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但他反对仅从形制与气象上效仿盛唐诗作，批评嘉靖、隆庆年间不少诗人学诗之弊，主张从诗作内在艺术质性人手加以全面考量。姜宸英之论，对消解一味高标盛唐之论具有积极的纠偏与拨正意义。柯维桢《曝书亭集序》云:“自严仪卿论诗，别唐为初、盛、中、晚，高廷礼遂按籍分之。同一开元也，或为初，或为盛;同一乾元、大历也，或为盛，或为中。论世者因之定声律高下，予尝惑之。近见同郡朱锡鬯集唐人诗为词，取而读之，不能辨其为诗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声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论，不足语于赏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几可释已。”柯维桢对严羽、高棵等人以初、盛、中、晚及不同品目界分唐诗高下予以指斥。他一方面认为其界划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又以自身切实的赏诗实践对“四唐”诗之高下说予以了否定。他评说在同一首集旬诗中，无法辨分其为何时期之诗句。

由此可见，初、盛、中、晚唐诗高下之论乃欺人之谈，是经不起艺术欣赏实践检验的。柯维桢以自身切实的赏诗实践对“四唐”诗高下之分予以了明确的解构。胡以梅《唐诗贯珠笺释凡例》云:“唐诗之分初、盛、中、晚，牧斋先生斥而论之详矣。凡人上寿中寿，百十年中，一生着作，何能割裂疆陌，分为或初或盛或中或晚?时世可分也，而人不可分。”胡以梅承钱谦益对“四唐”划界的诘问加以论说。他也认为，一个人的创作在不同时期虽然会有变化，但却难以截然划断，将同一诗人的创作置划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唐诗流程中，这完全是依时而论而非以人为据，其论说是明显存在疏漏与缺陷的，应该引起论说者的反思。毛张健《唐体余论序》云:“近代之论唐者，类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以为诗之厚薄所由别。殊不知中晚之诗即初盛之诗。不宁惟是，更溯之汉魏六朝，其源流本自相接，可以时代之隔、体势之异论乎!”毛张健针对明代以来不少人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高下之论也予以批驳。他提出，“四唐”诗在渊源流别上是同出的，不仅如此，它们在创作因子上都可以上溯汉魏，其内在是相互融通的，一味盲目地以时代论唐诗，将“四唐”诗的不同一味放大并以此界分其高下，这是很不妥当的。冒春荣《葚原诗说》云:“或问唐诗何以分初、盛、中、晚之说?日: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岁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岁，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岁，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丙辰岁至哀帝天祜三年丙寅岁，凡七十一年。溯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帝末年丙寅，总计二百八十九年，分为四唐。然诗格虽随气运变迁，其间转移之处，亦非可以年岁限定。况有一人而经历数朝，今虽分别年岁，究不能分一人之诗以隶于每年之下。甚之以讹传讹，或一诗而分载数人，或异时而互为牵引，则四唐之强分疆界，毋亦刻舟求剑之说邪?然初、盛、中、晚之年之分起讫，初学又不可不识之。”冒春荣对“四唐”分期说予以了甚为详实的述说与消解。他对历来初、盛、中、晚“四唐”的具体分界及时间跨度作出了描述界定，之后，对以具体年号划断唐诗流程的做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种断限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风的转换变化，并不一定就能具体落实到某一年份之中;二是同一诗人的创作也是难以归人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因此，强分界域的“四唐”说无异于刻舟求剑，呆板拘限，点不到要害。但冒春荣接着又指出，“四唐”说作为引导人们认识唐诗发展流程的一个甚有影响的论说，又不能不以年限大致划断，这便是自然界万事万物自身的矛盾使然，也是人们无奈而又不失可操作性的一种做法。冒春荣之论体现出甚为辩证的论说态度，在对“四唐”说的消解之论中是甚见平实入理的。

晚清，罗汝怀《七律流别集述意》云:“初、盛、中、晚之分，始于宋末严羽，而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因之，唐汝询《唐诗解》沿之，说者颇病其拘方。且神、景之人，讵不延及开、宝?肃、代之士，何弗历乎贞元?”罗汝怀继续针对初、盛、中、晚唐诗分期加以驳斥。他认为，此说甚为拘限，其理由之一便是同一诗人可能身跨两个不同时期，对此，“四唐”分界说是难以解释的。其又云:“然所谓初、盛、中、晚者，正如句萌谢令，首夏犹见清和;元冥司天，残秋先形萧槭。既因分以得合，亦举正以该余。人代区分，聊便考索。惟以武德至开元为初唐，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以开成至五季为晚唐。则同一开元，何以前属初而后属盛?同一大历，何以半属盛而半属中?元和以后，尚有穆、敬二宗之长庆、宝历;文宗开成之前，尚有太和九季，何以略而弗及?殊所未喻。”罗汝怀对“四唐”分期进一步展开辨析与驳诘。他以四季时令为喻，认为“四唐”之分的价值其实并不在其界划本身，而关键在参融互渗、全面汲取以发展诗歌之道上。他提出，传统“四唐”说在分期上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征，这体现在对开元、大历分界不清及对中唐时段论说的模糊上。“四唐”说实为一个体现出一定理论疏漏与缺欠的分期，这是我们在传承述说中所应该引起注意与充实补正的。

二、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二个维面是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展开论说。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郝敬、袁宏道、钱谦益、黄宗羲、康熙、王士禛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立足于唐诗创作艺术生发的基点，对初、盛、中、晚四期唐诗的不同尤其是其同源而异出等予以了阐说。

明代中后期，郝敬《艺圃伧谈》云:“说者取唐诗分初、盛、中、晚，晚不如中，中不如初，随世运为污隆，其实不然。盖性情之理，不蕴郁则不厚，不磨练则不柔。是以富贵者少幽贞，困顿者多委蛇。昔人谓‘诗穷始工’，《三百篇》大抵遭乱愤时而作。以世运初、盛、中、晚分诗高下，倒见矣。唐诗晚工于中，中妙于盛，盛鬯于初。初唐庄整而板;盛唐博大而放;中唐平雅清粹，有顺成和动之意焉;晚唐纤丽，雕极还朴，无以复加。今谓唐不如古则可，谓中、晚不如初、盛，论气格，较骨力，岂温柔敦厚之本义哉!”郝敬反对以“气格骨力”论诗，由此也反对格调论者对“四唐”诗的界分。他认为，单纯地以世运为依据论说唐诗高下，这是很不妥当的。诗本于人之性情，或含蓄蕴藉，或刚健质实，都与人的生活背景与人生经历有关，这点自《诗三百》以来便是如此。在唐诗演变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初、盛、中、晚之诗，各有其主体美学特征，或庄束严整，或自如宏大，或平和纯粹，或秾丽纤巧，这些都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紧密相联的。格调论者一味以“气格”与“骨力”作为论诗准则，以此衡量其他诗作，这是很不全面和辩证的，并且这一艺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温柔敦厚之义有所区隔。郝敬较早从对人之性情的肯定与高扬人手，对抬高初盛唐诗之论予以了消解。袁宏道《与丘长孺》云:“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袁宏道明确以“真”作为衡量诗歌审美表现的立足点。他极力强调诗歌创作要以真为本，由真情而加以艺术生发，由此，他努力张扬诗歌艺术表现的多样性，认为唐代初、盛、中、晚各有其诗，不能一概以初、盛唐诗之意味与风格来加以考量，盛唐与中唐的代表性诗人也各有其特色，而不可一概以李、杜为准的与要求。 转贴于 　明末清初，钱谦益《唐诗英华序》云:“世之论唐诗者，必日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伪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晚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惋，似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阳唱和之作，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之咏，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诗降耶?世之荐樽盛唐，开元、天宝而已。自时厥后，皆自郐无讥者也。诚如是，则苏、李、枚乘之后，不应复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不应复有太康，有元嘉;开元、天宝已往，斯世无烟云风月，而斯人无性情，同归于墨穴木偶而后可也。”钱谦益对创始于严羽、完善于高棅的以初、盛、中、晚四期界分唐诗之论极力批评与驳斥。他以初唐时的张说、张九龄，盛唐时的孟浩然、王维及中唐时的钱起、皇甫冉为例，认为他们虽然所处为不同历史时期，但从其诗作所表现艺术情态与特征来看，初唐诗人中有盛唐诗之意味，盛唐诗人中有初、中唐诗之意味，中唐诗人中亦有盛唐诗之意味。他论断“四唐”说，既未体现出以世而论的内在理据，也未呈现出以人而论的显在特征，实际上是一个甚为笼统的唐诗分期说。钱谦益反对以盛唐格调持衡其他时

期诗作，反对以诗歌审美表现的单一陛取代多样性，而主张变化生新。他认为，立足于人之真性情，是激活一切时期诗作的不二法门，否则，其诗作便如木偶土人一般，是毫无生气、难以感人的。黄宗羲《诗历·题辞》云:“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可归一，将又何所适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黄宗羲对盛唐诗不一概而论。他批评以时代论诗者，企图用唐诗的审美趣味来匡律其他，把盛唐诗格调作为唯一范式。他认为，论诗当以情性之真，而不当限于家数，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拘限于时代，而深入辨析诗艺的本质所在。黄宗羲之论，对消解妄分“四唐”高下之论也体现出重要的意义。

清代中期，康熙《御制全唐诗序》云:“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宴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迂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虽穷达朱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夫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安有运会之可区别!而论次唐人之诗者，辄执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扬轩轾之过甚，此皆后人强为之名，非通论也。”康熙也针对不少人以初、盛、中、晚对唐诗高下的判分加以立论。他认为，唐诗众体皆备，无法不在，确是我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的瑰宝，但不同时期的唐诗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便是都立足于创作主体情性的发抒，在丰富多样的创作中，所抒写的无非都是自然之叹、人事之感与情性之意。因此，从这点而言，唐诗高下与时代运会并没有内在必然的联系。但后世不少论唐诗者却以时代运会来对唐诗流程加以界划，这是有悖于唐诗质性及不合乎唐诗历史流程的，实非宏通平正之论。何世瑾《然灯记闻》记:“问曰:‘某颇有志于诗，而未知所学，学盛唐乎?学中唐乎?’师曰:‘此无论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成名家。不然，学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学初盛而止得其肤廓，则又无论初、盛、中、晚，均之无当也。’”何世璂所记这段论说，明确体现出其师王士禛对以时代界分唐诗高下的消解之意。王士稹主张初、盛、中、晚唐诗各有其内在精神旨趣与气象面目，认为学唐诗者应该从自己真实性情出发，择取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典范加以学习，深悟其内在神质，如此逐渐深入便可大成，切不可只从其面貌而流于形制表层之效仿。

三、从对诗歌审美本质的张扬及融通正变观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三个维面是从对诗歌审美本质的张扬及融通正变观角度展开论说。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金圣叹、吴乔、薛雪、袁栋、管世铭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从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特征唐诗艺术价值的肯定人手，对严“四唐”之分予以了纠偏与拨正。

明末清初，金圣叹《答敦厚法师》云:“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此等名目，皆是近日妄一先生之所杜撰。其言出入，初无准定。今后万不可又提置口颊，甚足以见其不知诗。”金圣叹极力反对以初、盛、中、晚对唐诗流程进行划断。他认为，这完全是不知诗之人所为，是缺乏理论批评内涵与统一标准的，实有碍于对唐诗历史流程与真实面貌的认识。吴乔《围炉诗话》云:“或问日:‘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日:‘商、周、鲁之诗同在《颂》，文王、厉王之诗同在《大雅》，闵管、蔡之《常棣》与刺幽王之《曼》、《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刘之《豳风》与刺卫宣、郑庄之篇同在《国风》，不分时世，惟夫意之无邪，词之温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论唐诗，则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见耳。不惟唐人选唐诗，不分人之前后，即宋、元人所选，亦不定也。自《品汇》严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余响诸名目，但论声调，不问神意，而唐诗因以大晦矣。”吴乔从先秦时期不同地域之诗与不同人之诗分别渊源于“风”、“雅”、“颂”出发，论说不同时期唐诗渊源同出。他提出，应该从内在意味与风格特征上来加以梳理与综括。他认为，以初、盛、中、晚界划唐诗高下，这是宋人才开始的皮毛之见，唐人选当世之诗是不分统系、不排位次的，以“九品”论说不同体制唐诗之名次，其在实际上有违对唐诗真实面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碍于人们对唐诗历史发展流程的认识，是并不明智的做法。

清代前中期，薛雪《一瓢诗话》云:“论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论宋人切不可分‘南’、‘北’。未知近律，勿问古诗。诗学未到，莫望乐府。其余杂体，一切扫却，才是风雅正人。”薛雪之论体现出清晰的诗歌历史发展观与趋正摒杂的正变观念。他反对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也反对以南北二地区划宋诗，强调唐宋诗都是在承扬先秦及汉魏乐府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都入雅趋正，是我国传统诗歌中的正体，都是值得大力弘扬的。袁栋《唐音拔萃序》云:“余尝论之，时不论初、盛、中、晚，格不论平奇浓淡，唯其是而已。是者何?理明、格高、调响、韵胜者是矣。理不明，极其华赡，见弃风雅;格不高，不入卑俚，即形浅俗;调不响，风不咽蝉，难振林表;韵不胜，一览无余，言外寡味。理明则背驰者不与焉，格高则卑靡者不与焉，调响则晦涩者不与焉，韵胜则粗豪者不与焉。去此四者，何晚之不可为中盛乎?何浓之不可追韦、柳乎?初有浑厚气象，而俳偶绮缛未尽脱六朝故智;晚有纤秾合度处，而粗率乃开宋元恶习;中、盛羌为蟊皇，然亦纯驳不一，深浅攸殊。即以杜论，亦有浅率不足法处，学杜者震其名而恕之，且从而效之。嘻!亦误矣。”。袁栋对以时代界分唐诗高下之论也明确持以了反对。他拈出“理”、“格”、“调”、“韵”四个审美范畴加以论说，认为衡量诗歌艺术表现高下的标准是多方面的，或事理阐明透彻，或格调表现拔俗，或声律运用朗健，或韵味吟咏悠远醇厚，这些都是衡量诗作高下之分的内在理据，而切不可以一概全、独得一隅。袁栋进一步以初唐诗兼融“浑厚气象”与“俳偶绮缛”及晚唐诗兼融纤秾精巧与粗率议论为例，阐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诗歌创作都是与其前后相互勾连的，不存在截然划断的独特性，因此，其艺术质性的区别也只能是相对的。我们切不可仅以时代为据界划诗作高下，否则，便是甚为粗糙与武断的

做法。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序》云:“乾隆乙未，假馆秦中，适案头有徐薲村侍郎所撰《全唐诗录》，蓄意抄撮，汇为此编。不标初、盛、中、晚之名，不设正法眼藏、声闻、辟支之见，反复玩诵，必求有得于心而后取之。”管世铭之论明确表明自己所汇编唐诗，有别于一些人的以初、盛、中、晚之名而择选的唐诗选本。他反对归宗列系，排定座次，而主张读者在对所选诗作的反复吟味中深悟其意味，深识其旨趣。管世铭以自身切实的编诗实践对严“四唐”之分实际 上予以了解构。

四、从肯定新变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四个维面是从肯定新变角度展开论说。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刘绘、彭辂、王世懋、钱谦益、吴乔、叶燮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立足于诗歌历史发展的高度，肯定不同时期唐诗演变发展的内在合理陛，并以此来评说唐诗的历史分期。

明代，刘绘《答乔学宪三石论诗书》云:“唐家三百余年，诗人成集者，起贞观虞、褚，历元和，迄开成李、许、温、杜，至崔涂、韩偓，止五百余人耳。攻诗者搜捃群集，浸玄咀腴，睹其班班离离，异调同声，异声同趣，遐哉旨矣!恶可谓瑟愈于琴，琴愈于磬，磬愈于祝圉哉!故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错高下，即如杨伯谦、严仪卿、高廷礼诸君之论，恐皆不足以服《英灵》、《国秀》之魂也。”刘绘较早从肯定新变的角度对严“四唐”之分予以了消解。他对以“四唐”界分唐诗高下持以诘问，认为三百余年唐诗的发展历程表明，其相互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是有着内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初、盛、中、晚四期中，唐诗之高下不可一概而论，不同时期的诗作各有其宗趣，各有其意味，各有其风格特征，为此，他明确对严羽、杨士弘、高棅等人独标盛唐诗之论予以了否定。彭辂《钱临江集序》云:“齐梁之婉逸，唐初所亡也。麟德、神龙风神之俊，天宝、大历易以飞动而凡;开元、天宝意象之浑，建中、元和移以倾露而弱;大历、建中思致之澈，会昌、咸通更以锻削而靡。大都后之视前，技巧日益;前之视后，浑沌渐销。”彭辂对不同时期的唐诗主体美学特征及其消长流变予以了描述归结。他以简洁的话语道出齐梁至晚唐四百多年间诗歌风格的变化，概括其相互消长的两条线索是“技巧日益”与“混沌渐消”，即:一方面是浑融自然之美的逐渐消去，另一方面是精雕细琢之美的日益增加。彭辂在这里切中地描述出了唐诗的新变之迹，对以不同历史时期界分唐诗高下之论实际上也予以了消解。王世懋《艺圃撷余》云:“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隐隐钱、刘、卢、李间矣。至于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旬?盖声气犹未相隔也。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人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王世懋对以格调界分唐诗之论明确予以了消解。他指出，初、盛、中、晚不同历史时期的唐诗，其内在是有着“承”与“变”的逻辑联系的，前一时期诗作孕育着后一时期诗作的美学特征，后一时期诗作在承传前一时期诗作美学特征的同时，又孕育和创生出新的美学因子，其间的特征与规律是声气相通、血脉相连、变中有承、承中生新，在对唐人律诗的论说上，切不可一味地以格调而论，独标盛唐。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四唐”诗作在格调上各有所长，其差异只具有相对性，而切不可一语划断。

明末清初，钱谦益《唐诗鼓吹序》云:“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钱谦益对以“盛唐”独标唐诗之论予以了驳斥。他肯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唐诗各有精神旨趣与气象面目，反对以初、盛、中、晚界分并判评唐诗高下，认为这是支离阉割的做法，其实质是掩盖和歪曲了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与真实面貌，实有碍于后人对唐诗的认识之路，诗歌研究之道由此也容易走进死胡同。吴乔《围炉诗话》云:“问曰:‘三唐变而益下，何也?’答曰:‘须于此中识其好处而戒其不好处，方脱二李恶习，得有进步。《左传》一人之笔，而前厚重，后流利，岂必前高于后乎?诗贵有生机一路，乃发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诗各自用心，宁使体格少落，不屑袭前人残唾，是其好处。识此，自眼方开，惟以为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转而为质文。春不可以常春，转而为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转而为盛唐，盛唐独可以七八百年常为盛唐乎?活人有少壮老，土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吴乔从肯定新变的角度出发，对以“三唐”界分唐诗之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诗歌历史发展的关键在于本于创作主体之心而不断生新，这是诗歌创作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三百年唐诗流程中，诗人们各自用心，不肯捡拾前人牙慧，他们宁可在诗歌体制与格调上与前人相比有所欠缺，也立足于创新，这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更替消长一样，是顺应自然大化内在之理的，是“活人”之举而非“死人”之法。吴乔对唐诗变化生新的论说，显示出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对以格调严“四唐”之论具有重要的消解意义。

清代前中期，叶燮《百家唐诗序》云:“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三代以来，文运如百谷之川流，异趣争鸣，莫可纪极，迨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起衰者，一人之力专，独立砥柱，而文之统有所归;变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诗之尚极于化。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日中唐，又日晚唐。今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叶燮对中唐诗歌历史发展及其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予以了细致的阐说。他将考察的视域放置于我国古代整个诗歌历史发展的流程之中，肯定变化生新乃是诗歌发展的唯一途径。在“四唐”界分之论中，他针对不少人有意抬高盛唐而贬低中唐之论，着力对中唐诗歌的价值予以了标树。他认为，中唐诗是综贯三千年诗史演变发展的一大关键，它“变八代之盛”、“凿险出奇”、“各途深造”，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因子，是融通唐宋的枢纽，也是辨识整个诗史发展的一大关节点。叶燮此论，对中唐诗的“格”、“调”、“声”、“情”的变化做出了切实中肯的评价，为进一步破解盛唐为正、中唐为变及倡导唐宋诗兼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又云:“意以为是诗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奈何耳食之徒如高棵、严羽辈，创为初、盛、中、晚之目，自夸其鉴别，此乡里学究所为，徒见其陋已矣。今观百家之诗，诸公无不自开生面，独出机杼，皆能前无古人，后开来学。诸公何尝不自以为初，不自以为盛，而肯居有唐之中之地乎?”叶燮又指出，他所择选的这些唐人唐诗，其创作都各自用心、独出机抒，体现出各自独具的艺术意味与风格特征。他批评严羽、高棵等人为“耳食之徒”，认为其“四唐”高下之论实为乡里学究所为，是缺乏诗艺识见的，也是缺乏诗歌历史发展宏通眼光的表现。叶燮将对以高下界分“四唐”诗的批评推上了一个高峰。

参考文献

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G].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彭定求编，全唐诗[G].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