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调查范文第1篇

本刊就这个问题做了抽样调查，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安徽、江西等地不同级别、职务的公务员，从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福利保障、晋升、奖励和成就感等方面对公务员的职业幸福感打分。结果显示公务员对工作环境、福利保障和职业责任感满意度普遍较高，而对收入、激励和官场文化则有话要说。

收入的满意度

调查中，多数公务员认为这个职业稳定性好，社会地位高，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微薄收入的不满。

“公务员这个职业在经济上处于撑不死、饿不死的地位。与下岗职工及广大农民相比，幸福无比。”安徽省滁州市劳保局郑少九在公务员这个岗位上已经做了32年，他的话代表了多数公务员的心声，“但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公务员年收入约在3－5万元之间；江西和安徽等中部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1.5－2.5万元之间；海南等地，包括西部部分省市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1.8－3万元之间。

总体来说，公务员的收入并不见高。安徽省来安县统计局一位年收入9200元的公务员冯广东说：“2005年的工资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缴完必要费用之后所剩无几，人情份子随之而来，更显捉襟见肘。”

江西省宜春市一位年收入1.8万元的公务员说：“一样大学毕业的，没做公务员的同学，他们的薪金收入和生活条件多数比我好。我想换个工作，改变一下窘迫的经济状况。”

除了收入不高，另一个让公务员不满意的地方是，工资待遇单位差别相对较大，同一单位内部也“同酬不同工作量”。安徽省某机关公务员侯树林补充道：“现行管理体制没有因事设岗，权责不匹配，收入与付出不对等，同一单位忙闲不均。”

公务员待遇虽延续过去“全国一盘棋”的工资体系，但实际上较为混乱：同一地区，部门不同，具体收入有差别；中央国家机关、省市、地县公务员待遇不同；同一职位不同地区、行业、部门之间迥异。同为国家公务员，这种差别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的。

为了减小公务员地区、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隐性收入对实际收入造成的差别，近两年京沪等地出台了透明收入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一种后果，即横观是“劫富济贫”(各部门之间)，纵观是“劫贫济富”(本单位内部)，将同单位级别、职务不同，收入差距拉得很大，甚至隐性收入也“阳光化”了。而最终能否将所有收入透明化，杜绝灰色收入，仍未可知。

随着《公务员法》出台，工资构成会有一定变化，国家有关部门也正酝酿工资调整方案。虽然差别待遇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但加薪的预期已经给部分低收入公务员带来了安慰，“我希望《公务员法》能有那么点影响，就是工资可以再加一点点。”江西省政协公务员肖剑锋满怀憧憬，“不过最好还是中个，买套房子。”

发展机会的满意度

接受本刊调查的公务员中有17.6％属于在职研究生，或者是在读MPA研究生。其中有公费，也有自费。

“我夫妻俩都在职读研究生，目的是提高水平，挑战自我。”浙江省绍兴某机关公务员洪北居这样告诉记者，他做了17年公务员，职业幸福感91分。

中国自古即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谚语。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公务员冯广东说：“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更大，深感电脑知识缺乏。”

几乎所有公务员都感受到继续学习的时代要求，但采访中很多人表示学习机会微乎其微。“机关单位再学习的机会非常之少和片面，大部分人很难看到发展的空间，大家都不满意。”刚拿到MPA学位的安徽省某机关公务员刘丰这样告诉记者，“2005年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拿到学位。”

刘丰所说的发展空间不仅包括了自身知识素养的提升空间，最主要指晋升空间。《公务员法》出台之前，晋升和福利待遇直接挂钩，若没有级别上的晋升机会，那么福利待遇改进就比较困难。目前的公务员制度仅提供了领导和非领导两个职务系列，发展阶梯过于单一。加上只设置15 个级别，基层公务员晋级空间很小，这种制度不能给勤奋的公务员以适当而及时的鼓励。江西省某机关一位公务员说：“我做的事不少，吃的苦不少，受的累不少，却原地踏步，我是不满意的。”很多公务员都有同感，这种情况下，如不能及时调整心态，很容易被打击积极性与创造性。

针对这种现象，安徽省含山县委宣传部公务员田斌峰建议，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应纳入大企业的管理模式，使这支队伍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不是渐渐老化或僵化。

国税系统已经尝试能级制改革，《公务员法》也提出，公务员职务职级的划分与设置将结合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作较大调整。要建立一种多元化的公务员职务发展途径，通过增加级别数量，拉大级差，扩充级别功能，建立新的职级。职务和级别分两条线走，这让广大公务员翘首以待，如果能够贯彻到实处，很多公务员现有的郁闷将可能大大缓解。

但一些公务员对法律能否有效执行表示担忧，安徽省淮南市某机关公务员储兆庆说：“法律和政策出台时，令人欢欣鼓舞，感到前途光明，但目睹有些法律和政策出台之后便束之高阁，令人忧愤有加，感到法治的道路依然曲折。”

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官场有官场的规则和文化，公务员身处其中，自然感受颇深。

其一是上下级关系。一位从基层单位进入市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表示工作来之不易，但“工作压力相对较大，尤其为领导服务时心理压力较大”。

感到压力大的公务员不只他一人。“工作中最让我愉快的事情，就是材料达到了领导要求，可以放心回家休息了；而不愉快的则是实效性强、领导要求高，又无法按时‘交差’遭遇批评。”南昌市政府办公厅公务员袁茂华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

与被动作业相比，有些公务员在为上级服务的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重视创造性，从而提高了职业幸福感。公务员洪北居说：“在工作中，我感到愉快的是创造性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过他也补充，“机关工作在人浮于事的现状下，能做到有创造性、有成就感的人是少数，处事四平八稳也是体制所限。”

与此相应，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周功民表示，他最愉快的是很好地完成大家都感到头疼的任务，不愉快的则是“部下责任心差，把容易办好的事情搞砸了，令人哭笑不得。”

可见，工作完成得好，皆大欢喜，而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不仅下属感到紧张，领导也很痛苦。

在与领导的关系上，古人强调下属的忠诚，也强调领导的体恤。采访中，一些公务员表达了这种需求，“在工作中，我感到最愉快的是受到领导尊敬”，一位吴姓公务员向我们坦诚说道，“最不愉快的是人格受到侮辱。”另一位江苏省的公务员也有类似感受：“我感到不愉快的是领导误会，有时得不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其二是同事间关系。官场上一直崇尚“以和为贵”，我们的采访也证明公务员对人际关系满意度较高。

但也有例外。一位工作十年的公务员表示工作中不愉快的是，有时不得不应付形式主义以及“因社会关系之累（如单位人际因素等）或所谓的‘官场潜规则’影响工作环境”。

同事间微妙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的确让人感到不快。采访中职业幸福感最高的公务员洪北居，他的经验就是“一些人、一些事都以微笑和宽容面对。”将心放宽，更多关注工作是个不错的方法。

而对于“官场潜规则”带来的危害，不少公务员扼腕叹息，“能做公务员的大多是社会精英，可惜很多人的智慧都被消磨在所谓的‘潜规则’中，无所作为。”

幸福感调查范文第2篇

有远见的前人其实已经说到了这点。原来中国人唱《东方红》的时候，说为了人们谋幸福，也没有说为了人们谋GDP。

当大部分人生存还有问题，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温饱最重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因而人的幸福感就变得重要起来。

知名幸福学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去问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在吃的方面花多少钱。或许要800到1000元，但要吃饱的话，每月200元就够了。那么，其余的80％花在饮食上，为了什么呢?为了满足舌头的感觉，满足环境的感觉而已。这说明人花更多的钱其实很大部分是为了幸福，而非生存。

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这一时代中，如何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国人主观幸福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么，人们居住的城市能从哪些方面带给人们幸福的感觉呢?是不是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就越幸福?人们对于城市幸福感的体验，主要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哪些因素可以提高居民对于城市的幸福感觉呢，哪些因素则不能呢?

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望东方周刊》携手奚恺元教授，对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调查，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

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城市市民对其城市的幸福感、影响城市总体幸福感的因素，以及不同城市市民及其子女的去留意愿。针对此目标，调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城市总体幸福感、影响城市总体幸福感的因素以及去留意愿。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对其居民进行调查，取得有效样本近7000个。

杭州人最满意自己城市的官员

一般说来，一个城市的市民对于自己的城市是否满意，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量。一种方法是采用综合指数进行衡量，即分别测量与城市总体满意度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分值，比如经济、人文、环境、交通等，然后按照特定的权重体系对各方面的分值加权平均后得出最后的总体综合指数。

另一种方式则是直接问被访居民对其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即我们所称的城市总体幸福感。与第一种方式比较，这一方式能更直接、更简洁地描述市民对其城市的总体感受，因此我们将其作为本次调查的主要方式。总体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和排名尚未包含在本报告中，我们将在更详尽的分析后择机公布。

除此之外，我们还测量了市民对每个城市各具体方面的感受，包括人情、交通、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娱乐、环境、治安状况、市民文明程度以及近年来的发展等。我们把它称作城市具体幸福感。

我们均采用7级量表来测度被访者的感受，其中“1”代表“非常不开心”，“7”表示“非常开心”。

是否生活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就越幸福呢?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发达并不能与幸福画上等号。同样，经济发达和城市管理也没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市民“在想到所在城市的政府官员时有多开心”，统计结果表明，杭州人对自己城市的政府官员感知的幸福感最高，其次是郑州和海口。

拉萨、南宁、长春人情味最浓

关于城市具体幸福感而言，我们分别测量了31个城市的居民在人情、赚钱机会、便利程度、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交通、治安、近年来发展、建筑美观程度等十个具体方面的幸福感。我们称之为城市具体幸福感。

从调查结果反映，涉及的31个大中城市中，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拉萨、南宁和长春，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广州却无缘人情幸福感的前二十名。

我们分析统计结果后发现，虽然相关关系并不十分显著，但人均收入与人情冷暖之间还是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人情味越淡。

是否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牺牲人情作为代价呢?显然，这已是经济不断强大的中国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见表一)

赚钱机会：拉萨意外胜出

就赚钱机会而言，名列榜单的前几位城市似乎毫无悬念，赚钱幸福感较高的城市确实是那些有传统经济优势的城市，诸如上海、北京、广州等。但是，也有一个意外的结果，即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居然名列赚钱机会幸福榜榜首，而这只是本次调查中拉萨所获三个单项冠军中的一个。

这，或许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幸福感的确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见表二)

生活便利：上海领先

关于城市幸福感调查的十个具体方面中，上海在几个方面荣登榜首，比如s生活便利方面，上海成为领跑者。在所有城市中，上海的生活便利程度领先于其他城市，银川、成都、沈阳位列第二、三、四名。(见表三)

在居民对于城市的建筑美观感觉方面，上海再度成为状元。而南宁、杭州也凭借其出色的市政建设而得到市民的肯定，分获第二和第三名。(见表四)

自然环境：海口摘得桂冠

调查结果中，同样可以发现，一个城市的自然环境对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海南省省会海口，那怡人的自然景观和良好的空气质量显然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在环境幸福感排行榜上，海口领先于其他城市。同样，拥有丰富自然景观的银川和气候舒适的昆明紧随其后，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见表五)

文明并未与经济发展同行

有钱了，是否意味着人们的举止规范更文明了呢?本次调查中，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城市的文明程度，并没有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同步发展。

四个直辖市，虽然同属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其市民的文明程度却有天壤之别。上海、北京的文明幸福感进入了前十强，重庆和天津则未进入前二十名。(见表六)

赚钱机会多的城市娱乐生活丰富

不知是钱赚得多了就可以进行更多的娱乐消费，还是兴旺的娱乐服务行业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从调查结果中粗略来看，赚钱机会最多的七个城市与娱乐最多的七个城市中，竟然包括五个相同的城市，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广州。

统计分析结果也显示，赚钱机会幸福感与娱乐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赚钱机会幸福感越高，文化娱乐幸福感也越高。(见表七)

交通：和经济发展不同步

交通状况的好坏，是衡量居民对于

一个城市幸福感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经济发达的一些城市，尽管近些年花了力气改善城市交通，但城市里的老百姓似乎没有因此感到满意。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交通幸福感较高的，并不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反而一些中西部经济不太发达的城市得分较高，比如，银川、拉萨、海口就分列交通幸福感榜单前三名。

上海虽然车流量大，人口密度高，但在31个城市中排名居中，也算令人满意。本文没有列出排名20位之后的城市，但您能猜得出最后一名是谁吗? (见表八)

哪个城市最安全

城市社会安全能力，对城市的持续发展、促进城市有序运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对于居民的城市幸福感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次调查我们发现，一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是城市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治安幸福感越高，城市总体幸福感也越高。所调查的31个城市中，南京、杭州、上海三城市的居民治安幸福感最高。(见表九)

近年发展幸福感：感受到的变化

在城市发展幸福感的榜单上，拉萨、银川、郑州排在前三名，然而北京、上海、广州等较发达城市的发展幸福感却并不高。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这可能是由于居民城市发展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城市近年来的发展速度的绝对值，也不是取决于城市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对于一些欠发达的城市来说，近年来日益繁荣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日新月异的速度等，给人带来的冲击力，可能要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由发达变得更发达的城市要大。(见表十)

哪些因素与城市幸福感有关

虽然列出了各个城市十项具体幸福感的排名，那么具体幸福感和总体幸福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比如，到底是人情还是赚钱机会与城市总体幸福感有更密切的关系?

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看到，人情、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的美观程度、自然环境、文化娱乐、治安、近年来发展，这些不直接被诸如GDP等经济指标所囊括的“软性”因素，与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其中人隋幸福感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回归系数近0．3，即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总体幸福感就会增加0．3个单位；而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建筑美观、娱乐、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回归系数接近0．15，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是0．15。

统计数据显示，文明与城市幸福感负相关，这个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类似调查―样，我们的研究只能测不同变量中有没有相关性，而不能确定它们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在城市总体幸福感和人隋幸福感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高的人情幸福感导致了高的城市总体幸福感，还是城市总体幸福感高的人更倾向于发现都市人情温暖的一面。(见表十一)

客观因素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并总结了客观因素与城市总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中，受教育程度、性别、城市居住时间、是否拥有住房、上下班路上所需要的时间、住房面积对城市总体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般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住房面积的大小，而忽略上班路上花费时间的长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为了住大房子而搬到距离工作地点很远的城郊。这样做是否会增加幸福感呢?

统计结果显示，住房面积每增加10平米，城市总体幸福感只增加0．02，而每天减少10分钟的上下班车程(单程)，城市总体幸福感却能增加0．03。换言之，每天减少10分钟车程(单程)对于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相当于增加15平米住房面积对于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

(见表十二)

具体来说，客观因素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女性的城市总体幸福感高于男性。

(见表十三)

二、在目前的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城市总体幸福感越高。

(见表十四)

三、拥有住房的人的城市总体幸福感高于没有住房的人。

(见表十五)

四、住房面积越大，城市总体幸福感正相关。

(见表十六)

五、上下班途中时间越短，城市总体幸福感越高。

(见表十七)

去留意愿沪京最具吸引力

除了通过测量市民对于城市的幸福感来评估一个城市的受欢迎程度以外，我们还询问了市民是否希望自己以及自己子女留在自己城市，如果被访者表达不愿意留在原城市，那么我们会进一步询问他最想去哪个城市。以此来评价城市受欢迎程度。这些指标是市民对于一个城市好恶的行为指标。

从调查结果看，上海和北京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城市，杭州、成都等城市也颇具吸引力，成为许多人的首选。

是否愿意留在现在的城市：杭州、海口、成都、昆明、上海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城市的比例最高。

(见表十八)

是否愿意子女留在现在的城市：上海人最希望自己的子女留在自己的城市，其次是杭州和成都。

(见表十九)

最希望自己迁入的城市：人们最希望迁入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

(见表二十)

幸福感调查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2684（2011）09-0013-03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1.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随机抽取江苏省淮安市辖区内城、乡中小学在职教师2800余人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放问卷2600份，回收有效问卷2590份，有效回收率99.6%，其中男教师1300 人，女教师1290人；城镇学校教师1100人，农村学校教师1490人；小学教师1090人，初中教师800人，高中教师700人；年龄在40岁以内1500人，40岁以上1090人。访谈教师200人次，其中城镇学校教师90人，农村学校教师110人；小学教师80人，初中教师70人，高中教师50人；年龄在40岁以内120人，40岁以上80人。

2.研究工具

（1）自编的《淮安市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问卷》

本问卷共设计12道封闭式问题，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对教师职业的认识、生活收入水平、个人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谐程度、学校制度、社会人际关系、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声望和评价体系，等等。

（2）自编的《淮安市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访谈提纲》

本访谈提纲设计五道开放式问题，包括“你认为对教师的评价依据主要有哪些”“你认为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你认为家庭采取哪些措施能让你更喜欢从事教师职业”“你认为哪些措施可以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以及幸福”“幸福满分100分，你能给自己打多少分。”

二、问题与讨论

1.传统“官本位”思想，过高的社会期待，造成了教师幸福感降低

在我国无论是哪种行业，只要不具备“官职”，其社会地位就不高。这种“官本位”思想影响导致了一些教师本人对官职的热衷， “入世”与“入仕”使得部分优秀教师由于受权力的压制和诱惑，不得不放弃自己所擅长的专业而跻身政界，以致影响了部分优秀教师专业的深度发展，剥夺了应有的职业幸福感。有些教师一旦从事了管理工作，拥有了权力，就显得心浮气躁，热衷于表面化的成绩和荣誉，而不再脚踏实地地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从而造成了教师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影响到个人的职业幸福感。这类个体在男性教师、城镇学校教师中存在的比率很高，从调查问卷统计中发现，分别占了78%和73%。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春蚕”，是“蜡烛”，是“人梯”，人们在给予教师诸多赞誉和光环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教师的心理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常常需要压制自己各种合理的需求以满足外界的期待。《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等政策性文件又为教师规定了各种清规戒律，成为社会衡量教师优劣的主要依据。教师生活在各种规范之中，幸福感降低，几乎所有被访教师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在访谈提纲 “幸福满分100分，你能给自己打多少分”的统计中，有79%的教师给自己的打分都在70分以下。

2.工作特点程式化，评价手段工具化，造成了教师幸福感降低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很多的教师都曾这样描述他们一天的作息时间：早晨6点准时起床，奔赴学校，开始一天的工作――检查班级卫生、辅导早自习、检查学生早操、上课、批改作业、中午给个别学生补差辅导及找个别学生谈话、检查和辅导学生晚自习、放学回家继续准备第二天的课，很多初中、高中毕业班教师甚至忙到深夜才能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每天例行的这些工作之外，每周还要组织主题班会、参加校本教研、政治学习等。一天天的忙碌积累下来的是身心的异常疲惫。其中，女性教师感受最深，约占调查人数的80%。

评价手段过于工具化。例如中考和高考成绩评比、优质课评比、科研成果评比等，通常都与教师经济利益、个人荣誉挂钩。从现实层面看，评比不可否认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过分地强化功利性的竞争会使教师在工作中缺少自主和创新，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职业焦虑、情感压抑和工作低效。有相当一些学校，特别是调查中约占70%左右的城镇学校，对教师的考评实际上是一种监控机制和动力机制，它将教师束缚在评估体系的各种项目和规则之内，导致了对教学短期效果的追求；对教师的德、勤、绩、能诸方面的考评不断地细化，像工厂里对计件工人的考评那样精确。更有甚者将教师的考评与学生的表现相关联，并且常常由学生、家长或学校的临时工和职员等外行人员给教师打分。这些不仅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影响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3.对教改的不适应，不良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教师职业幸福感下降

一些教师对教育的诸多改革感到无所适从。尤其在新一轮课程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新的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教师观和学生观等，正在猛烈地颠覆着传统教师所固有的职业特性，无论新老教师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压力，如果不能正视和积极应对，必然会产生对新课程的抵触情绪，甚至可能形成职业反叛。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许多教师往往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压力也随之增大，也越来越感觉到教师职业的艰辛。作为教师仅有的一丝优越感也荡然无存。加之师生关系日渐淡薄，教师既要认真教学，获得的心理补偿又相对较少，更容易导致心理枯竭感的产生。再加上很多教师交往机会少，视野不开阔，心胸比较狭隘，每个人都固守着一份矜持、自尊和清高，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从而造成了不应有的人际障碍，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和职业的幸福感。

很多教师，尤其是约占被调查人数61%的农村学校教师和约占67%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对教育改革只能肤浅地理解、非理性地追随。最终是应该保留的反而被他们改革掉了，外在的要求自己又没有条件去实现，还把自己搞得心绪繁杂、精疲力竭，降低了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4.人事制度的变化，工资待遇偏低，降低了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

根据新的教师用人制度规定，社会各行人员都可以通过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后进入教师行列。一些学校实行全员聘任，人员分流。这些可以促使在职教师不断地自我提高，但也让他们没有了职业安全感。教师职称制度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教师的工作潜能，但也降低了教师职业的内在动机和自我强化。教师进行工作仿佛就是为了职称，为了外在的目的，从而造成了工作的功利化和异化。教师只是在追求外在规定的人生，而自己作为人的真正生存需求却被忽略了，因此也很难宁静地追求工作的内在价值，难以体验到职业的内在幸福感。这种竞争压力对一些心理承受力差但又想当好教师的人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会降低其工作效率和职业幸福感。在我们调查与访谈的教师当中，女性教师、年龄在40岁以内的青年教师此现象尤为明显，其比率分别约为57%和54%。

尽管《教师法》规定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平均水平。但新一轮的绩效工资和阳光工资调整，使得教师的正常收入明显低于当地工薪人员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小城镇、农村教师的家庭负担重，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教师从教的个人成就感、经济价值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学校的硬件设施得不到改善，教师工作环境不理想，直接影响工作情绪。焦虑、不满足，心理的不平衡，大大影响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三、提升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对策

1.转变传统观念，领悟职业真谛

教育的实现以人生价值为宗旨，培养人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其本真意义是使人幸福，其终极目的是让人生变得更美好，是唤醒探索真理和追求幸福的生命力量。反思我们的教育，本该充满生命活力的学校和课堂，却处处散发出忽视生命、扭曲生命的气息。因此，教育要回归自我，就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就必须从异化的状态中走出来，关注生命、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并提升生命作为其基本追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潜能、显示生命的真谛并澄明生命的意义。

教师职业使命的真谛是引导学生精神世界的成长，启迪他们对人生和世界美好情怀的思考，奠定他们幸福人生的精神基础。教师是学生幸福教育生活的创造者。只有教师幸福地教，学生才能幸福地学。教师在关注学生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要启动职业幸福的按钮，建构属于自己的幸福。

因此，教育观念的转变和领悟职业真谛是提升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键，它需要广大教师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更需要他们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体验，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配以相应的制度激励，才可能逐步完成。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教师培训的力度，坚持以教育科研为先导，在课题研究的引领下，坚持长期、反复、深入、细致地学习和研讨，以及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2.优化专业生活，改革评价制度

教师职业幸福需要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需要对职业和生命的热爱，需要校内外生活的充实和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专业生活是教师感受和创造职业幸福的基础和源泉。优化教师专业生活，是指有意识地寻求和选择适宜的教师生存环境和智慧的生活方式，充实专业生活内容，建构提升专业生活质量的行为范式和生活策略。作为管理者在改善教师生存质量的基础上要改造行为习惯，引导制定专业发展目标，引领教师选择有文化内涵的生活模式，提升教师的专业精神，将教师的自我价值追求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丰富精神世界。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教师需要在教育活动中扮演多重角色。然而在“扮演”中，角色不断膨胀而个性日趋萎缩，教师生活的内在价值基础日趋动摇和脆弱。在“扮演”中，一定的社会角色规范影响着教师幸福标准的定位，他们会依据一种被教化和灌输的幸福标准来体验自己的幸福。因此，要优化专业生活，摆脱有心无力的“神往”心态，就要排除外部力量驱使，深入到个体心灵层面，形成教师属“我”的幸福尺度。

此外，教师的考评制度需要改革。教育管理者应考虑到教师的心理需要和工作性质。教师对自尊的需要、专业自主的需要和成就的需要非常强烈，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管理者应尽可能减少对教师的繁琐考评和监督，更多地依靠教师的自我提高和自主自律。管理者对教师的考评宜粗不宜细，要注重考评的目标导向功能，淡化其评价和比较功能。可使教师依据考评标准自我反思、自我检查、自我约束，使其行为尽可能地与管理目标一致，形成一种动力定型，这样就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和个人归属感及职业幸福感的确立。

3. 描绘美好愿景，发掘职业幸福的源泉

教师的发展就是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发展也能促进教师的发展。教师的幸福感直接影响着和谐的教育。教师是否能感到职业幸福十分重要，它不仅影响着其人生是否快乐，更影响着学生。只有教师幸福，学生才会感到幸福，才能构建幸福的校园。因此，教育管理者要为教师描绘一个美好的发展，给教师勾勒一个未来，树立一个目标，激励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师提供发挥才干、展示技能的平台，让教师保持乐观积极、充满激情的状态，共享成长、发展的快乐。

我们无法回避教师这一职业简单重复的特点，但作为教师不要只像“春蚕”“蜡炬”一样来毁灭自己，来获取畸形的心理满足；也不能仅靠升学率来显耀自己的职业成就，而应在成就学生的同时成功自我。叶澜教授说过，教师职业是充满魅力的，是能充分体现和提升从业者生命价值的职业。教师应当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教师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只是为学生成长进行付出，不只是完成别人交付的任务，同时也是对自己生命价值和自身发展的实现。虽然现实中部分教师生活拮据、清苦，甚至仍有捉襟见肘的寒酸，但这并不排斥教师超越纯粹物质欲望的追求，从工作中发掘职业幸福源泉，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实现自我，充实人生，感受到幸福和美的存在，彰显生命的价值。

4.营造和谐氛围，改善福利待遇

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获得需要自我效能感的提升，需要外部条件支持。教师不仅要有敏锐的幸福感受能力，而且要具有用心传递幸福的能力。有的教师是为了生存而从事教育，教育只是他们生存的工具，而不具有本体意义。这样他们看到的只是教师工作的繁琐与重复，看到的只是生活清苦与劳累。一个能够发现和把握职业幸福的教师，他的心不应在教育现象上滑行，而应是进入心灵世界，进入教育的人文层面，在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中，发现教育这种生命事业所蕴含的人性美好。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管理者要加强对教师职业行为的保护。教师工作责职、从教行为的责任界定，应当受到政策、法规和社会舆论的公正维护。在维护学生权益的同时，也要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减少教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工作感受。如果管理者采用“人性化”“人格化”的人本管理，营造和谐氛围，那么教师就会对领导产生敬佩、信服心理，工作时自然也会更愉快，职业幸福感受也就会更强烈一些。

此外，要重视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实行“一费制”和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以及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后，学校的经费收入及可以灵活支配的资金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协调各方面关系，保证教师的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学校也应积极争取多方支持，适当提高教师福利待遇，为教师减轻后顾之忧。此外，学校应不断优化环境，为教师提供舒心惬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增进教师的身心享受，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增强其职业幸福感。

幸福感调查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心理卫生；主观幸福感；问卷调查；农民；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个体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的一种心理感受。在国外，主观幸福感已成了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在国内，也日益吸引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主要涉及理论研究、跨文化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和测量工具的研制这几个方面。到目前为止，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除了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和进展之外［1,2］，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老年人和大学生群体［38］，罕见专门以农民为对象的研究。虽然有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研究，但两者的结论却截然相反［9,10］，曾引发社会和舆论的关注和质疑。因此，进一步研究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粤西4市1县5个村的300例居民。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28份，有效率为76%。其中，男112人，20～40岁46人，40～60岁40人，60岁以上26人；女116人，20～40岁45人，40～60岁56人，60岁以上15人。采取下村走访调查，用明确清晰的指导语指导被试作个别测试，对文盲或看不懂题目的被试予以清楚的解释和说明，做完后，立即回收问卷，并发放纪念品。

1.2 研究工具 考虑到目前一些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问卷或量表受文化、语言和年龄等因素的制约，我们采用美国Gallup机构使用的单一项目测量（虽然基于单个项目的测查相对比较粗糙，但已证明是非常有用的［11］），由很幸福、较幸福和不幸福3个选择项组成，得分各计为3分、2分和1分；Cantril(1976)编制的含11个等级阶梯(0～10)的幸福感阶梯量表［11］，可测目前幸福感，过去幸福感(5年前)和未来幸福感(5年后)；自编生活满意度项目，由住房条件、经济、子女、邻里关系、周围环境、总的生活满意度这六方面组成，作为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使用SPSS10.0软件包对有效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t检验等处理。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年龄的农民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 对不同性别、年龄农民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没有统计学显著差异，但总的幸福感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多重比较（LSD法）发现，40～60岁的中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差于20～40岁(MD=0.1904，P=0.045)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MD=0.3061，P=0.012)。而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MD=0.1158，P=0.341)。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值为1.99，略低于2.00的中值水平。

描述性统计发现，回答不幸福的人数为49人，占21.5%，同答较幸福的人数为131人，占57.4%，回答很幸福的人数为48人，占21.1%。交叉分析表明，女性回答不幸福的人数为30人，大大超过男性的19人，占61.2%；从年龄来看，40～60岁的农村中年人幸福感最差，在回答不幸福者中占57.1%。

2.2 过去幸福感、目前幸福感、未来幸福感之间的得分比较 对农村居民的过去幸福感、目前幸福感和未来幸福感的相关分析发现，3者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正相关，其中，目前幸福感与过去幸福感、未来幸福感的相关较大(r=0.496**；r=0.495**)，未来幸福感与过去幸福感的相关较小(r=0.286**)。对这三者分别进行t检验发现，三者之间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结合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目前幸福感显著高于过去幸福感(t=8.401，P=0.000)；而其未来幸福感显著高于目前幸福感(t=17.374，P=0.000)和过去幸福感(t=21.342，P=0.000)。对年龄进行多重比较（LSD）发现，在目前幸福感上，年轻人显著好于中年人(MD=0.5978，P=0.040)，在未来幸福感上，年轻人显著好于老年人(MD=0.8617，P=0.031)。在过去幸福感上，3个年龄层的人不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2.3 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各项目之间的相关分析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与住房和经济两大因素的相关最大，且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住房和经济因素与目前幸福感相关最大，其次是未来幸福感，而与过去幸福感相关最低；从农村居民的未来幸福感来看，子女因素的相关性有所上升。

2.4 生活满意度各项目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3。

从表3可知，在总的满意度方面，有61%的农民是满意的，但从农村居民对各个具体领域生活的满意度来看，超过一半的人(51.3%)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含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对住房不满意者亦达46.9%。交叉分析表明，在对经济不满意的人中，中年人比例最高，为51人，占43.6%；年轻人45人，占38.5%；老年人21人，占17.9%。在对住房不满意者中，中年人比例亦最高，占41.1%；其次为年轻人，占40.2%；老年人只占15.7%。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与当代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但在年龄上则表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中年段的农民主观幸福感最差。毕明等人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也发现，35～54岁的中年群体的幸福感最低［3］。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往往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重，压力大；再加上人到中年，在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学习上以及体能上都不如年轻人，使其难于适应转型期农村急剧的社会变化，而倍感焦虑。因此，在考虑如何提高农民主观幸福感时，应更多地关注农村中年群体。本研究发现，虽然大部分农民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平均值略低于中值水平，说明农民的幸福感尚不够稳定，感到很幸福者的比例少。因此，对大部分农民感到幸福这个调查结果不能抱有太多的乐观心理。

本研究还发现，农村居民的未来幸福感显著高于目前幸福感和过去幸福感，反映了农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也间接反映了农民看好国家发展的前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最近农业税的取消等，使得农民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这种健康的预期心理是农民不断改善自己生活的动力所在，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

幸福感调查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温州

“流动儿童”指随父母移居到非出生地就读的少年[1]。温州是沿海城市，是经济逐年快速发展的地方，流动儿童人数也在逐年增长。据温州市妇女儿童网上统计，截止2010年6月底，温州市有留守流动儿童31.93万人，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流动儿童29.9万人，占温州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人数的31％。由于流动儿童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地方，其心理健康状况亟待关注。

本研究通过对温州市儿童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试图了解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及与非流动儿童的区别，以期为以后温州市流动儿童教育、心理或一些福利的政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以温州市不同区域2所民工子弟学校（只招收流动儿童）、2所混合学校（招收流动和非流动儿童）和2所公立学校（不招收流动儿童）的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儿童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由研究者和班主任共同指导并统一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问卷487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457份，有效率94%。其中流动儿童有175人，非流动儿童282人；男生273人，女人184。

1.2工具

1．2．1幸福感自我评定量表[2]

该表测量总体幸福感的单项目量表，题目表述为"Do you feel happy in general?"，，由心理学博士翻译为“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生活得幸福吗?”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计0～10分。总分越高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越高。

1．2．2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3]

该表共7个项目，要求学生对其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作出评价。每个项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点计分。

1．2．3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4]

共14个项目，分为积极情感(8个项目)和消极情感(6个项目)2个分量表。按l(没有)～4(经常有)点记分。

1．2．4学生多维生活领域满意度量表[5]

共40个项目，分为5个维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朋友满意度、自我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l(十分不同意)～6(十分同意)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1．3统计方法

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2.1.1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流动儿童总体幸福感得分为(7.5±1.7)；总体生活满意度(3.3±0．6)；积极情感得分(2.9±0．5)，消极情感得分(2．4±0．5)，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P

2.1.2非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非流动儿童总体幸福感得分为(8.4±1.8)；总体生活满意度(3.7±0．6)；积极情感得分(3.2±0．5)，消极情感得分(2．1±0．6)，多维生活满意度中对学校的满意度为(3.9±0．6)，对朋友(4.0±0．6)、对家庭(4．7±1．0)、对自我(4.4±1.0)、对环境(3．9±0．7)。

2.2不同环境下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区别

具体区别领域见表1。

3讨论

3．1儿童主观幸福感状况的分析

从整体上看，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8.1±1.8，10点计分)，体验到的正性情感较多。这与Huebner对5544名青少年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

3．2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分析

整体上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非流动儿童，由于户口所在地以及父母社会经济能力的不同，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在享有的教育资源、家庭生活条件、娱乐休闲方式、父母的教育方式和辅导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差距，而这些都将会对儿童的自我意识及幸福感水平造成一定的影响。流动儿童居住点和学校普遍在偏远的郊区，郊区的学校设施一般都偏老旧，师资比较单薄，娱乐设施也相对比较少。这些对于孩子的教育及幸福感都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2003,(2)：24-27.

[2]Abdel-Khalek AM．Measuring happiness with a singleitem scale[J]．Soc Behav Pers，2006，34(2)：139-150

[3]Huebner E S.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for childre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4, 6(2):14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