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范文第1篇

一、生平和所处的时代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三岁父亲去世，长兄韩会抚育。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韩愈十岁时兄韩会受牵连，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两三年后，韩会去世，嫂嫂负起了教养责任。年少的韩愈艰辛备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19岁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未中。后又考了三次，历时6年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登第。后韩愈又去应吏部博学宏词试，三次又都失败。韩愈这一段应举求官的经历非常困苦。后来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沉痛地说：“仆在京城，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日”。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韩愈31岁，第一次正式得到观察推官这样一个微小的官职。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35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不久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职虽不高，但有权劝谏、弹劾官吏。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韩愈39岁，自江陵召拜为国子监博士。在39岁前，韩愈已经写出了《答李翊书》、《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师说》等，在文学史上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其中答《李翊书》大约是他34岁时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在领导古文运动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在平定淮西战役中，裴度以宰相节度军队，并奏韩愈为行军司马。在淮西一役中，韩愈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因功迁为刑部侍郎。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一生正当中唐时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主要仕于德宗、顺宗、宪宗。唐朝经过八年“安史之乱”后，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处于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泪澜。”（《龊龊》）

二、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主将

韩愈古文理论反映了中唐政治变革的要求和散文自身的发展趋势。

骈文发端于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骈文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词采。但发展到后来，弊端随之而生，内容空浮，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在唐代前期骈文是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从贞观初到开元一百年间，如今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其实当骈文主宰文坛的时候，散体文没有中断，而且要求改革文体文风的呼声越来越高。古文指散体文，是先秦、两汉文人著述用的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文体，长短不拘，言约意丰。在这里是和骈体的时文相对的概念。韩愈明确阐述了“文以明道”的原则，作为古文运动的纲领。把创作的内容提高到了反映“道”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是对创作理论的一个大贡献。韩愈反复强调“古文”与“古道”的一致性，“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所好于古者，不惟其词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而且阐明了他的古道就是以儒家“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欲为圣明除弊事。”（《左迁至蓝关示姬孙湘》）韩愈也充分认识到“文”的作用。他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志在创新。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韩愈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韩愈还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提出了“不平则鸣”的理论。“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在韩愈所处的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不平”者总是被压迫的不幸者。因此“不平则鸣”、“自鸣其不幸”，从社会根源上肯定了文学的表情功能，特别是肯定了其批判功能。

韩愈具体地阐述了学习古文的途径、方法和古文写作的要求：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作文的根本。“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短与声之高下者相宜”。（《答李翊书》）关于写作的语言要求，韩愈提出“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他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古文作者。他的杰出的创作成就更为“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旧唐书》）经过长期的斗争，古文运动终于取得胜利，成为时展的潮流。

三、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

韩愈虽以儒家道统名世，但由于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加之个人求取功名仕途屡受挫折，对社会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创作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韩愈学古文，“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韩愈《进学解》）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论说文大体分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儒家思想。名篇如《原道》、《原毁》、《争臣论》等。另一类也或多或少有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杂文更为随便自由，嘲讽现实，尖锐犀利，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杂说》、《获麟解》等。序文（即赠序），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彩。

他充分发挥散体文语言表达自由的特点。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他吸收骈文的长处，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用韩愈的话说“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和。”（《送权秀才序》）他创造的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至今还那么鲜活如：同工异曲、一身二任、特立独行、绳营狗苟、落井下石、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等。

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也。”（《与阮芸台宫保》）他的文章“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

古文运动范文第2篇

关键词:祝允明;六朝论;《祝子罪知录》;文复秦汉

明弘治末,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事,倡导诗文复古,尤其是其激进派将“文必秦汉”奉为圭臬,一时文坛为之一变。吴中名士祝允明亦应时力倡古文辞,其部分作品古邃奇奥,甚者诘屈聱牙,不能成句,是未入七子阵营而复古意识最强烈的吴中派文人。然综观祝氏著作,尤其是《祝子罪知录》,在其文统观“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所展开的长长的复古线上,除以六经(秦汉文)为旨归,要求学者自唐而上溯乎六籍,极力强调六经为文章之至外,他还将备受传统质疑的六朝文以六经之支流的正统地位引入其文章复古统绪中,文质对举,并提出“文之本体”的文学观念,以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六朝文予以了充分的辩护。在前七子派“文复秦汉”学说风靡的大背景下,祝允明对六朝文的辩护突出强调了文学的艺术特征,是对明前期台阁体、性气诗及理学家诗文理论的极大否定和批驳,对于提高文学的独立价值有着及时和重大的意义,其“文之本体”概念的提出亦将文学审美主义补充进了明中期的文学批评史中。

然而对祝氏的六朝观问题,除黄卓越先生在吴中派文学研究中有所涉及之外,学界鲜有关注。台湾学者简锦松先生虽在探讨北学与苏州文学关系时发出吴人学古宗尚之问,然其回答亦仅徘徊在汉魏、唐宋之间,并未提及六朝,并以此论曲折、非片言可尽草草收场。本文旨在前贤基础上专论祝氏对六朝文、文质观的看法,及对文章拟古对象的选择、态度和方法等。

一、主六朝的理论依据

(一)六朝文乃经文之支流

关于经文的创作动机,祝允明遵循《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发生论。《罪知录》卷八认为,人身含灵结秀,包藏着心、情、理、气,人只要心动就会有表达感情的冲动,由此而发的言也必将理气相谐。上古言、文互指,从言到文无须修饰,其不同的文章风格完全来源于理足气茂之后的自然发声,言之或沉实或藻丽取自发声之内容与意图,即符合一定的“体”,概言之即为修辞立诚、尚体贵达。这与其《答张天赋秀才书》中强调的“心奴耳目”以自遂、自得的主张相似,是吴中文人自适、自惬心理在文章创作中的反映,由此亦可看出祝氏对于古文的效习并非亦步亦趋地纯粹摹拟,仍然重视由内而外地真诚抒发,即刘勰所谓的为情造文。祝氏认为经文并非诸子骋奇而作,而皆为君臣、士庶、妇稚心动后有感而发,这些胶轕混淆的自然之音经孔子芟刈之后便成六籍。由于创作主体的群体性和创作动机的自发性,经文态貌咸备,各体自殊,有齐停整截、句句平铺者,亦有纾迟婉约、风调窈窕者,有庄重亦有葩丽,有至简亦有至繁,囊括了后世之文的所有文体和风格,后世之文均可从六经中溯源。所以作为绮靡绚丽的风格之一种,六朝文自然囊括于经文的不同风格之中,只是作为经文的支流,无法与经文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相比拟。

(二)由经文文质关系肯定六朝文“文之本体”的地位

作者理著气达,故经文搞文被质、文质相谐。篇、旬、字有情有旨,道广理充,气厚情实,便为文章之至。祝允明举根直而叶敷、花艳之木(多“文”)与枸株(少“文”)为木的不同种类、乾坤不谓“健顺”(无“文”)、元首股肱不谓头脚(无“文”)等为例,认为“文”为文之本体,又举士、女均须修饰以成士、女为例,说明“文”之必不可少。在祝氏看来,风格多样、迥异的经文中不乏鲜采华绚、艳丽妍媚的文章,然均能达到文质彬彬,且为其自然而然所呈现的态貌,并非有意作异。祝氏以经文风格多样、文质相谐的事实驳斥了近时以奥涩枯瘠、“尽削鈆黄”为文之本体的做法,由此看出祝氏针对现实而来的反思性文学理论;又以后世之文均拟诸经文而出,为长期受到指斥的六朝文予以了申辩,将魏晋之浸衰、陈隋之绮靡归结为“理局气猥”的原因,把“过文之罪”从六朝文上卸了下来。由此,一方面将六朝文放诸经文之流的脉系中肯定了其地位;另一方面,由“转嫁”原因肯定六朝文而将“文之本体”的地位保留了下来。后世之文不能兼顾文质,便会流于整比堆垛、纤细艳丽。六朝文之弊正是在于此,且由汉至六朝愈演愈烈,于是从唐以后,由初唐四杰到张籍、皇浦浞、李翱、崔詹等振起矫弊,虽其人其作“固亦为然”,然仍劣于武德至天复之际的晚唐作者。祝氏并不同意后人以晚唐作家尚未涤尽六朝脂粉陷于绮靡而次于初盛唐作家的评价,反而对近时作家的“途目仗耳、党污徇浅、猥腐可嗤”甚为不满。他又从文质关系上历评了秦汉至近代之文,认为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代之文均本于五经,皆随意赋形,无偏于质,属于文质相谐之作,只有近代(宋、元、明)之文“一于枯瘠,弗黩于文”,将唐前与宋后之文在文质关系对比中作出了区分。再进一步将心情理气与耳目口鼻比之于施受、“主”“用”的关系,详细地解析了其所谓“文”之意蕴,即“文”应当兼顾耳目口鼻所感之声、色、香、味四体,而非仅声之一道。为将“文之本体”的论证推向极致,祝氏在《罪知录》卷八“系论”部分又引《易经》内容探析了文德关系,认为“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引王克之言论述“文”之重要性,如“人无文则为仆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物以文为基,人以文为表”,等等。

另外,“吴中文章藻丽为天下冠”,吴俗好奢靡及成弘间吴中滋蔓的竞习词华的风气也使吴中文人对六朝文有着天然的偏好,尤以祝允明为著。他习六朝、效齐梁之体,为文“芳腴融于心极,雕绩畅于辞锋”。其大量游记散文、赋作及《罪知录》里的论说文字均呈现出典型的六朝风格,这些作品除具相当的艺术价值之外,亦带动了吴中文人的竞习之风。由于祝氏的创作活动要早于理论撰述,由创作实践显现出来的对于六朝文的天然偏爱可看作祝氏将六朝文引入文统观、并极力为其辩护的源动力。

概言之,《罪知录》卷八“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一条几乎整篇都贯穿着为“文”辩护的意图,无论是从举六经而衍生出的文质相谐为文之本然的解析,即对十代之文尤其是六朝文风格的肯定,还是对宋后近时之文枯瘠文风的指摘,抑或是之后对四家六家说的批判,凝聚的同一个核心 的辩护、肯定甚至极度张扬,以至于在文质相谐的命题中过分关注到对偏质的否定和对过文的包容而忽略了二者的平衡。揣摩作者文字背后的意蕴,在举六经的标目下,祝允明并未投人多少文墨来论证六籍经文之至的地位,其不容辩驳的权威地位亦较为容易被接受。故由此可认为,祝氏将经文定位文章之至的目的只是为对六朝文(或“文”)的容肯找到合理而无可辩驳的理论根基,因为只须将六朝文纳入六籍的流脉中,其与六籍在本质上便只是微殊而非迥别了,即六朝文并未度越六籍三史、尽捐故习,与六籍之本背道而驰,于此在肯定六朝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对“文”的全面辩护。

二、根本乎五经、平览乎十代与刺四家六家说

《罪知录》中,祝允明从文学发生论出发,指出经文是理足气茂而成之言,成文之后自然搞文披质。六经之后,百家迭出,如先秦庄屈、两汉班马、魏晋、六朝、唐等,虽千姿百态,但都无越于六籍、拟诸六经而出。这里,祝氏提到几个问题:其一是后人所谓魏晋浸衰、陈隋极靡的文进入文统的问题。祝氏认为魏晋、六朝文也是拟诸六经而出,并未背驰文之本体,问题出在“理局气猥”之上,而非“过文”的过错。对于六朝“文”之过错的认定会导致对单一枯瘠文风的潜在默许和推动,而这与貌态咸备的经文是相左的,更与祝氏根本五经,平览十代(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的多元化风格追求相矛盾,这便是第二个问题:开放性、多元化是祝氏思想多处可显现的一贯性思维。如前所述,经文产生的方式使多样化风格成为本然状态,祝氏在文中详细列出了后世由经文衍生出的数种文风实例,换言之,后世任何风格的文章都能从经文中找到源头,都是经文之根所生出的枝叶,都应给予肯定。六朝文风由于偏文,并过渡发展而偏废失全,从两汉到六朝变本加厉,最终导致繁靡稚弱。初唐四杰振起救弊,元白、李杜等续接其后,其标准和创作都在六籍三史的范围之内,均得到了祝氏的容肯。在文论方面,祝氏对六朝的陆机、刘勰均表示赞许,而反对唐后对六朝及唐代文人荡涤不尽六朝脂粉的评价,他对宋人诗论尤其反感:“夫文出乎天造,而主于明道,谁则不知?何必攀援河洛,于引天地,动辄凌驾世道,自炫高远,及至究其归止,竟逐目睫耳轮之接,止于孟韩以下数人而已。腐颊烂吻,触目可憎,噫嘻!何哉?吾且窃哂之。”(《罪知录》)言辞激烈,感情激愤。从其批评的方式和内容来看,祝氏除从经文发展的角度为“文”辩护而对宋人评论不满之外,还流露出对以孟韩为归止的理学式评论方式的反感,对故弄玄虚、妄标道学的理学家的不务实际、徒尸其名的学风的愤慨,这构成祝氏反宋学、理学的又一个诉诸点。而这些恰巧就是明代学子文人的问题所在:“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以为拔类,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就使自成语录,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试夺千魁,竟亦何用?呜呼!以是谓学,诚所不解”(《答张天赋秀才书》);“斯今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较礼,附丽经师,或猎琐浮尖,依俙文苑。”(《西洋朝贡典录序》)换言之,祝氏对宋理学的指摘恰是由对明代文风的反思而来,理学、举业对古学、古文创作之挤压所造成的文坛浮陋之风,一方面隐约触痛了祝氏屡试不第(五次乡试、七次会试)的伤口,早年即以古文写作名起吴中的名士却始终徘徊于举业场上、进士门外,对于时文、举业“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不平衡心理不时以曲折的方式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又直接触及祝氏醉心古文的真性情,他敏感地表现出对于完全无益于古文推动的浮陋学风的清醒认识和忧虑。由此反推,祝允明对于宋学的批判也是带着某种个性和充分的现实针对性的,而非空洞浮泛地为反理学而反理学,更不是跟风似的人云亦云,其务实、反思的思维特性也由此得到印证。第三个问题是文统止于唐的问题。祝氏认为,唐后开始出现“异谈”,“异谈”即指四家六家(韩柳欧苏/曾王)之说。四家六家说起于苏轼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来,祝氏回顾了唐后古文三次变革历程:第一次变革为韩愈首倡,柳宗元附和,就八代之文偏堕绮弱、过华而矫之,由过而矫至中庸;然经其后学孙樵、罗隐、陶秀实、徐鼎臣、穆修、尹洙、张景、柳开、石介等推波助澜,遂而致于改形易度,以成二变;第三次是欧苏曾王接续韩柳,竞为趋逐,而终过矫堕偏,导致文风枯瘠刻削,远离中庸。因此,宋人文统观的失误及失误导致的唐后枯瘠刻削的文风是祝氏将文统观止于唐的直接原因。另外,六家受举业影响,为文涣漫儇浮,与经文篇、句、字皆有情旨相背离,功苟易办的速成作文法与祝氏学充才广的古学崇尚也相左。

祝允明在完成刺四家六家说的叙述中涉及这样几个角度:首先,由于韩愈首发的文章变革起于拯弊八代绮靡文风,因此四家六家说问题实际又回归到上文的六朝文问题上来。也就是说,对于四家六家说的批判实由为六朝文的辩护而来,恰如清初王士禛一语道破:“允明作《罪知录》,历诋韩、欧、苏、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内,不遗余力……乃其大旨,则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实。”一四家六家合称,其作者横跨唐宋两代,而以上文统观的叙述是“底乎唐”,由唐而上,平览乎十代中也包含唐。这样,六家中韩柳二家被“刺”与“底乎唐”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矛盾。事实上,单从文学的层面上来说,祝氏对唐文也多持肯定态度,如《祝子罪知录》同篇叙述:“(文章)所称王杨卢骆、燕许陈梁、权吕元白、四李(华、翰、观、邕)、独孤之徒、又如称李杜、又如称籍、浞、翱、詹等,凡其标而出之,固亦为然。”祝氏自己读书也是“十年汉晋十年唐”(《口号三首》),并认为:“唐人为稗虞之册,各征见闻,不事剽袭,宋之述者倍繁,自一二大手外,窃掠复迭多有可厌。”(《约斋闲录序》)又如其《侍御成公纪行集》云:“唐英之语盖博参焉,故其它多与杜异,而竞不尝违唐,又与后来媚宋者不同。”将唐宋文直接置诸对比之中,“轶宋窥唐”之见甚为明显。由此看来,对于韩柳的刺夺应偏重于其二人的文统观和首倡古文改革的始作俑者之身份,故在祝氏的评判体系中柳高韩低就不足为怪了。依此类推,祝氏对于六家高低的评判与各位荡涤六朝脂粉的程度及对古文革命的贡献成反比,因此由于只是古文运动的附和者,柳宗元在六家中也是祝氏评价最高的一位文人。

第二个角度是:反对四家六家说直承祝允明的反对文化垄断、单一立标的学术思想而来。他举出,近来八龄三尺之童不知何为典籍之时,便以知六家取笑只知四家者之寡陋;接触《文选》、《文萃》之后,便从四家六家之说,赞秦汉之高古,斥六代之绮靡,对于这些传统评论,“只应千古守辄,终生服膺而已。呜呼!……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日苏黄,评画就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若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罪知录》)祝氏对于文化垄断的反诘理足气茂,并及经、史、子、集各个学科,可见对于这种垄断和促成垄断的方方面面,祝氏憎恶之深。此时,

点便是对“文”

六朝文问题又反过来成为祝氏反垄断极有力的证据,其思维的缜密性和系统性可见一斑。

第三个角度:在刺四家六家说过程中,祝允明运用了逆向思维和双线思维。逆向思维如韩愈病六朝文之“比偶”、“绮丽”、“缛积”、“故实”、“奥涉”、“迂顿”、“艳冶”而提出改革,祝氏则反之以“解散”、“朴素”、“疏简”、“浅易”、“径疾”、“空虚”、“陋鄙”驳之,将后者与前者置于同列而使韩愈陷于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又从经文中一一找出前类风格的佐证,并举孔子“绘事后素”、“文质彬彬”的论断强调“文之本体”的重要性,进一步指认韩愈之改革反而导致将六朝文与经文的微殊差别扩至悬殊而顿别,从而远离了经文的本体。而对本末偕建、华质相形的强调则体现出祝氏双线思维的特点,即关注概念、定义的主次和并行性。文之貌态会随“时”相宜,发生。一定的变化,时质时华,然只要对“过”(如六朝之绮靡)之处稍作增损,便能协中归范,不会构成大谬,并无伤“体”,这与其古今观中对“则”(定)、“容”(变)、“时”之关系的讨论相似,这种主次思维的文学表述为:“据中以揽边,握要以延博”(《罪知录》)。并行性即兼顾文、质,出于对六朝文“过文”之罪的传统看法的强烈申辩,祝氏提出“文之本体”的概念,并一再举例说明文质本来共存的事实,加之祝氏对于枯涩文风的厌弃,对于“文”的辩护尤其凸显。祝氏主张文质“并苞而不遗,并用而不悖”(《罪知录》),二者地位相当,不可偏废,这与他评判历史人物时“随事子夺,就问抑扬,并达而不相废”(《罪知录》)的思维相一致。对于强调文质相谐体现出来的中庸思想与对六朝文“过文”之“过”的辩护所带来的矛盾问题,祝氏引入“时”的概念予以说明,认为近代与古代已处不同时代,评判标准和时代语境已发生变化,近代所谓华丽只与古代之中庸相当,对“时”的充分利用体现出其思维的先进性和通达性。

三、祝允明六朝观与前七子文章复古论

在复古统绪问题上,“文复秦汉”是前七子文章复古的一个最主要论点,从对待唐宋文的态度上又可将这个论点分化为两个层次:一为文复秦汉,一为文必秦汉,秦汉文为整个流派所共同认同的底线,只是文必秦汉说者将唐宋文排除在外。前七子文复秦汉说与弘治朝弥漫的靡丽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以秦汉质实高古、文质兼备的古文来救弊过渡泛滥、膨胀的审美主义成为前七子复古论的一个意义向度。然祝允明从与经文的关系和对“文之本体”的认定对六朝文的辩护,以及文章创作实践中对六朝文风突出的偏爱,在前七子反靡丽的复古论意义向度的参照下,显得有别时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祝氏并未以反秦汉文来主六朝文,明弘治末以后,前七子派复古运动已风靡全国,偏于一隅的吴中派文学亦领受其影响,一部分吴中文人甚至转入七子派,而祝氏则是未人七子营垒而复古意识最强烈的吴中文人。统观祝氏的古文辞观念和文统观,祝氏仍是将六经(秦汉文)奉为根底,复古观中秦汉文和六朝文均很凸显,这两种文风亦平分秋色地出现在祝氏的文学作品中。那么,祝氏六朝观在其文学复古思想中的位置如何?其六朝观与前七子复古论的关系如何?在文复秦汉说的背景下,祝氏对六朝文的积极辩护意义如何?

从评论家对祝允明文字的评论来看,任一评述均只偏于其中一种文风的描述,而少同时兼及秦汉和六朝文风,由评论者不同的生卒年限和评论时间可推测出祝氏文风由秦汉到六朝的历时性变化。如文徵明将祝氏文风括之以古邃奇奥:“君(祝允明)年甫二十有四(1483)……而祝君尤古邃奇奥,为时所重”;又如将祝氏文章宗奉归之为秦汉文者王錡云:“所尊而援引者《五经》、孔氏;所喜者左氏、庄生、班、马数子而已。下视欧、曾诸公,蔑然也。余闻评之日:‘秦、汉之文,濂、洛之理。’自谓颇当。希哲方二十九岁(1488),他日庸可量乎!”又阎秀卿亦云祝氏作文:“大抵宗左氏传、班氏书,作为文章,高古雅杰。”而据前文所引,顾磷、皇浦、彷、王世贞等则多将祝氏文形容为六朝文风。考评论家生平和评论时间,王錡(1432-1499)、阎秀卿(1484-1507)卒于祝氏(1460-1520)中年之前,故所发之评论还要再往卒年之前推,如王錡《寓圃杂记》作于1488年,时祝允明方29岁,文徵明虽年少于祝氏,然其“古邃奇奥”之论旨在评述祝氏24岁之前的作品,即以上评论均为祝氏早年作品的概貌;而顾磷(1476-1577)、皇浦汸(待考)、王世贞(1526-1590)等很明显年少于祝氏多年,而此类评论却多突出祝氏六朝文风(虽然评论者亦能阅及祝氏早年的作品)。据此推测,祝氏早、晚年的文章写作风格分别与秦汉和六朝文风对应,其间发生了较明显的转变,且晚年尤以六朝文风为著。

古文运动范文第3篇

——缅古怀今 开创未来

是否？你的脑海里铭刻有这样一段灰色的回忆：

天安门前，长安街头，

如流的人群，如云的标语；

每一个年轻的面孔上都烙着无言的悲慨，

每一张雪白的标语上都洒着喷涌的血脉；

是否？你的耳畔回响有这样一阵悠远的声音：

寻常巷陌，紫禁之巅，

如雷的悲泣，如震的呼号；

每一声抽噎里都饱浸着祖国的热爱，

每一句呐喊里都抗争着不公的安排；

是否？你的手指间触摸有这样一片冰凉的土地：

落叶遍布，血流成淤，

如山的尸骸，如沙的疆域；

每一颗瞳仁里都充满着复兴的期待，

每一握土壤里都憧憬着盛世的归来；

时光溯回七十四年前的冬天，十二月九日，

也就是那段灰色的回忆，那阵悠远的声音，那片冰凉的土地的历史坐标，

那一年，

一群数典忘祖之辈借着东来的风，拉扯着太阳旗飘向了我们的华北，

于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堂皇自立，公然分裂，

于是，故国家园，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华北之大，如何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苍天既已不行健，吾辈青年更当自强不息！

用一身浩气锤炼飒飒长剑，

用一腔碧血铸就巍巍丰碑，

于是，七十四年前的同龄人们，

迎着着寒风，迎着国民政府的棍棒与水枪，

怀着热忱，怀着心中热爱的祖国与民族，

无畏地前进，前进，前进……

于是，

以苍茫大地为案，以浩瀚长天为纸，

以殷殷心血为墨，以拳拳赤胆为笔，

他们——七十四年前的同龄人们

书就了民族不朽的篇章，谱就了祖国永恒的悲歌！

七十四年后的今天，

天穹不见了乌云，

大地不见了阴影，

历史风尘中的炮火与硝烟，

随着时光早已沉淀成远年的回忆，

经受百年苦难的民族，

自信宽广的胸怀内容纳得已不只是五湖四海，更盛得下那广袤的七大洲浩瀚的四大洋！

于是，世界仰首看见：

东方的潜蛟舔舐着伤口，迎着初日的霞彩，即将飞跃成冲天的巨龙……

然而，我们——尤其是我辈青年，依旧需要觉醒，

这觉醒不同于一百多年前在敌人的枪炮下睁开愚昧的双眼而挣扎反抗的觉醒，

而是不沉溺于奢华无谓的享受，不为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而消磨得毫无精神追求的觉醒，

而是不将眼光锁定在目下的尺寸之地，不为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或喜或悲的觉醒，

因为我们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土不完整的大国！

因为这世界上仍旧猖獗，分裂势力依旧蠢蠢欲动！

……

少年强则国强！

明天，决定伟大祖国命运的重担将会落在我们的肩上！

那么，

同学们，朋友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一起奋斗吧，

用奋斗去诠释青春，用奋斗去升华生命，

让我们在一个属于中国的世纪里，

在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纪里，

古文运动范文第4篇

公元前776年在这里举行第一届奥运会时，多利亚人克洛斯在192.27 米短跑比赛中取得冠军。他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荣获第一个项目的第一个桂冠的人。后来，古希腊运动会的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显示民族精神的盛会。比赛的优胜者获得月桂、野橄榄和棕榈编织的花环等。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到公元394年止，历经1170年，共举行了293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公元394年被罗马皇帝禁止。

1875～1881年，德国库蒂乌斯人在奥林匹克遗址发掘了出土文物， 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为此，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认为，恢复古希腊奥运会的传统，对促进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他的倡导与积极奔走下，1894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首次国际体育大会。国际体育大会决定把世界性的综合体育运动会叫做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4月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4年一次，轮流在各会员国举行。到1992年，已经举行了25届奥运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基本上是每四年举行一次，这一周期被称为“奥林匹亚德”。按此周期算，则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间共应举办293届；但实际上召开的次数要少得多。不过，古代奥运会有规定，一个奥林匹亚德为一届，不管举行与否次数照算。

古奥运会初期，竞赛项目不多，所以前22届时间仅一天。后来随着比赛项目的增加，又延长为两天。从第37届增加少年比赛项目后，时间又延长到5天。其中第一天是开幕式，举行献祭和宣誓仪式，第二、三四天是比赛的具体内容，第五天是闭幕式，进行发奖和敬神活动。

目前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有（未含冬奥会项目）：田径、游泳（含跳水、水球、花样游泳）、射击、举重、自行车、射箭、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曲棍球、体操（含艺术体操）、击剑、国际式摔跤（自由式和古典式）、拳击、柔道、赛艇、皮艇和划艇、帆船（含帆板）、马术、现代五项、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球等。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论从发展规模，还是从发展水平上来看，都已为举世所瞩目。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看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奥林匹克主义以竞技的形式，将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社会活动，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体育现象，奥运会是人类探索体能极限的最引人入胜的赛场，奥运会纪录、奖牌成为运动员追求的崇高目标，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具有巨大吸引力、穿透力和凝聚力的一项全球性活动。

古代奥运会的由来

在半岛上的阿尔菲斯河之滨，克罗菲斯山麓，属于伊林斯地区的奥林匹亚村，被认为是诸神聚居之所。因此在这里建筑厂宙斯神庙，其附近被称为阿尔齐斯神域。当时每年七、八月间，各城邦都要来此祭祀宙斯。除献纳祭品、举行仪式外，竞技运动也被列为—种祭神活动。4年一次的闰年扩大祭祀，后来形成制度，这就是奥运会4年举行一次的由来。4年一次的古代奥运会周期，被称作“奥林匹亚德”。

关于古代奥运会的最早的诞生，有不少的神话传说，其中．最为哙炙人口的神话传说是：海神之子伯罗普斯为娶公主希波达米亚，在赛马车中战胜了国王俄诺马依斯，因而得到了公主和王位。为了庆祝胜利和感谢神灵佑护，在奥林匹亚举行了竞技盛会。

当然神话井非历史。事实上，古代奥运会所以在古希腊出现，是由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观点等多种历史文化因素铸造成的一个客观历史现象。—般历史学家都认为，从公元前776年始，竞技表演以比赛形式出现，因而人们通常把这作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始年代。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奥运会每四年一届，从公元前776年有文字纪录的第一届奥运会到公元393年，共举办了293届，历时1169年，经过了产生，发展和衰弱几个阶级。

第一， 古希腊自然环境与竟技运动习俗的形成。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古希腊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处，并因此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科学，文化，艺术和体育等领域里为人类做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成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竟技运动是希腊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第二， 奥运会初期的比赛项目也反应了战争与古奥运的发展关系。从公元776年开始长达500年期间，奥运会项目逐步扩大，从单一的赛跑发展为有摔跤，混斗，拳击，四马战车，马车赛，角力，赛马，五项运动项目等的综合运动会，这些比赛项目，多与军事技能有关，反应了战争对奥运会比赛项目发展的驱动作用。虽然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有明显的军事烙印，但是奥运会本身却是整个希腊民族欢聚一堂的盛会。虽然各城邦间的冲突经常发生，但是它们之间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特别自公元前8世纪开始，随着古希腊殖民运动的兴起，在地中海区域形成了一个希腊文明圈。

第三， 古希腊的宗教习俗与奥运会模式的形成。

古奥运会是一种泛希腊的宗教庆典，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膜拜；二是有一独特的祭祀制度；三是有丰富的宗教神话传说。

第四，古奥运会的盛衰。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发展为各希腊城邦参加的盛会，第二阶段（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为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全盛期，古奥运会达到鼎盛。第三阶段（公元前4世纪-----公元4世纪）古希腊先后被马其顿和罗马帝国征服，古奥运会进入衰落期。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动因：

体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现代体育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竟技运动的迅速发展，二是体育的国际化趋势，1881年第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际体操联合会成立。随着国际体育交往的扩大，建立一个综合的国际体育交流的大舞台，建立一个协调各单项组织活动的国际体育组织以发挥管理作用，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终于在1893年根据顾拜旦的建议，法国田径协会联合会举行了一次国际性体育会议。讨论复兴奥运会的问题。

1894年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神学院隆重开幕。并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议。由于首届奥运会将于1896年在古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雅典举行，因此希腊人维凯拉斯任第一任主席，顾拜旦为秘书长。大会规定每隔四年在哪个国家的大城市举行奥运会。

三：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主要特点的比较

1． 沿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

2． 继承了“奥林匹亚”每四年一个周期的传统

古文运动范文第5篇

摘 要 研究和探讨古代奥运会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为以后奥运会的发展敲响警钟，采取措施让现代奥运会能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运用文献资料发和逻辑分析法对古代奥运会的衰亡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启发，让现代奥运会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古代奥运会 衰亡 现代奥运会 经验

一、前言

奥运会分为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古代奥运会共举行了293届，历时1170年。古代奥运会起源兴起于古希腊，它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动力。而对宗教的依附、奴隶制经济的不稳定、城邦制度的弊病和“以人为本”的背弃等异化现象把古奥运会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但是人们对运动的渴望对运动的需求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教育学家顾拜旦于1888年首先向全世界提出恢复奥运会的倡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希腊首都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隆重举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正式诞生了。

随着现代奥林匹克的发展和繁荣，世界的经济出现全球化，全球化影响着渗透着奥运。使得奥林匹克运动逐渐背离了当初发展的准则，摒弃了“公正、和谐、公平”的体育道德原则，走向歧途，从出现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出现了和古奥运会相仿的一些危机倾向。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古代奥运会的兴起、兴盛和衰亡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

2.逻辑分析法。通过对古代奥运会认识，列举和对比出古代奥运会衰亡原因从古奥运的兴衰出得出总结更好的发展现代奥运会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古代奥运会的兴起、兴盛和衰亡

古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起，到公元394年止，经历了1170年，共举行了293届。按其起源、盛衰，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了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奥运开始前期项目比较少规模也比较小各方面都不成熟。2.公元前490年兴建了许多运动设施、庙宇等，参赛者遍及希腊各个城邦，奥运会盛极一时，成为希腊最盛大的节日。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全盛时期也是古代奥运会的最鼎盛时期。3.公元前4世纪，奥运会逐渐衰落。在此期间内由于古希腊的衰落和外敌的入侵职业运动员的出现导致比赛畸形重大地震将奥林匹克之城摧毁古希腊人对于体育越来越淡漠，使奥林匹亚遭到了彻底毁灭。顺延了1000余年的古奥运会不复存在了，繁荣的奥林匹亚变成了一片废墟。

（二）给现代人的反思

古代奥运会虽然衰落了，但它给人类社会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古奥运的历史中学习并认真分析古代奥运会衰亡的原因，来指导现代奥运会的发展使之不再重蹈古奥运的命运，对我们当今奥运会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奥运会彰显综合国力。从古奥运中可以看出奥运会的发展兴衰与古希腊国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国强则奥强国衰则奥衰。要想更好地发展奥运大环境要有个平稳健康的大环境。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参赛，参赛运动员11438人，设302项（28种运动）比赛项目。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地位的增强。现代奥运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2.奥运会的举办一定要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健康幸福生活新的体育观。古代奥运会对，参赛者身份必须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这些规定都制约了奥运会开展的公平性和广泛性。人们在对以往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发现认识到发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获得全面发展。北京申办的2008年奥运会将申办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提出“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三大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新世纪的体育将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3.奥运会的发展要不断的改革创新，加强体育职业道德。由于新奥林匹克运动的崛起和改革，举办奥运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申办过程中物质手段的介入。坚决反对把奥运会作为某个国家政府的政治工具，对各种政治干扰采取了有效的对策。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全球的反兴奋剂斗争。国际奥委会在禁止使用兴奋剂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违禁者的处罚也在不断加重。国家的运动员都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竞赛思想。否则奥运会出现的这种专业化、政治化、商业化的膨胀早晚都要阻碍奥运会的发展。

4.奥运会要回归自然回归大众和自然。奥运会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反之则就会失去体育的内在魅力。在2012举行的第三十届伦敦奥运会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为绿色的奥运会，伦敦奥运的设计包含了重要的五点设计亮点希望每个主题都能带来持久的变化：气候变化、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包容、健康居住 。希望奥运真正的能回归自然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奥运，才能使人们享受到体育的真正魅力和内涵，才能使体育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四、结论

古代奥运虽然灭亡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重要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继承古奥运的优良传统但是如何使奥运会能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成为考验我们的重大问题。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透过古奥运会兴衰这面镜子，我们得到历史的教训和启示，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为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提供保障，为使奥运健康可持续协调的发展我们将要做出长久努力。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