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范文第1篇

材质好

齐家文化玉器所用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或就近取材（这主要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其中也有少量的和田玉，还有的疑似青海玉。其材质大体包括石、半石半玉、玉，还有绿松石、天河石等（本文只对玉料展开讨论）。所用玉料大多质地较好，有青白玉、白玉、黄玉、碧玉、墨玉、糖玉等，还有介于不同颜色之间的杂色玉。现代考古发掘和矿石开采活动表明，在齐家文化分布的广袤地域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的玉石矿藏。其中，在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等地都发现了玉矿，齐家文化地域范围也延伸到了青海的昆仑山山脉，而且在齐家文化玉器中也发现了不少疑似青海料的玉器（图1）。在齐家文化地域发现的玉石矿藏中，几千年前被用来制作玉器的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当属于马衔山玉料。

位于甘肃定西境内榆中县与临洮县交界的马衔山，处于齐家文化范围的中心区域，所出产的玉材（图2）坚硬、致密、油脂性强，其中大部分为质地极为细腻均匀的微晶质玉材，其硬度、密度、油脂性和晶体结构都比较接近和田玉，但颜色更加丰富。当然，和田玉质量更好，更为难得。经过地下几千年的埋藏演化，今天我们对比两种玉材的玉器可以看出，马衔山玉材的致密性比和田玉稍弱，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比和田玉更容易形成美丽的沁色来。因为马衔山玉料比较接近和田玉，很多时候容易把马衔山玉料当作和田玉，没有长期把玩和了解掌握的过程，一般很难区分两者间的区别。

中国自古就有“西土出美玉”的说法，处于西北地域的齐家文化玉器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所用玉料更接近“真玉”的标准，这是其他古文化玉器所不具备的。其他高古文化玉器，如兴隆洼、红山、大汶口、良渚、龙山、凌家滩、石家河，以及夏家店、陶寺、二里头等古文化玉器，所用玉材也基本上以本地玉为主，其材质各有特点，但总体上齐家文化玉器的材质更为接近“真玉”——和田玉，其中部分材质就是和田玉。

地理环境好

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利于玉器在地下的保存和贮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干燥的环境对玉器的浸蚀作用较小；二是西北地区黄土地相对贫瘠，对玉器的腐蚀作用较小；三是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碱性土壤，在潮湿条件下形成的碱性环境，与其他外部环境一起作用于玉器，有利于玉器形成沁色。这些都是西北地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别的地域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

当然，说地理环境好，这些都是相对的。其他地理环境也有其自身优势，如潮湿的环境、土壤成分相对复杂和酸性土壤等条件，同样可以促使玉器发生其他的次生变化，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特征。

沁色美

高古玉，除其中蕴藏的深厚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人文等）、文物、艺术价值外，最吸引人的物理特征就是其玉质美和沁色美。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一些玉器（主要指马衔山料生产的玉器）因为其特殊的玉质，在其独特的埋藏环境、气候条件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形成了绝美的沁色。

由于内外因的作用，导致玉器内部离子的运动变化，以及外部的金属离子、有机物、微生物等浸染、侵蚀进入玉器内部导致玉器金属离子和非金属离子分布的变化（一种是外部离子侵入玉器内部，一种是由于外部离子侵入导致内部离子分布发生变化），从而使玉器产生不同的沁色。常见的白色（鸡骨白、粉笔白等）、黄色（牙黄色、中黄色等）、褐色、红色、黑色、棕色等，沁色自然柔美，沁入机里、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分布合理。沁色是古玉，特别是高古玉最美、最值得玩赏的地方（图3，多种沁色过渡）。与后世（主要指“三代”）古玉相比，齐家文化的古玉因为玉质较好、保存环境干燥、埋藏环境简单，沁色也相对简单，没有“三代”玉那么繁杂多样，但相比更加沉稳简洁、厚重朴实、自然大方，更具观赏价值。

齐家文化玉器中有许多玉器沁色漂亮，这主要得益于：一是齐家地域出产的本地马衔山玉料，推测其中蕴含的金属离子，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发生运动变化。二是得益于西北的地理环境。这在上面已经提到，特别是碱性环境，有利于沁色的形成。

这里谈笔者不太成熟的观点，就是高古玉中，因为和田玉相对非常致密，难于生成沁色。在形成沁色方面，其致密性又是它的弱项了（图4，和田玉料的齐家玉器）。

品种多，种类全

齐家文化玉器的种类极为丰富。

杨伯达先生曾经把齐家文化玉器的功能概括为“甘肃齐家文化玉器功能盖有仪卫（瑞）、佩饰、祭祀（器）以及生产等四大功能”，且“生产……不占有重要地位”。齐家文化玉器主要包括礼器、祭器、兵器、工具、装饰品等几大类，其作用和功能主要有：礼器（包括祭祀天地神灵和仪仗、权力象征等）、武器、祭祀（祖先）、殓葬、财富、生产、佩饰、把玩等一系列功用。但这其中有些功能又是相互相通的，如礼器，有时作为仪仗用，有时作为祭祀用，同时又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同一件玉器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能存在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其品种主要有：玉璧、玉璜、玉琮、玉璋、玉圭、玉刀、玉戈、玉钺、玉戚、玉斧、玉锛、玉凿、玉铲、玉握、玉梳子、玉管、玉镯、玉坠、玉珠串饰、玉臂饰等。其中，玉璧还可以分为玉璧（肉大于好）、玉环（好大于肉）、玉瑗（肉好相当），璜可以分为单璜，两合壁、三合璧、多合璧璜等，刀可以分为单孔刀、两孔刀、多孔刀等。不同种类都可以再细分品种，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器型（图5、6、7、8、9）。

有一类玉是老残改件。玉在古时候非常受尊崇，古人非常爱惜。玉在当时使用过程中残了的，除非小的不能用之外，一般当时都要重新利用，要么打孔把残件重新连接起来（图10），要么大件改小件，如残刀、圭等改的小件（图11）。

在遗留的齐家文化玉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玉器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还有不少有人为致残的痕迹，这也是古玉中常见的现象（图12，火烧的齐家文化玉器）。

还有一类玉器，笔者把它称之为异型器，就是不同于平常种类的器物，包括材质上的不同和形制上的不同（图13）。有的异型器很难再找到类似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孤品。异型器因为数量稀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更为珍贵。

数量比较大

说齐家文化玉器数量比较大，主要有以下四点理由：

一是齐家文化地域有天然的玉材优势，所在地域内存在许多玉矿藏，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和交通运输状况，材料一般都是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

二是齐家文化地域当时社会特别热爱玉，对玉有一种原始宗教般的崇拜和热爱。使用范围也非常广泛，祭祀、起居、生产、佩饰等都有用玉的习惯，现代考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在喇家遗址的原始居民的房屋中发现了不少在特殊位置供奉的玉器；在祭祀遗址发现了系列的、较普通玉器器型更大的祭祀礼器用玉；在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的玉器、佩饰等，没有玉器随葬条件的也要找些石质类的替代品来陪葬等。

三是齐家文化经历时间较长。据张忠培先生的研究，齐家文化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至公元前三千年之间。现代考古证明，齐家文化经历五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几百年来西北齐家文化地域内可能存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群落、部落或小方国等，生存过许许多多的齐家文化先民，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齐家文化遗存或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用玉的时间跨度长，用玉的空间范围广，用玉的群体和个体多，留下了大量的玉器遗存。

四是齐家文化处于青铜文化发展的初期，为大量制作玉器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力条件。现代考古已经证明，齐家人作为我国古代文明中最早掌握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制作和利用青铜器的先民，为治玉提供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了先进的金属工具，加工玉器的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也就有可能增加玉器生产的数量。

从遗留下来的玉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齐家文化玉器开片的切割痕迹是直线（图14），而不是曲线，这有力地说明了齐家文化时期，治玉可能用的是硬物直锯（金属工具或其它），而不是早期原始玉器文化时开片用的线锯。

由于铜金属工具硬度还不够，玉器加工难度比较大，加之其他未知的原因，所以齐家文化玉器主要以素器为主，造型相对也比较简单，只有极少数有纹饰的玉器，且纹饰都是相对简单的直线纹、瓦椤纹等。

出现较为完备的礼器系列（大器）

齐家文化玉器中出现了很多其他高古玉所没有的大件器物。《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卷，介绍的齐家文化玉器中，有直径达32.1厘米的玉璧、16.7厘米高的玉琮、33.2厘米长的玉铲、长达65.5厘米的玉刀等等，这些都表明齐家文化玉器中存在不少经典的“大器”。而且现代考古对齐家文化玉器的考古发掘还不充分，更多的齐家文化文化玉器有待发现。

笔者认为，齐家文化玉礼器是商周玉礼器的雏形和重要起源之一，其礼器系列除了商周的“六器”之外，还应该包括刀、钺等。除了璧、琮等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期延用的传统重要礼器外，齐家文化时期较早出现并使用了刀、璋、圭、钺等具有礼器功能的器型较大的玉器，璧进一步演化为璜和多璜联璧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型。商周玉礼器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变化，更规整、更完善（如璋的牙齿，也从没有到有、从两个到多个的变化）。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文明早期的玉器延续历史可以看出：璧、琮等长期作为礼器使用，从东北到西北，从东南到中原大地，一些经典器型长期使用，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相互交流融合。可以说，玉器史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大交流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活化石。

简洁朴素之美

齐家文化玉器大多朴素大方，自然简洁，加工简单。原因：

一个是玉材硬度较高，加工难度大。大量的玉器只是经过粗加工，显得还很草率。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有的玉器上有当时人们没有加工完的痕迹。

二是可能当时人崇尚简单朴素之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文明社会早期的玉器大多比较简洁朴素，多是原始人对自然物的抽象理解、神化、简化的结果。

从玉器的发展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玉本身就是先人们从石头中发现的“美石”，首先看重的是其特殊材质，有一条从不加工——简单加工——粗加工——精加工的发展过程。

辨伪识价值

市场中流通的齐家文化玉大部分是仿品或者说是工艺品，主要是齐家文化地域个别地方在仿制。仿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辨别，当然没有长期接触和真正了解掌握真品的特征，那也是很难辨别的。随着作伪技术的不断进步，加之这些年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仿制商家在不断收购齐家文化时期遗留下来的老玉料或残料，老料新工有更大的“杀伤力”，需要藏家更加谨慎小心。要经常深入市场，准确掌握仿品的发展变化特征，随着仿品发展不断提高分辨能力。

要坚持“一点否决制”，采取怀疑和否定的眼光来辨别玉器，而不是采取“一点肯定制”，就是要认真查找物品中不合适的地方，哪怕只有一点能够确定不合适的地方，就要否定整件器物，而不是感觉到物品中某一点比较相像，就往真品上靠，就认为是真品。“一点否决制”与“疑点否决制”是完全不同的，自己把握不住的疑点，要慎重研究、虚心求教。真正全面地掌握真品的特征，严格地从器物的玉料、器型、工艺、包浆等诸多方面来综合判断器物的真伪。

还有两点原因。但这两点不单是适用于齐家文化玉器，而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高古玉器。

一是高古玉相对最容易断代、辨别真伪。年代越久远，时间和其他因素在玉器上留下的次生变化越厚重、越深沉，其历史印迹越明显，在辨别真伪时相对容易些。

二是高古玉历史文物价值高，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前高古玉的价格，包括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都被严重贬低，处于价值洼地，有待进一步挖掘。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玉器是通神或祭祀的“神器”，不仅是权力地位的象征，也是顶级财富的象征，是同时期其他艺术品没法比拟的。

齐家文化玉器是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出现的原始玉文化，其历史年代正处于史前社会进入到国家、文明时代的阶段，上承原始玉文化，对西北地域原始玉文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和集成，下接“三代玉文化”，具有原始玉文化与“三代”玉文化沟通衔接的作用，同时具有沟通西域与中原玉文化的作用，在中国原始玉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有它的客观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齐家文化玉器地处西北偏僻地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制于其自然地理条件。带工的少（几乎很少见到），造型相对简单，加工比较粗率。

现状与期待

我们看到，在齐家文化地域很多遗址遭到盗挖和破坏，还有很多遗迹在地表，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考古发掘也很不够，没有把齐家文化时期历史文化较全面地考证出来，还远远没有形成源流清晰的发展脉络。且到现在为止，齐家文化还没有发掘过大型的祭祀台，考古发掘的玉器比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齐家文化玉器的全貌，包括种类、材质、功能、作用等。

在宣传方面，一是宣传和保护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二是齐家文化的文化品牌和价值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

齐家文化范文第2篇

庄浪县境内齐家文化遗址分布相当丰富，确认已达126处之多，所出土的玉器有璧、琮、璜、铲、斧、钺、纺轮等，现馆藏70余件，其中不乏精品。尤其是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的5件一级品，造型规整，做工精细，打磨光滑，代表了齐家文化玉器制作的较高工艺水平。现择一级品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浮雕直线纹玉钺（yuf）1974年出土于白堡乡野狐湾村，长29.5厘米，宽11厘米，厚0.9厘米，重400克。青玉质，色豆青，有糖色斑块、褐色、青灰色条纹及灰白瑕纹。体呈长方形，薄而规整，下端单面抛刃，上端两侧弧切，端下成肩，端沿齐平，两肩正中单面钻一圆孔。钺身中部一面浮雕两条横带，其上各减地雕出四条直线纹，纹饰略凸出侧沿，形同出齿。此钺体大胎薄，制作规整，抛光精细，纹饰简练，光洁润泽，是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珍品（图1）。

玉钺由新石器时代作为生产工具的石钺和石斧演变而来，是一种表示身份的重要礼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国语・鲁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逸周书・克殷解》曰：“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史记・殷本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由此可见，在夏商时期，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钺的使用者的地位则相当高。

有孔玉斧1992年8月出土于良邑乡苏苗塬一处仰韶――齐家文化遗址。长12厘米，宽6厘米，厚1厘米，重164克。白玉质，色白微黄，隐显青斑，刃部一角有褐色沁。体呈长方形，两侧微弧，下端略宽，刃部双面稍磨，背端平直，近背正中双面钻孔，一面孔侧有磨钻凹坑。玉质精良，光洁温润，做工精细，保存完好（图2）。

玉管饰1985年出土于盘安乡王宫家村，高4.5厘米，口径6.5厘米，重128克。褐青白玉质，褐色斑纹较重，局部为灰白瑕斑。体呈圆筒状，外壁微束腰，内壁端直，两端切割规整，管壁薄厚匀称，抛光打磨精细，光滑细腻润泽，充分显示出高超的钻孔和抛光技艺（图3）。

玉璧1974年出土于良邑乡良邑村。直径22厘米，最大好径6.5厘米，肉宽8.5厘米，重1109克。青玉质，色淡青褐黄，瑕斑纹理纵横，质浊且糖色较重，体呈小好宽肉，孔为单面钻，孔壁斜直；肉较厚，两面抛光规整，外沿齐棱，有一处磨斜面。此璧较大，肉厚体重，切割、钻孔、抛光技术精湛，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图3）。

玉琮1974年出土于白堡乡野狐湾村。高6.7厘米，宽7.2厘米，口径6.7厘米，重466克。青玉质，色豆青褐黄，半体灰白，局部有灰白瑕斑，体粗矮，内圆外方，两端出射，四面微弧，四直棱磨圆。制作规整，抛光精细，光洁润泽，为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图5）。

齐家文化范文第3篇

首先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去年的活动也邀请了我，但很遗憾，我没能参加，不过我一直在关注着考察的进行。使我感到很惊奇的一点是，考察的专家学者们调研了如此多的古遗址、博物馆，但大家都不是搞考古专业的，因此，我认为大家的考察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途径。这种途径主要表现在“三结合”上，即书斋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址出土物相结合，多领域、多学科、多地区相结合。下面我讲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外观入手，我们发现马衔山与马鬃山的玉和齐家文化玉器用玉十分接近，那么，如何确实论证这个结论是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尽管历史考古界的同仁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都不是很显著。大约在五六年前，中国地质大学、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甘肃省考古所的专家们在甘肃、青海进行了考察，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考察结果。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二马”（马鬃山、马衔山）的玉料都是透闪石，属于软玉，但对于其具体成分以及其和齐家玉器成分的对比，尚没有科学的数据分析，这是我们希望能在今后看到的重要成果之一。我的研究方向是史前考古，最近几年，由于一些其他工作，没有将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我们发掘大地湾遗址时发现，7000～8000年前的史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玉器了，后来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也都发现了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当年，我们也考虑到了玉料的来源，也前往马衔山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马衔山玉料与大地湾出土玉器玉料不同，但至于其与齐家玉器玉料关系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标准器的问题。对玉器进行的研究都有一个标准器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第二个层次是文博系统收藏的玉器，这些玉器一般都有确切的出土地点;第三个层次是民间收藏的玉器，这些玉器中有一部分是可靠的，也有一部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近10年，市场上齐家玉器炒作得非常厉害，兰州也召开过几次齐家玉器的研讨会，但根据我的经验看，都是有很大问题的，有的扩大了齐家玉器的概念，有的错误肯定了一些东西。因此，搞清具体玉器的出土地点、流传经历都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方向。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易老师刚才讲的我很同意，玉石之路实际上也是金石之路。金，从广义上来讲是指金属，狭义上就是指金器。齐家文化的磨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金项圈是中国考古出土最早的金器。根据最近几年的考古成果看，大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些金器是从西边传过来的。玉石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而金则是从外面传入的，所以说我很同意玉石之路也就是金石之路的观点。

内蒙古的包红梅女士刚才讲了草原文化，而我们甘肃地区则与草原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例如，产生于草原地区的石刃骨刀，在甘肃也普遍出现，但过了陕西以后就没有了。石刃骨刀的特点是骨器上有个槽，槽里边镶嵌着石头。甘肃出土的齐家文化石刃骨刀里边镶嵌的是铜片。本次考察中，相信各位专家都有很多收获，我期待着看到各位的成果。

齐家文化范文第4篇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齐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

一、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要正确认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传承其优秀传统，首先要明确它的历史文化内涵。

齐文化赖以生存的地域主要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向外辐射至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依山傍海，有丘陵，有湖泊，是典型的半岛型文化。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使齐国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工、商、贸一体的复合式经济结构。多样一体的复合式经济结构，决定了齐文化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既有君主制、又有民本思想，既重礼、也尚法，义、利结合。这被称作“半岛复合型模式”。[1]在这种半岛复合型模式的作用下，齐文化形成了许多特点。一是变革性。主变合时的革新精神，体现在齐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每一次变革都为齐国的生命机体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二是开放性。齐文化的开放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的因时因地适时调整和人才选拔的不拘一格。三是多元性。齐文化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尤其思想学术方面，文化氛围宽松，稷下学宫的建立使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的核心地区。四是务实性。务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等无一不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及时调整，顺应时展的潮流。

齐文化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齐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来源于先齐时期的东西部两大文化圈。东部文化圈指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延及辽东半岛、苏北淮河下游、豫东、冀东南等广大地区，这是一个由一定数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以程度不同的凝结形式所构成的文化丛。西部文化圈处在黄河中游。[1]姜太公封齐后，创造性地把这两个文化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新型的齐文化。其次，齐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齐大地孕育了一大批彪炳青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齐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再次，齐文化影响深远，对民族精神、性格和心理的塑造l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后，齐文化分别与鲁文化和楚文化结合，既走向宫廷和庙堂，也走向山野和民间，[1]对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各个层次、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齐文化的当代价值

深入挖掘、阐发齐文化的主体精神，实现新时期齐文化精神的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齐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

（一）坚守传统、继往开来的传承精神

这一精神贯穿了齐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历经春秋战国500多年，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继承和发扬。值得一提的是，齐文化的传承精神还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的统一、继往与开来的契合，实现了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传承。比如，齐人虽重改革，但仍以弘扬传统为基础。

（二）争强图霸、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所谓“霸”，《管子・霸言》解释为：“丰国之谓霸。”“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齐文化中争霸图霸、奋发有为的精神，是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从历史记载看，追求国富民丰、人众兵强的“霸”业思想是齐国历代君臣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付出了积极的努力。

（三）崇德隆礼、尚义爱民的民本精神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的民本精神在齐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弘扬和提升，既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齐文化主体精神的重要展现。民本精神在齐国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政治实践展现出来。齐国是最早将人本思想落实到治国理政实践中的东方大国。姜太公、管仲、晏婴等人的施政纲领中都体现了浓厚的尚贤爱民的民本精神。

（四）海纳百川、多元并蓄的兼容精神

这是齐文化学术理念和思想文化精神的历史结晶，也反映出齐文化大宽广的人文情怀，正对应了齐文化多元、开放的特点。兼容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稷下学宫的创设和学术文化理念。其时，各家各派在此可以完全平等开放地发表见解，且来去行动自由。另外，齐文化兼容精神的一个思想理念基础，是“和而不同”，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之一。

（五）维护统一、勇于担当的责任精神

中华文明自创始以来，就有崇尚统一的文化传统。坚守“大一统”政治理念，以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是齐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齐文化精神的突出特色之一。齐文化中维护统一、勇于担当的责任精神，首先表现在其春秋霸业的实践中，其次体现在战国时期田齐政权统一天下的强烈意志上。总的来说，春秋战国500年的分裂割据中，维护统一、志在统一，始终是齐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文化的主体精神更多显示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内涵和突出特点，这也给我们当代人更多的历史启示：我们应该以历史上齐人所特有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传承者，成为继往开来创造文化的先行者、引导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