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第1篇

新课程的实施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新课改背景下如何将各学科与综合实践有机结合，开发校内外课程资源，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如何通过课程资源的整合利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索发现、交流合作，最终确保课程目标的有效实现，是我们面临和思考的主要问题。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以植物为载体开展系列活动，引领学生走近植物，积极挖掘植物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性运用植物文化育人，通过感知植物、诗词吟诵、现代散文赏析、文化品读、雅闻趣事、歌咏植物等研究性学习，构建以自主探索为基础，合作学习为主体的开放的学习过程，实现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方面的个性发展，培养人文情怀、提高艺术修养、丰富生活情趣。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由生物和语文两部分组成。语文教学活动分为四节，通过组织学生阅读与校园植物相关的文章，学生可以了解和认识植物与人类的关系；配合生物学课程调查校园植物资源；探究植物各种生命现象及规律；培养观察方法,写好植物观察日记；背诵相关的诗文积淀人文素养；阅读名家散文，丰富情感。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最终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编排语文阅读第一节“物竞天择·人与自然”,特别在贾祖璋的《葵与向日葵》之后安排了“综合性学习自然科学小论文”，在这篇关于生物学分类知识的科学小论文后面,安排学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有它的合理性,指导高中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富有重要意义。从写作教学目的看，我们培养的高中学生,将来绝大多数都要去从事生产劳动和科技工作，指导他们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可以为他们将来的科技写作打下坚实的荃础,使他们终身受益。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一般都要建立在自然学科的科学实验或实地科学考察活动的基础上,是一个使中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和条理化的过程，中学生如果要对自己接触的自然科学中的某些事物现象、问题或某个专题，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探索研究，并加以论述，写成科学小论文，以揭示其特征、意义及规律，这种科学小论文的学习非常必要。它是培养青少年创造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跨学科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无论对自然学科的学习，还是对写作学科的学习，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价值。

诗歌是语言和文学的精华，而每一个青年心中原本都有诗意的人生向往，只是被压抑在教育体制的冻土下。屈原所谓“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杜甫所谓“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李白所谓“万物兴歇皆自然”。他们“大天而思之”,对于天地的博爱无私,自然的规律性,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都有极好的形容。诗人亲近自然,不论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引起许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品读诗词就是让高雅的诗歌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纳入我们必经的人生历程之中。当诗歌对我们显得亲近，我们的心灵就会比较自然地感受并萌发诗意。因此第二节编排了诗词品读以及“综合性学习解意象品诗歌作诗词”。

诗歌鉴赏是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语文辅导以及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点。以花草树木植物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人们在欣赏花草树木外在美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某种特定的意义。文人学士通过咏诗赋词，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和审美情趣寄托于大自然的花草之中，这些形象从外界移入诗中时，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所点染、浸润，传达着一种感化、教育的力量,因此诗人都非常重视创造意象。意象在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绝大多数诗歌就是通过意象来诠释作品的哲理，通过意象来破解作品的寓意，通过意象来鉴赏作品的意境，通过意象来与作者进行艺术、美学、心灵与精神的交流。在诗歌学习中，分析意象,就是分析文学物象中所蕴合的意义,正如艾略特所说:“表情达义的唯一方式,便是找出‘意象’,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意象出现时,该特别情意便马上给唤引出来。”鉴赏诗歌的意象，就是要让学生将自己所接触到的诗歌中的意象分门别类地作梳理。通过查找有关意象的资料，用简明文字概述意象的寓意。

散文这种体裁，精粹警辟，形式自由，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写植物的散文在情物关系的处理上，常常是托物抒情、融情于景、移物就情，就是将物拟人化，赋予物以人的精神、品格、性情、风貌；或通过有声有色的景物描写，把情完全融合在写景的文字中；或把物拉过来，赋予人的情感。作者常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或喜、或忧、或悲、或思的情感，通过情感倾向的宣泄表达出文章的主旨。因此需要学会在阅读过程中由体味作者的情感进而准确理解和把握文章的主旨。

语文第三节散文品读之后安排了以“植物与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活动。植物历来就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中国园林植物在配置上更是受历代山水画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植物的选择上十分重视品格，注重色、香、用。不仅仅是为绿化，而且要能入画，意境上求深远、含蓄、内秀。植物象征意义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生活习俗。以花草树木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古老的中华大地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以松、梅、竹、菊和牡丹为代表的植物文化，而西方人以玫瑰、百合和栎树为代表的植物文化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汉民族注重以花木喻人，西方人注重以花代言，这是汉英植物文化最重要的区别。汉民族以花木喻人，关注的是花木的内在气韵与人之精神品质的联系。西方人也以花木喻人，但着意的主要是植物的外部特征与人之外貌的联系。

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第3篇

摘要：建安诗歌是我国文人诗歌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魏晋风度下的三曹父子即是此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古意悲凉”等共性，但由于个人特质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三人在创作诗风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曹操诗的古朴雄浑，到曹丕的婉约便娟，直至曹植的词采华茂，从中亦可窥见建安诗人的艺术追求。本文旨在结合三曹诗歌创作的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其各自的诗风特点，并对“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进行阐释论述。

关键词：古直悲凉；婉约便娟；词采华茂；诗风差异

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三个诗人或文学家并称，能够成为文学坐标峰峦的为数并不多见，论及各时期文人，亦是依稀可数。在建安诗坛上，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三曹”是建安乃至魏晋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三峰并峙，璀璨诗坛。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一样，建安诗坛假若没有“三曹”将是无法想象的，势必是建安诗坛的一大笔缺失，亦可以说无法谈其为真正的建安诗坛了。

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五言诗迅速腾跃的时代，曹操、曹丕和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都具有很强的功力，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更堪称“建安之杰”。其中，曹操以其乐府诗为主，曹丕与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居多，曹丕在诗歌语言创作形式上另开辟了一些新的路径，如其六言、七言与杂言诗，但其三人的很多诗篇，大抵都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之中。虽然三人诗风由整体观之，创立于建安文学的大背景下，带有“古意悲凉”的共同特征，但其抒情诗就个性化表现层面而言，却同中有异，散发着不同的光芒。宋代以“诗评最为确论”著称的敖陶孙在其《敖器之诗话》中就有评论曹操与曹植之诗的述语，这样说道：“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足可见，曹操与曹植的迥异诗风，虽未提及曹丕，但把曹操的古直沉雄与曹植的纵逸词茂分析得恰如其分。故而，从整体建安诗坛发展流变来看，三曹的诗歌创作对文学艺术追求而言是一种进步，但由于诗人各自的气质禀赋与际遇经历的不同，其诗歌所呈现的气象与特色亦为迥然。以下将结合三曹各自具体的代表性名篇，试浅要谈及各自诗作的风格特点，并加以阐释论述。

一、曹操诗歌之古直悲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战争频繁的动荡时代，但同时也是文学艺术自觉、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此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非凡的作品，亦造就了一批天赋极高的英灵俊才。“建安风骨”的开拓者曹操便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各身份兼而合一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这就使他在年轻时就有步入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机敏善权术，好读书练武习文。曾在东汉灵帝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董卓之乱时，迁都许昌，招募卒士，讨伐董卓，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又经历多次战争，逐渐削平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建立曹魏政权。

乱世不仅把曹操造就成了一位时代英雄，也造就他成为个性独特、风格迥异的文学家与诗人。曹操志向远大，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对长期动乱的现实社会有着很深的体验。由于他目睹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亲身经历了多次战争，使其诗文逐渐染上了“慷慨悲凉”之气，因此其诗歌雄壮古直，不事雕琢。他崇尚质朴，反对浮华，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一改东汉注重骈俪词采的传统，行文语言自然朴实，其诗风与文笔清新华丽的曹丕和词采华茂的曹植大不相同。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军事家兼文学家，其诗歌作文很多是基于治国经略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因而，其笔下的诗歌多取材于割据纷争的战乱事件，其诗歌的画面盛大，境界开阔，充满着慷慨悲凉、古朴雄浑、气势刚健的笔调。难怪钟嵘评诗时论及曹操，认为其诗颇具古直之风，甚有悲凉之句。以下试结合曹操极具代表性的名篇诗歌来分析其慷慨沉雄、古直悲凉的诗

风特点。

如其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这个我们在中学时代即诵读成章。其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写于曹军在赤壁之战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曹操一面在训练水军、e蓄力量，一面欲招纳贤士、延揽人才，创作《短歌行》的主旨亦在于此。曹操深感于人生的短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抱负远大的政治军事家，其对生命价值自身的体会自然也高于常人。人生之短，犹如朝露，对于曹操这样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忧虑的。他虽已步入人生暮年，但仍志在千里，壮心未已，于是生发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延揽贤士，为天下不平而感叹深忧的心声。《短歌行》对仗工整、一唱三叹，涵盖了对生命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慷慨激昂，古直悲凉，字里行间吐露着曹操沉雄、饱满的笔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震憾力量。

再如与《薤露行》视为姐妹篇的《蒿里行》，其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是以乐府为诗题的挽歌，主题背景是汉末董卓之乱，社会动荡不安，黎民深受苦难的场景。这首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曹操“古直悲凉”之诗风的乐府诗了。古直，即诗歌语言不事雕琢，具有古朴、率直和雄浑之感。此篇《蒿里行》整体读来浑然一体，从兴兵讨伐董卓，到袁氏兄弟的拙劣称帝，使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尸骨遍布荒野，此诗一路酣畅淋漓，直叙不逶迤，颇具古朴率直之感。而此诗之悲凉，正是体现在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苦，作者在经历作战时所亲眼目睹的荒野遍骨的惨景。于是生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表面文字虽浅显质朴，但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宏大而深邃的，曹操诗的古朴雄浑之风便一览晓之。

二、曹丕诗歌之便娟婉约

曹丕为曹操的次子，并被立为魏太子。自幼便受其父的熏染影响，机敏好学，广读诗论，多才多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识学养。曹丕描写战争背景的诗篇，其气势风格相比曹操，慷慨雄浑之气略逊，深沉古凉之意不足，这大抵和其本人的经历际遇和气质特性有很大关系。

曹丕笔下的征战诗歌，多以女子角度自称，描写思妇的闺音之叹和离愁别绪，工笔细致入微，刻画缠绵悱恻、含蓄秀美、婉约有致，笔调迟缓细腻，这是同时期其他建安诗人所不能企及的。《三国志选》里就曾评论曹丕道“天资文藻，才艺兼该”。曹丕诗歌的语言融古朴与秀丽于一身，工于抒情，为后代文人墨客所称颂，体现了此时期文人由乐府诗逐渐向文人诗过渡的特点。

而曹丕在诗歌创作形式上也有有益的新尝试，其乐府诗和非乐府诗并重，除了四言诗，他在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诗方面均有开拓，大大拓展了文人作诗的途径，并被后人视为“歌行之祖”。先秦时期虽是七言诗的起源，但文人所创数量极少，直至后来汉代也并不受重视。但到了曹丕这里，一改建安诗人传统的五言诗，在七言诗亦不乏大量佳篇之作，使其逐渐列入诗歌创作的体裁行列，对诗歌发展而言是一种不可小窥的进步。曹丕最具代表性的七言诗当属《燕歌行》，它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标志着七言诗的成熟。而其六言诗也有不少篇幅，诸如《寡妇诗》、《黎阳作・其四》之列。因此综而观之，曹丕诗歌既有对汉乐府诗歌发展改造的一面（五言诗与六七言、杂言诗并创）；又有诗风笔法转于辞采华茂、婉约便娟的一面，对整个文坛而言具有推动的价值意义。

继曹操《短歌行》之后，曹丕亦有同名四言诗篇，是为追思其父曹操。曹丕作此篇不同于其父，他是专门抒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专章独奏，哀悼抒情意味强烈。父亲的离去令他悲恸不已，另一面，他作此篇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遗令。如其开篇所言：“其物如故，其人不存。”把自己见物思人、物是人非的悲绝之情写得凄婉动人。此外，像“呦呦游鹿，草草鸣霓。翩翩飞B，挟子巢栖。”这样的句子与曹公篇的诗句相仿，善用比兴手法，以大鹿呼唤小鹿来比拟父子间的亲情。而且此篇抚琴曲声唯美，文字凄怆抒情，含蓄委婉，抒发了他对生命的感慨与思考，是其便娟婉约诗风的体现。

又如以文辞典雅居称的四言诗《善哉行》，后人流传最广、耳熟能详的诗句想必是首句：“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开篇即以浅淡笔墨展现了一位顾盼生姿的美女容貌，娇美温润，妩媚生姿。“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尾篇以侧面的形式―即“我”的感受，来表现对这名美丽才女的倾慕与顾盼眷恋。这首《善哉行》便是曹丕诗风的代表性作品，从这首诗亦可看出，建安诗风的古朴悲凉之气不复察觉，逐渐转为便娟含蓄之风，建安诗风在悄然间游离变化。此诗以男女情爱为题材背景，格调舒缓，绮丽和媚，清新婉转，极具典型地代表了曹丕诗歌的创作诗风。

再者，以曹丕的七言诗代表―《燕歌行》为释例来探讨其诗风。《燕歌行・其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首句与李商隐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意趣相仿，缠绵忧思，情感细腻。其后：“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意象朦胧，交代人物思念之颜色憔悴，却没有明确交代思念者之身份，有待读者去想象发现，含蓄隽永，意味深长。最后：“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则拾取“星月云、飞鸽”等意象，互相交融，情景璧合，把此诗所描写的飘然不定的行迹与刻骨铭心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细腻刻画，工于笔调，踌躇叹惋，如泣如诉，不愧是曹丕笔下传颂的名篇！因此，曹丕虽无曹操诗风的雄浑大气，但其在诗文创作上亦卓有建树，低徊委婉、便娟秀丽、宛曲细腻之风使其诗文创作成就相当突出。

三、曹植诗歌之词采华茂

曹植为曹丕同母之弟，其才思敏捷、文笔立成，文学成就相比曹丕更胜一筹。但其四十一岁的短暂人生却波澜起伏，变化很大，可以分为人生的前后两个分期。前期为建安初期，此时期经常跟随曹操从军征战，具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再加上其自幼文学天赋与修养出众，十几岁便可吟诗成章且文采斐然，因此深得其父曹操的宠幸。曹操曾让其子每人当场作赋，曹植援笔而成，曹操非常吃惊，对曹植之文思大为赏识，难怪刘勰也有对之“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这是曹植前期生活的境况，从其诗风之词采华茂、纵逸飘然、骨气奇高亦可晓之一二。

然其后期，即黄初、太和时期，自曹操去世之后，其兄曹丕登上王位，曹植的轻逸宠幸生活也随之结束。这时期，曹丕为翦除羽翼，先后将曹植的文人亲友杀害，曹植也被贬数次，发落边地，曹植有感于此，其诗风创作开始感慨忧伤，其数副名篇中都透露出沉郁顿挫、淋漓悲壮的诗歌风格。因而，钟嵘曾在其《诗品》中高度评价曹植，言：“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架溢今古，卓而不群。”由此可见，曹植后期诗歌创作颇能体现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诗风。三曹的诗歌创作，发展到曹植这里，充分继承了其父与兄的特色，既有悲凉慷慨之调，也极富润色饰采之美。

纵观曹植的整体诗歌创作，比起曹操与曹丕，其后世流传的作品数量要多得多，他的四言诗较有特色，但最为突出的当属五言诗，不愧奇冠三曹之首，素有“建安之杰”的称号。他的诗词采华美，骨气奇高，无不渗透着建功立业、高亢进取的精神，同时又抒发个人遭遇心忧，嗟叹生平际遇，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以下将结合曹植诗赋创作的名篇进行分析探讨其诗风特点。

如其《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首句便展现一幅辽远广阔的背景，读之豪气劲爽，以阳光下高大的白色骏马疾驰而去来拉开帷幕，笔法纵逸。“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将驰骋沙场之健儿的狡捷与勇剽描写的十分尽致，英姿栩栩如生，又寄托着作者自身渴望建功立业的骨气与抱负。最后以脍炙人口的诗句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想必此句为后人所传诵成咏吧，这也是曹植意气昂扬的自我写照，把心中念念不忘的立功立德的豪迈气概溢于言表，此诗颇具“骨气奇高”之诗风。

再如其《美女篇》则是“词采华茂”的典范。整篇读来酣畅淋漓，纤柔华美，温润生姿。“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读之飘然纵逸，意境唯美。“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通过对美女服饰、体态、容貌和气色的细腻描写，铺叙女子的唯妙美貌，感之与汉乐府《陌上桑》笔下的罗敷极为相仿，在细节上刻画善于炼字，注重词采的华丽，声情并茂。所以，就此篇对美女的描摹，应当是曹植“词采华茂”的代表性作品，使其顾盼生姿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曹植作此篇又不单单是描摹其形象，重要的是笔下所寄遥深，以美女虽盛年貌美却独守空房来自喻自己壮年不被重用，表达壮志难酬的感慨叹惋。故而，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曹丕政权下自己生活艰深、不为所用的怨愤，词采华美，文质合一，雅怨之气涵盖其中，读来气势不凡。

《赠白马王彪》堪称曹植最为寒怆凄切的典型代表作品了。此文写于曹彰被曹丕害死，英年暴死的悲惨背景之下，曹植感时泪伤，愤恨而作。“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两段皆以反问句式开头，难以掩饰内心的一腔郁愤，将对曹丕独揽政权、相加迫害兄足的行为娓娓道来，同时也对自身命运担心忧虑，抒发难以被皇帝任用的愤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面对曹彰的暴死，曹植在诗中表现愤怒，进行抗争，充分展现了其自身的傲岸夤恰4耸援笔立成，一气呵成，至情至性，将难以直言的伤慨溢于言表，以沉重舒缓的笔调，表达对生命短暂、不可揣度把握的悲怨之情。因而，此诗将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的心性与诗风诠释得张弛有度、一览无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三曹诗风进行一个纵向度的总结。由曹操诗风的古直雄浑，过渡到曹丕的便娟婉约，衍变为曹植的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魏晋三曹诗风的主线是一路发展、不断进步的。魏武帝曹操是魏晋建安诗风的开拓者，显然，他的慷慨豪迈、雄浑苍茫，在至今文人中也是无人能及的。但是他的诗却难免有笔法偏粗的缺憾，没有细腻的文人笔调。魏文帝曹丕则一改其父苍凉雄浑之诗风，他工于笔调，善写游子思愁与离愁别绪，如泣如诉，其诗笔力迟弱、过于婉曲清秀。而陈思王曹植之诗既有词采华茂、才思敏捷的一面，又在诗中注入对个人生平际遇的慨叹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反映，“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兼具其父与其兄的诗风特色，难怪刘勰对之有“独冠群才”、“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又有“建安之杰”的高冠，论文思论寄托，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曹植之诗风可堪称为建安文学流变的杰出艺术追求与进步意义的卓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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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第4篇

摘要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齐之间的诗人一百余人,而独钟情于曹植与谢灵运,这不仅表现在二人为上品之最,更表现为对曹植的评价近似忘乎所以,对谢灵运的评价又确似意味深长。究其原因,是曹植与谢灵运以非凡的文学天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诗歌的形式诠释得最完整最深透,并迎合时代的审美趣味,把诗歌的外延特性演绎得最生动最完美,以其天赋与功力,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钟嵘 《诗品》 曹植 谢灵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宋、齐之间一百余人之诗作。处上品者十一人,外加“古诗”;中品者三十九人;下品者七十三人。在钟嵘看来,上品中的十一人与“古诗”是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特指五言诗)的佼佼者。而这佼佼者中又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称,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

本文以为,钟嵘最尊者陈思、谢客二人而已,士衡不可与之肩并。原因是尽管钟嵘在《诗品序》里有“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这样的评价,但在实际的评价中却不尽然。在《序》里,钟嵘虽然肯定“太康”诗坛有“中兴”之功,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笼统概之,并无特别强调士衡贡献之意,能够支撑“太康之英”的论证不足。但钟嵘却对“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论之甚详:“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跞潘、左。”他在《诗品》上“魏陈思王植”一章中又盛赞曹植,并在盛赞曹植的同时,将其与士衡拉开相当距离。其评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 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升堂”、“入室”语出自《论语・先进》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杨伯俊先生在注中解释说:“‘堂’是正厅,‘室’是内室。先入门,次升堂,最后入室,表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从这段评价里不仅可以看出,钟嵘对子建的推崇之至;更可看出思王、公干、景阳潘陆文学禀赋之差异。周振甫先生在《诗品译注》中说:“升堂比中等,入室比高等。坐廊庑,比初等。”“思王入室”说明子建作诗已达到了最高境界,自然成就最高,是第一等的文字;“公干升堂”是中等文字;而景阳潘陆的坐于廊庑之间,就是初等的文字了。

钟嵘《诗品》,对子建的评价最热烈、最冲动、最不顾一切,以“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论之,不仅指出其渊源之高远,更推崇其文学实践之成功。这种成功具体化,便是“人伦之周孔,鳞羽之龙凤……”,形象地展现了曹植的文学成就以及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

钟嵘对谢灵运的品评用语最多、寄情最深、意味最深长。《诗品》卷上谢灵运章说: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 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尽管钟嵘在赞美之余,对谢灵运略有微词,但“未足贬其高洁也”。而对其出生、成长的描写,实为品诗之闲笔。在《诗品》中如此用笔可谓独具匠心,但也可以看出来钟嵘对谢灵运感情的特殊。而对士衡的评价比及二人就要理智得多、平淡得多、客观得多,而且也存在着矛盾心理。这不仅表现在“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的评语上,更主要是其文学实践、文学成就及文学影响远不如曹、谢二人。钟嵘矛盾之,一方面因陆机文风与陈思相近,“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故将其列入上品;另一方面,又因“纵辞尤繁”,也就是文辞过繁,“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即不看重编织文采,损害了文辞的奇巧,而流露出无奈之情。如此看来,钟嵘最推崇者,就是曹植与谢灵运。那么为什么在众多文人中钟嵘最推崇此二人呢?本文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文学天赋高,性情相通,文风相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领悟最透。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原因之一。

追溯文学传统的渊源,应是“诗、骚”传统。“诗”乃指《诗经》,它奠定了文学的现实性,具体来说,包括文学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功力意义等。“骚”即《楚辞》,因为《离骚》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故以“骚”代之。它开启了文学的另一面:情感意义、生命意义、形式意义与审美意义。“风、骚”传统是先秦贡献于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瑰宝,成为诗歌创作的两面旗帜,影响了中国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基本面貌。无论是才高者抑或平庸者,都沿着两大传统指示的方向创作。而得其精髓者也不乏其人。

陈思王是 “风、骚”传统最早的成功实践者,将“风”的古朴质实与“骚”的典雅高华完美结合。因此,钟嵘在肯定曹子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方面,直截了当指出“其源出于《国风》”,另一方面在评语中甚推其诗风的“情兼雅怨”。“情兼雅怨”本是司马迁《史记》推崇屈原《离骚》之语。《屈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矣。”周振甫认为,“情兼雅怨”,“是说曹植的诗兼有《诗经》的《小雅》和《离骚》的怨恨,即就风格说,出于《国风》,就思想感情说,兼有《小雅》和《离骚》的雅正和幽怨”。这样看来,所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达到了儒家理念中“文质彬彬”的最佳艺术审美效果。因此钟嵘大加赞赏,以“人伦之有周、孔”比之,对曹子建推崇极甚。

谢灵运恃才傲物,目无古人,更目无时代,却对曹子建倍加推崇,其程度不亚于钟嵘。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可见谢灵运对曹子建仰慕推崇之情。以此推之,谢灵运作诗以曹子建为榜样,乃情理中事。钟嵘以为谢灵运与曹子建渊源相接,“其源出于陈思”,说明二人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大体相近或相似。这种相近或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二人性情方面相同。

《文选》说“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则“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此引语说明二人都喜遨游。曹植的“公子不及世事”与谢灵运的“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其意一也。性情浪漫,不愿或懒谙世事,乃性情中人,非俗世中人也。曹植“忧生之嗟”多以诗体现之,也与灵运“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相同,都是以诗抒其情、表其意、壮其志。

2 二人文风相似。

曹植与谢灵运都才高八斗,富艳难踪。陈寿称子建:“陈思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序》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从这两段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诗歌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共同点就是气质高华,富贵艳丽。

正因为二人性情与文风相似,钟嵘品评灵运诗风才冠以“源出于陈思”。如果诗歌风格大相径庭,就无法在根本上将二者合流并轨。总体来说,谢灵运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有轻重、主次之分。这不是主观所望,而是客观所致。“骚”文化传统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对诗歌审美意义和个体生命的展示也就更充分。谢灵运对山水景物的痴迷与专注,使得其士族文人的气概更加傲岸,精神面貌空灵而超脱,生命状态在诗中与物合一,呈现出一种欣然愉悦的姿态:意蕴高远而明丽,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生命蓬勃而向荣,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读者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既慰藉了受损的心灵,又启迪生命的另一种作为――走出社会生命的低谷,以自然生命的率性为是。这是他的诗歌令世人痴迷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关乎社会政治、功利责任的“风”传统也不是毫不涉及,只是表达的较为曲折间接罢了。尽管没有涉及重大的时代矛盾,但其抑郁之怀、激愤之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失志之士普遍的心理与情怀,故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谢灵运诗没有涉及社会现实,只是反映手段曲折罢了。如肆意游遨、纵情山水之举,本身就是对世俗社会政治的漠视与不满。而漠视与不满的情绪又一定是基于社会政治的弊端丛生或是不尽合理,可见其意义不可小视。

正因为曹子建与谢灵运文学天赋高,对传统文化领悟深,又通过非凡的表现才华将其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故而钟嵘在品评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既是钟嵘慧眼识珠的个人认识,更是时代普遍的共识。

二 代表了诗歌自身的发展方向以及贵族文学的欣赏趣味。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又一个原因。

诗歌自身的发展大致是由内容向形式再向二者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诗歌是展现灵魂的手段,是承载心灵的器具,是精神世界充溢的结果。正如《诗大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对诗歌内容的把握和传达,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始动力,是诗歌初级阶段最重要的生发和存在因素。如果没有心灵的感动和与外物互动产生的强烈的宣泄要求,诗歌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更谈不上诗歌意识的自觉与提升。既然诗是情志的不得已,不吐不足以平情绪、快心志的产物,这就对诗在内容方面提出了要求:“灵祗待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是对诗歌功能的最好说明。能使神接受祭祀,能使鬼借之祷告,可谓诗的功能真正是“动天地,感鬼神”的。既然能“动天地,感鬼神”,感动人类自己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感动因时代、政治以及个体生命的需求不同,而表现出诗歌内延的迥然有别。有的注重生命的快乐、忧伤与焦虑;有的注重社会政治的平和、动荡与灾难;有的抒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通达;有的则是精神空虚的浮华与无聊。或喜或悲、或正或邪、或慨叹或呻吟,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他人或是无益的,对时代或是有害的,但对个体生命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个生命的内在沉积都是不一样的,生命的驱动程序千差万别,能源的补给也因生命体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要求。但大都贯穿着人类的共性与时代的个性。只是因时代与个体生命的差异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生命需要。最初的诗歌,由于对外在形式缺乏认识,精力都放在了对内容的认识上。而“动天地,感鬼神”就是对诗歌内涵力量的最好诠释。

对诗歌表现形式的注重是迟早的事。这好比人类物质生活满足后,转而追慕精神文明一样。这是生活概念的优化,生命意识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作诗亦如此。尽管对形式美的过分注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仍不得不说这是进步,是从基本状态向审美状态的提升。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谢灵运与钟嵘时代就是文学自觉的全盛时期。曹丕确立了“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形态。尽管社会制度弊端丛生,却拥有了一个阶层文学自觉的实践者和滋生唯美主义的最好土壤。

曹植是曹丕时代文学自觉的成功实践者。他在继承“风”的现实性的同时,把“骚”光艳华美的艺术美融为一体,开启了中世纪唯美主义文风趋之若鹜的探讨与追求。后世及钟嵘力挺曹植的原因正在于此。钟嵘称曹子建诗歌风格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细细品味钟嵘钟情于曹植的关键,就是“词彩华茂”与“情兼雅怨”。“情兼雅怨”前面已论述,这是对子建诗歌“风”、“骚”传统兼而有之的最精辟的说明。起点高,体质完备,因而自是“卓尔不群”。而“词彩华茂”更是子建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根本所在。魏晋诗人“骨气奇高”者不乏其人,而“词采华茂”者,当首推子建。

曹植时代是文学自觉的初醒阶段。诗歌内容的言之有物,文人大都具备。诗歌内涵力量的展现已成为了时代共性,无须刻意倡扬。而在辞藻的表现上,却是参差不齐,高下有别。曹植在“骨气奇高”等时代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将词藻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令后世刮目相看。并因此在钟嵘眼里,与同时代的诗人拉开距离。例如曹操诗歌的气骨较之曹植有过之而无不及,唯词藻逊之,以“古直”见称,屈居下品;而曹植以“词彩华茂”位居上品。风格两样,命运两济。这一方面说明了诗歌发展过程中认识的片面性,也说明了“词采华茂”在钟嵘时代的重要性。

谢灵运是曹植的崇拜者,崇拜的原因是其才高词赡,篇体光华。而这种风格又成为钟嵘时代的主流风格。原因有二:第一,是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认识的自我成熟。形式美已成为完善诗歌功能的最重要的手段。曹子建是最早最成功运用华美的形式来表现社会矛盾和生命内涵的。通过对形式的精益求精,使文学的形象生动、显现而感性,既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又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趣味,故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流风格。第二,文学士族化。士族大体说来是个腐朽、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统治集团。政治上无建树,人格上不独立,精神空虚,审美趋于偏狭。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主张――尚美趋丽,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故而更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滋生蔓延。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士族化不仅是创作者的行为,也是赏析者的审美倾向所致。也就是说,文学士族化是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互动的结果。一种文学形式能在某一个时代蔚为风气,说明了这个时期欣赏者阶级属性的主导地位。

钟嵘品评士子,也有他阶级属性的成份所在。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阶级类型都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意识的形态。对钟嵘的出身,学术界一直有庶族与士族之争,但现在已基本确定。根据现代学者曹旭《钟嵘身世考》中大量翔实的考证,结合《南史》、《梁书》等正史看,钟嵘出身士族毋庸置疑。阶级属性决定了钟嵘文学观念的士族化以及这种观念影响下《诗品》总体面貌的形成,也是钟嵘钟情于曹植、谢灵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作实际中,尽管士族文人大都崇尚华美艳丽,但要能摆脱平庸,自成一体者也是凤毛麟角,而能做到格高调雅、富艳不凡者更是少之又少。而谢灵运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难以企及的审美高度。他的诗“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尽显崇高洁净之美,让人望而生羡。谢灵运诗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实力成功导引了一种作为,对诗的外延特征进行总结、批评、建立、完善,使诗的形式在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同时,扩大了其审美的力量。谢灵运不仅启迪了“永明体”,更开创了后世的山水诗派。

三 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后人评钟嵘《诗品》多有微词,认为上、中、下品里的诗人有安排不妥之处。如王士 《渔洋诗话》就说:“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但对钟嵘评价子建、灵运却表现出最大的认同。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两人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除了陶渊明,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曹子建与谢康乐。事实上,我们也可看到,陶渊明诗产生的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可是时代意义远不如曹子建与谢客。

曹子建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突显成效,关注者甚众,评语最高。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者多达二十余家。品评之富赡,叹为观止。在众多批评家中以谢灵运、钟嵘的评价最为生动而精到。而曹子建对谢灵运、钟嵘的影响还有明晰的连带关系。也就是说,谢灵运对曹植的崇拜直接影响了钟嵘对子建的认识。说的更具体的话,就是钟嵘对子建的评价明显受了谢灵运“八斗之才”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首先,谢灵运评价在前,以谢灵运当时之影响及威望,此评价天下皆知,钟嵘不可不知;其次,钟嵘在南朝众多文人中,对谢灵运有独特的情感,评价谢灵运用语最多、用情最深,对谢灵运也最在乎。在品评“左思一章”里,就用谢灵运曾经的评价来论左思的成就。如钟嵘曰:“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品评张华也以灵运尝言佐之,如:“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此处皆用原话。而在品评曹子建时却应用了谢灵运品赞曹子建之评语之精神,细观不难看出;第三,钟嵘对曹植品语之大胆、绝对,若无前人言语壮胆,不会如此不顾一切。因为这不符合作为文学批评家钟嵘品鉴诗歌的基本风格――相对客观、冷静。钟嵘对曹植的品鉴,理智完全为情感所驱动,主观色彩非常浓,这种忘乎所以的评价,与谢灵运赞赏子建的情态如出一辙。

谢灵运诗更是为世人所仰慕。《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学之者甚众。当时就有“谢灵运体”、“谢康乐体”之说。的确,谢灵运出身门户贵,社会名望大,文学天赋高,加上他不拘泥于前人,不凝滞于时代,在玄言诗盛极一时之时,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推陈出新,开一代风气。以他“才高词盛”、“富艳精工”的艺术功底,在玄言诗、陶渊明性情美之外又拓展了另一种审美领域,即声色美。他倾心“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手段,使声色美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让整个时代为之动容,学习模仿者趋之若鹜,如谢惠连、王籍、谢 、阴铿、何逊等,随即开启了一个时代新的文学样式――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并以他卓越的文学天赋,启迪后来人在他山水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尝试、挖掘和完善,最终使山水诗至唐大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因此,通观钟嵘《诗品》,于曹植用情最多,于谢灵运用心最深。而后世也相对心服口服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精髓领悟最深,而又以卓尔不群的诗歌修养,在诗歌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正是钟嵘钟情于此二人的关键处。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谈艺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2] 钟嵘,周振甫译注:《诗品》,中华书局,1998年。

[3]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4] 刘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6] 《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

有关植物的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曹植 游宴诗 创作缘起

曹植这位谢灵运盛赞的“八斗之才”，一生创作诗歌九十多首，其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写下了大量的游宴诗，代表作有：《名都篇》、《斗鸡诗》、《箜篌引》、《公宴诗》、《侍太子坐》、《送应氏》、《赠丁翼》、《赠王粲》、《赠徐干》等十余首（具体分类见附表）。这些游宴诗为中国中古史诗增色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种种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依据。他的游宴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生动的，“立体化”的曹植，看到了这位游宴中的快乐的王子的悲伤与忧愁。

一、历史传承

所谓游宴，顾名思义即游赏和宴饮活动。具体说来则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内，由某个核心人物组织的、有多个成员参与的、在当时或稍后产生了相关文学作品的山水游赏或者宴集活动。这些游宴活动都有一个组织者或者召集者，他们多因地位、名望高于其它人得以具备登高而呼的资格。以他们为中心，若干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或游或宴，或兼而游宴，其间纵情山水，畅言玄理，赋诗作文，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活动。早在《诗经》时代，在周朝农业宗法制社会里，为了享乐和实现宗族间相亲相爱以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周朝君臣、亲朋之间就曾经常欢聚宴饮，如《诗经？小雅？鹿鸣》第三章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就是当时天子或统治者宴饮群臣嘉宾的乐歌。春秋时代，君臣之间和各国使臣之间交往频繁，“饮酒赋诗”也常常成为他们在揖让之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游宴诗由于本身带有反映和纪念政治、祭祀活动的目的，多客观地陈述宴会过程，多祝福之辞。对于这一时期的宴饮诗来说，礼是第一位的，而宴饮本身是次要的。因此，宴饮本身无法成为诗歌的主体，对宴会场景缺乏文学性的描述，整体上作为诗歌的抒情意味较弱。

对宴饮场面进行细致的描摹并涉及景物的刻画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开始的：“铿钟摇，楔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前六句是对欢宴场景的刻画，后六句记叙宴饮赋诗的重大活动。王夫之《楚辞通释》释“结撰”四句说：“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楚辞》中的宴会纯为娱乐而举行，最可贵的是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快乐和对宴会的纪念，开始有意识地以文字体式、赋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确实该对魏晋宴会赋诗的风气有所启发。

然而，真正为建安时期宴游诗奠定思想基础的却是《古诗十九首》。建安时代文人由于政治动荡，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人生如朝露的生命悲哀。如曹植《送应氏》（其二）“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稀”等无不与《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不如饮美酒，被服纵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样，吟唱出了同一主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人生短暂的悲伤情绪和追求现世享乐的思想。

“游宴”发展到建安时代时，已经不仅仅是文人一时兴起或是在友朋送别、帝王封禅等客观因素提供的契机下偶然间发起的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文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随着文学逐步走向自觉，随着北方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明显改善，随着建安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现世享乐思想的加强，建安文人在游宴诗中还加入了一些反映他们贵族化、文人化的生活、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元素。由此使“游宴诗”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得以正式确立。

二、知人论世

一直以来，对于曹植游宴诗的评价颇具争议。清代诗评家陈祚明称曹丕的《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为“建安正格”，而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则斥之为“此皆文士龌龊猥鄙所为”。后世学者在谈论“建安风骨”时往往剔除了游宴诗这一类，认为这类诗歌“不过是公子王孙逸乐的吟哦”。总结起来，大部分的学者是从游宴诗的思想内容这方面加以否定的。

他们认为此类诗歌大多是作者的应酬颂德的溢美之词，是其消极享乐思想的表现。固然，在这类诗中写了酒肉之陶醉、歌舞之盛况、遨游之快乐，不如那些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然而，如果对这部分内容加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诗歌绝非是酒肉朋友寻欢作乐的描写，作者运用含情带彩的笔描绘了历史上重要的文人集会，展现了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它们是曹植早期“寻求独立人格，体认自我价值的复杂心态”的表现。

诗歌是思想的产物。而思想又往往与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个性特点以及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因此，为了进一步解读曹植的游宴诗，我们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时代背景。东汉桓灵之时，君主骄奢淫逸，昏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遂致奸党误国，佞臣横行，外戚宦官，相继擅权。至黄巾之众出，四方百姓，雷响云集，转瞬之间，竟至百万。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震撼，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多思的性格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路在何方？世事沧桑，恍如走马，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成为永恒。就连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地位开始动摇，因为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仁政”、“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已经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儒学地位大降，原先注经讲经的人比肩接踵，现在则家抛章句，人弃儒术。与此同时，在贤良士大夫中开始兴起一股清议之风，他们指摘时政，臧否人物，意图光大儒学，恢复名教，一时蔚为风气，影响甚大。这种清议的风气，实际上反映了士人参政精神的高扬。他们已经从繁琐的解经注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在昂首阔步，迈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两次党锢之争，就是他们在航行之中遇到的两次政治风暴。虽然最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精神、人格上，他们却胜利了。他们以自己的英勇抗争，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歌，鼓舞了天下士人的奋斗与抗争。而曹植生活的时代，清议之风犹存，曹植本人就热衷于清议。党人那种仗义执言、激浊扬清、不惧权贵、永不退缩的精神就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其次是生活经历。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幼年的曹植就随父在马背上南北迁徙。建安八年（203）曹操攻下邺城，次年家属迁居于邺。从此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位魏王为止，曹植在这里度过了十六年的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岁月。由于曹操热爱文学，招揽文士，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声名显赫的邺下文学集团。他们过着斗鸡走马、驰猎宴饮的贵游生活，曹植在这样一个兼具军事、政治与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他的功业理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诸子间的谈诗论道、切磋琢磨就不用说了，即使贵游生活本身，对于丰富人的审美心灵，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是个性特征。一个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曹植天资聪颖，据《三国志？魏书？陈王传》记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但是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这些性格在他的游宴诗《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名都篇》：“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等诗句中都有所反映。他感情丰富，又率真质朴，绝少掩饰，嬉笑怒骂，易形于色，喜欢饮酒、游乐，行则结舆，醉则同卧。这些都体现出曹植做事是一个没有反省没有节制的人，所以他作为诗人也是属于纯情的一类，心随物转，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在顺利的环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纵，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就沉溺在深深的哀伤之中。

因而，对这类诗品评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只是诗人豪华放诞生活的反映，是建安诗坛的糟粕。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中去认识，把它纳入那一个时代奔腾的文学自觉的文艺思潮中去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艺术地把握曹植游宴诗的美学意蕴。我们才能领会那一个时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患意识，其实这正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神的悲壮呼唤。

如此，我们才会同意清人陈祚明的看法，游宴诗确实是建安正格，它是曹植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地认识了它，才能真正地走进曹植，理解曹植后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确地定位曹植诗歌在整个诗歌史上的位置。他邺下时期对艺术形式的探讨和追求为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他后期身世之悲，配合前期己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才铸就了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歌特点。

三、结语

曹植早期创作的游宴诗虽没有其晚期的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但它们同样也是“建安正格”。它们是曹植结合自身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是在继承前人诗作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因此，在品评这类诗作时，我们不能仅凭一家之词就对它加以否定，从而与珍贵的研究素材失之交臂。另外，在研究曹植的游宴诗时要努力做到深入、细致、全面，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附：曹植游宴诗统计：

曹植 聚会娱乐 游览饯别、赠答合计

《正会诗》、《侍太子坐诗》、《斗鸡诗》、《箜篌引》、《当来日大难》、《当车已驾行》《芙蓉池诗》、《公宴诗》《送应氏诗二首》、《赠丁翼》、《赠徐干》、《赠王粲》 13首。

参考文献：

[1][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魏]曹植著.黄节注.叶菊生校订：曹子建诗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余冠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