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族国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网站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1-0075-01

一、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影响

互联网最早于1969年起源于美国，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虽然我国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但后来者居上，经过18年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快速发展期。目前我国网民位居是第一位，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其中手机网民达到3.88亿，超过台式电脑网民3.8亿。农村网民规模增加到1.46亿，其中60.4%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51.8%新网民来自农村。网民中小学学历占9.2%，初中37.5%、高中31.7%，大专10.1%、本科11.5%。”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及娱乐方式，已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犹如计算机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尼葛洛宠帝（Negroponte）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那样：“计算机不在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了我们的生存。”

二、信息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站资源建设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拥有56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宝贵文化财富。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回族、满族通用汉语，有些民族使用着多种语言和方言。55个少数民族使用着80多种语言，22个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民族语言文字是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际用语，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法律等领域广泛应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密切，人口流动性加大，整个社会出现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语言大融合趋势，加之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受外来强势语言文化的冲击影响，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已走向频危边缘。为了顺应时展要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必须跟进信息化步伐，而信息化最具体的体现在于有大批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出现，并满足人们的信息化需求。民族语言文化网站建成必将为增进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信息共享；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树立民族自信、母语自信、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语言和谐、文化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少数民族网站资源建设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与进步，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语言文化网站资源建设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为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包括：纯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建设，汉、民双语网站建设，汉语版民族网站建设三类。

1.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取得的成果

目前，我国民族语网站已建成的有，藏族：人民网藏文版、党网藏文版、新华藏文网、文化网、青海藏语广播电视网、中国网通（双语版）、中国新闻网、中国网（双语版）、中国藏语广播网、中国藏学网（双语）、中国藏族音乐网（汉语版）等；蒙古族：中国蒙古新闻网、草原雄鹰网、蒙古文化网（双语版）、内蒙古音乐网、蒙古族音乐网（汉语版）、人民网蒙语版等；哈萨克族：人民网哈文版、新疆伊犁哈文网、天山网等；朝鲜族：人民网朝文版、东北网（双语）等；壮族：人民网壮文版、壮族在线等；维吾尔族：人民网维吾尔文版；彝族：彝族人网（双语）、中国彝学网（双语）、彝学网（汉语版）、中国彝族音乐网（汉语版）、彝语在线（双语），彝族毕摩文化网（汉语）等。

2.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纯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双语或多语网站、汉语版民族网站较少；网站资源不丰富、即时更新速度慢；建设不规范、技术含量低；发展建设极不平衡，大部分民族没有与本民族相关网站；人才队伍薄弱，兼备民族语言知识和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匿乏；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的综合协调管理机制，工作缺乏统筹规划和领导；资金缺乏，大部分网站都是个别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个人或小组织自发建设，没有资助资金来源；网站重复建设现象普遍等问题。

四、我国少数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对策与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有限，而且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网站资源建设涉及民族多、地域广，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

1.树立科学的民族语言文化发展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认识少数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在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意义，加快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族网站资源建设工作。

2.加强统筹协调规划、分步实施

成立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由国家语委、国家民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协调管理机制。建设55个少数民族相对应的权威民族门户网站，并加入网址导航宣传访问。积极协调引导各省民语委，自治州、市、县及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相关部门建设内容全面、具有影响力的民族网站。我国民族文字信息化建设取得成果主要是以蒙古、藏、维、朝鲜、彝、壮、傣等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及网站建设极不平衡，必须坚持统筹协调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为原则进行。

3.设立国家专项金费

国家要在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设立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建立民族语言文化信息化发展“专项基金”，为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提供充足的经费。

4.加强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完善编制人才培养、培训计划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培养专业人才，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技术水平高，热爱民族语言文化，一心愿为民族语言文化信息化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

大家族国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前阶段；双语教育；立法

2010年5月5日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将“学前教育”和“民族教育”两项内容分别作为专项列出。对于学前教育，提出了等到2020年时达到“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目标。对于民族教育，提出了“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视加强学前双语教育”等内容。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教育规划中足以说明国家对于学前教育和民族教育的重视。但发展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时，双语教育是影响民族地区综合发展学前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壁垒之一。本文将从学前双语教育的内涵边界和发展依据入手，分析开展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并尝试探索学前双语教育能否在尚未制定的《学前教育法》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少数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的内涵及依据

（一）学前双语教育的内涵

著名的双语专家M・F麦凯和M・西格恩合著的《双语教育概论》中提出，双语教育是指“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这一定义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可以定义为：学前双语教育就是指在幼儿阶段，幼儿教师同时以民族语言和汉语言为教学语言进行综合教育的系统。因此，在定义上要对“双语教育”进行缩小解释，它仅仅代表民族语言和汉语言之间的教学关系，而并不包括汉语与其他语言（如英语）、民族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我国“民汉双语”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用语，同时增加汉语授课的内容，即“民加汉”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以汉语教学作为主要的课堂用语，同时补充民族语言的课程，即“汉加民”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一部分课程采用民族语言教学，比如语文等文字类；另一部分课程采用汉语教学，比如物理、化学类。即“民汉兼通”模式。根据我国的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通常又划分为“延边式”、“新疆式”等不同选择。在对不同模式进行选择时，主要还是依据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具体来说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在生活或工作中都主要使用民族语言，母语便是儿童最先接触的语言，而汉语只是作为社会交往的辅助语言。因此，在此类地区，大多采用“民加汉”模式进行教学；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由于对汉语言接触较早也较广泛，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汉语言环境的熏染程度也较深，因此，少数民族儿童存在被汉化的现象，出现只会说民族语言但不会书写民族语言文字的现象，在这样的地区，则大多采用“汉加民”模式；“民汉兼通”模式在教学中要求同时使用母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对于教师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主要适用于有专门双语教师任职的学校中。

笔者认为，在学前阶段应采取以母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模式，即“民加汉”模式。

（二）实施“母语先行，提高汉语能力”的学前双语教育的依据

1. 政策依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重视加强学前双语教育。”②这一十年教育政策规划确定了是要在尊重少数民族使用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前提下全面开设汉语课程，实际上这也就说明在政策选择上，政府更加倾向于“母语先行，提高汉语能力”的“民加汉”模式。对于学前阶段，应当是先学习母语，同时以汉文化以熏陶；模式并不是单一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年级的提高，也可以逐步发生变化，向“民汉兼通”模式方向转变。

2. 法律依据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自治问题上做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对于民族教育也有诸多倾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诸如此类的民族法律文件还有很多，这足以说明国家在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上不仅有政策支持，而且还有法律支持。

二、发展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

（一）民族教育的基点――双语教育

民族教育，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解决民族语言c汉语之间的融合关系，因此，可以说学前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基点。提倡发展学前双语教育，在个人层面上是帮助少数民族的儿童提高汉语水平，加强他们与社会的广泛交流，从而帮助其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在社会层面上是发扬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升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更有利于民族之间的额交往与和谐；在国家层面上，是实现少数民族平等授教育权的积极措施。因此，发展学前双语教育，既有利于体现少数民族儿童的民族特质，也有利于儿童走向社会，融入社会。

（二）语言教育的基点――学前教育

著名的学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幼稚时期（从出生到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他将决定儿童的人格和性格；人一生的习惯，知识技能、言语、思想、态度和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下基础。这个时期是发展智能、学习语言最快的时期，是道德习惯养成最易的时期。”③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过：“幼儿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因此，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应该是处于学前阶段的，充分利用好这一时期率先接触民汉双语教育，对少数民族儿童未来的成长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更有利于其探索未知的领域，培养兴趣。

（三）民族融合的基点――语言融合

我国不仅是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同时也是将教育放在国家建设首位的文化强国。所以，民族教育作为基础性建设的重要部分，也影响着民族融合的进程。民族融合离不开文化交流和语言沟通，民族文化的相互沟通是国家整体文化健康发展、进步的重要桥梁。而且语言融合连接着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关系着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因此，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发展不仅仅是个人未来发展的基石，更是国家所倡导的民族政策得以顺利施行的基石。

三、对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问题的立法思考

鉴于学前双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笔者思考是否可以将学前双语教育的相关事项作为一项内容规划在未来的《学前教育法》中或者作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指导实施。

（一）学前双语教育可以被考虑列入《学前教育法》的立法规划之中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教育事业的法治化也非常重要，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立法就更为重要。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融入到大社会中去，因此少数民族同胞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就更加强烈。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否公平的体现。国家在肯定了民族教育的平等性的同时，还应当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则加以保障。所以，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制度法治化是建设教育强国最基础的一步。

由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学前教育法》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这一部法律的内容事先做好规划，而学前双语教育作为具有民族特性的学前教育内容也可以考虑列入到这一部法律中，以便从法律层面上真正保障民族地区儿童的公平受教育权。

（二）学前双语教育可以由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相关条例

《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这说明了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力依据本民族的教育特色制定适合本民族地方的法律。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有关少数民族地方教育立法的规定都可以作为学前双语教育立法的参考和依据。这些法律既可以为学前双语教育立法提供法理依据，也可以在立法内容和方法上作为学前双语教育立法的重要参考。

（三）学前双语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

学前双语教育法包括哪些内容？教育模式？笔者认为：教育模式并不是固定的，因此也不能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律作为最一般的规则，是要广泛适用于大部分民族地区；而教育模式，它作为一种教化人的方式，并不具有一般性，相反，它应该具备特殊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不能一概而论地将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用于一种教育模式，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发展。

学前教育立法的内容可以参照义务教育法，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政府职责、教育资源配置、财政支持、权利主体、教师资格、教科书、学生收费规则及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等方面进行考量。

因此，笔者认为在立法内容的考量上，应该循序渐进。如果说法律过于确定或者要追求立法的严谨性，那么政策这一形式是个不错的选择，是可以作为适应渐进发展要求的折中选择，以便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结语

民族地区的学前双语教育并不是单线式的问题，需要配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层面的共同完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族教育问题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而且仅仅依靠学前教育体系是不足以发展完善的，需要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宏观层面、教育系统的微观层面共同来探索未来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幼儿家长能够从更深的层面认识的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能够明白学前双语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和未来意味成功走入社会的机会之门。尤其一些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尚且没有发展完善，更何谈双语教育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以立法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考量双语教育对于学前教育法的意义，并对政府职能做出明确规定，提升政府职责，促进部门间的协作，使政府职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从而促进学前双语教育更好的发展。

[注释]

①Mackey WF.Siguan M.双语教育概论[M].严正、柳秀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③陈鹤琴（1892-1982年），浙江上虞县人，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教授.

[参考文献]

[1][美]Mackey WF.Siguan M.双语教育概论[M].严正、柳秀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我国双语研究的现状及展望[J].民族教育，1989，（3：76）.

[3]科林・贝克著，翁燕等译.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175.

大家族国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国家 都铎王朝 英国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因素，即国家和民族一体性。同时，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时代普遍形成的国家形式。英国的民族国家产生于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国家和民族一体性是随着中世纪罗马教廷衰落和拉丁基督教世界（是一个由罗马教廷的世俗、文化权力和天主教文化联结在一起的高度分权化的庄园结构）的崩溃而产生的。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是通过与罗马天主教势力、外来伊斯兰征服力量以及内部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而实现的。

促成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许多因素：历史的、偶然的、社会政治的。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阐述：（一）都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英国内部封建割据，且采取许多措施加强王权；（二）英吉利民族意识的产生及其影响因素；（三）英国宗教改革过程中世俗王权逐步摆脱罗马教会的束缚。

一、都铎王朝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一般认为，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始于1485年建立的都铎王朝，并以此作为英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不仅因为英法百年战争后英国由于失败而不得不退回到不列颠岛，从此按照民族原则和地域原则致力于内部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划定了方向，而且都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英国内部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家族的长期斗争，封建领地军事贵族的力量随之削弱，扫除了组建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都铎王朝的开国君主亨利七世（Herry VII）（1485―1509），为巩固王权、强大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亨利・都铎（即亨利七世）而言，最重要的是恢复英国王室的权力，使其能够超出贵族帮派之争。对此，亨利七世仅通过联姻，娶了约克家族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使两个交战多年的家族联合起来，置于王权的统治之下。此外，他还削弱贵族的势力，尤其是削减贵族独立的军事力量。亨利七世还面临着如何恢复和加强王权。他从一开始就努力做到让国王管理议会而非议会管理王国，最重要的途径是增加王室财政收入。其收入来源主要有王室领地、海关岁入、法庭罚金和他作为最高领主的封建特权。亨利七世死后留下200万镑左右的金钱――这笔巨款等于当时至少15年的常规收入。

二、英吉利民族意识的产生

英国民族意识的产生以及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和表现，本文试图从民族语言这个角度分析。英语作为民族语言，是英国人的本民族认同在语言上的表现。

中世纪的英国，罗马天主教统治着整个基督教世界，拉丁语作为宗教语言。此外，14世纪英国还大量使用法语，法语是英格兰上层的语言。甚至认为“存在着两个法语王国，其一居于欧洲大陆，其二居于离欧洲大陆不远的岛上”。在英法冲突加剧、百年战争爆发、以及英国贵族在法国境内拥有领地被没收后，英国人开始憎恨法国人，并且认为法语是“敌人的语言”。

14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国人民族意识的萌发，英语逐渐上升到与法语及拉丁语同样重要的地位。15世纪初，亨利四世积极倡导使用民族语言――英语。1440年，亨利六世创办了语法学校，积极支持发展民族语言。而亨利八世时期的宗教改革，促成了在宗教仪式中用英语取代拉丁语。1611钦定圣经文本的颁布，对英语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意义。此外，英国民众也关切并支持民族语言的发展：文学创作时开始使用英语，出版的书籍促进了民族语言在民众中的成长。

三、宗教改革

早期的不列颠社会中，基督教与世俗王权结成合作关系，教权和王权合作，共同分享国家政权。“基督教在英国的普及对王权起到稳定的作用”。基督教的势力则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随着王权的发展，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从开始的合作关系发展为相互对峙。早在亨利二世时期，就传统的教俗两界的法庭分离问题双方发生了冲突。

亨利八世本对罗马教皇奉命唯瑾，但为了解决与凯瑟琳的离婚案与之走上了决裂。市民阶级和贵族都希望实行宗教改革，获得教会财产，迫切要求天主教的统治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1530年下半年在枢密会议内形成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Thamas Crornwell）为首的改革集团。1532―1534年间，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和“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大大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1534年，亨利八世让议会通过了“至尊法”，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安立甘教会 The Anglican Church，通称“英国国教”）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亨利八世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废除修道院制度。没收的土地或赠送贵族，或通过拍卖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从而在英国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反对恢复天主教的既得利益集团，扩大了宗教改革的社会基础。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在位期间（1547―1553），英国教会的教义带有新教性质。但这些措施到了1553年玛丽一世（Mary I）继位后，基本被。她力图恢复天主教为英国官方宗教，用残暴的手段惩罚异教徒，有“血腥的玛丽”（Bloody Mary）之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后，进一步推进宗教改革，倡导宗教宽容。1559年她令议会通过《至尊法令》（the Act Of Supermacy），确立英国圣公教为正式的英国宗教，在法律上重新确认英国君主对宗教、世俗所具有的最高权威；1563年制定的《三十九条款》把《圣经》定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大力加强臣民对王权的忠诚和服从，最终使都铎王朝的政教合一统治达到极盛，民族国家空前巩固。至此，英国的宗教改革结束。

始于亨利八世当政时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从表面上看，最初只是亨利八世摆脱教皇控制、解决与凯瑟琳离婚的一种手段，但在16世纪欧洲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却赋予了时代的意义，使其“不再是一种取决于国王个人意志的孤立现象，而成为一种国家的行为，一个体现了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行动”。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采用立法和镇压手段，最终确立了新教在英国的地位，并置于世俗权力的控制之下；在否定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同时树立起英国君主的最高权威，从而巩固了英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和对外独立。

当然，民族国家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其建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英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较早，虽一定程度上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但更多的是源自内部各种力量的发展，一般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内生型”。民族国家的兴起首先是建立统一的疆域、强化中央集权，之后就开始了（或可以说一直在）和教皇争夺国家领导权。其中，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又对激励人们的民族意识产生了重要作用。英国在建立统一的都铎王朝、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尤其是英语逐渐成为民族语言后，也具备了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其民族君主国逐渐向议会民主国家过度，奠定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大家族国语范文第4篇

一、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坚持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帮助少数民族繁荣发展民族语言文化［1］。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实施情况来看，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以少数民族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授课形式，二是“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文”的授课形式，遍及整个民族地区，涉及50多个少数民族和不同层次的学校，基本形成了从少数民族幼儿园、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双语教学体系。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通用的民族学生，采用以少数民族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的教学形式，并且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允许以少数民族语文授课为主的学生用民族语言文字答卷，汉语文(乙种试题)和民族语文考试成绩分别按50%记入总分。如，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语授课为主的学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维吾尔语授课为主的学生、自治区以藏语授课为主的学生等。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应用水平，教育部在2002年颁布了《在有关省市试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的通知》。民族汉考(MHK)是以《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试行)》和《汉字和词汇等级大纲》为依据，针对少数民族全面推进汉语教学的评价体系，是专门测试母语非汉语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的部级标准化考试。这种考试主要考查的是少数民族实际运用汉语工具完成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任务的能力。目前，MHK广泛用于北京、新疆、青海、内蒙古、四川、吉林等省区的高考、中考、预科结业、大学毕业考试等考试领域，为检验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针对语言文字使用功能萎缩的少数民族或者散居少数民族，则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文。如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满语的“活化石”，该村的满族小学，已经成功地将汉语和满语结合的双语教学引入到了教学体系。由于满语已经濒危，出现了传承断代，因此，满族学生入学时根本不懂本民族语言。针对这一问题，三家子村小学把学前班纳入教学计划，加强了学龄前儿童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为了提高学生的满语水平，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艺汇演、讲演、智力竞赛、朗诵竞赛、作文竞赛等活动，并将学校的校牌、板报、名人名言用本民族文字书写，创造了良好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环境。在政府指导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区、州盟、县旗四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网络和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体系。如成立于1975年的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组织，包括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青海、甘肃、河北的8个省区在民族教育、民族文化艺术、蒙古文新闻出版、蒙古语广播电视、民族古籍、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蒙医蒙药等方面积极开展了协作。目前，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前郭蒙古族自治县、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蒙古族中小学采用的课本，就是蒙古语文八省区统编的蒙文教材;“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会”已经把《彝文规范方案》的彝文作为彝族统一文字，使协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包括、甘肃等省区在内的“五省区藏语文协作工作领导小组”也在新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协作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协作工作小组在朝鲜语文协作方面，举办了多期全国朝鲜语学术研讨会、朝鲜语规范委员会专业会议等。此外，各省也针对本省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保护做了不少工作，如黑龙江省专门成立了省朝鲜语学会、省蒙古语文学会、省民族语文翻译学会及满—通古斯语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79年5月的“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在1983年改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会”之后，于1985年再次更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该研究会至今仍在不定期地举办全国性的双语教师培训班，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持续、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过程中，师资教材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实行双语教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师资问题，教师素质和使用双语的能力实施是双语教学的关键所在。从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实施过程及效果来看，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过程实施得比较顺畅，而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或者是语言处于濒危状态的少数民族，其双语教学效果明显不如前者。而且，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属于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针对散居少数民族实施的双语教学难上加难。因此，我们要根据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和文化环境差异以及各民族的意愿来编写不同程度的双语教材、课程大纲、教学方案，并将其应用到民族教育当中，使其发挥作用，并取得成效。一些从事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工作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尽一致，影响了教学效果。在以往的教学过程当中，针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实施，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重视汉语言文字的教学，忽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他们认为汉语言文字是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在学生今后的升学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语言文字属于区域性的交际语言，具有局限性。二是忽视汉语言文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事实，仅仅从民族感情出发，为了本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得以保存与传承，采取了单纯以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方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语言文字并存的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实施的双语教学是中国民族教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两种”授课形式，明确坚持“以民族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和“以汉语授课为主加授民族语文”的两种授课形式。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既不能只是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忽视汉语言文字的教学，也不能只强调汉语言文字而忽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管理体制不健全，影响了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管理水平。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果只靠行政手段管理，容易造成工作上的随意性和波动性。为了始终不渝地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克服管理工作中的随意性，保持民族语文教学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健康运行，必须加强民族语文的法制化建设和管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特别强调教育行政部门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民族教育工作。我们要充分发挥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工作的职能，推进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组织的建立、办事机构的设置、具体的协作工作等，具体工作由参加协作的省区(市)协商决定。国家民委等各级民族工作职能部门，要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协作工作给予宏观指导和必要的经费支持，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和双语教学的持续发展。

三、建议与对策

首先，要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的关系。进一步宣传贯彻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2009年7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其中四条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有关。中国的少数民族多处在非主流区域大环境之下、汉文化的包围圈之中，针对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主要是民族语文与汉语文的教学，如何处理好这两种语文的关系是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关键。在认识上必须对这两种语文的性质予以科学定位，必须意识到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为了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语文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和文字，是日常交际的工具，是在一定范围内仍发挥作用的重要的交际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仅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文字之一，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中国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普通话是公务用语，将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普通话比方言有更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推广普通话可以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因此，汉语文是少数民族进一步发展自己、适应现代需要必须掌握的语言文字，学习汉语是少数民族的愿望，二者不是对立的。

其次，在课程教学上，要组织研究制定科学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注意因材施教。这就要求教师在理论上熟练地掌握、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汉语文作为基础的工具学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应该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特点。少数民族学生每个个体之间的汉语言能力都存在着差异，因此，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文课教学，既要面向全体学生，也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尤其是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语感，让学生在汉语言视听觉下不假思索地从感知语言文字而立刻理解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意义，使每个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发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适当运用比较法进行教学。比较法就是将汉语文课程教学中的有关内容放在汉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对应的类比分析和对比分析，指出教学内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加深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文相关内容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无论是在教学兼重还是以教为主或者是以学为主的教学体系中，都可以灵活运用，从而达到传递知识信息、优化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因此，积极探索可行的教学方法并付诸于实践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

大家族国语范文第5篇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背景下，语言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在推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对于增进各国间的理解，建立互相信任，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共同发展，保证该战略的顺利实施，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是加强各国之间深度了解的必要手段，是扫除“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障碍的基本保障。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拥有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和交流基础，其中跨境语言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国东北与俄、蒙、朝三个国家有五种跨境民族语言；西北与蒙、俄、哈、塔、阿、巴、印等七个国家有八种跨境民族语言；西南与阿、印、尼、布四国间有四种跨境民族语言；南方与缅、老、越三国间有十多种跨境民族语言。这些国家均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本质是跨国合作战略，因此离不开语言人才作为保证。然而，语言人才，特别是尖端语言人才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这也为该战略的顺利有效实施带来了挑战。然而，对于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来说，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无论是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规模，还是语言的培养质量，均为国家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和积极的参考作用。

本文将以延边地区朝鲜语-汉语双语教育经验以及朝汉双语教育对于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为基础，分析朝汉双语教育对于朝汉双语人才所提供的发展机遇，进一步论证跨境语言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延边朝鲜族“保留型”双语教育的重要作用

延边朝鲜族的语言教育始于家庭，同时，通过学校完备的双语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发展和完善学生的母语以及汉语双语语言能力。延边地区得天独厚的双语双文化社会环境为朝鲜族发展双语能力提供了外部条件。尽管如此，朝鲜族的基础教育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朝鲜族离开延边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寻求个人发展，如升学或工作等。但由于普通话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延边走出去的许多朝鲜族学生的“延边式汉语”不能适应内地的语言要求，因此，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家长开始让孩子在汉族学校就读，而他们的母语朝鲜语则或是在家庭教育中完成，或是完全放弃。这种现象在我国并不是只有朝鲜族存在，而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制定了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障朝鲜族母语教育。政策上的保障，使延边朝鲜族双语教育得到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根据2011年延边州教育局统计，朝鲜族选择汉校的比例从2006年的37%下降到2011年的18%，朝鲜族小学入学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州府延吉市的情况与此基本相同，根据对延吉市中小学学生动态的调查，朝鲜族学生择校率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具体见下表。

统计数据基于2015年和2016年延吉市教育局延吉市中小学学生动态数据报表。

上表为各年级朝鲜族择校生的比例，一年级对应2015年和2016年入学择校生比例，九年级则对应的是2007年和2008年入学择校生比例。从2007年至2016年的比例情况可以看出，朝鲜族择校生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与延边地区成功的双语教育范式有直接关系，学生不用担心他们汉语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与朝鲜语作为跨境语言的国际性地位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中韩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纵深发展凸显了双（多）语能力的重要性。

延边地区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母语“保留型”双语教育，即积极地通过学校双语教育制度，保证了朝鲜族既可以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又可以熟练掌握汉语，进而进入主体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也是世界多元语言文化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以往，朝鲜族学校教师均为朝鲜族，即便是朝鲜族学校学生的汉语课也是由朝鲜族教师担任的。目前，这种情况有了改变。2011年，在延边朝鲜族学校任教的汉族教师有376名，占全州朝鲜族专任教师的8.6%。[1] 汉族教师在朝鲜族学校从教，对于提升学生的汉语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朝汉文化多元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但为朝鲜族传承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朝鲜族融入中国大环境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延边朝鲜族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这就要求朝鲜族在?W好朝鲜语的同时还要学好汉语。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语言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朝汉双语基础上逐渐开展了三语教育，促成了朝鲜族高端人才的多语能力。[2]（71～74）延边双语教育不仅提升了语言教育的内涵，还逐渐开展了多语教育。实际上，由于朝鲜语与日语语言相似性极大，许多朝鲜族学生通过学校和家庭的语言学习掌握了日语；以致他们不仅掌握了朝、汉、英（日）三种语言，很多还掌握了上述四种语言。可见，双语教育基础上的外语教育必然产生多语人才。朝鲜族人才的多语特点不仅为他们自身拓宽了发展空间和机遇，也为许多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韩建交以来，我国朝鲜族双语人才在中韩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均受益于朝汉双语教育。韩资企业能够在中国内地迅猛发展就是因为大量的朝鲜族人才以及朝鲜语人才的推动。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我国朝鲜族人才由于其具备的双语条件，在朝鲜和韩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许多朝鲜族到韩国工作、学习和生活，不仅促进了汉语在韩国的推广，也为中韩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朝汉双语教育的结果为朝鲜族学生日后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和机会，这些双语人才要么在内地韩资企业或中韩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么身赴韩国学习、工作来提升自我。同时，朝汉双语教育也为朝鲜族务工人员提供了国内外更加宽广的劳务就业机会，为我国朝鲜族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朝鲜语是我国跨境语言之一，延边地区的朝鲜语和汉语双语教育对于带动我国其他跨境语言的教育，帮助少数民族融入主体民族以及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当前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为我国跨境民族提供了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因此，“研究延边地区朝鲜语的教育现状与对策，对解决我国其他地区跨境语言的教学问题，丰富和发展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3]（18～26）

二、延边地区“双向式”双语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近年来，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即受朝鲜族学校双语教育的影响，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发展特征。许多非朝鲜族家庭开始逐渐意识到双（多）语对于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开始尝试把孩子送到朝鲜族学校就读，借助延边地区双语双文化的地域优势发展双语能力。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这种教育对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模式以及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以往，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朝鲜族开展的朝汉双语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以及其他非朝鲜族家庭也开始接受了汉朝双语教育模式。无论是针对朝鲜族的“单向式”双语教育，还是兼顾本地区非朝鲜族的“双向式”双语教育，这两种模式对于延边地区双语人才培养，特别是对跨境语言外语人才培养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双向式”双语教育不但丰富了外语人才培养途径及培养内涵，也丰富了多元语言文化发展的内涵。“多元文化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正规的人类生活经验，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4]（218）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典型的多元文化交织互动特征，因此，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对于多元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和深刻的认识。

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具有良好的双语言社会文化基础，现有的语言政策有助于双语教育的开展。通过分析延边地区双语教育的新模式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社会文化背景提高了人们对语言的重视程度。2011年，择校到朝鲜族学校就读的汉族学生共有3359名，占延边州朝鲜族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7%。延边地区“双向式”双语教育是一种自发的双语教育模式，是在多元文化观念的触动下，一些非朝鲜族家庭对于掌握多种语言可以促进个体发展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对延吉市2015年和2016年在朝鲜族学校就读的汉族学生数量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汉族学生择校到朝鲜族学校就读的学生占汉族学生总数的2%左右，具体见下表。

汉族学生选择到朝鲜族学校就读，对于培养学生的第二语言，特别是朝鲜语这样的跨境语言作为外语的语言人才，无论是外语习得的难易程度还是语言习得质量，均是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无法达到的。因此，这种“双向式”双语教育模式对于我国外语人才，特别是跨境语言外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重视双语环境对外语教育的作用。现行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语言教育。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本地区双语双文化的优势环境接受双语教育。韩国语人才的培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韩建交以后，由于韩国语人才紧缺，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高校开设韩国语专业以应对紧缺的语言人才需求。不到20年的时间，我国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经达到几十所。无论从师资建设，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存在突击发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的质量很难得到保障。由于学习时间相对较短，韩国语学习质量不高，学习者不能深度理解认知韩国语言文化，因此，这种人才培养不能全方位满足国家需求。同时，相关部门对韩国语的发展没有正确的判断，没有进行总量控制，由于需求量有限，目前，韩国语专业人才出现相对过剩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在双语地区开展全民双语教育，不仅有利于外语人才培养，也有利于语言资源的保护。

我国延边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双语社会，对于培养朝鲜语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文化环境优势。如果外语教育政策制定部门依据中韩建交以及经济贸易合作走势进行准确预测，审时度势，及时制定语言政策，充分利用延边得天独厚的双语社会文化环境优势来制定韩国语人才培养规划，那么其对韩国语人才总量以及人才质量的培养都是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无法比拟的。

在国内双语政策与对外语言传播政策的对接、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和跨境语言人才培养政策的对接、国家语言安全战略与“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对接等方面，延边地区双语教育都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在汉语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朝汉双语人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韩国的表现尤为突出。朝汉双语人才不但可以非常顺利地适应韩国社会，而且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有效传播。因此，在我国具有跨境语言的地区，开展全民双语教育可以促成多语人才的培养，提升人才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跨境语言有二十多种，如果可以有效利用得天独厚的双语社会文化环境，不但可以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也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和谐发展。

三、跨境语言在推动“一?б宦贰闭铰苑⒄怪械淖饔?

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保护朝鲜族民族语言文化，同时，也为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进而可以有效地为国家对外发展服务，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背景下，跨境语言教育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跨境语言（language across borders）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种语言。[5]（71～74） 我国拥有众多的跨境双语社区，跨境语言是我国宝贵的语言资源，跨境语言社区的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我国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在国家对外发展中，它还保障了语言人才的需求。同时，跨境语言还具有以下社会功能。

首先，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区域性国际交流合作。一般来讲，跨境语言很少作为族际交际语使用，多是作为族内交际语。但由于跨境语言的同源属性，相对来讲还可以起到外语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国际交际语来使用。[6]（204～208）例如，我国的朝鲜语是一种跨境语言，我国的朝鲜族不仅可以使用它与国内朝鲜族交流，还可以与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人员进行国际交往。在中韩、中朝双（多）边贸易中，虽然英语可以作为国际通用语来使用，但是由于各国对英语接受程度不均衡，加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英语具有的认同度不同，在许多国际贸易的具体开展过程中，英语并非是完全行之有效的贸易语言，反而是朝鲜语担负起了主要贸易语言的作用。因此，在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中，跨境语言有效地提升了国际交往的效率，极大地减少了贸易成本。

其次，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跨境民族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会造成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但跨境语言却相对稳定，不仅可以有效地充当跨国交流工具，还可以增进彼此好感，成为互信合作的纽带。因此，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通过跨境语言可以深入了解周边国家文化特质，有效减少因语言造成的隔阂，提升信息的对称度，增加投资信心及合作信心。受此启发，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也可以体现出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所具有的真诚和努力。通过掌握不同国家语言，可以推动我国外语能力的发展，全面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意识，增进相互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同时增强我国语言文化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我国源远流长的丰富语言文化资源理应在国家语言规划的国际战略方面更加有所作为。”[7]（9～17）

最后，跨境语言在维护边境地区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安全保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必然会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全方位的安全意识，特别是增强语言安全意识，改变语言安全观念，由传统的周边领土国家语言安全扩大到全球经济合作下与各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安全。特别是在全球反恐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尽快把语言安全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跨境语言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大力开展跨境语言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我国多元语言文化资源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多语人才的培养，并在国家对外经贸合作以及中国文化国际化推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在我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政府更多地聚焦于宏观战略或治理，而学校或社会组织则侧重于微观治理，两者的功能互补共同促进着中国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8]（14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