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居简介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旅游 名人故居 APP系统 交互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140-02

一 文化旅游APP软件开发与应用的意义

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和普及，智能手机、PAD等移动终端也渐渐随之发展起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随身物，人们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上的应用软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到个人所需的重要信息。同时，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也成为传播量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传播方式，从而成为宣传及推广公众教育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以名人故居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是传承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份，同时也是彰显民族的文化意识与胸怀的重要公众宣传方式。以名人故居为宣传载体，向公众展示和宣传著名历史人物的文化、艺术与政治等成就，让大众更为真切的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看出一个时代变迁中的历史人文风貌和历史发展轨迹，因此名人故居不单是一间房，还是一本厚重的史书。

所以，将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通过移动终端应用软件在网络上进行宣传介绍具有良好的公众宣传效益，并且对文化遗产以及历史文化传承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选取了目前已经上线可供下载的名人故居APP的设计进行比较分析，从界面设计与用户体验角度总结出现有名人故居及文化旅游方面移动终端应用软件的优点以及有待改进的方向。

二 国内名人故居APP设计比较分析

2.1 国内现有名人故居APP整体概述

本文经过苹果系统与安卓系统的软件搜索平台找到目前国内约有15款以名人故居及文化旅游为主题的APP软件，并选取其中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韶山同志纪念馆、刘长胜故居和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APP软件在实际操作体验后，进行比对与分析。

目前名人故居APP的使用主要依托于智能手机和现代移动数据网络，其功能架构主要包括路线查询、故居内的展馆介绍与讲解、馆内的导航和相关信息咨询等项目。其存在的核心价值也体现在提供信息、提供行程安排和提供各项服务等功能上。

2.2 国内名人故居APP界面设计分析

2.2.1 色彩与风格定位

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APP的图标及主页的风格定位在水墨上，色彩则主要选取了灰色调。主页以鲁迅本人的水墨人物画像作为背景并以灰色调作为内部功能键的主要色彩，并且其庄重和硬朗的风格也能够引发人们联想到鲁迅“横眉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性格特征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及其所著作品的风格（图1）。

韶山同志纪念馆APP的图标和页面的色彩主要选取米色为背景色，象征革命的红色为图标、字体等主色，整体风格的定位也是依据同志本人革命领袖的形象而定。主页颜色选取的米色偏冷的色彩，与偏暗红的主色搭配，显现出一定的历史感，并且这种米色与韶山民居的土墙、窗纸的色彩与质感较为接近，从视觉感受上唤起浏览用户对于韶山故居建筑环境的体验。背景选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剪纸窗花底纹，红色充满了革命气息而窗花底纹则凸显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风俗。主页面上有用同志本人的墨迹字体的“韶山同志纪念馆”的字样及同志的手绘风格头像，使整体风格与表达内容协调，主题表现直接而突出。（图2）APP整体的色彩与内部功能键的设计搭配在一起和谐统一。

刘长胜故居和孙中山故居APP的主页都选用了故居实景作为背景，并且功能键的整体色彩和质感贴近故居的外墙色彩和质地，既在色调上与故居实景保持了统一，又达到了简洁大方、不失革命色彩的效果。（图3、图4）

2.2.2 图标与版式设计

首先在图标设计方面，国标在图形图像的选择方面总体偏重在人物形象、标识设计、名称显示、故居形象这四个方面。（图2-5至2-8为四个案例桌面图标）

鲁迅故居简介范文第2篇

七年级上册第11课《春》，作者为朱自清。注释①：选自《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七年级上册第12课《济南的冬天》，作者为老舍。注释①：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著名作家。作品收在《老舍文集》里。

七年级上册第21课《风筝》，作者为鲁迅。注释①：选自《野草》（《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何谓注释？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解释”之义，而百度百科解释为“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大多数学生除了课本，课外辅助资料较少。在日常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认为这样的注释简单化，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起到较好的解释和助读作用。最好将课文下的注释①进行拓展延伸，增加“资料助读”一项，以知识卡片的形式出现，附于课文之后。学生阅读时再加以教师的生动解说，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学常识，拓展阅读视野，深入文本阅读，而且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有一定的作用。现结合课堂教学案例谈点个人体会。

一、 了解文学常识

注释①的一两句话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作者作品是远远不够的，在接触文本之前，应该让学生对相关文学常识有初步且较为全面的了解。如教授朱自清的《春》，可在课文之后附上“资料助读”，以知识卡片形式呈现。教师介绍时，可结合朱自清的生平作简单介绍，通过老师的介绍，让学生对朱自清先生有一定的了解。

鲁迅的作品在初中课本中出现频率较高。七年级学生第一次接触鲁迅作品，就应该全面了解鲁迅的相关文学常识，为今后学习鲁迅其他作品作铺垫。另外《风筝》一文涉及鲁迅的弟弟，所以资料助读中也应该增加相关知识，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

二、 拓展阅读视野

在介绍一些作家作品时，资料助读的内容是可以进行延伸拓展的。有的资料介绍可能与文本无关，但对于学生拓展阅读视野，提高语文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新课标明确指出初中学段的学生应该“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 。如学习九年级下册第7课《变色龙》，可以在课文后附上资料助读，将作者契诃夫与另外两位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欧・亨利的简介及代表作品并为一起进行介绍，从而激发学生对短篇小说的喜爱。

三、 深入文本阅读

资料助读在课堂教学中最大的作用是帮助学生解读文本，理解文本内涵。如在教授陶渊明诗歌时，可做知识卡片，简介陶渊明一生为官的经历及东晋社会的背景。了解相关背景之后，学生自然能够体会到诗人在《归园田居》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热爱自然、躬耕田园的情趣，也能感受到诗人在《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情怀。

又如，在教授冰心《荷叶母亲》时，如果不作资料助读，只能引导学生理解到这个层次：文章写荷花是为了写“我”，写荷叶是为了写母亲，感受到母亲对子女的呵护，以此抒发子女对母亲的爱。如果作资料助读， 则既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相关文学常识，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冰心代表作品――散文诗集《繁星》《春水》，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还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地了解到冰心作品的思想内核，即“爱的哲学”。

四、 培育民族精神

《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各学科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此时，资料助读可以不是文学常识的积累，不是课外阅读的推荐拓展，也与文本解读没有紧密的联系，但它却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即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在教授朱自清作品时，资料助读中可以介绍“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故事”，这一点正体现他作为民主战士不屈的尊严和骨气。

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料助读，学生的学习恐怕只能停留在故事、人物、写法的层面上。然而，语文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还应叩击学生的心灵，让语文真正走进学生的生命。

鲁迅故居简介范文第3篇

故事发生在鲁迅年轻时的绍兴城，鲁迅的父亲患水肿，长年无法康复，请了两位诊金高昂的人称"神医"的来看。开了不少方、用了不少奇特的药，却无一见效，最终父亲还是死了。而听说那神医还天天坐着骄子，生活好得很。

这篇文章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就社会庸医的无能，他们明明知道病已经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看似开的是神丹妙药，其实就是故弄玄虚，使用障眼法，对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给人看病都只为的是那些身外之物--金钱。

那时的社会就像鲁迅的父亲一样病重了。鲁迅似乎就是在呐喊着，对当时封建、腐败的社会的批判。

对于当前社会上坑蒙拐骗的游医，我们要与他们斗争到底。辨明是非，广泛宣传、共同促进精神文明的时代进步。

《父亲的病》读后感二

《父亲的病》讲的是鲁迅为生病的父亲求医问药，结果还是没有救回父亲的经历。

父亲生病时，鲁迅为父亲请了很多的医生，这些医生都有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自称是名医，其次，诊金都非常的贵，还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药引很奇怪。新方一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找。先买药，再寻药引。严重耽误了病人的病情。比如第一个来的“名医”药方中的““生姜”两片，竹叶去尖，他是不用的，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取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天。”这样很耽误时间，延误最佳治病时间。

又例如后面来的陈莲河先生，他的药方是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但最后还是没有用。最后父亲的病如益恶化就请巫师，

但最后听从衍太太，在床边喊父亲，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这篇文章中，我懂得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

文中，鲁迅的父亲因为过于迷信中医，相信那些根本好不了的偏方，而不相信科学，让西医诊治，虽然现在中医是我们得以大国粹，但前提是它是由科学可依，就算没科学所依，至少不像文中那些“名医”所说的那么悬。

在古时候，虽然有类似于华佗，扁鹊的神医，但是当时还是以封建迷信来治愈疾病或躲避灾祸，例如我曾在电影里看到，明朝倭寇攻打某城，那个城的老县令，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抵御外敌，而是到寺庙吃斋念佛，希望根本不存在的佛祖来解决问题，更多的求雨，一群巫师在那里手舞足蹈，但滴雨未下，简直是劳命伤财，最后还没有效果。

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些帝王，术士寻道成仙，成天吃一些所谓的“丹药”或长生不老药，其实，那些药铅，汞严重超标，又是烟熏火燎，非但没有长寿的效果，反而让他们更早的离开了人世。

有一边文章说过：“有一个老和尚有一个磬，每当寺庙里的钟敲响时，磬旧货跟着响。老和尚以为是妖魔鬼怪在作怪。但其实这只是共振问题，只要日他们的频率不一样就行了，说得再简单些就是，在磬上或钟上磨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话，要相信科学，要以正常的，科学的渠道，来解决疑难困惑。

鲁迅《父亲的病》读后感三

文章大意：故事发生在鲁迅年轻时的绍兴城，鲁迅的父亲患水肿，长年无法康复，请了两位诊金高昂的人称的“神医”来看，开了不少方、用了不少奇特的药，却无一见效，最终父亲还是死了，而听说那神医还天天坐着骄子阔气着呢、生活好得很、还康健，听了如何不叫人生气。

这篇文章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就社会庸医的无能，他们明明知道病已经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看似开的是神丹妙药，其实就是故弄玄虚，使用障眼法，对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并且对治病只是忙于应付而草草了事，给人看病都只为的是那些身外之物——金钱。那时的社会就像鲁迅的父亲一样病重了。

落墨的部分是很令人惊诧的。“名医”居然对临之将死的人说“不要紧的”果不其然治死了人，却仍然提笔写下百元的药方为死人服下。荒唐！而那主人仍旧很客气地送他出门。鲁迅前辈真的是很伟大，所以，我便要推翻第二段对网站上的事发表的观点了。从这篇文章——根据看得懂的文章分析，鲁迅前辈不是那种使劲骂的人，我觉得，他只是通过大量的讽刺而让人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例如这个事件，骂了么？找不到骂人的词语。所以，鲁迅前辈是那种很厉害的人——批判家（好像是这个词），用俗话说，就是骂人不带脏字，不过，鲁迅先生比这还高一些，他是为了民族的崛起而批判，全是出于公心。我只能深深地在他身后的风尘里鞠躬了。“名医”的贪财便如山峰般“屹立”。

接下来，就是“名医”用大量杂乱的药治了鲁迅前辈的父亲两年，没有医好，就介绍别人来医治。“名医”的形象如雕刻般越刻越深，为了保全名声不顾病人的死活。唉，我只能叹气。不过，这种人值得为他叹气么？算了。

也许，这位才是名医。可惜，这位又是“名医”。依我看来，他满脑子装的不是学问，而是借口。尤其是最后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医能疫病，不能医命，对不对”，好小子，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泥鳅，居然还有颜面问“对不对？”再看看他们用的药：河边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一对蟋蟀、旧鼓皮制成的败鼓皮丸。看到这里，我已经快说不出话了，也只能向老牛喘月一样扑哧扑哧地大口地喘气。

鲁迅故居简介范文第4篇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授意，然后通过冯雪峰联络，浙江省籍的著名作家鲁迅成为此组织的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为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鲁迅得知这个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在这一期间，小道消息甚多，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会日报》曾发表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称“鲁迅被捕”。次日的天津《大公报》，也刊登过“鲁迅在沪被捕，现押捕房”的消息。又传说鲁迅即将与当局“合作”，更有甚者说鲁迅遇害。在“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鲁迅之罪状，或叙鲁迅之住址，“意在讽谕当局，加以搜捕”的险恶形势下，鲁迅于1月20日由内山完造安排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面的黄陆路的花园庄小旅馆避难。

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淞沪战争。全家陷入火线的鲁迅再次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迁入内山书店三楼避难，前后共计49天。

1934年8月23日，内山书店的两位年轻店员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为防这两人说出鲁迅住址，鲁迅又迁入千爱里3号避难，由内山书店的店员中村亨彻夜陪同往宿。直到9月18日，被捕的两位店员保释出狱，鲁迅才结束了这次27天的逃难生活。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前述那个内山书店，中国各家报纸多次写到它的名字，连电台也不止一次广播过，甚至由报纸发行的上海地图也特别标出了内山书店，报纸还报导过鲁迅在内山书店平安避难的消息。可见这个内山书店并非是什么“秘密据点”，内山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起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在暗中保护着鲁迅的安全？或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的“通缉令”本身就是一纸空文，只起恐吓作用？在鲁迅研究中，这是很少有人探讨或虽有探讨但却浅尝辄止的话题。

一种解释是：历任国民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如有难，蔡元培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去挽救他。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关系密切，这也起了保护作用。

这两种解释均难以服人。蔡元培是位文官，他的能量毕竟有限。宋庆龄与国民党当局关系亦不好。如果这两人能量大到能通天，这怎能解释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要知道：暗杀杨铨其实是对蔡元培和宋庆龄的警告。与此同时，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也上了暗杀名单。

第三种解释是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讲的：“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轻意下毒手”。这种说法也过于笼统。威望再高，国民党当局可以用制造车祸一类手段推卸责任，不一定要大张旗鼓和明目张胆去捕人、杀人。国民党要镇压反抗者，是不管对方威望高不高的。像上海《申报》总经理、总主笔兼上海市参议长史量才，算得上是威望高的社会贤达，可因其“九一八”以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照样在沪抗公路上被特务刺杀了吗？

第四种说法是：鲁迅躲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当局的镇压功能无法达到。这亦不符合事实。只要国民党下决心逮捕，他们可与租界当局交涉，用引渡办法将其缉拿。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柔石就是先由租界当局逮捕，然后再引渡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蒋介石曾想会见鲁迅

关于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下达近7年之久，而鲁迅未曾入狱的原因，这是不少鲁迅研究者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

这也难怪：过去研究鲁迅，受种种条条框框约束，认为鲁迅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会成为国民党利用和“策反”的对象？如果成为蒋介石争取的对象，一定会有损于鲁迅的威望。另方面，用线性思维的方法认为国民党当局只会镇压革命作家，而对他们的两手策略及其交替使用则严重认识不足。

笔者于1997年访台时，为此事专门请教过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张放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拿出他的《记陈纪滢》一文给我看，边看边给我讲解说：

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透过蒋孟麟带了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梦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蒋介石便找蒋梦麟作替身。文中讲的“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己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这里记载的蒋介石谈话与张放说的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拉拢鲁迅的最低要求是要他出国，通过“放逐”把鲁迅的声音闷死，让其成为“活尸”。更高的要求是要他发表声明，如小报所说的与当局“合作”。这样职位“当然保留”而不会被开除；“如果有别的想法”即有升官或更优惠待遇的要求，亦可满足。为达到这目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便改变战术：由硬的改为软的，由通缉改为感化，由逮捕改为放逐。如有可能，蒋介石甚至想和鲁迅亲自会面，做他的工作。

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那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他写的文章，他编的进步刊物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越是在这革命紧要关头，最危险的时候，他越是跟革命群众一道顽强地战斗。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文革”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蒋介石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

为了进一步落实蒋介石“策反”鲁迅一事，我给张放先生去了一信。他于2001年3月24日回我的信虽然简略，但确认蒋梦麟带了一笔钱去见鲁迅确系蒋介石授意。至于蒋介石到底有无见过鲁迅？张放说：蒋“从未见到鲁迅，大抵怕引起鲁迅心理不安也”。

由蒋介石授意　李秉中“策反”鲁迅

说蒋介石“策反”鲁迅，看似危言耸听，其实还有一个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鲁迅接连写信，劝其停止对旧社会的战斗。这亦可作“策反”的旁证。

李秉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1931年初，当李秉中从小报上看到鲁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证实是谣传时，写了一封信劝鲁迅到日本避难。鲁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为旧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国”，因“金价大增”和离不开眷属，而去不成。如果“举朝文武，仍不相容”，当然应携眷属在海外避难，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给他们。

关于李秉中“策反”鲁迅一事，日本鲁迅研究界知道的比中国的学者早些和多些。这可能是由内山完造或通过增田涉传开去的。由松枝茂夫翻译、岩波书店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2卷，在鲁迅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中，加了一条译注：

李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劝他在解除通缉令的同时出国游历，这是鲁迅对此的答复。

不过，据锡金考证：这时的李秉中还在日本，也还未当上高级军官，他只是以友人身份劝其出国。李秉中真正“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那是1936年。

1936年5－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此信现存鲁迅博物馆，原无标点，现照原款式抄录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此信由南京寄出。查1936年7用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与李信说“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正相吻合。再查同年7月5日《日记》载：“得李秉中信”，这与李秉中开头所说“前呈一缄”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写作时间为1936年。信笺标有“军事委员会”字样，或许是公纸私用？从作者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的口气看，这封信有来头，应视为公纸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托而写。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是“教育部”派人来招降，这次是最高当局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来“策反”。当然，李秉中深知鲁迅的“绍兴师爷”脾气，不一定能说服，故以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作诱饵，“未敢预必”，即不一定马到成功，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又有“不致无结果”作许诺，并

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一切手续，中当任之”，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此信经过当局批准，“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写信的7月13日，正是鲁迅沉疴在体，须藤大夫建议他易地疗养，而鲁迅本人也有“东行”之意的时候。这更可看出，此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有，鉴于李秉中此前写

过一信给鲁迅，鲁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这次改为请许广平代为答复，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鲁迅读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曲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按：应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可见，在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劝说鲁迅出走，始终动摇不了鲁迅的斗志。即使是教育部来人被拒绝后，“然而，还拖了几个月，想争取到年底，就把特约编辑的职位裁撤了。以后，时常有谣言说这说那”。许广平这里讲的“裁撤”，时间为1931年12月；谣言迭出，则说明秘密争取鲁迅的工作仍在进行，一直到鲁迅去世前仍未停止。如鲁迅本欲定于1936年8月1日到云仙租有凉台的平房去疗养，却因南京来看望鲁迅的人，说鲁迅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可否到德国游历一下？鲁迅来到内山完造家和内山说：“老板，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

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这里讲的到德国游历，便是蒋介石争取鲁迅的又一部署。但鲁迅不愿中计，故仍未应允。

蒋介石“策反”鲁迅的思想前提及失败原因

蒋介石“策反”鲁迅的过程，目前的史料线索仍十分有限，但可以推断“策反”前，可能与国民党、教育部及鲁迅的旧友商量过。他们有可能认为：（一）鲁迅是位充满矛盾的人，他不愿离开中国是事实，但一旦病重也许会考虑。（二）另还有蒋介石与他同乡、张协和与他同学，李秉中和他有师生之谊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可利用。（三）鲁迅也决非一点争取的可能都没有。当通缉令下达后，鲁迅就和许寿裳说过：“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诉原委。”并一再解释说“我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说明鲁迅还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不运用这一点，只知道动用专制手段，这是策略上的一个极大失误。（四）在不少自由派作家与右翼文人眼中，鲁迅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

家，而只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的“战友”，而只是“同路人”。鲁迅和中共派往左联的领导人有很深的矛盾，可供利用。（五）鲁迅晚年“反共”。其根据是鲁迅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劝阻“三郎”（萧军）参加左联以及鲁迅不满周扬以鸣鞭为业，可见鲁迅晚年也不信任乃至反对共产党。

这种推测当然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鲁迅在伦理上认同自由主义，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主将，鲁迅晚年更没有反对共产党。须知：左联只是共产党的组织，而非共产党本身；鲁迅不满的是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宗派主义错误。周扬虽是中共代表，但对他不满并不等于是反共。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去争取鲁迅、瓦解鲁迅，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蒋介石做鲁迅的“策反”工作，之所以达不到预定的目的，还由鲁迅的政治立场与“硬骨头”性格所决定。以日本疗养作借口，固然有针对性，但基于鲁迅的阅历和经验，尤其是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品德，使他不会轻意答应。即使出自朋友的好意，他也不曾应允。如1934年1月11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便婉谢其旅日之邀；“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还是等等再说为好。”同情揭露了国内反动派制造的自己恐怖：“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亦苦

劝他，应该出国养病一年，他在1935年10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

我其实并不同意，现在是推宕着。因为：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所以我现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儿多。

到1936年6月，鲁迅病重。据黄源在《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回忆，当时鲁迅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养病，起初想到镰仓，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绕，后来想到长崎，且已着手看《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又觉得生活不便，终未成行。在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的信中又说，“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故“荆天棘地”的环境，使他不忍心离开斗争第一线去疗养。鲁迅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至于官方要他出国疗养必然有交换条件，他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的苟安。正如锡金所说：鲁迅“曾设想过如果出国，敌人将如何的造谣诬陷，造成真假难辨的结果，他坚决不给敌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利益的可乘之机”。但国民党人认识不

到这一点。哪怕鲁迅在1937年10月病逝后，争取鲁迅的活动还有一小段尾声。据张放先生说：

194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郑彦代表蒋中正先生亲自到北平八道湾周宅，给鲁迅原配朱安送去法币十万元，作为春节慰问金。后来许广平在上海曾写信询问此事，朱安于2月1日致函许广平：“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于翌年6月29日病逝。这件秘史，我曾于60年代亲自询问郑彦，他说那次去北平慰问十多位著名作家，名字已不能记忆，他确记得和朱安女士会面，她讲着浓重的浙江话。

目前，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史实虽然还有待挖掘———如李秉中的信是蒋介石直接授意，还是间接授意？1936年7月13日的信是李秉中亲自所写，还是由他人捉刀？他过去写给鲁迅的信是随意而谈的白话文，而不似这次古香古色。由于李秉中解放前死于老家成都，这些第一手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已很难搜求到，但以上材料已足以表明：鲁迅被通缉近7年之久终未被捕，并不是有什么人暗中保护他，也不是如锡金所说：国民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怕逮捕鲁迅激怒全国人民，而是国民党最高层认为许绍棣的做法过于笨拙，应改变策略上感化他、争取他、利用他，乃至“策反”他，这才是鲁迅通缉近7年而未能被捕的真正原因。

原载《中华读书报》

鲁迅故居简介范文第5篇

关键词：越文化；鲁迅；作品；关键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座大山，我们除了仰望、学习、研究，别去想绕着走。鲁迅这座大山，横亘在我们成长的必经路上，我们唯有像愚公一样，才能感动上苍，将他移开。然而，鲁迅这座上，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种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哪怕是移民到了海外，叫做华侨，鲁迅依然在用他的国民性提醒着我们，阿Q精神也许会“永垂不朽”。

有人说，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有人说，鲁迅是民族魂。

有人说，鲁迅是“鲁、郭、茅、巴、老、曹”中的第一位。

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写在书报刊物上的鲁迅。

我们也知道，鲁迅还活在海婴和他的七十年中，还活跃在各级各类学校的课堂里。

其实，我想鲁迅还活在大地上，特别是在他长大成人的越地。越地的越文化影响着鲁迅的为人和为文，这在他的人生轨迹和作品中可以一一印证。

一、越文化的五个关键词

越文化属于地域文化，与北方的齐鲁文化相对应，都出自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然此前大禹也曾封禅会稽山，算是为越地文化的地理坐标正了名，鲁迅为此也创作了小说《理水》。

（一）越文化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英雄文化。越人多英雄，越文化崇尚英雄文化。吴越争霸时代的越国国君勾践可算作越文化的代表性第一人，蒲松龄的对联“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精准地勾勒了越人的文化形象――复仇成功，李白有诗《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1衣锦还乡的描述。秦汉易代，项梁、项羽叔侄杀会稽太守，从越地发迹，2最终成就了西楚霸王项羽的不世功业，又叙述了“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两个故事合成了蒲松龄的对联，也从侧面反映了越人的英武豪气。秋瑾的英勇就义3和鲁迅小说《铸剑》，是另一种视死如归的慷慨悲歌。

（二）越文化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名士风流。名士风流的特点是追求精神独立自由。越人是真性情，越文化是追求精神独立自由的文化。汉代名士严子陵不仅不攀附、还拒绝了同学光武帝刘秀的聘请，垂钓富春江，开启了越人隐居山林的传统。东晋琅琊人王羲之会宾客于会稽山阴，作诗酬唱，挥洒而出的《兰亭序》名垂千古，是中国书界的一段佳话，其故事引申而来的成语“曲水流觞”还为后世的文人墨士诗酒相会创制了范式4。王子猷在山阴雪夜访戴的“乘兴而来，兴尽而归”5，不仅丰富了中国成语宝库，也为“魏晋风流”的任诞放浪、不拘形迹作了生动的注解。李白后来曾有诗句“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1]，算是为这条别有“兴致”的水路作了软广告。为此，鲁迅曾有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三）越文化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歌咏山水。以水为例，越地虽面朝大海，江河众多，但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湖水。在唐代，李白诗句“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1]写到了“镜湖”，曾在山阴长大的贺知章曾作诗《回乡偶书二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一首大家比较熟悉，另一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2]）也写到了镜湖。在宋代，镜湖的名字变成了庆湖，词人贺铸便以贺知章后人自居，自号庆湖遗老6。到了近代，秋瑾自称鉴湖女侠的“鉴湖”，其实还是那个“镜湖”。名虽改，但湖不变，美丽的风景还在；时间推移，乡音未改，心怀故土的爱国精神长存。

（四）越文化的第四个关键词是爱国情怀。山人的爱国精神在陆游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但能流传下来的诗歌并不多，灿若星辰的唐诗一共才留下来5万多首，而宋代的陆游或许因为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一个人就流传下来近万首诗歌，是中国古代存诗最多的著名诗人。爱国精神贯穿于陆游的一生，我们所熟知的《示儿》[3]《关山月・和戎诏下十五年》[4]《书愤》[5]等诗歌是传世名篇，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不仅如此，作为豪放词派辛派词人的中坚人物，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写尽了抗金将士壮志未酬，抒发了自己“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愤心情7。可以说，陆游是中国爱国诗人的典型代表。

（五）越文化的第五个关键词是开拓经营。绍兴师爷是中国古代的职业幕僚，好比当今世界500强的CEO，这在中国文化史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是绍兴的读书人成了古代文秘工作的不二人选，我想这与越文化中的耕读传家有关，还与越文化的开拓创新和用心经营有关。秘书作为一种职业在当今世界相当普遍，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不过30多年历史，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辅助管理和综合服务是秘书的典型特征，无论是辅助管理还是综合服务都需要开拓经营。

二、越文化中的周树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汉代一个叫樊重的南阳人留下来的成语。一千多年后，绍兴一户周姓人家的长子周豫才，要到南京求学时取了学名周树人8。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从《新青年》杂志在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上刊发9，鲁迅逐渐成了周树人的代称。然而，直到1926年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周树人一直是鲁迅的官方称谓。即便是寓居上海，创作杂文的年代，周树人和大先生也应该是鲁迅在生活中的名字，鲁迅更多的是文学和文化领域的称谓。

周树人是周氏家族的长子长孙，肩负着家族光耀门楣、中兴复出的重担。然而在历经祖父因科考案入狱、父亲被中医医治无效死去的家庭重大变故后，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底。恰逢世纪之交、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格物致知等科学新知为世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周树人从科考取士的传统方式转移到科学救亡的新道路上来。为了进一步开拓进取，周树人远赴日本学习西方医学。然而，身赴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在20世纪初的日本是被蔑视的，连大学课间休息也以放映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的幻灯片来放松情绪，这幻灯片中就有麻木的中国人在。周树人的爱国情怀和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在这一时刻终于爆发，他决定弃医从文，10再次找寻唤醒国人精神之路和国家强大的途径。于是，他参加了革命党，经历了辛亥革命，成为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工作人员，甚至亲自设计了当时的国徽，直到成了鲁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其奠基人。越人的爱国情怀和开拓经营精神在周树人身上，由此可见一斑。

周树人是追求精神独立自由的。当母亲以病危的消息欺骗其晚婚之时，他就为了接受母亲的礼物把朱安娶进了门，直到1936年已经成为民族魂的鲁迅去世，朱安一直未曾真正走进周树人的生活，更不要说有什么精神交流。往大处讲，周树人为了工作置家庭而不顾；往小处说，周树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面对别人的“阻碍”毫不在意，不管这个人是母亲、兄弟、妻子，还是教育部长。于是，他在死一般寂静的深夜发出了呐喊，有了唤醒国人精神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甚至激励着青年人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青年传承他追求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哪怕是成为了烈士也在所不惜。

周树人是孤独的英雄11。“他总要突出重围，寻找他自己的道路的，有时也会单枪匹马的冲入重围去的。”12面对家道中落、邻里漠视，唯有他带领兄弟们杀出一条血路，周家才有可能东山再起。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东京，再从东京回到绍兴，再到南京、北京，最后定居在上海租界，亲人渐渐离他而去。“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13周树人渐渐隐身于鲁迅的光辉之下，鲁迅也从最初对英雄感兴趣到挺起中国精神的脊梁，最终成为一个英雄在东方升起，而周树人却在孤独中病逝。

三、鲁迅笔下的越文化

20世纪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两个文学家，一个是作为诗人的，一个是作为作家的鲁迅。的诗词是中国红色文化资源的瑰宝，而鲁迅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在弥漫着浓郁的越文化气息。

鲁迅的小说《故乡》直写“我”的故乡风土人情，算是作家鲁迅对其故乡绍兴的一次文化梳理和精神赓续。两千多里的距离和二十多年的时间割舍不开他与母亲、侄儿和儿时伙伴闰土的深厚情谊，然而故乡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却又基本上还是那样。这种故乡在现实与想象中的巨大落差成为鲁迅这篇小说的基调。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比诗人闻一多显然要克制得多，不然他也会擂着胸膛喊着“这不是我的故乡，不对，不对！”作者之回故乡明显是为了离开，为了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为了创造“既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也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第三个时代”而离开这故乡。鲁迅是决绝的，虽然这时鲁迅不一定知晓的诗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但鲁迅肯定知道一生固守家乡是断难做出伟大的功绩。文中的闰土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他因为家庭原因，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经历，但只有走出去的人才更明白家乡的可爱，才了解家乡的病痛所在，才能更好地开拓创新。

鲁迅笔下的作品是越文化的最佳代言。充满童年乐趣的百草园，耐人寻味的植物何首乌，三味书屋的戒尺，先生的躬亲示范，“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诗句，鲁镇的社戏，儿时的小伙伴，手工艺者豆腐西施，冬天腌的咸白菜，咸亨酒店的“茴香豆”，西湖的雷峰塔，等等，是鲁迅作品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部分，而这基本上属于越文化的生动细节，处处显示着作者对于故乡的喜爱之情。

然而，鲁迅笔下的人物更让人揪心。比如七斤，南船北马的交通工具在《风波》的背景中交代得非常明显，七斤作为船夫，整日往来于城乡之间，算是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而因为一时北京的封建王朝复辟，头上没有了辫子，便被当地的乡绅赵七爷所威吓，害怕跟不上形势，害怕反佣袷屏Ψ雌恕S秩缈滓壹海明明是读书人，但是读的是死书，没有明白教育学习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读书虫，既没有资本，还死要面子，最终不知所终，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再如祥林嫂，在祝福声中“老了”，就因为婚姻不幸被封建礼教活活戕害，更由于儿子被狼吃掉精神受到重创，不被人尊重，成为被社会遗弃的多余人。更多余的是阿Q，没有名字，连自己姓赵也不被允许，能被人利用时，便在农忙有人请了去帮工，不能被人利用时，便因为赶时髦模仿人喊了个革命口号，就被杀头。这些人物，从一般民众到知识分子，从雇工到长工，没有一个是幸福的，其外壳是越人，其实质是麻木不仁的当时旧中国人物的代表。

当然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从未放弃过探索救国的道路。从《狂人日记》中发现中国历史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到《记念刘和珍君》中被段祺瑞执政府棒杀的青年学生代表刘和珍、杨德群们，从《药》中被杀害的革命烈士的人血馒头到《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左联五烈士，鲁迅用笔记录着中国文学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这种为了革命壮烈牺牲、为了国家繁荣富强而舍生取义的精神，不独越人所特有，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可以说，越文化是鲁迅作品的源头，但并不是鲁迅作品的全部；越文化是鲁迅创作的启发物，而不是鲁迅精神的最终归宿。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深入研究鲁迅作品中的越文化因素，以此来发掘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丰富鲁迅研究的维度和内容，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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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季子，姜光斗.中国古代文学（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3-95）.

注释：

1.复旦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组.李白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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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季子，姜光斗.中国古代文学（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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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步高.唐宋诗词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9）.

7.王步高.唐宋诗词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82-383）.

8.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

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8）.

10.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0）.

11.鲁迅著，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序[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6）.

12.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厦门―广州）集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249）.

1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8）.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62400410283）；2016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课题（SKL-2016-794）；2016年度河南农业职业学院人文社科科研项目（hnac-2016-sk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