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集范文第1篇

1930年1月,朝花社解体后,《朝花周刊·艺苑朝华》尚有七种未及出版。如何继续向同胞介绍包括版画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仍是鲁迅注意思考的问题。不久后,鲁迅就继续搜集选编,开始自费出版中外版画集。鲁迅关注书籍插图,关注外国版画艺术,力求以最高水平来出书,不仅仅是为自己的译作选择插图,而是为了使文学作品能引起读者们的阅读兴趣,更是为了启发中国画家重视插图,因为这是普及进步文学和进步美术的最好办法。鲁迅在给孟十还的信中说道:“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记得19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不过出版家因为成本贵,不大赞成,所以近来很少插画本。”(《鲁迅书信集·970:致孟十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第一版)

鲁迅介绍外国美术作品的范围是极广的,能够扩大美术青年艺术视野的、能够影响美术青年思想追求的、能够提高美术青年创作技巧的、有利于发展革命美术的都在介绍范围内。委托旅居莫斯科的曹靖华,以宣纸交换苏联版画家的作品;委托留学德国的友人徐诗荃搜集、购买德国版画家的作品;为了帮助鲁迅搜集、购买德国版画,徐诗荃还选修了版画课程。还委托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购买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同时,鲁迅在书籍装帧、版式设计、插图选择和印刷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力求水平最高,再现原作精神。有时,为了推荐精美的插图而特意把作品翻译过来;有时,为了别人的书籍而代为介绍甚至于提供插图;有时,为了加印插图而舍弃稿费甚至贴钱加印插图;有时,为了制版印刷的事而不厌其烦地跑印刷厂交涉。

鲁迅选编印行的版画选集,不仅影响了美术青年的木刻创作,也传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圣地,这些资料成了延安鲁艺美术青年的宝贵参考书,从模仿版画选集的画风而开始了个人艺术风格的探索。叶圣陶曾言:“我们要永远记住鲁迅先生,介绍许多国外作品,印行一些木刻选集,鼓励青年艺术家着手学习,延请能手指授技法,全是他的劳绩。假如没有鲁迅先生的倡导,我国的木刻艺术会不会发展到目前的地步,是很难说定的。”

《朝华周刊·艺苑朝花》

1928年12月6日,鲁迅与柔石等人组织了朝花社,创办了《朝花周刊》,“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1929年1月起,鲁迅在《朝花周刊》上选编、出版了五辑《艺苑朝华》美术丛刊,分别是《近代木刻选集(一)》、《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所选木刻及其他画选,“那出版的《艺苑朝花》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鲁迅:《木刻纪程·小引》)因为1930年春,朝华社解体了,另有七种未及出版,分别是:《法国插图选集》、《英国插图选集》、《俄国插图选集》、《近代木刻选集(三)》、《希腊瓶画选集》、《近代木刻选集(四)》和《罗丹雕刻选集》。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士敏土》(Zement)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F.Gladkov)所作的长篇小说,也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士敏土之图》是德国版画家凯尔·梅斐尔德(Carl Meffert)为小说所作的插图,共10幅。本书是鲁迅委托在德留学的友人徐诗荃(梵澄)购得原拓,因觉其“气象雄伟,归艺术家无人可以比方”,(鲁迅:《三闲书屋校印书籍》)遂用中国宣纸、玻璃珂罗版精印了250部。1931年2月印成,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这是鲁迅先生以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用于西洋画册装帧,也是鲁迅先生自费出版的第一本精印复制品。鲁迅先生在1930年9月27日的序中说道:“这十幅木刻,即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而至盛大。”

《引玉集》

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鲁迅很早就搜集苏联版画。本书所收59幅作品是鲁迅以中国的“抄更纸”,日本的“西之内”和“岛之子”,委托在苏联的友人曹靖华与苏联作者交换而来,自费编印出版的苏联版画的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后记》)所选的主要是小幅,原拓片复制,保持了原作神采,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迹。鲁迅亲自设计封面,为确保质量,还委托内山完造到日本东京的洪洋社用珂罗版精印。“这回的《引玉集》,目的是在供给学艺术的青年的参考,所以印工不能不精”。(《鲁迅书信集·718:致韩白罗》)卷首的《代序》由瞿秋白用“陈节”笔名所写,摘译自苏联《艺术》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的楷戈达耶夫(A.D.Chegodaev)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1934年3月三闲书屋版。初版共300部(内纪念本50部)。鲁迅先生亲自设计封面,满版白地中间的红色纸用外文印各作者姓名贴附,题字具有画像石刻风味;而白色的封面与黑色的封底相对照,体现了黑白木刻的特点。

《北平笺谱》

套色木刻水印,磁青纸面,一函六册线装。共收北京各纸坊中的清末民国初诸画家作的优秀笺画三百多种。1933年北京荣宝斋初版印百部,版权页上有鲁迅和郑振铎的签名;1934年再版也印百部,签名都是写好后木刻印的。卷首有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分别所作的《北平笺谱序》。卷末有郑振铎先生所作的跋:《访笺杂记》。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合编《北平笺谱》,既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又可让热血的木刻青年冷静和清醒,要持批判的态度去接受西洋艺术,要正确继承中国的民族美术遗产。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鲁迅作品集范文第2篇

鲁迅是文学家,也是编辑家与出版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服务意识是鲁迅编辑出版理念的核心,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是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灵魂,由此实现了编辑主体价值与历史责任的统一,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示范性,对于今天的编辑出版事业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界有一奇特现象,那就是其时的著名作家普遍与出版业建立了密切的亲缘关系,自身往往就是出版家与编辑家,基本上主导着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发展方向。对出版物与出版业来说,五四作家的参与强化了出版物与出版业对时代思潮的呼应,为其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

编辑出版活动具有精神文化建构的功能,但又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借助了出版物这一特殊的知识载体,凝聚社会的向心力,推动时代的发展。五四是新旧文化转型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革理想促进了编辑出版目标的实现。从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看,无论是创办报刊,还是出版书籍,同样注重于思想启蒙、文化重建、批判专制和改造社会,这与他的救国理念是一致的。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注入了自己“为人生”的价值观和“力之美”的美学观,为了这一目标,他自觉“遵命”――“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无论是留日时期还是《新青年》时期抑或是30年代,鲁迅始终不遗余力于改造国民性或曰“首在立人”,在他看来此乃“生存两间,角逐列国”的根本〔2〕;同时“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3〕,“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4〕。他对文化传播中所谓“三气”(洋场气、商人气、流氓气)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始终憎恶读后使人意志消沉的作品”〔5〕,想借助报刊物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的东西〔6〕386。诚如叶圣陶所说,鲁迅毕生致力于编辑工作“主旨惟在益人” 。

鲁迅自1907年在日本创办文艺期刊《新生》开始,先后编过9种刊物,编辑出版及参与编辑出版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40种。从创办报刊到出版书籍,无不为了在一个“民声寂寥、群志幽s”的社会氛围中,打造一个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以“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尽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7〕,为奋斗着的青年“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食粮”,使他们不再感到孤独与无助。

在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文化重建中,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非常重视报刊界出版界应发挥的作用。他们奉行“君子谋道”的文化理念,追求启蒙救亡的社会理想,在编辑出版实践中时刻牢记对人生负责、对大众负责、对民族负责,服务社会绝非一句空话。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呈现出一个思想家的特质,可以说真正起到了开启民智、改造社会、推动时代的巨大作用。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作品的面世,一位作家的诞生,甚至一个流派的兴衰,都与编辑出版行为密切相关。编辑出版实践是鲁迅文学生涯的重要内容,他对写作的甘苦、发表的不易有着切身的体会。正因为如此,才能发自内心地理解和体谅作者,坚持不拘门户以质取文,全心全意服务作者。编辑的根本能力是鉴赏与发现,做的是“补丁”工作。人们常用“为他人作嫁衣裳”,来形容这种“补丁”――奉献精神。用鲁迅的话说,即“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异木”。

臧克家在《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一文中,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分成三大类:“一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二是绍介外国――特别是旧俄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三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特别注意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8〕臧克家这个分析对鲁迅是十分恰切的。从编辑出版实践看,鲁迅不是简单地挂个名号,大到刊物的创办、出版机构的运营、稿件的组织、乃至垫付出版费用,小到书刊的装帧、版式的设计、插图的选用、文字的校对、广告词的撰写,总是事必躬亲勉力而为。尤其在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上,更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鲁迅对“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深有感触〔9〕。这成为他帮助成立未名社的重要动因,在未名社的六个成员中,除了鲁迅,其余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都是文学青年。鲁迅还自觉把培养新进作家作为自己和“左联”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10〕他告诫青年:“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11〕他希望青年“跨过那个站着的前人”,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2〕。鲁迅对文学青年有求必应,一生接待来访青年数以百计,亲笔复信就更多了,从《鲁迅全集》看,给曹靖华一人的就多达84封。他与茅盾一起编辑的《草鞋脚》,收入了丁玲、蒋光赤等青年作家的作品,编辑《乌合丛书》,收入的大多数是青年作者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看稿子极仔细,甚至一个错别字、一个错标点都不放过。老舍说:“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13〕

当时出版印刷条件相当困难,鲁迅为了多发一些好作品、多出一些好书,花费了大量心血。鲁迅对稿件取舍非常严格,“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14〕,不仅是他的基本创作原则,也是他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经他处理的稿件,修改之处勾划清楚,无不字迹工整,格式标准,“甚至每一个出典,必详查细考而注明”〔15〕。他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容纳肯定与自己文学取向不太一致的作者。淦女士(冯沅君)与白薇都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鲁迅将淦女士的《卷》编入“乌合丛书”,而在《奔流》上连续刊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与《炸弹与征鸟》。这些作品都成为她们的代表作。即便是有过分歧有过矛盾的人,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凌叔华的丈夫陈源非常反感和轻蔑,但鲁迅依然选入凌叔华的《绣枕》,并给予较高评价。鲁迅一生中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处理稿件上了,他看稿改稿、编排校对极其仔细认真,甚至于字排得正不正,版画是否歪斜,天头地脚整不整齐,也毫不苟且。他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16〕195。

作家与编辑构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既彼此依傍,也会有龃龉抑或对立。海明威与麦克斯威尔・帕金斯之间的关系,一向被称为美国出版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章。在他们的通信集《惟一可以算数的东西》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虽有激烈的争论,但正是这真诚的争论使一代大文豪和一个著名编辑的友谊牢不可破。鲁迅从不放弃为人为文的原则,而又能尊重作者的劳动,成为作者的知音和作品的“伯乐”,不计得失地为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服务,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作家与编辑的真诚关系。

三

没有读者就没有报刊,没有出版业。服务读者是编辑职业意识的关键。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最终要落在服务读者上。我国古代文学家文论家主张为文要尚简、尚雅、尚俗、尚质、尚文、尚谐、尚直、尚婉、尚淡、尚平、尚奇,这实际上是从“传播”即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读者意识理论的系统概括。在鲁迅看来,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始终把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或许正是作家与编辑这双重身份,鲁迅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认真对待读者,自觉以读者为本,真正将读者利益作为第一要务,并贯穿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关于这一点许广平感触很深:“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17〕52―53可以说,服务读者是鲁迅不变的情怀。

鲁迅首先关注读者定位,充分考虑目标读者是否能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鲁迅知道其时出版界“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创造精神”。他办报刊讲究创意,专号、特辑、副刊、征文、评奖……各种活动应有尽有。鲁迅期待的(理想)读者是偏重于认知、教育或审美型的读者,或者说是阅读、理解、欣赏他所编书刊的读者,而非娱乐型、消闲型的读者。黄源在《鲁迅先生与〈译文〉》中曾提及鲁迅的这种读者意识,以为《译文》只是供给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鲁迅主张刊物应有个性,不可雷同化。他会根据不同的读者群有针对性地调整办刊和出版策略,努力形成独具的特色。例如《语丝》的无所顾忌任意而谈,《莽原》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无不显出刊物的鲜明个性。“可靠”和“有益”是他一再强调和坚持的编辑出版立场,从而保证了报刊和出版物的质量,形成了报刊和出版物的深度影响力。

鲁迅总能以“一种无我心情”替读者着想,设身处地为读者服务。鲁迅对出版界“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的现状〔18〕,给予了无情批评,把没有好书归咎于“书坊专为牟利”。鲁迅对图书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自己宁愿亏损也要印制装订较好的书刊给读者。他编辑出版的图书大致有三类,一是新文学作品,二是中国古籍,三是译作。《嵇康集》校勘的态度非常严谨,自1913年从明吴宽丛书堂抄本辑录此书,到1931年该书完稿,共校勘了10遍,历时18年,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参与创办《奔流》、《译文》、《世界文化》,一贯秉持谨严的翻译原则。他说:“我在过去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19〕至于新文学作品,从选题到印刷成书更是呕心沥血。

鲁迅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另一方面鄙夷那种浮夸、虚假的广告。他所拟写的出版广告中,都明确地标示出书刊的价格,标示书刊能带给读者的好处,让读者在理性的思考比较后来作出购买决策。在鲁迅亲拟的广告中虽也多次出现了“定价低廉”、“价廉物美”等字眼,但这决非欺瞒读者的促销手段,而是实事求是地传递真实的信息。在《〈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中他坦言所愿:“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20〕420

四

编辑出版工作是将思想文化物态化、社会化的一种活动,编辑是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需要不断提升思想的前瞻性和眼光的敏锐性,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叶圣陶感叹“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21〕。当好编辑不容易,首先要由衷热爱编辑工作。只有对编辑工作由衷热爱,对出版价值有深刻体认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寄托。鲁迅编辑出版实践中的服务意识自然还不尽善尽美,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一本真诚地用心去做,而且实际上传递的信息要丰富得多,其中还蕴涵了创新意识、超前意识、开放意识、品牌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危机意识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显著表征,又统一于整个编辑出版实践之中,由此奠定了他作为杰出编辑家出版家的地位。

编辑出版业的竞争,说到底是服务质量的竞争,如果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作者队伍难以巩固,读者就会流失,知识载体、舆论工具的作用也将丧失。只有树立人性化的服务意识,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目标,切切实实地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服务读者,才能实现编辑主体价值与历史责任的统一。人类的出版传播史从摩崖、简帛,到手抄、纸质印刷,再到电子、数字网络,尽管每一阶段编辑出版手段不同,但都有特定的价值诉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报刊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编辑的职业化要求必然越来越高。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如今为数不少的编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味,服务意识出现了缺失,甚至于陷入文化产业娱乐化、功利化的误区。鲁迅时代报刊业出版市场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与当下颇为相似,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服务意识与鲁迅编辑出版实践,便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

〔2〕鲁迅(署名迅行):《文化偏至论》,载《河南月刊》,1908年7期。

〔3〕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年1期。

〔4〕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1925年2期。

〔5〕李霁野:《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6〕鲁迅:《致姚克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署名黄棘):《越铎》出世辞,《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

〔8〕臧克家:《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臧克家全集》第9卷,哈尔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9〕鲁迅:《并非闲话(三)》,《华盖集》,北京:北新书局,1926。

〔10〕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二心集》,上海:合众书局,1932。

〔11〕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2〕鲁迅:《三闲集》序言,《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3〕老舍:《前无古人》,《抗战文艺》,1938年2期。

〔14〕鲁迅(署名洛文):《作文秘诀》,《申报月刊》,1933年2期。

〔15〕黄源:《鲁迅先生与〈译文〉》,《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16〕鲁迅:《两地书七一》,《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鲁迅:《致蔡永言》,《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9〕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

〔20〕鲁迅:《〈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作品集范文第3篇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到今年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同时，今年也是为纪念鲁迅而设立的鲁迅博物馆建馆60周年，这一个个大年份，注定了这是“纪念鲁迅年”。

但是，纪念鲁迅的文章浩如烟海，纪念鲁迅的活动数不胜数，今天的我们，又该怎样从这浩繁的思绪中找出一个怀念鲁迅的角度？

黄乔生给出了鲁迅博物馆的答案。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文学家鲁迅在二十世纪美术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现在怀念鲁迅，因为鲁迅指引着艺术的方向，他是一位在中国美术、版画、书法等方面有着全面影响的巨人。鲁迅影响下的艺术，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鲁迅与艺术，这也是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的主题。

用艺术纪念鲁迅

今年鲁迅博物馆有数个纪念鲁迅与纪念建馆60周年的活动，内容就是围绕着“鲁迅与艺术”这一新的题目。

3月，鲁迅博物馆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了“只研朱墨作春山――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美术展”。展览分为“在挣扎中觉醒”、“榛莽中的新芽”、“希望的茂林嘉卉”三部分，主要展示鲁迅美术思想的形成、他的书籍装帧设计及其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成就，以及在鲁迅美术思想影响下，中国大众美术的发展。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北京鲁迅旧居就位于博物馆内，1924年5月至今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并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为了纪念建馆60周年，从9月20日到11月，鲁迅博物馆将进行长达两个月的连续艺术精品展。黄乔生介绍，此次展览将会有汉墨，在书法方面鲁迅是位大家，将展出鲁迅的书法作品；有丹青，展出鲁迅收藏的美术品；还有书香，鲁迅一生做了很多图书设计，博物馆也将会展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博物馆还将展出6000余帧拓片，这是鲁迅在多年岁月里花费了金钱与精力的收藏。

美术史绕不开鲁迅

画家陈丹青曾这样评价过鲁迅，“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寿命不及六十岁，他顶多分出十分之一的经历与时间，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染指的美术文论与绘画实践，却比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有影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确是如此。鲁迅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后又就读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除此之外，他没有上过任何艺术类的院校，可是他的艺术成就贡献巨大。在他的艺术成就中，尤以木刻版画最为突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鲁迅把国外的版画引进到中国并开出花来，创造了中国的新兴木刻。

黄乔生介绍道，“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有感于中国画的没有现实意识，缺少人文关怀，并考虑现实需要，开始提倡创作木刻。鲁迅培育新兴木刻，为随后的抗日战争储备了人才，他培养的版画家活跃在大后方、边区和前线。抗战期间，几乎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都要举行木刻展览，抗战时期的版画作品中有很多鲁迅的形象。”

鲁迅说过，“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绝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在他的晚年，除了写作杂文外，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支持版画运动中。他从1931年起创办并亲自主持“木刻讲习会”，培养木刻青年，拉开全国规模的新兴木刻运动；他为木刻青年介绍范本，出版德国木刻家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苏联版画《引玉集》、《苏联版画选集》、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遭遇》、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与西谛合编《北平笺谱》，将自己珍藏的版画拿出来展览。

鲁迅对新兴木刻的殚精竭虑可以反映到一张照片中。一张旧照片上，形容消瘦的鲁迅与四位青年围坐，青年们聆听着鲁迅的教诲。这是1936年的10月8日，鲁迅抱病参加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中午12点，他夹着烟，和青年木刻家们侃侃而谈。这场景被喜欢木刻的摄影家沙飞捕捉到。这是鲁迅生前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活动，这也是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11天后鲁迅溘然长逝。

对于鲁迅对版画的贡献，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萧振鸣认为，“鲁迅使中国美术增加了重要的品种，版画，这是他最大的业绩。当时创作版画的青年都以得到鲁迅的指导为荣。”

鲁迅还是一位收藏家，他爱好碑帖拓片和汉画像拓片的收藏。萧振鸣介绍，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碑拓及汉画像有6000多件。上世纪初，学者们开始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资料，鲁迅做的正是这个工作。在民国初期，鲁迅是这门学问的开拓者之一。鲁迅大量的收藏汉画像拓片是从1915年开始，直到1936年去世。到鲁迅去世前，所收集的汉画像数量，在当时出土的汉画像拓片收藏者中，鲁迅是佼佼者。现保存在鲁迅博物馆中的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片有600余幅。

除此之外，鲁迅还是一位书籍封面设计师，他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书刊设计的论述，他本人在早期更亲自对自己和别人的书刊进行设计。“天地要阔、插图要精、纸张要好”是他对书籍设计的基本要求。

对于鲁迅是个设计师这个身份，他最著名的作品要数北大校徽。他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面的“北”字是背对背的两个人像，下面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的人像，这一幅构图突出了“以人为本”。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设计校徽，正是说明了蔡元培对鲁迅美术功底的肯定。

收藏家、设计师，书法家，这一个个的身份让鲁迅的形象更加丰满，成为了一个拥有充分修养的立体人物。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认为，鲁迅在艺术上达不到专业的水平，只是有相当广泛的涉猎，应该说，鲁迅是一位富有艺术家气质的鉴赏者，用他的声望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发展。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萧振鸣也说，鲁迅不是一位美术家，他是一位美术人，但是，在中国美术史上，绝对绕不开他。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对苦难的抗争的话，翻译也许是一种伤痛的，而对美术的终生热爱则是鲁迅快乐的源泉。鲁迅对美术之爱，甚至超越了他文学的抒发，史学的考辨和哲学的思辩。美术，占据了鲁迅生命的始终。”萧振鸣这样说。

艺术，成为刚毅鲁迅柔情的一面。

希望把观念纠正过来

鲁迅博物馆每天要接待几百人的观众，艺术主题是观众最感兴趣的一部分，黄乔生说，因为鲁迅的思想很难传达，而艺术是最富感染力的。博物馆曾经办过“鲁迅是个设计师”的展览，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参观。

黄乔生曾出版过一本名为《鲁迅像传》的著作，这本书通过对丰富历史资料的整合和以照片为佐证，介绍了鲁迅多样的个性与人生。“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发现，原来鲁迅是一个很丰富，很美的老头。比如说，有人认为鲁迅不会笑，因为我们很难看到鲁迅笑着的照片，开始我挑出七八张鲁迅笑容满面的照片，向大家展示鲁迅原来是会笑的。丰富多彩的鲁迅，就容易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黄乔生说。

“寻找真实的鲁迅”是十多年来鲁迅研究者们的一个课题，从鲁迅逝世到现在，我们纪念鲁迅的文章数不胜数，但曾经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的形象被描绘得平面化、一元化。连鲁迅之孙周令飞都说过，“我走了很多学校，问中学生心目中的鲁迅是什么样的，得到回答往往是鲁迅很凶、很高大。我说鲁迅其实身高只有161厘米，是很幽默的人，学生们都不信。”

鲁迅作品集范文第4篇

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收入的数量是所有现当代作家中最多的，可见鲁迅在教育、文学、文化中占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可见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是多么深切地期望青年学生能够学习鲁迅、读懂鲁迅、认识鲁迅。如今，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教育价值的理解及教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鲁迅作品教学仍然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难点，也是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一）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现状

教育部于2001年6月8日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宣告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基本文由收集整理础教育改革本着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精神，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强调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重视培养学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可以说新课改为中学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也使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在探索中发展。

笔者针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对部分语文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访谈，通过访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①被访者都认为鲁迅作品是中学语文课的教学难点。董老师和两位学生都承认老师教的认真，学生学的认真，但是却无法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②学生普遍认为鲁迅作品无趣、难以理解，不爱学。③学生的潜意识里能够认可鲁迅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拥有学习鲁迅作品的意愿，但是语文课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二）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找到造成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那么，在具体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鲁迅作品教学的开展举步维艰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中学鲁迅作品的独特性

谈到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为什么问题多多、困难重重，鲁迅作品的独特性是不可回避的主要原因。

（1）鲁迅作品的冷基调

鲁迅作品的基调是阴冷的，它们常常引发读者进行思考，读起来显得无比沉重。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的话往往让酷爱温暖的人觉得冷酷。

（2）思想过于深刻、含蓄

鲁迅作品大都写的非常含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鲁迅曾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追捕，这也使他更加珍视生命，因为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在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鲁迅的话不得不含蓄地表达，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他对于募集水灾捐款的小女孩的“欺骗”态度，而鲁迅的这种态度，也充分表现在了选入中学教材的作品中，这成为了学生难以理解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3）作品精神与时代疏离

单从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来看，尤其是杂文，文章的写作背景复杂，当代中学生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的同时，也没有了解那段令人忧心的历史的兴趣，学生看不懂文章的深意，自然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而文章内容所表现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等问题，由于中学生的年龄与心理特点的限制，更是难以理解。至于其作品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中学生对作品的表面文章尚且看不明白的情况下，更谈不上去探究作品深刻的立意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了，又没有教师的启发，中学生自然就觉得鲁迅作品缺少现实意义，加之文章用词生僻、造句拗口，中学生怎么会感兴趣呢？

2.教与学的投入度过低

对于以上提出的三点关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原因，笔者认

转贴于

为虽然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但却是可以通过教学的努力克服的，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作品的冷峻基调与思想的含蓄、深刻，正是其吸引读者之处。而教师没有把鲁迅作品透彻的讲解出来，才是造成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根本原因。

（1）鲁迅作品难教

长期以来，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多注重传播鲁迅作品知识，而非对文本的细读，更谈不上带领学生进行创造性的解读，教学缺少创造性。教师多只重视对字词的考查，对写作背景、中心思想的死记硬背，对思想高度的僵硬升华，教授速度往往超越中学生的理解速度，一味要求背诵统一的标准答案，这样僵化的教学方式足以构成中学生反感鲁迅的充足理由。还有的教师用刻板、非此及彼的“标准答案”去约束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轻者否定，重者讽刺，这便严重地扼杀了中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火花和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自然也严重地妨碍了学生全面、深刻、正确地理解鲁迅。

（2）鲁迅作品难学

很多中学生感到鲁迅作品很难学，甚至不去学。学生在学习中虽然也非常努力，但总是觉得难以走进鲁迅，难以理解作品的内涵，这样，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和钻研的动力，在课堂上得过且过，不再探究鲁迅作品，不再思考作品内容，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现成的问题和答案。

（3）教学状况难改变

鲁迅作品集范文第5篇

在我们看来，传播鲁迅精神是一项公益的、神圣的事业，鲁迅所体现的立人思想、独立思考、拿来主义和韧性坚守都可以在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加以传播和推广，而这种传播和推广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进程。

记得母亲当年曾经说过：“我们把鲁迅的东西捐给国家，很放心。”把“鲁迅”捐给国家，体现的是鲁迅家属对鲁迅毕生追求事业的理解，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更是对传播、普及、推广鲁迅精神的期待，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我们对鲁迅精神传播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认同和信心。

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些与鲁迅精神传播相悖的事情开始引发我们的惊讶与不解。总体的感受是：在鲁迅的身上又多出来了两个姓：一个姓“钱”，一个姓“权”，而他的本姓“周”倒似乎有被这两个新出来的“姓”给遮蔽掉的趋势。

这些年，被改姓了“钱”的鲁迅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之源，被争抢的手段可谓各显神通，五花八门。主要表现在下面的行为上：偷着使用，先下手为强（抢注鲁迅域名和商标）、蒙混过关（打球、故意模糊影像）、假公济私（私人运用公共资源来谋取）、以小变大（个体变集团）、一个变俩（原本是单体，一分为二成双）、母鸡生蛋（成立子公司）等等。

现在所有有关鲁迅的域名，诸如com、cn、net、org以及所有中文的鲁迅域名都已经被抢注一空，时间大概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试探着询问某鲁迅域名的拥有者是否能把域名承让出来，对方开价至少二十万，否则免谈……

据媒体统计，目前如“咸亨酒店”、“闰土”等热门词汇的四十五个类别的商标已经被全部抢注完毕。另外，以“百草园”作为商标的商品类别有二十二个；“孔乙己”有十七个。如今“孔乙己”商标，不但是茴香豆等食品商标，而且还是文房四宝、长衫、陶瓷，甚至是酸梅汤的品牌，“三味书屋”、“鲁镇”做成了香烟类商标，“华老栓”开了土特产商店，“祥林嫂”成立了洗浴中心。

一个全球品牌价值评估报告中显示：至2005年，咸亨酒店的品牌估价高达三十四亿八千万元，而北京孔乙己酒店创办十二年，没花一分钱做广告，现在在全国已拥有九家分店，来客几乎必点一碟茴香豆。

2003年10月，绍兴县柯岩风景区耗资两亿元，占地一百五十亩，创造出了一个鲁迅笔下的“鲁镇”，期望“带给鲁迅的读者们一个更真切的场景体验”。与此同时，绍兴市出于同样的考虑，投资六亿元，建设了一个“鲁迅故里”，成为绍兴旅游业的王牌，门票从几元钱飞涨到近百元。“鲁迅故里”仅去年门票收入就达三千万元，今年要达到五千万元。媒体又说：“走进绍兴城，从鲁迅幼儿园到鲁迅中学，从鲁迅图书馆到鲁迅电影城，从鲁迅广场到鲁迅路，从孔乙己土特产店到百草园腐乳、鲁镇牌酱鸭等，几乎全城都姓鲁。难怪有人形容，抖一抖《鲁迅全集》，掉个名字都是宝。”

被商业标签化的鲁迅俨然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沾边就能镀金，就能发财。

与此同时，在另一些领域，鲁迅也摇身一变姓了“权”。

比如一些时候我们家属出于工作需要，要向某鲁迅纪念馆借用鲁迅的遗物资料，不但必须征得领导的层层批准，还得付费，否则就借不到。再比如，我们曾经多次提出要求移动鲁迅墓前的两棵白玉兰树，原因是这两棵树有近五十年的树龄，根系相当深广庞大，已经触及到了灵柩，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心里自然很难受，但是，当我们提出把那上面的两棵树挪一挪的要求时，始终不获同意，有关部门向上汇报时竟说：“周海婴要拔树！”

诸如此类，一些行政部门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周家后代对鲁迅拥有的天然权利，而这些权利都是作为鲁迅家属理应享有的私权，在这里，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就是鲁迅著作的独占出版问题。鲁迅的著作权在1986年进入公有领域以后，《鲁迅全集》仍然不能被其他出版社自由出版，还美其名曰：“鲁迅很伟大，他的书不能乱出，否则的话影响不好。”为了开放鲁迅著作出版的限制，我多次打请示报告，我们还向政协提案，直至2004年这才有了松动。

至于滥用鲁迅姓名权和肖像权的问题，某些单位和部门中也广泛存在着他们长期以来以“国家的名义”制作和销售鲁迅纪念制品。当这些单位和部门以国家的名义在使用鲁迅的姓名、肖像时，无视家属的权利，我们甚至被告知无权过问，理由很简单也很权威，就是“我们代表国家”。而事实上，这些纪念制品无论盈利与否，都是商品，进入的是流通领域。再如，曾有个邮政部门在出售鲁迅头像邮票的同时，还制售鲁迅纪念邮册，标价达上百元，他们与其他单位一样以国家（公家）的名义拒绝我们过问，大声说“我是邮政”，实际上他们是邮政部门的子公司，应属三产企业……

在以国家名义对鲁迅的公权和我们家属对鲁迅拥有的天然的、法定的私权之间，人们似乎无条件地保留了对“国家名义”的简单认同，而不去考虑这些使用在多大程度上经过了严格的国家审定，并且完全是用于鲁迅精神传播这样一个公益事业的，更不要说对我们鲁迅家属所拥有的私权的基本理解和尊重。就如有关部门批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可以用鲁迅的名字注册商标，我们家属要以鲁迅的名字注册商标时，却说“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加以驳回一样，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来，鲁迅家属对鲁迅的合法私权上，不仅得不到基本的利益保障，而且，甚至得不到基本的理解。

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看到当年落魄穷愁的孔乙己、祥林嫂们如今这样光鲜醒目，看到他笔下颓败的“鲁镇”如今这般人迹喧嚷，我们觉得他应该会对自己能够在现代人的生活和商业中有这么大的影响而高兴吧，毕竟这不是忘却的纪念，毕竟经济上的自立也是“立人”的一个方面。

我们希望全社会的人们都明白，鲁迅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但是，鲁迅本姓“周”，不姓“权”，更不姓“钱”。鲁迅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我们的责任是护旗，决不允许有人在大旗的庇荫下玷污他。

孙中山先生十数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字，鲁迅固然姓周，但作为家属，我们呼吁 “鲁迅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