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鲁迅的文章范文第1篇

新课改还在继续，今年加几篇，明年减几篇，高中减几篇，初中加几篇，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教材的审订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与文化历史的叙述、传承，绝不是通过媒体和民众投票能决定的。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些年，媒体对于中学教材的改革保持着持续的兴趣。特别是关于鲁迅的“进”与“退”，争论不休。无所谓。

人们对鲁迅的敏感，源于一种价值与立场的焦虑。鲁迅死后七十多年来，一直是各方争夺的思想资源。有的认定的是一个革命的鲁迅，是反叛的破坏的，有的认定的是一个人间的鲁迅，是独立的自由的。

至于中间派，因为没有预设立场，往往只好左右摇摆，呈现出的一个道听途说、拼凑嫁接过且庸俗化的鲁迅。比如，要么听信前者，并机械地演绎，认为《药》结尾中，华小栓坟前树枝上的那只乌鸦，是一只革命的乌鸦；要么听信后者，自作聪明地认为，鲁迅每天晚上爱用热水洗脚，那是因为他爱。

在任何时候，中间派总是占据大多数的。而且，以貌似各种主观客观的理由，唱衰鲁迅的声音，还是相当占上风的。比如，鲁迅文章不好读，过时了，比如鲁迅这个人太阴暗，流毒匪浅。

反对鲁迅的声音比较大，在很大程度说明，作为符号化的鲁迅，已引起了许多人的审美疲劳。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说鲁迅终结，透露出对于民族、国家、历史、革命这些宏大叙述的极度厌倦。

鲁迅生前拒斥死后谬托知己，但显然不由他自主。人们还习惯以符号来说符号，以象征来说象征。其实，所有的争论，关鲁迅、关中学语文教学何事?归根结底是价值立场之争。

去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自觉不自觉罢了。正如有人剔除鲁迅的革命性，说说鲁迅很可爱，难道就一定还原了鲁迅了吗?不见得。毕竟，历史时空早已不一样，以此时的价值观去苛求、比附彼时的价值观，得到的是解构历史的，失去的却是历史的同情。

时代在越发开放与包容，许多东西的确需要重新去估量。当我们能够宽容曾经的许多反对过的，为何却不能宽容一个鲁迅呢?甚至，仅仅认为他“思想太深奥”而泼污水吧?

那些认为鲁迅的文章太深奥的人，显然是低估了高中生的思维素质。如果一个高中生承载不了那么一点历史感，那未免也太脆弱了。至于说鲁迅的文章，半文半白，不规范，这也很片面。鲁迅奠定了白话文的基本规范且不说，毕竟他是位个性分明的作家，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供学生参考学习，很难说有什么坏处。

倒是鲁迅自己说，自己的文章有很多毒素，不愿意青年人来学习，自己的任务是肩住沉重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确，鲁迅的文章是给人力量的，这个力量并不见得适合每个阶段的青少年，但是他的文章有的也是能给人以温暖的，譬如《社戏》、《从百革园到三味书屋》。

有关鲁迅的文章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传媒；鲁迅；杂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5-0077-04

作为现代杂文经典的鲁迅杂文，与包括报刊、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有着广泛的联系。《新青年》《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申报·自由谈》《莽原》《萌芽》等现代报刊都为鲁迅杂文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平台。据粗略统计，“鲁迅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章杂志上。在报纸中，仅《申报·自由谈》就发表鲁迅杂文多达一百四十余篇；在杂志里，《语丝》发表鲁迅杂文也达一百四十余篇”。[1]除了上述报刊之外，鲁迅还在自己主编或参编的报刊上发表杂文，如《新青年》《国民新报·副刊》《莽原》《语丝》《奔流》《萌芽》《前哨》《文学月刊》《十字街头》《海燕》等等。

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形式。”[2]

一

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传媒构成了文学场域的重要部分，他们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文学生产场域中的报刊、杂志、出版，作品才得以在市场上流通，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可以说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就是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介质。

首先，从文学场域的角度来说，在文学场中的每个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传媒，因为它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物质载体和历史平台。而鲁迅的杂文创作就肇始于报刊专栏，而报刊专栏也最终成就了鲁迅的杂文事业。

作为“释愤抒情”的精神文本，鲁迅的杂文最初就利用了专栏——报刊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各类现象批评的同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感受。作为由《新青年》首创的报刊专栏，最初的“随感录”聚集了“五四”时期一批启蒙者，鲁迅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专栏也成为鲁迅发表个人见解、参与启蒙的重要阵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由于文化身份的变化，鲁迅由一名特约撰稿人成为职业撰稿人。伴随着文化身份的转变，其杂文创作与报刊专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本杂文集中的大量作品就刊载在《申报·自由谈》上。

其次，报刊不仅成为鲁迅杂文的发表阵地和载体，更成为其杂文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

诚如鲁迅所言，“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谁能忘了三百年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3]鲁迅让报刊上的各种材料进入他的杂文，这些材料在被移置到新的语境中后，经过鲁迅的补充和延伸，便改变了原先的面目，并产生与所引材料字面的本意所完全不同的新意义。如《随感录·二十五》和《随感录·三十三》分别采取内容“复述”和“摘抄”的手法来对严又陵的思想进行批判，可以视作他杂文“报章体”发展的端倪。上世纪30年代后，鲁迅的杂文写作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上海发达的报刊网络，摄取各种报章材料为自己杂文所用，在大量引述别人文章以作“奇文共赏”，在对“他人的话语”的拆解与反思中，批判和抨击潜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压迫和谬误，揭示这些话语背后的意图及其与权力的隐秘关系，撕破这种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使之无法有效地行使它的能力。如《保留》一文引述了当时报章上关注的炸黄郛案和西湖枪案案犯被砍头示众的报告，进而联系社会上“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趣闻，叩问了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即每当国难当头之时，为何只有老弱妇孺来做真诚有益之事？十七岁的少年被以卖国罪砍首示众，那真正的卖国者当如何自处？看似没有联系的几则报道和几种趣闻在鲁迅杂文中被勾连交织到一起，在互动对话中由鲁迅稍加点染便道出了其背后所隐瞒的真相，表达了他浓烈的悲哀和义愤。《天上地下》则将毫无关联的四则报章新闻信手拈来，天上地下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怪诞意味的图画。四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报章故事，在鲁迅笔下被寓言性地置于一处，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人生命圈日渐缩小、国家即将沦丧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担忧和愤怒。

再次，现代传媒对鲁迅杂文具有外在形塑的作用。由于鲁迅杂文同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之间密切的依存关系，使得鲁迅杂文在体式、表意的曲直、艺术手法等多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规约。

在杂文的体式上，鲁迅的杂文中既有议论时政兼及思想启蒙的“短评”，又有基于生存体验而生的“杂感”，还有偏于“释愤与抒情”的“杂文”，体式不一，富于变化，与报刊不无关系。报章杂志的具体需要与所处情境对鲁迅杂文有所影响：如《热风》式短评的发展与成熟，与《新青年》“随感录”栏目密切相关；有的放矢、指名驳诘的精短杂感，与《太白》的特色栏目“掂斤簸两”的稿约颇为相符；上世纪30年代那些富有游戏色彩的杂文，与《申报·自由谈》的“游戏文章”等栏目相关，也是对《自由谈》风格的适应。

在表意的曲直上，报章杂志的办刊风格与编辑的要求对鲁迅杂文也有所规约：如《语丝》周刊以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为宗旨，鲁迅发表于其上的杂文也多为“纵意而谈”的杂感，且“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语丝》停刊之后，鲁迅深感“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因而此后的杂文便是于“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4]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文集里的杂文就迫于言论压制和编辑的苦衷，变得“隐曲”起来，像“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

在艺术手法上，报章杂志上的消息、新闻常常进入鲁迅杂文文本并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如鲁迅在后期的杂文中大量转引、摘引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然后再做各种解说，在话语的丛林中集束起思想的锋芒，使“言”与“意”之间产生微妙而有趣的关系。如《“光明所到……”》摘引了《字林西报》上的消息一则，看似平常却有特别之处，引文之后有的两个注分别对“胡适博士”的身份和监狱中犯人的“自由”给予强调，胡适言论的构造性就在括号内的两个注解的补充中不言自明。《迎头经》引用了报上常见的所谓“日军所至，抵抗随之”的说法，再在文中加以解释和补充，就使这字面背后所掩盖的真实情况如现笔端。《“立此存照”》中引用了一个名叫梦苏的人在《儿童专刊》上的文章，此文教训小学生对外侨必须持友好态度。在大段摘引了这篇文章之后，鲁迅指出了上述文章中所潜含着的声音，那种暗含杀机的、将中国人不当人的心理。大量的报刊消息、文章等以“引语”的形式进入鲁迅杂文，鲁迅让这些引语在他的杂文中“显现自身”，并通过对引语的解构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立场。这样的艺术手法使得鲁迅的此类杂文具有了类似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所说的“复调”性特征，鲁迅让两种声音按自己的声部在杂文中各自行进，在相互层叠中凸显自己声音的真实性。

二

布尔迪厄认为，“我们可以在哲学场，政治场，文学场等等，与社会空间的结构（或阶级结构）之间，观察到一个完整系列的结构上和功能上的同源性；它们各自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为侵占和排斥所进行的斗争，都有再生的机制等等。”[5]由此可见，“文学场”同社会空间中的其他场域一样，也存在着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并非追求胜王败寇的结果，而是以一种精神意识的满足为目标，所谓的“侵占”和“排斥”也是指言说，以及言说的力度和受众对其言说的赞同度与跟从度，也就是取得言说空间和舆论空间。

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学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鲁迅在“无声的中国”言说个人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又是他试图争取的一个能够体现大众话语的言说空间和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话语权利的享有和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存环境可以等而视之。

对于报刊在思想启蒙、争取言论自由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周作人曾在《语丝》的发刊词中有所声明：“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而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此也有所阐述：“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6]周氏兄弟之所以一再地倡导和强调言论自由，声明创办报纸杂志的目的就在于提倡自由思想，显然源于对严峻社会环境背景下言论不自由的深切意识，以及对言论空间、话语权的相当重视。而知识分子为争取自由发声的舆论空间，必然与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力发生冲突，这一点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也有所指明。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或称“公共领域”），是因为哈氏所谓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而鲁迅生活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公民基础并不具备，而鲁迅以他的杂文实践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话语，而这样的发声是借助包括报章、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的平台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鲁迅与他人的多次论战均以报刊为平台而展开，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比如他一生始终未放弃与陈西滢的论战，两人的论战肇始于《现代评论》杂志开设的“闲话”栏目，[7]从此展开了一场“闲话”和“并非闲话”的论战。《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量杂文均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有关。《三闲集》中的多篇杂文涉及上世纪20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二心集》中的多篇杂文则围绕着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新月派的论辩、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中则可见他与“第三种人”、“论语派”的论辩。上述论争中若他人的言论和文章是“别人的声音”，那么鲁迅的杂文创作则是在反“别人的声音”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对个人话语权的捍卫。此外，借助传媒这一平台，鲁迅以杂文文本表达了他的悲苦愤激。包括对时政的不满和愤怒，如《天上地下》《中国人的生命圈》《观斗》《赌咒》《战略关系》等；有对依附权势者的藐视，如《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有对殖民背景下上海商业文化的不满，如《上海文艺之一瞥》《“商定”文豪》《书籍和财色》《商贾的批评》等；有对底层民众悲惨境遇的深厚同情，如《推》《踢》等；有对国民精神劣根的愤激，如《我谈“堕民”》《水性》《铲共大观》等。

鲁迅杂文之所以被喻为“匕首”、“投枪”，不仅是指其对时弊反应的及时与攻击的有效，更主要的是指其中蕴含彰显着鲁迅对现实人生、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灵魂的深刻拷问。正是由于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的发达，鲁迅借助这一现代传播媒介，通过杂文创作中“个人声音”的表达与言说空间的争夺，与他所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机联系，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杂文便成为一种“释愤”、“抒情”的精神文本，使得鲁迅捍卫个人话语权，发出个人的声音成为可能。

其次，以现代传媒为传播介质和物质载体，鲁迅杂文成为反抗“被描写”的文本实践。

郜元宝先生在《鲁迅六讲》一文中指出，鲁迅在杂文中“发出那样咬牙切齿的警告”，他的杂文创作是反抗“被描写”的自我表达[8]。鲁迅强调“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9]这里所说的“被描写”，“主要说的是自己一方”，是指我们自己缺乏文化上的自主性，“自己不积极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积极发出声音来‘描写自己’”，于是，就只有要别人（古人或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的权威）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而且，“积久成习，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有趣’，觉得‘光荣’”。[10]因此，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反抗‘被描写’的”奋斗与努力，并且在反抗中还原真实、“描写”自己。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也曾指出，外国人之所以赞颂中国文明，“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11]这段话直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和偏见，以及这种猎奇和偏见中所潜隐的文化中心主义。正如萨义德所言，“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12]，言明了文化身份对人的思考和言说的影响与规约。可以说，“看与被看”的模式不仅存在于鲁迅小说中，而且在他的杂文中也一再揭示这种“看与被看”的情境，即外国人带着猎奇和偏见心理“看”中国，而中国则成为按照外国人的利益和趣味重组的“被看”的对象，“看”者在“俯视”和“误读”中描绘着“想象的中国”。因此鲁迅从传教士写的《支那人气质》，从西方的电影与文学中，看到中国人如何被描写成奇特的、低劣的人种，他一方面提醒国民要觉悟于这种“被描写”，积极地表达自己、认识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13]：

“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4]

另一方面以现代传媒为平台，鲁迅在自己的杂文中坚持对中国国民正视的现实精神，直言国民精神上的劣根性。如批评中国国民的“看客”心理（如《娜拉走后怎样》《偶成》《铲共大观》），面子与做戏（如《说“面子”》《宣传与做戏》《现代史》），势利与中庸（《忽然想到七》《通讯》《无声的中国》），无特操（《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马上支日记》），十景病与其他（《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人的奇想》）等。

可以说，在鲁迅的杂文中始终贯穿着他对“生命”的执著和对“人间”的执著，即那种时时刻刻进行着的对被主宰、被奴役的反抗。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杂文是对“被描写”的境地的反抗，一种摆脱屈辱的“他者”位置，使主体获得自主地位的努力。

总之，现代传媒使作家的写作状态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自产自销，而是将作家及其作品引入到文学场域之中。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之中，作家的文化身份不仅仅是富有个性化的精神生产者，而且成为具有强烈参与意识的社会批判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借助包括报章、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鲁迅通过杂文创作言说自我、指涉他人，抒发内心涌动的情感，宣泄胸中不平的愤怒。简言之，现代传媒既为鲁迅提供了社会批判和杂文写作的阵地，更重要的是，鲁迅利用这一空间和这块阵地，使杂文写作成为对话语权的争夺和享有，他以杂文书写使舆论空间与被排斥的沉默的大多数之间产生了联系。

参考文献：

[1]郭海军等.现代传媒与鲁迅杂文[J].通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3.

[3]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4]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7.

[5]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1.

[6]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穴8？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

[7]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专栏文章《闲话》，鲁迅的反驳文章《并非闲话》，载于6月1日的《京报副刊》，《我的“籍”和“系”》载于6月5日的《莽原》周刊第7期。

[8][10]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1，136.

[9]鲁迅.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4.

[11]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6.

[12]转引自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青岛：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47.

有关鲁迅的文章范文第3篇

在日本期间（1908~1909），两人交往不多。1908年，在东京小川町民报社章太炎的寓所中，鲁迅等人开始听章太炎讲学。沈兼士也拜章太炎为师，向章太炎学习汉语言文字学，他和鲁迅“同在太炎先生门下读书，不过那时除了上课的时候，见面的机会很少，有时候谈文学，也是偶然的事情”。两人是同门师兄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交情不是很深，偶尔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而且1909年6月，鲁迅就回国了。

在北京的14年（1912~1926），两人交情深厚。在《鲁迅日记》中至少20次提到两人有书信来往。两人还经常互访，1926年7月4日，沈兼士访问鲁迅；8日和28日，鲁迅两次回访沈兼士。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如1921年9月1日，马幼渔在宴宾楼请客，沈兼士和他两位哥哥还有鲁迅均在座；1923年4月16日，张凤举在广和居请客，沈兼士兄弟3人和鲁迅均在场；1926年8月8日，马幼渔、沈尹默等人为南下的沈兼士和鲁迅饯行。据沈尹默回忆，前后，有好几年，每逢元旦，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必定在八道湾宅内设家宴，宴请沈兼士兄弟3人和其他朋友。席上照例有日本过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而且从清晨一直边吃边谈到黄昏，作竟日之乐。

在这个时期内，两人还并肩战斗。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沈尹默、李泰盏、周作人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7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讨伐教育部部长章士钊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反击“现代评论派”的胡适之、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后来许广平始终保存这一宣言的铅印件，并在旁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8月18日北大评议会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8月21日，鲁迅、沈兼士等人发表《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不承认章为教育总长。11月，章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返回学校。由此可见，沈兼士及其他北大评议会成员与教育总长章士钊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鲁迅是“最痛苦的中国人”。首先，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包办婚姻，葬送他大半生的幸福；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1923年7月后，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他在北京教育部任小吏的14年（1912~1926），尤其痛苦，绝望的他整天喝酒、抽烟、熬夜、摆弄古文物麻醉自己。沈兼士给他的友谊，极大地慰藉了其凄凉的心境，热烈的友谊，给他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暖色。沈兼士也欣赏鲁迅的道德文章，从鲁迅身上学到许多优点和长处。

在厦门同事期间的1个多月里（1926.9.4~10.27），两人均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教授。1926年，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北京大学的经费捉襟见肘，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国学门的研究成果无钱出版，工作难以开展。于是，时任北大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应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聘请，于8月10日来到厦门大学筹办国学院。

同年9月4日，鲁迅来到厦门，沈兼士等人到其下榻的中和旅馆，把他接入厦大。在厦大，沈兼士与鲁迅等人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制定了《国学研究院院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发展计划书》等规章制度与计划，完成了国学研究院系机构的建设及人员的配备。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秘书并主持国学系工作。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沈兼士发表了讲话，主张国学研究要和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相结合起来。

在厦门期间，两人生活上经常来往，工作上互相扶持。据《鲁迅日记》，9月19日、10月18日，沈兼士和鲁迅两次一起到南普陀午餐。10月23日，沈兼士和鲁迅一起写信给朱家骅（中山大学校长），向朱推荐失业在家的许寿裳。10月27日，沈兼士不堪刘树杞的排挤打压，请假北返，特地向鲁迅告别。到了北京后，12月14日，沈兼士写信给鲁迅，向他打听厦门大学的情况，鲁迅告诉他情况不好，自己“仍定于学期末离去”。在厦门期间，沈兼士还从兴趣、爱好上关心鲁迅，据1926年9月9日《鲁迅日记》，沈兼士赠送给鲁迅晋朝印刷的《教宗禁约》，不久又赠送了唐人墓志拓本等等。

在厦门同事的一个多月内，他们均为北京来的文科教授，均受到厦门大学内某些人的打压，两人互相关心，互相支持，抱团和歧视他们的理科主任刘树杞斗争，但最终两人都不得不离开厦门大学。

分别后的10年（1926.10~1936.10.19），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友谊依然深厚。沈兼士回到北京，依然保持书生本色，靠教书谋生，因为他的志趣在汉语言文字学，对文学不是很擅长，所以他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鲁迅这个时期在广州中山大学呆了不到一年后，于1927年冬来到上海定居，充当自由撰稿人。

在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鲁迅两次北上探亲，两次均和沈兼士见了面。1929年6月1日，他曾经不无感慨地给许广平写信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过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这里所谓的“正人君子”就是“现代评论派”的胡适之、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先前和他们战斗过的有些人”指的是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他们在后，思想倒退、保守、僵化，不管人民死活，远离政治，埋头冷门学术，过着悠闲的名士生活，而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鲁迅信任。

1932年11月，鲁迅最后一次北上探亲，并作了著名的“北平五讲”，旧友又重逢了。11月22日，鲁迅应沈兼士的邀请在辅仁大学作了《今春的两种感想》的演讲，沈兼士全程陪同在侧。演讲完毕后，沈兼士邀请鲁迅赴东兴酒楼夜饭，同席11人，临别赠送《清代文字狱档》6本，这套书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陆续发行，一共印刷了9本。鲁迅颇为推崇此书，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的专横、野蛮和昏庸，是写中国“文字狱”的最好的史料。鲁迅得到此书后，认真阅读，还运用了其中的许多史料影射反动政策对思想文化的摧残。11月20日，他在北平给许广平写信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老朋友相聚的欢欣溢于言表。

除了上述的6本《清代文字狱档》外，沈兼士还先后赠送了《考古学论丛》、《辅仁学志》等5册书给鲁迅。1934年3月26日，鲁迅收到了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书。此书是很冷门、很枯燥的学术专著，可因为是老朋友沈兼士的著作，百忙之中的鲁迅仍拿出宝贵的时间当夜就阅读完毕，然后马上写信给北平的台静农，委托他向沈兼士表示感谢和敬佩。这个时期，鲁迅也经常寄送自己的译著给沈兼士及其爱子沈观，如《竖琴》、《萧伯纳在上海》、《南腔北调集》、《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沈兼士这段时间也是埋头学术，鲁迅依然喜欢他，是因为他和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保持了距离，而一直对鲁迅友好。

在这10年中，沈兼士远离政治，埋头学术研究，专攻汉语言文字学，而鲁迅则在文学界、思想界对人民进行启蒙，虽然两人走的道路不同，但鲁迅对沈兼士没有丝毫的责怪。两人互相寄送书籍，互相鼓励，互相交流事业上的得失。

有关鲁迅的文章范文第4篇

（一）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现状

教育部于2001年6月8日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宣告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基础教育改革本着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精神，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强调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重视培养学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可以说新课改为中学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也使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在探索中发展。

笔者针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对部分语文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访谈，通过访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①被访者都认为鲁迅作品是中学语文课的教学难点。董老师和两位学生都承认老师教的认真，学生学的认真，但是却无法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②学生普遍认为鲁迅作品无趣、难以理解，不爱学。③学生的潜意识里能够认可鲁迅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拥有学习鲁迅作品的意愿，但是语文课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二）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找到造成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那么，在具体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鲁迅作品教学的开展举步维艰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中学鲁迅作品的独特性

谈到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为什么问题多多、困难重重，鲁迅作品的独特性是不可回避的主要原因。

（1）鲁迅作品的冷基调

鲁迅作品的基调是阴冷的，它们常常引发读者进行思考，读起来显得无比沉重。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的话往往让酷爱温暖的人觉得冷酷。

（2）思想过于深刻、含蓄

鲁迅作品大都写的非常含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鲁迅曾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追捕，这也使他更加珍视生命，因为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在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鲁迅的话不得不含蓄地表达，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他对于募集水灾捐款的小女孩的“欺骗”态度，而鲁迅的这种态度，也充分表现在了选入中学教材的作品中，这成为了学生难以理解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3）作品精神与时代疏离

单从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来看，尤其是杂文，文章的写作背景复杂，当代中学生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的同时，也没有了解那段令人忧心的历史的兴趣，学生看不懂文章的深意，自然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而文章内容所表现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等问题，由于中学生的年龄与心理特点的限制，更是难以理解。至于其作品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中学生对作品的表面文章尚且看不明白的情况下，更谈不上去探究作品深刻的立意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了，又没有教师的启发，中学生自然就觉得鲁迅作品缺少现实意义，加之文章用词生僻、造句拗口，中学生怎么会感兴趣呢？

2.教与学的投入度过低

对于以上提出的三点关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虽然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但却是可以通过教学的努力克服的，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作品的冷峻基调与思想的含蓄、深刻，正是其吸引读者之处。而教师没有把鲁迅作品透彻的讲解出来，才是造成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根本原因。

（1）鲁迅作品难教

长期以来，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多注重传播鲁迅作品知识，而非对文本的细读，更谈不上带领学生进行创造性的解读，教学缺少创造性。教师多只重视对字词的考查，对写作背景、中心思想的死记硬背，对思想高度的僵硬升华，教授速度往往超越中学生的理解速度，一味要求背诵统一的标准答案，这样僵化的教学方式足以构成中学生反感鲁迅的充足理由。还有的教师用刻板、非此及彼的“标准答案”去约束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轻者否定，重者讽刺，这便严重地扼杀了中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火花和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自然也严重地妨碍了学生全面、深刻、正确地理解鲁迅。

（2）鲁迅作品难学

很多中学生感到鲁迅作品很难学，甚至不去学。学生在学习中虽然也非常努力，但总是觉得难以走进鲁迅，难以理解作品的内涵，这样，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和钻研的动力，在课堂上得过且过，不再探究鲁迅作品，不再思考作品内容，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现成的问题和答案。

（3）教学状况难改变

有关鲁迅的文章范文第5篇

一、鲁迅与梁实秋 “硬译”争论的起始

1.1鲁迅与梁实秋争论第一回合

鲁、梁的论战始于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文中将五四文学描写 “人力车夫”说成是肤浅的人道主义,不符合理性的尺度。1这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于是,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对梁实秋进行了批评 “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 ”2这里大学教授和文人主要是指梁实秋和新月社的人。3这可以算作他们论战的第一回合,鲁、梁结怨。

梁实秋1927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说道:“鲁迅先生是小说家及‘杂感家’。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为文坛盟主,是副刊特约的撰稿员,经孙伏园鼓吹,遂成文坛上之霸主”41927年6月5日梁实秋在《时事新报.书报春秋》上发表了《评》一文,说“鲁迅先生的文字,极讽刺之能事,他的思想是深刻而毒辣,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并指出鲁迅先生杂感白话文中硬写几句过问,一唱三叹,摇曳生姿;以及反语的巧妙运用等。但是鲁迅在《略谈香港》5一文中反驳了梁实秋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的错误诋毁,意在说他是研究系的好友,是共产党的同道。但是为了避免写这篇文章人的“用心险恶”所以,鲁迅写文并更正道“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我现在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在当时情况下,梁实秋暗指鲁迅是共产党人,势必会给鲁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被捕入狱。所以鲁迅说这是“用心险恶”之攻击。此乃鲁迅与梁实秋真正结怨的开始。

1.2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硬译”的争论。

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文笔简练流利,可是译笔却不敢恭维;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还不至于令人看不懂,但最近翻译的书却转变风格了,文句极端难懂, 句法稀奇古怪, 离“死译”不远了。最后又在文末说道“假如‘硬译’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那真是一件奇迹, 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的吗? ”,他以此来反驳鲁迅的硬译是因为译者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而造成的。

鲁迅即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说,虽然同为外文,但因作者不同,风格也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 “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6鲁迅在文中又说自己的译作,本来就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愉快, 总有不怕艰难,硬着头皮读完而有所收获的若干人,这样,他的译作也就达到目的了。将来总会有更好的译本出现, 待到有人能够译得既不“曲”, 也不“硬”或“死”时,他的译本就完成使命了。这体现了鲁迅的“读者观”。译作读者,即受众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鲁迅自 谦的把自己的译作归类为读者在接触到更为完善译本前的一个铺垫。

然而在梁实秋看来,译作就必须是经过字字斟酌,句句考究的高质量作品,才能给读者带来真切的知识。对此二人又产生了分歧,这也是导致他们争论的原因之一。

对鲁迅的反驳, 梁实秋旋即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指鲁迅避实就虚, 并说鲁迅的译文之所以晦涩难解, 是因为“鲁迅先生自己的糊涂与懒惰”,诚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谓的“能力不够”, 这与“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无关。中外文字不同是不言而喻的, 翻译之难正在于此。况且,“硬译”不但不能保存“原来精悍的语气”, 反而令人看不懂。故而译者应当变换句法, 以通顺的文句译出, 以读者看懂为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