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好回忆的作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文化差异，文化自我观，自我概念。

分类号：B848

1　引言

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信息或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回忆，它包含感知体验、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复杂过程，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从内容上，自传体记忆主要包括自我描述信息和个人经验两部分，个人经验又分为生活历史、概括性事件和具体事件等不同的层次。近年来，关于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在认知过程、发展规律、脑机制、临床研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人们对自传体记忆的本质和功能有了更多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心理学界，自传体记忆逐渐成为认知、临床和发展心理学关注的热点。90年代，探讨文化、社会与记忆的关系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新方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自传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出现于童年时期的、对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个人事件的记忆，它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基本的记忆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父母对过去记忆的谈论、对时间关系的理解、叙事能力和自我表征的成熟以及观点采择的出现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在特定的文化框架和社会交往的背景中相互作用，继而产生了特定的自传体记忆。Wang等人针对自传体记忆开展了一系列跨文化差异的比较和机制的探索，加深了人们对自传体记忆发展和表现的基本规律、文化差异及个别差异的理解。

2　自传体记忆跨文化差异的表现

根据现有的研究，自传体记忆文化差异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最早记忆年龄、记忆容量和具体性、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记忆取向等方面，许多研究还考察了不同文化中自传体记忆与自我评价的关系以及性别和年龄差异等。

2．1　最早记忆年龄(age at earliest memory)和幼儿期失忆(infantile amnesia)

一般来说，人们不能回忆出生后最初几年的事情，这被称为幼儿期失忆现象，而最早记忆就是指个体能回忆起某些事件或事件片段的最小年龄，它的出现与神经、认知、言语和社会机制的发展存在紧密联系。

一方面，研究表明幼儿期失忆现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一项以中、美、英、日和孟加拉国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各个国家的被试中都存在幼儿期失忆和怀旧性记忆上涨现象(reminiscence bump)，最早记忆大约都出现在学前期。另一方面，跨文化的比较发现，西方被试的最早记忆年龄普遍早于东方被试。研究显示，美国成人被试最早记忆的年龄要提前中国被试6个月。另一项以三国儿童为被试的研究表明，最早记忆的年龄顺序依次是美国、中国、韩国儿童。Wang等人认为，早期记忆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但这些机制和影响因素可能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具体的结构和模式。

2．2　记忆容量和具体性水平(volume and specificityofmemory)

记忆容量的衡量指标是记忆叙述中所包含的词汇量和无重复句子的数量。多项研究显示，在记忆容量上，美国被试高于亚洲被试。表现在，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包括成人和儿童)对早期和近期记忆的描述更详细；使用的词汇和陈述句数量更多，词汇和句子的使用数量的顺序依次是美国、中国和韩国人；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提供了更长的记忆内容。

也有研究显示，东西方儿童在记忆容量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叙事的具体性上存在差异。所谓具体性是指，所回忆的内容是否是特定时间、特定场景的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中规律性事件的记忆则属于概括性记忆。无论是早期记忆还是近期记忆，美国成人或儿童在记忆具体性上的得分高于亚洲被试，年龄越大，这种差异越明显。表现在，美国人的叙述中包含更多特定时间点的事件，而亚洲人的叙述中包含更多日常事件；美国儿童更愿意谈论特殊经验和细节，而亚洲儿童喜欢谈论普遍经验而忽略细节。

具体性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时刻标记词的使用上。时刻标记词的使用是叙述连贯性的重要标志，人们通过它将过去相对分散的事件贯穿起来，减少了回忆过程中的记忆量和认知负荷。研究发现，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在叙述时使用更多的时刻标记词，如叙述中包含更多与事件顺序(如“首先”、“然后”、“接下来”等)、条件状态(如“如果……那么”、“当……时候”)因果关系(如“由于”)、选择状态(如“有时”、“通常”、“总是”等)和叙述结构等与时间指示有关的词。

2．3　内部状态语言(inter state language)

内部状态语言是指被试在回忆叙述中包含的情绪、认知、偏好和评价性词句。研究表明，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存在显著的文化、性别和年龄差异。相对于亚洲儿童，美国儿童在回忆近期事件时会自发提及情绪感受，叙述语气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表现出对事件更多的评价和态度倾向。另外，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上，女性多于男性，年长儿童多于年幼儿童。

2．4　自主取向与社会取向(autonomous versus social orientation)

记忆取向被认为反映了自传体记忆的主要文化差异。研究表明：美国人以自主取向为主，突出个性化的偏好与特质；而亚洲被试以关系取向为主，往往以群体归属确定自己的身份。具体表现为，美国儿童在记忆中更多地提到自己，更多强调个人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儿童更多谈及社会类别和人际关系，回忆中包含较多交往和互动场景；美国在回忆或描述自己时态度更积极，而中国被试则以相对谦虚的口吻谈论自己。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大。

研究还发现，即使在回忆和谈论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时(如母亲、朋友)，美国被试仍然表现出比亚洲被试更多的自主取向，更关注自身的角色和视角。

3　文化差异的根源：文化自我观(culturalself-view)

自传体记忆的文化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自我观取向的差异。Markus和Kitayama从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角度来区分东西方对“自我”的不同理解。独立自我相信人天生的独特性，它鼓励个体通过关注

自我、表达独特的内心态度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东方文化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个人的存在价值要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关联性、个体承担和实现的社会责任来评价，上述评价越高，对自我的认同就越积极。对于西方人，自我意味着更多的个性特质、独特性和区别性；对于东方人，自我包含更多关联性、归属性和社会性。除了Markus和Kitayama，许多学者对自我观的划分都是基于东西方对自我边界范畴理解的不同，即东方人比西方人对“自我”的界定更不明确。fMRI的数据表明，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了共同的脑区(如内侧前额叶)，这从脑机制上为自我观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佐证。

自我观会决定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内涵，进而影响到个体对自传体信息的抽取、加工和保持，并通过早期的社会互动(以亲子互动为主)传递给下一代。研究者通过对自我概念、记忆共享和成人叙事风格、社会变迁等影响因素或中介机制的探索，揭示了不同文化下自传体记忆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

3．1　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作为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当前的自我知识”和“过去的自我信息”。自我概念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自传体知识，同时自我概念又对自传体记忆具有选择和激活作用。

有不少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是以较成熟的“自我概念”为前提，而较成熟的“自我概念”一般出现在3.5～4岁，这正是幼儿期失忆结束或最早记忆出现的时间。由于文化自我观的差异，不同文化“自我概念”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那些鼓励自主性的文化，会有意识地鼓励儿童对“自我”信息和细节性信息的关注和加工，因而“自我概念”成熟时间更早：而强调关系性的文化则会更多鼓励儿童关注群体活动，事件的概括性，导致“自我概念”成熟时间较晚。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与自我相关信息比对其他信息的记忆更准确、详细和持久。相对于关注“关联性”的亚洲文化，美国文化对“自主性”的强调导致儿童自传体记忆出现时间更早、记忆表述更详细。

除了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时间和详尽性，自我概念也会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内容。Wang等人结合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的结果认为，自传体记忆与自我概念之间在文化和个体层次上都存在显著相关。在文化水平上，美国被试在自传体事件的回忆中更多提及个人特质和偏好、更多地运用内部状态，而中国被试则更多的提及社会关系、互动场景、陈述中“他人／自我”的比例更高；在个体水平上，那些在自我描述中关注具有自主取向的被试，在自传体记忆中也表现出类似倾向。甚至有研究发现，3岁时的自我关注水平会预测今后对记忆描述的详细性。总之，自我概念的文化取向和个体取向促进了自传体记忆类似差异的产生，反过来，自传体记忆也促进了自我概念的维持，两者背后的共同机制是特定文化对“自我”的不同理解。

3．2　记忆共享(memory-sharing)和父母的叙事风格(narrative style ofparents)

儿童是如何将特定文化的自我观整合到自我知识中去的呢?亲子互动是一种文化传递的关键方式。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记忆共享和叙事流包含了丰富了文化信息和与自我有关的社会化目标，儿童借此习得了特定文化社会所要求的保持、组织和评价信息的方式。对于强调个体性的文化，亲子互动的目标在于提升儿童的“自主性自我”、建构详细的个人故事，以形成独特的自我认同；对于强调关联性和集体性的文化，亲子互动的目标在于灌输社会知识和形成归属感。

与孩子分享过去是增强家庭亲密度、幸福感、培养孩子正确行为的重要手段。但多项研究表明，记忆共享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不同的记忆共享模式会影响儿童的言语表达和记忆叙述。中国亲子间的“往事回顾”是建立在父母中心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父母鼓励孩子遵从权威、行为适度、谦虚和具有归属感；而美国以儿童中心和自我肯定为基础，父母在维护孩子自尊的同时，促进孩子的独特性和自我表现。研究表明：美国母亲在记忆共享中起从属和引导的作用，不断启发孩子对往事细节的回忆和感受，包含更多的情绪流露；而中国母亲则处于中心地位，主导回忆的方向和内容，不鼓励情感表达。这些记忆共享经验在频率和方式上的差异会塑造孩子不同风格的自传体记忆。

另外，母亲自身对往事的回忆和叙事风格也会产生迁移作用。叙事详细的母亲，孩子也易于形成详细的自传体记忆；叙述简单重复的母亲，孩子的叙述显得简略刻板。研究发现，相对于中国母亲概括性的叙事风格，美国母亲详细的叙事风格会导致孩子最早记忆的年龄更早，叙述事件时表现出更明显的自主取向、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对细节的关注。很显然，详尽的回忆和叙事会导致信息的组织性、线索性更强，因而更容易提取：其次，详细地回忆和描述通常涉及具体事件，这促进了儿童对时间概念的理解和“具像”记忆的形成。另外，详尽的叙述使得亲子双方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讨论和协商，促成了儿童主动交流习惯的形成，激发自我意识和独特观点的产生。

还有，成人叙事和回忆中承载的社会功能存在文化差异，这也会影响到儿童的叙事和记忆特点。Miller总结认为，中国家庭使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递社会规范和道德，而美国父母讲故事主要以愉悦身心、强化自我认同为目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中(台湾)美两国父母听力健全聋儿的故事讲述，发现，聋儿通过手语表达的对过去经验的叙述和理解，与正常儿童存在类似的文化差异，这表明聋儿同样会吸收成人传递的信息，形成适应自身文化的表达方式。

3．3　社会变迁和多元文化

研究发现，即使在大的文化背景内部，不同区域、不同亚文化人们的自我描述和回忆也存在量和质的差别。一般认为，中国和韩国都属于儒教文化圈，是东亚文化的典型代表。但韩国被试在谈论个人经验时比中国被试更保守、更不善谈、包含更少的情感因素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家庭结构经历了更剧烈变化的结果。有关社会发展对中国人人格影响的研究表明，处于剧烈社会转型期的10年间，中国人的“自我独立性”明显增强，而人情和纪律性明显减弱。另外，在中国，独生子女的增多使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亲子交流和儿童教育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父母更多鼓励孩子的自我表现和个性形成，强调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孩子，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儿童的叙事和记忆取向。研究确实发现，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独生子女记忆出现的年龄更早、有更多个性化的自我描述、更多自主取向的记忆。研究还表明，中国女性与男性在记忆和自我评价时表现出的自主取向并无差异，这可能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弱化渗透到女性的自我意识中，并进而影响到女性的自传体记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他文化的自我观必然会

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并对个体建构“过去的事件”产生影响。文化启动实验表明，自我知识具有一定的动态建构性，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自我知识的独立取向和互依取向都是存在的，哪一种取向的“自我”信息被提取取决于当前的情境或文化背景。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自我”启动了自传体记忆上述文化差异，即回忆的内容反映了不同的自我文化价值观。记忆的文化启动效应也得到了认知理论的支持。conwaV认为，自我记忆系统包括“自传体知识库”和“当前自我的目标”两部分，所回忆的自传体知识只是一个暂时的心理结构，何种信息被提取取决于“当前自我”的目标，这表明自传体信息的提取是一个受“自我概念”制约的动态过程。

3．4　对机制的探索：文化、自我和叙事流的相互作用

wang和Brockmeier等人认为，自传体记忆是自我、文化、和叙事流之间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与自我概念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意义系统共同建构在微观(如家庭关系，亲子互动)和宏观(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背景中。自传体记忆和自我概念既受制于文化类型，同时又是文化类型及其自我观代际传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宏观的文化背景通过文化实践、文化符号或文化产品(如传说、民歌、宗教、语言和文化象征物)等影响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另一方面，自传体记忆通过对这些文化实践、符号或产品的保持来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在文化、自我、记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微观环境中的叙事活动起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如家庭内的记忆共享、故事讲述、交谈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自传体记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叙事活动的文化记忆(见图1)。

4　社会文化发展观――一种综合性的解释

根据Nelson和Fivush的社会文化发展观，自传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出现于学前时期、对与自我相关事件的记忆。

社会文化发展观认为，自传体记忆的出现和发展是多种内生变量(如自我概念，心理理论等)和外生变量(如往事交谈，叙事结构，时间概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的出现和产生作用的时间具有普遍性，这就使得自传体记忆的发展具有跨文化、跨群体的一般特征。同时，在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内，这些变量在作用时间和程度上又是可变的，如果某些变量的出现、发展进程或产生效应的顺序发生变化，必然导致自传体记忆的出现、发展和最终特征上的差异。因此，自传体记忆既存在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发展过程，也存在社会文化特异性(见图2)。

社会文化发展观强调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自传体记忆系统发展的基本社会文化工具。1岁左右出现的初级语言技能，为儿童表达记忆准备了条件，也使得他们／她们在第2年就能与父母进行对话。亲子间有关过去和未来的交谈增强了儿童对信息的组织与表征，并导致儿童时间概念的形成。语言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初步形成、不断增加的交谈经验促进了儿童叙事结构和内容的系统化，伴随着4岁左右自我表征、心理理论的成熟，使得儿童在5岁左右出现稳定的自传体记忆。

Nelson和Fivush还从功能角度解释了人类为什么需要自传体记忆。从个体功能看，对特定情节的记忆有助于预测未来，有助于在时间和与他人的关系上确定“自我”；从社会功能看，共享的记忆和叙事有助于个体融入所在社群和文化，交流和协商文化规范的形成，而特定文化中共享的回忆又制约了个体如何建构、表达“自我”。相对而言，不同文化群体对记忆或叙事的两种功能关注点不同，亚洲人更看重其“自我确定”功能，而欧美人更强调其“文化共享”功能，因而导致了自传体记忆取向上的差异。

5　研究方法

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主要使用访谈法和亲子对话法等质性方法。相对于测验法的标准化和先入为主的特点，这些相对自由开放、基于叙事的研究模式更有助于记录对往事的真实体验和理解，具有较好的生态效度。

5．1　访谈法

访谈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在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中，首先通过接触建立与儿童的关系，然后再向儿童面对面的交谈和提出问题，要求儿童对近期和远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描述。例如“你能告诉我你能回忆的最早的一件事情吗?”，“你上一个生日是怎么度过的?”。针对成人也常采用访谈法，访谈一般伴随笔录或录音的过程。故事讲述法是访谈法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对儿童讲述故事，然后向儿童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儿童根据要求回忆故事的某些情节。通过儿童对回忆事件的描述考察记忆叙述的具体性、内容倾向、自主性等变量。

5．2　亲子对话记录

亲子对话记录是一种定性观察法，它需要在自然状态下对互动双方的行为和谈话进行系统、详细的观察。它通过现场记录母子之间的对话或记忆共享过程，来考察成人的记忆和叙事风格对儿童的影响。其研究场景真实自然，生态效度良好，录音录像设备的使用能记录亲子之间全景式互动过程，因而在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从下面摘选的中美两国母女之间记忆对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中亲子对话和记忆共享的上述特点：

中国的母女对话：

妈妈：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公园吗?

女儿：我记得。

妈妈：告诉妈妈那个公园有什么?

女儿：有玩具。

妈妈：对，还有什么?

女儿：还有吃的。

妈妈：对，我们去那个公园的时候，你让妈妈抱了吗?

女儿：我没有，就是我累了，也坚持自己走。

妈妈：对，当我们乘公交车时，你看到什么啦?我看到了又宽又大的路，还有什么?

女儿：嗯……

妈妈：告诉妈妈，当一个妈妈带着她孩子要过马路时，她们在看什么?

女儿：左看右看，还看斑马线。

妈妈：我们也必须走斑马线，你那天是这么做的吗?

女儿：是的。

美国母女对话：

妈妈：去野营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

女儿：是在海滩。

妈妈：啊哈。

女儿：还有一块大石头，我爬不上去，得爸爸抱着我。

妈妈：是爸爸把你抱上的那块大石头。

女儿：是的，嗯……爸爸真棒。

妈妈：哈，爸爸是挺棒，嗯……本来阳光灿烂，我们正在野餐，接下来……

女儿：喔，天开始下雨。

妈妈：然后又怎么样啦?

女儿：太阳又出来了。

妈妈：我们得穿过树林回来，对吗?

女儿：是的。

妈妈：我们去野营的时候睡在哪?

女儿：在帐篷里!

妈妈：在帐篷里，那我们爬到哪里睡觉?

女儿：是睡袋。

妈妈：野营的时候你还喜欢做什么?

女儿：游泳。

妈妈：游泳。野营篝火怎么样?你喜欢篝火吗?在火上我们拿什么烤着吃?…蜀葵，是吗?

女儿：蜀葵!好吃极啦!

5．3　线索词技术

线索词技术由Brown和Schopflocher创造，主

要用于考察自传体记忆的组织结构和具体性水平，其优点是便于对记忆指标进行量化。基本过程是：首先让被试回忆一些具体事件，然后将每个记忆事件都概括为一个单词，数天后向被试依次呈现这些词汇，要求被试以此为线索回忆和描述首先想到的事件，并对该事件进行时间定位。在一项以中(台湾人)美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主试依次向被试呈现5类词汇(包括自我、母亲、家庭、朋友和环境)，要求被试回答，当看到这个词后想到的最早的一件事件是什么，然后写下对回忆事件的描述，并估计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目前，线索词技术主要用于认知和临床心理学，在文化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应用不多。适当采用这种方法有助于记忆指标的量化和对无关因素的控制。

在运用访谈技术、亲子对话或线索词技术的同时，往往还结合问卷法、日记法和线索词技术。日记法是被试通过日记的方式，记录日常发生的近期事件或连续事件，其优点在于更容易对事件的准确性进行评判，能追踪事件记忆的发展过程。问卷调查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让被试用纸笔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回忆。

5．4　编码和计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有效的编码系统是上述方法获得准确结果的保证。研究者必须将主观性的叙述转化为客观、可计算的记忆指标，才能进行个体或群体间的比较。一方面，这需要建立一致的、便于操作的编码和计分规则：另一方面，对编码者如何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则提出较高要求，即如何消除编码者偏差的问题。跨文化研究往往涉及对不同语言的分析，因此研究者必须考虑语言对编码的影响。已有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根据不同的记忆指标，或借鉴较成熟的编码系统，或根据需要建立新的编码规则；采用两个或以上编码者，通过编码或评价的一致性来减少编码者主观性偏差：采用双语或双文化编码者，通过对访谈或记忆内容的互译、再编码等过程消除语言本身带来的偏差。

自传体记忆具有主观性强，个体差异大，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因而采用访谈、故事讲述和亲子对话分析等质性方法可以获得定量研究无法获取的信息，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如在记录事件和对话的同时，能进一步探测回忆过程中的动机、情感、价值取向等内部状态。同时，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研究中也不应忽略定量研究的重要性，两者的适度结合有助于探索自传体记忆的深层因素和微观机制，如借鉴认知和临床心理学的实验范式(如线索词技术)。其次，目前多数研究采用横断设计，难以考察自传体记忆所具有的动态建构性和发展趋势，而纵向或追踪研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探索文化差异维持和变化的机制。另外，在质性研究中，编码的有效性是各项记忆指标进行比较的前提，也是研究效度的基本保证，但目前研究中的编码规则统一和编码者主观偏差问题仍有待改进。

6　研究前景

自传体记忆本身是一个跨越认知、人格、发展和社会心理学、有着广泛联结和丰富内涵的概念。Fivush和Wang等学者利用熟悉不同文化的便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比较，为自传体记忆领域增添了新的知识和视角，也为记忆、自我、语言和文化等心理学宏观主题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对于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自传体记忆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理论建构、机制探索到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进一步扩展。在实证研究中，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弄清自我、记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自传体记忆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机制。

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而“现在自我”是“过去自我”的延伸和重构。一方面，一个人自传体记忆的结构塑造了他／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特定的人格特质又会影响何种自传体知识更容易被提取。Conway认为，有关自我的一些重要事件之所以保持很高的提取通达性，就在于它有助于满足“自我”的持久目标和维持人格的需要。为数不多的研究发现，人格的某些维度与自我记忆之间存在关系。一项有关自传体记忆和“大五”人格的初步研究表明，情感的开放性、利他性、热情、活动性和积极情绪与自传体记忆的准确性信念有关联；而情感的开放性与记忆中的感知想象、情绪因素有关。Kamiya等人的研究发现，高情绪稳定性和高活动性的被试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过去的经验，具有更高的自我接纳性。但是，目前涉及人格的研究较少，使得人格与自传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出确切结论。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早期信息的组织性和连贯性会影响最早记忆的出现时间和准确性。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保持和强化记忆的媒介充斥人们的生活。东西方的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可能不仅表现在“文化上”，还可能表现在“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上。照相机和录像机的大众化，因特网技术和个人媒体(如Blog)等新信息载体的出现，对儿童加工、组织和存储信息的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记忆会怎样变化?这恐怕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涉及的问题。

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通过大量研究表明，家庭互动是儿童形成特定自我概念和自我记忆的关键，但很少有研究考察其他社会场所或关系所起的作用。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文化的传播和由环境引起的人格变化主要是群体问或群体内相互作用的结果，她尤其强调同伴间关系的作用。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除了亲子关系，其他双向关系和群体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记忆呢?

研究者普遍认为，言语交流和叙事特征是文化影响记忆的中介因素，但研究者对于特定语言的文化关联性却缺乏重视。例如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会通过互译一再编码过程消除语言的差异，以获取比较纯粹的文化影响。这种作法的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本身就是承载文化价值的核心媒介，研究者很难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完全分离，因此，研究在消除语言差异的同时，可能也就削弱了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特定语言的语法结构(如时态运用)对记忆的影响却没有在跨文化研究中加以考察。例如，中英文在时态运用上的差异有可能影响中美儿童时间概念的形成，进而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时间和组织方式。

自传体记忆的脑机制探索，也为社会和文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朱滢等人的几项fMRI研究证明了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并且对于中国被试，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具有重叠的脑区。研究者推测，西方的个体主义自我不包含母亲，中国的集体主义自我则包含母亲等重要他人。但是，明确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美好回忆的作文范文第2篇

这是一本在阅读时常常能引起乡愁的书。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食物的回忆，这些回忆掺杂在生活中，生活就有了食物的味道，回忆也就变得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旧时光的味道》就是一本给人以美好回忆，让人产生美好联想的书。作者是一个活得有滋味的人，唯其活得有滋味，才能以滋味入文字，写出这种让人蠢蠢欲动的书来。作者笔下的每一个句子，都会让人产生关于美食的联想，让人垂涎欲滴。作者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会让人产生关于美食的联想，甚至那些曾经望而却步的小龙虾、黄鳝、狗肉等，在作者的笔下浸润之后，也似乎变得让人垂涎欲滴了。也许，作者手中握着的不是笔，而是一柄铲子，正在用心翻炒一味精美的菜肴。或许，作者手下敲击的并不是键盘，而是正炖着一锅老汤，每一刻时光的流逝，都是在增加一分鲜美，都是在增加一分沉醉。

人到中年，少了年少时的轻狂，又未到迟暮时的黯淡。对于生活，对于食物，都是进退得宜、取舍有据的，自然能品味出更多的滋味，也自然能享受到更多的滋味。回忆时则回忆，若回忆得紧了，更可以亲自操刀，鼓弄出几味小菜，或自饮，或邀来一二位好友，总能调出些生活的真味。很多时候，听闻别人的中年都是惶惑而匆忙的，因为上已有老下亦有少，身在其中，免不了要奋力拼搏，好让一家上下活得个自在舒服。其实，中年更是人生中最精彩的时段，此时既有了沉稳与经验，更未失曾经之冲劲，正如烧菜，正是火候最好的时候，绝味就在此时而得。《旧时光的味道》一书的作者许亿，便是一枚人到中年的吃货，也正因为人到中年，才有了这《旧时光的味道》，读之食欲大开，进而一读再读，不亦快哉。

许亿在开篇“借着食物回忆”中说，“借着食物回忆，也真是奇怪，当我想到某个食物的时候，确实牵扯到许多已经忘记的事情，将那些事情串联起来的时候，又发现一个曾经的自己。也许，我未来的生命是孩子和家庭的，但我的快乐，假如有的话，我想，先要吹去上面的灰尘，而后，深深地呼吸一下它的气息，再将放在放在嘴里，闭上眼慢慢的咀嚼、吞咽。”这应该就是他写书的初衷。

许亿强调吃喝也要有态度，他写道：“今时的可悲，是为国人的严重不自信，不仅表现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小如饮食，一样受西洋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说来说去，营养当前，可我想，若只为营养，不如按每日所需之成分制成药片，一日吃一堆营养片岂不便捷。人不只有胃，人还是有个舌头的，经万年演化，这舌头的味蕾已无比发达，岂能只为身体而忌口舌。所以最讨厌的就是，当刚要点一桌好饭菜，就有人聒噪什么少油少糖忌荤多素。恨的只差将菜单打将过去，叫这厮再流毒。”

关于美好回忆的作文范文第3篇

“伤痕文学”的第二类文本是感愤型文本。这类文本大胆地直接袒露现实的令人感愤的创伤状况，希望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感愤时事，是这类文本产生的一种通常阅读效果。在卢新华的《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里，女主人公王晓华诚然有男友苏小林的陪伴和安慰，但却没有《心声》、《姻缘》等出现的那种党内神圣帮手的引导，因而基本处于被压抑、扭曲或打击的孤独与无助状态。这大约相当于卢卡契意义上的始终充满疑虑和幻灭感的“有疑问主人公”。与《心声》里坚忍不拔的梅雪玉和《姻缘》里沉默稳重的伍国梁相比，王晓华是茫然失措和孤立无援的，原因正在于内心所蒙受的难以愈合的巨大精神创伤。在这类感愤型文本中，已很难看到在惊羡型文本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主人公）帮手关系模式及其关键性行动准则了，那就是：每当主人公遭遇困难或挫折时，总会有代表党的正义力量的神圣帮手出来救助，力挽狂澜或转危为安。取而代之，读者看到的只是，陷于危机或绝境的主人公再也不见神圣帮手来施以援手了。丧失了神圣帮手，主人公的命运势必遭遇和继续遭遇难以解脱的深重危机。使惊羡型文本与感愤型文本得以区别开来的一条基本特征，或许正集中在神圣帮手的有与无这一点上。

同属在当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文本，《伤痕》与《班主任》相比为什么更具有令人失望和沉痛的悲剧效果？这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叙事的主视角不同。前者以王晓华为主视角，使得读者容易进入她的内心，站在与她相同的水平线上同情她，与她同悲苦共哀愁；而后者以作为神圣帮手的班主任张俊石为主视角，则容易释放出帮手所携带的乐观主义信念。第二，主要人物的具体行动方式不同。《班主任》更多地描写张老师如何居高临下地思虑“救救孩子”，而《伤痕》则更多地写王晓华如何独自生活在幻觉与恐惧中"确实，王晓华由于深受“文革”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蛊惑而与“叛徒妈妈”毅然决裂后，仍然处处受到“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蒙受了莫大的耻辱”，笼罩在”“孤独、凄凉的感觉”中。具体地看，这种孤独与凄凉效果主要是透过她的五次想象态或白日梦状态而显现的。想象一：她在回家的火车上照镜子，映现出神经质的悲伤的自我形象，这加重了她的孤独感；想象二：依旧在回家的火车上，王晓华“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充溢着对母亲的爱与思念；想象三：她回忆在当年离家出走插队的火车上想象那时母亲的伤心，激发起深深的悔恨与自责之情；想象四：接到母亲有关平反的来信后，恍恍惚惚中想象自己见到母亲时仍被她的“叛徒”身份惊扰，可见她心有余悸，暗示她“伤痕”深重而难以痊愈；想象五：走在上海大街上，预想母女久别重逢时的惊喜，但紧接着却是母亲已经逝世的噩耗，这一前后对比大大加重了小说文本的悲剧效果。王晓华的这五次孤独的想象镜头与张老师与学生的多次亲密接触的团聚场景，显然形成强烈对比。

1979年或许是“伤痕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短篇文本相继登场，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郑义的《枫》等，从而把已经走上强势的“伤痕文学”推向现在看来是最后的高潮（因为从那之后“反思文学”就抢去风头了）。《在小河那边》写穆兰和严凉姐弟俩在政治扭曲、生存无望的特殊情势下走向准“乱伦”。《我该怎么办》则是让一女面对二夫作痛苦选择，原因正在于“文革”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夫妻生离死别的命运。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写劳改局长被诬陷下狱，最后惨死。郑义的《枫》写恋人李红钢和卢丹枫因为“文革”派性斗争而分属“造反总兵团”和“井冈山”这两个对立的造反派阵营，双方为捍卫自以为是的“真理”而相互武斗，最终使得卢丹枫因为不愿做李红钢的俘虏和自己阵营的叛徒而坠楼身亡，李红钢本人后来也因此而被判死刑，他们内心留下的深重伤痕是无法弥合的。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受到惊羡型文本中特有的党内神圣帮手的幸运眷顾，显示出直面现实生活真相的务实姿态和穿透力。

同属感愤型文本的长篇小说，由于容量大、开拓面广阔，因而在揭露伤痕方面比之短篇具有独特的美学优势。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芙蓉镇》（1981）被一些学者划归为“反思文学”，这确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涉及对于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的痛切反省。不过，它们由于共同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在“文革”或“左”的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我把它们同时划入“伤痕文学”范畴，应当也有一定合理处（在这个意义上，合称“伤痕——反思文学”也许更有说服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描写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的遭遇，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农村生活的曲折，尤其是“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小说描写的几个主要“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人物许茂、许秀云、金东水等都在内心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当年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但长期“左”的政策使他变得孤僻、自私、麻木。连大女儿病逝，他也因大女婿金东水刚挨整而担心受牵连就索性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性格温和但又意志坚定，是富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形象。尽管受尽郑百如的欺凌折磨，但她仍然执著地追求生活理想，拒绝家人的安排，决心和她所同情和敬重的金东水生活在一起。金东水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一个品质优秀、屡遭打击而坚忍不拔的正面典型。在郑百如的不断陷害下，他中年丧妻，住房被焚，拖儿带女蛰居在小小的提水站里，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丝毫不动摇。尽管小说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设置了神圣帮手——工作组组长颜少春，这是由当年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但实际上，与人们内心所承受的创伤相比，这个帮手的作用是有些牵强的。小说中真正令人关注和震撼的，毕竟不是帮手的神圣作用，而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精神创痛。

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相近，《芙蓉镇》描写1903—1979年间我国湖南农村的社会风情，着重揭露“文革”左倾思潮给农民造成的创伤。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如女主人公胡玉音、“右派”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大队书记黎满庚、“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等都能给人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小说大量渲染胡玉音眼中谷燕山的“老好人”形象以及这种形象被肢解后的疑虑：“在她的心目中，在镇上，老谷就代表新社会，代表政府代表共产党，，可如今，他都被人看起来了。这个老好人还会做什么坏事？这个天下就是他们这些人流血流汗打出来的，难道他还会反这个天下？”在这里，政治“伤痕”不仅铭刻在共产党干部谷燕山心里，而且也烙在胡玉音这样的普通农村妇女心里。更为重要的是，原本属于胡玉音的神圣帮手的谷燕山，在这个反正倒置的世道里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神圣性和对普通农民的引领能量，反倒需要胡玉音来关怀了。这种神圣帮手被解构和被主人公关怀的事实，显示了对于惊羡型文本中的主人公—帮手模式的反拨力量；同时，借助胡玉音的视角和内心独白去侧写谷燕山的被解构窘境，实际上巧妙地起到了欲正先反、以反写正的修辞效果，由此通过解构形象反过来“还原”和确证了谷燕山本来应有的神圣性。

“伤痕文学”的第三类文本是回瞥型文本。尽管所有的文学文本都与作家的过去生活回忆有关，从而具有某种回忆性，但在回瞥型文本中，回忆冲动及回忆场景成为语言和形象创造的主导型力量。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载《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控诉“文革”或“四人帮”给音乐家梁启明留下的创痛上面，而是着重回忆他生前给弟子孙长宁带来的审美欢乐以及身后留下的精神财富。小说描写林区少年孙长宁由于受到“文艺黑线专政论”和“读书无用论”的伤害，从小就丧失了学习文化和欣赏音乐的权利，正是梁启明的神奇的长笛声给他带来了最初的启蒙。对音乐的回瞥型体验或者说回忆，显示了比现实的文化更有力、更完美的诗意启蒙力量。“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回忆对现实的主导性权威典型地表现在如下情节上：由于孙长宁的充满魔力的音乐，所有刚才还在为高考名额而残酷竞争的七位考生，都突然间异口同声地变得宽厚和高尚起来，愿意让贤。音乐的认同作用显而易见。这音乐不仅可以成功地治疗像孙长宁这样深受“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损害的来自偏僻林区的无知少年的伤痕，而且还可以唤起主考官傅涛教授的同情心和对老友的记忆，更可以通过孙长宁的演奏而帮助更多的都市少年在审美感动的瞬间驱散功名利禄之心而唤回纯洁的心灵。更为“神奇”的还在后面描述的傅涛教授的离形得神体验：“他感到神奇，他几乎不再看见面前这个少年人的形体。仿佛这个少年已经随着什么东西升华、向着高空飞旋而去。这儿，从不轻易在人们面前打开的心扉敞开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他还看见了那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是他，培育了这样的一个灵魂……是的，世界上有不相通的语言，而音乐却总是相通的。”音乐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具有沟通力量的符号，它可以超越形体躯壳而洞察“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透过在场者而窥见不在场者，抚慰和贯通一颗颗孤独的心灵。按小说的叙事，这一切都来源于对已故音乐家梁启明的音乐力量和人格魅力的回忆。孙长宁有关这位老师的美妙回忆，简直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强大力量。有了这样的回忆做依靠，还有什么现实的伤痕不会被治愈呢？顺便说，这里对音乐的魔力做了令人震惊的细致回忆和大胆想象，显示出与《班主任》颇为不同的语言和叙述风貌，这在“文革”遗风尚存的1978年确实难得，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其独特魅力。

叙述人本身对这种“回忆”的神奇魔力是有着清醒的自觉和洞察力的：“这里好像已经不是考场。每个在场的人，不论是教师或考生，人人都回忆起了一些什么——一生里最美好的什么。”音乐的力量不仅在于及时地打动当下的心灵，而且根本上在于使人回忆到个人一生里最美好的东西，也就是唤起人的主动的美的回忆"美的回忆或审美回忆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不能不说它已经成为整个文本的实质性的叙事聚焦或真正主角，由此不同于惊羡型文本中的《班主任》等以现在为叙事聚焦的设置。

与惊羡型文本着重想象未来前景、感愤型文本直面现实伤痕印记不同，回瞥型文本则是以过去回忆为焦点。回忆作为叙事的支配性力量起作用。在祝兴义的《抱玉岩》（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7期）中，回忆正扮演了这种角色。小说讲述彭稚凤和沈岩的师生纯真恋情诚然由于“文革”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一度被拆散，但随着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而戏剧性地得到重新恢复。不过，小说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却是对政治伤痕年代得以幸存的浪漫恋情的深切回忆：“今夜的抱玉岩被月色镀得通明，锃亮，皑皑似玉柱、雪峰；岩下的桂叶，轻舒漫舞。飒飒之声，如怨如诉，不胜切切。”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载《十月》1981年1月号）带有无可否认的宗教反思色彩，不过，从“伤痕文学”角度去读解也有一定合理性：李淮平、南珊、楚轩吾、李参谋长等人物无一不带着“文革”年代烙下的累累伤痕，这种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们的生活都长久地笼罩在其阴影中。几乎像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那样一见钟情，却又还没来得及互吐衷肠的李淮平和南珊，很快被卷入“文革”的抄家风潮中，彼此成为敌人，从此恋情被恨海阻隔和消溶，直到十五年后才有机会第一次握手并明白表达“爱情”，但由于饱经伤痛的南珊已经被浓厚的宗教情怀所制约，这第一次就不可挽回地演变成为最后一次了。此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生主导价值观就不在于现在感知和未来想象，而在于对过去的回忆。南珊这样冷峻地开导热切地表白爱情的李淮平：“淮平，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你说呢？”正像南珊希望李淮平生活在“怀念”中那样，小说把人生价值取向投寄到过去。由于如此，小说中最动人的景观不是代表现在和未来的壮丽的日出和朝霞，而是与辉煌的过去相连的沉落的夕阳和晚霞：“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火红的光轮在下沉，下沉，沉向波涛汹涌的云海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落日像今天这样巨大，浑圆，清晰。它平稳地，缓慢地，然而却是雷霆万钧地在西方碧青色的天边旋转着，把它伟大的身躯懒洋洋地躺倒下去，沉向宇宙的另一边，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全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落日形象在这里成功地成为回忆的象喻。

上面关于三种文本类型的划分是相对的，其实，未来想象、现在感知和过去回忆是可能存在于每一个文学文本中的，只不过相比来讲各有侧重罢了。从文学史的潮流更替看，由于回瞥型文本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必然牵扯出越来越深入的历史反思，从而以回忆与反思的相互渗透为标志，“伤痕文学”必然地要被更需要承担历史反思重任的“反思文学”所取代。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分类考察，“伤痕文学”之产生社会修辞效果的缘由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说明。惊羡型、感愤型和回瞥型这三类文本，提示我们更细致地认识“伤痕文学”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惊羡型文本由于与社会政治主导力量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取向及其乐观主义信念相一致，因而最有机会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新闻和教育等系统而在亿万读者中顺利传诵，难怪《班主任》在当时取得了莫大的荣誉（此后这类机会就逐渐地只能被《离开雷锋的日子》和《生死抉择》等影视夺去了）；感愤型文本由于主要致力于披露“阴暗面”和伦理纠缠或宣泄个人“感伤”情调，因而有时难免会被主导文化所疏远或批驳，不过鉴于其能与大量普通读者的生活体验及有待解决的“伤痕”问题发生共鸣（如《伤痕》和《枫》），也有理由产生较大影响；回瞥型文本则是专注于对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某些美好时刻及生活雅趣的个人回忆，所以难免被当时最具有社会支配力的主导文化所忽视，也无法引起最广大的普通读者的共鸣，而更多地只能在少数知识阶层的内心一角盘桓。由此看，社会修辞能量在这三类文本中是依次递减的，即惊羡型文本的社会修辞能量最大，其次是感愤型文本，最弱的是回瞥型文本。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单纯从文学的审美价值维度看，上述三类文本的价值却相反是依次递增的——“伤痕文学”开始于惊羡型文本对未来的难免有些主观性或浪漫化的想象，进而在感愤型文本对现在的冷静感知中获得较为扎实的开掘，最终在回瞥型文本对过去的审美回忆中展现出更深的反思力度和更加蕴藉深厚的余兴。单从这点看，“伤痕文学”如果有审美价值可供追寻的话，那么价值最高的文本不应是惊羡型文本，而应是感愤型、尤其是回瞥型文本。审美回忆最可能把人引向对人生的至高境界的体验。这使我无法不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于审美价值的文本，恰恰是以审美回忆为主导的、充满流兴的回瞥型文本。然而，一般地说，文学的社会力量往往并不简单地决定于政治或审美要素的单方面作用，而是取决于多重要素的复杂的合力作用。不过，更值得关的是，落实到特定的分类文本中，这些多重要素常常可能是彼此错位而无法完满协调的：未来想象、现在感知与过去回忆，社会修辞效果与个体审美趣味满足，政治、伦理与审美等要素之间，必然地总是有着不平衡的分布和展示。“伤痕文学”的三类文本所呈现的错位与不协调，只是一些有意思的个案罢了。这一点其实正是文学史的无限丰富性之一个例证。

 

关于美好回忆的作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虚构；彼岸世界；审美狂喜

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以其关乎不伦之恋的特殊题材和对性的生动描写饱受批评家的批判和争论。小说描写一个中年人对未成年少女洛丽塔刻骨铭心的爱以及毁灭，无论是故事中的风土人情，洛丽塔诱人的外表，还是主人公亨伯特的心理细节，无不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为此，评论家甚至心理分析学家将矛头指向纳博科夫，指责他的道德观和艺术观过于低俗。然而，在纳博科夫看来，写作目的并非道德说教或社会意义，而是纯粹的艺术虚构所带来的审美狂喜。小说建立在审美欣赏基础上的主观虚构和幻想，情节脱离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叙述也与作家观念无关，这是纳博科夫小说创作观。

一、来自“彼岸世界”的虚构

“彼岸世界”是纳博科夫创作的精髓。他受到俄国印象主义的影响，早在1944年创作《尼古拉.果戈里》时，他提到了所谓的彼岸世界：“在艺术超尘脱俗的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者谴责强者之类的事，它注意的是人类灵魂那隐秘的深处，彼岸世界（other worlds）的影子仿佛无名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1]他认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一个或多个彼岸世界，那里充满神秘力量，带给内心宁静和美，是精神梦想的最高境界。纳博科夫将作家的创作与彼岸神秘的力量紧密联系起来，既认为此岸作家的创作受彼岸世界某种精神力量的控制，又认为此岸作家创作与彼岸的神秘力量创造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他说“好的小说都是虚构”，想象和回忆就是联通现实与彼岸世界之间的桥梁，通过想象和回忆，人可以与彼岸的世界建立联系，从而通往神秘的彼岸世界。

青年时期过着流亡生活的纳博科夫潜意识始终对彼岸世界怀着美好的期望，在他的作品中，彼岸世界常常以童年美好的回忆出现。小说的主人公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隐隐感受到来自彼岸世界的召唤，于是试图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找回美好与慰藉，但在这条无止境的寻找之路上，欲望和贪婪却让他们以失败告终。小说《洛丽塔》本身也是罪犯亨伯特的回忆录，通过主人公亨伯特的叙述可以发现，他所有对“宁芙”的狂热迷恋，都是源于童年时期与一个叫阿娜贝尔的女孩一段纯洁短暂的恋爱。亨伯特内心所建立的彼岸世界即童年这段美好回忆，他一直在试图找回这种美好感觉。所以他将洛丽塔视为将他带到彼岸世界的化身，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占有她，不知不觉的欲望沦陷，也摧毁了两个人的人生。

二、审美狂喜

纳博科夫本人所追求的审美狂喜，也源于神秘的彼岸世界。他的“审美狂喜”分为两种：感官的“狂喜”和理智的“狂喜”。感官的狂喜是用“脊椎骨”所感受到的震颤，在小说中表现为：狂欢化的场景、小丑式的人物、诙谐灵动的语言等。理智的狂喜则是一种需要用大脑来思考、顿悟而产生的“狂喜”。它在小说中则表现为：戏仿、对细节的虚构以及叙事的技巧等。小说中亨伯特对洛丽塔每一个深情动作的描绘，每一次细微的内心变化和颤栗，都来自作者丰富的想象和对感官的审美狂喜的追求。如果说纳博科夫写作的目的仅仅是用精美的语言编制一个想象的世界，从中获得审美愉悦，读者在读到亨伯特的内心的叙述时同样也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就是理智的审美狂喜。纳博科夫提出的"审美狂喜"美学思想，不仅赋予小说文本超凡脱俗的艺术性，而且还使得小说创作成为一场充满“审美狂喜”的文本游戏。

三、“洛丽塔”的创造

纳博科夫认为好小说都是神话，是富有想象力的创造。作家不应该只将发生过的事原原本本的讲述出来，而需要通过大脑创造性的加工，以某种回忆的方式重组后表达出来，否则作家作品都只能陷于平庸。他本人说创作《洛丽塔》的最初灵感竟始于报纸上一则关于动物园里的猿画了一副笼子栅栏的画的新闻。这则看似与故事毫无关系的新闻竟能启发他的灵感，创作出震惊世界的小说，凭借的就是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问及现实中是否有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原型时，他回答：“没有，他（亨伯特）是我设计的人，此人从未有过原型。她（洛丽塔）诞生于我的头脑。此人从未存在过。”[2] 虽然并无原型，但纳博科夫却把栩栩如生的洛丽塔和亨伯特的内心狂热挣扎带到读者的眼前，令人内心随之共同震撼。“不敢，不敢让自己这样――甚至不敢让自己发现这（甜蜜蜜的湿气和颤动的火焰）就是难以形容的生活的开始，在命运巧妙的协助下，我终于将它从愿望变为了现实――真的不敢吻她，我摸了摸她火热，张开的嘴唇，带着极大的虔诚，轻轻一吮，一点不猥亵。”[3]对细节的描绘更能体现纳博科夫的虚构艺术的美妙。“她穿着白袜和运动鞋，和那身耀眼的方领粉色长裙；一抹疲惫灯光的溅落，在她那温热褐色的四肢上显出金黄色。她坐在那儿，两条腿不经意地高高交叉着，她被遮暗的眉眼在字里行间扫描着，不时眨动一下。”[4]好的小说是富有想象力的创造，但这种创造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以作家对现实的超越力和掌控力为基础的。纳博科夫的虚构则建立在他对艺术美与创造的充分把握和对细节的充分想象之上，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童话。

四、叙述虚构

在《洛丽塔》中，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让读者只能经过亨伯特的眼光和他的讲述才能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这本身就可能是不可靠的信息来源。不仅如此，亨伯特的身份充满了疑团。“当叙述者所说的所做与作家的观念（也可是隐含作者的旨意）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5] 亨伯特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其姓名亨伯特q亨伯特，是故事的讲述人给自己杜撰的名字，是一种奇怪的重复，似乎是试图对自己身份的肯定，但却又不是正常人的姓名组合。小说是他在监狱候审时的回忆录和自白，但此时他的性格早已扭曲，是在一种狂迷的状态中对回忆过去。他不仅多次写到住进精神病院的经历，还把用虚构的场景愚弄医生，因此他的叙述无法得到读者的完全信任。亨伯特说自己是一个“感觉敏锐，但无完整系统记忆的杀人犯”，当他想起记忆中的洛丽塔时，“我疯狂占有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梦想中的洛丽塔――或许比洛丽塔更真实；……的确，她自己是没有生命的。”[6]洛丽塔也许仅仅是亨伯特幻想的产物，而亨伯特又是作者纳博科夫想象的产物，是他对病态生命，罪恶的感情迸发的剖析。“《洛丽塔》将人的癫狂纳入叙述方式， 成为其小说精神及生命意志的表达， 并从中得到一种“审美福祉” 或“审美狂喜”。”[7]

其次，《洛丽塔》故事的讲述也是复杂的。序言中的雷博士是第一层叙述声音，他将整本亨伯特的回忆录作为一个病例进行分析，认为这是精神病领域的经典病例，也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此外，在亨伯特的叙述中，时常穿插着多种多样的叙述声音。在回忆过去的叙述中，第一人称叙述往往会根据需要，采用叙述自我的方式来叙述现在的情景，或采用经验自我的方式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进行描述。亨伯特的讲述中也穿插着许多叙述自我的声音，它们是亨伯特对自己的评价和解释。“我回首看我年轻的日子，它们像反复出现的苍白残片，一阵风似得都飞出去了……就我和女人正常的关系而言，我是实际的、幽默的、轻快的。”[8]除此之外，小说的叙述也时常会跳出亨伯特的视点，以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出现，对某些场景进行客观的叙述。但此叙述人又不像一般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惯于对故事的发展做出评价；他似乎就是作者本人，却只对亨伯特的行为感兴趣。不仅如此，由于小说也是亨伯特对犯下罪行的忏悔，因此文中还多次出现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叙述对象指向陪审团或者读者，如小说的开篇，当亨伯特刚刚开始追忆洛丽塔之际，就直接向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摆出自己的痛苦心史。在他回忆细节的过程中，他也不断与读者对话，似乎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又或提示读者去关注某些细节。如“读者，请不要怒气冲冲的瞪着我……读者现在应该忘掉“栗树”和“柯尔特左轮手枪”，继续伴我们西行。”[9] 而在小说最后一段，亨伯特用第二人称对洛丽塔直接表达自己的追忆和爱，效果明显不同于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是如此发自肺腑，催人泪下。

《洛丽塔》的直接叙述者是不可靠的亨伯特，但“隐含作者”却时不时跳出来发言，让读者觉得他的叙事更为可靠客观，但他又是否是可靠的叙述者呢？我们却不得而知。但通过两种叙述层面的存在，读者可以区别对待亨伯特客观发展中的“我”和主观叙述中的“我”。“虚构小说中强烈的元语言成分，既使文本中两种叙事声音有所差别，又没有把叙事者与隐含作者完全割裂；既塑造了虚构，又把虚构的真实性和逼真性突出到了最大限度。”[10]

纳博科夫不仅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别具一格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他的文学观、艺术观中的许多理论和运用，如“审美狂喜”理论，“彼岸世界”等都为后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一批优秀作家。小说都带有虚构成分，然而纳博科夫却将小说中的虚构发挥极致，认为只有作者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编织精妙的细节和故事情节，带读者进入这一片想象世界，并与作者相互沟通，才能创作出好的小说。“小说《洛丽塔》是作者对文学艺术的反复思考和创新，具有典型反传统的特征……摆脱传统作者或叙述者全知全能的模式，力求传达小说的真实，想象的真实。”[11]通过这种不确定、颠覆式的叙事模式，小说的传统审美性被打破，真实与想象、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成分之间的界限都被，突出了小说的虚构和多义性，也制造出独特的审美效果。《洛丽塔》的成功就证明了通过主观虚构而实现的形式美可以同时具有审美价值和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V.Nabokov.Nikolai Gogol[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1.

[2]V.纳博科夫.潘小松译.固执己见[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3]V.纳博科夫.周晓波，李永生译.洛丽塔[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4][6][9]V.纳博科夫.周晓波，李永生译.洛丽塔[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5]李建康.回忆过去重构自我[C].叙述学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7]杜瑾焕.纳博科夫的千千心结与白日呓语[J].郑州大学学报，2010，9：106-108

[8]黄铁池，杨国华.幻想的天使――纳博科夫《洛丽塔》[C].20世纪外国文学名著文本阐析，2006.

关于美好回忆的作文范文第5篇

回忆的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对温饱层面的需要渐渐减少，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这也意味着，物质营销时代渐渐远去，情感营销在慢慢成为市场主流。商家越发地能够从贩卖精神属性产品中获得丰厚利润，消费者也越来越看重从购买物品中获得的心理满足、情感表达与代表购买者身份、地位、品位等情感因素。在这些感性因素中，有一种很难被主动察觉，但却强如火山一样潜伏着的情感需求，它需要提醒、需要引领、需要点燃，它就是心灵深处那块最柔软的土地，沧海桑田，物逝人非后那几点最深刻的印记——回忆。

回忆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影响一代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营销领域，不卖价格，不卖商品本身，卖的是商品上承载的回忆，这种以物理属性商品为载体，销售其包含的感性内涵——回忆，或以回忆为焦点，引起关注与共鸣，继而促销产品的营销方式，笔者定义其为“回忆营销”。

回忆营销有很多应用的层面，对其进行梳理与了解，能让我们看清这个奇妙感性营销工具的全貌，以及如何实际应用在市场营销活动中。

回忆营销的4个层面

1、集体回忆与个体回忆

广义的回忆分为集体回忆与个体回忆。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中，大家对曾经一起共享、构建和传承的事物的共同回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在特定环境与行为的引导下，这段记忆被唤醒，当事人则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认同及超乎想象的热情。应用在市场中，则是一股强大的销售推动力。这种集体回忆的召唤需要一些载体或道具，比如，纪念馆、纪念碑，就是一种召唤集体回忆的形式与载体，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回忆，在它们面前，能唤起一个群体集体的共鸣。集体回忆是岁月中流淌的情感，是大家曾经心思的凝聚，集体回忆的力量是强大的，与营销活动有效结合可以为我们带来惊人的销售力。

香港一家名为G.O.D的连锁商店敏锐地发现，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拥有中国上世纪70年代前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色回忆”的消费群体，不仅群体人数众多，同时对那段回忆都刻骨铭心，每每提起都异常激动，与其相关的事物都高度敏感并关注。

G.O.D确定了这个群体为目标顾客后，门店装修上就力求怀旧的“红色”复古风格，这在香港高楼林立、前卫时尚的商区中独树一帜，非常醒目，走进这家店，更仿佛时间的车轮倒转，引领我们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让经历过那段红色革命的人不由得思绪万千，甚至热泪盈眶。这家店专门出售中国1970年前后流行的怀旧产品——中国红色时代的痰盂、水果盘、铁质水杯等生活用品；中山装、前进帽、胶皮鞋、线手套、毛主席像章等服饰；毛主席语录、小人书，甚至大字报都可以在这家店买到，生意非常火爆。

见感性营销的回忆牌奏效，企业马上拓展产品线，以覆盖更多的消费者。陆续推出了80年代风行全国的大白兔奶糖、汽水、糖球等食品；口袋、毽子、橡皮筋、呼啦圈等娱乐用品。更推出一款避孕套，上面印着过去商家最爱打的广告语：“居家旅行必备”。这些产品价格都很贵，但是买的人却不少，因为，他们买的不仅仅是一件具有实用功能的商品，更是在购买以这些商品为载体，上面承载着的集体回忆。

前面讲到的是集体回忆，现在谈谈个体回忆。当前市场不断细分，个性化定制成为了消费的新宠，那么，感性产品的个性化定制——专属回忆市场，是否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照相机与照片冲洗店就属于这个市场的范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专属回忆市场的空间远远不止如此，按照这个思路去挖掘，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与广阔的市场。

美国有一家帮助顾客制造与保存专属回忆的公司。顾客可以把自己想保存的东西存放在这家公司能够抵抗地震的保险柜中，一些容易腐败变质的东西也可以存放在这家公司的特殊冷冻柜中。除了保存回忆，他们也帮助顾客创造回忆，比如，搜集到顾客出生日或重要纪念日当天发行的报刊、顾客出生时所在地样貌的照片、视频等；帮助记录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制造与记录浪漫的约会与婚礼等。在这家公司的帮助下，顾客可以保存大量的回忆，当若干年后“取出”这些回忆，谁能说这不是一笔财富呢？

2、过去回忆与未来回忆

一个事物在经历了流行后，事隔一年有人再提起会被认为是老土，但是，经历了十年后再提起，那就又是一种流行，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流行，充满回忆的流行。现在大多数企业采用的都是挖掘过去岁月中的记忆点来做文章，寻找营销对象群体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长时间的记忆。

德国奔驰汽车公司把一辆第一批生产的梅赛德斯轿车进行拍卖，拍卖结果并不重要，只是借此举来吸引大量50、60岁左右，经济收入丰厚人士的关注，因为这些人从这辆梅赛德斯身上似乎看到了当年的德国，当年的街道，当年的自己……一段时间内，奔驰公司与梅赛德斯轿车受到了目标群体广泛的关注。吸引来关注的目光后，奔驰汽车公司顺势推出新版梅赛德斯轿车，结果销售异常火爆。

与挖掘昨天记忆价值不同的是，开发与记录明天的记忆。上面讲到的那家贩卖回忆的公司，很多业务就是制造记忆，销售未来才有价值的回忆产品。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为今天创造一些痕迹，为明天留下一些回忆，将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记录与制造回忆开发市场，将会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商家便可以围绕为顾客创造回忆财富的思路，去开创全新的蓝海市场。

3、主体回忆与客体回忆

回忆营销可以是销售承载着回忆的功能性商品，比如，把当年中学英文课本中的男女主角——李磊与韩美美印在T恤上出售给那些拥有集体回忆的80后们，采用的形式就是把回忆内容融合到其它商品上进行销售。同时，回忆营销也可以是只出售以回忆为主体的纯感性商品或副商品、相关元素等。比如，商品上视觉的标识、听觉的音乐、广告词、活动主题等。回忆作为一种拓展性极强的感性因素，可以应用的方式与范围也非常广。

把回忆营销作为一种吸引眼球，达到引起消费者注意与共鸣的营销手段时，会因为与商品的直接关联性较低，致使效果也较弱，但适用范围会更广泛。比如，某地产公司的一则售房平面广告就属于此类：主体画面是推介的一栋别墅，优雅的环境，别致的二层建筑，几株树木与翠绿的草地……画面下方写着一句广告词：“……此情此景让我忆起了童年，坐在树下听父亲讲故事……今天，我已长大，看着已经驼背的父亲与同我当年一样大的儿子，我多么希望这样的回忆能再现并把它传承下去……”，广告旨在引起30岁——45岁、感性的、中产阶层人士的情感共鸣，继而影响其购买决策，效果非常理想。

4、正面回忆与负面回忆

回忆是人类情感深处最敏感的神经，操作回忆营销时要注意是否会引起消费者的负面情绪。引爆的回忆点一定要是正面的、美好的，反之，勾起了消费者不良的回忆，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百事可乐公司曾经推出过一则宣传零热量可乐的饮料广告，名为“孤单的卡路里”，广告非常有创意，描述的是一个卡通形象的卡路里因为没有同伴，太过孤单的它想到了自杀，它尝试了各种自杀方式，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真的是一个好孤单的卡路里，也认可了百事可乐的这款零热量低卡路里可乐。但是，这则广告因为描写的非常真实，非常打动人，致使勾起了很多有过自杀经历，或是有亲人挚友自杀的消费者的不良回忆，继而引发的是这一群体的抗议。负面影响不断扩大，最终百事可乐公司不得不草草撤下这则称得上创意优秀的广告。

回忆营销实施三步曲

1、寻找回忆点

回忆营销中连接商品与消费者的核心是一个具有集体回忆的事件、物品或思想，这个核心点我称其为“核心回忆点”。回忆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但不同的“核心回忆点”产生的认同与共鸣的强度、效果却大为不同，因此，这个点要找的巧、找的准，过于平淡或错位的点很难唤起更多人的共鸣。

上面提到的那家地产公司，曾经有过另一则平面广告，感性回忆点抓的就不够不准——主题是描述记忆中当年的房舍与情景，以唤起目标消费群体的记忆。唤起当年的回忆本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让消费者想起的是美好回忆，不可以有错位或不良的关联联想，想一想，让消费者把你现在出售的房子和几十年前住的房子产生联想，那结果必然是失败的。最后广告的回忆点改为只唤起消费者对当年那段岁月的情感回忆，而非是对房舍的回忆，才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前文提到，回忆营销的市场分为集体回忆与个体回忆。寻找个体回忆营销的回忆点主要是捕捉、挖掘，甚至是制造消费者今天所珍惜的事物，比如，典型的回忆商品代表，就是照片，大家为了保存影像回忆，便成就了每年过百亿的消费市场。其它的制造或保存回忆的生意也非常兴旺。这些市场有些是挖掘的，而有些则是制造出来的。其实，在如今这个物质生活都普遍得到满足的社会，任何与精神相关的事物都可能作为回忆而变成商品。只要能够发现它们，并且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那这样的市场就是成立的。

比起个体回忆，拥有更为广阔市场空间的是集体回忆。在中国，时代性的集体记忆对50年代的人来说是“红袖章”、 “大炼钢铁”、“大跃进”；对60年代的人而言是“样板戏”、“小人书”、“大字报”；对70年代的人则是“阿童木”、“机器猫”、“花仙子”；到了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集体记忆的内容开始丰富起来，“变形金刚”、“黑猫警长”、“圣斗士”、“打口袋”、“红白机”以及中学英语课本中的李磊和韩美美等。

这些都是具有开发潜力的回忆元素，但要注意的是，回忆要是美好的，正面的。唤起了某个拥有共性集体回忆群体心底的记忆，继而放大这个回忆点，而后提供对应的商品，就可以产生惊人的市场销售。

2、制造回忆体

有了回忆点，唤起了消费者的共鸣，接下来就是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首先应该把能为顾客带来什么样的实质利益作为塑造回忆商品的首要思考问题，这种利益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或两者的综合。切忌虚张声势，空洞无物，那样单纯的噱头只会比流行更快的被遗忘。回忆元素要充分，深入，载体商品也要物有所值，毕竟回忆只是商品总体价值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现在很多商家打着回忆的旗号，所提供的商品质量良莠不齐，而回忆元素又缺乏深度与系统性，这样的销售结果必然不理想。

某家餐馆为了吸引80后消费者光顾，于是把环境布置成了当年学校食堂的模样，就餐也是按照学校食堂打饭、就餐的方式来要求顾客，这的确是可以唤起80后学生时代的记忆，但是，唤起了消费者的情感回忆后，所提供的商品却并不能充分满足这一群体的情感需要，饭菜口味也不理想。给人以做表面文章的感觉，让消费者觉得意犹未尽，反而留下很多遗憾，甚至不悦。因此，比起唤醒消费者的情感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来满足需要更重要。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在充分满足消费者情感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提供实质的物质利益，这才能给消费者创造物超所值的消费体验。以上面的案例为例，如果能够把情感体验元素做到位，同时把就餐的核心——饭菜，与回忆挂上关系，比如提供当年食堂的菜谱，同时口味上更好，那就可以让消费者乘兴而来，尽兴而去。

3、回忆营销的传递媒介

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多会伴有全新的传播形式与传播特点，对于回忆营销而言，虽然销售的可能是一种传统商品，但是传播方式却可以与传统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当一件商品包含了高比重的感性价值因素后，商品价值的侧重点便发生了改变，其市场传播定位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传播方式自然也就跟随发生改变，找不准这个传播定位的点，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