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诗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

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韩愈； 文学接受； 宋代文学； 查金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4903

收稿日期：20110106

作者简介：郭春林（1969-），男，江西宁都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Recep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classical authors

――Discussion on Zha Jin-ping’s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GUO Chun-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232001)

Abstract: Han Yu was a famous author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 poetry, classical proses and even Confucianist though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great scholar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selects the stage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probesthe acceptance of Han Yu’s literature, identity and respect by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above four aspe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Zha Jin-ping’s monograph, this paper, by combining the author’s academic experience, review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nd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Han Yu; literature acceptant;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Zha Jin-ping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对于经典文学家的评价总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视角切入，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评定其文学成就。所谓共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与同时代文人的交游中，时人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该文人在时人中的影响。也就是说，指文学家在其诗坛、文坛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的强弱。所谓历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对后代诗人、文人的影响，也就是后代诗坛、文坛对前代文学家的接受。从共时性评价来看，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就影响巨大，身为文坛领袖，其古文风格独特，十分引人注目；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独占鳌头，身为诗坛盟主，其诗风奇险，独创一派；作为经典作家，在韩愈生前就出现“韩门弟子”的称谓，他可谓荣耀之极。从历时性评价来看，韩愈对后世文学影响久远，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抑或诗论、文论，均得到后世文学家的接受、认同与推崇。正是后人的认同与推崇，构成了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见出韩愈文学开创之功的巨大。

查金萍的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从历时性评价的视角，在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选取两宋这一阶段，进行断代文学接受研究。截取宋代对韩愈文学的认同与推崇这一片断，彰显出韩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可谓慧眼独具。查金萍选取宋代作为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的落脚点，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宋代文学成就卓著，名家辈出。就诗歌而言，宋诗与唐诗可谓双峰并峙；就文章而言，唐宋家的称谓，宋代占有六家。二是韩愈经典地位的确立在宋代。晚唐五代虽有学习模仿韩愈的某些作品，但因缺乏文学巨匠的认同与推崇，韩愈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并不太大。三是从诗文流变来看，宋诗、宋文中宋代自身特色的展现是以学习韩愈作为桥梁的。宋人既接受、承传、模仿韩愈诗文的某些方面，更多的学习其开拓创新的精神。就宋代文学而言，这种诗文变革的意识，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宋代欧阳修领导的诗新运动即是显例。四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文学接受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论著材料全面，涵盖面广，足见其学术视野开阔，用力颇勤；论著非泛泛而论，其所下判断皆持之有故，具体落到诗文字句实处，亦见其根柢之深，学养之厚。下面详细述论。

就论著整体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分门别类，条理清晰。作为封建王朝开明的政治家，韩愈自觉承传先秦儒家思想，以积极构建儒家道统为己任，同时他又是一位复合型文学家，其诗歌、文章以及文学思想均具有韩氏特色。韩愈文学成就巨大，各种成就相互渗透，相互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一体。宋代的韩愈文学接受者，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均诗文兼擅，自创一体，亦见宋代文学接受情况的纷繁复杂，从何处入手进行研究，确实颇费心神。而该论著分别从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诗的接受、宋人对韩文的接受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论著见出作者从宏观把握材料，从微观着手研究的功力。

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是儒家圣贤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先秦儒学思想对封建开明政治家的影响，历久弥新。在“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总结了韩愈对儒学的特出贡献，即攘斥佛老、构建儒家道统、领导古文运动、重视“师道”，进而探讨皮日休、沈颜、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对韩氏儒学的接受，重点讨论了以欧阳修、苏轼师徒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接受情况。在宋代，欧阳修、苏轼先后主盟文坛，他们的文学成就展现了宋代文学的高峰，苏轼、王安石、曾巩均为欧阳修学生，这种韩愈文学群体接受、认同与推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韩愈道统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唐李氏王朝的统治，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论著亦探讨了司马光、王安石等政治家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理学乃儒家思想与佛学理论结合的产物，“二程”、朱熹等人身兼理学家和教育家双重身份，他们对韩氏儒学中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观”等认同与消化，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该论著亦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文学思想往往是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如何深入挖掘，广深开拓，足见治学者的学养。如果学养不厚、把握不准则容易出现就事论事，流于罗列表象，该论著则力避此弊端，深入考察“接受的接受”情况，创获良多。在“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深入探讨了宋人对韩愈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以文为戏”等文学思想的接受。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下启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该论著揭示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是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穷苦之言易好”这种文学创作理论的接受。进而指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一出，便对时人与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间接接受，即接受的接受［1］59。而苏轼的诗句“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2］，则是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精炼概括。因欧阳修乃北宋文坛领袖，时人黄彻、张耒又对欧阳修的理论做了进一步补充，此后王庭、刘克庄、方岳、陈郁、扬镇等先后承袭了欧阳修的理论，该论著亦一一加以论析。

论著揭示文学思想的流变，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韩愈的“以文为戏”文学观念，虽有所本，在唐代却褒贬不一。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为了开拓诗歌新领域，不但接受、认同韩愈的“以文为戏”，还加以发扬光大。在这一方面，欧、苏的诗作为数不少，从诗题来看欧诗“以文为戏”达22首之多，而苏诗则多达69首。“以文为戏”的做诗方式成为欧公等人诗歌交游的重要手段，为强调“以文为戏”重要作用，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还加以总结，足见其对韩愈“以文为戏”文学思想推崇备至。这是宋人开辟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唐人展现得不够充分的手法上，宋人深挖潜力，着力创新。

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其对后人的影响则是不可或缺的标准。韩愈的诗歌成就，在中唐诗坛争议较大，时至今日，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韩诗的成就是中唐诗坛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在“宋人对韩诗的接受”部分，查金萍着力探寻宋人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这是宋诗转变的关捩，也是整个宋诗的指导思想，宋诗之所以能够与唐诗分庭抗礼，双峰并峙，与其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有很大的关联。宋人鼎力开拓诗歌题材，变换诗歌风格，深受韩愈新变思想的启示。这一点，清人叶燮早已指出，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之大，其思之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宋诗面目的形成与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紧密相联。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苏舜钦从体裁、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学习韩诗，比如联句诗、“以文为诗”等；梅尧臣从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亦学习韩诗，比如效昌黎体诗（《余居御桥南夜闻鸟鸣效昌黎体》）、政治讽刺诗等；欧阳修学习韩诗俯拾即是，比如韩愈《剥啄行》诗，欧阳修作《拟剥啄行寄赵少师》，拟体诗传达出欧阳修对韩诗的推崇。宋诗特色的确立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息息相关。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学习韩诗又开拓创新，自成一体。对于王、苏、黄等人学习韩诗的详情，论著采用对照表的形式加以胪列，简洁明了，他们或化用诗句，或套用立意，或借鉴博喻，或点铁成金，他们诗歌路数各异，而学韩诗则实同。此外，亦论及南宋学习韩诗的情形，比如王十朋作和韩诗等。

唐宋古文运动发轫于唐代，壮大于宋代，韩愈的发轫之功，得到宋人的强烈响应，欧阳修领导的诗新运动则着力推进。在“宋人对韩文的接受”部分，论著重点探讨了唐宋家中“宋六家”的韩文接受。唐宋家的称谓，既体现出后世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又点出了“宋六家”与韩文的渊源关系。北宋古文运动演进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韩文的接受与新变过程，对韩文的奇险文风加以转换的过程，欧阳修文演变为平易晓畅，曾巩文严整典雅，王安石文峻洁峭拔，苏轼文博大雄奇，“宋六家”学韩文而又各具特色。其中，“欧阳修学韩（文）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学韩――似韩――变韩”［1］152，指出欧公经历了“对韩文亦步亦趋”，到“学韩而不似韩”的过程，最终形成欧公自己“纡徐委备、平易晓畅”的散文风格。欧阳修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论著深入挖掘欧公学韩文的过程，揭示了北宋文坛主导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欧公学韩对时人的影响等。“这种学而知变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王安石等，欧文的平易风格也成为宋文的主导性风格。”此外，还论及南宋韩文接受的情形，从选本的角度来考察，视角亦较为独特。

综上所述，《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一书，选取宋代欧阳修、苏轼等经典文学家对韩愈文学的接受、认同与推崇进行研究，探讨出宋人的接受奠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论著材料翔实，挖掘较深，创获良多，在韩愈文学研究的众多著作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值得韩愈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4篇

欧阳修到任时已是深秋时节，但滁州琅琊山的景色依然是美丽的。山上林荫草地，秋叶黄花，别有风韵。古开化禅寺（即今琅琊寺）雄踞琅琊山腰，肃穆宏伟；滁城以西，远有清流关，宋太祖曾在那里打过仗；近有西涧水，韦应物有《滁州西涧》一诗流传于世。历史胜迹，自然风光，相得益彰，令欧阳修欣喜不已，使他忘却了蒙屈受贬带来的烦恼。他常去琅琊山游览，遍游了开化禅寺的各个景点，他与寺僧交谈，与百姓共话，激情之下便吟诗作词，先后写下了《永阳大雪》、《游琅琊山》、《百子坑赛龙》、《琅琊山六题》等诗篇。他在《游琅琊山》一诗中写道：“……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长松得高荫，盘石堪醉眠。止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爱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牵。归时始觉远，明月高峰巅。”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欧阳修发现了位于丰山脚下的幽谷泉。他亲自前去考察，见泉水涓涓，清澈见人，尝之甘凉可口，喜出望外。再看四周景色，“上有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窃然而深藏”，美不胜收。他“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在那里修建了丰乐亭。之后，他常到丰乐亭饮酒游乐，写诗作文。除了亲自为丰乐亭撰写了《丰乐亭记》外，又先后写下了《丰乐亭游春》、《忆滁州幽谷》等诗篇。在这些诗文里，他都对滁州的山水之美作了深情的描绘和讴歌。如他在《丰乐亭游春》这样写道：“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喜爱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在《丰乐亭记》里他结论性地说：“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也是在庆历六年这一年，开化禅寺的智仙和尚专门在琅琊山下建了一座亭子，请欧阳修为亭子取名，并作记，欧阳修欣然为之。这时他已多次进山宴饮游乐，对山间的情况多有了解，对山间景色之美感受更为深刻。于是他伏案提笔，运用其特有的古文笔法，浓墨重彩而又轻松流畅地写出了后来千古称颂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对滁州琅琊山的景色进一步作了生动的描述。文章一开头便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略略数语便描绘出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卷。文中，他又对山中的景色作了具体的描绘：“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用一连串简明的文字，把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秀美诱人。

除了上述诗文外，欧阳修在其他一些诗篇里对滁州山水也多有描写，都写得美妙无限，胜于画卷。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来雨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又如在《幽谷泉》诗中写道：“踏石弄泉流，寻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满春畴，鸣渠浇茅屋。行长饮泉甘，荫泉多美木。潺无春冬，日夜响山谷。” 欧阳修描写滁州山水，无论是诗还是文，都简明生动，富有感情。他在《醉翁亭记》里概括琅琊山的景色只用了八个字，即“林壑尤美”，“蔚然深秀”。这八个字把琅琊山的远景如实全面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至今我们看琅琊山还是这样子。他写琅琊山中的早晚和四时景色，用字也极简练，总共只有五十几个字。山中四时之景，每一时只用一句话，每句话少的四个字，多的也只有六个字。他用的是文言语法，但明白易懂，犹如白话，却又韵味无穷。他的其他一些诗句也多是如此，如“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丰乐亭游春》）；“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药红紫树高低”（《画眉鸟》）；“南山一尺雪，雪尽山苍然。涧谷深自暖，梅花应已繁”（《游琅琊山》），“滁南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远近红”（《忆滁州幽谷》）等。这些诗句无不体现了生动实在的特点，既是高度的概括，又是具体的描写，更洋溢着深深的情感。

欧阳修笔下的滁州山水，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阴晴晨昏，都呈现一派无限秀丽的景色。虽无险峻，但清雅动人；虽无奇伟，但绚烂多姿。

欧阳修笔下的滁州山水，无论是诗是文，无论长语短句，所写的景色都是实景，犹如一幅幅写生画，没有虚拟，没有浮夸。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5篇

庐陵人、中国人，甚至外国人一提起欧阳修，崇敬之情油然顿生，心中闪现人类最美好的字眼：

伟大、崇高、正直、磊落、伟岸、大爱、至善、乐观、豁达、博学、多才……

如果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璀璨的星空，那么，欧公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如果说，政治是风云多变的舞台，那么，欧公演绎的无疑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如果说，中国文学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那么，欧公无疑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他历经沧桑的一生，他的传世之作，他的人品，他的文品，则是我们毕其一生也读不尽的课本。

走进课本，品读他、认识他。在欧公身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文化人，竟那么全面地展示他的才华：政治的、文学的、史学的、经学的、目录学的、金石学的等等，他编辑的人生“课本”，竟然和谐地汇合了那么多元素。品读课本，除了对美的动容，内心总有一股不可言传的温馨，并凝固成如玉之润、如石之坚、如水之柔、如海之深的印象。这独特的感受刻骨铭心，伴随着我们——永远。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政治生涯中的精彩瞬间。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但历史烟尘浩渺诡谲，每场都透视着它的复杂、险恶、残酷、无奈甚至荒唐。欧阳修坚定地站在大宋王朝的险峰，坚持正义，对是非不辨的小人，予以痛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公把一个“人”字，写得认认真真，写得堂堂正正，写得气壮山河。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淡泊与豁达。他仕途坎坷，宦海沉浮，面对惨烈的现实，淡定从容，吟诗：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欧公是“菊”是“笋”的化身。他的言行闪烁着智慧之光，令我们后人于迷蒙中清晰，于混沌中了然。

有一位诗人说：“我将穿越，但永远无法抵达。”欧公一生追求的境界没能抵达，但他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政治上失败，文学上却获得成功，在中国文学史上欧阳修有着永远不可动摇的地位。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诗文，文简意深，清丽自然，笔随兴至，炉火纯青，彰显妙笔生花的生命力。且看名篇《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历代学子争相诵读，那是养耳的音乐，养眼的清流，养心的绿竹。难怪与欧公同代的著名诗人曾巩对他热情洋溢地评价：“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难怪前几年一个高鼻子、蓝眼睛名叫劳格文的哈佛博士，到吉安考察庐陵文化，发出由衷的赞叹：“宋朝庐陵出了个欧阳修，太伟大了，我们美国学者都敬佩他!”

欧公用手中的笔，耕耘中国的方块字，直到晚年，依然不衰、不减。他留给后世丰硕的经典：散文500多篇，诗850多首，词170多首……今天，我们捧着这沉甸甸的雄文巨著，情不自禁地欢呼：“古今文雄谁敌手?欧阳修!”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大度与大爱。他奖引后进，不厌其烦，用心良苦。一拨一拨品学兼优的后辈，经其指点，受其濡染，从而芳名远播，登峰造极。他对挚友关怀备至，尽管自己身处逆境，举步维艰，但仍心系零落远方的知交，去信致候：“别后安否?”“旧疾平否?”“秋寒矣，千万保重。”言辞切切，爱意绵绵，柔情似湖水荡漾。

走进课本，品读欧公，品出人格的亮光，品出人性的清香，品出催人奋进的天籁之音。

永远的欧阳修，永远的课本。品读这课本，生命与生命对接，思想与思想碰撞，精神与精神传承。跨越千年时空，我们与欧公心相印，情相通，使命相连。我们不负欧公，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撰写自己的“课文”，编辑自己的“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