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四句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 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 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 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杜甫的四句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杜甫 失对 律诗

一、引言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以祖父杜审言为荣，致力于格律诗创作。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将诗歌创作当作家族事业，并告诫其子继承父志。杜甫擅作律诗，其律诗严谨而技艺高超，创作时“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而“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自我评价更是让我们看到杜甫律诗创作的不断完善。然而，在杜甫的一千多首律诗中却有不少失对的诗句。明代高檬《唐诗品汇》卷三有云：“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律》也指出：“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杜甫律诗“独异诸家”的表现之一，就是律诗“拗体”的形成。失对作为律诗“拗体”的一种，今人研究甚少，且研究至今仍争议颇多，疑点重重。本文研究的是钱谦益《钱注杜诗》中所入的杜甫诗歌 。

二、杜甫诗歌失对类型分析

（一）绝句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绝句诗的篇幅相对律诗而言要小，诗句能够灵活改动的空间不大。从形式与结构上来说，绝句诗出现失对现象的概率比较小。

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中总共收入542首绝句，出现失对现象的诗歌占7首，且皆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所作的七言绝句诗。其中，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时，有4首出现失对现象的绝句诗：《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三绝句》《戏为六绝句》;行过戎州、渝州，和居住在云安、夔州时有1首：《夔州歌十绝句》;居住在夔州时出现1首：《解闷十二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到湖南时出现1首：《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由此可见，自送严武还朝后，杜甫迁家到锦州、梓州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较多失对的绝句诗，而此前并不存在，此后也只是偶尔出现。

（二）律诗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的五律韵律严谨精细，但其中出现失对的诗歌也不少，而且几乎全部表现为上句第二字、第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因为“七言难工”，加上杜甫对规则的摒弃，使得七言律诗多出现失对现象。

收入《钱注杜诗》中的杜甫的律诗篇数有九百一十六首，而存在失对现象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五律占27首，七律23首。其中，天宝未乱及陷贼中所作的诗歌中有失对现象的五律2首，七律2首;陷贼与为官时期的有五律3首，七律2首;漂泊西南时期的有五律22首，七律19首。在成都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所作的有五律10首，七律4首;行过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居夔州所作的有五律4首，七律5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无失对七律;自公安发，次岳州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七律2首。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杜甫律诗中的失对现象多存在于其早期的诗歌中，数量变化上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呈抛物线状。就其晚年而言，这结果无疑与杜甫对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评价相差无几。因此，不妨对杜甫诗歌中存在的失对现象进行一番仔细地探讨。

三、杜甫诗歌失对的原因分析

（一）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

1.古今古音的发展变化

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的发展演变最快，从唐朝至今，有许多语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研究杜甫诗歌失对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时念平声的字如今却念成仄声，比如：“看、过、浪、论、俱、场”等。不妨就以这六个字为例加以分析。

在北宋陈彭年于唐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广韵》一书中，“看”是“苦寒切，上平25寒”，而宋末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记载“上平十四寒，去声十五翰”。这说明，“看”字在唐代是平声，到了宋朝后期，出现了仄声的念法。即使在现代汉语中，“看”字仍然是多音字，有平有仄，但是字义不同。因此，“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李监宅》）“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等诸如此类的诗句，在今天看来是失对的，在唐朝却是符合律诗平仄规律的。

经过前人的考证，“过”字在诗句中不论是作名词还是作动词，都存在平仄两用的情况，即“过”的古音为平仄两用，且两韵部字义不变。在《钱注杜诗》中，有不少将其用作平声的诗歌，例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送元二适江左》）“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在中古音韵里，“浪”字鲁当切，“论”字卢昆切，“场”字直良切，“俱”字举朱切，此皆为平声韵部。虽然语音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字变平为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如今的读法而将上述文字认定为仄声。因此，上述例子就唐代的音韵系统而言，是算不上失对的。

2.双声叠韵

杜甫虽然严守律诗粘对规律，但更为注重细密的双声叠韵之美。清人周春在其著作《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中指出：“双声叠韵，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沿及两汉魏晋，莫不皆然。但尔时音韵之学未兴，并无所谓双声叠韵名目，故散见而不必属对也。自沈约创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响’之说，于是始尚对者。或各相对，或互相对，调高律谐，最称精细。唐初律体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于此，神明变化，遂为用双声叠韵之极则。”（《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一）。就以下诗句为例：

（1）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

（2）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3）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雾昏。（《西阁夜》）

（4）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其中，（1）（2）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叠韵词，（3）（4）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双声词。双声叠韵相互交错，或彼此对应，使得律诗的声调更为和谐，虽然出现了失对现象，但仍可视为杜甫对律诗平仄格律的加强。换言之，平仄规则的应用与双声叠韵词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律诗的声调更加和谐，当二者不可兼得时，杜甫选择了更合适的后者。当双声叠韵词更胜一筹时，杜甫会挣脱律诗框架的束缚，舍平仄对仗而求音律和谐。由此可见，杜甫对于律诗创作并非只是遵循格律，还有所创造，可以说得上是“戴着镣铐跳舞”。

（二）社会原因

1.文化原因

唐朝的科举考试以诗歌为主，因此唐诗盛行一时，文人墨客多擅长诗歌创作，律诗在唐朝也初现模型。唐人殷[《河岳英灵集》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可见在杜甫生活的年代，律诗已有一定的规模，但还不成熟，其规则也不完备，期间有些诗歌仍然是古律混杂的“齐梁体”。因此，杜甫早期的律诗创作虽格律严谨，且数量不多，但其所作的律诗不成熟，仍出现失对现象，这跟律诗规则不完备有很大关系。

自古时势造英雄。杜甫一生坎坷，战乱漂泊的几年，饱受战乱之苦，见到了太多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世间景象，使得他更接近下层百姓。期间，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其诗歌宣泄内心情感和反映现实社会的意味越发浓厚，抒发心中爱国爱民之情的想法远远大于吟风弄月之心，对诗歌的追求亦不仅限于对形式和格律的严谨塑造，而是人格形象的“诗意化”。相对于格律诗而言，古体诗的题材更广，更有利于抒情。受到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影响，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感，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当情感的抒发和韵律规则相冲突时，杜甫毅然决然地选择反映现实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追求“意趣为上，诗律别之”的诗意化创作。

杜甫诗歌的转变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随着杜甫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人生感慨越来越深沉，他的七律中注入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使格律诗跳出上层文化圈，走向大众文化。刘辰翁评曰：“小纵绳墨，最是倾倒，律诗不甚缚律者。”（《唐诗品汇》卷八四引）。他此时的创作自由洒脱，不受束缚，绝非为了入仕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狭隘的领域。相比年轻时多受文人骚客、世族贵胄追捧，此时他的读者多了许多下层平民百姓。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他使诗句平民化、明白晓畅，这就难免出现失对现象。例如：“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其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这些诗歌通俗易懂，诗中意象也极具乡村色彩。

刘熙载说：“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人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艺概》卷二）即杜甫在成熟的律诗形式中有意识地渗入古体诗加以创新，探索便于抒情的新格律形式。正如杜甫自己所说的“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在格律诗走向成熟之后，他对格律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认为“运古人律”更能纵意所如。期间，“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悲秋》）“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又雪》）“小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夜雨》）等诗句的出现，体现了古体诗“三平调”“三仄调”形式的引入。

在成都和梓州的这段时间，虽靠好友救济生活，但相对而言比较安定，杜甫有更多时间创作甚至创新格律诗。律诗创作尚未成熟、追求“意趣为上”的诗意化创作、平民化语言的使用和“运古人律”，都是杜甫格律诗创新过程中失对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2.政治原因

唐朝以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统治阶层在诗歌的题材范围上有所倾向，对律诗的格律创作也存在着有形甚至无形的约束。为了出仕为官，迎合大众趋势，文人多将题材和形式限定在官方严谨的格律之中。在杜甫之前，这基本上已成为一种趋势。杜甫早期的诗歌作品也显示出他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即多为格律严谨的应试之作。因此，困守长安十年之前的杜甫诗歌很少出现失对现象，偶尔出现的，也是因为当时律诗尚未成熟。

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希望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新乐府运动应时而生。这期间的大量诗歌为新乐府诗，文人士大夫利用诗歌讽刺褒贬时政的意识逐渐强烈。而此时，近体诗也已完全定型，形成其稳定的句法格局。正所谓“穷极思变”，在文化改革潮流的冲击之下，杜甫开始有意识地改革格律诗，其已成熟的格律诗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求变的趋势，以顺应新乐府运动。这种趋势使得杜诗的诗句更灵活多变，平仄对仗更不拘一格。正是因为杜甫深得声律之精髓，敢于大胆创新，才能写出异于律诗正体的变体律诗，从而为失对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的出现，是初唐“齐梁体”对尚未成熟的格律诗的辐射影响;是律诗发展成熟后“穷极思变”的必然结果;是双声叠韵词较平仄格律更能使声律和谐的选择;是杜甫重新认识格律，“运古入律” 的创新;是顺应新乐府运动号召的时代产物。

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研究作为一项新起的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杜甫诗歌中失对现象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杜甫这位格律严谨的律诗大家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也有利于我们梳理出完善的诗学体系。分析杜甫所处的年代与其诗歌失对现象之间的关系，必将对诗歌格律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王力.诗词格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魏红星.小议杜甫晚期的七律拗体诗[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1）.

[4]于年湖.论杜甫拗体的写作艺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2005，（7）.

[5]张英.论杜甫的正体七律及其声律特色[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

杜甫的四句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杜甫;水灾诗;风灾诗

杜甫的诗是现实的反映是古代文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他生活的朝代不仅在政治上由盛转衰，而且天灾不断。杜甫有心为国为民效力，却始终得不到君主的信任。期待着能够为唐朝君主所重用，却无奈仕途坎坷。直言进谏敌不过朝中权贵，一片诚心战不败世态炎凉。这一切，都使杜甫的诗形成了悲伤的感情基调，他的悲伤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于唐朝浓郁的爱国情感，因为爱国却无法效力而悲伤;因为爱民却无法保护而悲伤。这种悲伤在他的灾害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杜甫的《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1这首诗就记录了大雨引致黄河泛滥之后，灾民遍野嗷嗷待哺的情况。在这首诗中，杜甫用“二仪积风雨，百谷漏波涛。闻道洪河坼，遥连沧海高。”这四句话来形容灾祸的惨烈。其中，杜甫选用了“积”这个字来表示大雨的程度就仿佛天地为了下这场雨积蓄了很久一样，用一个字浅显易懂地描绘出大雨倾盆时那让人震撼的样子;用了“漏”这个字来表示大雨给百姓造成的灾难。“百谷”，出自《书・舜典》中“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一句，是对天下所有粮食作物的统称。所谓“漏”，是形容人们在抓起一把谷物粮食的时候，从手中滴落的竟然已经不是粒粒粮食，而是颗颗水滴。短短两句话，区区十个字。杜甫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描绘了这百年难遇的特大暴雨灾害给人们群众的生活带来的巨大伤害。在这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衙门官员和地方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只知道每天忧心忡忡地度日，到处倾诉灾害的惨烈，却没有办法帮助灾民们从灾难中恢复。但是杜甫并没有被这样惨重的灾难吓倒，诗尾处“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这两句就实实在在地表达了杜甫苦中作乐战胜灾难的情怀。尽管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在大水中泛舟而行，但是杜甫心里面幻想着自己是到了仙境，能在偶然之间摘到大大的蟠桃，钓到水里兴风作浪的巨怪，帮助贫苦百姓战胜水灾。还有杜甫的《九日寄岑参》“出门复入门，雨脚但仍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1]这首诗是写由于被连日大雨阻碍，诗人不能和好朋友岑参一起结伴在重阳节共同饮酒赏菊，十分的遗憾。诗中表达出对人民遭受天灾的同情，表现了杜甫时刻关心人民疾苦的高尚情怀，在思念友人时都会发出对苍生百姓的关心。《秋雨叹》三首，记述了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天降大雨，持续了六十多天，百姓田中的庄家都被大雨淹没，连居住的房屋墙舍也都倒塌，人民深受其苦。其二：“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辩，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第二首写了连绵不断的秋雨摧伤农作物，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是当时的宰相杨国忠却不顾人民的死活，只想讨好唐玄宗来邀功，就专门把完好的庄稼献给唐玄宗谎报说大雨并没有损害农作物。玄宗信以为真，于是灾情日益严重却没有人敢如实上报，因此杜甫感叹“无消息”，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并且流露出了对上层统治者昏庸统治的不满。其三：“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垢后土何时干。”第三首是在感伤自己因穷困潦倒而不能帮助百姓的痛苦，并同时感叹人民所遭受的灾害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缓解。这三首诗用了赋的写作手法，寓意深切。诗中详细的叙述了当时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

杜甫描写大风的诗，多是借景抒情，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壮志未酬，悲凉郁闷的感情。比如在《久雨期王将军不至》这首诗中，杜甫没有直接写风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伤害和破坏，而是从自己对于和王将军之间难得一见的会面被大风耽误得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的事情出发，描述了风灾给人们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影响。在诗中有“数看黄雾乱玄云，时听严风折乔木”一句[2]。这句话本身是对杜甫行为的一中描述，讲述的是他在焦急的等待中不止一次地观看天气变化，等待着与朋友会面时刻到来时焦虑的心情。但是这种心情，是寓情于景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而被寄予浓厚感情的恰恰就是当时巨大的风灾。“数看”表明杜甫为了早一点见到朋友多次观看天气变化的频率高，可是多次观看竟然都是“雾”乱“云”的天气状态，说明当时风沙之大已经遮天蔽日，让人看不到空中的白云。而“时听”则准确地表现出杜甫耳边频繁不绝地传来树枝被大风吹断的声音。“风”折“木”，这原本就是非常罕见的，在大风天气才能见到的自然现象，可如今耳边却时不时地传来树枝被风吹断的声音，更是生动地艺术地再现了风灾天气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中，杜甫描述了自己在成都时居住的茅屋被大风破坏的情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I长林梢，下者飘转沈塘坳。”从诗中描述的词句来看，杜甫的茅屋是一座“三重茅”的宅子。相比起贫民百姓只有两层茅草搭建的房屋来说，已经属于“加厚加固型”了。可是“高风怒号”直接将茅屋“卷”走，足见加厚加固的茅屋在如此大风的面前也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杜甫的感叹看似是对自己房屋被破坏的无奈，但是词句之中流露出更多的是对平民百姓生活的担忧。他这加厚加固的茅屋都能被风直接卷走，何况那些房屋质量不如自己的普通百姓呢。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将杜甫的忧国忧民之心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杜甫诗句中独有的神韵。“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3]这首诗出自《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杜甫喜欢的楠树在狂风暴雨中倒下使他无限落寞，把自己的命运与楠树的命运相连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感慨。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最后，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写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理想，更展现出诗人任博大的胸怀。这两首诗没有正面描写风灾，却将风灾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体现的酣畅淋漓。

杜甫的灾害诗作给我们当代的灾害文学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灾害文学的核心应该是在灾害中反映的人的感情，正如诗人杜甫诗作中展现出的恻隐之心一样。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杜甫的灾害诗作作为灾害文学这个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课题，值得我们相关专业学习者学习与探究。（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统稿，廖仲安，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副主编.杜甫全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2.

杜甫的四句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杜甫；诗歌语言；俗语；古谣谚；雅俗相通

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歌就像时代的一面镜子，呈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程。杜甫的诗歌风格多样，正如元稹所说：“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风格的多样性也就造就了杜甫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的突出成果。

一、“雅”――“俗”

杜诗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喜欢佳句，十分注意诗句的锤炼，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使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杜甫诗歌语言精确、凝练的最主要原因。

“俗语多人间气，雅言多书卷气。善为诗者总是能够游刃于雅俗之间，其中的缘由关键在于一个词语：灵活。在这里所说的“灵活”即是词语转化的契机。如果能很好地抓住并充分运用这个契机的话就能作诗或为文达到俗的灵活可以从人间烟气中探寻到精神文化的最深处，雅的灵活就可以从阳春白雪似的精神文化中体验中寻找到人间性情的境界。”[1]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大多数人在品读诗歌的时候，都存在着一种期待古雅悠久饱含浓厚文学底蕴作品的心理。但如果诗歌中偶尔插入些平常不为所注的俗语，就能给读者的心理期待以突然“袭击”，给读者以新鲜感即雅中有俗，反而成鲜。杜甫善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乐府的影响，诗中多使用俗语和古谣谚。而且，杜诗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开放性，理所当然他在用词上也就避不开对民间俗语的开放和接纳。中唐的元稹有诗为证“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他所说的“当时语”就是语言的民间性和口头化，而“傍古人”则是杜甫诗歌由俗入雅的精神探索。

二、“俗”之真实内涵

杜甫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俗”。杜诗之俗主要来源于杜甫的生活经历。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漂泊穷困中度过的，因此他与下层人民有着密切的往来，他们的想法、言谈举止等杜甫都非常了解。因此，杜甫写起关于下层人们生活的诗歌来，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更具有形象性和真实感。而且，杜甫也受到了汉乐府的影响，他不仅学习汉乐府的思想内容，还模仿汉乐府的话语方式。这些都为杜甫诗歌之“俗”提供了可能。

杜诗之俗的“俗”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低俗，而是雅俗共赏、雅俗相通之“俗”。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而杜甫诗歌的流芳百世也向世人证明了杜诗之“俗”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粗俗，而是雅俗相通。

三、“俗”之具体表现

杜甫诗歌之“俗”，主要体现在对俗语和古谣谚的使用上。

（一）俗语

宋人孙奕曰：“子美善以方言俚语化入诗句，词人墨客口不绝谈。”例如，“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客夜》）；“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婚别》）……诸如此类的诗句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另外，“无赖”一词也被杜甫用得较为经典。这个词的本意是奸诈，强横。这方面的意义在杜诗中有所涉及，比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这里的无赖就是强横无理，烦扰多事的意思。但是，它更多的被杜甫用于亲友表达感情和描绘自然风光的场合里。例如，《寄从孙崇简》“牧竖樵童亦无赖，莫令斩断青云梯”、《闻斛斯六官未归》“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等等。在这些诗句中，杜甫所要表达的就是在责怪处流露亲昵之情。而在描绘自然风光的诗句中，《绝句漫兴九首》其一“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就给出了很好的说明。

实际上，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旁枝末节，杜甫使用俗语进行创作的诗歌还有很多，像《舟前小鹅儿》、《忆昔》、《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众多的名篇。俗语，在与杜甫同辈的诗人笔下是极其少见的，而杜甫却信手拈来，也更加生动地展现了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体验。俗语，是一种极为生活化的语言，它也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由于过分熟悉而导致的陌生感，同时也激发读者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深入文本来体会诗中的意味。

（二）古谣谚

除了使用俗语之外，杜甫还非常善于在诗中使用古谣谚，特别是汉代歌谣。“以古谣谚――尤其是汉代歌谣入诗，无形中便赋予了杜诗一种古朴而亲切的神韵，而且，也使之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识。” [2]

“兔丝附女萝，引蔓故不长”（《新婚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其六），“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示从孙济》）……这些诗句都含有民谣的韵味。民谣的化用，使本来深奥的哲理浅显化，更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使情感的表达更为恰当妥帖，更为打动人心。

而杜甫的一首《大麦行》，也鲜明地展现了古谣谚入诗给杜诗带来的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识效应：

《大麦行》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

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

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

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

杜甫的这首《大麦行》在基调和立意上跟《乐府诗集》中所记载的汉桓帝时期的一首童谣颇为相似：

后汉桓帝初小麦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唐代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夷族趁乱入侵中原，大肆掠夺百姓财物，践踏农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乱，使曾经的兴盛繁荣一夕之间沦为满目苍夷，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无数的百姓无家可归。杜甫借助小麦童谣这种歌谣的形式，更有利于表达天下遭受苦难、处于水生火热当中的百姓的心声，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也表现出了杜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四、结语

“乐府宁拙勿巧，宁竦勿炼”，杜甫这种耸人耳目的“俗”语言，极大地冲刷了人们的的审美疲劳，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期待视野，唯其务为俗，方为不俗，韵甚趣甚，大巧如拙。[3]俗的诗歌并不难写，难的是要把俗的诗歌写活，由俗入雅，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而诗人杜甫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大量使用俗语和古谣谚，非但没有给人粗俗的感觉，反而给人以亲切、俚趣盎然的意味。杜甫诗歌语言一个突出的特点的就是“俗”，但却俗得灵活，俗得成雅，因此也就造就了杜甫诗歌语言雅俗相通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杜甫的四句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吴宓；陈寅恪；杜诗；接受；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69—04

吴宓与陈寅恪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分别在比较文学与史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除此之外，他们在诗学理论与旧体诗创作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诣。在他们的诗歌活动中，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吴宓与陈寅恪经常在诗学上互相切磋，也经常诗文唱和，二人在接受杜诗时既有相近之处，又各有特点，仁智互见。

一、对杜甫的热爱与总体评价相同吴宓和陈寅恪都熟稔并热爱杜诗。吴宓八九岁时随继母学诗，继母授之《唐诗别裁》，对吴宓影响甚深，据吴宓言：“宓于诗之根柢实植于是。”①《唐诗别裁》是清人沈德潜编的一个唐诗选本，杜甫诗占255首，居众诗人之冠，这是吴宓接触杜甫的开端。稍后，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学诗，“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②。吴宓深受姑丈影响，嗜爱杜诗。《吴宓日记》中提及杜甫与杜诗者达30多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显示，吴宓逃难途中仍一直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不时翻阅，从1944年3月至6月整整3个月，更是将《杜诗镜铨》重新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③。《吴宓诗话》中提及杜甫的多达40余处，其诗歌也明显受到杜甫的影响。陈寅恪除撰写有3篇关于杜诗的专业论文外，在《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者达四五十处，且对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公案细加考证。此外，《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也对杜诗有所提及，其诗歌中用杜诗者有40余处，并常以杜甫境遇自况。

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吴宓与陈寅恪都推其为中国第一诗人，在措辞上极为类似。吴宓言：“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④“杜工部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⑤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⑥这一评价可以溯源至1919年12月14日，吴宓当晚日记中记录陈寅恪纵谈中外文化时，插入以下按语：“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⑦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既是吴宓受陈寅恪谈话启发的结果，又成为两人一生的共识，是二人杜诗学的核心观点。吴宓在诗话中总是以杜诗为准则权衡评定其他诗人诗歌的优劣，并认为是学诗的正法。陈寅恪的《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完稿于1953年4月，时隔34年之久，陈寅恪仍持此说，自可看出他对吴宓这一论断的认可。

诗尊子美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主流观点，在现代白话诗日兴的文学背景下却显得有些突兀，吴、陈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种饶有深意的回归，同时也是杜甫“超越了评判”⑧的经典性的最好证明。吴宓与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遍览中国古典诗歌。吴宓除杜诗外，曾精研吴梅村、顾亭林、黄遵宪、王安石等人诗歌，并对外国诗也有深入研究，最心服的有拜伦、安诺德、罗色蒂、弥尔顿等；陈寅恪则对白居易、元稹、韩渥、钱谦益等人的诗歌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寅恪一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原则，吴宓也一直将其奉为信条，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会简单地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膜拜而俯首，于他们而言，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是在他们将其放在世界背景中与不同时空中的一流诗人反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可谓一字千钧。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歌对于吴、陈二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在阐释杜诗上，同秉承儒家实用主义诗学理念，

但具体角度、方法和目的则大相径庭大体上看，吴宓与陈寅恪都承继了儒家实用主义诗教观，对杜诗的阐释都是要透过语言层面去追踪杜甫的崇高伟大的思想情怀。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⑨说的虽是治学之道，但在阐释杜诗方面也同样适合。吴宓亦云：“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⑩可见，二人都着重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但在具体阐释角度、方法和目的上，二者却大相径庭。吴宓是比较文学家，对杜甫诗歌是从诗学的角度去阐释，适当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以史学的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放在杜甫诗与史相结合的诗学特征上。从目的上看，吴宓对杜甫的阐释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借鉴与超越的标准尺度，并与同时期新诗人的白话诗主张相抗衡；陈寅恪则是为了通过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准确解读杜诗，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

先说吴宓。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吴宓认为杜甫诗歌是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的完美结合。《余生随笔》中言：“以诗一道言之，唐以前诗，贵族派也。宋诗则平民派也。以唐一代之诗言之，初唐四子，皆贵族派也。至开元天宝而大变，杜工部集诗之大成，盖当此转移之会，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在遣词用语上以文人的学识广征博引，风格典雅华美，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稍后用贵族派、平民派的名目来评价杜诗者不乏其人，如闻一多等人都将杜甫看作平民派文学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吴宓的观点更为全面准确，对贵族派文学与平民派文学的界定着眼于文学的本质，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抓住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比后来的新派评论仅从出身、思想上谈要高出一筹。

对于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吴宓认为杜甫与黄遵宪相似，具备以下五个特点：“一、性情笃挚，忠厚恻怛，具诗人之本质。二、精力弥满，学识广博，通古今中外之故。故其诗材料精宏，新颖而充实。三、洞明世界大势，先机察变，爱国保种。四、诗歌多咏国事，少叙私情，不愧为诗史。五、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他从性情、学问、政治识见、题材、形式等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人格涵养为本，体现了中国人重内心的思维特征，认为诗歌是人格的表露化，学杜诗首先学杜甫为人。

关于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吴宓认为有二：切挚与高妙。“如杜甫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又‘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是切挚之笔也。”“如杜甫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写人笔法之高妙也。‘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此写事笔法之高妙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写景笔法之高妙也。‘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浑圆讶许同。’又‘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索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此写物笔法之高妙也。”丰富的想象力是杜甫写人、写事、写景、写物皆高妙的内在驱动力：“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像力……例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两朋友之不易相逢，与参商之不易相逢同。但此层之同，常人不能见，惟杜甫有想像力，故独能见之。”对杜甫诗歌“切挚高妙”的评论出自吴宓的《诗学总论》，吴宓认为“切挚高妙”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诗与文之差别，仅诗用（一）切挚高妙之笔，（二）具有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一）者属于内质，（二）者属于外形。”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吴宓认为杜甫诗歌很契合诗歌的本质特征；其二，吴宓认可杜诗并将其作为重要事实论据之一种来支撑起他的诗学框架。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宓以“高妙”论杜诗，指出诗歌以“虚”写“实”的特点，并引入“想像力”来说明杜诗善于营造幻境深入事物本质的特征，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吴宓立足诗学本位的独特思考。

杜甫诗歌也是吴宓反对白话诗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吴宓始终站在白话文的对立面，标榜“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杜甫又成为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佐证：“例如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遗传，并世之所同。然王杨卢骆只知蹈袭齐梁之材料，除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以外，其诗中绝少他物。杜工部则能以国乱世变，全国君臣兵民以及己身之遭遇，政治会学艺美术诸端，均纳入诗中。此其所以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也。今欲改良吾国之诗，宜以杜工部为师，而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现在看来，虽然吴宓“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的主张已经不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趋势，他提出的以杜为师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陈寅恪阐释杜诗用的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这既和他是历史学家有关，又受钱谦益治杜方法的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他说：“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钱谦益治杜用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法，陈寅恪认为此法是破解古人诗歌主旨的密钥，并对此法加以深化拓展，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来阐明诗歌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诗学传统在现代的复苏。

陈寅恪关于杜甫诗歌的论文有3篇：《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都是对杜甫生存的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回到唐代，回到杜甫身边，外观其所处具体历史情境，内观其所思所感，细心揣摩杜甫的内心世界，以求接近杜甫诗歌原意。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考证“杂种胡”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考证“朔方健儿”一词所指对象为“同罗部落”，由此出发，认为该诗“综合八句，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以杜解庾”，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杜甫的《咏怀古迹》相比较，认为“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此外，陈寅恪还就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中“望”与“忘”孰对孰错的问题进行辨析，依据唐代长安城市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的事实，确定应为“望”字。

历来杜诗被誉为“诗史”。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唐代史的关键点，即“种族”与“文化”，虽然所论不多，但论据的充分确凿使他的阐释具有难以辩驳的权威性，且突出了杜诗的本质特征，对于现代杜诗学有独特贡献。

三、在学习借鉴杜诗上有同有异

吴宓在《吴宓自识》中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他的朋友学生也每以杜甫许之，如凌道新《寿雨僧师七十》：“重吟杜老西南句，正值华封七一时。”廉默：“意气宏肆，诗趣渊邃，有似杜工部者。”程千帆先生也指出陈寅恪诗歌师法杜甫的特点：“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具体看来，二人在学杜时既有交叉重叠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二人在对杜甫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说来，又有所不同。二人学诗都有家学渊源，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先生（涛）学诗，陈伯澜先生对杜甫十分推崇。用吴宓的话说就是：“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取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颇深，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在学杜途径上，主张由李商隐入手学杜：“学者学杜，须从义山入手。”他学习杜甫主要学其真挚的性情、高洁的人格、切挚高妙的文笔，喜杜甫诗歌平易近人的一面。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属宋诗派，陈寅恪受父亲影响，作诗偏于宋诗。另外，他对元白诗派也有着精深的研究，认为元白新乐府是摹仿杜甫的乐府诗歌：“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因而他学杜有两个重要中介，一是宋诗，二是元白。其学杜主要有两个方面，从诗歌内容看，他接受的是杜甫以时事入诗的写实精神；从诗歌形式看，出入唐宋，与吴宓相比更得杜诗之理趣与深邃。从受影响的程度上看，吴宓要远远超过陈寅恪。

杜甫对吴宓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感情。杜甫诗作一变初唐吟咏风月、歌舞升平、酬唱应和之风，以时事入诗，其诗歌几乎囊括了他生活的年代国家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吴宓对此深有体会，在杜甫精神的感召下，吴宓毕生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命运相连，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二次革命、西安围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皆纳入诗中。袁世凯称帝始末，吴宓作《咏史》、《秋日杂诗二十首》、《感事八首》、《哀青岛》、《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春日感事》等诗，真实地记录了君主政体之复活、官吏贪财、各路军阀劝进、各报极力鼓吹、日本侵占青岛、袁世凯政府签订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蔡锷云南起义、帝制取消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忧愤悲慨，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所作诗篇几乎都与国事相连，可谓诗体的抗战史。《乱离一首》、《大劫一首》、《流转》、《书事》、《哀香港》、《感事四首》、《续感事四首》等诗作，或写生民流离失所，或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或悲官贪民愚、国魂销亡，与杜甫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时期的诗歌极为相似，都将自身遭遇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从诗体上看，这一时期诗歌七律占绝大比例，达一百余首，感情浓烈深厚，风格沉郁顿挫，意境苍凉悲壮，明显借鉴杜甫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七律的优长，在尺幅之间尽可能地浓缩时空，出入古今，驰骋千里，涵括异常复杂的情绪。

“杜陵诗卷是图经”。杜甫在漂泊生涯中写下了不少纪行诗，在描绘祖国各地山川景色的同时，将自己的胸襟抱负、品格情趣也融入其中。在对杜甫纪游诗的借鉴方面，吴宓远超过陈寅恪。吴宓每出游必有吟咏，仅从大型杂诗来看，数量已颇为可观，有《西征杂诗》105首、《南游杂诗》96首、《欧游杂诗》7段58首，《一九四五年二月由蓉回西安省父纪行诗》25首等。吴宓言：“予所为纪行诗，率皆依据事实，平铺直叙，不矜不饰。”古人说“杜万景皆实”，吴宓的纪行诗深得杜诗纪行诗平易真实之妙。而其《欧游杂诗》融中外文学传统为一炉，为旧体诗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发扬了杜甫在题材上极力开创诗歌领域的创造精神。

在对杜诗艺术形式的摹仿借鉴上，吴宓可谓殚精竭虑。尤其是前期，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用杜典。吴宓诗歌用杜诗典故多达60余处，如《甲寅杂诗》三十首中，“覆雨翻云剧可惊”用杜“翻手为云覆手雨”句，“万方多难话升平”用杜“万方多难此登临”句，“盈廷谁是出群材”用杜“安危须仗出群材”句等，用杜典时注重与杜甫的心境的契合。二是摹仿杜诗句法。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感事作》）“自怜妾意即君意，未必君诗逊妾诗”（《和银台诗贺新婚》其六）用杜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几家存。”“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的隔叠方式；“新来白起军中将，空驻亚夫灞上营”仿杜甫“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前二后五的字词组合方式等。三是摹仿杜诗调高声洪的气势和雄浑高壮的风格。吴宓前期很多诗歌，特别是五古、七古长篇，有着真挚悲壮的感情，裹挟江海之气势和苍凉浑融的意境，对杜甫诗歌的悲歌激越、豪放雄健的风格多有借鉴，有时故作壮语，显露出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大多本于性情，学杜颇有所得，《石鼓歌》、《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甲寅杂诗》三十首、《哀青岛》、《即事书怀赋赠碧柳》诸作写得尤为出色。到后期，则学会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再刻意模仿杜甫的字词意象结构等表层因素，在风格意境上更接近杜甫，得友人“少陵诗写真性情”（金月波《雨僧先生以诗见赠感答即正》）、“意境分明追杜老”（杨启宇《读吴诗雨僧诗集书后》）之赞。

陈寅恪在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上与吴宓不分轩轾。其中抗日时期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点。他逃难到成都，拜谒杜工部祠堂，赋诗二首。其一是《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怨满江城。”其二是《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新祠故宅总伤情。沧海能来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愤在，初春节物万愁生。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归倚小车心似醉，晚烟哀角满江城。”（“甲戌”为“甲申”之误，作者注）诗中既有对杜甫的倾慕，更有和杜诗一样的感情。相同的地点，隔着千年的光阴。是非颠倒尚存，战争祸乱频仍，历史竟画了一个如此荒诞的圆圈！在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想到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云：“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极其相似，“喜心题句又成悲”却又掺杂着他对国共两党分裂征兆日显，国家命运风雨飘摇的深沉忧虑，感情上更见沉郁。

陈寅恪非常善于将历史与时事融为一体，或将经历过的政治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深的思考，或用历史典故来描述时事，或以咏古来影射现实，表现出他受杜甫诗史结合的思维方式的一面。杜甫晚年，把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与感慨尽收笔底，呈森罗万象之态。如《秋兴八首》对唐朝由盛而衰之历史进行整体思考，《诸将五首》反思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咏怀古迹五首》、《谒先祖庙》、《古柏行》缅怀历史人物，这些诗篇充满历史的深邃与沉重，显得深沉、博大。陈寅恪的咏史之作，大多与杜甫相似，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如《王观堂先生挽词》、《经史》、《南朝》、《北朝》、《旧史》等诗篇，在这些诗中，陈寅恪也和杜甫一样，反复思量着历史的本质，以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尤其值得重视陈寅恪对杜甫诗歌时空意识的接受。以“万里”、“百年”及类似词语的运用最为典型。杜甫诗中以“空间”对“时间”的诗句很多，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单独提及时间、空间字眼的诗则更多。陈寅恪诗歌也是如此，如：“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万方兵革家犹在，七载流离目更昏。”（《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等，诗人立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纵横坐标轴的交叉点上，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品味广袤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领悟历史的深邃与凝重，生命的孤独与悲凉，从中不难看出陈寅恪与杜甫的承传关系。

从艺术形式上看，陈寅恪学杜主要有两点，一是用杜典。陈寅恪用杜典者达50多处，都追求古典与今事、今情的融合。仅《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用杜诗处就多达9处，此外，“国破花开溅泪流”（《蓝霞一首》），化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春望》）抒发对国破家亡的忧愁。“谁挽天河洗甲兵”（《丁亥除夕作》）化用“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表达对内战的不满和对和平的企盼，不胜枚举。二是对杜甫七律的借鉴。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陈寅恪七律有17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60%以上。陈寅恪学杜甫七律，主要学其融古今为一炉，委婉表达自己心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