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故事短篇范文第1篇

契诃夫曾说，写作应该表现的不是现有的生活，也不是应该有的生活，而是理想中的生活。对此，我甚为赞同，尽管它看上去带有明显的偏见。短篇小说创作其实是写作中最难把握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主要是以其快捷而完整的叙事方式选取富有典型意义故事或生活现场进行刻画描绘,旨在反映或揭示生活中的某一侧面,并以此来阐明某个问题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此时选入的四篇短篇小说，题材各异，表达不一。在丁东亚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盏灯》中，作者似乎想要通过“我”来讲述关于“我”的哥哥和一个寡妇私奔（似乎根本不存在的一段记忆）的故事，真实的却是以“我”的生活现场以及许小童的自我感情迷失等，在虚构的真实空间世界，表达一种灰色的情感，以一种鲜明的对比形式再现了人性被现代都市生活毒化后的扭曲、变态以及冷漠、虚妄。这种书写和表达，无疑需要巨大的想象或虚拟空间，且小说写作形式有着麦克尤恩的影子。尹顺国的小说《母亲的紧急会议》相对语言成熟，情感更为细腻，在通过村民选举村主任，一家人聚在一起开会时表达的不同看法中，揭示了“母亲”的正直，也从侧面反映了乡村选举暗藏的不公，且映射了社会黑暗的一面。这篇小说中，在作者尹顺国以平实而简洁的对白表现的张力以及寓意，甚为耐读和深刻。而青年小说家寇洵的短篇《浓雾》，表象似在讲述一个陌生人寻找媳妇的故事，而内在的却是通过孙冲的眼光，记述了双槐树街上不为人知的隐秘情事，故事构架延续传统叙述方式娓娓叙来，人物间的情感联系也随即被揭露无疑，作者明晰的洞察力以及简洁的语言让人欣喜不已。衣水的小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取材，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我的生活观，并以此展示人性。短篇小说《白小丽的眼圈吐的很漂亮》中，作者在试图给读者展示一个片段式的生活现场中，更多的则是在表达主人公“我”在岁月中的忽然觉醒，那看似“荒谬的感情由于获得业已变化的审慎的洞察力而变得清晰明确”了。

短篇小说是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语感、才思、气质和想象力的。它能从较小的地方发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雷达说，短篇小说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文体，也是对思想意蕴的锻造。而如何在锻造思想的过程中寻找到自我写作的方式，似乎又是小说家自我突破的一道难关。

――编 者

情感故事短篇范文第2篇

众所周知，《炎黄世界》是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由李骏、张宝锵等几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苦心经营，无私打拼的一份文化综合类刊物。尽管我们在过去数十年的新闻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鉴于时代变迁迅速，读者要求也日新月异，故我们丝毫不敢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坚持与时共进，虚心向国内众多的先进刊物学习，向各方面有识之士请教，取别人之所长，克自己之所短，做到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新，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与口味，这就是近年来本刊公开提出：“每一期均要有所进步，有所创新”的原因。

尽管近年来我们每期都如实地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今年的第六期，我们自认为比过去各期都有了新的变化，新的进步，而且是较大的变化，较大的进步。

这一期，首先是我们吸取读者意见，大大地增加了短小精悍的文章。本来，作为文化综合类刊物，内容十分广泛，文章视其内容，该长则长，该短则短，本无一定规定。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读者大多忙于各种事务，即使离退休后不那么忙了，又因精力和耐心方面的原因，也不愿多看过长的文章。故目前以刊登较为简短文章为主的刊物，多数在书报市场上较为畅销。销路第一的《读者》杂志，除了内容方面精彩外，文章始终保持简短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这一次本刊征求读者意见中，批评本刊长文章多，几乎是一致的意见。故本刊决定今后在文章篇幅上采取“长短结合，以短为主”的原则。本刊今后刊登的长文章，一般不超过5000字，内容特别精彩，材料珍贵，富于传奇色彩者，我们宁愿分期连载，而把大部分篇幅给予短小精悍的稿件。像这一期，我们新开辟了“文史剪影”一栏，容纳了5篇稿件，每篇不过几百字，但都言之有物，没有空话。在言论方面，“议事亭”一栏中，包括了三个言论集；“明心集”、“乐斋杂文”集、“三言两语”集。每篇文章都是几百字，甚至几十个字。其它一两千字的短文章，遍布本期的各个栏目中，但都是新闻性强、故事感人、可读性强的好文章。文章短了，就有篇幅容纳更多方面的文章。过去本刊一般每期刊登文章20多篇，这一期长短稿加起来共60篇，增加了近两倍。文章多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及时反映国内外重大事件和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使本刊能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内容更显得丰富多彩。加上文章短，可以多放几张图片，形成图文并茂，更能发挥本刊全彩印刷的优势。

情感故事短篇范文第3篇

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2014年知名作家不约而同捧出新作，各市州基层作家也纷纷推出酝酿多年的厚重作品，以王跃文的《爱历元年》、阎真的《活着之上》为龙头，牵引出一个湖南作家大规模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的繁盛景观。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省至少出版发表了五十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十余部在《收获》《中华文学选刊》《长篇小说选刊》《花城》《芙蓉》等部级名刊大刊发表，这是前此十几年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体现了湖南长篇小说创作文学性的成熟，已积攒起走向全国的实力。从整体创作看，2014湖南长篇小说作家在思想性和艺术上都有长足发展。他们已然摆脱通俗化惯性和市场焦虑症，回到文学本身，基本上由一个纯粹的写作目的出发追求作品的经典性和精品化，或者在对时代生活和红色历史的史诗叙述中体现纯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或者在对地方文化和民族记忆的深描中呈现文化他者的魅力，或者在对真实人性和隐秘心灵的探进中彰显人性的温暖与精神的操守。王跃文《爱历元年》是他的成功转型之作，在讲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日常生活的同时，牵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情感叙事中包含史诗性元素，深入世道人心又具有广阔社会容量。阎真《活着之上》首次把笔触对准自已所在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最大限度还原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孜孜叙写小说主人公努力超越世俗平庸的精神生活，从人的生存推向人的存在，弘扬正面价值。何顿的《时代英雄》则写一个知识分子下海的故事，在对市场经济生活进行浮世绘反映的同时加入精神意义女子，指出这个时代英雄主义价值观消解的真相。邓宏顺《天堂内外》通过写以四阿婆为代表的底层人物在新时代的人性转变和坚忍人生历程，叙写了一部我国农村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史诗，礼赞蕴藏于普通百姓身上的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刘子华《大湖》采用传记和纪实的方法，叙述了志坚面业的主人翁陈志坚及其家族的百年史，通过写个体命运变迁书写了一部湖区的史诗，“志坚”实则是湖区人们历史文化精神的核心。贺辉军的《梅山往事》通过再现湘中腹地一个村庄抗日的惨痛史实，表达家族、民族合则兴、分则为敌所乘的重大主题，在地方志中发掘湖南地方革命的小历史，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抗日叙事。莫美的《杨柳故事》致力于小镇革命史叙事，夹以湘中民俗风物，真实再现了杨柳镇农民运动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提供了一个湖南红色历史的微型标本。王青伟的永州三部曲之二《度戒》致力于叙写瑶族的百年文化史和命运史，“度戒”既是一个成人礼仪式，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命运的寓言。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湘南山区的地域文化、民间信仰声息相通。江月卫的《女大生村官》则直面中国当代农村现实问题，通过描写女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的种种遭迹，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艰难蜕变之旅，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与和解中表达中国农民梦。警官舒中民的《非常突围》也取材于自已熟悉的现实生活，截取某市市长位置空缺前后的政治生态与官场众生相，状绘了一幅良知与正义突围的艰难图景，在官场小说中具有少见的精神高度。肖仁福的《平台》也是借畅销小说的壳，表达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思考。小说通过工程监理师这一特殊视角，零距离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人们攫取利益的种种手段，呈现了可怕的真实，深刻批判了现代都市社会欲望的膨胀和道德的沦落。在艺术上，上述作品都体现出扎实的生活写实能力、细致的心理描写能力和整体的结构驾驭能力，具有较高的纯文学品质，说明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经由多年磨砺已走向艺术自觉，开始与国内文学和世界文学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再次证明，大湘西是湖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重镇。田耳的《天体悬浮》2014年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可谓湘西文学的现代人生叙述。小说写人精符启明如何从一个地位卑下的辅警进化为佴城的房地产大佬，富有湘西底层生活况味，这样的人物只有在湘西文化的土壤中才能产生。李怀荪的《湘西秘史》、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可谓湘西文学的历史生活叙述。均从地方的非物质遗产考察中产生创作动机，在他者文化式微的当下，试图以文学的方式为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历史立传。《湘西秘史》积作家几十年之功，2011年曾出版三部曲之一，2014年终于出足全本，完成一部内容涵括湘西文化、历史、地理、风俗、人情世故的鸿篇巨制，被称为一部全景式反映湘西历史的百科全书，一把打开神秘湘西之门的钥匙。《毕兹卡族谱》写一支居住花桥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既对个别文化在时间中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充满敬仰，也对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即将逝去的形式表达哀惋。刘萧《m军之城》可谓湘西文学的特殊历史叙述。以湘有的一支戎边军事力量镇m军为题材，凸现湘西文化性格中刚猛和血性的一面，为湘西贡献了一部“新凤凰传奇”。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方法与湘西民间文化元素结合自然，完全本土化。张景龙的《湘西土司王》写湘西第一代土司王彭士愁在古溪州的崛起与发展历程，探寻八百年土司制度的起源，把湘西文化元素融合在传奇故事情节中，为我们展示了边地神奇瑰丽的小历史。小说展示了宏大叙事的结构能力和开合有度。由上述作品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确存在一个“湘西文学”现象，它来自湘西整体的生活，充满活力和自我生成的艺术。此外，朱赫的《刀尖上的柔情》、柳炳仁的《匍匐前进》、唐曾孝的《金鸡梦》、刘强的《人是太阳》、艾跃的《圆圈》、刘绍英的《水族》、朱琳娜的《闭一只眼》、裴建平、胡跃飞的《阳光满地》、周钟声的《异乡》、周康陵的《梅山峒》、彭海燕的《红裙》、许艳文的《西风吟》、吴阳的《红梅村》等作品，各自表达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2014年湖南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全面丰收。由于中短篇小说仅截取一个小故事或生活场景反映大的人生命题，存在篇幅和主题的张力，最体现创作实力和艺术功力，文学界甚至以能否写出好的中短篇小说作为作家身份的证明。2014年，王跃文凭借中篇小说《漫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成为近年来湖南文学的一个重要突破。《漫水》积几十年生活体验和悠深的故乡回忆，圆熟混沌，创造了一个类似《边城》的文本，获奖具有标志性意义，把湖南中短篇小说拉到与国内文学对等的地位，为湖南小说创作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据有关方面统计，全省各地市州有30多位小说作者在国家与省级纯文学刊物频频亮相，其中不乏黑马与新人。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00多篇，其中在《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部级文学大刊发表十几篇，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多次转载。在部级刊物发表作品不再是困难之事，已成为湖南中短篇创作的新常态。这些丰美收获使湖南文学在全国文坛漂亮地秀了一把肌肉，有力地证明了自身创作实力和纯文学高度。

老作家依然保持旺盛创造力，以对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刻的人生洞察力，为时代立传，为传统文化唱响挽歌。定居北京的湖南老作家残雪2014年出版了5卷本《残雪短篇小说集》，整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先锋主义色彩，充满象征寓意，对人性的剖析更显锋利和决绝。在各省纯文学期刊发表了《底层风景》《民警小温》《修鞋匠老傅》《酒与火》《煤》等十余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加入了新的时代生活具象，却并没有多少现实关联性，深层目标仍是表达作家的抽象精神命题，反复叙述关于历险与复仇、破坏与重建的故事，把八十年代的灵魂冒险继续往纵深推进。聂鑫森的《破毡笠》被《新华文摘》转载，写古城湘潭帽庄主人和名医的君子之交，两人都是旧时代的人物，虽然做的都是经营性事业，却重义轻利，朋友遇难全力救助，心有戚戚焉。颇显仁义厚道古风，叙述上再现笔记体小说的简约和雅致。姜贻斌2014年青春勃发，写出一系列怀念八十年代爱情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引起良好反响。《逝去》写两个男青工为争议一个女孩的身高问题发生打斗，《恋爱谋划者》写一个弟弟热心为大哥牵线搭桥创造约会机会，生活细节叙写扎实有力，场景营造生机盎然，展示了人性的复苏状态。通过写那个文化开启时代刚烈真挚的爱情观，反映了近三十年社会精神风貌的变迁。老作家向本贵在《民族文学》发表中篇小说《母亲是河》塑造了一位宅心仁厚的母亲，把负载传统文化的母亲置于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置于空巢老人这一情感真空，赋予“母亲河”这一个古典意象以时代内容，衬出传统伦理亲情在现代社会的厚重悠长与弥足珍贵。邓宏顺出版长篇之外中短篇小说也颇有斩获，在《长城》《广州文艺》等刊的发表多个中短篇小说，两个中篇被转载。中篇小说《草垛园》是湘西人系列小说之一，主要是从湘西现实和历史汲取创作营养，以生活写实和风俗纪实，呈现湘西乡村生命的各种形式。徐秋良的《鄢驼子的后事》围绕一个具有传统技艺的乡村老人的后事处理，渐次呈现出今日乡村社会的人际伦理与人情百态。发达者往往是“不蛮懂世事”的人，传统的伦理道德沉积在乡村底层社会，默默维系仁爱、和谐的传统价值观。拥有技艺的鄢驼子其实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乡人对他的亲和态度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吴中心在《北京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吊在钥匙串上的猴子》，凭借一串钥匙，窥探官场人际与人性的隐秘，体现了简练的叙述能力及对故事走向的精准把控。张吉安在《芙蓉》发表中篇小说《那时的木槿花》，写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几十年对地区剧团女演员坚执的爱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小说中设置了一束木槿花，代表永恒的信仰，把爱上升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方言运用地道灵活，为小说蒙上地方文化色彩，使这种精神力量与湖湘文化刚性的一面联结起来。

中年作家展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万宁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波士顿的邂逅》，写两位偶遇老人的黄昏恋，在异国相爱，在故乡分手，波士顿成为爱情居留之地和精神远方。小说反映了当今社会老人情感缺失等社会问题，在更深层则探究人的内在情感空间和外部真实时空之间的关系。薛媛媛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无根芭蕉》，讲述傣族村寨旅馆主人岩香仲到处寻找一种无根芭蕉的药引，想为客人治好绝症，最后却在女儿和客人的猜忌中受挫，揭示少数民族固有的纯朴人情正遭遇现代文明侵蚀，透出深长的悲哀。龚爱民在《民族文学》发表《我的前世的亲人》，讲述一位留守红军战士为照料两个红军遗孤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苦难，演绎了一部既是寻找又是坚守的革命老区精神传奇。小说通过叙写个体在革命大潮中的飘摇命运，昭示崇高的信仰是如何超越生存的苦难。阿满也在《民族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姐们，一起参加老兵会》，展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女兵生活及其复员后的不同遭迹，浓缩式地反映一代女兵的命运，她们身上带有特殊时代的信息和生活密码，引人探究。小说充满生命关怀和对社会人生价值的思索。余红的《清除淤泥》讲述一名青年发达后去寻找初恋女友，却发现昔日天使已变得又老又丑，于是落荒而逃。小说表面上宣传人要遵守道德法则，背后却指向人的永恒困境，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弥补的裂隙。楚荷在《红岩》发表《落地为兄弟》，写一个刚直的国企工人伍子被厂长收买的故事，执著表达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主人翁失落之后的精神创痛，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沉重而有力。匡瓢在《大家》发表中篇小说《鸳鸯水》，写老长沙小巷里少年刘神的成长史，把地方神秘文化和少年成长的性经验融合在一起，营构纯正的长沙市井生活氛围，洋溢着活跃的民间生命气息。曾晨辉在《西部》发表短篇小说《百日功》，写做侠客梦的梅山青年练百日功练成了，却闹出人命进了牢房，让人啼笑皆非，其小说内部充盈梅山文化的勇武之气和丰沛文气。曾海民在《湖南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傻瓜》，讲述一个温情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傻瓜，却把正常人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活得单纯而自足，小说在细水流长的日常生活叙述中托起一个爱与善的童话。

青年作家成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劲旅。“湘军五少将”在创作上依然保持领军地位。田耳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长寿碑》，写一个叫岱城的地方为达到长寿县万分之六的指标发生的各种荒诞事情，问题是事情还是地方政府引导的。小说叙述冷静闲散，带有作家特有的反讽意味和精神指向，在荒诞背后呈现的是生活本质的真实。于怀岸2014年进入中短篇小说创作和发表的爆发期，在《民族文学研究》《长城》《山花》等发表十余个中短篇小说，由于个人生活的迁徙流转，生活面扩大，他的创作开始关注更复杂更时新的社会生活现象，在猫庄的寓言和现代社会的光影中穿梭。《一眼望不到头》获得2014年《民族文学》年度奖，讲述一个现代聊斋的故事，县图书馆馆员下乡被雪困在某村，遭逢美少女，却是死者灵魂所化。以古典的书生想象喻示当代文艺青年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的困境。《大鱼》写一个关于饥饿的旧故事，大鱼是吞噬生命的饥饿的象征，在苦难叙事的同时仍然保有淡淡的荒诞感；《城堡》叙述一个现代都市传奇故事，借取现代都市欲望生活的斑斓外壳，背后潜伏的却是世道人心和复仇情结，带有作家惯有的抽象升华和主题学表达。郑小驴2014获文学奖、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并迎来自已的大刊年，在《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均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写一个都市青年逃离北京遁入边地原始森林种植药材，也是一个在自然中寻找自我的故事，以自然的宁静自足反衬现代都市的动荡与欲望，但主人公最终种植失败，以悲剧结尾。“可悲的第一人称”不单指小说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更是表征现代人无处寻找自我主体的尴尬处境。郑小驴自觉地探索个体生命、地域文化、社会历史的困境，其严肃的文学态度唤起了文学界对80后青年作家的期待。马笑泉在《朔方》发表短篇小说《长者》，讲述回族阿訇用仁义感化染上恶习的教门的故事，从以往的凌厉叙事转向平静温和，透出宗教的敦厚与神性。令人欣喜的是，在五少将保持锐气的同时，一批中短篇小说创作新人也随后继起。2014年永州一下子冒出两位小说创作黑马――青蓖和李青砚，可谓“永州二青”，出手不凡，令人眼前一亮。青蓖一年之内在《十月》《收获》分别发表短篇小说《孤旅》《让他停止打呼噜》，她的小说总是让想起一个内心幽暗的女子面对整个世界，反映现代人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精神无所依傍。《孤旅》描写一个中年女人现实和梦中各种凌乱事象，暗喻在现实中找不到确定的亲情与爱情，只能一个人走下去。《让他停止打呼噜》写一名女青人与男友在凤凰同居一夜的心理动荡，过往经历中的很多碎片不断浮现在脑海中，表现出强烈的人生虚幻感，对未来的恐惧，连爱也不能拯救。砚在李青《大家》《青年文学》发表《钝刀》《积雪》《钝刀》写一起南方工厂的青工自杀事件，由这一事件引发出对当代底层青年情感问题的思考，在物质飞扬的时代爱情成为不可企望的东西，新一代青年的青想面临终结。“石门三友”中的刘少一、恨铁在本年度也成绩丰厚，在《作品》《湖南文学》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两人主要关注今日农村基层的变革生活，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向度。刘少一的《山村猪事》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写乡村女子三妹利用一只会咬人的白猪讹诈外地猪贩子钱的事件。作家讲求生活的实料和故事的好看，但在离奇轶事后面反映的是今日乡村的世风日下和宁静不保，外部世界的卑劣与欲望正在涌进山村，具有生活的直接性和现实主义批判力量。恨铁的《七个老人八颗牙》也是讲的乡村故事，叙述一批乡村人物在城乡之间的俳徊往返，反映今日农村人的精神迷惘与精神坚守，他们仍然保有与生俱来的良善品质，这是实现中国农民梦的道德根底。修正扬小说集《家谱》入选2014年度“21世纪之星文学丛书”，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已的县城小公务员生活，通过叙写小县份各色底层人物的哀乐表现人生的大命题，在稳健的写实中闪耀人性的光泽。

除上述作家外，岳阳中短篇小说创作群体的出现更是令人振奋。2014年，潘绍东、张逸云、舒文治、姜宗福、刘祖保、丘脊梁、孟大鸣、李桂龙、彭庆国、葛取兵等十余位作家集体发力，在各大文学期刊不约而同发表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几乎占了湖南本年度中短篇小说的四分之一。这是一支强大的纯文学力量。潘绍东短篇小说《故显考》写一个烧纸钱烧出来的悲剧，小说中的儿子中元节在城市某处烧纸钱被城管判为违规，发生冲突心肌梗塞而死。小说把人的困境放大，富有象征意味，孝子走遍全城都找不到给亡母烧冥包的地方，喻示传统祭祀文化在现代社会已无处安放。《林子的左边》写一对网上结识的已婚男女在山林发生一次情之后，误入林子左边的道路，发现一对老年夫妇在林中忠诚相守，于是幡然醒悟。小说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对现代情爱观的矫正作用，林子的左边实际象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之路。舒文治的中篇小说《开爹》借一个警民冲突的故事框架写人心的良善与感化。小说中的派出所所长开爹善于用心感化犯人，退休前整修后院为死刑犯重新埋骨，开出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菜园，实际上是在冰冷的体制外开出一片人心的绿洲。小说从对立面塑造人物形象，赋予一个模范公安形象更多丰富性和人情味。张逸云的中篇小说《油王》写乡村油王宝坤爹痛恨现在的地沟油现象，重新出山组建榨油坊，生产货真价实的好油。油王在乡村的坚守也是良心道义的坚守，小说让一门传统的技艺在工业时代闪耀道德的光辉。人物刻画生动，情感掌控张驰有度，语言富有乡土气息，体现了较高艺术水准。还有姜宗福的《末代槽坊》、刘祖保的《兄弟》、丘脊梁的《等待》、孟大鸣的《敌人》、李桂龙的《的故事》、彭庆国的《索赔》、葛取兵的《一树桃花寂寞地开》均是不错的佳构，他们的写作普遍表现为地方文化命运感、人性的主题、水乡的灵性与精湛的艺术追求。

此外，小小说创作异军突出，成为湖南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聂鑫森、徐秋良、戴希、伍中正、刘绍英、、龙会吟、何一飞、葛取兵、刘向阳、陈子赤、王琼华、白旭初、夏一刀、欧湘林等形成小小说作家群，阵容强大， 2014年发表了大量作品，精要呈现地域文化，敏锐反映生活切面。聂鑫森的《都市众生》小小说系列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其中《时间存折》写一个青年到退休老教授家做义工的故事，在服务他人的同时自已也得到了成长。“时间存折”的意象富有意味，表征甘愿付出的美德与淡泊名义的修为，弘扬的仍是中国传统文人宁静致远的思想境界。戴希的《一串佛珠》获“德孝廉”小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一等奖，写一串珍贵佛珠赠送与索还的故事，提出一个友谊与金钱孰轻孰重的古老问题，呈现人心的复杂性与微妙性，可贵的是受赠者“我”最后仍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小说以一件道具来巧妙地设置人物关系，展开故事情节，质地单纯而意味深长。伍中正的《百孝书》叙述两个同写“百体字”的书法家的从艺之道。一位停留于技艺操练层面，一位人生与艺术不可分离，两者品质高下立判，昭示立艺先立德的道理。叙述精辟，比照结构富有张力，以细节描写凸现人物性格。龙会吟的《麦笛》写一个农妇宽容乡村孩子拔麦苗做麦笛的故事，在遽变时代为农业文明与自然人性唱一曲挽歌。在小说中，传统农事在现代社会已只具象征意义，与自然的声音成为一体之物，以小格局写出了大主题。何一飞《手术刀》写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因拒绝创收而被辞退的故事，喻示在当下物质社会坚守良知的艰难。小说把一个沉重的话题叙述得平静而舒缓，最后图穷匕见，把所有精神重量都落到那把黑暗中闪亮的手术刀上，令人惊觉和警醒。

情感故事短篇范文第4篇

爱丽丝1931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上大学时兼职女招待、烟叶采摘工和图书馆员。大二时，年仅20岁的她嫁给詹姆斯·门罗，为此退学。

门罗的许多早期创作，是陆陆续续地在孩子的呼噜声旁，或者等待烤炉的间歇中完成的。1968年，她37岁，那一年，加拿大女权运动正在最高峰。她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一炮打红，并得了她的第一座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此时，她已是3个女儿的母亲。

1978年，她的另一部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再次给她捧来一座总督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每隔4年都要出一部短篇小说集，开始享有世界级的名誉。

爱丽丝·门罗可谓是比较纯粹的小说家，她始终关切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女性弱者的生活情状。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但她们都有着欲望和遗憾，有着强大和软弱之处。

如果硬抠政治的话，她作为苏格兰后裔的族群身份，也会时常在她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身份政治，也只能算是一种小政治，并不能压倒她的小说的艺术性笔法。

因此，我还是更愿意用小说艺术的纯粹性来理解门罗的作品。她早中年出名，但也并未大红大紫，写短篇小说只是在纽约客上博得好名声，要多畅销并不可能。她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一生写了11部短篇小说集，加上一部类似长篇小说的作品，这日子就在写作中熬到了82岁。“熬”可能是中国人的想法，对于门罗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他们对文学有一种纯粹的态度，那个语境也没有那么多花样，她的写作何尝不是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快乐呢？

门罗夺得文学奖项无数，其中有多次加拿大总督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并二次获得吉勒奖，2004年即是以短篇集《逃离》第二次获奖。当时评委评价说：“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小说集开篇的短篇小说就是同题《逃离》，小说讲述一个叫做卡拉的年轻女性想要逃离极其不协调的同居男友，却又走到半路折回家中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逃离的故事。小说的叙述非常缓慢而有心理层次感。每个动作、人物所处的位置，人物的心理，都有层次感地一步步展开。

小说叙述得细腻与微妙，构思得精巧而又自然，那种心理刻画，一点点透示出人物的矛盾心境，并且引向困境。门罗有意淡化人物的主动意识，始终能保持一种冷静、朴素、一点点透进骨子里。总之，这篇小说写得精细微妙而自然灵巧，无疑极其出色，令人击节而叹。

情感故事短篇范文第5篇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爱丽丝·门罗是一位女性，也不仅仅因为女性是她大多数作品的主角，而且因为门罗有着自觉的女性身份，她用女性的从容和细腻，描画那些日常生活的悲喜剧。在门罗的笔下，戏剧性的冲突和死亡没有了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没有了谣言传闻的添枝加叶，门罗就像当年的维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娓娓道来。

门罗虽然访问过中国、澳洲和北欧，也曾到英国做驻校作家，但在这个飞机满天飞的时代，她的主要岁月还是安静地在加拿大度过，她的故事也以浓郁的地域特征著称。那是安大略省一个叫休伦的郡县，当然描写最多的还是她的家乡温格姆镇，一个只有2000多人口、一条主干道、两家百货店的小镇。

寂寥的小镇让门罗津津有味。她并不痴迷所谓的英雄伟绩，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更能让她从中品出人生百味。因此她常常从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取材，比如她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大学，这成了《谋生》中主人公的经历。最初把这个故事寄给《纽约客》时，杂志编辑把它当成回忆录拒绝，后来另一家杂志却作为虚构小说发在了首页。

现实与虚构在门罗这里模糊了界限。身为家庭主妇的她沉醉在自己的艺术幻想之中，身为作家的她又坚持活在自己平凡有限的世界里，体悟出一个又一个人性和生命之谜。困扰众多女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矛盾，在门罗这里似乎取得了平衡。

不过门罗却写过《逃离》，女主人公卡拉不满于暴躁的丈夫离家出走，半路上突然意识到“过去”在她生命中的价值，以及“未知”可能带来的恐惧和空虚，于是打电话要丈夫立刻接她回去。在这部短篇中有一只叫弗洛拉的山羊，似乎是卡拉的化身，走失又回来后却被丈夫悄悄地杀了。卡拉的半途而废显然并不是门罗赞许的，叙述者却没有在小说中对这样的“逃离”做任何评价。

有趣的是乔伊斯在《伊芙琳》中也写过跟情人离家私奔的女性，也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半路放弃。门罗和乔伊斯都生动描绘了女主人公一瞬间情绪的变化，乔伊斯只写了主人公，因为他的目的是批评像主人公那样缺乏勇气的都柏林人；门罗写了卡拉的邻居，甚至她的丈夫，让读者注意到这些人人性的一面。显然，门罗眼里的日常生活更复杂，无法用简单的价值界定。后期的乔伊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自己的主人公从英雄改为市民。门罗的短篇小说同样具有乔伊斯长篇小说中这种对生活的包容，或者说，她用短篇小说进入了乔伊斯用长篇进入的人生境界。

或许正是这种包容让门罗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就像她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选择。长篇小说的鸿篇巨制要求作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思想的专注，这对一位还需要照顾孩子的女性来说无疑很难做到。在这种情况下，短篇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这个选择同时也包含着牺牲，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十日谈》这样长篇之名短篇集之实的作品外，作家很难单凭短篇赢得世界声誉。

而门罗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执着，可以视为对一位家庭主妇平凡生活的坚持，也可以说是对所谓宏大人生的拒绝。门罗向人们证实，伟大不仅仅来自宏伟，也可以出自家常和微小，重要的不是摆脱生活，而是有没有洞烛幽微的感悟去透视生活。

门罗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她父母的家族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有着擅长说故事的凯尔特人基因。凯尔特文化擅长在英雄身上发现普通人的感情，在普通生活中发现人生的哲理。这也是门罗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生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