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1篇

第29届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8日在北京举行，假如你是一名奥运志愿者，请你根据下表信息用英语完成一则海报，向外国朋友简介北京（海报部分内容已给出，但不计入词数）

注意：1.词数：80词左右

2.海报尽可能包括表中信息，但可以适当发挥。

An old city

              An new city

Tian’an Men Square

the National Stadium 国家体育场（鸟巢）

the Great Wall

the National Grand Theatre国家大剧院

Beijing O pere,Hutong

The National Aquaties Center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Welcome to Beijing

An old city:Beijing is one of the world’s odest viti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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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city:The city also has many new great building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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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英语满分作文： Welcome to Beijing

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2篇

“有字之书”恰似借用他人视角看喧腾社会。它可以是外交辞令式的《左传》，可以是纵横捭阖式的《国语》，抑或是清新淡雅式的《世说新语》，它让我们从中获取知识，领略六韬三略的风采。诸子百家的言论，唐宋元明清的诗歌，这些世间流传下来的经典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法门。

然而拘囿于“纸上得来”的东西难免“终觉浅”。人生不需要过于厚实的理论堆砌，因为我们深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这也正是人生境界的第二阶段———“无字之书”，我们可引申为亲身经历、人生阅历。

于时光中，某些细碎经历会化为齑粉，如“字”的升华，语境仍存，体悟延伸。这不是太虚幻境，但它容许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式的理想飞扬；这不是光耀万世的烫金碑文，但它却是荒冢之上凹凸有致、刻骨铭心的生命曲线。这便是体悟的升华。“无字之书”脱离了字的束缚，自然也增加了人性养成的难度。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人云亦云、旅进旅退，这些都是缺乏束缚的典型。这时便需有“心灵之书”作为灵魂指引。

因此，“心灵之书”便是万千阅历、森罗万象在心灵中的最后沉淀。筛去附赘悬疣，掌握人生方向；积淀潜思“哲理”，挖掘生命的深度。它是盖茨比于黛西空虚扭曲灵魂中所见的灵魂真谛；它是“画魂”潘玉良挣脱世俗偏见追求的艺术巅峰；它甚至可以是理查德·帕克这只猛虎背后隐藏的人性。

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3篇

人和人的相遇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彼此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每一个个体对理想孜孜追求的过程，便是展示精彩的自我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地给他人以影响;他人也自觉地修正着我们对生活这部大书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幸福联动着他人的幸福，愿我们一起活出幸福的模样。

幸福是每一个个体对现实生活的期待。人生活的意义便是活出自我的精彩，在芸芸众生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一个高三学生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学便是阶现阶段的幸福，一个老农九月份的希冀便是田地里的灿烂景象，一位工人最幸福的时刻便是自己创造的产品被人称道。他们用奋斗与汗水涂抹着自己的生活，并以愿景的方式感知幸福的意义。

每一个个体为幸福生活打拼的立体身影，共同构成了一幅社会大众生活的图景，也诠释着自我奋斗的价值。每一个个体自我绽放精彩，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给他人以激励。大家知道华为人领军5G令国人骄傲，马云创造阿里巴巴被誉为时代骄子，于漪潜心教育赢被奉为改革先锋。他们因拼搏之姿而创造时代神话，他们用奋斗之手而酝酿幸福生活，他们更应点亮自我而照耀神州大地，激励中华儿女，让每一个矢志改革、锐意进取的人，找到生活的坐标、明辨前进的方向，从而收获自己的幸福。

其实，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便是意义。个体我创造生活的过程，既是追求自我幸福的过程，也是影响他人、启迪他人、成全他人的过程。因此，每一个他人品味个体之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便有了社会意义。人人追求幸福生活便会汇聚成一股时代洪流，共同构成我们所有人生存的社会大环境，而这一大环境也成就了每一个个体之我。正如，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华为才能聚世界之长，展中华之力;阿里巴巴才能连贯世界，构建金融帝国;京东才能借助强大的物联网，实现立体体式供给。可以说，他人能够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时代背景，是个体之我现实生活幸福之基。

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4篇

浙江光复前，革命党人与旗营代表贵林等人达成协议，双方签字画押：“允发旗兵三月饷，三月后为筹生计。”[1]杭州旗营随即解除武装，杭州宣告光复。杭州光复后，由于浙江军政府财政困难，一时无法兑现之前给予满人的承诺，故而在发放满人饷银方面略有拖欠，以致一些仅靠饷银为生的满人生活艰难，继而引发满人集会讨要饷银的事件。家中穷苦的满人无以为继，只能纠集数十人至原杭州将军署门口讨要饷银。原镇浙将军德济面对气势汹汹的旗丁，急忙电禀军政府请求保护。军政府当即应对，派遣民军前往震慑。然而“该旗丁不服，致起反抗，当场拿获二人，押解军事裁判所讯究。斩决以慑顽梗，並派队留该驻署守卫，籍防意外。”[2]。我们考察满人集会事件的原委可知，这些讨要饷银的满人多为贫穷之民，确因家中无以为继，而军政府又迟迟不发饷银，故而集会在旗营将军署前讨要。由此可见浙江光复后杭州的普通满人生活的确相当艰苦。而住在杭州之满人在既无饷银可领，又没生计可谋的情况下大多只能以变卖家产以为生计。

清朝建立后，满人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满人作为世袭的军人世代享受着国家的供养。浙江光复后，八旗制度终结，满人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而国家也不再给予满人供养。二百余年的供养已使满人养成了不事生产的习惯，没有了国家给予的饷银，满人便无法生活。浙江军政府此后虽按约发给满人三个月的饷银，但多数满人因无谋生技能，故而只能坐吃山空，更有甚者，某些满人居然将浙江军政府发放的饷银作为赌本①，因而光复以来出现满人“不得已各家将屋内存储器皿、动用物件纷纷贱价出售一空”[3]的现象。以杭州旗营满人买卖家用器具来看，1912年2月6日至2月8日三天，满人已经开始变卖床、衣橱、桌子等大件家具，共计“大小榻床一百五十章、衣橱二百口、八仙桌四百另九章、马鞍桌六十四章、其余椅子茶几方凳等件无算。”

满人生活困苦的现象虽与其坐吃山空的生活习惯有关，也与光复后满汉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光复后，排满革命与种族革命的呼声依然高涨。普通民众对于五族共和的概念不甚了解，在其心中充满了对满人的厌恶与抵触心理。有些民众则认为汉族光复后应将满人掠夺汉人的财产归还于汉人，因而出入旗营肆无忌惮地对旗营中的满人财物进行抢劫。光复之初虽然军政府一再强调保护满人财产，但是民众偷盗、劫掠满人财产的举动却不胜枚举。一些士兵与巡警无视军政府禁令，三五成群入旗营以搜查军火为名对旗营中满人的财务进行抢劫掠夺。顾乃斌被任命为浙江军政府军事部长后对擅入旗营滋扰的兵士与巡警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旗营临时第五派出所警长陈荣江、何斌2人与巡警朱宝庆等5人因在延龄门柏姓的人家连夜私搬什物，经某警长密报警署被当场抓获。经审问，陈荣江等人对此罪状供认不讳。杭州警察署署长张寅“以陈荣江、何斌身为警察表率，不知自爱，殊甚痛恨。本拟送军政府严办，姑念平时服务尚称勤勉，从宽，着即开革，存月饷充公，各拘留五个月，以示薄惩。”[4]对于同犯朱宝庆等5名巡警的处罚则较为宽松，“姑念初次募补，从宽一并开除。存月饷充公以儆其余。”[4]军政府虽然对擅入旗营滋扰的士兵与巡警进行严厉的惩罚，却无法杜绝入营滋扰的现象，以至前镇浙将军德济致函军政府政事部请求“最好营内只准开一迎紫门，其余均可关闭”[5]，以防止士兵与巡警进营抢掠。政事部长褚辅成经过与浙军司令部协商，最终接受德济的请求：“惟有开迎紫、成乾两门以利交通，其余四处暂行关闭。”[5]该方案实施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滋扰的效果，但在旗营城门被拆除后，这个保护满人财产的方案在无形中便被废止，而满人的财产也再次受到侵害。在原旗营凤凰井处，“旗民添赏家，于本月二十三夜四句钟时被贼由后面矮墙进内，窃去衣服及动用什物一空，携赃而逸”，以致“该旗民本日有炊薪之忧”[6]。国家供养的停止与一些人对满人财产的抢掠与偷盗使得本已无经济来源的满人生活雪上加霜。有些满人生活无以为继，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想到了自杀，以求解脱：“自民国光复后口粮限期截止，一般老弱难以为继，困苦颠连，目不忍观，甚至近来时有投河自尽之举。”[7]由上可知，浙江光复时期满人的生活状况确实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二、浙江军政府对满人的救济及对满人财产的处置

浙江军政府一直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关注浙江省内满人的生存问题。早在杭城之役时，浙江军政府就与旗营代表达成先发放三个月饷银的协议，随即浙江军政府以最大的努力将这些饷银拨发给满人。1911年12月6日前，军政府政事部为接济满人，特意向财政部借款“两次，借发洋八千元”[8]，12月7日再向财政部借发钞票、现洋共八千元以资接济。但仅靠军政府拨款救济的方式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人的生存问题。于是军政府政事部开始筹划解散旗营，并着手规划旗营解散后满人的生计问题。

1912年2月16日，政事部与杭州旗营代表德济等人商定《杭乍旗营善后办法》，对解散旗营与满人的生计做了细致的规定。《杭乍旗营善后办法》第一条规定：旗营公产及萧山牧地、仁忠字号旗地、乍浦营地、青山脚坟地均为官产，所有旗民生计，军政府允与一般人民一律妥为筹画。第二条规定：旗营土地均为官产；佐领以下公署即兵房，自旧历正月起准住四月，限期交还，以示体恤；自造私宅，准归本人所有；安分之人，经殷实商家担保，仍准（在旗营）居住，如该人迁出旗营居住，准许自由抵押买卖(原居住房产)，但如与军政府规划有碍，则应听从军政府之命令，且抵押与买卖的契约应注明该条，并上报民政司备案。第三条规定：军政府给予满人饷银共计九万元，满人搬离时向旗营代表领取支单，向银行领取。第四条规定：未搬出旗营之满人自新历三月初应缴纳警察捐。第五条规定：满人如已经迁出，将来军政府营产规划后，准其与一般人民有乘垦乘买之权。第六条规定：此办法分书四纸，由军政府委员与旗营代表签约以为凭据[9]。从此后军政府的作为来看，军政府的确切实履行了向满人发放饷银的承诺。军政府财政部于旧历年底前先发给满人3万元，3月4日，再度拨发6万元救济满人，并规定“应于旧历正月十五日以前提存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侯迁出时，凭旗营代表给发支单向银行领取。”[10]此后旗营中的满人陆续迁出旗营：“有钱之家大半迁移出营，改易汉姓，租屋另居”[11]，清贫各户则期望发放恩饷后能继续在营内居住，但“因商家不愿担保”，自3月20日以来，“纷纷挈儿携女，迁徙出营者十分之四”[11]。大部分满人迁移出营后，军政府开始拆卸旗营城门和城墙，“观巷门、迎紫门先行动工，继再议及钱塘、延龄、拱宸门”[12]。至此存在于杭州城内二百余年的旗营被拆除，旗营最终被完全的解散。

满人迁出旗营后，按照《办法》的规定，军政府开始对满人的财产进行处置。值得称道的是，军政府对不同满人的财产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军政府仅仅是对满人官产进行了处理，对于满人私人财产则例行保护，但对于贪污与拖欠官款的满人官僚则不在保护之列。已故乍浦都统柏梁及其家属，自光复后逃离杭州至申江，闻得军政府将满人一视同人，不加杀戮，故柏妻回杭收拾家中物品，打算仍回申江居住。因其家中物件稍有遗失，故而“禀请军政府给予封条数纸，将房屋封固，俾资保守”[13]。军政府允其所请，发给封条以资保护。前清浙江藩台崔永安，原系广州驻防，宦浙多年。他“买缺卖差，家产置有数十万金之多。古玩画册价值尤钜。”[14]1910年，他在杭州购置贯桥大屋一所，陈设华丽逾于宫殿。浙江光复后，崔永安自知贪款无处藏匿，于是随身携带大量现款逃往上海居住。军政府在调查其罪状确实后，“即将崔之大屋发封充公”[14]。杭城旗营中产业最多的有柏良、墨尔根、图三多与文某四人。经军政府查明，“墨姓之屋因其子仲凤亏欠公款，由部派员前往住宅，将其器物一律检点发封，留抵公款”[15]，而图三多之屋也因其“在浙时曾署首府亦有钱款不清”[15]，被军政府查封。

而对满人产业胡庆余堂的没收与处置，则体现了浙江军政府切实为满人谋划生计的承诺。胡庆余堂原由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光绪九年（1883年）胡雪岩经营之丝业大亏，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恰在此时，上海发生挤兑风潮，胡氏经营之阜康银号旋即宣布破产。此时与胡氏合作的第一大股东为清刑部尚书文煜。文煜欲借此将胡雪岩房产与胡庆余堂抢到手，谎称损失20万两白银，胡雪岩家人无奈将全部家产抵给文煜。文煜把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作价20万两白银，与胡雪岩后代共同经营，并分出10股“招牌股”红利，作为胡氏家人的生活费用。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胡雪岩家人与文煜签订契约至杭州光复，胡庆余堂一直由满人文煜与其子经营。杭州光复后浙江军政府查明原委，将胡庆余堂收归政府所有。军政府面对满人生活无依的窘况，“将胡庆余堂药铺历年营业情形及其资本贬价登入杭沪各报，招人投标，即以所得之款作为解散满营支配谋生基本金之用”[16]。经投标，“商人施凤翔等所投之标计出洋二十万一百元”①，为各标银中最高，遂得到胡庆余堂的经营权。从浙江军政府财政部与施凤翔、应崇椿等人订立的合同来看，军政府确实拟将投标所得的20万零100元“作为解散满营支配谋生基金之用”[17]。浙江军政府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能以没收一部分满人非法财产作为谋划其他满人生计的基金而不移作他用，切实地履行对满人一视同仁的承诺，这真正体现了军政府对满人奉行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除没收满人官僚非法所得以谋划满人生计之外，浙江军政府还积极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其条件优厚超过汉人。满人郎金全、穆沾霖等人在迎紫门内沿街开设集贤茶园，打算于5月2日开张，并上报杭县署，请求予以立案。杭县知事随即批示：“尔等拟在迎紫门内第二十一、二十二号开设集贤茶园准予立案。”[18]浙江军政府对于汉族商绅计划在旗营内开店营业的请求却采取了不予立案的措施。旗营拆除以来，军政府拟在旗营等处开设市场，此消息不胫而走，各界人士纷纷请求在原旗营开店营业。“选民孙嘉晋、商民钱叔駮（皆汉人）先后禀请拨用，拟在该满营地基营业。现禀都督批示，以满营旧址正由官规画，所请营业碍难照准。”[19]这种对于满汉不同的政策体现了军政府对于满人自谋生计的鼓励与扶持。但是光复时期自谋生计仅为少数满人的选择，多数满人仍不事生产，逐渐沦为社会底层的贫苦之民，到了1912年冬，满人的生活状况更为困窘，多数满人饥寒交迫。杭州满人生活的困窘引起了原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关注。陈其美于11月22日由上海赶到杭州，一为参与国民公所商讨征蒙一事，一为帮助筹划杭城满人生计问题[20]。陈其美到杭后，向浙江军政府提出何种建议，现已不得而知。但从几日后浙江军政府出台的拯救满人办法来看，似乎陈其美为浙江军政府提出了一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方法。由此浙江军政府开始调整单纯的接济政策，转而授满人以生存的技能。浙江军政府将各类需要救济的满人“先行调查划分等类，各授以相当之事，使之操作。俾得自食其力以为一劳永逸之计”[21]，并将需要救济的满人分为“旗籍贫民老弱孤独无依者若干（家有壮丁者不在其列）”、“能做粗工者若干”、“能做火柴厂工作者若干”、“能入贫民工厂者若干（现在有职业者均不在此列）”[21]四类，挨户详细查明，并上报民政司。在军政府民政司的努力下，杭城内贫苦的满人大多进入各类工厂，学会了生存的技能。自此杭城内满人的生计问题才得到了根本的解决。

三、结语

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5篇

2012年12月26日，为期一个月，由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浙江省演出业协会、浙江胜利剧院承办的浙江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展演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次展演中，浙江省12家民营院团的500余名演职员汇聚杭州：德清越剧团的越剧《德清嫂》、开化惠民艺术团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温州市哈哈京剧艺术团的京剧《花木兰》、杭州哈哈艺术团的轻喜剧《世界充满爱》、舟山海之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综艺歌舞《海岛风》、海宁皮影艺术团有限公司的皮影戏童话剧《小花猫钓鱼》、永康市婺剧团的婺剧《火烧子都》、宁波市北仑海舟越剧团的越剧《新狸猫换太子》等剧目轮番亮相，并特邀长期服务基层、服务农村的钱江浪花艺术团在展演期间进行专场演出。

这些常年活跃在山乡、海岛、社区的民营剧团，因机制灵活、市场广阔、演出接地气，而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已成为浙江演艺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艺汇演百花争艳

“民艺汇演，百花争艳”。展演期间，用剧院内的这一横幅来形容整个演出的精彩情景正为合适。有古装戏、现代戏，有励志戏、爱情戏，在欢乐中发出笑声，在欢笑间感动，在感动中回味，这场展演成为了那一个月杭城戏迷们的“舞台盛宴”。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展演观众平均上座率为91%，其中，越剧演出观众更是场场爆满。

退休的体育工作者叶鑫根看过展演后，给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有幸观看了民营剧团展演的演出，真是大开眼界，感慨万千。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剧团深深植入了民本的灵魂―为民而生、为民而演、因民而兴。他们坚持艰苦训练，长年到农村巡回演出，既锻炼了队伍，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满足了城乡群众欣赏艺术表演的需求，又对保护传承浙江民族民间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已成为浙江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信写得多好哇，言之有理，言之有情。

来自德清的演艺人士陈汉民说：“这次民营剧团展演不仅是艺术、才艺的展演，也是思想和精神的展示和汇报。希望浙江的民营文艺团体能够健康、向上发展，从而使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更加稳健。”这是业界人士发出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的热切愿景。

面对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金兴盛表示：“艺术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希望浙江的民营院团排出更多的好戏。”

据悉，此次展演实行文化惠民低价票制，票价统一定为20元。此外，组委会还拿出部分演出票，通过街道社区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把他们请进剧场。

林丽萍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越舟戏曲社成员之一，因为票价便宜，她一连看了几场演出。她说：“政府推出文化惠民低价票，让老百姓有机会一睹来自各地民营剧团的风采。希望今后多举办类似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从乡村巷口走进大剧院

那天晚上，杭州刮起了大风，却挡不住观众看戏的热情。在胜利剧院，即将上演的戏是永康市婺剧团的招牌节目《火烧子都》。

晚上6点半，永康市婺剧团团长兼武生演员、35岁的黄晓敏正在给自己化妆。他坐在镜子前，熟练地在脸上描了两下，眉眼立刻有了英气。

“胜利剧院有暖气，演员不穿保暖内衣也不会冷，后台跟剧场连在一起，还有服装间、化装间，灯光也很好，再也不用担心上下场时因天黑而摔跤了……”第一次进专业剧场演出，黄晓敏的话语中有些艳羡。作为一个民营剧团，他和他的团队以往只能走街串巷，在乡镇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不过，走到哪里，他们都是绝对的明星。

在胜利剧院上演的12台大戏中，永康市婺剧团的《火烧子都》让杭城观众耳目一新。

都市观众新鲜感十足，那是因为平日里看惯了大场景大制作，这些来自民间的剧团，更像是一道道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农家菜。

“几组布景，五六盏灯一打，演出就开始了。看上去远没有国家专业院团那么豪华，可水准一点不输专业剧团。常有观众看到精彩处，就站起来鼓掌。”胜利剧院总经理沈振天说，有好几家民营剧团第一次来省城演出，没有经验，“平日里用惯了的背景幕布，挂在我们这儿显小，看上去像窗帘，只得重新赶制新幕布。”

实际上，像永康市婺剧团这样的民营剧团，以往大多在农村演出。他们习惯了在菜场与马路之间的空地上搭起戏台子就开唱，像胜利剧院这样的“大场面”，几乎从未经历过。但他们的演出有最大的优势：接地气。

从乡村戏台走上省城剧院，可就是这样的演出，却赢得了满堂喝彩。因为票价便宜，戏码好，演得精彩，几乎天天爆满。

野百合也有春天

近年来，浙江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从发展之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渐成燎原之势。

“这是一次探索性汇演，十分有意义。”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田宇原在展演新闻会上表示，民营剧团平时担负着把戏送到基层去的责任，是文化产业走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民营剧团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2009年，浙江省政府推出《关于加快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民营院团的扶持力度。浙江省财政厅、文化厅联合制定了对民营院团的资金扶持政策，每年落实300万元专项资金，一是用于补贴民营院团送戏下乡活动，使参加送戏下乡的民营院团每场享受的补贴比国有院团高500元至1000元；二是以财政投入方式举办浙江省民营院团负责人培训班和业务骨干培训班，目前已举办7期，累计培训643人次。

田野里的百合一遇阳光雨露便发芽开花。

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有民营院团638家，从业人员约3万，年演出28.8万场以上，演出收入约10.8亿元，分别占全省文艺表演团体年营业性演出场次总量的90%和演出总收入的80%。

野百合也有烂漫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