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社会研究范文第1篇
(1)研究背景。
社会学科，本就是研究社会良性发展和协调机制的一门学科，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而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的践行尚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怀抱成为第三部门，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倡导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同时，要结合社会学的理论，在社会管理的场域下对社会政策进行详细的思考和解读，为己所用。
(2)研究意义。
根据前面概念的界定，社会政策的核心，是解决公民所面对的社会风险，究其本质，是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政策的制定是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和阶段而综合决定的，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因此社会政策的制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因此作为社会政策的践行者，社会工作要求我们基与社会组织的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更好的发挥社会政策的实际作用。
2社会政策的分类
(1)剩余福利型社会政策。
剩余福利型社会政策，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下产生的模式，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最小限度的干预，该学派认为，无论是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还是对于公民社会风险的保护，政府的干预应该仅限于“自由市场”处于完全无序状态时，该模式过分强调自由，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可能会给弱势群体带来极大的不公平，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是动荡。
(2)制度性的再分配社会政策模式。
该种模式以按劳分配境遇下的再分配模式为基础，强调权利与公平，受国家契约论的影响，认为国家应当对公民具有责任，因此，这种模式下的社会政策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具体实施就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再分配，以对这类群体进行补偿，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强调公民具有享受社会服务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恩惠。
3制约因素分析
(1)社会政策具有滞后性。
社会政策由政府基于一定的标准和现实情况制定，由政府制定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快，社会问题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和增多，因此在社会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实际境遇中对社会政策的应用和解读存在一定的不对称，也就存在许多与实际情况脱节的地方。
(2)社会政策不同的解读。
社会政策由国家制定，文件下发到各地具体执行，但是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是以总则的形式下发，允许各地以自身的实际情况为准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调适，所以这就使各地在具体执行时，对社会政策有了不同的解读方式，也就为社会政策的具体执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到底如何解读和执行，由地方政府说了算。
(3)社会政策的中间地带。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执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还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城市外来人口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是我国的合法公民，但是由于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在当地享受平等的待遇，使得一些社会问题聚焦的领域，例如农民工群体，在对其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时，很难运用当地的社会政策的帮助以解决实际问题。
4对策及建议
(1)针对社会政策的滞后性问题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政策的践行者，为了能更好的开展专业服务，我们理应结合我们实际操作中的经验，以及我们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和探索，在合理范围内，积极倡导社会政策的与时俱进，促使社会政策的调整，以使社会政策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2)针对各地对社会政策不同的解读问题
这里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社工本身无权，在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有些无力，尤其是当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尚未脱离政府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在实际上是受政府的政策影响和管辖的，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唯有收集大量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针对社会政策的本地化应用积极的建言献策，合理的倡导和引导政府的决策。
(3)针对政策的中间地带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现状及户籍制度的限制，这样在社会政策实施中所具有的排他性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工作介入的时候存在难度和困境，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我们没法改变，至少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5总结
社会研究范文第2篇
在结束，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现两个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公开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十二大政治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基本方法、出发点、立足点、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作了分析，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道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还进一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主要原则。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按逻辑顺序概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辩证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四个方面逻辑关系：新的思想观点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性与国际社会主义共性的关系；集体智慧与邓小平重大贡献的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封闭、凝固的关系。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工程。
从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至今的十八年中，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内容在内的科学体系，并成功地指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二、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会计界带来了生机。葛家滴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打响了会计学术拨乱反正的第一炮。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会计理论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0年正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提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会计方法体系，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81年和1982年专题学术讨论会提出了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具有我国特点的会计学科体系，建立中国式的责任会计和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形成我国自己的审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副会长谢明在1983年年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希望，经过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关于中国会计学会何时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目标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在1983年5月提出的（杨纪琉，《会计研究》1987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在1980年1月提出的（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笔者考证，应该是前一种观点，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公开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的1983年，才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据初步查考，第一次在会计论文中使用“中国特色”一词，是娄尔行、石成岳在1981年发表的“建立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上海会计》1981年第正期）；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会计”一词为标题的论文，是彭玉书1985年发表的绅国特色会计方程式的理论探讨”《上海会休切35部第9期》。
三、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探索
从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之后，理论界一对有中国特色会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1．中国会计有没有中国特色。
赞成中国会计言中国特色的学者主要从我国的社会环境出发来论证。如：谢明在1990年年会上总结说：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能够回答理论和实践对会计所提出的问题。杨纪瑰则从国外的情况出发，认为西方各国虽然经济、政治制度大体相同，但法律体系。传统习惯及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会计模式，以此来论证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与方法。张佑才在中国会计学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强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已迫在眉睫，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葛家简则从会计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与协调的辩证关系中，分析各国会计理论的特性与各国准则的差异，并指出“极少国家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各国会计理论都具有特色。吴水澎是以会计的本质既有科学技术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作为理论依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这一命题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追求时髦。
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有人主张摘掉这顶帽子，有人对这种提法是否适当表示怀疑，有人则提出强调中国特色仍然是“左”的思想，应当摒弃。刘玉廷整理了持怀疑者的四个观点：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核心准则制定后大为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处理差异、过分强调特色会阻碍国际协调、中国会计改革只要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有的学者把不同观点归结于在理论上、实务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会计特色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似有似无，若明若暗，口头上多数人认为有，实务上又感到很难捕捉。
2．中国特色会计的三种提法。
在1983年年会暨专题学术讨论会上，谢明副会长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是第一种提法。1987年修改中国会计学会章程时，还是这种提法。
以后在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时，都认为1983年年会提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杨纪碗回顾这段历史时透露了消息，“后来大家同意谢明同志的建议，加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也是贯彻党的十二大，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实际体现。1992年修改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依此作了修改。实际上，1983年年会的纪要所确定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总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加上了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却未把“中国特点”上升为“中国特色”。这是第二种提法。
1996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次大会审议了“九五”科研规划，其说明中对这一改动作了解释：原提法仅仅定位于盈利组织，为了容纳对所有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而作了改动。这一改动应该说是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相关联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也在这次大会上相应作了修改。这是第三种提法。
中国特色会计提法的三次变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环境变化的缩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影响会计的集中体现，是会计界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反映。
3.中国特色会计的涵义。
（1）将“特色”公认的解释引申到会计，就是中国会计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和风格。会计的这种独特色彩和风格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会计所呈现的特色。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提到这一点。曲晓辉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由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演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因此，认识我国会计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也应该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刘玉廷认为应站在宏观的社会整体而不是站在微观的具体方法层次上考察，特色主要在于一国会计整体框架、会计运行机制或者重大方面的差别。张俊民提出，会计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否有一套达到共同富裕要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陈建文认为，现在中国会计体系最大的特色是政府的角色无所不在。这些看法统称为一涵义观。
（2）二涵义观。余秉坚提出两重涵义：从长远的理论研究的奋斗方向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会计理论。陆德明和王鹏提出：外国没有只有中国有和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杨雄胜提出，中国特色会计应满足内（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标准体系）外（我国会计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接受并便于他们理解我国会计信息）两种基本需要。
（3）三涵义观。杨纪琼在1985年年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包括三重意思：第一，对中国会计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中国创立的会计理论；第二，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进行改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展需要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第三，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对国外的普遍原理进行分析、鉴别，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谢明则把这三重意思作为实现途径，而把重视宏观利益、重视民主管理、重视数据的真实科学和讲求经济效益作为中国特色会计的四个基本点。
而杨纪碗在一则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涵义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联系、与提高经济效益平行、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借鉴国外会计理论方法。吴水澎概括为当代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中国化的（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立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并应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会计理论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罗飞认为：外国没有的、能解决中国经济实际问题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4）四涵义观。张柱中归纳为四个特点：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特点、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适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杨纪碗简要列举了四条特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真实的会计核算和严格的会计监督为基本职能、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民主理财为一项重要手段。
对中国特色会计的一涵义到四涵义的理解，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特色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4．中国特色会计的表现。
吴水澎提出，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列在最高层次，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并列，以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为中介。许亚湖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研究方法理论，会计本质。职能、作用和地位理论，会计对象理论，会计目标理论，会计人员理论，会计方法理论和会计行为准则理论。阎达五设想的四个方面是：会计与会计管理的本质，会计学的理论，会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会计的发展。杨雄胜认为会计的国家特色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会计本质等基本理论研究的突破。薛祖云等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础和综合运用各种基础方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起点和由一般规律开始的研究路径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规范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内容。
会计的中国特色会在会计基本理论中体现出来，这是众多学者的共同认识。
刘玉廷把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七个方面：财政部门主管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会计制度的制定权限在财政部门，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统一规划和分级管理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从业和任职资格管理，总结我国管理会计的丰富经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会计研究方法。郑泽祖归纳为六个方面：会计法规制度体系，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会计监督，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和提供者，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形式，管理会计模式。谢明认为中国特色体现于所探讨的九个问题：基础会计理论的突破，以《会计法》为中心的法制体系，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相结合的会计管理体制，事前事中事后结合的经营管理型会计实务，责任成本等新的成本核算模式，会计现代化管理，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会计核算办法，会计教育改革，会计发展历史规律的研究。
葛家澎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会计核算规范体系、成本管理等26个新学科、新领域的前沿课题的研究。从1983年以来的论文中，从中国特色角度来论述的分学科较多的有：管理会计、责任会计、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体系。其次是：成本核算与管理体系、企业财务理论与方法体系、审计准则、会计管理学、管理活动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总会计师设置、会计监督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事务管理。还提到比较具体的合并报表、绿色会计、会计行为学、验资、注册会计师理论体系、铁路运输财会管理、邯钢的会计经验等。
总之，中国会计特色的表现应该是全方位、多方面的。
5．中国会计特色的成因——会计环境。
在研究中国会计特色中要研究会计环境问题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八五”时期科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但仅列了中外会计之比较的课题。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把“关于会计与社会发展、经济环境等关系问题的研究列为第一项研究内容，并作为研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并取得共识的重大问题。
中国会计学会1994年提出的重点科研课题，从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体制、文化道德素养、价值观念及生产力水平等的研究来把握中国特色问题，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会计环境的五要素。
关于会计环境问题，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专题研讨。如：郭道扬的《会计环境论》和中国会计学会的许多重点课题，对会计环境有了多角度的分析。进入2000年，集中论述会计环境与中国特色会计关系的论文明显增多，重点突出，主题明确。刘玉廷提出了四要素：政治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教育发展水平和文化环境。曲晓辉论证了三要素：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教育和文化环境。郑泽祖提出了：民主与集中的政治环境，改革和发展中的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潜移默化的文化环境等共同决定着现阶段中国会计的特色。
对于会计环境的研究，就有学者是直接运用政治经济学范畴来分析的。肯连碧就将环境与特色相联系，提出会计环境特色的三个方面：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与前面的划分实质上相同，只是不同的归类而已。
中国的会计环境形成了中国会计的特色，但是对会计环境要素的剖析和表述尚有多种见解。
6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共生；社会研究；主体；资源；约束条件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05905
[GK-2！-2]
社会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手段，已经逐步发展成一门系统的科学，业已产生了诸如现象学、诠释学、冲突论、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等多种研究范式。随着学科发展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研究的具体实践，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和不同理论解说进行对话。社会研究除了要对社会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还要将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建立在发展或批判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社会研究及其诸多手段与方式，需要同理论相结合。因此，在某种理论关怀下进行社会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意识的体现。
同许多社会理论一样，社会共生论也是一套可以用来考察与分析社会现象的社会理论。借用生物学“共生”（symbiosis）的概念，吸收系统论、冲突论等诸多哲学理论思想，社会共生论可以用来分析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层面，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现象。社会共生论成为一种理论视角，用来指导复杂的社会研究。
本文将从社会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概念操作化及现有实证研究等方面，论述社会共生理论对社会研究的理论、现实意义及其适用性。
一、研究对象：社会共生关系
社会研究，是以基本的社会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么，哪些内容属于基本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换句话说，调查社会现象，某种意义上就是考察各种社会关系。郑杭生指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1]社会关系，可以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研究对象。
那么，如何考察社会关系？历史上，很多社会学方面的理论都在考察社会关系，如马克思的冲突论、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等经典理论，又如角色互动论、交换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关怀各有侧重，有的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关系或符号关系，有的关注微观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是否能够提出一个理论框架，立足于社会各层面的关系结构，构建一个相对统一化的理论分析模式？为了跨越不同层
①转引自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面来研究社会现象，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作为探讨社会现象的切入点。社会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切入点。
那么，社会关系具有怎样的性质？什么样的关系能够超越不同国家、文化、社会和阶级等的界限，用来概括绝大部分社会关系的本质？于真提出：“共生思想是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也是天国上帝的召唤。几乎所有人间善良感情，文明进步观念，各种原始教义，都是以此为基点的。”[2]于真从人类历史、社会现实、权力秩序、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论述了共生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社会共生理论也同样借用生物学“共生”的概念来指称社会关系。同于真、李思强、胡爱生等学者提出的共生学说相比较，社会共生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从主体、资源与约束条件三要素来解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社会关系称为“社会共生关系”。这就用还原论的视角，将绝大多数的社会现象还原为不同主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分享资源的关系形式，社会现象就可以转化为对应的社会共生关系。社会共生关系在理论上被预设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存在。这个预设是社会共生论的立论基础。
社会共生关系是对社会不同关系的一个概念化的表述。在不同社会层面的社会共生关系，其表现肯定是不同的。在微观层面，它表现为个人之间分享资源的关系形式，最典型的是经济领域的劳资关系。在中观层面，它表现为组织之间对资源的分享，如公司合营、社区共建等。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国家之间对资源的分享，如外交中的贸易关系、海洋渔业的竞争与依存关系，国际文化体育赛事问题等。
总之，以不同层面的社会共生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用社会共生视角进行社会研究最本质的特征。
二、分析单位与研究热荩
主体、资源与约束条件
进行社会研究需要确定分析单位和研究内容。分析单位是研究的落脚点和资料收集的对象。研究内容则“是对研究假设、研究分析的理论架构的具体分解和细化”[3]。前文指出，社会共生视角以社会共生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那么，从哪些方面来考察共生关系？共生关系由哪些要素构成？“任何社会共生关系，至少必须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三大部分构成。”[4]因此，考察社会共生关系，也应该从这三要素入手。
主体要素，是社会研究的分析单位。社会共生关系的主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组织[4]。共生关系首先体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微观层面的主体为个人，中观层面的主体是组织，宏观层面的主体是国家。不同的主体，决定了以社会共生来进行社会研究，是哪个层面的问题。当然，发生共生的主体不一定是同一层面的。如劳资关系，可能是老板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公司与个人、公司与工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资源要素，是社会研究的研究内容之一。何谓资源？“资源乃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人之需要者。”[4]共生关系，实质体现为对不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关系。在经济系统中，体现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如财富、场地等。在政治系统中，体现为对政治资源的分配，如权力等。在文化系统中，体现为对文化资源的分配，如艺术、音乐等。将调查的目光投向资源，就是要考察不同主体之间分享了哪些资源，采取怎样方式来分享资源。
约束条件，是社会研究的研究内容之二。约束条件“乃是指共生关系各主体都必须遵守的条件”[4]。在不同社会系统，都存在对应的约束条件，如法律、道德、风俗、宗教、意识形态、约定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约束条件为如何分配与分享资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特定的约束条件影响到主体之间对资源分配的结构，即“共生关系的基本结构”的问题[4]。考察约束条件，就要考察这些条件如何形成，有什么具体内容，对主体具有多大的约束力等问题。
综上所述，以主体要素作为分析单位，以资源要
素和约束条件作为研究内容，构成了社会共生论指导下社会研究的研究范式。
三、概念操作化：社会共生结构
社会研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过程。要“顶天立地”，就必须经过理论的概念化与操作化过程。用社会共生的视角进行社会研究，也同样如此。那么，以社会共生作为研究视角，其核心概念是什么？前文已经提到，主体、资源与约束条件，作为社会共生关系的三要素，构成了社会共生视角的主要研究内容。那么，是否可以用一个概念统一指称这3种要素所构成的社会存在？笔者认为，社会共生结构应该成为对共生三要素之整合关系的概括，也应该成为研究社会共生现象的核心概念。
社会共生“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于资源所形成的关系”[4]。根据这一定义，对共生关系的操作化研究应当围绕共生关系的基本结构展开。如前文所述，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现象，都可以还原为特定约束条件下主体之间对资源的分享关系。故而，考察社会共生关系就是考察特定约束条件下主体对资源分享机制的问题。而这种分享机制的整体，就是社会共生结构。以这一概念为核心，针对共生关系中所涉及的资源、约束条件等要素，设定特定的指标来进行考察，就可以将社会共生现象进行具体的概念操作化了。
第一，对资源的考察。资源是社会共生关系形成的核心，社会共生关系的诸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的特征。第一，资源的类型决定了社会共生关系的类型。围绕经济资源，形成了经济共生关系；围绕政治资源，形成了政治共生关系；围绕文化资源，形成了文化共生关系等。第二，主体对资源的分享类型决定了社会共生基本结构的类型。如主体对资源进行交换，形成交换型共生；对资源彼此共享，形成共享型共生；对资源互相竞争，形成竞争型共生等。相对应的，对资源的考察，应明确资源的类型、数量等基本情况。因为不同类型的资源，决定了共生关系属于哪一个领域的关系。还应进一步考察资源的分享与分配模式，具体来说可以从该资源是共有资源，还是私有资源；是互相竞争的资源，还是共享的资源等方面入手。
第二，对约束条件的考察。约束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资源的分配模式，也就是规定了共享型共生、交换型共生或是竞争型共生等不同方式共生的规则。而约束条件的形成取决于共生关系的资源类型，并可以来源于法律、风俗习惯、契约或约定，甚至是某些隐性的潜规则等多种途径。如经济共生关系的约束条件往往是各种契约、合同，具体规定了双方对于经济利益的分配规则。政治共生关系的约束条件通常是地方制度和法规，因为它规定了各个政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文化共生关系的约束条件往往是各地的风俗习惯，因为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文化活动中不同主体所具有的地位、权力等。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约束条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各主体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步形成，并可以发生变化。因此，考察约束条件，一是确认其形式，是法律、道德还是风俗等；二是考察其内容，尤其是关注于资源如何分配的有关规则，如各主体以何种方式分享资源，如对资源占有的具体比例、占有的形式等。三是约束条件的形成过程，即既定的规则是通过怎样的斗争与妥协形成的。
第三，对社会共生关系的评估，具体落实到和谐的共生关系。“太上之境，和谐共生”，是社会共生关系演化发展的理想目标。所谓和谐共生，指“社会共生系统中，各主体在合理的度之内分享关于资源的基本权利――包括合理交换资源、合理分享资源、合理竞争资源等三方面的权利”[4]。简而言之，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
那么，何谓“合理”？粗看之下，很难界定。因为“合理”一词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倘若将社会共生看作一个关系系统，就可以从这个关系系统是否有效运行来考察“是否合理”的问题。举例来说，在劳动契约的约束下，劳资双方形成经济共生关系。当双方都严格按照契约行事，并且在此过程中并未发生矛盾和冲突，共生关系平稳运行。那么，从共生三要素的角度来看，主体之间互相尊重彼此的基本权利，约束条件能够有效制约共生关系的运行，以此榛础，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对资源的分享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维系共生关系的过程中伴随着主体之间对经济资源分配的冲突与妥协。同时约束条件――即劳动契约，可能因为有效性受到挑战，而随时调整。对这些“不和谐”与“不合理”的考察，恰恰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资源分享的“合理程度”，从而可以成为测量共生关系的重要指标。
对关系是否和谐的测量，涉及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是关系本身的和谐程度，二是约束条件的有效性。对于关系和谐度操作化测量国内外的研究不胜枚举。在量化研究领域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测量相关的客观指标，如通过测量主体之间的沟通频率（时间）、热情度、矛盾发生率等[57]；另一种是直接采用主观态度来代表关系是否和谐。这些都可以成为考察关系和谐度的借鉴。对于测量约束条件的有效性，目标达成模式[8]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借鉴。Robert等在研究地方性非营利组织的有效性时指出，目标的设定和实现的过程，对于测量“有效性”来说十分重要[9]。Wuthnow则主张从受众评价的角度来测量有效性[10]。尽管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组织的，但是这些研究至少给我们一些启示，那就是要衡量某些规则的有效性，就要比较规则设定的内容与实施的结果，以确定结果是否达到规则设定的预期。而考察有效性，既需要考察规则实施的过程，又要通过主客观评价的方式，考察其结果是否符合预期。落实到共生约束条件的有效性，就是通过主客观评价法，考察共生各个主体是否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互动。
综上所述，对共生关系的操作化，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共生关系的核心――资源的相关考察，主要包括资源类型及其分配的基本形式。第二，社会共生之约束条件的具体内容。第三，社会共生关系的评估，即关系是否和谐的评估，具体包括：关系本身的和谐度，即矛盾冲突的程度，约束条件的有效性，即主体之间是否以及如何按照约束条件的规则进行互动。这3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社会共生关系结构的整体内容，也是用社会共生视角来进行社会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这3个方面也互相关联，相互作用与演化。资源的类型决定了约束条件的来源，同时资源的分享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约束条件内容的制约，约束条件的内容与形成，又在资源分享模式的确立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社会共生关系的评估，既取决于关系本身的和谐程度，又表F为特定类型与资源分享模式下约束条件的有效性。
四、质性与量化研究：社会共生的应用范围
在社会共生的视角下进行社会研究，本质上是研究各种社会关系的运行机制。进一步说，是将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操作化，转化为特定规则下主体之间分享资源的模式。事实上，目前已有很多研究采用了社会共生的理论视角，大体上可将其分为质性与量化两类研究。
质性研究重在运用社会共生的视角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诠释。通过对具体社会现象中，主体、资源以及约束条件的考察，进行经验材料的归纳，回应某些特定领域的理论学说，也借助这些学说的理论观点，拓展共生理论的解释范围，是一种归纳的逻辑。如刘伟对草根组织合法性的研究[11]，郭修金等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共生关系的研究[12]，李琼等对第三部门共生类型的研究[13]等。这类研究通过深入剖析主体对资源的分享机制，回答了共生关系如何构建的问题。
量化研究方面目前尚不多见，现有研究也不够成熟。张凤池通过对社区经济、政治与文化资源分配方式的考察，试图探索构建共生关系与社区邻里和谐度之间的相关性。运用共生视角进行量化研究，最大的困境是对具体资源分配“是否合理”的操作化问题[14]。换句话说，如何设定指标来测量资源分配的“合理度”，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可行的手段，是通过测量资源的分配形式和关系的和谐度，间接反映资源分配的和谐度。对于资源分配形式的测量虽然有很多研究可以借鉴，但不同研究的测量标准不一，指标繁杂，这对于衡量社会共生关系是否具有效度尚难以验证。因为通常验证指标设定的效度是利用新的指标测量去验证得到公认的一些假设。倘若新指标得出的结果同既定的假设不存在明显矛盾，那么新的指标可以认为是具有一定效度的。然而，由于目前对共生理论的量化研究比较匮乏，尚缺少验证效度的理论工具。
因此，用社会共生为理论视角指导社会研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大部分社会现象，可以用质性的方法还原为社会共生关系进行研究。而在用量化研究进行操作时，则要注意社会共生关系的框架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特定资源，尤其是比较抽象的资源用质的研究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是却未必能够进行量化操作。因此，在用量化的方式进行研究时，必须特别注意主体之间的资源分享模式是否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呈现。
在家庭层面，围绕财产形成的共生关系一般是可以量化的。如对房产、现金及其他财产的分配，可以通过比例的方式进行测量，由此而形成的共生关系可以用来分析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家庭纠纷。但是，对于家庭情感资源的分享，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测量，则很容易遭遇效度的困境。
在组织层面，围绕生产资料形成的劳资关系，是可以量化的。如通过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就可以大致呈现劳资共生关系的形态，也可以解释由此而产生的劳资矛盾。
在社区层面，对于政治资源的分享，往往可以通过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率得到测量，但是对文化娱乐资源、公共物品的分享，可能通过细致的活动记录得到测量，但这种测量是否具有效度，是有待验证的。
在社会层面，各个阶层之间对社会资源的分享，可以通过就业率、失业率、收入等等数据进行测量，但如果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关于社会共生的测量指标体系，则需要进一步探索。
五、结语
从社会共生理论视角进行社会研究，从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内容的选择、概念操作化以及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思路，并获得了相当的经验支持。而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则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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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修金，胡守钧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演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12）：3437
社会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灾害；灾害社会学；自然脆弱性；社会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020-09
一、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趋向
安德鲁飓风、密西西比河水灾、加州电力危机、“9·11”事件、卡特丽娜飓风和印度洋海啸等灾难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尤其是2005年卡特丽娜飓风袭击中美国政府救灾失败以来，西方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有了新的繁荣和发展，“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也因此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而成为灾害研究的重要范式。然而以往的社会科学对脆弱性研究几乎不关注，1975年以前的脆弱性研究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取向，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似乎最容易而又不会引发争议。随着“脆弱性源自于人类自身”的反省，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灾害的社会历程及社会基础①，1976年，以学者怀特（White）和哈斯（Haas）为首成立了自然风险研究与应用中心（Natural Hazard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后来改名为自然风险中心NHC），主张脆弱性评估不能局限于自然领域，还应扩展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等领域，从而开启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天然灾害综合评估研究，并以发明各种脆弱性概念及相关风险分析而闻名于世②。在这派学者的影响下，1988年德州农机大学成立了减灾与复原中心（Hazard Reduction and Recovery Center），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卡罗来纳大学设立了风险与脆弱性研究所（Hazards and Vulnerability Research Institute，HVRI），从2006年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更是每年都在慕尼黑举行了以“社会脆弱性”为主题的年度夏季讲学，社会脆弱性范式因此得到了学界的一致重视。
纵观整个灾害社会学研究，表面上有多种视角，但仔细梳理可以看到两个贯穿其中的基本学派，即“经典灾害社会学”和“社会脆弱性”学派。“经典灾害社会学”首先厘清了“灾害”（disaster）的概念或定义，对灾害情境或灾害组织进行了分类，此外，灾害后果与灾后重建的社会过程等研究都是核心议题。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家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灾害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灾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设想，这些也都可以算是经典社会学的分支。经典灾害社会学最大贡献就是破除所谓的“灾害迷思”并着重分析“灾害管理循环”，使得灾害的社会性研究获得学术界一致的重视。但学者阿杰（Adger）批评这一学派早年具有功能主义倾向，而且近似于官方立场，研究焦点过于集中经济社会与地理因素的双重考量，而对于灾前预防与风险分布则基本不涉及。灾害社会学另一个主要分支就是“社会脆弱性”学派，它从经典灾害社会学重视灾害本身转向灾害的社会过程及风险分布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脆弱性研究原本来自人类学和社会生态学领域，主要是探讨人类社会或小区受灾害影响的结构性因素，强调脆弱性是灾害发生前即存在的状态。当灾害来临时，某些社会群体总是容易遇到灾害风险。此外，社会脆弱性也指对灾后生活的冲击程度。
虽然社会脆弱性学派已经成为灾害社会学中最有影响的两个学派之一，然而国内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四川5·12特大地震灾害的爆发，社会学界对灾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研究视角仍然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社会救助、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等视角，从社会脆弱性视角进行的灾害研究非常少见，专门对社会脆弱性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几乎没有，造成了一些研究在运用这一范式时形似而神异、简单化和表面化的现象。只有深入研究社会脆弱性范式的基本内涵，才能真正推动这一范式的实际运用与深入发展。而要使这一范式不至流于“我思故我在”，就必须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脆弱性，它的理论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社会脆弱性分析。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社会脆弱性概念
社会脆弱性是灾害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但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却有许多争议和分歧，造成了其意义指涉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目前，有关社会脆弱性的定义，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定义：1、“冲击论”。其核心是将社会脆弱性视为灾害对人类及其福祉的冲击或潜在威胁。2、“风险论”。其核心是将社会脆弱性视为灾害危险发生的概率。3、“社会关系呈现论”。其核心是将社会脆弱性视为在灾害发生前即存在的状态、4、“暴露论”。其核心则将社会脆弱性界定为系统、次系统或系统成分暴露在灾害、干扰或压力的情形下所受到的伤害程度以及造成损失的潜在因素。
综合学界不同定义，社会脆弱性概念至少包含这样几层含义：其一，它强调灾害发生的潜在因素所构成的脆弱性，潜在因素包括灾前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地位或其他体制性力量等因素，如拥有社会资本越多脆弱性越低；其二，它强调特定的社会群体、组织或国家暴露在灾害冲击之下易于受到伤害或损失程度的大小，也即灾害对社会群体、组织或国家所形成的脆弱性程度，如富人的受灾几率小于穷人的受灾几率，脆弱性较穷人而言相对较低；其三，它强调灾害调适与应对能力所反映的脆弱性，应对能力越强脆弱性越小，应对能力的大小由个人和集体脆弱性及公共政策决定的⑥。简言之，社会脆弱性既包含灾前潜在的社会因素构成的脆弱性，又包含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所形成的脆弱性，还包含应对灾害能力的大小所反映的脆弱性。基于此，本研究将社会脆弱性界定为社会群体、组织或国家暴露在灾害冲击下潜在的受灾因素、受伤害程度及应对能力的大小。这一定义的基本内涵如下图所示：
虽然安德森（Anderson）有关这一定义与本研究的定义大致接近，也较为学界所接受，但本研究的定义更为简洁明了。
安德森认为，社会脆弱性是指人们如何响应并处理灾害背后引发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制度因素，并通过因素分析来评估一个地区、系统或人类群体等特定范围内既存或预期冲击或灾害的脆弱度，以便找到降低脆弱性的方法来增强人们对环境变迁的适应。与脆弱性概念紧密相关的还有危险度与风险度概念，这三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社会脆弱性与自然脆弱性（physical or biophysical vulnerability）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自然脆弱性取决于极端自然事件本身，例如灾害发生频率、强度与空间分布等，而社会脆弱性则是指影响个人或团体受灾几率与灾后恢复能力的社会特征，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之一。二者的异同如表1。
除此之外，卡特还将脆弱性研究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界定那些使人们或地方容易遭受极端自然事件的条件即暴露模型，第二种类型是测量人们对于灾害的社会抵抗力或恢复力。前者着重于自然脆弱性的研究，后者着重于社会脆弱性的研究，至于第三种类型，则是整合前面两种类型，锁定在特定的地方或区域即地方脆弱性是由自然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共同组成，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决定什么人容易受到伤害的层面上，社会因素比自然因素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拥有较多信息与资源的人们能够避免暴露在自然脆弱性高的地方，在卡特丽娜飓风中，新奥尔良水淹最严重的地方几乎都是贫民小区，这是因为弱势群体缺乏获取灾害信息的能力，即便拥有信息也仍然无可奈何，因为不容易被水淹的地方房价较高，弱势群体往往无力承担。
三、社会脆弱性的基本研究命题
社会脆弱性范式背后存在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大自然本身是中立的，风险和危害来自社会薄弱环节，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一切灾害都有人为的因素和社会的影子。这一范式有两个基本研究命题，即“灾害风险不平等命题”与“社会分化命题”。
命题1：灾害风险不平等命题（haZard inequality proposition）。脆弱性分析总是与风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脆弱性外部因素即风险、冲击和压力中运用最多的就是风险。所谓灾害风险就是指灾害发生后损害产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以往研究灾害的学者们多用“脉络中的风险”（hazards in context）、“风险社会的扩散”（social amplification ofrisk）和“风险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risk）来指称，但他们的研究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撑。为了弥补这种缺感，学者们将灾害风险概念整合进脆弱性经验框架中而提出了“灾害风险不平等命题”：由于阶级、族群与性别等灾前社会不平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同一地区的个人与家庭受灾风险呈现出不平等现象。在灾害中，每一次受灾最深和最严重的群体都是弱势群体，如穷人、妇女、老人、儿童与少数民族等。卡特在卡特丽娜飓风的研究中发现新奥尔良市的灾民脆弱性程度与阶级和种族高度相关，班柯夫也发现在印度洋海啸中，印度尼西亚一些地区不会游泳的女性在遇难者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虽然这一命题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人群更易于遭受灾害风险”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灾民受到的打击是来自受灾风险的不平等还是灾后重建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通常情况下弱势群体容易受灾，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机制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
命题2：社会分化命题（social polarization proposition）。社会脆弱性学派认为如果重建资源无法有效且公平地分配，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将会相对提升，灾前阶级、族群或性别等社会不平等现象在灾后将会更加恶化，这种恶化很容易导致灾后社会冲突与政治斗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分化命题”。尤其在“人祸”情境定义中，容易出现追求灾害损失赔偿与“伸张正义”等诉求的灾害集体行动，如果这种诉求能获得合理性与正当性，并且能够成功动员其他社会资源，这一行动就能持续下去，从而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不仅会对既有的政治体系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菲利普（Philip）与马逸莲（MaIjolein）通过对1950到2000年之间的统计资料分析后发现，在经济欠发达的中、低收入国家中，由于灾后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引发了短期与中期的暴力冲突。简言之，脆弱性会因为政治权利的缺乏、社会剥削以及不公平待遇的增加而形成新的阶级分化。
四、社会脆弱性的主要讨论面向
围绕“社会脆弱性理论内涵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卡特回顾了近一百篇关于脆弱性或灾害的研究，发现社会脆弱性主要有三个重要的讨论面向：
面向1：脆弱性是一种灾前既存的条件。社会脆弱性认为导致人们受灾的原因不仅来自自然因素造成的实质损害，而且也来自灾前阶级地位的差异、权利关系及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等社会因素。佩林（Pelling）认为社会脆弱性是指灾害发生前区域内就存在的状况，是从人类系统内部固有特质中衍生出来的。当灾害来临时，某些社会群体总是容易受到灾害风险。影响受灾害风险的社会特质包括阶级、职业、族群、性别、移民身份、边缘化、保险取得的能力及社会网络等，其中贫穷、不公平、健康、取得资源的途径、社会地位被视为是影响社会脆弱性的“一般性”决定因素（generic determinants）。简言之，灾前的社会关系将被带进灾后的社会行动中，从而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
面向2：脆弱性是灾害调适与应对能力。卡特认为人类社会面对灾害时会通过修正或改变自身特质和行为来提高灾害应对能力，应对能力主要包括抗灾号恢复能力。一切灾害都是社会建构的，没有人类就不会存在所谓的“灾害”，因此灾害是人类建构也是适应的结果。阿杰指出在灾害应对能力中社会固有的内部特质起着决定作用，如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习俗等。米勒蒂（Mileti）认为社会群体或个体采取的策略或生产资本越多样化，那么其拥有的抗灾弹性能力也就会越强。而且，脆弱性较低的群体即便暴露在较高的灾害风险下，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也会相对较强，灾后复原的速度相对较快。相对而言，社会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只要暴露在中等灾害风险的地方，就可能无法承受灾害伤害且灾后不易重建。贾乐平（Gallopin）强调在应对能力中还需要特别关注人类的学习能力，人类会借助过去经验而发展出灾害应对策略。人类的学习能力能提升灾害应对能力以降低社会脆弱性，反过来，社会脆辣性的降低也是人类适应灾害的结果。
面向3：脆弱性是特定地点的灾害程度。社会脆弱性强调某一特定地点的某种脆弱性，卡特与钱伯斯（Chambers）等学者在强调脆弱性是造成灾害损失的潜在因素的同时，也指出脆弱性因子多因地而异⑥。虽然某些脆弱性因子如经济发展程度与医疗资源等因子具有普世性意义，但脆弱性更关注的是不同区域的脆弱性因子及其影响程度，这些因子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导致的脆弱性程度也大为不同。特纳（Turner）也指出社会脆弱性不仅在不同社会、小区和群体间呈现出差异分布，而且同一地区的居民即便面对相同的灾害也会出现不同的敏感性与处理能力（coping capacities）。
五、社会脆弱性因子
如何确定社会脆弱性因子已成为社会科学定量分析面临的重要挑战，卡特（Cutter）等学者曾根据1990年左右美国各州的42种社会与人口变量，以因子分析法浓缩为11个因子并将因子分数加总而构成各州的社会脆弱性指标（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SoVI），然后利用地图（GIS）将较为脆弱的区域标示出来，结果正确预言卡特丽娜飓风受害者的地理分布而名声大震。为了呈现出各个变量的个别评分价值，卡特并没有采取权重的方法，都是直接加总各项社会脆弱性评分，并将社会脆弱性评分的合计再乘以自然脆弱性评分，显示出地区脆弱性的高低程度，从而得知地区内不同危害的影响比例为何以及社会脆弱性的个体元素与危害的比例关系。他所列举的脆弱性因子表如表2。
在学者们共同努力下，社会脆弱性分析变得更具体，操作性更强，脆弱性因子更全面，学者德怀尔（Dwyer）以系统化方式列出不同的因素导致的脆弱性结果，并集中在第一层级的社会脆弱性（the first level of social vulnerability），区分出四类可量化的因子：1、家庭中的个人（individual in ahousehold）：年龄、收入、居家型态、财产占有权、受雇用状况、英语能力、家庭型态、残障、家庭保险、健康保险、负债与存款、汽车、性别、受伤和住家受损等；2、小区（community）：对等互惠、效力、合作、社会参与、市民参与、小区支持、网络规模、沟通频率与模式、情感支持、小区整合、一般行动、人际特别关系、沟通支柱、连结和隔离等；3、服务的获取（access to service）：主要城市、内部区域、周边区域、偏远区域和极偏远区域；4、组织/架构（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地方政府责任、州政府补偿金/协助协议、中央层级救济基金、捐赠物/募款原因。德怀尔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模式如下图所示：
六、社会脆弱性的多元评估模型
如何通过不同模型的评估找到降低社会脆弱性的途径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领域研究的前沿议题，社会脆弱性评估是指评估一个地区、系统或社会群体在面对某一范围内现存灾害或在经过事前评估分析后确定将会发生的灾害脆弱性，并以此决定该地区、系统或社会群体如何受到影响及该如何面对形成中的灾害。目前，社会脆弱性评估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模式，评估模型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现象。本文归纳出如下四种基本类型：
模型1：空间整合评估模型。“社会自身是否因为具备脆弱性而成为灾害受害者？”这样的结构性问题应该成为脆弱性评估的核心问题。基于此，卡特将脆弱性分成三个层面来进行评估：1、自然层面评估：强调的是自然或灾害本身所造成的影响；2、响应层面评估：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包括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作用力，着重灾前社会结构性条件的评估；3、地方层面评估：认为灾害应该是特定区域在自然及社会结构层面运作下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对灾害的脆弱程度。在此基础上，卡特利用GIS套迭12种灾害类型与社会脆弱性指标，呈现出自然与社会多重因素影响下的脆弱性空间差异②，抽离出不同的研究精髓并整合在一个既定的空间中来进行评估。
模型2：灾害周期评估模型。修勒斯特（Sutherst）等学者根据时间顺序将脆弱性分为灾前敏感度（susceptibility）评估、灾中应变能力评估、灾后适应能力评估（adaptive capacity）。灾前敏感度评估包括灾前的减灾、防灾和备灾三部分，主要是评估人们通过灾前预防而免于受灾的能力，灾中应变包括灾情通报、避难疏散、灾害抢救、受灾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处理和支援救灾规划等，灾后适应力则包括灾后适应和复原能力两部分。这一模型通过对造成灾害损失不同时间段的因素进行分析以确认降低脆弱性的方法，强化社会对灾害的适应和防范能力。
模型3：微观与宏观评估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将脆弱性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评估，主要包括个体或家庭层次的脆弱性评估以及小区或国家的空间层次的脆弱性评估。前一层次的评估深受饥荒与权益（entitlements）关联性的影响，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来讨论个人的阶级、族群与性别身份如何导致更高的受灾风险，后一层次的评估则讨论一个小区或者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贫富差距、行政能力、医疗与社会福利、住宅政策等因素对小区居民或者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率的影响。
模型4：函数关系评估模型。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展了这一评估架构，涵盖了暴露、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大主要概念，麦卡锡等学者（MacCarthy）指出脆弱性评估其实就是这三者的函数，这一评估模型着重了解造成脆弱性的原因及条件。其中暴露性（exposure）是指人类或社会群体接近特定压力、干扰或灾害的程度，也是一个地方受灾害的暴露程度，暴露性概念比较容易理解与操作，它与灾害频率、强度、历时与系统的邻近性有关。敏感性（sensitivity）指人类或社会群体受到特定压力、干扰或灾害影响时可以与之抗衡或从损害中复原的能力，敏感性评估指标包括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人口组成、产业结构、制度与授权的能力。适用性（adaptive capacity）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对于特定压力、干扰或灾害的抵抗力（resistance）或恢复力（resilience），资产、授权、多样化策略和社会资本构成了适应性的主要操作性概念。
七、“社会脆弱性”的理论贡献及局限
通过对社会脆弱性概念、理论假设、主要讨论面向、脆弱性因子及评估模型等方面的论述，可以发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社会脆弱性具有预测的特质，通过对造成损失的潜在因素的分析并清楚描述脆弱性及将灾害损失量化，可以预测某些人在灾害风险情境下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以此来确认降低脆弱性的方法并强化社会群体对灾害的适应，这是社会脆弱性范式最重要的贡献。阿杰因此认为社会脆弱性在评估人们如何适应或加强能力来面对灾害风险威胁时是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④，纳尔逊（Nelson）等学者也指出脆弱性分析能确定最脆弱的群体，为政府与民间社会防灾、救灾与减灾规划的制定提供针对性的建议。而且，社会脆弱性范式不仅有利于克服经典灾害社会学功能性研究的局限，而且能避免自然脆弱性忽视“人们为什么会居住在高风险地区”社会理论的解释的缺陷，以及工程技术脆弱性视角下片面强调技术改进与材料优化对于抗灾的积极意义，实现了对“经典灾害社会学”与自然脆弱性范式的超越，对灾害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同时，社会脆弱性范式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它虽然试图摆脱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局限，但事实上脆弱性分析本身就具有地理学与工程学谱系的特点，被一些学者质疑为“技术决定论”或“结构式减灾”倾向⑥。“结构式减灾”（Structural mitigation）强调以工程技术解决天然灾害对于生命与财产造成的威胁，事实上并未因为采取这一措施而降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损失不见减低反而年年增加，因此一些学者主张以“非结构式减灾”政策来降低未来天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此外，在灾害社会学内部也出现了尝试整合功能主义与脆弱性分析的社会建构主义取向（social constmctionism approach），强调脆弱性的社会建构性即社会不公是造成弱势群体容易受到灾害干扰并形塑着人们在灾变中的行为，通过改变个人或社会应对灾害能力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以降低社会脆弱性，将人们从过去悲观的灾害受害者转向了主动的行动者，强调主客观之间的互动性，使得脆弱性分析更具动态性内涵，弥补了对灾害本身、社会系统及社会群体之间有机联系的分析。
社会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社会互动
农民分化问题可能是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较为独特的研究内容之一，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农民分化问题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故而在经典著作中很难找到农民分化的相关理论。所以，当下我国学术界都是借用了西方社会分化理论来解释我国的农民分化现象，而社会分化理论的核心指向的是社会分层问题，因此国内学者大多是借鉴社会分层理论来研究我国的农民分化问题，其中比较盛行的是按照一定的分层标准（职业、收入、声望等）把农民分为几大阶层，有的学者对农民分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发生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农民有了一定的职业选择的空间。此外，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农民分化的一种主要形式——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上。
以上研究对于认识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动态把握农民社会变动大有帮助，但这些研究同时也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农民社会分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分化后的农民阶层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
一、农村普通社会阶层的确定
（一）农村社会分层
通行的阶层划分方法一般是侧重对个人的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等标志进行测量，比如同属于一个家庭的两个家庭成员可能就属于收入与声望都差距较大两个阶层，这样就忽略了家庭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家庭因其较强的纽带作用、家庭成员较强的归属性和高度社会认同往往作为一个单位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本文研究的社会阶层，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层，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分层。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调查的实际，我们把农村阶层分为以下7种，具体种类见表1。其中专业技术家庭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种是教师。
除上述几种阶层外，还有少量特殊家庭，比如 “五保户”家庭、因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被救济户，因为所占比例极小，不再作为一个阶层进行分析。
（二）普通阶层确定
数据来源于2009年1月至与6月对J镇进行的调查数据。调查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相结合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实际回收362份，有效问卷348份。
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迄今为止，对社会地位加以区分的标志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韦伯的三个关键维度：即通过收入（财富）、权力和声望对社会地位进行等级评定。为确定以上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文章按照以上标准进行排序，其中人均收入状况和权力拥有状况通过调查与访谈进行界定，而职业声望则参照了李春玲利用全国调查数据所计算的声望得分。
结果显示，农村阶层可以分为三大类：上层，乡村干部家庭、私营企业主家庭和专业技术家庭；中层，个体经营家庭、外出务工家庭；下层，本地兼业家庭和普通农业劳动家庭。
从调查数据来看，农村社会阶层中的上层只占到总家庭比例的3.6%，农村中层占到总家庭比例的32.9%。外出务工者其实和普通的农民相差不大，但由于这些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城市工作，部分掌握了一定的职业技术专长且 “见多识广”，生活方式和普通农民有一定差距，因而被划入了中间阶层。
社会阶层的划分是各个阶层在垂直社会空间的排列，一般来说，每个社会都可以划分为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虽然按照以往的研究习惯我们划分出了中下层，但农村社会中的中层和下层并没有很大的社会距离，包括收入、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资源的可获得性。因此，我们把农村社会的中层和下层合并为一个阶层，即普通阶层。
基于以上分析，将按照两个大的阶层来分析社会互动，即农村上层和普通阶层，根据目前研究通行的说法，我们把上层称之为精英阶层。总的来说，其实农村社会结构的主体仍然是普通阶层，他们的互动是农村社会关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主要研究普通阶层的社会互动状况。
二、农村普通阶层社会互动分析
在农村阶层中，中下阶层互动有着较强的共性，事实上，中间阶层的个体经营户和外出务工者其实和农村兼业家庭以及普通农业劳动家庭基本没有本质的区别，看上去个体经营户虽然半脱离了农业生产，但依然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中。而外出务工者生活、工作空间延展到了城市，但他们还很难融入城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庭仍处于农村社会关系之中。
（一）普通阶层首属互动对象选择
农村普通阶层社会关系一般来讲还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即符合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理论，以个人为中心，按照一定的亲属关系外泛开来，血缘是判断社会关系中与自己相对社会距离的重要标杆。那么，真实的农村阶层互动是不是也遵循这一规律呢，为探讨农村普通阶层社会交往的对象，我们按照与男性户主的关系排列出不同的家庭，让其选择交往最多的，以此确定普通阶层的首属互动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