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1篇

一是深入学习领会《决定》精神，制定和实施贯彻落实的工作措施。劳动保障部要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把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劳动保障系统落实《决定》的重要任务，抓好贯彻落实。省级和地市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建立高技能人才工作办公室，落实工作责任。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纳入当地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要将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与建设终身教育培训体系相结合，与推动职业培训的整体工作相结合，带动职工岗位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青年就业培训和农民工培训。

二是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实施“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结合实施技能振兴行动，全面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从2004年到2006年，在制造业、服务业及有关行业技能含量较高的职业中，实施50万新技师（包括技师、高级技师和其他高等级职业资格人才）培养计划，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加快培养一批企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知识技能型人才。并以此推动技能人才队伍的整体建设，带动各类高、中、初级技能人员梯次发展。

三是组织开展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活动，完善高技能人才选拔机制。要通过技能竞赛、练兵比武和技术创新等活动，在各行业和职业领域不断发现和选拔具有高超技能的人才。2004年至2006年，劳动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部级职业技能大赛系列活动。要组织生产一线职工，广泛开展拜师学艺、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和技术攻关、创新创效、观摩研讨等活动。大力推广一些企业在关键岗位、工序设立首席职位的做法，培育技能领头人并发挥其作用。

四是改进技能人才评价方式，完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充实完善现有国家职业标准，吸纳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对新兴职业和复合技能岗位，抓紧制定新的国家职业标准。加快建立起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新体系。突破比例、年龄、资历和身份界限，促进技能人才更快更好地成长。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化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大力推广企业生产现场、学校教学过程与国家职业标准相结合的考核方法，不断扩大职业资格证书的覆盖范围。2004年至2006年，要实现职业技能鉴定质量规模的双提高，在进一步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实现鉴定数量递增20%，其中新技师数量要有较大幅度增长，质量要有切实保证。

五是建立高技能人才开发交流机制，促进其发挥更大作用。依托大中城市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以及企业集团、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建立高技能人才开发交流工作站，开发技能人才、技能成果信息库，为技能人才的交流提供平台，并为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同业技术交流、绝招绝技展示以及创新创业等活动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技师在技术攻关、传授技艺、传播技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六是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水平，引导更多的技能劳动者岗位成才。总结、交流和推行企业中推行的“使用与培训考核相结合，待遇与业绩贡献相联系”的做法，加快建立职工凭技能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使用待遇机制。在企业薪酬中充分考虑发挥技能做出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大力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相应专业技术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建立津贴制度，提高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2篇

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在指责美国采取的措施时，使用WTO其他协议解释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过渡性保障机制是错误的。从纺织品协议的过渡性，其逐步与GATT1994一体化的目的，以及关于"国内产业"定义和处理的用语，与其他非过渡性协议都有很大不同。例如，如果谈判者不是为了体现过渡性保障机制与保障措施协议的差异，就不会在纺织品协议中增加保障措施的规定，而只要援引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就行了。因此，解释第6条，专家组应当看纺织品协议的文本和目的，而不是其他WTO协议及其解释。

巴基斯坦则主张，在确定纺织品协议用语的含义时，可以考虑其他协议的解释。所有WTO协议，包括纺织品协议，都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2]是一揽子谈判达成的协议。[3]因此，专家组解释一个协议的用语时，从对其他协议中类似用语的解释中寻求帮助，是合法的，也是常见的。例如，在危地马拉水泥案中，专家组使用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证实其反倾销协议的解释；[4]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援引美国内衣案和美国衬衫及上衣案，以证实其对审查标准、收集证据的方式以及是否应当考虑所有影响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等问题的裁决。[5]既然纺织品协议的解释可以被用于解释其他协议，反过来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此，巴基斯坦的观点是，当纺织品协议中某个用语所涉及的事项与其他协议中对应用语涉及的事项相似时，那么其他协议中用语的解释就是相关的。例如，保障措施协议和纺织品协议都要求确定因果关系。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保障措施，就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再如，GATT1994第3条和纺织品协议第6条都涉及市场准入问题，都使用了"直接竞争"一词来说明产品的范围，没有理由因为它们是有关市场准入的不同措施，就对这些用语作不同解释。

专家组认为，WTO争端解决谅解（DSU）第3条第2款规定，争端解决的作用之一，是按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澄清WTO各项协议的规定。对于"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上诉机构多次提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第31条规定，应结合上下文对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上下文是指"条约"本身，包括其序言和附录，以及缔约方之间就条约缔结而订立的与该条约有关的任何协议。在本案中，条约就是《WTO协定》，而纺织品协议是其组成部分。因此，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上下文，是WTO协定整体。[6]专家组举例说，保障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规定，保障措施应当在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和促进调整的必要范围内实施。虽然一般保障措施与过渡性保障机制有区别，但在必要范围内实施应当是普遍适用的。[7]

美国在上诉中提出，专家组借助"上下文"，将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用词和概念用在纺织品协议中，忽视了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特殊之处；纺织品协议与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是不同的，按照保障措施协议第11条第1款（c）项的规定，保障措施协议不适用于纺织品协议第6条的过渡性保障措施机制。[8]

上诉机构并没有对保障措施协议是否适用于纺织品协议第6条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作出裁决。但对于不同协议中相同用语的相关性，上诉机构是持肯定态度的。例如，在本案中，上诉机构在分析纺织品协议第6条中的"直接竞争产品"一词时，就明确援用了其在韩国酒案中的解释。[9]可以推理，上诉机构会同意专家组的意见，即WTO各项协定是一个整体，相同情况下使用的相同用语，互相之间是有借鉴意义的。具体地说，纺织品协议第6条与保障措施协议所使用的相同的用语，其解释就是相关的。事实上，上诉机构在谈到"国内产业"时，已提到了其在保障措施协议项下所作出的裁决。[10]

当然，纺织品协议第6条没有规定的内容是否适用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是"保障措施协议是否适用于纺织品协议第6条"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专家组所举的保障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例子的情况看，专家组的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从条约解释的角度看，WTO各项协议是一个整体，解释某个协议时，其他协议都是其"上下文"（context）。保障措施协议与纺织品协议中的特殊保障条款，无论是总的宗旨和目的，还是具体内容的设计和用语，都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前者适用于所有产品，而后者只适用于纺织品。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没有规定时，应当适用普通法的规定。

【注释】

[1] 美国对巴基斯坦棉纱采取的保障措施案（美国棉纱案），专家组报告（WT/DS192/R）2001年5月31日通过，上诉机构报告（WT/DS192/AB/R）2001年10月8日通过。

[2] 《WTO协定》第2条第2款。

[3] 见巴西影响椰干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WT/DS22/AB/R）第18-19页的分析。

[4]危地马拉水泥案专家组报告（WT/DS156/R），第8.284段。

[5] 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WT/DS/121/R），第8.119段和第8.123段。

[6] 专家组报告，第7.46段。

[7] 专家组报告，第7.129段。

[8] 上诉机构报告，第29段。保障措施协议第11条第1款（c）项规定，保障措施协议不适用于依据下列内容所采取的措施：第19条之外GATT1994的规定，《WTO协定》附件1A中其他协定，在GATT1994框架内订立的议定书、协定和安排。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

我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一些成员国担心我国加入WTO后出口产品快速增长而对其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和损害，因而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立了“针对具体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mechanism，本文简称特殊保障措施）。目前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已经根据我们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的承诺，调整了国内立法。2002年8月13日，印度启动了全球第一期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调查，被调查产品为工业用缝纫针。2002年8月19日，美国启动了对坐垫升降装置的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特殊保障措施是保障措施的一种，其某些实施条件与一般的保障措施不同。由于其实施条件比一般保障措施要宽松，而且其他国家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产品实施这种歧视性的措施，并且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物美价廉”的特性，笔者有理由相信在特殊保障措施剩余的有效期内（差不多10年半的时间），关于特殊保障措施的调查和实施将不不可避免的增多。本文拟就特保条款的具体理解进行相关论述。

特殊保障措施是一种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保障措施，其实施的目的、前提条件和实施程序与一般的保障措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特保毕竟属于保障措施的一种，其设置的目的不外乎有二：一是能够专门针对中国的产品实施，二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实施。为了能够深入详尽的理解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和程序，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一般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和程序究竟是如何的严格，才能清晰地把握特殊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本质。

一、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保障措施是WTO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而设置的一种救济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成员国由于履行关税减让和取消其它贸易壁垒的义务而产生的损害。依据GATT第19条、《保障措施协定》和涉及保障措施的相关案例可以确定保障措施的实施要件如下：

（一）实体要件

（1）不可预见的发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s）

GATT19条第1款（a）规定：“如因未预见的发展或因一缔约方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方领土的数量大为增加，对这一领土内相同产品或与它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造成严重损害威胁时，这一缔约方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者撤销或修改减让。”因为《保障措施协定》没有关于“不可预见发展”的相关规定，所以GATT19条中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效力问题就存在争议，成员方经常在实施保障措施是否就此进行证明而争论不休。但是在韩国奶制品一案中上诉机构明确了成员有义务证明这一点。 另外，必须明确的是GATT1994第19条规定增加的进口必须是“如因未预见的发展和因一缔约方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不可预见的发展必须是缔约方承担GATT协议义务而产生的影响。因此没有承担GATT协议义务的情况下而遭受的影响，就不具有“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性质。

（2）进口增加（increased imports）

进口增加包含以下要素：首先，进口增加必须是无论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来说，是迫切、突发、急剧和显著的，足以引起“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 可是，《保障措施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急剧而显著的增加”的具体条件。例如25%的增加相对于24%的增加来说是否是急剧而显著的，就存在争议。但是这迫使主管机关必须衡量一段较长时期的进口。在衡量完这种进口后，专家小组就可以审查这种进口的异常的增加是否足以急剧而显著。例如，如果相同的进口增加在一年内重复发生，并且如果我们认为该产业系统可以自行解决这种不稳定的状况，那么25%的进口增加就不能够证明实施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其次，《保障措施协定》第2.1条中使用的“进口”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正在进口”，因此对于主管机关来说，必须要检查最近一段时期的进口，而不应该仅仅调查过去几年的进口。 因此，为了证明进口数量是处于《保障措施协定》第2.1条的增加状态中，国内的机关就必须要考虑调查期间的进口趋势（而不是仅仅比较最近几年的年终进口数据） 因此，“为了证明一个产品的”进口数量正在增加“，主管机关就必须：（一）评价调查期间的进口趋势；（二）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进口趋势，进行定量分析，证明这种异常的进口增加是迫切、突发、急剧和显著的，并且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此时实施保障措施是合理的。”

（3）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的国内产业（the domestic industry that produce like or 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主管机关确定“国内产业”的步骤。《保障措施协定》第4.1条定义了“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的国内产业”。依据该定义，为了要确定这些“国内产业”，上诉机构认为国内主管机关在采取调查和决定实施保障措施之前，必须遵循以下三步：（1）确定其进口正在增加的特定产品的范围，避免误选不相关的产品；（2）根据WTO规定的标准，确定国内产品与进口增加的产品是“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3）依据“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确定该“国内产业”。

其次，在保障措施调查中确定“同类或直接竞争性”的实质性标准是：（1）产品的物理性质；（2）产品能够履行同样的或相似的用途的程度；（3）消费者认为并把产品作为替代产品履行特定的功能并满足一定的需求的程度；（4）为了关税的目的对产品的国际分类。 另外，上诉机构坚持专家组必须确认：处于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品是同类产品的不同形式还是不同的产品？ 比如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国际贸易委员会将生产羊肉的国内产业扩展为到生产活羊的国内产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就存在争议。再次，国内主管机关必须确立国内产品组中的所有物品和所有特定进口商品都是同类或有直接竞争性的。举例来说，清酒、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进口都在增加。国内工业只生产清酒和浪姆酒。为了对前四种酒都采取保障措施，主管机关就需要确定清酒和浪姆酒与进口的清酒、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是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最后，调查机关依据所确定的“相同或者直接竞争的产品”来确定“国内产业”。

（4）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cause or threaten to cause serious damage）

《保障措施协定》为严重损害或者威胁的确定设置了严格的条件。依据《保障措施协定》第2.1条的规定，某一成员方只有认定存在严重损害后才可以实施保障措施。第4条又为主管机关的认定设置了附加的要求。首先，主管机关在评估企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的客观\可量化的因素时，应当全面解释这些数据的本质和所采纳的数据的合理性。其次，主管机关的报告必须要阐明该成员方实施保障措施所考虑的各种相关因素，并且要尽量公开所使用数据的具体信息，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给利害关系方以机会，使他们能够得知主管机关涉及的事项。另外，如果专家小组发现一些可替代性解释是合理的，如果依照那些可替代性解释来看，主管机关的解释好像不充分，那么主管机关的这个解释就不是合理的。

（5）“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真正、实质的因果关系（the existence of a genuine and substantial causal link between increased imports and serious injury ）

《保障措施协定》第4.2（b）条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作出（a）项所指的确定。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此类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第4.2（b）条包含两项义务。第一是要证实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二是要确定由其他因素导致的损害没有归因于进口增长。由此确定了在判定因果关系时必须履行“不归咎原则”的要求。

上诉机构根据第4.2（b）条对因果关系调查的解释要求：主管机关调查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应当把由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和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主管机关调查的第二步就是能够把所有这些因素包括进口增长造成的损害，一方面归因于进口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暗示，归因于其他相关因素。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只要确保由进口增长以外的因素实际对国内产业造成的任何损害没有归因于进口增长，而且在不是进口增加导致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成是由进口增加导致的损害来对待，那么主管机关就遵守了第4.2（b）条。根据这种方法，最后一步就是按照《保障措施协定》的要求，主管机关可以判定进口增长和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和实质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作用。

上诉机构强调这些步骤仅仅是一个“逻辑程序”，而不是《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法律调查”。 然而，上诉机构已经很明确的要求由所有不同因素导致的损害结果必须加以区分并单独分开。 因此，作为一个实质问题，主管机关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允许查证：1，被认为造成损害的因素的损害结果已经相互区分开；2，这些损害结果归因于导致损害的因素；3，把损害归因于所有现存的原因因素之后，主管机关已经判定进口增加是否是严重损害的一个“真实的和实质的”原因。

（二）程序要件

除了上述实体性要件外，实施保障措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义务。GATT第19条第2款规定，缔约方在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采取行动之前，应尽可能提前用书面通知缔约方全体，以便缔约方全体以及与这项产品的出口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缔约方，有机会与他们就已采取的行动进行协商。如涉及的是有关优惠方面的减让，在书面通知中应该注明要求采取行动的缔约方的名称。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延迟会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害，不经事前协商，可以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动，但在采取行动之后，必须立即进行协商。《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也规定了通知和提供磋商机会的义务。

可见，通知和提供磋商机会是WTO成员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序性要求。但对于通知的内容和时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首先，对于通知的内容，实施保障措施的WTO的成员是否有必要在其通知中包括《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2款的所有资料，是否应该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上诉机构认为：实施保障措施的WTO成员必须在其通知中最低限度的阐述在《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2款中具体列明的构成“所有相关资料”的事项，以及在《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中列明的要求在保障措施调查中进行评估的事项。其次，对于通知的时间，《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1款规定“成员应当立即就下列事项通知保障委员会”，何谓“立即通知”？目前尚无统一的意见。

二、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通过上述对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WTO对保障措施的实施设置的条件是相当严格的，并且有一定的实施细则可以遵循。特殊保障措施是专门针对我国产品设置的歧视性保障措施，其设置目的就是要降低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的限制，因此其实施条件相对于一般保障措施来说要宽松。至于其实施条件究竟如何，下面，我们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相关国家关于特保的立法以及美国特殊保障措施第一案??座椅升降装置案的裁决，对特保的实施条件进行具体的阐述。

（一）实体要件

（1）市场扰乱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第一款规定：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当进入任何一个WTO成员方境内时，其数量的增加或者所依条件，若对该成员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各生产商，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时，受此影响的该成员方应请求与中国磋商以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该受影响成员方是否要诉诸《保障协定》规定的措施。依据该条规定，只要其他成员方认为进入到其境内的我国产品引起了该成员的市场扰乱，该成员就可以对我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何谓“市场扰乱”？该条第4款规定市场扰乱应该在下列情况下存在：一项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或者直接经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质要素归结如下：

1.进口快速增长（increasing rapidly）

市场扰乱要求进口增加必须是绝对数量或者相对数量的快速增加，这与保障措施的规定有略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质量和数量，而且必须是迫切、突发、急剧和显著的，并且足以引起“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前者的要求不在于质量和数量，强调的是速度。这与两者产生的原因有关。保障措施的产生原因是：WTO成员依照总协定减让关税和取消其它贸易壁垒，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进口一般会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如果在一定幅度内是可以预期的或合理的，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幅度，引起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则不是WTO成员所预期的了，所以保障措施的实施一定要强调不可预期的质量和数量的增长。而特殊保障措施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国产品的“物美价廉”，其他成员担心在对我国减让关税和取消其它贸易壁垒之后，我国的产品会蜂拥其市场。因此，在特保中所强调的是增加的速度，而不是质量和数量。

进口必须是快速增加的。美国国会曾经指出，在使用“快速”标准时，应当查明最近的进口是否超过历史水平，并应当考虑增加的数量和有关的实践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如果进口增加集中在1年时间内，那么就是非常快速的；如果进口增加出现在2年到3年的时间内，那么就应当考虑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进口增加不像前一种情况那样快速；如果进口时增时减，那么增加的进口也可以满足“快速增加”的条件；如果进口稳定、绝对的下降，相对于国内生产下降或增长缓慢，那么就不符合“快速增加的要求”。同时，快速增加必须是比较近期或持续的，而不是早期的，也就是说主管机关应当选择一个合理的、可以比较的期间，一个可以认定进口快速增长的期间。

2.生产相同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the domestic industry that produce like or 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

《中国加入WTO协议书》第16条没有对“生产相同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进行定义。依据“种属原则”，因为特殊保障措施是保障措施中的一种，则对于特殊保障措施的规定属于特别法的性质，那么根据有特别法依据特别法、无特别法依据普通法的原则，所以特殊保障措施没有规定的地方应当比照《保障措施协定》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执行。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加入WTO协议书》第16条中的“国内产业”应当按照《保障措施协定》中“国内产业”的范围进行衡量。

3.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cause or threaten to cause material damage）

这一点与《保障措施协定》中的“严重损害”不同。《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没有规定“实质损害”，美国的特保利法中对此也没有进行规定。“实质损害”一词来源于《反倾销协定》，我们可以以此进行比较分析。《反倾销协定》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实质损害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规定了在确定损害时应当考虑的几个因素：1，被调查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情况；2，进口产品对进口国市场同类或者直接竞争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3，进口产品对进口国内生产同类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来自中国的座椅升降装置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时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其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实质损害或者是指损害威胁的，因此这三点还是有参照意义的。

另外，美国国会曾经指出，“实质损害”与“严重损害”相比是程度较低的一种损害。 至于在确定“实质损害”时所需要考察的具体信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对来自中国的座椅升降装置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时，认为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应当考虑影响产业状况的所有相关经济因素，包括美国“201条款”中的三类广泛的因素，即生产设备闲置、公司无法在合理的利润水平经营和失业或待业，以及其他相关经济数据，例如产量、销售、库存、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率、市场份额、就业、工资、生产力、利润、现金流动、资本支出和研发支出等。单个因素都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而是在相关商业周期和有关产业特定竞争条件的背景下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4.进口快速增加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重要因果关系（the existence of a significant causal link between increasing rapidly imports and material injury）

这一点也与保障措施中的“真正、实质性的因果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真正、实质性的因果关系”要求进口增加是严重损害的最重要因素，这意味着不但进口增加导致了严重损害，而且还要证明其他因素不能引起这种严重损害。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因为主管机关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可是“非归因分析”（non-attribution analysis）从实践操作上来说是很难证明的，这个要求极其严格，同时也使得上诉到保障措施委员会的保障措施案大都取得苞粟的后果，此原则的严格性就略见一斑了。而“重要原因”是指严重的造成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重要性无须等于或大于其他原因。由于该要求实质上并不需要进行“非归因分析”（non-attribution analysis）这一步骤，因此其要求远远低于“真正、实质性因果关系”。这样，如果一个国内产业遭到损害，其中已经得出损害的30%的原因可以归因于进口的快速增长，则这30%的原因就可以被视为“重要原因”。而在严重损害中，进口增加所导致的30%损害肯定不能证明是与严重损害之间存在“真正、实质性的因果关系”。

（2）引起重大贸易转移的行为

这是能够引起特殊保障措施的另外一个独立原因。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的第16条承诺：如一WTO成员认为根据第2款、第3款或第7款采取的行动造成或者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60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WTO成员成协议，则请求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和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者限制自中国的进口。

该条有几个要点需要澄清：首先，“根据第2款、第3款或第7款采取的行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采取行动的主体是谁？二是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什么？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第2款、第3款或第7款的规定，这些“采取的行动”及主体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旨在制止或补救发生在准备适用重大贸易转移条款的成员方之外的其他WTO成员方的市场扰乱的行为；2，准备适用重大贸易转移条款的成员方之外的成员方，为了制止或补救市场扰乱，根据该议定书第3款的规定采取的撤销减让和限制进口的行为；3，准备适用重大贸易转移条款的成员方之外的WTO成员方，根据该议定书第7款的规定采取的临时保障措施。另外一个问题是何为“造成或者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重大贸易转移”。这在我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没有进行具体规定。依据美国关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相关规定，裁定存在重大贸易转移的依据包括：1，根据海关进行监督；2，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实际的或者即将产生的市场份额增长；3，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实际的或者即将产生的进口数量增长；4，有关WTO成员方采取的或者建议采取的行动的性质和程度；5，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该WTO成员方和美国出口的程度；6，采取或者建议采取行动后，对该WTO成员方的出口所发生的实际变化或者即将发生的变化；7，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产品向美国之外的国家实际发生活着即将发生的转移；8，被调查产品进入美国的进口量的循环性或者季节性特点；9，被调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以上几条规定我们可以参照理解引起重大贸易的行为，至于其具体实施情况如何，由于目前尚没有针对贸易转移而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的调查或实际实施案例，针对上述因素所作出的评判还需要先例进行判断。

（二）程序要求

《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关于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程序性规定基本上与《保障措施协定》中的相同，不过有以下几点上需要注意。

第一，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期限。关于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议定书》中没有具体规定。不过，依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受此影响的成员方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地解决方法，包括受影响的成员是否应根据《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笔者以为特殊保障措施只是保障措施的一种，其与保障措施的不同关键在于特殊保障措施降低了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而已。而特殊保障措施没有规定的地方仍旧要适用《保障措施协定》的相关规定。因此，笔者以为按照《保障措施协定》的相关规定，特殊保障措施的期限一般为4年，在特情况下的延长不得超过8年。至于《议定书》第16条第9款的规定-本条的适用应在加入后12年终止，指的是在此期间届满后其他成员国不得针对我国的产品再根据该条的规定实施特殊保障措施。但是已经存在、仍处于有效期的特殊保障措施仍得继续实施，直至其有效期届满。同时，因为此时该特殊保障措施所依据的准据法已经失效，实施该特殊保障措施的成员方不得在该特殊保障措施的有效期届满后再做出延长实施期限的裁定。该12年的规定是指特殊保障措施条款的有效期限，而不是特殊保障措施实施的有效期限。

第二，关于报复条款的规定。《保障措施协定》规定如果一个保障措施是根据进口的绝对增长采取的，且该措施符合相关规定，那么被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国不得在保障措施有效的前3年采取报复行为。如果是依据进口的相对增长而采取的，则被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国在货物贸易理事会收到终止的书面通知30天后，保障措施实施的90天内，可以实施相应的报复手段。而《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第6款规定：如果特殊保障措施是依据进口的绝对增长采取的，其规定与《保障措施协定》相同。但是，如果特殊保障措施是依据进口的相对增长采取的，我国只有在该特殊保障措施持续有效期限超过2年后才可以采取相应的报复手段。

三、结语

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是我们为了加入世贸而接受的妥协性条款，我国的出口产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条款的冲击，如何应对外国特殊保障措施的调查将会成为我国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因此，如何应对特殊保障措施要成为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必备的常识。面对这种状况，法学工作者应首当其冲，为特殊保障措施实施条件中的法律问题扫平道路，以利于我过对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的应诉工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释

[1]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上诉机构编号WT/DS98/AB/R.

[2]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上诉机构编号WT/DS121/AB/R，第131段。

[3]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上诉机构编号WT/DS121/AB/R，第131段。

[4]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上诉机构编号WT/DS121/AB/R，第129段。

[5]美国部分钢铁制品进口保障措施案，欧盟第一份书面建议，第278段。

[6]国境税调解工作小组报告，BISD 18S/97， 第18段。进一步涉及日本酒税案上诉机构报告，第20段和欧共体石棉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01段。

[7]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第7.95段。也参见，美国羊羔肉保障措施案的上诉机构报告，第92段。

[8]美国麦麸类产品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69段。

[9]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77和178段。

[10]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77和178段。

[11]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79段。

[12]参见布鲁斯·E·克拉波：《美国对外贸易法和海关法》，第769-770页。

[13]《美国特殊保障措施第一案??座椅升降装置案》，杨国华，北大法律信息网 .

参考书目：

1.《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程》，宣增益主编，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2.张玉卿、李成钢著，《WTO与保障措施争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3.韩立余，《WTO案例及评析（1995－1999）》下卷第322页－3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4.陈立虎，王万新，《保障措施制度研究》，《国际商法论丛（第4卷）》，第328页-第366页。

5.《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法律读本》，石广生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赵维田，《论关贸总协定的保障条款（上）》，《国际贸易问题》1990年第3期，第9页。

7.赵维田，《论关贸总协定的保障条款（下）》，《国际贸易问题》1990年第4期，第14页。

8.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9.《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特殊保障措施条款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纺织品服装保障措施特保措施242条款

论文摘要：2005年1月1日，延续了30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本文在对四种保障措施进行法源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后配额时代第一年所遭遇的特保措施，并从政府、企业、行会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005年1月1日，延续了30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我国纺织品服装出I：2I大幅增加，为保护本国相关产业不受损害，欧美等国在后配额时代频繁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特保措施。对此，我国政府、企业和行会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本文在对四种保障措施进行分析和比较后对该问题作了重点讨论。

一、保障措施的法源分析及比较

(一)四种保障措施的法源分析

为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竞争秩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过激增长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使用保障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损害。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都属于贸易救济措施，不同的是，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不公平贸易行为——价格歧视，而保障措施则针对的是进口产品激增的情况。由于美欧等国担心中国人世后，纺织品服装进口的急剧增长会扰乱其市场秩序，损害其国内相关产业。所以在中国人世时特别要求中国政府做出一些特殊承诺，这些承诺反映在《中国加入议定书》(下文简称《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书》)的具体条款中。简言之，WTO其他成员方可以通过以下四种途径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保障措施。其中，第一种也被称为“一般保障措施”，而后三种则通常被称为“特殊保障措施”。

1．依据《关贸总协定》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保障措施

《关贸总协定》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规定了一般保障措施制度。基本内容是：如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和因一缔约方承担总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国领土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以致对该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和／或直接竞争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缔约方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者撤销或修改减让；实施保障措施应针对正在进口的该类产品，而不考虑其来源。

2．依据《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

《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第6条规定，在纺织品、服装贸易回归关贸总协定的1O年过渡期中(自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开始起算)，除已纳入GATI’I994的纺织品或服装产品外，各成员在过渡期内可实施特定的“过渡性保障措施(TransitionalSafeguardMeasures，简称TSM)”，即如果某一未受配额限制的特定纺织品或服装产品进口数量增加，对生产同类和／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质威胁，则可对该产品的进口实行配额限制等措施，如果是单个成员的进口出现急剧和实质性的增加，可对该特定出口成员的特定产品实施配额限制。该过渡性保障措施既可以通过磋商后达成的协议实施，也可以单方面实施，但需要由纺织品监督机构(TMB)审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是WTO协议中唯一规定了自行废止内容的协议，在10年过渡期后(即2005年1月1日以后)，随着配额限制的全部取消。该协议本身也就不存在了，理论上第6条关于在过渡期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也随之失效。

3．依据《议定书》第16条的规定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

根据《议定书》第16条的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要求中国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如在中国收到磋商请求后60天内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且在迟延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受影响的WTO成员可根据一项有关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对中国的产品采取不超过200天的临时保障措施，并提出进行双边磋商的请求。如果WTO某一成员认为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下基于“市场扰乱”所采取的限制中国产品的行动(包括中国自己同意进行的主动自我限制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该条款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4．依据《报告书》的规定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

根据《报告书》第241至242段(也作242条款)的规定，2008年12月31日以前，其他成员方仍可以对原产于我的纺织品服装采取限制措施，如果WTO其它成员认为《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所涵盖的原产于我国的纺织品服装自《WTO协定》对我国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场扰乱，威胁或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则该成员可请求与我国进行协商，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如双方在90天的磋商期内，未能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则磋商将继续进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实行限制。

(二)四种保障措施的比较

为了对上述四种保障措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本文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其异同点。

通过表1分析可知，一般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最苛刻，实施标准最高，且依据无歧视原则适用于所有成员方，故实施时会遭遇较大的阻力。而后三种特殊保障措施中，《纺织品服装协议》的实施条件较严，且该协议于2005年1月1日以后，随着配额限制的取消已自动废止。所以在后配额时代，针对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服装，欧美等国实施特保措施时更愿意援引《议定书》和《报告书》的相关法规，这两项特保措施的实施门槛较低，且实施形式和实施期限更为灵活，即使最终磋商失败，也为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便于其调整本国的外贸政策。

二、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的特保措施

(一)关欧等国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特保措施

2005年1月1日，延续了3O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后，原属于配额产品的我国纺织品出口大幅增长，据统计，2005年1至4月，我国纺织品出口额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对欧出口39亿美元，增长幅度为82％，对美国的增长幅度为250％。为此，欧美等国援引《议定书》的第16条和《报告书》的242条款频繁对我国实施特保措施。

1．美国

2005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于4月对纺织品实施特别检测设施，该措施使美国海关对进1：3纺织品的监控预警期从6周缩短到2周，以便其迅速出台相应的保护措施；2005年4月4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部分原产于中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以及棉制和化纤制内衣等三类纺织品发起纺织品特保调查；两天后，美国制造商贸易行动联盟、美国纺织团体协会、美国纺织协会、美国棉花协会和名为“团结起来”的工会组织5家纺织行业组织，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提交特别保障措施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7种、14大类纺织品服装实施特别保障措施，这些产品占2004年美国进口中国纺织品服装总额的8．1％。5月13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对我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棉制及化纤制内衣3类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理由是这些纺织品“正在威胁和扰乱美国的市场，并要求其今年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最多只能增长7．5％；仅5天后，该委员会再次对我国的棉布和人造纤维男衬衫(包括男童衬衣)、人造纤维布裤、人造纤维针织男女衬衣以及精纺棉纱4类纺织品实行进1：3配额限制。截止到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服装出1：3共进行七轮谈判，其间，美不断扩大受限产品的范围和条件，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遭受的损失也与日俱增。

2．欧洲

2005年3月10日欧洲服装及纺织业组织EURATEX提出申诉，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针织紧身衫及套头衫、棉质或人造纤维装等12类纺织品服装实施市场保护限制。4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华纺织品特别限制行动指南》，明确指出欧盟设限的标准，以2004年中国纺织品占欧盟进1：3总量的百分比为准，将进口产品分为四类，各类产品在2005年到2008年间每年都有一个增长，若超过规定的增长率，欧盟则进行特保调查。4月底，欧盟正式宣布将对中国9类纺织品服装展开为期6O天的特别限制调查，且正严密监测从中国进口的另外11类产品的交易情况。如果调查发现中国纺织品确实破坏了欧盟市场的市场秩序，欧盟可自动启用临时特保措施，对中国纺织品加以限制。5月17日，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以2005年第一季度欧盟从中国进1：3的T恤和麻纱增长过快，且扰乱欧盟市场为由，提议与中国方面进行正式磋商。并声称，如果正式磋商未果，欧盟将会对这两类纺织品实施“紧急特保”措施，将其2005年进1：3数量的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一周后，欧盟纺织品委员会通过了曼德尔森的提议，并于5月27日正式启动对T恤和麻纱的“紧急特保”程序。

3．其它国家

除美欧外，土尔其、巴西、厄瓜多尔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的形式对我国纺织品服装采取限制或发出信号。如2005年1月中旬，厄瓜多尔纺织业工业协会援引《中国人世议定书》的第16条，由其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我国271种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征收5％一3CHD％的关税。这些措施无疑使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雪上加霜。

(二)欧美对我国实施特保措施援引法律的不合理之处

欧美对我国设限的主要依据是《报告书》的242条款，但援引该条款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确凿的数据证明中国纺织品服装在美欧确实存在扰乱市场、威胁阻碍贸易发展的情况，且两者构成因果关系。正如商务部部长所言，“美欧等国仅凭三四个月的数据就草率对中国设限，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科学的。”同时应客观理性的看待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激增现象”：首先，尽管2005年1—4月我国对欧美市场有一个总体增长，但也存在两个下降，一是增幅逐月下降，二是纺织品服装出口占中欧、中美贸易的比重逐月下降。其次，美欧把发展中国家最具出1：3潜力的产品配额保留到最后一刻，美国保留了90％，欧盟保留了70％，所以在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被全面废除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出现“激增现象”。再次，这种“激增”是一种正常增长，因为它是由过去长期扭曲自由贸易的配额体制转向现在纺织品一体化、自由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这和正常贸易过程中某一年、某一个时期、某种产品的突然激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该情况是可以预见的。

欧美在实施特保措施的法律程序上也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他们总是单方面宣布将对中国的部分纺织品服装出口采取特保措施，并未及时与中方进行磋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实际遵循着“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其本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极力要求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够挑战他们产业的一些产品(如纺织品服装)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三、后配额时代我国应对特保措施的主要策略

面对欧美等国频繁的特保措施，我国应变被动为主动，以变应变，积极寻求建立和谐的贸易体制。本文主要从政府、企业、行会三个层面来分析具体的应对策略。

(一)从政府层面看

1．在保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应变对抗为对话，争取以和谐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自美欧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特保措施以来，我国政府已与美欧代表进行了多次磋商。6月11日，中欧终于就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签署了《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欧盟承诺对源自中国的棉布、T恤衫、套头衫、裤子、女式衬衫、床单、女连衣裙、胸衣、桌布、亚麻纱等1O类纺织品终止调查，对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242条款；双方同意，自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底，对上述十类纺织品合理确定基数，并按每年8％至12．5％的增长率确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而中美双方经过七轮磋商，历时半年，最终于11月8日达成协议，并签署《备忘录》。两个《备忘录》的签署，不仅符合中、美、欧三方的利益，而且充分体现我国政府在解决贸易争端中的积极主动性，为解决其他贸易争端提供成功范例。

2．以变应变，适时调整本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为了稳定出口，减少贸易摩擦，实现贸易一体化的平稳过渡，我国政府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到2007年12月31日止，对全球出口的外衣、裙子、衬衫、裤子、睡衣、内衣等7大类33个敏感类别的148个服装税号，采取从量计征方式加征出口关税。从6月1日起，对上述产品中的74种纺织品提高出口关税税率，多数产品的税率比原来提高了4倍，并对亚麻单纱开征出口关税。但美欧对我国主动采取的限制出口措施反映平淡，反而不断加大采取特保措施的力度，在2005年5月达到高峰。对此，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不得不在5月30日宣布，2005年6月1日起对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其中包括先前要提高关税的74种纺织品。此外，商务部在7月7日公布了《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商品目录》，明确列出输欧10类纺织品2005年的第一次分配全国总量。这些对外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不仅降低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厂商的出口风险，而且表明我国政府在制定时外贸易战略时更加成熟、灵活。

(二)从企业层面看

1．提高纺织品服装的质量，改变价格策略

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互补性，而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再加上国内企业间的激烈的竞争，往往造成纺织品服装出口商竞相压价来扩大市场份额，创造更多的外汇，从而促使进L=I国采取反倾销和特保措施等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因此，我国企业要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就应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附加值，加大纺织品服装研发和创新的力度，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发展和培育自己的知名品牌，抛弃低价竞争策略，以质优价廉开拓国际市场。

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

市场多元化可以降低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贸易风险。目前，我国出口到香港地区、日本、美国和欧盟四大市场的纺织品及服装，约占出口总量的70％。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极大地增加了出口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因此，我国企业在后配额时代应主动开拓其他国家市场，尤其是东欧、中东、南美地区和独联体等轻纺工业相对不发达或竞争优势相对较弱的国家市场。

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国际化经营是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在后配额时代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那些拥有先进技术、雄厚资本、知名品牌、一流管理的国内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设厂，不仅可以将贸易壁垒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而且可利用东道国的某些税收优惠，不断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

(三)从行会层面看，应充分发挥纺织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建立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5篇

    一、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的界定

    每当大的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就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之争。其实，完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完全的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不存在的。这其实是两个端点，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政策都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个点上。

    不可否认，贸易自由化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各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表现，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赖以存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消失，相反会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共同的利益，各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参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而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贸易保护也会随时成为各国的政策选择。因此，贸易自由化将与贸易保护相互交织，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常态。

    可以说，保护实际是政府运用权力，用“有形的手”对经济进行干预。至于政府如何干预，在国际贸易中体现的是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①WTO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成员都遵守WTO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自由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在得益于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同时，每个成员也都按照WTO的规定对国内市场尽力进行保护，维护和扩大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可见，WTO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贸易，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成员方的政府干预权力。同时，WTO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出于对成员方发展现状和经济安全的考虑也提供了保护性的贸易工具。WTO的透明度原则便是要求贸易政策都必须表现为法律。一方面是鼓励更自由的贸易，通过谈判削减贸易壁垒，要求无差别待遇、透明度，要求明确政府管理贸易的规则。另一方面，各成员政府仍具有管制贸易的权力，承认关税的合法存在，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征收附加关税，以及对幼稚产业的特别保护；对于尚未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不适用国民待遇；可限制某些国内短缺的物资出口；可以对进出口产品设置技术、安全和质量标准，对达不到标准和规格的产品禁止进出口等。从WTO的谈判和规则及其成员的贸易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对立统一，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对立统一。

    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等同。贸易保护是一个中性概念。贸易保护是指WTO成员在WTO规则允许的保护范围内，在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下对本国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实施的保护。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指超越了WTO规则允许的保护范围，不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对本国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施加的保护，这样的保护由于超越规则而会给其他成员方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常以WTO中某些模糊性规则打“擦边球”，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甚至用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4%。②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可见，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措施的滋生和泛滥，也暴露了WTO在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存在的缺陷。

    二、WTO有关贸易保护的规定

    目前，WTO法律条文中可用于保护本国产业的条款日趋减少，保护力度越来越小，保护期限越来越短，所需条件越来越苛刻。③因而，此次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是成员方利用WTO法律条款中存在的漏洞，滥用WTO规则来实现保护目的。现主要围绕几种常见的WTO框架下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加以分析：

    1.关税

    GATT和WTO均承认以关税保护国内市场是合法的，理由是关税透明度高，谈判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容易执行。依WTO有关条款规定，各成员方通过谈判确立的关税减让幅度需列入减让表中，不得随意提高，从而使谈判达到的税率成为有关成员方的最高税率，此为关税保护原则。关税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在逐步减少贸易壁垒的过程中，使各成员方仍能够通过关税实现对本国产业的合法保护，从而使各国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合法。虽然WTO一直致力于成员方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逐步降低关税水平，但是，一些成员方的实际关税水平远低于承诺的关税水平，这就为成员方营造了可以操作关税的空间。因此，缩小成员方实际关税水平与承诺关税水平之间的差距将有利于加强WTO规则的效果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2.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

    GATT/WTO有关技术性壁垒、环境保护、卫生检疫措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体现在GATT1994第20条（b）项和（g）项，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与《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中。依据WTO相关规定，各成员方国内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不能以限制贸易为目的，需适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近年来，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在环保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优势，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制定和实施较 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阻碍其他国家商品自由进入该国市场。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责任认证的企业比较少，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在商品标准、技术法规和技术认证制度等方面设置了多种贸易技术壁垒，特别是各种技术认证制度差异性大、认证难度和成本费用高，已成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其市场设置诸多障碍。此外，发达国家还设置“绿色铁幕”打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先是将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现在又用“碳关税”来逼迫发展中国家高价购买发达国家掌握的环保减排技术，以符合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标准。

    3.WTO例外条款

    考虑到WTO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WTO在几乎每个贸易自由化原则和规则后面都设置了一些例外。常见的包括：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国际收支例外、发展中国家保障幼稚产业规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例外条款。依据WTO相关规定，设置国际收支例外条款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对外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设置一般例外条款是为了保护公共健康、保护环境以确保国内法律规章的遵守；设置安全例外条款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WTO成员有权根据上述例外条款确定自己所要保护的特定公共政策目标，并为避免这类目标受损而采取贸易措施，WTO对这种权利予以承认；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只需要例外条款的援用方提出初步证据并表明其措施要实现的保护目标是例外条款所明文规定的即可。总之，WTO例外条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规则体系，而且内容相互交叉，它是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相互协调的结果，是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利益冲突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例外条款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也往往被一些国家利用以逃避其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当某些贸易保护措施违反WTO规则时，措施国就使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来寻求对保护措施的支持和对本国利益的保护，这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中有充分的体现。

    4.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是指当外国进口对一国国内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时，该国政府所采取的减轻乃至消除该类负面影响的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等。④它是WTO所允许和规范的，也为各国所广泛适用。如果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或完全保护贸易条件下，WTO贸易救济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政府根本不需要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只要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就足够了；在完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也不需要WTO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种条件下政府可以用最简单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或封闭市场来限制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是多余的。但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施的多是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即总的贸易政策是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也不放弃用合法、适度、有限的保护措施维护本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WTO贸易救济措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⑤WTO贸易救济措施从立法到实践，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国际贸易的扭曲和无序，防止某种产品出口增长过快或者不公平竞争，避免给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特别是竞争力较弱的敏感性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各项措施实施的约束以防止成员方滥用这些措施。

    WTO有关贸易救济措施方面的规定主要由GATT1994第6条、第16条和第19条、《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组成。遗憾的是，以上各个协议似乎并没有办法杜绝这些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正是这些措施的被滥用，使得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救济措施，而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用来限制进口的非关税壁垒。WTO贸易救济措施一旦被滥用，就成了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在全球贸易中WTO贸易救济措施如果不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必然会延缓WTO宗旨中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了WTO贸易救济措施以后，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措施限制进口，因为这些措施既不违背国际通行规则，又不必需要得到WTO有关专门机构的批准，可以自行单独实施；同时，在保障措施中，WTO有允许出口国在认为对方的行为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即反过来对实施保障一方的某些产品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这种既允许一方紧急限制进口，又允许另一方反报复的制度，有时会引发贸易争端、甚至将矛盾激化到大打贸易战的地步。

    三、WTO约束贸易保护主义的局限性

    经济危机对WTO规则的有效性提供了检验的机会。WTO现有的贸易保护法律规则中存在着一些弹性过大和内容模糊的“灰色地带”。这些规则不仅为成员方出台本质上体现贸易保护主义但表面上却难以界定的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WTO成员以各种方式滥用这些规则提供了可能，使WTO及其成员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屡陷困境，在经济困难时期对抗贸易保护主义显得力不从心。

    （一）WTO规则的制定受大国主导

    发达国家对贸易制度的控制主要是通过WTO来进行的。WTO规则的制定是各成员讨价还价的结果。在多边贸易谈判的背后，强国因实力原因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国则处于不利地位，发达成员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贸易谈判中牵制和胁迫发展中成员，使它们处于被动、从属和依附的地位。在谈判中，议题大多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确立了新规则。遵循共同的国际规则是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当前贸易自由化规则大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发达国家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同时主导地位可以使其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地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市场效益，保护其劣势产业，获得额外收益。

    （二）WTO规则的不明确性和灵活性

    以反倾销措施为例，从WTO反倾销规则的内容看，对倾销和损害的衡量标准基本上采纳了美国的主张，使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设计弹性过大，导致操作的主观性过强。如：裁定进口倾销的存在是实施反倾销的第一个要件，WTO《反倾销协定》将倾销定义为将产品低于其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家。在确定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两者的比较过程中，由于规则缺乏严谨和显失公允，导致倾销幅度被人为地扩大。首先，对出口价格确定的方 式之一是调查当局在合理的基础上确定的价格。如何确定“合理的基础”？协议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了调查当局很大的自由度。其次，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方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一是正常贸易过程中同类产品用于出口国国内销售时的可比价格标准。对于此标准中的“同类产品”如何界定，《反倾销协定》中没有作出客观明确的界定。如果将其理解为类似产品，则将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如果将其理解为完全相同，则会因一些细微的差异导致不存在相同产品，造成操作的困难。不同的判定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倾销裁定结果，使倾销幅度常常凭空产生，而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行为。二是同类产品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向任何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标准。由于担心向第三国出口价格也可能存在倾销现象，以此为正常价值确定标准将会导致倾销幅度偏低，不符合进口国的反倾销贸易保护偏好，同时，这种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还需要得到第三国的支持，而因涉及商业秘密，第三国常不配合调查。因此，欧美等国的反倾销调查当局很少采用此方法，更倾向于使用更具灵活性的结构价格。三是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即结构价格标准。由于《反倾销协定》对涉及成本的计算和分摊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反倾销当局在认定结构价格时常会掺入水分，人为地提高正常价值的标准，对于出口商是极其不公平的。

    另依某些国家反倾销法的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是基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即类比国或替代国的产品或要素价格作出裁定的。而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反倾销当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强，缺乏可预见性。因为，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忽视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之间在比较优势、生产方式和规模及贸易制度等方面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产品价格和成本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否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出口产品生产中的比较优势，不具备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再如保障措施，由于保障措施实施起来需要满足的实体和程序要件较为严格，并且需要进行贸易补偿的谈判，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协议，可能会导致受保障措施影响的成员方的贸易报复，因此，在采取保障措施之前，除了需对贸易及国内产业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之外，还需综合考虑本国与他国间的经贸关系、采取措施所要付出的代价、甚至需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采用保障措施的得失平衡，相对于反倾销措施来说，WTO成员使用保障措施还是比较慎重的，只有成员方认为采用保障措施得到的利益更大时，才会援引这一手段。然而，从动态角度分析，1995年至今，与所有的WTO内部贸易纠纷的发展比较，保障措施纠纷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这显示出了保障措施正逐渐成为受各成员方青睐的贸易救济手段。原则上讲，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数产业缺乏竞争力，因而遭受进口剧增带来的冲击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实践中，保障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和使用者却是发达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保障条款的引用取决于实施保障措施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弱小国家自身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许多产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保障措施是针对原有产业的保护。因此，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更能随心所欲地采取保障措施。一些国家违法实施保障措施不仅有其政治经济原因，WTO《保障措施协定》本身的一些缺陷也成为滥用保障措施的法律方面的原因，使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有机可乘，即使最终败诉也是得大于失。虽然《保障措施协定》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实体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审查、通知、磋商和监督机制，并将非歧视原则适用于保障措施，这对保障措施的滥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滥用保障措施的行为并未杜绝，相反愈演愈烈。从WTO保障措施规则本身分析，主要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根据GATT第19条第1款，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决定进口国是否发动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但是，《保障措施协定》没有对增加的具体量化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有些国家就利用这一漏洞进行任意解释。其次，WTO《保障措施协定》规定，只有当进口产品大量增加并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才能对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由于各成员方产业状况不同，使得损害的判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缺乏量化标准给主管当局判定严重损害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次，与针对不公平竞争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不同，进口成员方在对进口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时，必然会影响出口国的正当利益，所以保障措施常涉及补偿和报复问题。贸易补偿的方式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意味着补偿依赖磋商，磋商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和成本，而磋商双方的诚意和合作又是磋商成功的基础，当某个成员方企图滥用保障措施时，通过磋商达成补偿协议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尽管通过磋商达成补偿是平衡双方权利义务的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缺乏强制力，对滥用保障措施的行为是起不到遏制作用的。此外，《保障措施协定》并未彻底禁止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如果成员在加入WTO时同意承担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则可专门对该国的产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与WTO《保障措施协定》所允许的一般保障措施相比，特保措施具有选择性和随意性的特点。特保措施的随意性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中专门针对中国的“市场扰乱”标准，“市场扰乱”只要求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不如《保障措施协定》要求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严格，这无疑降低了提起特保措施申请和采取特保措施的门槛。总之，条文意义上的特保条款启动门槛低，界定模糊、程序简陋、透明度差，其所有内容几乎都体现了对非歧视性原则的背离。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如果一个成员出现违规，对其他成员的贸易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引发贸易争端，则该成员可先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失败，则提交WTO，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进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所有WTO成员来说，都提供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和抑制违规保护的重要途径。它是一种保护成员方合法权益的手段，也是督促其履行应尽义务的工具。⑦例如，WTO对美国三项重要的反倾销立法做出的不利裁决：要求美国废止《1916年反倾销法》；要求美国废除& ldquo;伯德修正案”；不支持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虽然美国执行上述裁决扭扭捏捏，但慑于法律的权威，美国还是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总体来讲，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WTO成员的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滥用贸易保护的措施等。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多年的实践中已暴露出了许多缺陷，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则使其中一些不完善之处更加凸显。例如：WTO成员由于受国内某一产业集团压力明知实行保障措施违反WTO法，但是由于受这一措施影响的成员从磋商、投诉、到专家组、上诉机构作出裁决和确定合理的执行期限，一般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而WTO贸易救济措施的目的不是惩罚违反WTO法的成员，而是使WTO成员措施符合WTO法，这样，利用WTO争端解决时限长这一特点，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方为国内产业赢得了一定的调整时间，而自身又不对受措施影响的成员进行补偿，即使败诉，只是修改自己国内法律或措施而已。此外，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报复制度的不足都使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充分地发挥协调解决成员方贸易纠纷的作用。

    （四）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的局限性

    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制定了专门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对WTO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定期审议，为WTO成员在相互监督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方面搭建了一个长期的平台。目前，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已经散发了几份全球贸易措施监督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不可否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强化了WTO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及抵制保护主义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的WTO规则并没有授予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在危机形势下启动贸易措施监督机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实施集体监督的权力，因此少数WTO成员对贸易政策机制此举的合法性表示质疑。⑧虽然2009年4月2日的G20伦敦峰会认可了WTO通过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启动的这一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并呼吁WTO每季度公开一份贸易措施监督报告，但是G20作为只有部分国家参与的高峰会议并没有授予和承认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新功能的权力。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每季度贸易措施监督报告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这种资格的缺失直接影响到其出具的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效力。因此，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以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的监督和预警作用。

    四、WTO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完善建议

    诚然，作为自由贸易倡导机构的WTO为避免在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监督G20国家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启动贸易措施特殊监督机制；发挥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效用；以及极力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尽快结束等。但是，应该看到，WTO在应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的作用是有限的。WTO只能抑制原有的贸易保护主义，提醒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不能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的孳生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有全球性，WTO也是孤掌难鸣；在复杂形势下，WTO难于判断贸易保护做法的违规性质。贸易保护主义在WTO规则漏洞中利用正当手段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表明在WTO规则下贸易保护仍然有机可乘。因此，有必要探寻加强WTO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机制的路径。

    （一）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规则急需完善

    由于政府理性存在局限性，WTO成员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时候，可能由于政治、经济及法律原因，出现干预失灵的状态。以贸易救济领域为例，政府失灵体现在WTO成员利用现存WTO贸易救济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不恰当地采用贸易救济措施，对外国产品的进口进行不合理的限制，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阻碍。这反映了WTO追求公平及贸易自由化的价值取向与WTO成员国国内法追求贸易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差异。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应在多哈回合中，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修改与完善的谈判，增加条款本身的透明度，进一步明确和澄清贸易救济规则，严格贸易救济纪律，避免由于规则的选择性过强，以及缺乏明确性所导致的对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具体的条款中，反倾销规则中要添加倾销幅度的具体计算方法，禁止“归零法”的使用。为防止成员滥用反倾销手段，就必须对现行的认定损害和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的标准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实质性”的含义，强化“因果关系”的要求。对于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的调查实施也要施以更严格的规定，对于其认定、实施程序给予更加详细的规定。

    （二）应加强WTO实施机制的作用

    为了增强WTO的约束力，要赋予WTO明确的监督各国贸易政策的职权，充分发挥并运用WTO贸易政策监控的“雷达”作用。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贸易监督报告的正确性和及时性，扩大对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措施的审议范围，加强对这些贸易措施的影响和合法性的评价。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首先，鉴于当前已有成员方就其他成员方的贸易保护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构可以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活动澄清在某些WTO贸易保护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以明确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外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成员方滥用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次，应加强对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遵守。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裁决进入遵守和执行阶段，WTO成员和公众自然地将目光聚焦于败诉方对胜诉方是否给予了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补偿措施。在WTO规则下，如果败诉方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遵守相关的裁决，胜诉方就有机会要求采取补偿措施。但是，这种补偿措施一般不采用货币支付方式，而是要求败诉方采取额外的市场准入措施，纠正其没有履行其WTO义务的错误。如果双方不能就这类补偿达成协议，胜诉方可以采取措施中止对败诉方的有关义务，作为一种被称之为“报复”或“交叉报复”的回应。但是，报复本质上损抑WTO体制旨在一般促进而不是限制国际贸易的宗旨。因为胜诉方的报复和败诉方的违反措施都属于贸易限制性措施。另外，报复措施是否能有效和充分地代替补偿是很值得质疑的，尤其在胜诉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员而败诉方是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对此，非洲集团建议：对一个在案件中败诉的国家的报复权利应扩展到所有的成员，而不仅仅是胜诉方，即所谓的“集体报复”。⑨再次，应采 取措施减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进入障碍。发展中国家因普遍缺乏厚实的贸易政策基础设施，不能充分应对WTO协定增长的数量和复杂性，缺乏如何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和如何推动案件程序的法律技能的知识，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承受不断增长的案件费用，因此，有的成员方建议，WTO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为充分和有效的法律和专家援助，并对发展中国家免除或减少诉讼费用，以使其充分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

    总之，尽管WTO规则及实施机制尚未完善，难以成为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速效药”，但WTO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公平及可预见性，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仍需要多边规则的引导和规范。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WTO的规则和纪律，进行更加公平与开放的贸易，将是应对金融危机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注释：

    ①北京WTO事务中心.北京WTO事务中心年度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②参见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10-11-08].WWW·cacs·gov·cn·

    ③任勤.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75.

    ④苑涛.WTO贸易救济措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

    ⑤高维新.贸易救济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9.

    ⑥Yvan Decreux, Chris Milner and Nicolas Périd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FTA）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Korea, 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May 2010, pp. 55-56.

    ⑦薛荣久.WTO如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N].中国经济时报，2009-5-25.

    ⑧毛燕琼.WTO：全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平台[J].国际贸易研究，2010（3）：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