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论文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法律教育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法律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从对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来看，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相分离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在大一年级就开设了国家规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从这门课程上来看，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好像是结合在了一起，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既包含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也包含法律基础的内容，但其中的法律基础内容仅仅是一些法律常识，没有与道德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且，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形式仅为课堂讲授，缺乏多样与生动的形式。这就使得作为道德最低要求的法律不能深入学生心中，影响了法制教育的效果。除此以外，法制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也大抵如此，相互脱离的状况比较严重，例如马加爵案，当然是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但如果事前加强了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疏导，案件应该不会发生。

（二）部分学生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大众教育的趋势下，学生就业问题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为了更顺利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很多学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专业课的学习上，投入到了相关证书的取得和培训上，而对于不能短期见到成效的高校“两课”来说，同学们往往都抱着“别挂科”的态度来应对，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应付考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于学习这门课的积极性。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法律基础知识也并非完全没有，但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用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

（三）法制教育方法简单，手段单一

随着我国近些年对法律的重视，通过电视和广播开展的法制宣传形式越来越多样，但高职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吃住都在学校，很少有机会或者说很少自觉收看或收听法制类节目，使得全社会比较认同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对他们来说收益甚小。当前我院的法制教育，受课时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教师往往以某些法律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作为重点，例如什么叫法律，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有哪些，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哪些内容等等，使学生觉得法律离自己很遥远，看到的、听到的也都是别人的事情，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从他人的角度来思考这类问题，借鉴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课堂简单的理论堆积却没有更深入的、更贴近学生实际的法律内容的讲解，把法制教育简单地理解为法律知识的教授，忽视了其更加重要的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容。

（四）教师水平参差不齐

从我国目前的现状和课程设置的状况来看，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一般是由思想政治课教师承担的，我院也是这样。而思想政治课教师很少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对现行中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上的一些法律事件，很难给予正确的法律分析，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难度。而我国的综合类大学当中，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专业法律教师队伍，他们不仅从事多年法律教学工作，而且开展比较深入的专业法律知识研究，绝大多数的法律教师还从事律师工作，具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在教给学生更多法律知识的同时，也指导大家对当下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给予更多的法律思考，做出正确的认识。但现实中这类专业法律教师很少愿意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这就形成了实践中的一种矛盾，专业的老师不愿代，非专业的老师又代不好，使学生成为了最终的受影响者。

二、提升法制教育效果的相应对策

（一）建立独立的法制教育体系

从近些年来高校大学生犯罪案件频发的现象可以看出，当前的法制教育掺杂在道德教育当中的“观念教育”并没有达到让学生真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目的，虽然我院近些年的校园环境氛围已经比较友好和谐，但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所以笔者认为，学院法制教育要切实发挥作用，需要构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法制教育的作用，为树立法律意识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二）重视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

全社会都应该重视法律知识。对于我院来说，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重视，如毕业法律课分数限制，对用人单位来说，也应加强对应聘人员法律基础知识的考核。除了增长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法律意识。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学院可以广泛利用学院报刊和广播等媒介，加强法律宣传，并结合学生实际和社会的热点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辩论赛、演讲赛、展览会、报告会等活动，更多地将教育从“进耳”向“进脑”“进心”转化，从思想层面增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

（三）改革大学生法制教育方法作为学院的教师

应该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也可将课堂教学延伸到校园中、法庭内，选择较为贴近学生实际的案件，组织学生进行旁听，引导学生思考身边的法律问题，分析社会现象。另外，还可以由学生自己选取较为感兴趣的话题，在每次课前安排一名学生上讲台与大家分享这个案例，这不仅锻炼了大家的组织和表达能力，更丰富了知识，在学生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四）提高法制教育师资水平

法律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1.法律诊所式教育。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的法律诊所，已经在多年的实践运用中被证明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升华理论知识、获取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锻炼职业技能与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下，课堂教学中，围绕学生承办的实际案件，采取提问、讨论、模拟、反馈等方式，使学生在交流互动中获得实践和法律上的知识；课堂外，学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案件，在实务中提高自己法律理论的运用能力，获取法律职业的实践经验，培养法律职业道德意识和素养。因此，在高校对专业型法律硕士的教育中更多的运用法律诊所课程和方式，能够有效地培养专业型法律硕士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特别是律师职业技能，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

2.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课堂教学在我国两千过年的教学体制和理念中都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知识的讲解和分析，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对于实用性极强的法学专业和专业型、复合型的法律硕士来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仅仅只有课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少数高校与当地法院进行联系，构建法庭审判的远程观摩网络，让学生不出校门，在教室中就能观摩到各类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并能够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真学习和研究律师、法官以及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的结合，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和运用技巧。

3.实习与研究相结合。教师与律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在研究中研究，一个在实践中研究，大学教师甚至教授，通常都是埋头做学问，理论能力和学术能力很高，但却忽视了实践。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多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学生的实习成为毕业和就业前的一道程序。但对于专业型和复合型极强的法律硕士来说，虽然其在就业和择业方面比法学专业的学生有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是专业理论功底较弱，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胜任能力存在一定问题。增加专业型法律硕士的实习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只有更多的进行实习，深入法律职业的基层和实践中，真正与法律职业工作者联系在一起，才能发现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的现状和问题所在。让学生更多地在实习中发现问题，并进行研究和总结，能够更好地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升实务技巧，培养职业道德。

二、总结

法律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第一，从教育观念层面来看，不少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就业率，重点关心专业课知识以及技能，却很少注重法律教育，较少关注就业、创业的法律知识。

第二，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很多高校只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涉及法律的内容较少，更缺乏课外培养模式，从而降低了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第三，从教学理念来看，有些教师不能深刻地理解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深层含义。其实，它是为了让教师理解德育以及法制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很多教师的错误做法和不当理解使得学生轻视法律基础课，导致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较低。

第四，从教学内容设置来看，法律基础教学的内容设置非常不合理。首先，法律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只占了3章，而且涵盖了法理、宪法、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诸多部门法；其次，教材信息量较大，内容繁杂，但规定的课时非常少（只有36个课时），所以很多教师为了赶课时，只是简单地堆积知识点，不能很好地分析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现象。

二、提高高校法律基础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1.增加法律基础教育的学分高校可以制定强制性政策，大幅提升法律基础教育的学时和实践方式，保证这门课程的基础性地位，提高广大师生的重视程度。

2.强化第二课堂活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法律基础教育的教育和实践途径。如高校和各院系可以联系法律教研单位，组织多种形式的法律文化活动，定期开展和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开办法学讲座、法律研讨会、模拟法庭以及宣传法律的相关文艺活动演出等多种类型的法律文化活动。

3.深入社会实践教师要开展相应的社会调查活动，定期安排学生走出校门。如要求学生调查所在地区的社会成员对法律知识的相关需求状况以及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学生法律素养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又如教师可以选择相关的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学生学习和参观，了解法律运作的流程，巩固法律知识，增强他们的法律修养。

4.为学生提供各项法律服务考虑高校学生对法律的多种需要，教师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以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兼职、就业、实习、日常生活以及与人相处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5.开展法律培训在创业以及就业的指导课上，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详实有效、可操作性强的法律知识培训。这样，学生就能很好地完成就业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尽量尝试和配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人员，以便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法律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新课程提出了街要来，在高中政治课中进行法制教育，是高中政治课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有关法制教育走进高中政治课堂要教育学生树立四个观念，提出了本人的一些初步看法。

新课程理念要求高中政治课教学重视法制教育。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法律及其制度的统称，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法律规范是对公民的最基本要求。违反道德原则和纪律规定不一定违法犯罪，但违法犯罪必然违反道德原则和纪律规定。对高中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重要的是要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

1教育学生树立“学法守法”观念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1个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国际、国内的各种敌对势力还在对我国进行各种破坏;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的影响还存在;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也在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以至刑事犯罪等均较严重，高中学生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犯罪行为触目惊心。从内因来看，十五、六岁的时期，生理和心理处于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期，出现了独立性和依赖性、物欲的增长与经济来源的不足、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发展与道德法纪观念淡薄等矛盾。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和教师忽视对这些矛盾进行正确的导，有的学生因而走卜违法犯罪的歧途。要引导这些矛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需要加强法制教育，使学生懂得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努力学习基本的法律知识，将“学法”纳入自己的日常学习范围，坚持经常学习;树立守法的观念，初步懂得依法办事的道理;确立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荣辱观。

2教育学生树立“.法律责任”观念

高中学生从家庭、学校、社区逐步走向社会，活动范围愈来愈大，所处理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愈来愈复杂，许多间题己经不能只靠道德和法律约束，而是要求按照法制观念和运用法律规范进行处理。特别是高中学生在进人中学阶段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需要确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观念，而且在实际上也逐步进入全面“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的阶段。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基本要求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法制保障。教育中学生树立基本的法制观念，要求他们做到“有法必依”，引导他们从法制高度明确是非、规范行为，使他们懂得什么是“法律责任”。如在学习《对人民负责》这一内容时，要注意必要用全面的事实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我们的政府，学会正确处理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让学生现代法治观和正确权力观。让学生以了解政府、评议政府和感受政府的作为为途径，回归学生生活，回归社会生活。

在具体的教学中，学生可以对法律问题说出自己的某种看法。这些问题一般都是与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道德方面的问题，比如个人的理想、信念、志向、情感、忧虑等等;或者是爱情、婚姻、友谊、性、职业、工作等等。对学生的价值观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吸毒、自杀、战争、罢工、种族主义、言论自由等等，也是学生发表看法、表达观点的领域。学生阐述自己的看法可以是与教师交谈。

3教育学生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

与社会主义法律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是“法律意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是指公民依法应尽的责任。一个人不仅要按道德和纪律行事，而且要按法律规范行事。依法办事，就能受到法律保护，事情才能办得顺利。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学生应逐步树立同社会主义法律规定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要引导他们认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规定既是义务同时又是权利。如:在教《政治生活:崇尚民主与法制》时，要让学生正确理解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说明分析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从而体会社会七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爱国热情，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生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既是学生的权利，同时也是他们的义务。要帮助学生理解权利和义务都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没有条件且不受限制的权利和义务是没有的;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正是对他人权利和义务的尊重，是对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尊重;不受限制的权利必然造成许多危害，甚至走向反面，导致犯罪。

4教育学生树立“护法”观念

法律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信仰信仰培养法治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③同①，第8页。

④参见杨解君：《立法的膨胀》，载于《法学》1996年第2期，第43页。

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①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②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页。

③「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页。

④同上，第43页。

①《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