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环境产权。我国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尚未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资源价格只反映资源开发成本，既没有全面覆盖环境恢复成本和安全生产成本，也没有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致使资源价格偏低，资源和环境变成了一种可以为地方和企业低价索取的非稀缺性资源。

企业往往不考虑在资源和环境利用中的社会成本和收益，造成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生态环境的退化，存在严重的负外部性。

这种外部不经济的纠正除了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主动选择损失更小、成本更低的污染处理方式外，还应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管制。具体来讲就是改进排污收费制度，进一步扩大排污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提高税率。标准环境分析显示净收益(环境收益减去排污成本)只有在税收(或边际税率)等于污染的边际损害，或者等于污染减排的边际成本时才会实现收益最大化。而边际损害和税率很难比较，因为不同污染源的边际损害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也大相径庭。

目前，大多数损害估价是针对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应用于中国的污染损害要有不同的估价。

例如我国二氧化硫的法定税率是每公斤0.7元，相当于每公斤0.16美元(购买力平价)或每公吨146美元。而美国二氧化硫的边际损害要高得多——每公吨400～3000美元，如果假设边际损害和收入成比例，由于中美人均收入的比率存在差距，美国的边际损害应当扩大好几倍才能达到中国的实际边际损害，即中国的边际损害应相当于每公吨61～470美元。因此当前我国的二氧化硫税率虽然在此范围内，但是属于低端。

增加资金投入。污染减排体系功能的顺利实施需要资金投入。2007年，全社会用于研发的经费已经增加到3664亿元，占GDP的1.49％，与2002年的1.07％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不过，这一比重仍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2％的水平。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2003年韩国R&D投入约为160亿美元，占其GDP的2.64％，其中用于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研发费用约占20％。而美国与能源相关的研发年回报率均大于25％，美国清洁的环境得益于大量能源研究资源，。这是我们可借鉴之处，政策应鼓励增加研发投入，以更多源于研发的社会回报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