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构建了以遵守幼者本位道德为中心、健全幼者体格与丰盈幼者精神为两翼的家庭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鲁迅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鲁迅；家庭教育；幼者本位；健全体格；丰盈精神

鲁迅从1909年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到1927年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先后做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做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的讲师，做过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也担任过绍兴府中学堂教务长、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等职务。鲁迅在教育界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了整整十九个春秋。虽然他本人并未留下专门的教育理论著作，涉及教育的篇目多零零散散分布于他的众多作品当中，但蕴含于文学之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意义却深刻博大。鲁迅把视野聚焦在家庭场域，关注长者和幼者、父母与孩童之间生活相处的初始状态和基础模式，构建了以遵守幼者本位道德为中心、健全幼者体格与丰盈幼者精神为两翼的和谐统一的家庭教育思想，为中国现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一个中心：

遵守幼者本位的道德，让幼者成为幼者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因遵循的是一国一姓的政权法则，而家作为国的基础构成，也遵循着一家一姓的家族法则。国邦的权力金字塔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皇帝是一国之主，父亲则是一家之王。在国“君为臣纲”，在家“父为子纲”。家国同构这种稳定结构给君权和父权的统治和运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封建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绵延不败。在封建父权制家庭中，父与子双方呈现一种“父显子隐”的表征形态。一是在“孝”文化机制作用下，为父者与为子者分别自觉主动地站在了家庭权力的中心点和边缘地带；二是为子者必须寻求与为父者相一致的特征来达到思想和文化上的认同与传承。鲁迅生长于一个没落的封建旧家庭，他的童年生活同样受到封建父权的干预和束缚。在《五猖会》一文中，鲁迅回忆起童年的一件事。自己满怀期待地等着看“五猖会”，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突然要求他背书，“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虽然最终背出了书也看了“五猖会”，但其实兴致全无，没有什么大意思了。他在这篇散文的结尾处写道：“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与其说这是鲁迅成人以后的疑惑不解，倒不如说是不愉快的童年往事带给他难以磨灭的生活印记。

1919年38岁的鲁迅针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观喊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与封建父权思想公开叫板，义正词严地指出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遵守幼者本位的道德是鲁迅家庭教育思想的中心。以长者为本位，幼者只能唯命是从，长者占有绝对的权利和威严，无论说什么都无所不可，而幼者压根不能有话，往往在没说之前就已经错了，长幼之间没有平等的相处地位和话语权力。同时，幼者的全部归长者所有，为长者牺牲，因为“父兮生我”就是最大的“恩”，长者对幼者理应责望报偿。这样看来，长者的利己思想和权利意识就很重，而义务思想和责任之心却很轻，导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成才不成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鲁迅向来怒斥这种以“长者本位”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家庭教育剥夺幼者地位、抹杀孩童天性的罪行。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中国封建时代家庭教育把幼者视为“缩小的成人”，按照成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去形塑幼者，从教育的始发点就着手复制出一代又一代“小老人”作为家族重担的因袭者和传承人。鲁迅认为，幼者不应该是家庭的附属物，更不应该是长者的牺牲品，应该是具有完全意义的人，让幼者成为幼者，就是让幼者拥有幼者的本能天性。幼者天生拥有独特的内在禀赋和鲜活的生命气象。“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他们对自然万物充满想象和期待，这要求长者以幼者生长阶段的特点、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幼者。步入中年的鲁迅再来回忆自己年少时的生活经历，除了“五猖会”背书的不快，还有因阻挠小兄弟放风筝带来的深深自责。

在《风筝》中，作为兄长的鲁迅一开始就用封建传统观念作为标准判定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伸手抓起小兄弟用心制作、马上大功告成的蝴蝶风筝，折断翅骨，踏扁风轮，扬长而去。当他接触了近代科学儿童教育思想才清醒地意识到当年以错为对、以非毁是的做法，无奈此刻兄弟两人均步入中年，事过境迁，时不再来。“作者把这个以自己为主角的封建儿童教育悲剧提供给社会人们，使他们头脑里注进一点近代科学儿童教育思想，以免重蹈自己当年虐杀儿童活泼精神的覆辙，而让下一代在精神和体质上得以自由健康地成长”。鲁迅认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在《玩具》中他注意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大人用的玩具多，却没有工夫考虑孩子，直到江北人制造出适合幼者玩耍的机关枪，才展现出民族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鲁迅以自身童年经验为例告诉长者们，在家庭教育中需要给幼者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和健康生长的路径，不可过早地按照成人世界的设计来“规范”孩童，阻碍其更多可能性的显现。这源于鲁迅家庭教育思想的中心，即让幼者成为幼者，就要遵守幼者本位的道德。

二、两个侧翼：

健全体格与丰盈精神互存共在遵守幼者本位的道德，这个中心思想贯彻落实于具体执行时，要依托两个侧翼的平衡，一是健全幼者的体格，一是丰盈幼者的精神，两者互存共在，才能去幼者之奴性，增幼者之人性，真正让幼者成为幼者。众所周知，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身体很差，患有水肿。身为长子的鲁迅为了给父亲治病，花了家里很多钱，最后凭靠典卖维持着周家生计，周父三十来岁便英年早逝了。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一段生活给予鲁迅以深刻的教训，使他从被损害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认识到体格健硕于己、于他、于战斗的重要性。他感叹地谈到自己所接触的青年们，“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青年鲁迅积极锻炼身体，练骑马，学柔道，以便打好坚实的身体基础。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教员时，他大力倡导开展体育运动。并指出，体育运动“不徒能发达肌骨而已，且亦能盛大其代谢官能，令体长健，故当勉行”。他认为，“运动法中，以体操为最善，能锻炼全体之肌，而均齐其发达，不存偏颇”。

1923年夏，鲁迅全家从八道湾搬至砖塔胡同后，他耐心地教邻居姐妹做体操。据俞芳回忆，“此外大先生还告诉我们，步行、跑步、跳绳、踢毽子和拍皮球等等，都是很好的体育运动”。“大先生主张，每个人应从小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他说一个人有了健壮的身体，才能读好书，做好工作。身体不好，将来会一事无成”。当了父亲后，鲁迅更是格外重视儿子周海婴的体格发育。住在上海时，他经常让保姆带着小海婴在郊外田野上快乐地奔跑，尽情地玩耍。鲁迅也知道日光浴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有效方法，让孩童多“晒太阳，则皮肤可以结实，冬天不至于容易受寒了”。所以，他让小海婴“每日上午裸体晒太阳约一点钟”。坚持不懈的体育运动让海婴相比大多数孩子更加健硕，“身体很好，很长，在同学中，要高出一个头”，“刚满六岁，别人都猜他是八九岁”。

健全幼者体格，是鲁迅实现爱国救民崇高理想的一个积极行动，他把幼者的身体健康与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鲁迅后来弃医从文，放下手术刀，拿起笔杆子，不再医治国民身体转而疗救他们的精神。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文学是鲁迅丰盈幼者精神、改变国民心灵的一大利器。他非常重视文学读物的思想深度和教育功能，对于适合幼者的读物，更是看重本身的思想性、趣味性和科学性。鲁迅特别反感，并强烈抨击宣传落后思想、宣扬封建道德的幼儿读物。例如被誉为中国古代“孝子的教科书”的《二十四孝图》，尤其是其中无视人伦的“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本来劝孝的书却让他读后不想去做也不敢去做孝子。童年鲁迅喜欢《花镜》《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以及《山海经》这一类配有插图的读物，但他所接触的却是晦涩难读和枯燥乏味的开蒙读本。他回忆道：“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像《鉴略》开篇“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四句，鲁迅虽然后来也还记得，但在《五猖会》中明确说明自己儿时一字也没有看懂。

鲁迅针对当时社会缺乏适合幼者阅读的科学读本的现象，强烈呼吁出版界应为幼者组织发行通俗的科学杂志。他自己也从幼者的学习兴趣和接受能力出发，创作和翻译了《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一系列科幻作品，借文学形式传播科学精神，开展科普教育工作。健全幼者体格从外在出发，强调幼者“身”的茁壮的基础性作用；丰盈幼者精神从内在出发，注重幼者“心”的康健的发展性作用。两个侧翼围绕着遵守幼者本位道德这个中心互存共在，促成幼者的完整性生成，这是家庭教育的本然旨归。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依然是中国当代教育环境下为父为母的惯性企盼。一个普通家庭，一对平凡父母怎样做能够如愿诞出“龙”与“凤”？鲁迅给出了六字纲领性的实施意见——理解、指导、解放。以遵守幼者本位的道德为中心，健全幼者体格与丰盈幼者精神为侧翼的“一心两翼”家庭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点出发，鲁迅赢得伟大教育家的称誉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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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鲁迅.书信•350717致母亲[G]//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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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天保 单位：广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