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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范文精选

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范文第1篇

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二、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作者:毕慧婷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范文第2篇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包容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概念上去。而一个不容否认的学术现象就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众说纷纭之中,难以形成共同认定的学术界定。不过,所有的已经出现过的种种界说,似乎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趋向,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化文本;而文学与人的生活方式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艺术化文本。这样,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定义文化与文学的概念公约数:文化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符号体系,而文学则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语言艺术。由此可见,文学在成为文化的符号化的审美产物的同时,不过是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由此出发来考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起源”来看,“狭义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而雷蒙•威廉斯则被认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从基于文化的定义而倡导“文化分析”———“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威廉斯这一自认为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尽管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影响,但是,这一文化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来进行文化构成因素的考察,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构成因素———“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义,被认为具有着这样的理论意义:“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3](2、6、125、126、8)这无疑表明,将文化与文学同人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对于“狭义的文化研究”具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于广义的文化研究更具有着理论启示的意义: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人的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进行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考察,通过文化的定义来进行建构文化学的学术尝试。这首先就需要从大文化观的转化开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的生存方式,还是人的生产方式,都同样表现出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为维护生命存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生命活动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个人需要,而且这样的个人需要必须得到制度层面的保护,否则,个人也就难以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生产方式作为延续生命存在的群体生产的总和,自由创造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群体需要,而且这样的群体需要必须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否则,群体也就难以进行有序的自由创造。从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来看,较之个人需要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历史底线,个人需要的简单也就导致了生命活动的单纯,因而对于个人需要的保护往往止于习俗,建构了制度性基础;而群体需要所展示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现实高点,群体需要的多样也就引发了自由创造的丰富,因而对群体需要的保障通常诉诸法律,建构了制度性体系。这就意味着有关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个人的生命活动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体的自由创造以展示人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在社会学传统中,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简化为经济、政治、意识(狭义上的文化)三要素。这样,通过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学术扩张,在进行大文化观的转化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公约数,来进行大文学观的转化。正如威廉斯所说:“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3](129)这就表明,不仅文化可以包容文学,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来看,无论是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还是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从旧历史主义向着新历史主义进行研究范式转型的“文化诗学”中显得犹为突出。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文本上去。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实就是,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在出现符号表达差异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出现意识形态性对话的时候,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符号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减退,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随之提升。从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来看,不仅人的生存是意识形态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生活。于是,在剥离了文化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之后,无论是文化与文学,还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就成为狭义上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而狭义上的文学研究则以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问题在于,在狭义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为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取向的,因而也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成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文学表达,因而文学研究也就容易成为关于文学经典的传统性阐释。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与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现代性阐释之间形成阐释的对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决这一阐释的对立。这样,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也就应该进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现实途径将是“将高雅和大众文化合二为一”。这就是说,大众文化是随着文化生产的兴起,通过机器复制与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而与高雅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并驾齐驱的对峙,因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意识形态将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禁锢而表现为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阶段。

文学研究突破文学的对象性封闭,将研究对象扩张到其他艺术门类,将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从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理论对话扩大到“艺术史,文学研究本身,音乐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史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促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理论性对话。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理论文本与文学理论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性对话之中,随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进入第二阶段,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围绕文化研究所展开的争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鉴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战为自身赢得了地位,人文学科的学术关注点日益从原则性的理论表述迁移开来,它更加关注在实践中采纳新的范式,跨越种种文学与非文学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对于新的范式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学研究所基于的传统文本经典不再具有无可非议的特权。例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专著《文学理论导论》(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认为,文本分析应当面对‘整个实验的领域,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有时贴着相当模糊标签的文学’。”于是,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体制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重叠之处”,“所以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识形态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终寻求对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程度和影响力加以调查”。[4]最先在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出现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影响是最大的,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理论。不过,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1995年发表的《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接受过程中,我最感遗憾,并且现在要竭力加以纠正的一点是:表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书评家,都错误地、不无夸张地声称本书是反西方主义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文化是混合的、异质的,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所说,文化,还有文明,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而无法对它们的个性进行单一的或粗线条的描述,今天,人们怎么能奢谈‘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包括一些价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种超然的优越性”。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现实存在,不过表明“一种广泛地以减轻帝国主义对思想和人类关系束缚的影响的新阐释和学术事业已然出现”。[5]

文学研究范文第3篇

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文学研究范文第4篇

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3]232233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为班固区分赋体的依据,无疑更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他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然而,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羽猎赋》《蜀都赋》都属于聚事敛材、旨诡词肆之作,而司马氏之作归入写怀之类,扬雄之作则归入骋辞之列,无疑令人颇生疑问。其实,章太炎《国故论衡》早已指出扬雄与司马相如在赋体上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扬雄之作不应列入骋辞之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划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赋体文学的性质及对待赋体的态度,此时期的学者也有所关注。“五四”运动时期,为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不少学者极力标举白话文,排斥贬抑文言文(包含赋体在内)。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斥责两汉赋作过于讲究雕琢辞藻、一味阿谀奉承,辞繁意寡,可谓一无是处,这无疑也抹杀了赋体文学体物的性质。针对此类言论,郭绍虞撰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加以反驳说:“有些讲文学史的人,因为反对旧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而以为汉赋在文学史上为最无价值,或且不认之为文学。……假使知道赋的性质重在体物,重在描写,那就不致认为赋是一无足取,甚至不算是文学作品了。”[4]8687此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否定赋体文学性的观点起到了纠偏正谬的作用。郭氏还借助现代的文学观念解释赋体的性质说:“前人对于苏轼《赤壁赋》,也有何以不称为《游赤壁记》之疑问,但是我们假若明白赋的性质,凡用文的体裁而有诗的意境者是赋,那么这种疑问也就不会有了。”[4]87陶秋英从铺陈的角度探讨赋体的文学特征说:“我们既承认赋是文学的一种,我们再把现代文学的眼光,和赋的时代的鸟瞰,来整理一整理,可以很清楚了。……总结的说,赋是什么?赋还不过是文学而已。文学的条件是什么,文学是感情、细腻的描写和美组织起来的。所以合于有情绪的,细腻描写的,美的,才是真正的赋。而尤其是它的唯一的特色,乃是细腻的描写,即所谓赋者铺也。不管是一种情绪,一种美,都得细腻的描写,不管是古赋今赋,汉赋魏晋六朝赋,也都是共有细腻的描写的。所以‘赋者铺也’是赋的特色。”[5]5关于赋体文学的归属,郭绍虞、曹聚仁、朱光潜都认为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不属于散文。郭绍虞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诗。”[4]80“就总的趋势来讲,赋是越来越接近于文的一类的。”[4]80此说尽管指出赋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将其归于散文。

曹聚仁撰文《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也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6]361该说亦认为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朱光潜则说:“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接。”[7]185“赋是韵文演化为散文的过渡期的一种联锁线。”[7]185朱氏认为,赋具有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诗和散文,它在韵文演变为散文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刘麟生也说:“赋之为物,实介乎诗与文之间。赋大率为韵文,而骈体又为其重要工具者也。”[8]23上述诸说都提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特殊而独立的文体。这一时期,有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赋体的发展演进,往往继承前人之说,却又有明显的突破,如有些韵文史、文学史言及赋体,多承袭古人以汉赋为主、轻视唐宋以后赋的片面观点。1927年,陈钟凡所撰的《中国韵文通论》出版,该书承袭清人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观点,认为赋体发展到六朝末期已走到尽头,此后之赋则不足道,故以汉魏六朝赋为主要论述对象。当然,有些学者也能提出不少较深刻独到的见解,如刘大杰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提出,赋常常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魏晋赋篇幅短小,而题材范围扩大,个性化、情感化倾向比较突出,南北朝时期诗歌盛行,因此出现诗赋合流的趋势。这无疑是从赋体本身的演变发展规律得出的准确结论,对于赋体文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另外,该时期对汉晋六朝赋的笺注性研究也较有特点,无论是古文家还是骈文家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这在他们的赋体笺注性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高步瀛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弟子,长于笺注之学,著述颇多,不仅撰有《哀江南赋笺》,而且还有《文选李注义疏》(未完稿)传世,后者仅完成前八卷,包括《文选》中所选录的汉晋时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潘岳、左思六家13篇赋作,基本相当于一部对《文选•赋》加以笺疏的著作。此书由北平文化学社于1929年初版,1985年经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后由中华书局再版。李详为骈文派代表之一,亦精于笺注之学,为文治学服膺清代骈文家汪中,感叹汪氏之文用事高妙,曾撰《汪容甫文笺》,此外,还有《庾子山哀江南赋集注》《选学拾沉》等。综观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视野较开阔,范围较大,视点较多,虽然研究成果总数不是很多,但也出现了几种较有创见的论著。

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徘徊与探索期(1949-1977)

自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古代赋体文学研究处于徘徊与探索时期,范围有所缩小,研究力量有所减弱,论述深刻的成果较少,但部分成果为新时期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汉大赋一度被斥为形式主义作品,脱离现实,因此多数学者对其都加以否定,而对汉末抒情小赋却高度赞赏。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提出,汉大赋“内容空虚,只务雕琢藻饰,是极端形式主义的作品”[9]137,然而,有些咏物兼抒情的赋作多少还有一点价值。此书认为,由于汉末抒情小赋可以揭露社会黑暗,所以值得称赏,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抒情赋虽然继承了汉末抒情小赋的传统,但没有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赋家们一般缺乏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赋没有成为反映现实的工具,而且它又逐渐骈偶化,堕入形式主义泥坑里去”[9]143。瞿蜕园的《汉魏六朝赋选》对于赋体的发展与评价也较具代表性,如该书《前言》说:“东汉以后,赋家的另一倾向是:从原来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逐渐向思想感情的发抒方面去发展,即‘写志’渐多于‘体物’。通过对事物的深微观察,进一步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为赋体增添了不少的新异色彩。也有的用赋来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如班固的《幽通赋》等,而陆机的《文赋》简直用赋来探讨文学理论,更是富有创造性的。”[10]3“流传到今天的汉赋,大部分是歌功颂德、踵事增华,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时含有一点讽喻的意味,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起着‘劝百而讽一’的反面作用,……由于统治者的爱好,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的目的,于是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赋家的流品与地位,就和‘俳优’相差不多。”[10]3“南朝末期的宫体赋,内容和形式都趋于艳冶和雕琢,可以说是赋的没落,但它对后来的七言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到了唐代,因作律赋为进士考试的科目,律赋就和宋以后的制举文一样,不再有什么价值了。”[10]4此书选注汉魏六朝时期20家之赋共20篇,其中,汉代8家,魏晋六朝12家。从入选赋作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抒情类,可见作者对抒情赋的重视。李嘉言《关于汉赋》一文对于汉赋的评价比较客观:“汉赋尽管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创造性。它集中表现了汉族语文的特点并发挥了其在文学上的效用,丰富了后世文学的语言和风格,对后世写景文学起了先期的锻炼作用等等。”[11]关于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该时期有些成果曾予以论及。李嘉言的《辞、赋、颂》一文从文体渊源及演变入手分析辞、赋、颂的关系,指出三体由分而合的趋势。此文还提出,楚辞体的赋的笔法并非屈原所独创,而是当时文学创作中较普遍的现象,这对后来学者探讨楚辞与赋的起源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973年出版的何广棪的《汉赋与楚文学之关系》一书立足于前人研究之基础,着力探讨了由楚辞向汉赋的演变及二者的异同。论及由楚辞向汉赋的演进时,著者引述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中的观点,指出汉赋多数出于屈原,少数出于荀子,出自陆贾、杂赋者极少,从而进一步说明汉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这实际上是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于赋的分类角度入手分析的。论及汉赋与楚辞的不同时,著者又引述扬雄《法言》中“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以此区分辞、赋之不同。这一时期对于赋家赋作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如胡念贻的《宋玉和他的作品》《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易振的《〈七发〉读后的联想》、刘开扬的《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等,诸成•18•果为新时期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状况相对比较沉寂,而且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先秦两汉赋(尤其是汉赋)方面,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界对于汉赋的评价往往拘泥于现实主义的标准,以致出现不少偏见。然而,不可否认,有些成果对于新时期以后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繁盛期(1978-2000)

自1978年开始,学术领域内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视野开阔,学术研究获得自由,学者们不断开拓创新,赋体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改观,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这一时期,论文、专著纷纷涌现,其中不乏角度新颖、见解颇深者。汉赋研究仍然是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不过对其讽喻功能、艺术形式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龚克昌的《诗赋讽谏散论》一文提出,不应该以古人所说的“劝百讽一”来否定汉赋的价值,汉儒尊崇经学,故过于强调赋体的讽谏功能,若以此批评汉赋,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内部发展规律,所以应该重视赋作本身的艺术之美。龚克昌于1984年出版的《汉赋研究》一书,摈弃了过去不少学者在评价汉赋时的偏颇之见,重新加以审视,对汉赋的创作手法、特点、代表作家与作品予以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作者在评论汉赋时密切结合汉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艺术的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因素,深刻分析了导致前人斥责汉赋采用铺陈、夸张、虚构手法的原因:汉赋采用铺陈手法,实际上是为适应大汉帝国的需要;而夸张、虚构手法又有悖于儒家崇尚真实的传统,其时文学附庸于儒学,并未独立出来。关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此书坚持认为此二赋实为《史记》中所说的《天子游猎赋》,而非《文选》中所选的《子虚》和《上林》二赋,后者应另有其文。至于《天子游猎赋》的创作意图,龚氏从政治方面加以解释说:“他就是企图通过对天子和诸侯王的褒贬毁誉来达到进一步打击诸侯王,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进一步抬高天子的地位,巩固王朝中央的统治。”[12]76此赋着力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节俭,但对齐楚诸侯和对天子的批判方式有所不同:“赋对齐楚诸侯王的批判,是假诸他人之口!而对天子的批判,则是让他自己在那里做检讨,深责自己行为是有失,从而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12]78该书对枚乘《七发》的创作意图的分析也是从当时的政治方面入手的:“枚乘的《七发》,既是对楚太子疾病的诊治,也是对诸侯王疾病的医疗,同时也是对诸侯国王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疾病的治疗;联系到枚乘当时所处吴、梁具体背景,把这篇散赋理解为对吴王叛逆篡国的批判,对梁王野心谋国的劝告,也应当是合理的。”[12]62这一时期对于汉赋的审美艺术加以研究的成果也较有特色,不少学者围绕汉大赋的“巨丽之美”“以大为美”的审美倾向纷纷撰文予以分析,体现出汉赋研究的新趋势。冯俊杰的《大赋的艺术本质》一文指出,“以大为美”是汉赋的艺术本质,它体现在赋作的宏伟的结构体制、铺陈罗列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等各个方面,这一突出特征与汉代的时代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光治的《汉赋通论》一书的《艺术论》部分称汉赋是一种描绘性文体,在创作上体现出一种图案化特征,这一特征来自于时间、空间的完整性与高度夸张手法的使用。

1993年出版的阮忠的《汉赋艺术论》一书第四章提出汉赋艺术表现有四大流向:以自然为美;以缛丽为美;以大为美;以儒化道德为美。著者认为,以儒化道德为美是汉代赋家的审美核心,与其他三种审美取向有明显的矛盾。曲德来的《汉赋艺术综论》一书一方面对汉赋的艺术形式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指出其缺陷,即因模拟过多而造成的类型化、模式化倾向。除汉赋外,该时期的研究范围还延伸到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赋作。1979年,曹道衡撰文《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开始将侧重点转向汉代以后的赋,这是赋体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文提出,抒情小赋和汉大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着重抒情,而后者则重在体物,此区别是抒情小赋在文学价值上超过汉大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作者认为,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体现出较明显的诗化倾向,此后,这种倾向到两晋和刘宋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赋作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自刘宋后期始,抒情小赋又讲究声律和对偶,至齐梁陈,此风更盛。1989年出版的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于汉代以后赋体发展的观点,该书对于不同时期的赋体表现出的特点把握得相当准确。如称三国时期是赋风转变的重要时代;又如评南朝赋说:“通观南朝一百多年的辞赋,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当时不能算辞赋的鼎盛时期。尽管在这一阶段,确曾产生一些传诵的名篇,但真正以赋名家的作者并不多。……所以当时的辞赋从技巧上讲,颇多超越汉人之处,而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文体,显然已由赋让位于诗。”[13]157此书还论及赋与诗的关系说:“在赋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文体方面和诗的相互影响。赋本身虽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但到后来似乎分了家。……在汉魏,诗、赋在辞藻、技巧方面虽相互影响而文体则颇有区别。但自抒情小赋出现后,西晋傅玄、夏侯湛等人由于试图用接近诗的句子写赋,后经湛方生等人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像沈约的《八咏》那样的作品。这种作品使梁陈的抒情小赋进一步接近诗,而这些小赋的句法又为隋唐歌行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3]199除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外,此时期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有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王琳的《六朝辞赋史》、于浴贤的《六朝赋述论》等。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堪称20世纪第一部较系统全面地论述魏晋南北朝赋的著作,该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体现出很突出的开拓精神。傅璇琮在为此书作序时明确提出两点:一是著者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把搜集到的大量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可以加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二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此书中多有见解颇深之处,如第六章第三节论及南朝赋的诗化倾向时说:“南朝赋在四言、六言句式之外,又开始大量试验并终于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五、七言句式,使赋的语言形式和辞采情韵向五、七言诗体靠拢,表现出一种诗化的趋势。”[14]230又如第七章第一节论及南朝文的赋化倾向时说:“南朝文体的赋化,实质上就是赋体辐射性的明显表现。”[14]255王琳的《六朝辞赋史》以时代前后为线索,侧重于各时期重要赋家赋作的论述,展现出六朝辞赋演变的历程与创作风貌。于浴贤的《六朝赋述论》继承了萧统《文选》赋体分类的传统,以题材类别为线索分别论述了六朝时期各种题材辞赋的发展演变情况。

1987年,马积高的《赋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表现出对唐宋元明清赋体文学足够的重视,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侧重点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共十二章,其中六章详细论述了唐以后的辞赋,其篇幅之大、内容之详赡此前都未曾有过。著者打破前人的成见,对明人李梦阳“唐无赋”的观点予以辩驳,提出唐代是辞赋发展的高峰,并分析唐赋受前人冷落的原因说:“人们之所以忽视唐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能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赋,……主要是人们对它缺乏了解,只看到唐赋以律赋为多,而律赋又多为科举功令的产物,便轻易地把它否定了。”[15]252此书论述宋元赋的特点时又说:“宋初的赋虽有回到骈体的倾向,语言仍基本上在向着简省平易的方向前进(徐铉、田锡等赋可证)。到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兴起以后,赋的散文化和语言平易化的倾向就更加突出了。……元人比较懂得要恢复赋的抒情的传统,想要诉诸形象,但他们表现在赋中的感情常常空虚得很,因而比宋赋更无味。”[15]384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一书对唐宋元明清辞赋也有较系统的论述。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论文成果,也值得引起注意,如张啸虎的《唐赋略论》、曾枣庄的《论宋赋诸体》、康金声的《金代辞赋概览》、许结的《元赋风格论》、毕万忱的《论明赋的社会批判精神》、俞士玲的《论清代辞赋的变革》等。其中,曾枣庄之文认为,宋赋各体皆备,诸如骚体赋、汉式大赋、骈赋、文赋均有名作流传,文章对宋代律赋的论述用力颇多。康金声之文则对金代辞赋创作加以较系统全面的探讨,既指出金赋雄健豪壮、自然冲淡的两种风格,又指出不少作品具有模拟因袭的倾向。

关于赋与其他文体的相互影响,该时期的学者也多有所论。商伟的《论初唐诗歌的赋化》、刘乃昌的《论赋对宋词的影响》、戴震宇的《试论赋对明清传奇宾白的影响》等论文,围绕赋与诗、词、曲等文体的关系展开较详细的分析与论述,所获良多。比如,刘乃昌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赋对宋词予以影响的表现:一是铺陈其事,层层描写;二是排比事典,反复形容;三是以小见大,体物寄怀。该文从宏观上立论,条分缕析,阐述颇为得理。本时期赋体文学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一些赋论著述中,如高光复的《历代赋论选》、徐志啸的《历代赋论辑要》、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等。此类著述或采取文献汇编的形式,或采取探讨赋论发展史的专著形式来勾勒古代赋论演进的轨迹,在赋学研究领域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中,徐志啸之作出版于1991年,较全面地辑录出自西汉至清末民初的赋论资料九十题,内容涉及到赋概念辨析、赋文体起源与发展、赋家评论、赋作品艺术评价与鉴赏等,以此展现赋体的沿革与历代评论之概貌,具有较高的赋学价值。综观该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研究队伍实力强大,视角新颖,新见迭出,高质量的成果数量超过前两个时期。

文学研究范文第5篇

这些年元代文学研究方面,文献整理有一些成果,研究著作多了。应该说,取得很多成绩,队伍也壮大了。但元代文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期。古代,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内是以中国学术为主导的时期。近代,中国是以西方理论为依归的时期。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2011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2011年3月,《光明日报》开辟了“中国路径”专栏,先后发表专文论述侯外庐先生、钱穆先生关于中国路径的探索。2012年7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学术交流会议的文章,提出:反省过去二百年的知识结构,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殖民史学理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早已潜移默化,必将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动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不仅很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中国理论界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仍在,西方理论影响更甚。美籍华裔教授余英时说,从20世纪初年学者崇拜西方社会理论开始,“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牵强的比附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但这一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4页)。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已出现关于全球视角的著作。英国巴勒克拉夫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于1955年出版,算作“全球史观”理论的先行者。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1970-1971年问世,至1999年出版第七版。书中说: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论点并非这本书首先提出,这里引用只是说明这已是公认的看法。2014年4月,清华国学院出版《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其中有两位元史专家的文章,刘迎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和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世界史界也在探讨世界历史的新写法。在全球化视角下探讨中国自己走过的路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所谓“全球化视角”,并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场学术重建的长期工程,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成果,继承中国旧传统的优长,兼顾西方新优长。不是说大家都要来做同类型的题目,研究者都应该立足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而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目前我们的学风已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学术界不少朋友谈到学术界和高校存在的问题,也谈到学风问题。当前中国学术确实面临危机的问题: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学术壁垒没有改观迹象;行政化领导学术;学术商业化推动;学术腐败严重,道德沦丧;把学术之作看作易事。据报导,全国论文公司的年收入以亿计,一篇论文,不过花几百元,从计算机中搜索有关数据,简单用些套语编排即可。吕叔湘先生说:“窃以为一切科学工作都是在纷纭中求条理。如果目中无纷纭,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头来有何结果?”有的人却认为写文章很容易,计算机打开,中外数据一引,“杰作”就写好了。引用二手材料,绝不查对,根本驴头不对马嘴。读书只看要引用的那几句话,不看首尾,妄下批评。陈垣老师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余英时说:“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去默默地努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441页)只有“根据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5页)。我到了八十岁,回想做学生时老师的教导,我现在想老老实实按当年老师的教导写几篇文章。钟敬文老师说:“不是写成文字,发表了,就是科研成果。是要在所研究范围内,有进一步说明的问题。”陈垣老师讲授史源学,要求学生择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练习读史书的认识能力及方法,并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我选择萧启庆先生的关于儒户的权威文章,依老师的教导,也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儒户的文字,发表在北师大古籍院主办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我又选择夏承焘先生、叶嘉莹先生关于王沂孙的大著,写了一篇关于王沂孙的文字,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三十三卷。我现在想好好学习,希望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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