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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范文精选

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伟大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巨的大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究其原因,其理论之不足就在于:脱离本国实际并片地面看待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建构。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第2篇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邓小平/主要矛盾/根本任务/贡献

【正文】

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某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但在实践中也有较大失误;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马恩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具体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但是,他们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P80)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又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P532)“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P532)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制度演化的根源,“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P532)。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必须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系统分析。

第二,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P32-33)。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某一社会形式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和理论基础。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两者之间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是从各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中概括出来的,它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集中表现,对某一阶段社会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特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指导,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某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补充、丰富和发展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而不至于使它成为枯槁和僵死的东西。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那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P33)。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们阐述了一条总的原则:“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P33)。

二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贡献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列宁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

首先,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但是,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作过多次概括。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得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时,列宁指出: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P(6,8)。把思想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两个归结的实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其次,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步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P281-282)。这表明,列宁已经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列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1918年4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P490)。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P223);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P224)。在1919年《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他又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P727)。

最后,探讨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改革的社会作用,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等方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苏维埃国家建设初期的实践经验时,首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是相并而行的。他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9](P610)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9l(P613)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经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终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斯大林并没有顽固地坚持“无矛盾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0](P577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首次正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手段(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然而斯大林不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内产生重大分歧意见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这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得失

同志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且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373)。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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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八大。中共八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就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进步的主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重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建国后,同志继续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的发展道路。1951年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P2)。1956年,党的八大在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4](P79-80)。在1956年,在谈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3](P375)。应当说,这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着整风运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对国内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

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印度制造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叫嚣,在这种状况下,重新审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时,主要是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纳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6](P116)。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作为“惟生产力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猛烈批判。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P181-182)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6](P141)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亲自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7](P250),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本制度决定和制约这些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又决定和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程度,甚至严重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7](P327、397)。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重申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核心地位,并把它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压倒一切的标准”[17](P314),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志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倡导者,一直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评判党的工作好坏和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所阐明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就是要提供一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金钥匙。他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他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社会主义是否够格的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是否有优越性、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6](P137)1984年6月,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正是因为有了生产力这样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禁锢人们思想的障碍开始烟消云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由空洞抽象的议论转向求真务实,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四,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的关系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题,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内在统一的。“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7](P182)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7](P128)

第五,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些创新也构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这样一些:(1)进行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各种改革。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6](P134)。(2)实行对外开放,利用世界文明成果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6](P117)(3)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必须加以重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6](P377)。(4)实行“三步走”渐进发展战略。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脱离实际的冒进都只能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构成为一个主题明确、逻辑严密的生产力理论科学体系。

第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次要矛盾的作用,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7](P208)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特别要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让他们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论述,指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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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第3篇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根本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在我们党内,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里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指出,《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就是对一般原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品质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证明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再次,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揭示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看起来很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我们付出沉重历史代价而得出的深刻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同志在党内较早开始了艰辛探索,试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开创者是邓小平,其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此之后,我们党又不断探索,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的特征主要有:

(一)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966年开始的所谓“”,使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时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而恰恰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当邓小平同志从“”的磨难中走出来时,就不能不面对这一民族灾难,痛苦地进行反思,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在严峻考验面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阶段,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历史价值、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但又都是同一项历史使命的思想求索、同一块实践土壤的认识之花,因而既有独特贡献又紧密相连,既面对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既内在统一又层层递进,绚丽多彩,却又同根同源,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鲜明特征。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一脉相承”的“脉”,从理论主题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上看,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上看,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共产党人庄严的承诺。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与时俱进”的“进”,主要表现在:在改革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些基本理论,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原理和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根据这些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形成了相应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领域中的展开和运用。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新时期29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到21世纪头20年和头50年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四)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志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思想财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党曾经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初创立时的成果,但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进程时刻都在产生出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呈现出一个个阶段性特征。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肩负起了既坚持这个理论、更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

二是,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千万不要把目前获得的理论认识绝对化、凝固化,而要把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展同进步,与实践脉搏同节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在现实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庄严历史使命。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拒绝而且还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就是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要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又是如何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才能达到一个新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发展、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处在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如果应对失误,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我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

(二)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转变发展方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些新要求更加注重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新要求。

(三)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第4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

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个重要论断,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科学界定,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根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最早是同志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所以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他们的学说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概括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成果。“旗帜”,则体现了“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高举这面旗帜,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又要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高高飘扬。党的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国内外政治风波和经济风险等种种严峻考验,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说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引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近30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指导下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探索和回答三大基本问题展开,深化和丰富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三大基本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对这三大基本问题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创新程度、丰富程度和深刻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发生了严重曲折。在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在独立自主的实践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在失误和挫折中汲取了深刻教训。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科学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个基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从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我们党的立党宗旨和治国目标,从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继续进行探索,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到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等等,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世界大势和我国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执政以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如何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生死攸关、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围绕这个目标,邓小平同志对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同志深刻分析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围绕这个目标,同志对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21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围绕这个目标,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创新理论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面对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邓小平理论高度关注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还科学谋划我国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出“五个统筹”,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总之,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的过程,就是在整体上不断深化和丰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这个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强调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特定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指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没有出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思想,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强调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思想,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等等。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这个“进”,主要就体现在提出了以上这样一大批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对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根据我国国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实践成果,都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从理论渊源上说,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既包括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思想,也包括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同志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产生的弊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同志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以1956年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和同年党的八大制定反映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1957年同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等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但是,后来发生的严重失误,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得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阐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与同志的关系。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继承了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同志这些论断,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又创新了内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我们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结果。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我体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这个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握好以下几点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好实践。这是因为:从精神实质上看,科学发展观所突出强调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以及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发展规律、运用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结构上看,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以丰富的思想内涵、严密的内在逻辑,构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体系。从实践要求上看,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最新认识。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城乡统筹、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内外协调、坚持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牢固确立以人为本意识、全面发展意识、协调发展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要毫不含糊地去改,切实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努力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也是贯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灵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吸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对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认识、新实践,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为先导的。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能不断创新、在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同时又能汲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丰富和发展。

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抓住机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应对挑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领导方法,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率,在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科学认识中解放思想,在认清目标、明确任务中解放思想,在对比先进、查找差距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实干,在转变观念中破解难题,在更新思路中转变发展方式,真正把解放思想体现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到解决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倡导和支持党员、干部开动脑筋去思考,放开手脚去探索,使大家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对勇于改革创新的干部,做得对的要热情支持,做得不够的要积极引导,做得不对的要及时帮助他们纠正,以保护和调动广大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党的十七大以来,一些地方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要继续深入扎实地进行下去,以思想大解放和观念大转变推进经济社会大发展。全党同志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越来越兴旺。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贯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拓展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越举越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内在地、有机地、不可分离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目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在前进中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面临着攻坚克难的繁重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在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我们要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坚持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既积极进取、增强工作的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又充分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地艰苦奋斗。

党的基本路线是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制定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这些精辟论述,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得很透彻、很深刻、很到位。我们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展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定不移地按照“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是我们党经受风险考验、实现执政兴国使命的最可靠保证,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要求。

(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靠我们党带领人民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靠我们党带领人民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靠我们党用自身的先进性来引领、用过硬的执政本领来推进。因此,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既是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只有创新型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创新型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教育和督促领导干部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分发挥各个年龄段干部的作用。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切实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目标扩大基层党组织直接选举范围,加强党委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以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整体推进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和创业激情。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组织设置创新、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通过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同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干部学习培训工作,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贯彻落实这一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提高理论素质、党性修养、实际能力,更好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对于推进理论武装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这项工作将先进行试点,然后全面推开。

各级领导干部既是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织者、参加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实践者,抓好领导干部就能对广大党员起示范作用,就能带动一片。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重点是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学深一些、学透一些,作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表率。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将修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意见,推动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理论空间十分广阔,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将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鲜明的特点,正是这个理论体系充满生机与活力、具有巨大真理力量的根本之所在。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创新也必须不断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善于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以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第5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形势下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做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工作,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是当前全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应着力在“四个结合”上下功夫。

把学习理论与指导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凝结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我们既要认真学习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又要自觉实践这一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边学边用,在学中用、在用中学,把学习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带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目的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才能自觉地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当前,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切实转变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领导方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和研究在改革发展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

把统一思想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形势下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思想。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深入贯彻并不断发展这一理论体系,需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解放思想不是动摇理想信念,而是在坚定理想信念的前提下努力改变那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不断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进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坚定理想信念。只有把统一思想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更好地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把感情共鸣与思想共识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对人们的深刻影响,既源于科学真理内在的逻辑说服力,也源于其在指导实践中显示的巨大创造力,还源于其自身蕴含的真挚情感。做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工作,应着眼于实现感情共鸣与思想共识的统一。这就要求讲清楚理论本身的情与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情与理的高度统一。所谓情,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挚情感;所谓理,就是科学的思想内涵。应善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内涵和强烈情感因素,善于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增强受教育者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理论宣传工作者要以自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真情,促进受教育者真信。实践表明,理论宣传工作者对党的创新理论怀有真情实感,真懂真信,才能有效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新时期理论宣传工作者的榜样方永刚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性认识和深厚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宣传中做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把提高认识与提升道德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人们的思想行动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作为根本的价值遵循,它是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根本依据。做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工作,应着眼于两个提高:一是提高认识水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党的理论转化为全体党员的共识,把党的智慧转化为全体党员的实践能力。二是提升道德境界。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党的理想转化为全体党员的自觉追求,转化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感情,转化为注重作风建设、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提高认识水平和提升道德境界,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努力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