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1933年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一篇名《宫廷人物：宫廷社会学、宫廷社会和专制君主的构建》的职称论文，使他获得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资格。但因纳粹上台而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国，随后奔赴英国。1954年他成为英国莱斯特大学讲师，在其57岁高龄时才开始其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为加纳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艺术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国和荷兰担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为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岁。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职称论文最初写的并不是关于宫廷社会的题目，而是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指导下写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谱系》。这篇论文的写作提纲是在他死后在阿尔弗雷德的文件中发现的，主要探讨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着力尤多。在他以后关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著述中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但这篇论文却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为卡尔•曼海曼的助手时，他中断了与阿尔弗雷德职称论文的合作计划，改变了他的研究主题，转而开始写作关于宫廷社会的职称论文。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这篇关于宫廷社会的论文后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因此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发现了这篇论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础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宫廷社会》一书。那篇德文的职称论文现已遗失，它与该书的异同难以考究，不过该书的第一章《社会学与历史学》是为1969年出版该书而专门写的；关于散见书中的对社会学的批判和附录1等内容都是后来才写的。

二、诺贝特•埃利亚斯主要的社会学观点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来的一些著述中表达的社会学观点，即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长时段的历史观。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集中在《个体的社会》一书中，在书中他将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与历史中来认识，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认为“单个的人，从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种具有完全特定结构的职能序列中，他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职能序列，根据它来塑造自己，并且以它为出发点适时地发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开，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已成年之人”，这样，人的本质便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和历史的构成。埃利亚斯不同于同时代多数社会学家，他主张在长时段中考察社会发展，反对社会的静态研究；同时又反对社会发展的目的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大，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存在着某种规律，人的自然特性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对此，埃利亚斯一方面采取了社会进化论的长时段研究传统，反对静态的社会研究，例如他反对他的主要竞争理论帕森斯的共时功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发展是能够走向倒退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其长时段历史观使他提出了“构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宫廷社会时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埃利亚斯的“构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强调人是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即社会关系之中的，网络由人构成，一旦形成便无法离开它；其次，强调了网络内部的不稳定性、变化性，因此网络或社会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动的结构，需要对此进行动态和历史的研究。这样，“构型”这个概念便整合了他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学观点。他在《宫廷社会》一书中最早应用了这个概念来研究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宫廷社会。

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比较诺贝特•埃利亚斯

在《宫廷社会》中对宫廷社会的论述首先是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比开始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他研究的宫廷社会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宫廷社会，而是旧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宫廷社会，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考察，两者区别明显却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他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会学家那样对其作横切面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入较长历史时段中来考察，“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考察如果离开许多国家宫廷社会的长期发展将是无任何意义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释“在构型中相互依赖的人们如何使统治者在少数人帮助下维持他们对压倒多数臣民的长期统治”这个问题。历史学的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诸如路易十四之类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维持了自己的权位，社会学的研究则将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种相互关联的网络中来考察，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由某种社会结构决定的，但这种社会结构却正是个别君主策略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样，离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是目光短浅的、狭隘的。他对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认为历史学研究通常更强调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传统历史学（实证历史学）的研究将孤立的不可复制的资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统的或可作证的架构。”即历史学的个别研究不能说明问题，而只是资料的堆积。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反问：“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难道就是历史的本质？”对他来说，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历史人物是很难评判的，只有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即缺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必须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即用“构型”理论来解释宫廷社会。他认为，“宫廷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现象；个人一旦构造了它，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不能独立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之外。”因此法国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构建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维持着稳定，少数人长期维持着对多数人的统治。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构型却是可以复制的，这就是构型形成后个人不能脱离它的原因。但构型并不是一个永远稳定的结构，其内部力量对比常有变化，一旦内部力量对比失衡构型便被打破；法国宫廷社会的终结便是构型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宫廷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后，诺贝特•埃利亚斯接着论述了宫廷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社会的这个“构型”是由国王、官员、仆人、顾问、侍从等人构成，国王自认为自己是以绝对权力统治着其他的人，国王是这些人等级、经济和职务升降的决定者，他们之间以某种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宫廷社会的前身和范例是教会的显贵，阿维农教廷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宫廷，而与之相竞争的则是意大利的各个王公的宫廷。但对宫廷的历史最为重要的则是法国宫廷的出现，因为在16世纪末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它一直是各国宫廷的楷模。关于宫廷的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在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和中心，正如近日城市和市民一样。由于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国王和宫廷，便妨碍了我们对宫廷社会地位的认识。革命中革命者对宫廷批评最多的是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以此否定宫廷的社会价值，但在他看来宫廷并不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的自我认同。宫廷的社会中心地位是与国王的绝对统治相联系的。在旧制度下，宫廷只不过是法国国王家庭的扩大版而已，而国王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家天下，法王路易十四将国家视为他个人的财产，而宫廷就代表着他本人，宫廷是国王与臣民的媒介，是上传下达的必经之路。宫廷的社会学即是君主的社会学。在宫廷中国王的行为国家化，在宫廷之外国家的行为国王化。接着，诺贝特•埃利亚斯探讨了旧制度下法国宫廷社会的形成。他认为，法国的国王和大贵族从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着既斗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国王与贵族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贵族阶层，都希望能维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到了17世纪，这两种倾向终于结合到了一起。由于旧贵族的衰落，国王便趁机将宫廷作为既保护又驯服贵族的工具。旧贵族只有进入宫廷依靠国王的庇护才能继续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样，宫廷贵族就取代了旧贵族；而国王只有将贵族赶进宫廷才能驯服，以保障自己的绝对权力。法国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宫廷礼仪，来确定国王和宫廷贵族的这种新的社会地位。这样，就出现了宫廷社会。在宫廷社会中，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长期以来都在有意和无意中一直严守宫廷礼仪，原因就在于宫廷礼仪是对其权力关系的认同，是将他们联结为宫廷社会的纽带，他们已经无法离开这个社会。宫廷社会的构型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从，都必须遵从宫廷礼仪，以维持自己在构型中的特定地位。即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行为不具有自主性，社会构型和人们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五、宫廷社会的终结

最后，诺贝特•埃利亚斯还探讨了宫廷社会的终结。他首先分析了旧制度下宫廷社会的权力结构。他认为在旧制度下社会等级与权力并不能等同，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穿袍贵族虽然在社会等级上低于佩剑贵族，但垄断了政府中的要职；而佩剑贵族虽然在等级上高于前者，但只能垄断军事、外交和宫廷职务。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相互竞争，从而构成了宫廷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在国王的干预下达成了权力的平衡，谁也不能在权力上超越对方，从而共同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并都受制于国王。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英国宫廷与法国宫廷的异同。他认为在17、18世纪英国宫廷与法国宫廷一样存在着上层阶级内部相互争夺地位和名声的斗争，但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像法国那样界限分明，并成为国王维系其权力的手段。英国独有的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即绅士阶层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合，该阶层并不热衷于争权夺利；英国革命后英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宫廷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权力中心。因此英国宫廷的权力结构虽与法国宫廷类似但程度却不一样。这样，英国宫廷在英国革命后长期保持着稳定，绅士阶层也没有被毁灭，而法国的宫廷和贵族却因内部斗争和权力结构的僵化走向了灭亡。他指出，路易十四时期因为国王拥有巧妙的政治手段，他与所有社会等级都保持着某种距离，既使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达成权力平衡，又使他们都受制于他；而到了路易十六时期，路易十六不再拥有路易十四的政治手段和权力，他不再充当权力斗争中仲裁人的角色，而是直接卷入了派系斗争。路易十六时期便形成了国王、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的权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任何一方都不能超越其他另一方，造成了权力结构（构型）的僵化，而不能融入新的血液。但随着近代化、商业化、城市化和中央集权化的发展，壮大的平民阶层对这样的权力分配越来越不满，而宫廷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虽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却因为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的惯性使其仍然顽固地不肯放弃权力。虽然在路易十六时期出现了许多的改革思想，但改革必会触犯到垄断权力的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在三方权力制衡的情况下改革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此他指出正是“这个构型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僵化和利益的固定化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并最终粉碎了这个构型自身。

六、结束语

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1.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将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联系起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罗检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研究中，运用多元丰富的史学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作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53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导论娱乐生活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女性走进演艺界，直接参与大众娱乐，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是20世纪的新现象。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聚焦“女性与演艺”这两个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通过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的探讨，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

3.国家、社会与文化文化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中介。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认为:“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改造。通过对小戏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茶馆是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并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使读者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另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4.书院、教育与社会书院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千年书院进行全面地透视，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进而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了立体、宏观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杨才林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探究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袭;教育不脱科举精神;学问不求实用，毕业即失业;新式教育都市化，对乡村无所增益。”16那么，为了培养“新民”，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本书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与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凯博文(Arthur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班凯乐(CarolBenedict)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杨璐玮和余新忠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作一探讨”。除专著外，五年来出版了一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编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编的系列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和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等。《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4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的婚姻问题。本书旨在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和《社会生活探索》均属于交叉学科学术辑刊。为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活动，邀请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位学界精英进行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整理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进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就是一个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具体领域，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辑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书以“访谈录”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为编者认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四辑访谈录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医疗卫生制度，“”时期家庭政治化，个体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娱乐等文化变革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录的史料价值会越发的突显。刘永华认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基于这样的认识，编写了《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按主题分成五编，即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和空间及其他，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论题。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作了简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学者入门的必备读本。

二、新层面的理论探索

1.注重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针对目前学界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相混淆，或者偏重于借鉴西方“新文化史”而忽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发展脉络的现象，李长莉撰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异同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并大胆预测了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大致趋势。而罗检秋的研究除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史进行回顾外，对欧美“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问题也进行了进一步剖析，并从本土史学的发展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的特色。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本身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从这一视角出发，刘文揭示了要从本土资源中来建构社会文化史理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注重研究方法的反思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的关键。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描绘出来，研究社会文化史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社会文化史以生活为中心，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几对重要概念的辨析，论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下对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如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的辩证理解;要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如对真实与建构的研究;要抓住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如对常态与动态的研究等等，通过对概念的辨析力图厘清一些模糊认识，以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产生一些共识。由于社会文化史关注下层，注重大众文化的研究，致使“碎片化”问题严重。李长莉在《“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中，对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进行了论述，阐述了“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的问题。重点论述了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这一主题，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这一主旨的学术路径，指出“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

3.注重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以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另辟蹊径。梁景和和常建华在这方面做了新的努力，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梁景和在《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中，提出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并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以及研究生活质量的价值、内容和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详细介绍了宏观微观、综合解析、感受想象等六种研究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并指出这些“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运用上可能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认识要具有这样的辩证分析态度”。日常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常建华撰文阐述了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研究，指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虽然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西方新文化史观照下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三、结语

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以这一假说为基础的:人类活动(包括认知活动)通过语言、识字等所谓的符号化人工产品(更高层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质化人工产品搭起中介性的桥梁。在社会文化理论里，人类把符号作为工具使用来调节心理活动以及控制心理过称。这种控制是不自觉的，这使人们能够关注某些事情、做出规划以及理性思考。人类拥有的主要工具是语言，这一工具是人们能够与环境发生联系。调节是中介的一种形式，随着儿童学习语言，他们也学会了用语言调节自己的活动，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社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内化，内化指人们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品转化为心理产品来调试(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把个体与环境。“内化概念是指从社会关系或更为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思维生物器官—大脑”。儿童在教师系统指导下获得的科学概念，通过内化在问题解决及问题预测中发挥其中介作用。而对知识的内化并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社会情境是学习者认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认知理论把任务看作是促进交际的工具，促使学习者在互动性任务中进行意义的协商，并调整L2语言输出，不同的任务影响学习者L2语言输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L2学习者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和目标共同构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任务)的意义，即是学习者们共同塑造任务，而非任务塑造学习者，因此应该对语言学习者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加以关注。L2语言的发展不只是摄入信息与掌握知识(内部)，还有社会活动的参与(外部)，学习者参与的外部的、社会的互动活动是内部认知机制发展的主要来源。

二、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Vygotsky(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最近发展区”展望个体未来的发展，即个体在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预示着他将来独立做事的能力。“支架”这个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学派提出的，被广泛应用到他人调节中的协作式交谈和Vygotsky“最近发展区”中新手与专家的互动活动中。“支架”指任何成人与儿童或专家与儿童的协作行为。儿童和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知识或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的“脚手架”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根据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因为他们不仅要向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语言材料，还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意义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传授的。教师不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通过不同方式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来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提供的这种帮助既包括知识层面的又包括学习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换言之，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最近发展区，支架在帮助学习者避免石化、促进其语言最近发展区的变化方面极为有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一种高级训练形式。支架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复杂的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教师或同伴进行互动来获得支持，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由教师向学生提供单向的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建立在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上的共同的合作过程。

三、结语

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社会再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而且是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又是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为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周期即将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发展趋势,实现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增加人民福利的略目标,我们要摒弃以往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建立和完善适合现代化商品生产经营机制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势在必行的战略举措。因此,对社会保障税的实施进行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市场经济呼唤社会保障税

(一)目前我国采用的社会统筹办法的缺陷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利用社会保障税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不同,我国采用社会统筹的方式取得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做法是以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为计算依据,由企业和职工分别按规定的比例计算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待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这三项保险费由有关的社会保障管理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和支配。凡参加上述保险费统筹的企业,其职工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均由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统一支付。在此基础上,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还可为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也可再参加储蓄性养老保险,以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目前,社会保障筹集方式的统筹范围由区、县、市扩大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应当承认,社会统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社会化程度,缓解了过去因职工社会保障基金全部由各个企业自筹,在本企业范围内自收自支而造成的新老企业之间负担不平衡和企业间互济性差的矛盾。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仍存在着不少缺点,从而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1.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办法政出多门,导致了社会统筹的缴费标准不一,无法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用进行统一有效的监督,使得本来不充分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不善甚至被挪作他用,挥霍浪费掉了。

2.目前的筹资方式强制性差,欠缴率逐年上升,筹资陷入困境。目前采用收费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强制性较差,保险金拖欠现象经常发生。资料显示,1994年,全国欠缴养老保险金的企业近5万户,累计欠缴金额总数已超过50亿元;同年,湖南省襄樊市企业欠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待业保险基金面达30%以上,欠缴基金的数目占缴费总额度的比例达20%左右;至1995年11月底,天津市已有300多家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累计欠缴金额达1亿多元;1997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欠缴养老保险基金1.3502亿元。保险基金的积累水平呈下降趋势,必将增大了财政最后支付的风险。

3.筹集范围窄,覆盖面小。据统计,目前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全部企业职工的76%。其中国营企业为96%,城镇集体企业为45%,其他类型企业为24%。这表明,还有近1/4的企业职工尚未纳入筹资范围。大部分的集体企业职工、绝大部分三资企业的中方职工、个体私营企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和自由职业者没有进入筹资范围,而这些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的企业正是最有活力的企业,它们年龄结构较轻,增长速度快,可以为在更大范围内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并形成较长时间的积累,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失业保险也只限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医疗保险试点在大多数地区也只限于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参与的程度很低。而且各项社会保险的待遇也因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通常是国有企业高于集体企业,这些都不利于劳动力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4.被保险对象承担责任少。现行的各项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中企业占的份额大,个人担负的较少。以我国正在实施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目前的筹资比例是企业或单位缴款的保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9%,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只占本人工资总额的6%。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等比例制,即企业或单位缴纳与个人缴纳为1:1,大大低于我国的5:1的水平。这种筹资机制相对加重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长此下去,势必给基金筹集带来不利的影响。

5.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缺少约束机制。以现行筹资方式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不是由统一的部门管理,而是由地方或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障机构分头管理,未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不利于政府、企业和职工群众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进行监督,无法保证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合理性、安全性和公开性。因而使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难以保证,被挤压、挪用、浪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都势必影响社会保障的社会效益和受保人的经济利益,也为腐败的滋生制造了温床。

(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相对优越性

1.社会保障税更符合效率原则。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主要集中在财政部门,以法律形式确定企业和个人负担的比例,可以克服社会统筹方法政出多门、分头管理的弊端。由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障税,收入实行独立预算管理,一是可以避免保障基金与财政资金挤占,有利于基金专款专用;二是编制社会保障基金收支预算,使收支管理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三是有利于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四是有利于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的“资本”效应,确保资金的增值。

2.社会保障税具有更强的约束机制。实行社会保障税一般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统一的法律,相对于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条例、规定,这些法律无疑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因而,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利于克服我国社会保障筹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阻力,保证筹资工作顺利进行。

3.社会保障税更能体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在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情况下,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按统一的税率缴纳社会保障税,否则将不能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就减轻了社会统筹条件下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较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同时,由于各种类型企业职工都享有合法的社会保障,这也使整个社会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可能。

4.社会保障税的实施,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建设法制经济和健全税收体制。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制度尚未规范。逐步以法律规定代替行政命令,有利于经济的法制化、制度化。同时,在国际上,有效的经验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大多数采用社会保障税来筹集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社会保障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我国尚未开征社会保障税,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健全的税收体系。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

(一)建国50多年来构筑的社会保障格局初具轮廊,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实践基础建国初期,我国颁发了劳动保险条例。1986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劳动保险改革的4个条例,把职工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列为改革重点。1991年,国务院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又作出关于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的决定。1998年6月《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出台,要求加快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同年,国家对失业保险的缴费比例进行了调整,企业缴费为工资总额的2%,个人缴费为工资总额的1%,使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9年是国有企业三年基本脱贫目标实施攻坚战的第二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出台,规定基本医疗保险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用人单位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职工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据我国近日的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显示,1998年,全国有8475.8万名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全国基本医疗保险收入1459亿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扩大到40多个城市。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7927.9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68.4亿元;参加工伤、生育保险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已经形成,通过各种渠道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已初具规模。尽管目前实施的社会统筹办法还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实施多年的征收程序和管理办法仍然可以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参考资料。在原有基础上通过立法、测算、宣传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地实行将现有的基金统筹办法转变为税收征管并不困难。

(二)发达国家的征收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如前所述,自1935年美国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来,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一般情况下,经济实力强、国民收入水平高的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入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许多国家在开始征收社会保障税时,税率较低、规模较小,以后根据需要和条件的逐步改善提高税率,扩大税收规模。从征收管理方面看,国外的社会保障税一般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然后集中到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使用。这些国家开征社会保障税,无论从税收制度的选择还是从课征技术的要求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开征此税时可以借鉴。

(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充分的税源1979年改革前的近3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关资料显示,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始终在50~150元这一区间徘徊,城乡按人口年均计算的个人收入平均实际增长率仅为2%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收入稳步增加,1986~1996年的10年间,全国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的增长速度为18.2%,远高于同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的10%。社会总收入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概括地讲,主要特点是国家收入比重明显下降,集体收入比重略有上升,个人收入比重急剧上升。同时,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大幅度的增长状态。从1993~1996年6月底,储蓄存款余额由15200亿元增加到59100亿元。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材料,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居世界之冠,1989年至1997年国民储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35%。可见,经济的发展已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充实的税源保证。

三、我国社会保障税初步设计的想法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应遵循的原则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征收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目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原则:

1.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原则。国外的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物质基础相对薄弱,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而且人口众多。这些都在客观上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必须从国情出发,在开征的初期征收范围不宜过宽,通过征税筹资的保障项目也不宜过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再相应拓宽征收范围,增加征收项目,循序渐进,逐步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2.平稳过渡,负担适度的原则。为了避免由于改变社会保障筹资方法而大幅度增加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减少社会保障税的征收阻力,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由现行模式向课征社会保障税平稳过渡,社会保障税的负担水平要制定得适度、合理。既要考虑到支出的需要,又要注意与现阶段的负担水平相衔接。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再进行相应调整。绝不能将社会保障水准定得过高,导致税负过重,使企业和职工难以承受。

3.简化税制的原则。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虽然不乏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供参考。但终究缺乏实际管理操作经验,加之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及历史背景,国内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和税务机构的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应尽可能地把社会保障税制度设计得简便易行,尽量简化计算征收手续,以便税务机关征收管理,也便于纳税人缴纳。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

1.纳税人。根据国外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分担的通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包括法人纳税人和自然人纳税人两种。法人纳税人应包括各类企业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由于行政机关和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本身没有收入或收入无法满足需要,主要靠国家预算拨付资金,因而可不作为纳税义务人,但国家应为职工建立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直接划入财政预算支出,拨给社会保障部门,这部分资金相当于各类企业中应由国家和企业负担的那部分。自然人纳税人应包括各类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民收入不高,负担能力有限的状况,加之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目前可暂不把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包括在内。

2.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法人纳税人以其发放的职工工资总额为课税对象,纳税自然人以其工薪收入为课税对象。包括企业和国家拨款事业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各类职工的工薪收入,以及私营企业主、城镇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的收入。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工资结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享有社会保障的工资,包括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工资、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及比照全民所有制开支标准执行的大集体企业工资等。另一类是社会保障自理的工资,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工资以及自营者的所得等。超级秘书网

对后者的工资开征社会保障税,其意义在于通过税收强制其参加社会保障体系,将以往分散的社会保障费用集中。尽管参加者因缴纳社会保障税而减少了一部分工资或薪金收入,但他们付税后可以享有统一的更为可靠的社会保障,因而对这类工资的课税,总体上并无大的影响。而对于已享有社会保障的纳税人开征社会保障税,容易使这部分人因缴纳社会保障税而降低其名义工资水平,这就存在着工资结构调整的问题。应过工资改革的进行,将以往我国集中的社会保障资金还原为分散的工资收入,返还给工资的获得者。对于社会保障税是否应设置最高限额,一直是各国学者争论的话题。作为一种税,社会保障税同其他税收一样,必须贯彻量能负担和公平的原则。从量能负担上看,社会保障税应实行高收入者多征,低收入者少征,无收入者不征的原则。

从受益上看,由于高收入者的自我保障能力强,从社会保障中获得的受益少或根本无受益。而低收入者则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保障。虽写作论文然抽肥补瘦是社会保障税不同于其他税种的特点之一,但也不能是无限制。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开征社会保障税应对高收入者设置最高限额,超过一定标准的收入部分免征社会保障税,而对低收入者不设免征额或起征点。总之,凡是享有社会保障权利的劳动者,都有交纳社会保障税的义务。

参考文献:

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