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范文第1篇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是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资本相对过剩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单单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达到抑制经济危机和充分就业的目的。

2.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9）在其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增加单位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增加的单位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给穷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和给富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相比，前者的满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给低收入阶层进行各种补助和救济，向穷人提供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共交通、降低房价及房租等社会服务，让社会上一切人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当，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社会福利随之增大。

3.艾哈德——《大众的福利》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提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保障观。在其所著《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效率、经济激励为前提；社会保障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保障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众，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国家的路走不通，主张全体公民的自主选择及自担责任和风险。

4.奥肯——把“馅饼做大些”

亚瑟·奥肯（Arthur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后，认为以机会均等促进经济，在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当经济“平等”与“效率”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牺牲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主张依靠国家对大企业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经济增长，扩大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等措施，由国家对收入再分配过程加以调节，以缓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在这整个经济战略中，提高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乃是全局关键。否则，即使把经济馅饼切得再均等，社会各阶层到时也会为分割这一块小“馅饼”而激化矛盾。

5.贝弗里奇——《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942年12月，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W·H·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1879—1963）勋爵，从英国获得长久的安全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又称《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有三种主要途径，1945年8月，英国工党执政，贝弗里奇的设计报告得以实施，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和谐的功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

1.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既是国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又是对初次分配留下来的贫富差距进行修正。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调节代际收入再分配和代内收入再分配。二是调节同代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减弱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的现象，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2.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其目标的：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机会公平的保障。二是维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三努力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当前，看病难，就业难、缴费难、维权难的问题还很突出，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建设问题。3.调整社会心理

人从需要到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过程，极易引起心理与环境的失调，这时就需要对这种失调进行调适。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扮演了调适人们心理与环境的角色：给人以满足感，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给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价值感。4.保护生存延续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种的繁衍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实现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都是现役劳动者必然要供养后备的劳动者和退伍的劳动者的循环反复。为了使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会保障，实现生存延续。

5.稳定社会秩序

按照美国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划分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彼此互助互济，在纵向上实现不同年龄劳动者的代际赡养、抚育，力求实现收入的“均等化”。这样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延续。

三、和谐的举措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解决好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能够获得物质帮助等问题。

1.扩大就业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并举的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缓解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助扶持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劳动者。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程度的重要指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是扩大了社会公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使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当前，要下大力气把养老、医疗、工伤这三个险种全面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全体职工，不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盖，而且做到实际参保全覆盖，真正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要针对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加快医疗保险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使城乡有别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合理。并应特别注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劳资冲突不断上升，集体争议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要通过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证劳动关系协调和谐。首先，加强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探讨建立整套应对劳资冲突的化解系统，加快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机制建设。再次，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设，使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健全权责法定、制度配套、监察高效、保障有力、行为规范、廉洁为民的劳动保障监察体制。

4.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并适时进行调整确定。政府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创造条件，不断探索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国家救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相互补充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财政社会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属于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科学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支撑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解决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摘要：经济学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对解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政策与技术选择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保障和谐论的基本理论及功能作用，提出了为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应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及推进实施。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2篇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禁区，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4篇

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涵义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话语具有怎样的涵义呢？在表意上，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即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也即，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新发展。不过，停留于此，并不能使我们对该话语的内涵有深切认识。要对其有一个充分的和清晰的认识，一个好的方法是对这一话语进行词语上的解构和理解。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词语构成，即“中国的”（或“中国研究”）和“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的”或“中国研究”这一词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民族性，意指学术工作者的民族性以及指向或面向本民族的或本土的学术研究；二是民族的学术性，是指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亲和关系：民族的学术性来源于学术的民族性，或者说，学术的民族性是民族的学术性的一个源泉。学术的民族性是达到民族的学术性的必要条件。依此而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必须首先是中国学者进行主体研究的，以及是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这决非是一个单纯的学人国籍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与民族的学术性相关的学人的文化归属问题。中国学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视野是形成中国学术自身特点的重要条件和路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造成学术中的“路径依赖”。其中，特定文化所固有的缺陷也会造成本土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以中国经验为背景的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科学对于本民族国家的服务效用，而且能够从具体而独特的问题中引申出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及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概念和方法论模式。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社会学要得以复兴和实现多元化，就必须要有各民族国家的学者面向本国经验事实的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引导出各民族国家学术自身的特点，从而才能最终达到繁荣经济社会学的目的。

“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然而，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也就是说，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正如我在《迈向》一书中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的发展，应是朝向建构一种既能涵盖古典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又能使经济社会学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的努力”。①（P466）这种努力包含三个应当获致的目标：一是保持古典思想家所确定的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空间；二是建构一种新的能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的完整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三是该理论应当能够有助于对经验问题的解释和预测。按照上文的理解，本土的或中国的经济社会学是中国学者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应当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即我们正在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秩序变迁提供有效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这首先可以看成是满足上述目标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实践的目标。然而，学科发展诸目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实践的目标应当与理论的目标或学科发展的目标相容，即这种经验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应当同时能满足保持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空间和建立整合性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目标。这样，新经济社会学才能在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获得均衡发展。

这一观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虽然要从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出发，并且其理论也应首先为中国发展服务，但是其所建构的理论并非只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特殊的理论，而应是一种可接受本土以外的经验检验同时也可运用于解释本土以外的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理论。从本土研究中建立起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获得一种适用于本土的局部的理论。相反，本土研究是建立一般性或普遍主义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思想源泉。从各民族国家追求学术平等的角度看，本土研究是建立多元化的和相互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重建一种足够防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学术新秩序的必由之路。②

二、学科性质和范围

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固有的学科性质和传统，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却值得重申。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迈向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识这一传统的意义从而能以其引导新理论的建构和该学科发展的。

在旧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毕生都在探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和变迁，尽管他重视的是其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的作用。杜尔凯姆的论题没有马克思那样宏大，但却以其独有的实证主义的风格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劳动分工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在中层上研究经济与社会整合问题的范例。韦伯同样以研究资本主义为己任，但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建设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题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国流行的“社会经济学”一词。

韦伯在一篇较早期的论文中指出③（PP146—207），“社会经济学”是一门把“社会—经济资料”作为它的主题的科学。尽管不可能对这门学科的适当边界进行准确的划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和罗雪尔（W•Roscher）以来的“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中，发现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它主要包括：（1）“经济”现象或“经济”事件，主要是包含经济制度；（2）“与经济相关的”现象，这些相关的现象可能不是经济的，但却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例如宗教现象；（3）“受经济制约的现象”，这是一些受到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显然，韦伯所理解的“社会经济学”是一门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科学。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门科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肉体存在以及对我们大多数理想需求的满足，在任何地方都必然会遇到外部手段的数量限制和质量不佳的影响”。③（P160）在韦伯看来，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关系和意义并不是“客观地”具有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认知”结构和“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才能揭示出来并严格确定其意义的。韦伯在其后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可以看成是韦伯对其确定的“社会经济学”范围内的“一个环节”即对“与经济相关的”宗教现象的研究。正如韦伯在该文表明的，他并不因此反对对“另一个环节”，即对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的研究。我们注意到，韦伯在以后继续开展的“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那部未完成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已把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作为他的中心目的。在这部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学著作中，“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是“一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此时，韦伯已开始使用“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并且提出这一科学在“必要时也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框架”。④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韦伯一样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是普遍地受社会现象影响的事实，而且，还基于他们看到了本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专门化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能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韦伯意在通过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以创造经济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框架”的梦想，尽管他们也为此付出了理论偏离经验的代价。

我们不能因为其理论限制，而否认这种被他们自称为“哥伦布式”探讨的理论整合的意义。在我看来，通过理论整合实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的创新仍然是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在理论专门化日深的今天，任何一种“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已被专门化的理论所分离，并且也都被各自不同的概念工具所处理，从中我们也都能得到在特定分析方法下的不乏“精确”的解答和说明。然而，由于专门化的概念方法人为地“肢解”了具有统一性的事物，我们从中得到的解答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否定性对立的。有关经济的或社会的专门化理论业已发展到，能够发现分割的知识和信仰已难以适应我们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体协调一致的根本因素的理解。要治愈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知识的分割，不能采用捣毁专门化理论的方法，或者采用如韦伯所批评的“把经济研究拓宽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进行在专门化的理论基础上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才能获得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有效分析，从而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理论。

新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构一种既能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又能对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要建立这种新的理论框架，需要有一个韦伯所谓的任何一种新科学都需要的“新方法”的基础，即首先要寻求一个既能涵盖整个经济社会关系，又能包含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行动因素（以便使这两类因素分析能够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得以结合起来）的基本概念。我在《迈向》一书中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便是寻求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从中国正在发生的双重秩序转型，即从计划的交易秩序和传统的交易秩序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型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一般化的“交易秩序”概念。交易秩序概念能否成为指示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性概念，尚需进一步的解释，但它的确已成为建构新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因为，作为该基本概念的基础的“交易”，按其语意，是指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的行动”（transaction），即互动。互动可泛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既可以是经济的关系也可以是非经济的关系），换言之，所有关系中既可能包括经济因素也可能包括非经济因素。这样，交易就成了涵盖所有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此外，在交易一词中，既包括个体的自主选择，又包括外在结构对个体的影响。这样，对交易的研究也就既能包括微观水平上的对当事人的动机、偏好和行动方式的选择的研究，又能包括宏观水平上的与交易行动有关的社会规范的研究。而且，如果我们将目光扩及个别交易的外部影响，就能发现无论是交易者还是社会都面临着如何使个别的交易秩序怎样有助于产生社会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引导经济社会学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有效过渡。

总之，我在《迈向》一书中建立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从经验事实中获得一个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概念；又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获得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使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得以结合所需的基本要素及其研究空间；然后，通过一个整合性的方法论的创新，使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路径得以建立；最后，才通过对决定交易秩序建立和不断扩展的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建构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

那么，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又是以怎样的观念和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无疑是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发展的重要的理论类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哈里森•怀特（H.White）在60—70年代对市场的网络研究。不过，一般认为，马克•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1985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是开创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里程碑性的文献。因此，本文对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评论主要以该文为参照）。不过，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与其说是一种沿着经济社会学传统的理论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学传统的根本的反叛。格兰诺维特洞察到了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局限，但是他要做的并不是去如何突破这样的局限，即努力追求一种既具经验分析力又具综合性的新的理论框架，而是反其道而行，为追求经验分析而置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于不顾了。他不再同意经济社会学以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为对象，而是强调经济社会学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一种分析“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newsociologyeconomiclife）。因此，他（同意）的做法，是宣称经济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且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运行。这样，“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便获得了一种从社会网络角度观察和研究经济行动与经济秩序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由于其分析的极端性及其与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对立性而引人注目。同时，它也在表象上迅速“纠正”了现代经济社会学远离经验分析的局限。

然而，很明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也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将经济社会学规定为以某个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生活，无疑大大缩减了古典理论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只强调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漠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也会造成对复杂问题的分析的偏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代价是，由于否弃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绝了通过理论整合（创造某种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格兰诺维特有这种努力的意图。他所使用的社会网络的概念也难以成为某种可引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后，也是最显著的是，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虽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所谓形式上的精确性，但却于社会科学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实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社会现象无利。事实上，一种研究视角如果过于极端，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就会排斥其他研究视角（如从制度、伦理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论也必然是一种非包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更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学术目标相去甚远。

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某种单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条。该教条的要旨是，必须从复杂事物中分解出最简单项，才能进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尔无疑是从人类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这种理性主义方法的，并且他始终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简单项”予以有秩序的认识之后，应当“把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中进行“综合”研究，即“必须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依次引导我的思维，以求渐渐地、一步步地达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还必须给那些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彼此相继的事物设想出秩序来”。⑤（P10）然而，遗憾的是，笛卡尔的后继者和追随者大多似乎只记得笛卡尔的分析最简单项的方法原则，而全然忘了他的更为根本的综合原则。以笛卡尔主义为科学哲学的正统经济学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统经济学为要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为何重蹈覆辙呢？我们只能以“科学主义”偏好和“方法论至上”的错误来予以解释。采用分解最简单项的方法论本来是一种受知识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却被逐渐演变为一种标示其研究具有精确性的途径。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成为学术的首要目标。的确，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然而，如果放纵这种诱惑，就会犯在研究中置方法于解决问题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不以更令人满意地解释问题为首要，而以建立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为重要，其结果便只能是像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看到的那样，把问题分割开来，以适应“简单而精确”的分析工具。

三、方法论特点

因此，我认为重温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有益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一切使我们感到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⑥（P157）经济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经济社会关系现象提出比专门化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所能提出的解释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通过整合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建立一种足够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才能达到。相反，如果只是继续建构某种更为专门化的理论，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种可欣赏的努力——一种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理论的建设，而这种努力对增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增加对事物统一性的认识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科学哲学观念的引导下（我承认这种观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迈向》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新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经济社会问题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论整合中极为关键。而在从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释经济社会问题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断扩展的原因的个体因素（它包括动机、交易）和结构性因素（它包括规范和秩序目标）之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路径即方法论。在我看来，采用单一的旧的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都无法满足我心目中的理论整合的要求，因为它们都难以将微观分析（个人行动）与宏观分析（社会结构影响）有效地结合起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两大传统方法论的综合的方法论模式，即我所称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那么如何能获得方法论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链之间设置一中间项，即“双重动机”假设。“双重动机假设包含了这样一种假定，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①（P76）正如我在书中予以仔细证明的，以相互作用为其形态的双重动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够把源于利己动机的个人选择与通过价值动机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设置双重动机假设解决了行动—结构互动的内在机理问题，从而真正实现了方法论的新综合。把这一综合的方法论运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构和扩展，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个人的双重动机出发研究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设置双重动机假设，在理论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正是设置了该基本假设，才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而正是借助于这一方法论的创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创新配合），才使我们在广义的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空间里，建立起了一种能将横向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以及纵向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显然，建立新的双重动机假设具有某种创造性，然而，它也绝非是一种没有传统的创新。例如，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韦伯的有关“理念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即含有一种人的双重动机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简单图景。⑦（P280）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论述了表现在一个行动中的理性要素与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分散在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种未必清晰和稳定的思想在双重动机的概念下作了一种必要的形式化的处理。

双重动机假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证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脑生理学的研究所证实。脑生理学的研究可能为双重动机假设提供某些证据，但因其带有某种科学猜测而未必能完全证实该假设。然而，这并不十分关键。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可能完全被证明或证实的。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证实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应用的检验来确定的。有些理论假设如“经济人”假设，虽然总能得到某些经验的证实（这是一种常见的维护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实上，对经济人假设同样有着种种的经验证伪和反驳。如果漠视这种反驳或抱着旧假设不放（包括专门为它设置某种特设性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⑥（P62）相反，若能正视科学的可证伪性，就会乐于用可产生更好的可检验的理论假设来替代它，以推进科学的发展。因此，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观点来看，对双重动机假设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它的被证实程度，而是它在经验应用中的可检验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释和预测的令人满意程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兰诺维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有何特点，以及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弥补其方法和分析的限制。如前所述，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并不致力于研究广义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而是仅仅转向所谓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即以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他把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可成功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新的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embed）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该假设是从卡尔•波兰尼（K.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来的。⑧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创造，尽管我认为这种“创造”与波兰尼的根本哲学思想相抵触，因为波兰尼要着重比较和证明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交换的经济是非嵌入的。他力图说明的是经济力量日益分化和强大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

格兰诺维特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一般化假设中，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只研究社会（在此又只分离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转向意在“纠正”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又带有怎样的方法论缺陷呢？

首先，“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如上所说，该假设直接引申自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然而，在对其进行一般化的过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证明其著名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命题那样作出严格的逻辑证实。诚然，在波兰尼的著作中，原始社会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现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是无法推延至现代社会的，因为现代社会最显要的事实是，市场交换已成长到足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且对社会产生日益深重的影响。这样，波兰尼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对经济影响社会的认识（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嵌入于经济”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的可能性。再则，在波兰尼的思想中，无论是“经济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经济”，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兰诺维特所做的则是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时否认“社会嵌入于经济”作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显然，这只不过是格氏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视角罢了，它与经验事实似乎无关。然而，在我看来，符合经验事实的统一性的研究视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视角更重要。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嵌入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关系，并且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从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架构来看，他并不否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形式上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无独有偶，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安德岛岛民的互惠交换圈（库拉交换）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以经济为主题观察，经济交换嵌入了社会因素；以社会为主题观察，社会交换又嵌入的经济因素。⑨显然，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假设，而非单方面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假设。众所周知，研究假设不同，其研究的出发点、范围和结论也会相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为假设，会将经济与社会关系完整地纳入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经济嵌入于社会为假设，则只能将社会对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而不能将经济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这不仅会破坏和降低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大大缩减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分析有效结合起来。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中引申出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和秩序。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涉及到对研究的出发点及对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因此，格兰诺维特也力图为他的“嵌入性分析”确定方法论。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方法论（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和“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行动者假设，即假设行动者既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像原子和个人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已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开展活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由于假定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张保留理性选择的假设；同时，因为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呢？格氏并没有给出解答。他无意在方法论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这种未获坚实基础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了。

而一旦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体主义方法论（或他所谓的“过度社会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决定了其难以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从而也决定其不可能选择从个人行动出发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路径。相反，既然作为研究前提的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定，那么，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便十分自然了。而这种研究路径便只能是集体主义方法论了。集体主义方法论所固有的诸如难以解释社会结构起源及其变迁、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以及漠视个人自由和选择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显露出来了。

与其相关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似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漠视经验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人类学影响甚大。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结构进行经验性描述的方法。实证派的经济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强调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在实证研究之前就提出问题和假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同样认为，应当摆脱建构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而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不确定的经济现象。

注重经验研究无疑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的学术特色。然而，如果过分强调和保守这种特色，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理论代价。正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派）由盛而衰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过度迷恋经验研究，会带来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有关涉及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讨论不足，必然妨碍该学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直接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获得基本概念或假设，以便迅速推延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那就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

最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一个缺失，便是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产生信任和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对其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时，新经济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回避研究两个涉及规范分析的问题，即行动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要提出，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后一个问题是指，当我们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我们如何判断和选择哪一种要素或哪一种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形成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毫不涉及上述两个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所谓实证分析得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这一中心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难以经得起经验检验的。

四、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指出，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已至少出现了两条明显不同的学术之路：一条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意在通过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嵌入性视角，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之路；另一条则是若干中国学者正在为之努力的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即交易秩序的结构，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之路。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主张沿着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经济与社会关系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对该对象领域进行广义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新的发展只能在继承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理论整合，以建构一种能对经济与社会关系予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理论框架。选择这样的发展之路，不仅符合知识创新的逻辑，而且也是推进真正有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学科对话相联的跨学科研究，目前至少有三种可选择的形式，即“入侵”（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典型）、“主动借鉴”（如新史学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理论整合”。显然，以理论整合形式推进跨学科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是最为合适和有效的）。正如《迈向》一书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我们不仅创立了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新的综合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通过对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建构出了若干既逻辑一体又相互分立的小理论，如动机理论、规范理论、社会交易秩序目标理论、市场理论、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等。这些中层性的理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成为总体理论联接经验世界的桥梁。

与其不同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采取的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反传统的策略。他们并不力图突破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理论瓶颈，而是采取一种既能规避困难，又不易被人追究的战略，即分离出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新的社会学视角，然后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种种具体的、可实证的理论。通过“修正”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将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转变为仅仅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学视角，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战略并不能回应古典和现代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知识的连续性，并且大大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近20年来，在限定性的研究范围内，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各种具体的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被创造出来，并且被宣布能为一些经验事例所“证实”。但是，正如我们的批判性讨论所表明的，他们用于证实其理论为真的研究视角、基本假设和方法论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对个人自由与选择的漠视、对正式结构及其与非正式结构的关联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轻视，以及忽视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理性（个别效率）的限度等，都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网络分析的明显限制。这些限制无疑都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只强调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关。正如上文指出的，分离出某种独特的视角进行研究，固然符合“科学主义”教条，然而，事实证明它无助于弄清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利于建立一种能够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综合性理论。就科学发展的逻辑而言，一种可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仅应当包含所有创新的成就，而且还应当能够包容旧理论的成就；它不仅应能解释更多的事实，而且能对同样的事实予以更好的解释。⑥显然，只有那种不固执惟一研究视角的理论，或者说，只有通过理论整合达到某种新综合的理论才能适应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诚然，理论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由此来证明批判者的理论观点一定为真或一定能被“证实”（正如波普尔所言，理论其实无法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被反驳和被替代）。我的目的只是想为那些有志于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同仁们确立必要的信心：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综合经济社会学”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总趋势的、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同时，也寄希望通过理论比较和借鉴，来明确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即“保持综合，力求分析”。

【参考文献】

①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②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A］．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④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⑤笛卡尔．谈方法•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原则九［A］．罗狄—刘易斯．笛卡尔和理性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⑥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科学哲学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7．

⑦H.H.Gerth,C.W.Mills.FromMaxWeber［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6.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5篇

论文百事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受太多干扰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同时也避免过早地涉及对它们的理论批判而使自己的理论阐释更加复杂化）。对一种新理论的反复申述和再思，可以厘清其生命的内在基质；而通过对不同理论的比较和反思，也可以进一步明确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涵义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话语具有怎样的涵义呢？在表意上，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即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也即，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新发展。不过，停留于此，并不能使我们对该话语的内涵有深切认识。要对其有一个充分的和清晰的认识，一个好的方法是对这一话语进行词语上的解构和理解。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词语构成，即“中国的”（或“中国研究”）和“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的”或“中国研究”这一词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民族性，意指学术工作者的民族性以及指向或面向本民族的或本土的学术研究；二是民族的学术性，是指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亲和关系：民族的学术性来源于学术的民族性，或者说，学术的民族性是民族的学术性的一个源泉。学术的民族性是达到民族的学术性的必要条件。依此而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必须首先是中国学者进行主体研究的，以及是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这决非是一个单纯的学人国籍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与民族的学术性相关的学人的文化归属问题。中国学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视野是形成中国学术自身特点的重要条件和路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造成学术中的“路径依赖”。其中，特定文化所固有的缺陷也会造成本土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以中国经验为背景的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科学对于本民族国家的服务效用，而且能够从具体而独特的问题中引申出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及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概念和方法论模式。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社会学要得以复兴和实现多元化，就必须要有各民族国家的学者面向本国经验事实的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引导出各民族国家学术自身的特点，从而才能最终达到繁荣经济社会学的目的。

“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然而，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也就是说，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正如我在《迈向》一书中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的发展，应是朝向建构一种既能涵盖古典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又能使经济社会学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的努力”。①（P466）这种努力包含三个应当获致的目标：一是保持古典思想家所确定的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空间；二是建构一种新的能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的完整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三是该理论应当能够有助于对经验问题的解释和预测。按照上文的理解，本土的或中国的经济社会学是中国学者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应当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即我们正在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秩序变迁提供有效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这首先可以看成是满足上述目标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实践的目标。然而，学科发展诸目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实践的目标应当与理论的目标或学科发展的目标相容，即这种经验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应当同时能满足保持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空间和建立整合性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目标。这样，新经济社会学才能在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获得均衡发展。

这一观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虽然要从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出发，并且其理论也应首先为中国发展服务，但是其所建构的理论并非只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特殊的理论，而应是一种可接受本土以外的经验检验同时也可运用于解释本土以外的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理论。从本土研究中建立起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获得一种适用于本土的局部的理论。相反，本土研究是建立一般性或普遍主义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思想源泉。从各民族国家追求学术平等的角度看，本土研究是建立多元化的和相互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重建一种足够防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学术新秩序的必由之路。②

二、学科性质和范围

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固有的学科性质和传统，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却值得重申。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迈向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识这一传统的意义从而能以其引导新理论的建构和该学科发展的。

在旧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毕生都在探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和变迁，尽管他重视的是其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的作用。杜尔凯姆的论题没有马克思那样宏大，但却以其独有的实证主义的风格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劳动分工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在中层上研究经济与社会整合问题的范例。韦伯同样以研究资本主义为己任，但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建设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题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国流行的“社会经济学”一词。

韦伯在一篇较早期的论文中指出③（PP146—207），“社会经济学”是一门把“社会—经济资料”作为它的主题的科学。尽管不可能对这门学科的适当边界进行准确的划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和罗雪尔（W•Roscher）以来的“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中，发现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它主要包括：（1）“经济”现象或“经济”事件，主要是包含经济制度；（2）“与经济相关的”现象，这些相关的现象可能不是经济的，但却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例如宗教现象；（3）“受经济制约的现象”，这是一些受到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显然，韦伯所理解的“社会经济学”是一门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科学。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门科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肉体存在以及对我们大多数理想需求的满足，在任何地方都必然会遇到外部手段的数量限制和质量不佳的影响”。③（P160）在韦伯看来，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关系和意义并不是“客观地”具有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认知”结构和“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才能揭示出来并严格确定其意义的。韦伯在其后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可以看成是韦伯对其确定的“社会经济学”范围内的“一个环节”即对“与经济相关的”宗教现象的研究。正如韦伯在该文表明的，他并不因此反对对“另一个环节”，即对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的研究。我们注意到，韦伯在以后继续开展的“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那部未完成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已把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作为他的中心目的。在这部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学著作中，“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是“一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此时，韦伯已开始使用“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并且提出这一科学在“必要时也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框架”。④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韦伯一样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是普遍地受社会现象影响的事实，而且，还基于他们看到了本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专门化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能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韦伯意在通过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以创造经济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框架”的梦想，尽管他们也为此付出了理论偏离经验的代价。

我们不能因为其理论限制，而否认这种被他们自称为“哥伦布式”探讨的理论整合的意义。在我看来，通过理论整合实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的创新仍然是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在理论专门化日深的今天，任何一种“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已被专门化的理论所分离，并且也都被各自不同的概念工具所处理，从中我们也都能得到在特定分析方法下的不乏“精确”的解答和说明。然而，由于专门化的概念方法人为地“肢解”了具有统一性的事物，我们从中得到的解答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否定性对立的。有关经济的或社会的专门化理论业已发展到，能够发现分割的知识和信仰已难以适应我们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体协调一致的根本因素的理解。要治愈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知识的分割，不能采用捣毁专门化理论的方法，或者采用如韦伯所批评的“把经济研究拓宽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进行在专门化的理论基础上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才能获得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有效分析，从而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理论。

新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构一种既能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又能对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要建立这种新的理论框架，需要有一个韦伯所谓的任何一种新科学都需要的“新方法”的基础，即首先要寻求一个既能涵盖整个经济社会关系，又能包含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行动因素（以便使这两类因素分析能够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得以结合起来）的基本概念。我在《迈向》一书中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便是寻求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从中国正在发生的双重秩序转型，即从计划的交易秩序和传统的交易秩序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型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一般化的“交易秩序”概念。交易秩序概念能否成为指示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性概念，尚需进一步的解释，但它的确已成为建构新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因为，作为该基本概念的基础的“交易”，按其语意，是指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的行动”（transaction），即互动。互动可泛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既可以是经济的关系也可以是非经济的关系），换言之，所有关系中既可能包括经济因素也可能包括非经济因素。这样，交易就成了涵盖所有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此外，在交易一词中，既包括个体的自主选择，又包括外在结构对个体的影响。这样，对交易的研究也就既能包括微观水平上的对当事人的动机、偏好和行动方式的选择的研究，又能包括宏观水平上的与交易行动有关的社会规范的研究。而且，如果我们将目光扩及个别交易的外部影响，就能发现无论是交易者还是社会都面临着如何使个别的交易秩序怎样有助于产生社会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引导经济社会学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有效过渡。

总之，我在《迈向》一书中建立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从经验事实中获得一个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概念；又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获得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使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得以结合所需的基本要素及其研究空间；然后，通过一个整合性的方法论的创新，使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路径得以建立；最后，才通过对决定交易秩序建立和不断扩展的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建构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

那么，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又是以怎样的观念和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无疑是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发展的重要的理论类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哈里森•怀特（H.White）在60—70年代对市场的网络研究。不过，一般认为，马克•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1985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是开创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里程碑性的文献。因此，本文对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评论主要以该文为参照）。不过，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与其说是一种沿着经济社会学传统的理论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学传统的根本的反叛。格兰诺维特洞察到了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局限，但是他要做的并不是去如何突破这样的局限，即努力追求一种既具经验分析力又具综合性的新的理论框架，而是反其道而行，为追求经验分析而置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于不顾了。他不再同意经济社会学以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为对象，而是强调经济社会学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一种分析“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newsociologyeconomiclife）。因此，他（同意）的做法，是宣称经济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且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运行。这样，“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便获得了一种从社会网络角度观察和研究经济行动与经济秩序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由于其分析的极端性及其与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对立性而引人注目。同时，它也在表象上迅速“纠正”了现代经济社会学远离经验分析的局限。

然而，很明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也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将经济社会学规定为以某个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生活，无疑大大缩减了古典理论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只强调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漠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也会造成对复杂问题的分析的偏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代价是，由于否弃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绝了通过理论整合（创造某种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格兰诺维特有这种努力的意图。他所使用的社会网络的概念也难以成为某种可引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后，也是最显著的是，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虽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所谓形式上的精确性，但却于社会科学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实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社会现象无利。事实上，一种研究视角如果过于极端，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就会排斥其他研究视角（如从制度、伦理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论也必然是一种非包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更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学术目标相去甚远。

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某种单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条。该教条的要旨是，必须从复杂事物中分解出最简单项，才能进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尔无疑是从人类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这种理性主义方法的，并且他始终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简单项”予以有秩序的认识之后，应当“把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中进行“综合”研究，即“必须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依次引导我的思维，以求渐渐地、一步步地达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还必须给那些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彼此相继的事物设想出秩序来”。⑤（P10）然而，遗憾的是，笛卡尔的后继者和追随者大多似乎只记得笛卡尔的分析最简单项的方法原则，而全然忘了他的更为根本的综合原则。以笛卡尔主义为科学哲学的正统经济学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统经济学为要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为何重蹈覆辙呢？我们只能以“科学主义”偏好和“方法论至上”的错误来予以解释。采用分解最简单项的方法论本来是一种受知识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却被逐渐演变为一种标示其研究具有精确性的途径。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成为学术的首要目标。的确，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然而，如果放纵这种诱惑，就会犯在研究中置方法于解决问题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不以更令人满意地解释问题为首要，而以建立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为重要，其结果便只能是像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看到的那样，把问题分割开来，以适应“简单而精确”的分析工具。

三、方法论特点

因此，我认为重温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有益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一切使我们感到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⑥（P157）经济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经济社会关系现象提出比专门化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所能提出的解释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通过整合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建立一种足够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才能达到。相反，如果只是继续建构某种更为专门化的理论，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种可欣赏的努力——一种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理论的建设，而这种努力对增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增加对事物统一性的认识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科学哲学观念的引导下（我承认这种观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迈向》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新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经济社会问题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论整合中极为关键。而在从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释经济社会问题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断扩展的原因的个体因素（它包括动机、交易）和结构性因素（它包括规范和秩序目标）之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路径即方法论。在我看来，采用单一的旧的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都无法满足我心目中的理论整合的要求，因为它们都难以将微观分析（个人行动）与宏观分析（社会结构影响）有效地结合起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两大传统方法论的综合的方法论模式，即我所称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那么如何能获得方法论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链之间设置一中间项，即“双重动机”假设。“双重动机假设包含了这样一种假定，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①（P76）正如我在书中予以仔细证明的，以相互作用为其形态的双重动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够把源于利己动机的个人选择与通过价值动机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设置双重动机假设解决了行动—结构互动的内在机理问题，从而真正实现了方法论的新综合。把这一综合的方法论运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构和扩展，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个人的双重动机出发研究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设置双重动机假设，在理论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正是设置了该基本假设，才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而正是借助于这一方法论的创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创新配合），才使我们在广义的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空间里，建立起了一种能将横向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以及纵向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显然，建立新的双重动机假设具有某种创造性，然而，它也绝非是一种没有传统的创新。例如，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韦伯的有关“理念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即含有一种人的双重动机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简单图景。⑦（P280）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论述了表现在一个行动中的理性要素与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分散在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种未必清晰和稳定的思想在双重动机的概念下作了一种必要的形式化的处理。

论文百事通

双重动机假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证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脑生理学的研究所证实。脑生理学的研究可能为双重动机假设提供某些证据，但因其带有某种科学猜测而未必能完全证实该假设。然而，这并不十分关键。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可能完全被证明或证实的。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证实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应用的检验来确定的。有些理论假设如“经济人”假设，虽然总能得到某些经验的证实（这是一种常见的维护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实上，对经济人假设同样有着种种的经验证伪和反驳。如果漠视这种反驳或抱着旧假设不放（包括专门为它设置某种特设性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⑥（P62）相反，若能正视科学的可证伪性，就会乐于用可产生更好的可检验的理论假设来替代它，以推进科学的发展。因此，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观点来看，对双重动机假设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它的被证实程度，而是它在经验应用中的可检验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释和预测的令人满意程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兰诺维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有何特点，以及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弥补其方法和分析的限制。如前所述，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并不致力于研究广义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而是仅仅转向所谓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即以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他把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可成功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新的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embed）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该假设是从卡尔•波兰尼（K.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来的。⑧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创造，尽管我认为这种“创造”与波兰尼的根本哲学思想相抵触，因为波兰尼要着重比较和证明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交换的经济是非嵌入的。他力图说明的是经济力量日益分化和强大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

格兰诺维特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一般化假设中，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只研究社会（在此又只分离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转向意在“纠正”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又带有怎样的方法论缺陷呢？

首先，“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如上所说，该假设直接引申自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然而，在对其进行一般化的过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证明其著名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命题那样作出严格的逻辑证实。诚然，在波兰尼的著作中，原始社会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现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是无法推延至现代社会的，因为现代社会最显要的事实是，市场交换已成长到足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且对社会产生日益深重的影响。这样，波兰尼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对经济影响社会的认识（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嵌入于经济”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的可能性。再则，在波兰尼的思想中，无论是“经济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经济”，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兰诺维特所做的则是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时否认“社会嵌入于经济”作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显然，这只不过是格氏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视角罢了，它与经验事实似乎无关。然而，在我看来，符合经验事实的统一性的研究视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视角更重要。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嵌入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关系，并且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从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架构来看，他并不否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形式上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无独有偶，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安德岛岛民的互惠交换圈（库拉交换）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以经济为主题观察，经济交换嵌入了社会因素；以社会为主题观察，社会交换又嵌入的经济因素。⑨显然，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假设，而非单方面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假设。众所周知，研究假设不同，其研究的出发点、范围和结论也会相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为假设，会将经济与社会关系完整地纳入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经济嵌入于社会为假设，则只能将社会对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而不能将经济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这不仅会破坏和降低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大大缩减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分析有效结合起来。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中引申出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和秩序。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涉及到对研究的出发点及对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因此，格兰诺维特也力图为他的“嵌入性分析”确定方法论。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方法论（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和“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行动者假设，即假设行动者既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像原子和个人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已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开展活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由于假定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张保留理性选择的假设；同时，因为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呢？格氏并没有给出解答。他无意在方法论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这种未获坚实基础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了。

而一旦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体主义方法论（或他所谓的“过度社会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决定了其难以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从而也决定其不可能选择从个人行动出发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路径。相反，既然作为研究前提的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定，那么，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便十分自然了。而这种研究路径便只能是集体主义方法论了。集体主义方法论所固有的诸如难以解释社会结构起源及其变迁、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以及漠视个人自由和选择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显露出来了。

与其相关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似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漠视经验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人类学影响甚大。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结构进行经验性描述的方法。实证派的经济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强调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在实证研究之前就提出问题和假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同样认为，应当摆脱建构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而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不确定的经济现象。

注重经验研究无疑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的学术特色。然而，如果过分强调和保守这种特色，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理论代价。正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派）由盛而衰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过度迷恋经验研究，会带来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有关涉及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讨论不足，必然妨碍该学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直接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获得基本概念或假设，以便迅速推延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那就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

最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一个缺失，便是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产生信任和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对其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时，新经济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回避研究两个涉及规范分析的问题，即行动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要提出，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后一个问题是指，当我们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我们如何判断和选择哪一种要素或哪一种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形成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毫不涉及上述两个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所谓实证分析得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这一中心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难以经得起经验检验的。

四、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指出，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已至少出现了两条明显不同的学术之路：一条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意在通过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嵌入性视角，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之路；另一条则是若干中国学者正在为之努力的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即交易秩序的结构，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之路。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主张沿着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经济与社会关系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对该对象领域进行广义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新的发展只能在继承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理论整合，以建构一种能对经济与社会关系予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理论框架。选择这样的发展之路，不仅符合知识创新的逻辑，而且也是推进真正有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学科对话相联的跨学科研究，目前至少有三种可选择的形式，即“入侵”（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典型）、“主动借鉴”（如新史学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理论整合”。显然，以理论整合形式推进跨学科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是最为合适和有效的）。正如《迈向》一书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我们不仅创立了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新的综合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通过对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建构出了若干既逻辑一体又相互分立的小理论，如动机理论、规范理论、社会交易秩序目标理论、市场理论、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等。这些中层性的理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成为总体理论联接经验世界的桥梁。

与其不同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采取的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反传统的策略。他们并不力图突破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理论瓶颈，而是采取一种既能规避困难，又不易被人追究的战略，即分离出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新的社会学视角，然后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种种具体的、可实证的理论。通过“修正”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将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转变为仅仅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学视角，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战略并不能回应古典和现代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知识的连续性，并且大大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近20年来，在限定性的研究范围内，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各种具体的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被创造出来，并且被宣布能为一些经验事例所“证实”。但是，正如我们的批判性讨论所表明的，他们用于证实其理论为真的研究视角、基本假设和方法论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对个人自由与选择的漠视、对正式结构及其与非正式结构的关联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轻视，以及忽视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理性（个别效率）的限度等，都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网络分析的明显限制。这些限制无疑都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只强调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关。正如上文指出的，分离出某种独特的视角进行研究，固然符合“科学主义”教条，然而，事实证明它无助于弄清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利于建立一种能够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综合性理论。就科学发展的逻辑而言，一种可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仅应当包含所有创新的成就，而且还应当能够包容旧理论的成就；它不仅应能解释更多的事实，而且能对同样的事实予以更好的解释。⑥显然，只有那种不固执惟一研究视角的理论，或者说，只有通过理论整合达到某种新综合的理论才能适应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诚然，理论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由此来证明批判者的理论观点一定为真或一定能被“证实”（正如波普尔所言，理论其实无法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被反驳和被替代）。我的目的只是想为那些有志于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同仁们确立必要的信心：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综合经济社会学”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总趋势的、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同时，也寄希望通过理论比较和借鉴，来明确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即“保持综合，力求分析”。

【参考文献】

①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②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A］．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④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⑤笛卡尔．谈方法•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原则九［A］．罗狄—刘易斯．笛卡尔和理性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⑥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科学哲学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7．

⑦H.H.Gerth,C.W.Mills.FromMaxWeber［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