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思想范文第1篇

一、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转变

管理是一种古老而又常新的名词，说其古老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被使用，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说其常新是因为对管理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管”在中国古代典藉中的最初意义是钥匙，掌管钥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而发展成为动词，有“主管、控制”的意思。“理”原来是指玉的纹理，作动词时指治玉，《朝非子》记载“玉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引申为治理，所以古文中管理有“主管、治理、控制”等涵义。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是指专门机构进行协调和控制各种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活动。管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

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管理，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实现的管理，这些管理方式以国家的暴力工具作为后盾，通过它们的强制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管理方式被称为“软”管理，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管理的目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类社会管理方式相比较，硬管理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覆盖面较小、严密性差等缺陷。因而我们不可能运用行政手段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令人满意的管理，同时法律也不可能对大大小小的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地给予规定。而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软管理的优势所在，因而社会生活本身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等软管理手段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对行政、法律管理的不足之处予以弥补。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作用。

著名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权威张尉萍教授在1999年就曾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学是治党、治国、治企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党，治党首先是从思想政治上的治，从严治党，首先要在思想政治上从严，第二大功能是治国，……特别是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西方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想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第三是治企，现代企业奉行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已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教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当代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从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具体地说通过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增强整体意识，自觉地接受管理；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可以使人们主动地进行自我控制、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能否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管理的成败至关重要。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管理的好处，并自觉地加入其中，主动处理好人际关系，有利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借鉴

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活动，其它社会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考察某种活动，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个名称，而要看它所指称的事物是否确定存在，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出现以前，任何统治阶级都在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正如陆庆壬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上各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们持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道义上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夏商时期，国王的对外扩张被称为“天讨、天罚”，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特别是有德的统治者是接受天的意志来管理民众的。这种“德治”的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等人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思想。汉朝时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被上天赋予“圣人之性”的人，天生为善应做统治者，而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能作顺民工。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符合前者的人是至善的，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后一类人则需要被教化，被奴役。在西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宣称人天生有三种质，分别是由金子、银子和铜铁做成的。金质人富于天才和智慧是天生的统治者；银质人勇敢善战，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铜铁质的人唯利是图、追求享受因而是被统治者。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根本不将奴隶归于人的范畴，认为他们是“有生命的财产”，是“优于其它工具的工具”。欧洲中世纪官方神学家则公开宣称，统治者实施统治是上帝的“旨意”。马克思曾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律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资产阶级则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民众传播“正义”“善良”“天赋人权”等抽象的概念，把阶级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并号召人们为其努力奋斗。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还被用来约束、限制个别统治者过分的行为，以免危及整个政治统治。在中国古代，就要求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而要符合一定“德行”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求个别有钱人不能过于为富不仁，要有一些“善举”。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历史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取得了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不能取得的“效果”。抛开其特定的内容不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三、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要求

有些学者认识到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曾盛聪先生撰文提出：“从性质上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宣传教育的范畴，后者属于行政组织范畴，实践上前者是使人解惑明理的过程，后者是使人认同执行的过程。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展和管理科学的不断深化，两者的相通性日益凸显，它们之间交互渗透、互为借鉴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笔者认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已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迫切的要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表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调节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人群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很显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发展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2002年3月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发展生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来加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说服强势群体自觉出让部分利益，帮助其它社会阶层致富，这就是所要求的“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弱势人群纠正心理偏差，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成功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不相同，对利益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大量的，有时甚至会以激烈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协调人际关系是新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选择上就会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和相近的做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际摩擦，减少人际“内耗”，从而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平均主义已经瓦解。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为社会发展安装一个安全阀，为社会不安全因素寻找一个必要的出口，从而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动。将社会矛盾冲突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度之内。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充当这一安全阀。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给社会成员一个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排解情绪的机会。通过周到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有关领导干部就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切愿望，这样便于着手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同时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媒介，可以使群众和各级党委、政府增进了解，进而相互信任，就容易把一些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矛盾转化为一般的矛盾，最后将问题予以解决。可以说，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社会管理思想范文第2篇

一、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转变

管理是一种古老而又常新的名词，说其古老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被使用，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说其常新是因为对管理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管”在中国古代典藉中的最初意义是钥匙，掌管钥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而发展成为动词，有“主管、控制”的意思。“理”原来是指玉的纹理，作动词时指治玉，《朝非子》记载“玉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引申为治理，所以古文中管理有“主管、治理、控制”等涵义。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是指专门机构进行协调和控制各种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活动。管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

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管理，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实现的管理，这些管理方式以国家的暴力工具作为后盾，通过它们的强制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管理方式被称为“软”管理，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管理的目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类社会管理方式相比较，硬管理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覆盖面较小、严密性差等缺陷。因而我们不可能运用行政手段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令人满意的管理，同时法律也不可能对大大小小的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地给予规定。而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软管理的优势所在，因而社会生活本身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等软管理手段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对行政、法律管理的不足之处予以弥补。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作用。

著名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权威张尉萍教授在1999年就曾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学是治党、治国、治企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党，治党首先是从思想政治上的治，从严治党，首先要在思想政治上从严，第二大功能是治国，……特别是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西方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想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第三是治企，现代企业奉行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已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教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当代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从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具体地说通过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增强整体意识，自觉地接受管理；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可以使人们主动地进行自我控制、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能否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管理的成败至关重要。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管理的好处，并自觉地加入其中，主动处理好人际关系，有利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借鉴

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活动，其它社会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考察某种活动，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个名称，而要看它所指称的事物是否确定存在，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出现以前，任何统治阶级都在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正如陆庆壬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上各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们持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道义上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夏商时期，国王的对外扩张被称为“天讨、天罚”，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特别是有德的统治者是接受天的意志来管理民众的。这种“德治”的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等人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思想。汉朝时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被上天赋予“圣人之性”的人，天生为善应做统治者，而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能作顺民工。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符合前者的人是至善的，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后一类人则需要被教化，被奴役。在西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宣称人天生有三种质，分别是由金子、银子和铜铁做成的。金质人富于天才和智慧是天生的统治者；银质人勇敢善战，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铜铁质的人唯利是图、追求享受因而是被统治者。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根本不将奴隶归于人的范畴，认为他们是“有生命的财产”，是“优于其它工具的工具”。欧洲中世纪官方神学家则公开宣称，统治者实施统治是上帝的“旨意”。马克思曾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律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资产阶级则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民众传播“正义”“善良”“天赋人权”等抽象的概念，把阶级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并号召人们为其努力奋斗。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还被用来约束、限制个别统治者过分的行为，以免危及整个政治统治。在中国古代，就要求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而要符合一定“德行”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求个别有钱人不能过于为富不仁，要有一些“善举”。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历史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取得了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不能取得的“效果”。抛开其特定的内容不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三、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要求

有些学者认识到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曾盛聪先生撰文提出：“从性质上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宣传教育的范畴，后者属于行政组织范畴，实践上前者是使人解惑明理的过程，后者是使人认同执行的过程。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展和管理科学的不断深化，两者的相通性日益凸显，它们之间交互渗透、互为借鉴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笔者认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已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迫切的要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表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调节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人群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很显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发展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2002年3月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发展生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来加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说服强势群体自觉出让部分利益，帮助其它社会阶层致富，这就是所要求的“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弱势人群纠正心理偏差，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成功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不相同，对利益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大量的，有时甚至会以激烈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协调人际关系是新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选择上就会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和相近的做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际摩擦，减少人际“内耗”，从而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

社会管理思想范文第3篇

客观的讲，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社会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心存怀疑。社会主义能成功吗？回顾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社会发展，分析、比较各种社会发展模式，有助于我们获得科学的答案。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专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专政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政。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四、俄罗斯的西方化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

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五、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专政、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六、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社会管理思想范文第4篇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

社会管理思想范文第5篇

一、牢固思想防线。本人能够自觉主动地学习国家的各项金融政策法规与联社下发的文件精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牢固思想防线。

一是提高政治意识。能够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脚跟，经受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二是能够顾全大局，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站在单位的角度去想问题、做工作，坚决不说不利于全局的话，不做不利于全局的事，坚决完成社里安排的工作任务。

三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为重，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四是能够加强自身爱岗敬业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自觉接受广大客户监督，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一名合格的信合人。

二、恪守规章制度。

一是能够按照国家金融法令，有关法规制度和现金管理条例，具体办理现金、有价单证的收付和调拨工作，正确办理残破币的兑换，严格库存限额，及时调拨和上解现金。

二是能够自觉加强柜面监督，严格审查凭证要素，做好反假工作，准确及时编制各种现金报表、调拨计划。

三是能够坚持轧帐制度，正确使用有关登记簿，做到帐、簿、款相符；严格按规定处理长、短款，发现差错能及时汇报。

四是能够加强库房管理，坚持钥匙分管，明确分工，同进同出，做到“六无”标准；遵守钱帐分管和“四双”制度，按要求做好库房的管理工作。

五是能够严格按照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综合业务系统柜员权限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妥善保管好柜员卡和密码，做到保管严密，操作合规。六是能够不断增强防范意识，落实“三防一保”；认真熟记防盗防抢防暴预案，熟练掌握、使用好各种防范器械，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护信用社的财产安全。

三、严谨工作、生活作风。

在工作作风上，主要做到了以下四点：

一是突出一个“实”字。工作不搞形式主义，不作表面文章；上报数字以实为本，不搞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汇报工作敢说真话实话，不夸夸其谈，弄虚作假，做到说话让人相信，办事让人放心。

二是牢记一个“细”字。细心做好大小票币、损伤币的兑换整理工作，做到点准、墩齐、挑净、捆紧，及时上解；严格按照金库保管制度，细心做好库房的保管工作，确保工作无疏漏。

三是做到一个“快”。完成任务不拖泥带水，办理业务快而不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

四是做到一个“严”。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对违反纪律的事情敢于纠正，自觉维护单位利益。

生活作风上，能够牢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教导，用工作纪律严格约束自己，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牢固树立“平凡”意识，忠于“平凡”岗位，保持“平静”心态，甘于“平淡”生活，勤勤恳恳办事，堂堂正正做人。

四、存在问题。

一是学习不够深入，如政治理论学习只侧重单位里组织的学习，对许多政策、法律、法规只知其表，不知内含；业务上只注重钻研出纳工作，对其它的经济知识学习不够主动，不愿意去学。

二是工作还不够积极主动，有时候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除出纳工作较为重视，对其它工作不愿主动插手。

三是工作缺乏创新，按部就班；许多工作只是照着别人学，不去钻研，不去研究，不去归纳，办事凭经验，凭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