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于信号理论对医学教育模型的构建

将医学教育看做识别医生技能水平高低的信号，按照受教育水平的程度不同，实现医生薪酬水平的差异化。不同类型的医生处在相应的薪酬水平，水平高的医生不会被水平低的医生取代，有效地解决医疗卫生领域中存在医生方面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在此教育模型中，信号理论的作用原理是：由于获得不同等级医学学位的成本不同，医学教育能够作为区分医生水平高低的信号。即教育成本的差异化能够使水平低的医生无法获得更高等级的学位，或者说获得更高等级医学学位的成本相对低水平的医生来说太高。

1.1前提假设

医学教育作为信号，使得水平高的医生可以通过受教育的程度告诉社会公众他们的确是高水平的医生。由此，我们假设医学学位等级分别有：本科及其以下、研究生，分别代表低水平医生和高水平医生，其占总体的比重分别为P，1-P。因此我们应该找出在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中的均衡，并且给出高水平的医生能够拿到医学硕士学位，而低水平的医生无法拿到或者不愿意拿到的证明。因此，在医生水平良莠不齐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均衡，即获得高等级医学学位，高水平医生的成本要比低水平医生的成本低。我们为此有必要确定其中的成本到底是指什么，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学费，尽管学费的确是成本的一大部分，但学费本身并不能很好地把“高水平”与“低水平”区分开来，因为学费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需要找的是能够影响水平高低之不同的因素。其次，机会成本也可以排除，因为它不能说明问题，高水平医生获得更高等级学位的成本一定会大于低水平医生的机会成本。因为如果是机会成本，高水平医生完全可以在其它领域收获更多，而低水平医生却并不能，我们也必须假设他们的机会成本都为0。最终，这里所指的成本实际上是在获得更高等级医学学位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即医生在学习中所付出的精力的多少是决定不同类型医生能够取得医学硕士学位的成本因素，由边际学习能力A和需要努力的程度e，记为C（e）。两类医生获得更高等级医学学位的成本函数为：C（e）=Ale水平低医生C（e）=Ahe水平高医生且，Al>0，Ah>0，Al>Ah，C（e）>0，Ce（e）>0,CA（e）<0。由此个人的总收益可以表示为：R-C（e）。社会公众相信存在这样一个教育水平e*，如果医生的教育程度为e<e*，他属于低水平医生，边际能力是l，受边际能力决定薪酬Rl也是l；如果医生的教育程度为e*<e，他属于高水平医生，边际能力是h，受边际能力决定薪酬Rh也是h（h>l>0，如并非如此，教育作为区分医生技术水平高低的假设没有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不同类型医生都不会出于发信号的目的而接受教育，因此均衡的教育水平都是0，是完全信息下帕累托最优水平，此时的教育成本也是0,高水平医生对应的薪酬是h，低水平医生对应的薪酬是l。而信号理论是以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前提，下面就此前提分析不同类型医生与社会公众选择中存在哪些均衡，均衡的条件以及结果。

1.2无信号均衡

两类型的医生都不发出教育信号，或因为学习成本C（e）过低，导致社会公众无法通过学位来识别医生的能力水平的高低。此时只能按照期望水平来支付薪酬，即，两类型的医生都获得相同的收益：E[l×P＋h×（1-P）]=h+（l-h）P由于h>l>0可知，h>h+（l-h）P>l，即高水平医生在此均衡中的收益下降了，特别是当高水平医生占总体比重下降时，越对高水平医生不利；相反低水平医生的收入水平反而上升了。所以在此信息不对称情况，高水平医生收益下降了，下降大小为（h-l）P；低水平医生收益多得（h-l）（1-P）。尽管在此均衡中医生能力水平不相同，但如果他们不发送教育信号，他们会获得同样的薪酬，其实质是高水平医生在补贴低水平医生。更进一步，只要教育成本低到一定程度，低水平医生都有模仿高水平医生教育行为的动机。

1.3有信号均衡

学习成本，即个人需要付出的努力，高水平医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相对低水平医生要少，即学习成本与个人能力负相关。在发送教育信号的前提条件下，低水平医生不发生教育信号是择优选择，而高水平医生发送信号，即发送研究生学位信号而不是本科学位信号，才是最优选择。基于这样的思考，均衡可以理解为：低水平医生：l-Al（0）>h-Al（e*）高水平医生：h-Ah（e*）>l-Ah（0）解得：（h-l）/Al<e*<（h-l）/Ah此时，社会公众支付不同类型医生的薪酬为：Rl=lRh=h-Ah（e*）也就是只要教育门槛e*满足上述条件，高水平医生选择教育水平略高于e*，社会公众便能明显区分医生类型水平。此外，如果需要高水平医生在发送教育信号的前提下总收益增加，P需要满足以下条件：h-Ah（e*）>h+（l-h）P经计算得：P>Ah（e*）/（h-l）可得P>Ah/Al其中P是低水平医生的总体比重，Ah、Al分别代表高水平、低水平医生边际学习成本。且上文中假定的事实：高水平医生所占人数比重少于低水平医生（即P>50％）。一旦高水平医生比重过高，发送教育信号就不是最优的选择，所以高水平医生的比重相对很低，而低水平医生的比重需要足够高。因此，可以认为，一旦C（e）给定，政府可以判断当前各级医学教育的规模合适与否，并可以通过改变入学率来对P进行调节；P值既定，则需要调节C（e）来实现均衡。

1.4数值验证

1.4.1C（e）既定，均衡时P值为此，我们假设

社会公众愿意支付高水平医生50单位薪酬，且他们获取更高学位的边际学习成本是5个单位；愿意支付低水平医生30单位薪酬，获取更高学位的边际学习成本是10个单位。且假定获取高等级医学学位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时间e）是3年。因P>Ah/Al，即P>5/10，即P>50％。在不发出教育信号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医生获取的是相同的期望报酬：50×(1-P)+30×P=50-20P在发出教育信号的情况下，高水平医生如果选择去获取一个研究生医学学位，他的收益为：50-5×3=35，如果他不选择获取更高等级医学学位，他的收益就只是：30；低水平医生如果选择去获取一个研究生医学学位，他的收益为：50-10×3=20，如果医学生不选择获取更高等级医学学位，他的收益就是：30。均衡的实现还必须满足50-20P<35，即P>75％。因此在此均衡中，政府应该将研究生医学学位的录取水平控制在1-P即25％以内，才能使得高水平医生选择获取研究生学位的优势策略，得到35单位收益，低水平医生选择不去获取研究生学位的优势策略，获取30单位收益。

1.4.2P值既定，均衡时C（e）的要求同样假设

社会公众愿意支付高水平医生50单位薪酬，且他们获取更高学位学习成本是Ahe，数量占总体10％；愿意支付低水平医生30单位薪酬，获取更高学位的边际学习成本是Ale，数量占总体90％。在不发出教育信号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医生获取的是相同的期望报酬：50×10％+30×90％=32在发出教育信号的情况下，高水平医生如果选择去获取一个研究生医学学位，他的收益为：50-Ahe，如果他不选择获取更高等级医学学位，他的收益就只是：30；低水平医生如果选择去获取一个研究生医学学位，他的收益为：50-Ale，如果医学生不选择获取更高等级医学学位，他的收益就是：30。均衡的实现还必须满足:50-Ahe>32，且50-Ale<30解得：Ahe<18，Ale>20可知，获取研究生医学学位的边际学习成本（A）和付出努力（e）是调节均衡的关键。如果假定Ah仍是10，Al仍是5，可知2<e<3.6，即在医生能力水平和数量既定的条件下，学校教育使得e值（研究生的医学教育时间）在此范围内，才能保证均衡的实现；如果既定e值为2，可知Ah<9，Al>10，既医学教育想把获取研究生学位的培养时间（e）缩短，必须确保不同类型医生边际学习能力受限制于—Ah<9，Al>10，才能保证均衡的实现。

2结论

分析表明，医学教育要成为区分不同类型医生的信号，实现社会公众支付不同类型医生的薪酬的差异化和科学化，必须充分考虑到三种因素：不同类型医生所占的比重，获取高学位的边际学习成本和所需的努力程度（时间）。通过确定三个因素中的任意两个因素，都已可以得出实现均衡所需要另一因素的变化范围。医学教育信号的意义也在于存在一个合适的教育门槛，能够合理地分配医学教育资源，实现医学人才结构的均衡化。为此，必须慎重考虑P值增大（医学教育的扩招）、e值减小（医学教育时间的缩短）、A值变低（医学教育质量下降），可能造成的学位膨胀问题，重视由此引发医疗卫生领域医生的逆向选择难题，保证医学教育朝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行。

作者：熊雄傅琛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