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转型期是社会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社会运行机制深刻转变､人们价值观念再度定位以及社会心理重大调适的时期｡我党必须根据转型期的特点,重新审视党群关系,正确分析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因素,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使党群关系沿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和谐,党群关系,重要因素,着力点

党群关系是政党与群众之间互动的历史过程,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必须客观审视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握好影响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选准着力点,促进党群关系沿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对社会转型期党群关系的重新审视

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带来了社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转变､人们价值观念的再度定位､社会心理的重大调适｡同时,它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并存在着多种发展趋势的特殊时期｡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执政党联系群众的传统方式提出挑战｡

(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考验｡公民社会是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经济社会生活｡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催生出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要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民社会在我国是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处于弱势,这样就助长了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政党国家化､行政化,权力失去监督等现象普遍发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对党传统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挑战｡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完全合一的情况下,执政党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来影响群众,但在国家与社会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执政党则更多地要通过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服务来影响群众,非权力因素将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对于党的执政方式､社会治理模式都是考验,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对抗国家的局面｡

(二)非政府组织的增多对政党传统权威的消解与考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整合､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以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已经显露出来,而政党不再是唯一的沟通渠道｡

在以往执政党是主要沟通渠道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执政党｡而在有了非政府组织这样的沟通渠道以后,个人和团体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执政党便面临不被选择的可能｡这意味着政党传统权威开始被消解｡因此,执政党如何对待非政府组织,是当今时代政党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政党如何在公民社会的条件下科学执政,从而构建和谐党群关系要探索的首要问题｡

(三)社会成员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对党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考验｡意识形态是政党用来引导社会,凝聚人心,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工具｡在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开始以独立思考和理性眼光评判社会经济政治现实,而不再盲目追求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正在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削弱了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削弱则意味着公众对政党的疏离｡因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团结和凝聚人心,也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传统“政治资源”､“政治优势”的流失对党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方式的考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思想宣传工作曾是我们革命战争年代的“生命线”,在建设时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转型期,群众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受教育程度都有重大不同的背景下,这一传统的“政治资源”､“政治优势”却正在逐渐地流失｡能否寻找到新的方式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对党是一种考验｡同时,在新的形势下,群众不应是被动的被代表者,而是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者｡能否以制度化的路子联系党群关系,形成新型的互动的党群关系,对党也是新考验｡二､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几个重要因素

(一)利益整合: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决定性因素｡经济转型不仅带来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引起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所谓利益整合,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结构的调整｡即,面对由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我们能否建立起公平合理的､能够激励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利益极端分化的现象,保障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是执政党维系国家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基本职能,也是建立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工程｡

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关键在于把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协调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众的独立利益被忽略,个人利益的诉求被排斥,利益结构简单划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的趋势｡执政党能否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二)政治参与: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要获得所有人的拥护是不可能的｡而作为旁观者的民众往往会对政府决策抱有理想主义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脱节,往往会使执政党和政府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何事情都由执政党和政府单独作出决策,这种决策通常伴随着很大的风险｡

尽管我国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伴随市场经济的建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进入信息时代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缺少法律､制度方面的保证;二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三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由此可见,亟待进一步推进我国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有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使公众的利益得到切实而有效的反映,党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得到积极而全面的认同,党群关系也才能协同而健康的发展｡

(三)权力运作机制:维系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制度性基础｡任何公共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两个基本的要素:执政者和人民群众｡良好的公共权力运作,离不开两者的互动｡人民群众通过政党来控制政府,控制国家权力机关｡政党在权力机关中运作如何,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的认同｡如果政党在权力运作中体现不出人民群众的意志,必然影响到党群关系｡人民群众只有对政党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公共权力的良好运作｡道理很简单,公共权力在人们的支持､认可下运作,会比在受到人们抵制下运作要顺畅､有效的多｡因此,党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能否良好运作,都严重地影响到党群关系｡这与执政前是有重大区别的｡

三､把握着力点,构建和谐党群关系

和谐的党群关系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执政党要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不断扩大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程度,较好地反映出党的功能和群众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更要把握好社会关系和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充分发挥整合调控功能,选准整合社会的着力点,正确引导各方面的力量,使之有利于实现全国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处,为和谐党群关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党群关系最终需要以群众利益的保障与发展为连接纽带｡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正如邓小平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追求经济效率是各种社会矛盾得到根治的保障,但是,对效率的追求并不是制度安排的唯一标准,以社会公平的丧失为代价的效率追求,不但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丧失殆尽,而且将使社会转型举步维艰｡由此,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加强政治协调与政治沟通,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提供互动机制｡建立和谐党群关系,内在地要求提高党的政治协调与沟通的能力､水平｡执政党上台执政,固然表明多数公众对执政党的基本政治主张认可,却并不意味着执政党今后施政就始终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更不意味着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能制定得正确并为多数人接受｡拥有一套强大的沟通和信息反馈系统,对执政党来说十分必要｡况且,执政党进行决策,本身就需要有畅通的信息渠道｡这一系统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把政党政府的决策传达到广大党员和普通群众中去,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它能广泛收集民众的要求和对政府政策的意见,以便及时修正决策｡上情的下达与下情的上传,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而和谐的党群关系正是在互动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

(三)建立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疏通有效渠道｡在群众还不能直接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情况下,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是否充分,群众的意愿能否反映到决策机构,是关系到决策能否适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事情｡如果人民群众不能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不能真实体现出来,执政党的政治协调与沟通就会失效,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就会大打折扣,政党与群众之间就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

因此,必须要尊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同时,不断拓宽人民群众意愿､呼声能够顺畅表达的渠道,这也正是和谐党群关系建立的重要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和拥护度｡

(四)进一步完善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建立长久的制度保障机制｡首先,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重塑党的权威｡执政党应当积极促使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权于民｡随着党的权力从公共领域的退出,执政党应该积极培育新的健康力量,承担公共领域的管理责任,尤其应当鼓励各种公民组织的发展,通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社会公平的目标｡而党的权威则表现为对各种利益集团的调控和平衡,防止少数社会强势集团侵犯公共利益｡

其次,要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一要限制权力｡就是要使政府真正从“无限政府”､“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二要监督权力｡目前必须要解决两个矛盾,一是监督者的责任与权力必须对称｡二是被监督者和监督者之间信息必须对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对权力实施有效监督,才能使权力运作真正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执政党也才能获得公众长久而积极的认可｡

(五)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控和引导,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意识形态对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根本作用之一就是为政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只能是消极的｡政党既要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把被代表者的利益､愿望､要求反映出来,也要给人们的思想､价值以健康的引导｡

引导不是强求全国上下都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种模式思考问题,包容也不是无条件地囊括一切,思想上的差异及人们思想的活跃恰恰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主流意识形态应当在坚持自身基本价值的同时,力求把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愿望､要求都反映出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并为社会上的大多数所接受｡

与此同时,如何对社会思想观念和舆论进行科学引导,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在信息时代,人们对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不再是无条件地接受,而是有选择､有取舍地接受｡传统的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方式､方法必须适时而变,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