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也许是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多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注：《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载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71页。）当时，设想，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军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曾实现，但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它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1945年3月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二，根据客观实际，选择经济合作的对象。如果仅仅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着眼，中共显然应该是争取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和合作。但却把美国作为与中共“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的这种选择是基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因为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才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在这里，能够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美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最适宜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第三，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受益。认为，经济合作的双方必须都有利可图，合作才能实现，企望单方面的经济援助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说服美国实现同我们的经济合作，具体分析了经济合作同样将会给美国带来利益。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同中国进行贸易，只会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而“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尚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即使我们以后“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我们建立的轻工业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我们也只会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而美国将得到我们发展轻工业所提供的“投资”场所，得到自己的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同时还将得到我们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作为其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四，在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是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曾经多次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注：《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注：《选集》，2版，第4卷，1132页。）把革命领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也贯彻到了建设领域中。虽然非常希望美国能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但是他仍然不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的这种思想在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著名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论。

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上述的关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未能实现。但是这一设想本身地证明了在建国前就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

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党和政府多次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做生意。从实践看，中国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及贸易都有相当的规模，这显然反映出作为中国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继续坚持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支持这一论点的更为重要和直接的论据是，在他1956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中及他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中都对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和论述。

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列宁十分重视对外开放。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大纲中描绘出这样的一个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文稿》，第3卷，97页。）他把“外国的好东西”看成是把苏维埃俄国由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变成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必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所缺少的。因此，在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中，对外开放的内容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由于种种原因，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实施时间很短，但是它却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6年12月的一个重要谈话中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入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注：《共和国走过的路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308页。）为此，提出了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新经济政策”中，就包括了吸取外国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合理成分，引进外资的内容，他说：“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共和国走过的路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308页。）显然，把“新经济政策”和对外开放并非当作权宜之计，而当成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战略。很可惜，的“新经济政策”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并未得以执行。

1956年，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中也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于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革命是后进的”等基本国情，把对外开放简洁地归纳为“向外国学习”。具体说来，在这里的对外开放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它“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要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注：《选集》第5卷，285页。）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第二，“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选集》第5卷，285页。）这就从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两方面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

第三，对外交流的途径。认为，由于中国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我们当然首先是向外国学习，尤其是要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选集》第5卷，287页。）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同外国的交流，如把“学术论文”“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等等。（注：《选集》第5卷，287页。）至于加强交流的具体渠道，也曾有设想：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

第四，“向外国学习”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有重点的学习，而不能“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注：转引自石仲泉《的艰辛开拓》，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