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1—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首要任务是整顿学风。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弥补理论准备的不足

所以特别重视学风问题，是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注：《整顿党的作风》，《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20页。）解决学风问题可以有效地弥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准备方面的不足。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准备方面却显得很不充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和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都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如果与苏联共产党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在此之前15年，即1883年普列汉诺夫就在国外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专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分析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在普列汉诺夫之前，1869年就有《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在日内瓦问世，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也是该书第一个外文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正是这些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宣传工作，使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革命者得以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直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列宁本人也有长期侨居国外，积极利用欧洲各地图书馆，包括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中丰富的图书资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运动的经历。这一切无疑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却没有上述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刚刚起步。前后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逐渐增多；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本中文译著《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同年，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先后建立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接着，全国各地也出现一些类似组织。然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极其紧迫的现实斗争却不允许这些组织平静地进行理论研究，从容地作好理论准备。它们必须结合成一个政党，以便立即担负起领导已经觉醒的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不久，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一切进展得如此迅速，就像一批大敌当前重兵压境的战士，他们迅速组织起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匆匆拿起武器，甚至来不及审视和琢磨武器本身，就必须持之去冲锋陷阵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许多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人反倒成了革命的叛徒。这种现象是发人深思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革命的理论，读过革命理论，信仰这一理论的人却背叛了革命，可见他们的读法是有问题的：要么没有读进去，要么根本没有读懂。同年，在批判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指出，立三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这一路线就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起领导作用。在分析李立三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式等同起来的认识错误时还指出，当时发表的不同意见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注：《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1941年刘少奇在给孙冶方的一封复信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弱点所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个弱点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他说，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仍不能吓倒我们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也不弱。不论做什么事，历来组织得很好。“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注：《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222页。）这段话是十分透辟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此前一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造成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刘少奇指出，从客观上看，第一，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第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已很成熟，要求革命者立即从事，并且以全部力量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斗争经验的总结。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其中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欧洲各国相比有很大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注：《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222页。）

从主观上看，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而轻视理论。有这种倾向的人反对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他们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将革命引向胜利；甚至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无须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就能把握；却不知道，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本人更是如此。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有这种倾向的人脱离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他们轻视实践，不去注意和研究实际问题，认为这些问题中是不包含马列主义的；却不知道“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恰恰就包含在这些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不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注：《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222页。）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以外，大多数党员文化程度不高，能读马列原著的不多，即使能读也很少读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之一。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弱点的清醒认识，为了弥补理论准备的不足，早在冈山时期就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而他本人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认真研读马列著作和有关书籍。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敌人一次次“围剿”，要在全党范围内集中一段时间开展普遍的理论学习和专门的思想教育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长征途中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不失时机地再次指出，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必要性。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时又专门谈到学习问题。1941年5月—1942年2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和演讲中向全党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同时进一步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些思想和论述不仅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的深化，而且通过整风的形式教育全党，把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作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不限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认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和总结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借用中国古代一个成语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801、799、800、795、796页。）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它始终坚持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人的认识归根结底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只有承认这一点，坚持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认识。所谓“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同时，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相互联系，都有其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们只有通过能动的辩证的认识过程，通过研究和思考，才能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反复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注：《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801、799、800、795、796页。）这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方法是，“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注：《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801、799、800、795、796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他研究自然，研究历史，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列宁也是如此。列宁所处的时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俄国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列宁进一步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总结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果，创造了关于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提到一个新阶段。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革命理论，它之所以不断前进和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事求是。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不变。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追踪这种发展，反映和指导这种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因此，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生命力之所在。为了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注：《反对党八股》，《选集》第三卷，第835—836页。）这就是说，实事求是与马列主义真理，与科学一样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共产党赖以补充营养，增加体能，维持生命，促进成长。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注意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和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考察。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他甚至要求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而不盲目执行。他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当时，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在中重提实际调查和论说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尽管脱离实际的错误领导使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40年代初党内仍然没有形成实事求是的浓厚风气。严肃地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20年来一般地说还没有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对于周围的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或者单凭热情就在那里“想当然”地发号施令。对于这些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作风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注：《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801、799、800、795、796页。）

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在此之前，经过长期的实践酝酿和反复的理论研讨，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提炼出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并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分别予以全面展开和充分发挥。他之所以这样做，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是为了从理论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称之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因此，对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的把握实际上也是对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本质的把握。还反复引证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注：《矛盾论》，《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这也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中将上述研究成果加以浓缩，用一个中国人早已熟悉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和精神实质表达出来——实事求是。他认为，实事求是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点，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违反实事求是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而坚持实事求是就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三、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贯倡导的学风。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谈到学习问题，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他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这里所说的学习在内容上就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其中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包括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在学习方法上也要求理论结合实际。一方面，要实际地学会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其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另一方面，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规律，如何指导这个运动等实际问题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将他关于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更具体地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注：《〈共产党人〉发刊词》，《选集》第二卷，第611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注：《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第707页。）。

在中，为了解决学风问题，向全党发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同时进一步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

什么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整顿党的作风》，《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20页。）为了说明问题，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有的放矢”。他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像箭和靶的关系。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有的放矢是针对无的放矢而言的。指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他们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有些人口头上讲联系实际，实际上却不去联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之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称赞“好箭！好箭！”就是不愿意把箭放出去。这样的人只是古董鉴赏家，和中国革命不发生关系。还有人无的放矢，乱放一通。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其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因此，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注：《整顿党的作风》，《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20页。）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有目的的行动，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中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和党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注：《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801、799、800、795、796页。）。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真理，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非常贫乏的。党由于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而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而胜利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斗争。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所以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将革命引入绝境，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他们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抗日战争中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无疑都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但仍很不够。党内还存在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等极坏的作风。这些作风不整顿“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注：《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801、799、800、795、796页。）

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是理论与实际相互关系的不同方面。二者相互包容、相辅相成，在现实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说明问题，人们往往通过思维的抽象将二者区别开来，分别予以阐述，甚至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即使这样，在阐述任何一方面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方。实际上，坚持实事求是必然要把实际上升到理论，而“求”的过程也必然要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然要把科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因此，像重视实事求是一样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的态度和优良的作风。进一步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这是的最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