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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标志着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而这些新成果是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因此，要搞清哪些是新成果，首先就要对以往的历史成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50年前问世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所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备起来的。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之后，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才终于形成。此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又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是直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它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排除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干扰，这是它能够较早地成熟起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原因。不过，我们党也是走过了从幼年到成年、从不成熟到成熟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和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思想的形成和确立。

粉碎“”后，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谈到：“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时期建立起来的。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同志在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

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其内容极其丰富，论述精辟透彻，意蕴十分深刻。首先，他非常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并把它放在党的各项建设工作的首位和中心地位。他说过，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要建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使它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党和革命队伍，“而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选集》第1卷第85页）。他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无原则的和平。因为种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选集》第2卷第359页）。他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选集》第3卷第1094页）“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最终导致苏联东欧解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选集》第5卷第357页）“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选集》第5卷第385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3页）。因为只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使共产党人具有共同的信念，才能团结一致，才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所以，在思想理论建设中，理论建设是其核心内容。这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党，使全党同志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能够结合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牢固地树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自觉地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极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志在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创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名篇。正因为有这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不断地武装全党，才使我们党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不但自己带头学习、创作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且不断号召全党同志都来努力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他反复强调：“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选集》第1卷第264页）“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选集》第2卷第533页）

同志适时地提出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有关著作的书目，并对学习形式、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和学风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同志特别强调，要把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同研究历史和现状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因此，他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第534页）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求有的放矢、实是求事，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求同改造主观世界和党性修养，同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延安式的整风运动，是这种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好方法。同志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选集》第5卷第411页）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回忆时深情地说：“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在内，是在思想教导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到同志领导的时期，我才懂得要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这个根本原则，并以此重新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理论同实践脱节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建立实是求事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和世界观的一次转变。”“我永远不能忘记：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红旗》1981年第13期）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同志在回忆时也说，当我“把正反两方面材料当作镜子，用它来照一照自己，使我大吃一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在组织上已经入党18年，但是在思想上却是主观主义、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占了优势。……想到这些，我感到惭愧，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入党。当时内心的自责和不安，加强了改造自己的决心，鞭策自己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欢乐与回忆》，《人民日报》1981年6月29日）正是经过，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高级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使我们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顺利转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艰巨历史任务。

在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紧紧抓住党员干部世界观改造这个关键环节不放松。这就是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选集》第3卷第876页），同那些“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的思想行为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员干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从思想上真正入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共产主义者，从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

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选集》第3卷第833页）这就是党内存在各种错误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要清除这些错误思想，一方面要读马列主义著作，另一方面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也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世界观问题。如果不抛弃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换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只有下决心改造世界观，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工农群众交朋友，才有可能把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选集》第5卷第409页）这不仅是同志亲身经历的实践经验，而且也是他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揭示了隐藏其中的客观发展规律后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中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特别强调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即服从政治需要来加强党的建设。党是体现阶级领导、执行阶级政策、达到阶级的政治目的的得力工具或核心手段。正是党的这种特殊历史使命和作用，要求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展开。因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活的核心内容和中心主题。而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又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不是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党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而要自觉地清醒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关键取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程度如何。有关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密切联系问题，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18年来党的历史证明，“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选集》第2卷第605页）

关于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军事路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同志的相关著作中也都作了明确的阐述。这几种路线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彼此协调性，但又不是彼此平行、并列、等同的。其中党的政治路线居于核心地位，是党的行动的最高准则。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军事路线都是务必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但是党的政治路线具有比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更高的理论和纲领原则的规定性。然而，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又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党的群众路线还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途径。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则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先决条件；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和军事路线则是使党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所必需的组织保证。

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在对敌斗争和反倾向斗争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思想领导地位。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先行官，失去思想领导，必然削弱以致丧失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地位。这是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权所留给后人的一条最沉痛的历史教训。列宁的成功，的成功，最主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在对敌斗争和党内反倾向斗争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从而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地位。

只要打开选集，人们便会一目了然，立刻受到吸引。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志就以磅礴的气势、民族大众化的语言和严谨的理论逻辑，创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使其在党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志在领导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4次围剿中，在同党内和红军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名篇，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外的影响，为确立同志和思想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随后，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经过，伴随着《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发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更加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同志在抗战结束后出席重庆谈判，以及在此期间重庆报刊发表《沁园春·雪》这首惊世诗作，就使的领袖魅力形象更加高大了。它意味着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正在大大增强，意味着我们党在思想影响上已经占了上风，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们党所面临的国内国际间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尖锐、最激烈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党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对新党员和新提拔的党员干部的教育任务大大加重了。但是由于我们党已经成熟，思想已经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所以能够从容处置所面临的一切重大战略策略和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健全党委制》、《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篇篇檄文，就像颗颗原子弹，充分发挥了团结自己、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大转折，意味着我们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所面临的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继续对华采取封锁和武装侵略的方针，另一方面开始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计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国内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中的个人民主主义者以及民族分裂者身上，竭力在这些华人身上播下“西化”、“分化”的种子。民族资产阶级重演两面性角色，一方面表示愿意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合作建国的方针，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在暗地里攻击“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并在经济上施放“五毒”，抵制我们党的限制和改造政策，千方百计腐蚀拉拢我党政军干部。与此同时，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居功骄傲、不愿再继续艰苦奋斗、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的思想情绪开始滋长，甚至有蔓延之势。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执政的考验。在要不要继续革命，要不要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想法。这意味着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同志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雄文，为我们党领导人民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随后，同志紧紧抓住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和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这两个关键环节，并及时果断地处理了出兵朝鲜问题、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腐败问题、高岗和饶漱石的联盟问题，领导党和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着力抓了“一化三改”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利用党的执政地位，充分利用国家舆论工具在全国人民中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的意识形态及各种丑恶现象，开展了整党整风，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其结果是将有可能导致严重恶果的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社会由乱到治，人民的革命精神大振，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培育出了新一代可以信赖的革命接班人，使我们党和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56年，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逆转，西方敌对势力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发生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同志预料到这场风暴会刮到国内来，高度警觉地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同志适时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回答了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成果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坚持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同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指明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界限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政策；第一次明确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和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途径，即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革。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志还指出，正确处理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目的，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明确地指出：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般说来，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是普遍存在着。因此，“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选集》第5卷第389页、390页）“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选集》第5卷第417页）换句话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同志《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见《红旗》1967年第10期社论）4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科学见解。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还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管一百年”，就是要我们准备同企图动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者进行长期的斗争。这个精神同上述同志的想法是一致的。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党没有停留在经济领域里的革命上，而是在基本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然注重调整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注重继续坚持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而原苏联东欧的党却忽视这个问题，这是苏联东欧的党失去执政权而中国党仍然能够继续执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个见解很值得重视，很有必要进行深刻的检讨。尽管我们党有过“左”的严重错误，必须继续注重防“左”，但是决不可忽视警惕右，决不许以防“左”为名，把其中具有非常珍贵科学价值的东西一起反掉。

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中的再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具有高深的哲理性又具有鲜明科学的可比性和切实有效的可行性。同志的言论著作具有高深的哲理性，这是众所皆知的。这里着重提一下他创建党的思想理论的可比性和可行性。

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最后一部分集中阐述了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然后，他对党的这三大作风的内容分别作了具体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我们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三大作风是形成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原因，是我们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基本标志和基本特征。它既指明了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又指明了党的性质、宗旨、作风，党自身建设的目标、任务、途径和方法。它体现了我们党的科学性、预见性、先进性和自觉能动性、团结战斗性、无私无畏性、革命彻底性，可以信赖性、前途光明性。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党性的集中表现。

党的这些可贵的特性是在过去24年党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和反倾向斗争，使马列主义日益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同时也是对党的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论概括，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党的建设的具体表现。

靠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来展现党的这些特性呢？同志认为，主要是切实提高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其中最主要的是帮助他们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能找到自己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的具体目标，同志总是根据当时党的任务和党员、党的干部的状况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既有正面的典型，又有反面的典型，便于党员和干部对照检查，调动他们自身的积极因素去克服消极因素。同志主张让党员和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在如何考察识别和选拔、任用干部，如何爱护教育干部，如何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原则要求和办法。同志主张利用整风、生活会等形式开展互助活动，并且提出了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和切实有效的可行办法，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以利于最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他具有高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经常不断、有始有终地深入社会作调查研究，并善于作理论性总结所必然带来的科学理论成果。

同志创建党的思想理论，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在理论建设上的伟大历史成果的主要展现。此外，、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达、艾思奇、胡乔木等同志都对党的理论建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挖掘他们所留下的珍贵遗产，以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