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真理往往是在对正确与失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产生的，是对正确的肯定与对错误的否定。邓小平理论概莫能外。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中，是对建国以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否定，但却也是对党内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正确趋向的充分肯定，这尤为体现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的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本文愿对此作一深入的探讨。

一

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不是偶然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50页。）“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72～73页。）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开始“全面整顿”，既是社会时代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历史地位发展的必然。

从社会时代和革命斗争来看，1971年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是“”推翻党内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此后，在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否定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结果是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并使“”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初，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同志，实际上是对为恢复“”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重新安排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工作进行攻击。这样，“批林批孔”运动使趋于稳定的政治局面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度急剧下降。针对出现的严重情况，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及其“”小宗派。在“安定团结”的思想下，于同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会后，总理病情更加严重。2月2日，他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在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全面整顿”。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在其后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邓小平是正确发展趋向的积极参与者和制定者：提出《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1956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962年主张对1959年以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主持制定《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支持1956年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反对把思想庸俗化（《正确地宣传思想》1960年3月）；等等。在探索中的错误趋向导致了“”这样全局性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邓小平作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成员被错误打倒。但即使在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党内自八大以来的正确趋向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这一点甚至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同，他们指出：“事件导致了‘激进派’（指左倾势力——引者注，下同）和温和派（指正确趋向）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烈版本的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中被当做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25页。）

从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在党内的历史地位来看，自幼年起，邓小平就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16岁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地走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拥护同志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的“左”的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长征途中，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同志一起统帅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如前所述，邓小平为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上述事实表明：从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自八大起逐渐成为这个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成员。

综上所述，在1975年这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由邓小平复出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经历和在党内地位的反映，也是八大以来正确路线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继承，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一场胜利。之所以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因为全面整顿成效虽大，时间却短（仅一年时间）。

全面整顿及由此而来的邓小平在“”十年内的第二次被打倒（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被打倒），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可以从“主要创立者”这个角度去分析。如果说从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起，他开始进入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么无疑地，全面整顿及邓小平被打倒和作为“批邓”材料而广泛印发的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主张、思路、纲领，反而使邓小平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勇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使他得到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更高的政治声望，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大家注目的中心，为他后来再一次复出并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拨乱反正的推动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注：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4页。），它实际上开始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向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虽然在时间上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形式上大大有别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

二

邓小平复出后，根据关于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国家计委拟定的《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所规定的各项主要指标和八项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全国的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从而开始了全面整顿。

全面整顿是从铁路运输业开始的。当时，主要铁路局和铁路干线的运输长期堵塞，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铁道部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使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5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从冶金部到各个厂都要建立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发动群众同派性作斗争，落实对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政策，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和规章制度。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钢铁工业一经整顿，立见成效，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与此同时，为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召开了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为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为使全国的工业发展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能体现国家方针、政策的章程，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起先是14条，后来根据邓小平许多关键性的意见改为20条，故简称“工业二十条”。“工业二十条”得到普遍赞同，虽然由于受到“”阻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仍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

对科技和文化教育同时进行了整顿。7月，中共中央批发国务院关于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9月，科学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写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学工作的重要思想。

针对农业受到很大破坏的情况，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小平讲话着重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并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大力开展养猪业的通知》中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常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

军队的整顿也是全面整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整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人的支持，并迅速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扭转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使1975年的形势明显地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全面整顿收到了巨大成效。

三

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这是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顿下来，已经好转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已经纠正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又被恢复，全国再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的被粉碎，标志着“”的结束，但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困难局面。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始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党的十五大上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党的章程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其新就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境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在全面整顿时已初显端倪。

在思想战线上，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是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的指导思想相分离、相对立的。正如思想是在同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产生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形成的，追根溯源，就是自全面整顿与“”“唱反调”而开始的。

我们知道，“”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证明并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彻底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5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从冶金部到各个厂都要建立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发动群众同派性作斗争，落实对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政策，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和规章制度。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钢铁工业一经整顿，立见成效，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与此同时，为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召开了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为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为使全国的工业发展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能体现国家方针、政策的章程，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起先是14条，后来根据邓小平许多关键性的意见改为20条，故简称“工业二十条”。“工业二十条”得到普遍赞同，虽然由于受到“”阻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仍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

对科技和文化教育同时进行了整顿。7月，中共中央批发国务院关于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9月，科学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写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学工作的重要思想。

针对农业受到很大破坏的情况，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小平讲话着重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并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大力开展养猪业的通知》中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常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

军队的整顿也是全面整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整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人的支持，并迅速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扭转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使1975年的形势明显地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全面整顿收到了巨大成效。

三

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这是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顿下来，已经好转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已经纠正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又被恢复，全国再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的被粉碎，标志着“”的结束，但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困难局面。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始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党的十五大上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党的章程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其新就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境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在全面整顿时已初显端倪。

在思想战线上，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是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的指导思想相分离、相对立的。正如思想是在同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产生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形成的，追根溯源，就是自全面整顿与“”“唱反调”而开始的。

我们知道，“”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证明并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彻底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极大地破坏了党和全国人民主要任务的实现，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全面整顿虽然没有也不能明确从根本上指出“”的错误，但的确是针对“”所造成的后果，力图恢复党的八大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一次伟大努力。同时，邓小平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思想的问题，指出：“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得出结论说：“割裂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在各个领域里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思想，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他说：“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的工作、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一重要思想在拨乱反正中进一步概括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上述分析证明：“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注：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7页。）这个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重新恢复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党的理论、路线，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上，全面整顿针对“”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在分析了工农业生产的严重形势后，他说：“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在7月4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讲稿中，根据“安定团结”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虽然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事情要做，但“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页。）。这实际上是对“”忽视经济建设错误思想的批判，是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恢复，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全面整顿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是对“左”的错误的一次纠正，因而是一场伟大的改革。小平同志后来在1984年还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在当时顽固的“左”倾势力的包围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邓小平主张“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搞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页。）这里，他分析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此，谷牧同志回忆后评价道：“这一重要意见，在今天看来当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是难以提出的。”（注：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4～5页。）

总之，全面整顿时期形成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虽然邓小平在意识形态方面形式上遵从当时的主义正统观念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愿望，但是他直率的宣布，一切政策的正确性主要根据经济标准来检验，或者说，看‘它们是阻碍还是解放生产力’。”（注：［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471页。）这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先声，是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思想的最早阐述。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邓小平还多次谈到“大局问题”。他于1975年3月5日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7月4日的讲话中谈到：“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谈话实际上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虽然当前国际上斗争尖锐复杂，任务繁重，但首要的是把我们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可以认为是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最早的科学判断。

显然，尽管全面整顿历时仅一年，但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和成效之大，其主要思想已非上述文字所能涵盖，但对照党的十五大关于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高度评价，我们却可以十分清楚的发现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全面整顿时期就已开始萌芽，两者在思想体系上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换言之，全面整顿虽然还没有明确地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也就是说，还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正式起点，但却是形成这一伟大理论的历史时期——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是邓小平理论最全面而深刻的酝酿，邓小平理论则是全面整顿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因此，从“主要创立者”角度和思想内容来说，没有全面整顿，就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就不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艰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