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邓小平/经济全球化/思想特征

【正文】

全球化现象和有关全球化的思想早已有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此就有深刻的论述。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也同样涉及到全球化的本质内容，即以资本主义为先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1］当前这些观点并未过时，但时代毕竟在前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面对如此的变化，邓小平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全球化思想。对邓小平的全球化思想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即从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认识入手，试图梳理出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认识的思想脉络和基本特征。

一、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客观性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经济全球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的必然性。这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指先进的国家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由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加速市场关系的形成和开拓新的市场；另一方面，落后的地区只有适应这一客观的内在要求，才能在商品交换中吸收和采用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的一切先进手段，在竞争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种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把世界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这种客观性也暗示着这样一种事实，推动生产发展的各种手段是中立的，比如价值规律、科学技术、市场关系等。由于市场主体的资源禀赋、发展实力不同，客观上也必然导致财富增长中的不平等分配。但克服这一客观上不平等现象，不可能从逃避或中止经济全球化中找到出路，而只能从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改进国际贸易规则中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更客观更全面地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和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全面思考，70年代初，他就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作出了一系列判断。

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认识首先是从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开始的。早在1974年他在“”中重新工作后，就强烈地意识到“”期间世界科技突飞猛进，而我们在动乱中丧失了追赶和发展的时间，拉大了我们同西方国家本来就存在的科技差距。1977年在粉碎“”他再次复出后不久，他就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2］（P40）。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而我们“几亿人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2］（P87—90）同年10月，在分析我国的落后状况时他再次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的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落后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2］（P132）怎样才能缩小这样的差距呢？只有“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2］（P132）。以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阐述对外开放的思想观点，并讲“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实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2］（P132）。尽管邓小平在种种场合没有提到“经济全球化”或曰其客观必然性，但我们从他的思想中已感觉到他对经济全球化客观性的深刻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1979年11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在邓小平看来，客观上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并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等都是中立的，都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种手段，谁掌握了它就为谁服务。以后，他多次重申和发挥上述观点，多次讲“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也多次讲，“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同样，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依赖性及所造成的不公正后果也有深刻认识。如果说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资本主义需要广阔的市场，落后国家需要大量的技术，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能够形成一个全球贸易体系的话，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处于强者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始，就一直处于受西方国家支配的地位。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相互关系使世界两极分化，富的国家愈富，穷的国家愈穷。针对这种情况，早在1974年他在联大的发言中就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南南合作”倡议。1979年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他时刻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面对南北发展差距的拉大，1982年他在会见印度客人时不无忧虑地讲：“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可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3］（P20）1984年他在会见巴西总统时又讲，现在国际上的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要求得经济共同发展，就必须解决南北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3］（P56）以后他在会见西方客人时又讲，“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3］（P79）。直到1985年他非常明确地讲：“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在谈到发展问题时，他警告西方国家，“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6）。要求西方国家放弃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政策，通过“南北对话”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二、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主观性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性，是指出于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如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各种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的利益与价值观念，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为追求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而对全球化发展趋向的人为推动。西方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全球资本主义化，这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所要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主观上来讲，这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全球化观。对于西方国家坚持强权、霸权，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剥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邓小平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并对此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1978年后，邓小平多次讲“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并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南南合作”倡议，倡导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来推动“南北对话”，迫使发达国家修改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款。1985年，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进而1988年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P282）。直到1990年，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仍然不无忧虑地讲，“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3］（P353）

另一方面，我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后，西方国家“以接近求演变”的主观企图对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的估计。他在引导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同时，就特别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强调不能丝毫放松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入和影响。早在1980年他就谈到，“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2］（P336—337）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党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党，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教育全党务必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其后他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观点，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P367）。强调要坚决“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8—369）。强调要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针对对外开放后经济领域出现的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以后他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谈到“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但同时讲，这并不可怕，“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3］（P156）。针对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6年他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3］（P181—182）。以后他又讲，“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3］（P207）可以这样说，从改革开放以来，每逢他在谈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同时，就要讲改革的方向性问题，讲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始终注意克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主观上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认识的思想特征

基于以上邓小平对经济全球化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认识，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为引导我国积极参与和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邓小平以他特有的睿智和远见卓识，不仅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向世界经济互利发展的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指明了发展方向，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对经济全球化认识的思想体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六大特征：

1.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的历史观。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资本主义顺应了这个趋势使其成为生产力全球发展的一种动力，而且迄今为止它仍旧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片面的发展观，只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主观愿望又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使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因而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生产力，才能使世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2］（P337）尽管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她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因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观。

2.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观。

对外开放才能求得发展，才能使世界经济共同发展。鉴于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更应该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和学习别国的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手段。邓小平正是认识到了开放的必然性，才坚定不移地引导我国走上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他讲，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面向发达国家，又面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不开放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观。

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客观性的同时，怎样挫败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图谋，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健康发展，邓小平在实践中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即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惩治腐败；而且要切实做到两手都过得硬，即对两个方面的工作都要给以足够的重视，不能相互脱节。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4.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安全观。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交流的增多和相互依赖的加深，西方国家主观方面的总目标是要把发展中国家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成为其附庸。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从一开始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他就讲“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力。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P3）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在对外交往中“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3］（P347），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5.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观。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有积极参与才能发展自己。但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其根源就在于当今世界存在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旧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团结起来，一方面通过“南南合作”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又利用西方国家依赖世界市场的一面，通过“南北对话”，坚决斗争，迫使发达国家作出让步，逐步达到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的，从而减少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世界经济的同步增长。

6.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和平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外在要求。邓小平通过对经济全球化主客观性的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思想，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要以和平为前提；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要以发展为归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成为历史前进不可逆转的潮流。世界经济越发展，各国之间互利共存的依赖性就越强，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滚滚向前的两个车轮，带动着经济全球化向着终极目标迅跑。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全球化与第三世界［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