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京派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完成了对京派文学理念的传承和发展，将文学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其自身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蜚声文坛，取得重要成就。汪曾祺众多小说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选取都散发着原始质朴的人性光芒，人性之美共同构成了和谐美的世界。这种人性美的书写形式中蕴含着“散”的美学，小说中蕴含平淡隽永的风格和古朴明净的语言均体现出独特的散文化审美价值，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美学意蕴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直到80年代以来，随着《受戒》《大淖记事》为主要代表的作品“横空出世”，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不断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文坛上独具特色的鲜明存在，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研究。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刚刚开始重新回归传统，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特征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新世纪以来，汪曾祺的小说研究达到顶峰，众多学者抛开文本的思想内涵，从时代背景与情感经历出发，使汪曾祺的小说研究更为细致和独特。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学界陷入对汪曾祺小说研究一致性的困境，打破这种停滞趋势，需要更近一步挖掘小说的内在意蕴，探索新的小说延伸空间。作为京派最后一位作家，汪曾祺曾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始终闪耀着对人性的关怀，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汪曾祺以其自身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创作实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在文学界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就其数量不多的小说来看，每一篇都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本文主要从短篇小说的整体维度着眼，进一步挖掘小说整体展现的审美意蕴。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并且受到京派鼻祖废名等京派作家的影响，因此众多小说作品体现着京派小说的整体风格特征。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描绘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湘西世界”，那么汪曾祺的小说便展现了一个独具江南风情的“苏北水乡”。小说以苏北水乡为主要题材，许多以故乡高邮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中蕴含着质朴人性美和人情美，其中包括民间工匠的坚韧刻苦，邻里乡亲的互帮互助等。汪曾祺由于受到京派作家废名、沈从文、凌淑华等作家的影响，对儿童的描写始终都有着关怀的视角，许多小说中也体现了孩子们的童真与欢乐。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发展，京派作家对此有着现代性的独特反思。汪曾祺也不例外，小说逐渐开始对审美现代性进行反思，早期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小说创作后期，汪曾祺的小说追求充满和谐的美丽家园，描绘出了一个至真至美的世界。汪曾祺的人类关怀视角贯穿始终，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人性之美的赞扬，同时从形式上来看，又体现着“散”的美学特征。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不刻意追究矛盾的冲突，优雅诗意的小说语言描绘出一幅幅乡土风俗画，展现出一种平淡、隽永、清新、优雅的文学风格。从文体上来看，汪曾祺的小说打破了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界限，散文化的美学特征营造出无限的意境之美，为读者留下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这种“妙境”的构成来源于“留白”的艺术手法，从平淡之中挖掘小说的深层次内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学意蕴。

一、“性灵”之美

作为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几乎所有小说中饱含着真情实感，以及自身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他在《关于〈受戒〉》中写道“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2］126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汪曾祺，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之上，又深刻地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性之美始终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乡土民俗中的人性美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题材中描写故乡高邮的景色及其人情最具独特的风格，该乡土小说系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轮美奂又极具人情味的苏北水乡，也被人称为“汪味小说”。故乡是每一个游子魂牵梦绕的梦，让人走到哪里都久久不能忘怀。在离开故乡之后，他曾说过“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乡的风土人情，家乡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2］193现在看来，故乡所赋予他人生中最大的写作财富。汪曾祺“以民俗为纸，风情为墨，将家乡所见之景，融入厚重的文化底蕴，越是平常和普通，越是组成生活的不可或缺。”［3］20创作中众多独具乡土民俗特色的小说系列。《大淖记事》小说中开篇的前三个小节均是对整个大淖区域的春夏秋冬四时之景的描写，还有以沙洲为两条河分界线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各具特色的居民，在此大淖孕育出人们的性格是坦率而自然的。许多靠肩膀吃饭的多半便是“挑夫”，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以此为生，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可以开始挑担，他们不怕困，不怕累，有坚韧的吃苦精神。此外另外一种生存方式是以打锡器为生的“锡匠们”，他们也是大淖地区的一股团结向上的暖流，他们都很讲义气，很正派，拥有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最令人感动的是十一子和巧云之间的质朴无华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山盟海誓，他们最后虽受过伤害却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十一子为了巧云甘愿受打，巧云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也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小媳妇。《受戒》讲述的是发生在庵赵庄里小和尚明海受戒的故事，在途中与船家女儿小英子相遇，他们之间由此开始产生情愫。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有着纯净的感情，让人感觉到人性的纯真与美好。荸荠庵中没有清规与戒律，和尚也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会在空闲的时间一起打牌，他们的生活也充满着人情味。小英子的家中每一个人也是分工明确，各得其乐。他们都具有非常强的劳动能力，人们互帮互助，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每一户人家都可以彼此换工，民风淳朴孕育了整个地区的美好生活。《鸡鸭名家》中反复出现的两个老人都有着超凡的民间技巧，在村里人的心里地位很高，被誉为掌管鸡鸭的名家。一个是余老五，粗犷高大的人物形象与一丝不苟的掌鸡精神构成强烈的反差，他不惜把全部精神与注意力放在掌鸡的每一个步骤上，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使他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另一个是陆长庚，他是管理鸭子的高手，他掌握了鸭子的所有特性，三百多只鸭子的聚拢也只有他这种大家能够做到。

(二)儿童题材中的童真美

京派作家的众多作品主题都描写了美好质朴的人性，除此之外，作品中其余的主题还体现在对儿童的童真美的赞美与讴歌。他们把视角汇聚到儿童的题材上，最早的京派作家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就体现出儿童的视角，沈从文的《三三》，萧乾的《俘虏》再到具有一颗童心的女作家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集《小哥俩儿》，创作出许多出色的儿童视角的小说作品。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也绝不例外，儿童题材的视角研究也成为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口。《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以田园牧歌的写作方式描绘出小说里四个孩子的无忧无虑，他们共同在充满欢声笑语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又难忘的夜晚。小说以四个孩子的名字为小标题，分别描写了四个孩子的不同性格特点。四个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能够在这样一种田园的生活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孝顺的小吕为了供哥哥和妹妹读书，自己心甘情愿出去干活。作为果园的小工，他尽职尽责，从不懈怠，穿梭于果树之间跳跃的穿着红色球衣小吕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勇敢的少年。老九是一位羊舍的小羊倌，与蓝天山坡河水融为一体，与成群结队的羊群为伴，最后将辫好的羊鞭子送给留孩。年轻的丁贵甲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严格要求自己，踏实肯干，人生理想是当一位军人。小说最后以四个孩子深夜打闹的场景为结尾，与寂静的夜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一起吃山药，一起喝茶，一起打闹，仿佛整个世界里只有他们自己，这样的夜晚是何等的欢乐和幸福。《受戒》里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懵懵懂懂的感情也渗透着儿童视角的童真之美。他们的感情里没有成年人的复杂与残酷，是真实不含任何杂质的纯粹。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崴荸荠，小英子接受戒后的明海回家，明海帮助小英子的姐姐画画，彼此陪伴。两个人之间的所有举动都体现了生机与童趣之感，散发着自然生动的童真之美。《黄油烙饼》中幼时的萧胜拥有一颗明净纯真的心，他与奶奶一起在乡村长大，热爱故乡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直到奶奶去世后他随父母一起生活。在吃到黄油烙饼的时候，他最想念的是他的奶奶，他的瞬间大声痛哭是对现实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抗与愤怒。黄油烙饼是奶奶的爱，儿童最纯真的一颗心转换成对亲人的思念一直没有改变。《钓人的孩子》题目中便以一个喜欢搞恶作剧的孩子命名，汪曾祺以极其简单的笔法，勾勒出一个用钱币坠着线头捉弄人的“小魔鬼”形象，小说结尾表达出对孩子长大成人的担心，流露出对那个时代儿童的人性关怀。《茶干》中连万顺的酱园老板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为孩子们预备锣鼓，点走马灯，给孩子们换蜡烛。《岁寒三友》中陶虎臣的人物形象描写中也体现了对儿童的关怀，他虽然坏了一只眼睛，但依然面带微笑地对待孩子们，与小孩子一起玩耍，很有亲和力。汪曾祺的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均表现了关心孩童的视角以及对童真美的赞赏与讴歌。

(三)审美反思中的现代美

我们从汪曾祺许多小说中看到了质朴的人性美，看到了人类美好的生存家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京派作家的审美现代性逐渐凸显出来，他们对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生活的丑恶、人性的异化表达不满，因此便开始反思进而转向对美的共同追求。京派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的《边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湘西世界，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最原始最质朴的人性美。沈从文另外一系列的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代表作品则是揭露都市社会中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由此看出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在抨击抵制都市化的种种丑态，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世界，进入到审美反思的现代性进程。汪曾祺继承了京派作家的这一理念。这种理念在小说《受戒》中便得到体现，故事发生在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庵赵庄，这里的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爱情是纯真且不含任何杂质的，我们从中看出了人性的纯粹美。明海受戒的荸荠庵里的生活也使人性得到了充分的解放与自由，打破了原始宗教的束缚。小英子所生活的村庄也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生活状态，小说中没有刻意的主旨及矛盾冲突，淡化了故事情节，字里行间均流露出原始自然的人性。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美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与帝国主义侵略之下都市生活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受戒》这篇小说回荡着京派作家的审美现代性思考。《黄油烙饼》中也体现着这样的鲜明对比，“我”在一次会议中，看到了干部和社员们吃饭吃的食物的极大差异，红高粱饼子与黄油烙饼形成对比，抨击干部腐化的工作作风，最后妈妈为“我”做了黄油烙饼，甜在嘴里，却苦到了心里。随着审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外来文学理论对中国的文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发。汪曾祺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文学审美观念发生转变，创作出许多体现意识流写作手法的作品。《小学校的钟声》这一部小说就体现了汪曾祺对于外来文学理论的文学尝试，全篇采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小说《复仇》也是一部意识流小说，年轻的复仇者在去复仇的路上以现代派诗歌表现，碎片化的意识流动和大量的内心独白也体现了这一特色，叙述视角的转变和传统复仇故事的消解均与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通过自身实践与经历，随着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转向对和谐美的建构和追求。汪曾祺赞美和讴歌乡土世界中的人情和人性美，与之相反的是批判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追求构建一个自然与人性相统一的乌托邦式人类家园。无论是小说作品的内容还是从形式来看，汪曾祺的小说都有着审美现代性的气息。

二、“散”的美学

汪曾祺曾在小说序言中这样说道“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4］汪曾祺在继承中国古典文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与创作，形成了特有的文学风格。小说打破了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界限，体现出抒情散文化的倾向。另外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总体风格是平淡隽永的，每一个故事都向我们娓娓道来，简约明净的语言风格又营造出清新的意境，留下一幅幅优美的画卷。

(一)抒情散文化的文体美

汪曾祺曾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说道“至少我们希望短篇小说能够吸收诗、戏剧、散文一切长处，而仍旧是一个它应当是的东西，一个短篇小说。”小说以一种新的视角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定义，将小说、散文和诗歌结合起来，构成一种抒情散文化特征的文体美。汪曾祺的小说不追求完美的结构，自然无形的这种结构贯穿整个小说，他将“小说发展的轨迹勾画为从重情节到情节淡化［5］34”，小说所开创的整体和内在结构也是别具一格的。小说中没有鲜明的典型人物、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情节和深刻尖锐的矛盾冲突。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将传统与现代逐步融合。文学创作都与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和写作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曾祺从小学开始便一直接受传统的家庭教育，文学家苏轼如行云流水不受束缚的写作观念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十分欣赏归有光以及清代桐城派的散文。所以我们从中看出汪曾祺的小说中不断渗透的是散文的痕迹。不仅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外来文化思潮和西方现代派的写作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创作。小说《复仇》是作家早期小说创作中非常独特并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复仇》创作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作者以此开始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最初试验。这篇小说颠覆传统复仇小说的主题，小说中体现的主题则是对复仇的消解，复仇者的任务变成了寻找手臂上的蓝色名字，最后认识到自己与仇人其实代表的是同一个身份的人。小说文体又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定义，将小说、散文和诗歌互相融合，加入小说文本中。构成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复仇者与叙述者的视角不断转换和交融，产生了一种即时的抒情性，展现了散文的抒情倾向。复仇者的意识流动贯穿整部小说，年轻的复仇者在去报仇的路上的姿态在小说中以大量的诗歌来展示，这种碎片化的意识流动构成了小说具有抒情诗化的文体特征。《受戒》以一个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朦胧胧的爱情为纽带，没有激烈的人物矛盾冲突，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没有华丽的词藻，字里行间流露出质朴原始的充满爱与美的乡土世界，平淡之中书写出了人性的至善至美。

(二)平淡隽永的风格美

汪曾祺认为散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是一种意境，因而这种平淡隽永的风格中有着意境所散发的巨大魅力。小说具有抒情诗化的倾向，不注重故事和人物，营造的是一种意境之美。意境之美由虚境和实境构成，在情与景之间交融产生，众多小说作品均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在汪曾祺43年前的旧梦《受戒》中描绘了一幅幅乡土风俗画，宁静的庵赵庄，古朴的菩提寺，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懵懵懂懂的爱情，展现出一个美轮美奂又充满人性与和谐的诗情画意的桃源世界。汪曾祺的小说都融入了作家自己真情实感的流露，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有的故事都贴近真实生活，在平淡之中娓娓道来。《故乡人•钓鱼的先生》中描写高邮突如其来的巨大水灾，王淡人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这个奋力救人的人物形象便是以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为人物原型。汪曾祺在小说中追求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这种真情实感展示出这种不修装饰的平淡隽永的风格美。这种意境的产生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绘画艺术中的“留白”，这种艺术构成“无字处皆成妙境”，“留白”是指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画的艺术特色，国画中的留白简单来说是指颜色的有无来体现，那么在小说中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小说中留白的深层意义是给予读者无限的想象力，营造一种无穷意味的氛围，让人流连忘返。《大淖记事》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不惜大量笔墨描写大淖地区的风土人情，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才出现故事的十一子和巧云，两个人之间才有了交集。正是这种大淖地区的地域风貌和水的特性才孕育出两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体现出人性散发的光芒。如《受戒》的结尾也借鉴了这一“留白”的艺术，小和尚明海对英子开始产生情愫转向了“脚印”，小说的结尾没有描写两人之间如何度过幸福的生活，作者把这种视角转向了一片芦花荡，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来填补这样的空白，故事也就在此留下了无穷的韵味。汪曾祺还善于在冲和平淡的小说中挖掘深层意义。《陈小手》的结尾也有这样的体现，小说最后看似一切故事都结束了，可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妇产科医生陈小手奋力拯救难产的团长太太，最后团长在送行这位救命恩人之际，一枪将陈小手毙命，封建思想及文化对人性的残害根深蒂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结果的深刻内涵，从平淡之中体会深层的意义。

(三)简约诗意的语言美

汪曾祺被誉为语言大师，他认为小说的语言和内容是相互依存，不可剥离的。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风格继承了京派作家语言的简约、古朴之美，又在此基础之上，经过不断实践，在语言文字上反复斟酌，构成了行云流水般的流动美。正如孙郁先生这样评价其小说语言“汪曾祺的遣词造句都是很规矩、讲究的，是有经营、有设置的，看似很随意，其实暗含机关。”［6］9首先表现在小说语言的诗意美，如《受戒》中结尾一段的描写“芦花才吐新穗，发着银光，软软的，像一串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7］343这里把芦花刚吐出的新穗比作一串串丝线，一枝枝蜡烛，生动形象的使我们进入了一个诗情画意的世界，组成了这幅看似静态实则为动态的芦花荡风景画。句子多以五言和七言短句为主，句与句之间几乎没有连接词，诗意之美跃然纸上。此外作者将中国传统文言文与民间的口语相结合，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民俗口语，贴近民众生活，展现出质朴简约的语言美。小说中多处引用了故乡高邮独具地域性特征的民间歌谣，如《受戒》中“姐和小郎打小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7］329这样一首民间歌谣给人一种活泼和语言的跳跃之感。《大淖记事》结尾十一子与巧云之间的对话之间展现语言的朴实与明净，“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简单朴实的口语化语言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小说语言更加地亲切和生动。许多短篇小说语言中又蕴含着节奏感和流动美，汪曾祺不仅能够合理地把握语言的炼字析句，他还极其重视文字的凝练，句与句之间的关联，字与字之间的跳跃。如《羊舍一夕》中对鸡鸭猪是这样的描写，“有很多鸡，都一色是白的;有很多鸭，也一色是白的。风一吹，白毛儿忒勒勒飘翻起来，真好看。有很多很多猪，都是短嘴头子，大腮帮子，巴克夏，约克夏。”［7］222除了具有很强的口语化和律动性之外，每句话都极其简约，都由六七个字节组成，使我们从简单的文字中体会深远的语言韵味。

三、结语

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通过自身不断的实践与探索，越过重重坎坷与困难，为大众呈现出平和从容的人生态度。汪曾祺的小说书写又无处不体现着京派作家的痕迹，吸收众多京派作家的写作手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小说的题材内容中展现了爱的主题，挖掘普通民众的人性之美，关注孩童的童真美，又具有审美意义上的现代化反思。“散”的艺术特色带给读者平淡、闲适、恬静的感觉，这是一种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留下淡远的心境。小说的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含蓄隽永的美学意蕴，汪曾祺的小说始终如春风与清泉一般沁人心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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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津含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