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明威的创作特色

海明威是20世纪世界文坛极具个性的作家。他孤独、困惑、悲观和勇敢的个性特质直接影响着他创作思想的形成，体现在他的价值取向上。作家的个性特质对其创作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其中包括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表现形式、人物的刻画、文体风格等等。就孤独、困惑、悲观、勇敢的海明威来说，因自己的个性特质和对世界所持的否定态度、对人生所持的怀疑态度，决定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过程，详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题材选择的主观色彩从创作题材的选择来看，海明威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是同他的个人经历和个性特质相联系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海明威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从他的5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有的和没有的》、《过河入林》，到以《杀人者》、《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的雪》为代表的50多篇短篇小说和唯一的剧本《第五纵队》，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是带着一颗孤独的心，困惑的目光，用勇敢的性格去揭露现实的黑暗，去刻画那些面对失败而奋斗不息、身临险境而视死如归的硬汉。难怪我们从《老人与海》的开头“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这句话，就听出了海明威的孤独、勇敢之声。

1.2文学形象的自我展示从塑造的文学形象来看，其个性特质对创作的影响，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迹象，那便是海明威胜利的艺术形象身上都带有其本人自我形象的影子。就中央人物而言，海明威绝大部分的小说，几乎都在塑造一个独特的形象，那就是以不同面貌、不同身份出现在不同篇章里的男性主人公，即带有很强自传色彩的文学形象。

1.3创作风格的显隐结合英国小说家、短篇小说研究者赫·欧·贝茨说海明威的小说创作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1〕。受其个性特质的影响，海明威的语言简洁精练，口语化，很少用形容词，不靠修辞手法，习惯用短句子或并列句。使用这种十分单纯的文体本身就是一大革新，一种勇敢个性的客观体现。换句话说，就是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趣味和嗜好，有目的地吸取前人的经验，形成独特显隐结合的文体风格。

2海明威作品的价值取向分析

2.1伦理观念在海明威的文本世界里，“海明威本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反思硬汉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失败、外在于硬汉的他者生命（包括自然、女人）的存在价值与硬汉的主体价值的关系等问题”〔2〕。从海明威本人和海明威创造的文本世界中，可以断定海明威既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个体、富有主体英雄情结的男子汉，又是一位富有自然生命伦理的作家。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个体、富有主体英雄情结，使他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不断迷惘、困惑。一方面夸耀自己在战场上的辉煌，一方面用整夜开灯的方式来驱逐对死亡的恐惧；一方面老人80多天未捕到鱼仍保持出海，一方面老人把未获得胜利果实的原因归究于出海太远。就是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主体优先意识、热爱生命的伦理价值理念，促使他文本中的硬汉在守护自己主体优先意识的同时，又超越并升华了这种意识，加入到一个广博的生命伦理价值的探寻之中。

海明威通过硬汉的生命价值所探求的生命伦理范畴已超越了西方传统的主体优先伦理的单一性和狭隘性，而正是这种狭隘、狂妄的主体优先伦理，使得个人价值要么迷失于欲望之中，要么沦陷于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丧失而导致的尔虞我诈、相互隔阂之中。《老人与海》中，在老人与孩子、大海、大马林鱼、大鳌鱼的相处中，读者看到了一种更加开放、拓展的多元生命伦理存在。可以说从老人钓到大马林鱼为起点，到老人失去大鱼，实际上是海明威与桑提亚哥一起进行了一次关于生命伦理的质问、反思和探寻的过程。起初，老人把船划到很远的地方，并在天亮前投出所有诱饵。不言而喻，老人的行为布满自信，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带有主体价值优先的自信。当带着这份自信同鱼搏斗时，一边惊叹大鱼之美，一边又不断反思他和大鱼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现实性关系，为自己杀死大鱼寻找借口。一方面，他认为鱼是他的兄弟、他的朋友，生命如此漂亮的鱼谁都不配吃它；一方面，他又意识到打鱼是他的责任，他必须弄死它。既然老人和那条漂亮的大鱼是朋友、兄弟关系，那么，生命伦理价值到底指向鱼还是指向人?老人反思的结果是“：我不在乎谁害死谁”〔3〕。从老人的答案中，我们领悟到一种突破人的主体伦理狭隘性的生命伦理，那就是大鱼与人有完全平等的生存权力。然而，生存权力的平等并不等于现实性伦理价值的平等。老人最终杀死了大鱼，但是老人并没有因为主体优先意识得以张扬而骄傲自豪，反而为杀死大鱼而痛苦难过，老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出自己最终失去胜利果实的原因就在：“只怪我出海太远了”〔4〕，毁掉了大鱼和自己的好运。此后，老人就从主体价值优先的狭隘伦理中解脱出来，进入到与狮子同在的甜蜜梦乡。托梦去超越现实性伦理的困惑，去实现与大自然中所有生命共生共存的理想。2.2硬汉形象海明威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冷漠无情的、荒诞的，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是无从解释的，同时也是无法预料的。面对这样的世界，人仿佛被整个世界和社会异化、抛弃，变成一种孤独、痛苦和无目的、被动的生存物。可见，作为一般意义上人的海明威是极度的悲观、痛苦和失望，而作为人性保卫者的作家海明威只是观望，把笔端投向愤怒和死亡的再现上，去揭示“人的本质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意识到世界的荒诞和人生悲观，那么人怎样才能面对现实，应该怎样在现实社会中生存下去呢海明威及其海明威式的硬汉们不断思索和求索这些问题的答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追索，最终他们自以为找到了结果，那便是选择和准则。选择对于海明威而言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因为身处危险四伏的世界，假如人依据自己的意志进行了选择，那么就意味着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意味着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自由。这种选择在海明威作品中表现为面向大自然，选择去过相对独立的生活。如海明威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的选择渔猎，有的选择，有的选择斗牛，有的选择暴力、凶杀等等。在海明威的眼里，准则就是选择之后的行动和行动原则，是包含勇气、尊严、忍耐在内的精神，这些精神使一个处在痛苦、焦虑、绝望中的人成为真正的人勇敢地面对死亡，在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无所畏惧，最大限度地展现“重压下的风度”。至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海明威的选择和准则赋予了生活和生存以本质和本能上的意义。海明威在其作品中，面对生命伦理价值遵循硬汉生存准则这一准则详细说来就是人类优先、主体优先非凡是男性主体优先的伦理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就是遵循“一种留住主体价值和尊严的现代生存方式”〔5〕。在海明威的世界里，当人与大自然对立冲突时，他首当其冲举起主体优先意识的大旗。西方传统观念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央，而世界上的其他一切皆是人眼中之物、皆是人思索和控制的对象。这种主体优先的伦理价值旋律由海明威小说中的那些与命运、环境抗争的硬汉子们一再传唱。然而，硬汉子的存在环境只能是真空状态，硬汉子本身“也只能在文学和艺术的世界里再现其阳刚之美，而经由硬汉子的奋力抗争所实现的人性价值，也只能是相对于超越现实的精神层面而言的”〔5〕。因为在现实层面上，自然界的万物处于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万物之灵长”。《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麦康伯以前胆小如鼠，在两次猎狮中，临阵脱逃，丧失了主体尊严。在他的自尊受到强烈的伤害之后，麦康伯痛定思痛，终于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心理，由一个胆小鬼摇身一变为一个硬汉子，努力恪守男子汉大丈夫的主体尊严，敢于顶着冲过来的野牛脑袋开枪，恰在这时，他的妻子担心自己将被勇敢起来的丈夫抛弃，立刻举枪射死了麦康伯。在现实层面上，面对公牛，麦康伯已寻不到半点万物灵长的影子。在公牛与麦康伯之间，也无主客之分；在精神层面上，麦康伯主观方面想当然地恪守主体优先的意识，视彪悍的公牛为征服的对象。正是这主体优先的优越感，才使得麦康伯脑中的理智天平失去平衡，从而把生命也赌了进去。

在海明威的世界里，当人面对来自他人的对抗和竞争时，表现出主体自由、孤独和相互间的破坏力。以自我为中央的人本主义意识把个体从一切类的本质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每一个生命个体以自由。当然，假如把自我意识放在首位，人的感触理应是自由的。然而，人在感触这种缺乏任何本质界定的自由的同时，又会感触到一种空前绝后的孤独。这种以自我快乐为标准的自由，就不可避免地把别人的生命当作手段和工具，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的手段和工具，也就是说，人既是破坏行为的施动者，也是破坏结果的承受者。由此来看，在主体优先的伦理价值驱使下，任何外在于自我的伦理秩序都失去了约束力，人与人之间必然会陷入互相倾轧、摧残的泥潭之中。“正是这种源自个体生命欲求的相残意识，使近现代西方文明史上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化伦理道德秩序只能在乌托邦世界里发散其眩目的瑰丽色彩。呈现在现实层面上的却是：将博爱的旗帜撕成碎片的伦理灾害”〔6〕。海明威注重到了个体欲望的野蛮与残忍，因此，他将文本中的硬汉子的生命价值，规定在对现实性个体角色责任的理性承诺的范围中。这样处理的结果，使海明威避免了走向要么一味地构筑抽象伦理道德的蓝图，要么不停地诉说残酷无情的个体私欲的极端。军人、斗牛士、猎人等坚守着自己的现实性角色承诺，同外在力量抗争。在为理性承诺的斗争中，体验出了硬汉子的人格尊严。假如再做进一步地剖析，就会发现，硬汉子的生命价值取向虽然超越了个人私欲与某一确定的理性责任，但事实上还是一种追求个人主体价值和尊严在现实层面上一无所获的个人奋斗。

3海明威作品的价值取向形成原因解析

3.1社会历史环境因素解析维多利亚时代，地处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美国，其政治思想和传统意识相对保守，人们固守狭隘的道德观念。但是，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机械化流水作业的普及与之俱来的是一种改朝换代的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这使得在平静年代所形成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非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因此，战争结束后，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一代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意识与信念。

在海明威个性特质形成的过程中，以冒险精神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西方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作用。冒险精神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它不止能够造就叱咤风云的英雄，而且规范着人们置生死于度外、为获得荣誉而冒险、为生存而与厄运殊死搏斗的处世哲学。这种冒险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海明威的心理和行为。非凡是在接触西方悲观主义哲学思潮的过程中，他的以冒险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民族文化心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集中表现在越是悲观、困惑，越要奋力挣扎。也正是冒险精神与西方现代社会哲学相结合，不断强化、稳定、发展和完善海明威硬汉的和中年正视者的心态，表现在心理和行动上一方面痛苦、一方面抗争，也就是说，既弱，又强〔7〕。

1921年，海明威对现实已经感到强烈的不满，对传统的理性持怀疑态度，感到前途渺茫，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唯意志主义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并终其一生像叔本华和尼采一样，进行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价值的思索。海明威认为人生是一场悲剧，人生是痛苦的，痛苦是无法解脱的。孤独感和失败感是海明威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绪。从他的第一部作品《我们的时代里》（1924）到他的遗作《海流中的岛屿》（1970），他的主人公都是孤军奋战，逃不出失败的影子。30年代以后，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失败和孤独之外，增添了勇敢、坚毅的品格，鲜明地反映出海明威个性特质“内”的孤独痛苦和“外”的刚强执着〔8-9〕。3.2作者个人经历因素解析任何一个人价值取向的成因都可在所处时代、生活经历中找到。海明威1899年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母亲是一名信仰宗教、有一定艺术修养的妇女，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从小就培养了海明威对文学、艺术和运动的爱好。在打猎、钓鱼等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使海明威深刻领悟到用勇气捍卫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必要性，造就了海明威勇敢和自尊的性格和心理；跟随父亲去印地安人居住地出诊时对死亡的感性认识，却构成了海明威内心深处的困惑、悲观意识；童年经历以及从中所获得的深切感触，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第一手的材料，也使他从骨子里对生活中那些类似八股的礼节，感到十分厌烦，同时，更为他以后的复杂个性形成埋下了种子。

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在部分激进分子的煽动之下，以“志愿者”的身份，当起了美国红十字车队的司机，开赴意大利战场。战争是无情的，时时笼罩着的是恐怖和死亡的气氛，战场上的拼杀厮打、死亡痛苦将他的棱角性格和昂扬斗志磨得无影无踪。战后，海明威虽然从国外载誉而归，但是胸前闪闪发光的勋章却怎么也无法驱除镶嵌在心底的迷惘和惆怅。他始终未料到墨守陈规的家庭依然得去面对，自己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创作也无法如期开展。于是，他与家庭、社会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冲突，他感到更加痛苦和苦闷，并患上了失眠症。当时代前进的步伐进入到三四十年代，随着各地反法西斯运动的不断深入，海明威固有的战争观念受到了震撼，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正义的战争，值得人们去战斗、去献身，能够为正义的事业去斗争、去牺牲是无尚光荣的事情。于是，他更加清醒了，他将笔锋触及到主动报名参与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青年自愿者乔丹（《丧钟为谁而鸣》主人公）身上，他“没有迷惘的悲观情绪，而是视死如归，不惜牺牲，相信民主主义一定能战胜法西斯主义”。（上接第42页）言，外因只有通过主观因素才起作用，这个主观因素除了包括精神状态、美学思想外，主要是指原有的个性特质，而原有的个性特质又在社会背景的客观因素制约影响下，发展、完善并生成新的个性特质。因此，从时代、民族、社会与个人经历几个层面来研究海明威价值取向的成因，目的是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海明威的个性特质，最终触及他的情感和灵魂世界。

［参考文献］

〔1〕姜岳斌，沈建青.国内海明威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1989（4）：134-139.

〔2〕〔美〕杰弗里·迈耶斯.海明威传〔M〕.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44.〔3〕于冬云.对海明威小说的重新阐释〔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6.

〔4〕武跃速.硬汉：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1988（4）：74.

〔5〕于冬云.硬汉神话与生命伦理〔J〕.外国文学评论，2009（2）：44.

〔6〕何小丽.海明威·死亡意识·作家创作〔J〕.社会科学，1993（8）：66.

〔7〕〔美〕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8〕〔德〕叔本华.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9〕〔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