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计量教育收益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定量地证明教育的经济价值。一般而言，随着技术进步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据2011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省人口为4596.6万人，在全省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265.6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385.0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263.1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1994.4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3人上升为577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6563人上升为8376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21233人上升为27480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44768人下降为43388人。［1］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大学文化、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也在大幅度上升。从下页表1中可以看出，云南8个少数民族地州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约占全省这个指标数值的37.95%，具有高中文化的人数约占全省这个指标数值的29.71%，具有初中文化的人数约占全省这个指标数值的37.95%，具有小学文化的人数约占全省这个指标数值的37.94%．其中，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具有大学文化的人员较多，而迪庆藏族自治州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最少。然而，虽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规模增加很快，但是，关于教育所带来的回报却没有准确的统计，对少数民族地区得到的教育收益以及与其它发达地区教育收益的差距没有清晰的说明。实际上，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收益，可以明确其教育的培养目标，为规划教育的投资指明方向，进而分配好教育的各级投资比例，同时也为学校进一步研究教育收益率和教育的经济效益提供基础材料。另外，通过教育收益分析还可以了解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份额，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切入点。

二、核心概念及现状描述

一般而言，教育的收益可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收益是指个人投资于教育而增加的收益数值，社会收益是指国家因投资于教育而增加的收益数值。个人收益比较的是不同的私人投资机会，而社会收益比较的是不同的社会投资机会。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个人教育收益。一般情况下，个人接受教育的年数越多，得到的收入就越高。为了客观地分析这一问题，本文引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调查的结果，并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取有关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抽样调查的结果，有所针对性地挑选了有效样本数量130个，样本覆盖地区分别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东瓜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旧城乡等少数民族地区，由此分析了样本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收入变动的趋势。(详见下图1)这里由于2005年样本的收入数据相较于接受教育的总年数差别较大，不便于比较，为了分析的简化，本文对样本2005年的收入取了自然对数值。从图1中可以看出:截止2005年底，调查样本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收入之间大致呈现出正相关的变化趋势，即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只有极其个别的样本属于例外，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收入之间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由此可见，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接受教育年数的多少决定了教育收益的多少，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收益现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年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收益有小幅度增加的趋势，而究其现状而言，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改变，其劳动力供给数量和需求层次呈现出不匹配的状况，导致劳动收益的提高对教育收益的贡献有限。现阶段，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移，沿海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大量西迁，对云南他们看中的更多是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政府给出的优惠政策以及面向东盟和南亚开放的潜在市场。通过这块前沿地带，其产品可以辐射到印度洋周边的50多个国家。例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不但是云南实现桥头堡战略的先行区，而且其瑞丽市则已经成为了国家重点开发开放的试验区。［2］东部沿海产业的进入，虽然产生了新的劳动力需求，提高了劳动力的收益，但是，这种新需求大量要求的却是劳动力富含的基本工作技能和经验，而不是其接受教育的年限。因此，学历的优势也就不明显了，而对技能或职业培训的需求就显得突出了。这样，一方面，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了经过学历教育或者专业教育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当地经济社会实际增加的就业岗位中，需要的却是不经过多少学历或专业教育培养就能上岗的技能型劳动力。因此，新的劳动力需求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收益，但从提升教育的收益来看，贡献不大。第二，横向比较，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不明显，影响了教育收益的提高。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师资力量薄弱，民族教师较少，优秀教师外流严重，专业素质较低，以及教学模式和课程内容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针对性不强等。据统计，云南省小学尚有代课教师的县还有95个，其中学历合格率达到90%以上的县有54个，占56.8%，最低的德钦县仅为14.3%;“普九”县中有初中代课教师的为63个，其中13个县学历合格率未达到80%，最低的盈江县仅为28.6%．［3］另外，据调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闲暇时间主要耗费在看电影电视、阅读书报或玩耍等活动上［4］，并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用于职业学习。这些导致了中小学教师的素质长时间停留在低水平层面，其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提高，使得很多学生不能进入更高的教育层次继续学习，严重影响其受教育的程度和年数，这又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今后工作或生活的区域以及从事高收益工种的可能性。如此，就从总体上拉低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收益。第三，性别差异的存在显著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收益。事实上，在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能够给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提供的工作机会有着巨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在就业上的优势有一半被抹杀了。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男性居民如果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往往有更大的可能性进入政府或是公司工作，得到更好的报酬收入。例如，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才市场网2011年5月10日的《人才市场招聘信息》(总第251期)显示，当期提供的需求岗位数量共计998个，其中，未明确性别岗位的为750个，明确男性岗位的199个，明确女性岗位的49个。［5］在这里，明确需要男性的工作岗位数几乎4倍于明确需要女性的工作岗位数。而在没有明确性别岗位的数量中，大多数岗位其实还是偏向男性的。因此，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工作机会而言，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男性居民的优势是强于女性的。这样，女性受教育所获得的教育收益就被降低了。第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接受基础教育的教育收益远远高于接受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收益。对于这个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云南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省区之一，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更低，这导致该地区的青少年上学机会较小，从而让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劳动者边际劳动生产力较高。其次，云南的教育资源配置与其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需求存在严重的不协调，这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进入高校的门槛，造成大多数学生只好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就开始就业，并通过就业经验的积累来得到更高的教育收益。再次，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迟缓，市场流动性很差，所以劳动力的流动性也非常缓慢，能给大多数劳动者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在普遍缺乏竞争和流动的情况下，个人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不能得到实现，因此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虽然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但却不能给受教育者的个人收入带来应有的优势。［6］

四、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收益的途径

第一，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西进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需要适应来自不同行业的用工需求，解决好自身教育资源供需之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为更多的大公司去寻找更好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为了提高教育收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充分发挥自己劳动力人口众多的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提高劳动力就业的竞争力，在扩大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深度开发培训教育。首先，应立足传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职业培训教育。这既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需要，也是拉动地方就业的有效措施。技能型的培训教育具有一种外部收益。这种外部收益是一种非市场化的、非货币性收益，主要是给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成员在精神满足程度、家庭生活、经济理性、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收益。［7］其次，应多引进那些决定教育收益比较优势的教育项目和模式，通过对其关键要素的吸收，并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创新，以此保证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收益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迫切需要提高其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此带动个人和社会的教育收益。应当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竞争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对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加快其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以及知识体系的更新，同时也要注重提高第一线教师的学历水平。对于这部分教师而言，教育收益发生在继续教育的过程中。但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其教育收益不仅只表现在受教育者本人，教师所在单位、组织机构甚至整个当地社会也都会有所收益。应大力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待遇，防止优秀教师外流，同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青年教师到贫困山区、到基层、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经受磨练、增长才干并贡献力量，促进更多的教师投身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此外，应鼓励教师注重专业技能的提高。它不仅可以为教师带来更多的职业收益，更为主要的是，它能为受教育者带来良好的心理品质以及行为、思维习惯等方面的直接收益。［8］

第三，由于城乡差距、户籍制度和性别差异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收益的影响比较显著，所以，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体系，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劳动力的流动，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移民工作，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并建立一个让少数民族地区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拥有相同工作机会的机制。此外，还应该增强少数民族对教育能带来较高收益的认知，提高他们接受教育、投资教育的热情，促进更多的学龄少数民族儿童入学。

第四，应该大力增加对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投入，以此提升其教育收益。要加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除积极引入政府划拨的资金外，还应以优惠政策和良好的行政服务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这样，才可能与迅速增长的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需求相适应。

第五，针对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迟缓、劳动力流动性很差的现象，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项目，这是拉动地方就业、提高教育产业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还应多引进具有先进管理理念的企业，大力消化和吸收其发展研究、咨询、教育、培训、规划和设计等智力要素，探索企业发展的新兴模式，提高企业员工对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需求，以此提升相关的教育收益，促进教育行业的深度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