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市场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宿松县部分农民进行农业保险问卷调查，分析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并提出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建议。【关键词】农业保险市场失灵政府支持农业保险是通过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农民，以合理计算保费的形式对种植业、养殖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补偿灾害损失的一种有效工具。然而，农业的弱质性使农业保险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即纯商业化运营——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维护的农业保险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本文结合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农业保险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以寻求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一、问卷调查情况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黄梅县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总人口约1500人，计400余户。全村耕地面积约2000余亩，土地肥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250天，每年平均温度16.6℃，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在中部几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选取该村开展此次农业保险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关于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购买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被调查的农民90%知道或听说过保险，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的占30%，认为有必要购买保险的占40%，只有15%的农民能看懂保险条款。60%的农户认为保险费负担过重，真正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户只占20%，加上民政部门购买的养老保险也只有30%，其中为农产品、农具投保的为0%。而在投保的30%人群中，有45%是被迫购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和民政部门的养老保险），80%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得到及时的赔偿。这说明该村村民的保险意识很弱，而且保险负担较重。在问及“您的庄稼或者家禽遭到损害时，你会”的问题时，有80%的人回答“自己承担”或“听天由命”，10%的农民回答“靠国家救济或集体承担”，靠亲朋好友的为10%。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以发现，该村购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很少，购买农业保险的则为0%。这说明农业保险机制没有深入到该村村民心中，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非常淡薄。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1、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指被保险人由于参加了保险而放松对风险的预防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做了手脚，而保险人却难以了解。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被保险人对于土地的产出能力和风险状况等信息比保险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们实际风险水平的费率，从而导致保险效率的降低。在具有一般程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标的物中，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发生。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其标的具有生命性且标的价值会随着生长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且农业经营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时，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农民对于农业风险以及土地特质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要比保险人多。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实际保险损失率过高，在按照损失率确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当保险费率高到超过农民自己分散风险的成本时，市场失灵就会发生。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8.46亿元，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到1元，而养殖业保费赔付率竟达232.2%。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逆向选择的结果相吻合，即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导致农险市场萎缩。[1][2][][]2、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则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整个社会；相反，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会波及整个社会。投保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但无论是保险人还是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就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农业保险市场必然失灵。3、农业风险区域性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6个气候带。这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强，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很高。三、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须由政府来提供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既应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场的灵活性，并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1、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政府首先要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各级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相关责任和利益，避免各级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随意性。其次，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保险机构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减免。对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应为60%～100%，因为这类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创汇能力强、投入成本高。对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为40%～60%，对此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少了农业保险机构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补贴过多则涉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问题。房屋、机械及个人医疗、责任、意外伤害和养老保险应发挥“以险养险”的功效，其补贴值为40%以下。此外，应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也可与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设立地方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2、实行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民直接进行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直接对农民进行保费补贴，把农民推向保险公司，将使需求曲线上移；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补贴，使其获得必要利润，将保险公司引向农业，供给曲线下移，供求曲线就会相交。“以险养险”特许农业保险人经营一定范围的农村险，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3、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难以发展。再保险的形式多样，国家政策农业保险公司应为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可以从县、市及区域性的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分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恰恰反映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和保险公司坚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就可以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参考文献】[1]张跃华：1935年以来中国农业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农业经济问题，2006（6）.[2]钱建娣：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突出矛盾及解决途径[J].金融与保险，2006（3）.[3]冯文丽：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与制度供给[J].金融研究，2004（4）.

农业市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均衡；宏观调控

1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表现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仅1950—1959年间就经历了开办、暂停、恢复、停办的曲折过程。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险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总量上的非均衡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总量的非均衡表现为潜在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即“需求不足”与“供给短缺”并存。

（1）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需求在此指农民愿意并有支付能力购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所需保险服务的总量，即对种、养两业保险保障的有效需求。农业保险需求水平取决于农业风险，农民的收入水平、保险意识、保险费率等因素。

对农业保险需求，一些学者利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如Serra（2003）。由于受收集数据的局限，本文用农业保险实际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来说明我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从1990-2007年，农业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最高为2.57%，最低为0.49%。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说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

（2）农业保险供给短缺。

农业保险供给是指保险人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农业保险服务总量。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等因素。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再加上农业保险较高的经营管理费用，许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1996年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高赔付率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农业保险市场虽然巨大，但各商业保险公司都避而远之，不愿经营，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处于日益萎缩的困境。

1.2结构上的非均衡

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其市场结构庞大而复杂。

农业保险市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其组成通常包括政府、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农户四个组成部分。政府向农户、保险公司分别提供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这主要是由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所决定的。再保险公司的功能主要在于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通过再保险，可以将特定区域的累计风险责任，向区域外转嫁，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系体还未真正建立，一方面缺少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再保险机制并不存在。因而形成了一个“跛形”的农业保险市场体系。

2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运行的调控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农业保险市场一直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运行的，市场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既然非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任其自行发展，还是要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一直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严重分歧。

2.1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控手段

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调控特点和作用。

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一般包括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投资等手段。用经济手段调控农业保险市场，就是国家政府利用补贴、税率等经济杠杆来直接或间接调节和控制农业保险市场。

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极为必要。对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权力量，运用各种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运行秩序，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一种方法。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农业保险市场的方针、政策、计划和规划，采取行政命令和指令等形式，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方法。例如上海安信在成立时，保监会就规定了其经营范围：除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外，还可以经营包括涉农财产保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保险等。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地比例不得低于60％。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保险的供给量。2.2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应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法律手段并行的调控措施。

（1）经济手段的应用。

①财税手段的应用。

第一，财政收入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对农业保险机构实行税收优惠。为体现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鼓励，减轻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可以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制度，如对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减免营业税；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免所得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允许经营主体在税前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从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财政支出方面的措施。其一，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控制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削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低效支出，将其用于增加农业保险方面的开支。其二，改变以财政救灾、支农的主要传统方式，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了农民对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可以减少以往用于灾害救助的救灾款支出，将其转用于资助农业保险。

②金融手段的应用。

第一，加快农村金融深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逐步放松对农村金融的严格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依据市场需求程度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同时建立多样化经营主体，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刺激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

第二，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信贷支持，以增加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承保能力。如果此类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因经营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亏损，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用于赔款之需。

第三，促进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最近，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由于金融和技术的创新，产生了许多新的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巨灾债券、气象指数、区域产量指数等。

（2）行政手段的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农业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太一样。商业保险的运作一般依赖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推动其发展，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它的运作需要运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如行政手段等来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也开始尝试着利用行政手段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行政手段在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还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法律手段的应用。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应用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手段贯穿于调控的全过程。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时，各国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规范其制度和行为，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农业市场范文第3篇

这里主要分析期货市场发展以来对加工企业的影响，由于加工企业涉及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等多个环节，单个分析容易出现因素考虑不周全以及其他无法量化指标的影响，从而会造成得出的结论与实际不符的现象。因此，这里主要选择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两个指标，从整体上来分析期货市场发展以来对加工企业的综合影响。对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两个指标做差分处理，然后分别考察其标准差在1993年前后的变化情况。，1993年后，也就是期货市场正式建立之后，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的变化量幅度明显上升。检验结果表明，小麦期货成交额是2阶单整，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都是1阶单整的序列，因此，小麦期货成交额（E）与全国小麦收购量（SG）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小麦期货成交额（E）与全国小麦销售量（XS）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全国小麦收购量（SG）和全国小麦销售量（X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时间序列E与SG、E与XS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得出小麦期货成交额（E）与全国小麦收购量（SG）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小麦期货成交额（E）与全国小麦销售量（XS）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分析可知，期货市场的出现加大了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的变化量的波动性，但小麦期货成交额与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都不具有长期均衡的关系。

期货市场发展对小麦业波动性的影响

这里主要研究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对小麦业波动性的影响。所采取的方式为：对小麦农作物近30年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做差分处理后分别考察其标准差在1993年前后的变化。标准差能表明数据的波动状况，标准差越大则波动越剧烈，风险也就越大。差分可以消除趋势性，得到数据的变化量。1993年我国正式开始期货交易，因此，这里选择以1993年为界线，对比此前后的变化。1993年后，也就是期货市场正式建立之后，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它们的波动性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显著增加了。1993年后小麦的相关数据波动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更加剧烈。表现在图形上就是：1997年到1999年间，小麦总产量变化量超过之前的任一两年间的变化量；对于小麦种植面积变化量，在1993年之后的变化幅度也大于1993年之前的。

期货市场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这里主要分析期货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此选择两个指标，一是成交量，二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成交量可作为期货市场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成交量越大，说明此市场参与度高、信息流通广、流动性强，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就越大，这里选择小麦期货的年成交总额，数据取自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对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这里选择河南省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取自于《河南统计年鉴2010》。

（一）相关关系通过Eviews5.0得到河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小麦期货品种成交额之间的当期相关关系为0.561458。

（二）协整关系首先，对收入和成交额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仍然采用ADF检验。河南农民收入是2阶单整，小麦期货成交额也是2阶单整，两者是同阶单整，因此，河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我国小麦期货成交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是时间序列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接着对两个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根据P的值，可以看出，成交额不是农民收入的原因，农民收入也不是成交额的原因，即河南农民收入与小麦期货成交额互相不为因果。运用EViews5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Y=1914.316+0.171379E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小麦成交额（E）前的系数很小，可以认为其对河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改变只能作出很微小的解释，即对河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十分微小。

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对小麦种植业的启示通过对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对农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存在对我省小麦种植业的启示。第一，从优质小麦种植面积与小麦期货品种成交额之间的关系来看，两指标的相关关系为0.533772，但不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内不具有均衡关系，但根据线性回归分析，优质小麦种植面积会随着成交额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对期货合约及交割标的物标准的设置来引导农户对不同小麦品种的选择。第二，期货市场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小麦期货品种成交额对河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十分微小。主要原因应该是目前我国农户参与期货市场的很小，甚至很多农户对期货市场都不甚了解。

（二）对小麦加工业的启示通过分析，自1993年我国期货市场正式成立以来，全国小麦收购量和全国小麦销售量的变化量幅度明显上升，并且根据我国小麦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绩效的计算结果，我国套期保值功能发挥的作用很低。而对于小麦加工企业来说，它又同时面临着小麦原料和小麦加工品两个价格波动的风险。基于此，可以列出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绩效很差，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做套期保值会有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在做套期保值时慎重选择套保合约。第二，由于在我国期货市场上只有小麦原料期货合约，而没有关于小麦加工品的期货合约，因此，即使加工企业选对了套保合约，对冲了小麦市场价格的风险，但仍然面对着小麦加工品市场价格的风险。

农业市场范文第4篇

在漫长的农耕中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曾是被千万遍赞颂过的美好景象。那时，粮食就是财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人笔下的开元盛世是何等的富庶和殷实。然而，现在的情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果实并不直接等于通用财富，我们未必能看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农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在市场化条件下，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传统的勤快和懒惰，似乎已不是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们或贫或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带给农民的并非总是福音，实际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市场主宰农民，而不是农民主宰市场。对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社会化的大市场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对接问题已严重地困扰着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其实，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基本上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粮食生产一度出现了下降，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3年连续增产；而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已经稳定了下来。从供求两方面的变化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总体过剩的情况在加剧。相应地，农业的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各地的实践看，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媒体报道，*6年运城市某村*0多亩耕地，有三分之一种了西瓜，但是西瓜卖不动，村民有三分之一的西瓜都倒掉了，卖出去的也只有每亩*元的收入，而投入达300元。西安阎良区有的农民由于菜价过低而用拖拉机将丰收的芹菜翻埋。北京大兴区有农民因为白菜卖不出去而在菜地里放羊。笔者春节回乡，发现因为买不出去，有的地里还有未收的白菜。鄙县农民饲养了4万头奶牛，数年前的市场价格是每头接近1万元，现在降到了不足5000元，全县农民损失超过2亿元。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市场经济波峰浪谷的冲击，对广大农民的利益而言，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巨大威胁。

二、农业市场风险为什么如此之大

那么，我国农业市场风险为何如此之大呢？如果农民兄弟问“明年该种什么？”，是没有人（或部门）能给出准确答案的，而跟着市场的感觉走，听任市场调节，又是靠不住的。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根据笔者的观察，其原因应该说不一而足，择要而言：

1、小农经营具有天然局限性，同时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放开市场和价格是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快变量”，这只需一道政令并在一夜之间就可完成。但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慢变量”。从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的市场经营能力普遍较低，市场谈判能力弱，加之市场交易的体系和规则还不够健全和规范，使得农民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信息并做出决策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和市场均衡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加。马克思当年曾说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一跳”，对于我国农民而言，更为惊险。

2、政府缺乏应对农业生产过剩的经验和控制风险的政策体系。过去我国政府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应对农业生产过剩，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重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种粮的利益，“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价”，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是最低的。但对于占农民收入半壁江山的畜牧业和水果、蔬菜等的生产，基本上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的政策安排。*6年家禽和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则是年复一年地面临着市场风险的考验。

3、全球化给我国农业带来挑战。*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作为加入WTO的条件，我国承诺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我国农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我们超小型的家庭农业经营，要与经营规模比我们大百倍甚至更多的、同时享受着巨额补贴的欧美大农场去一比高低，这必然会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挑战。比如，我国连续数年成为棉花净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递增。*5年棉花进口量增加到257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棉花生产实施了高额补贴，从而造成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低迷，使得国产棉花在价格上无法与美棉竞争。这种情况下，国内纺织企业力争多拿进口配额，纷纷采购进口棉，导致棉花进口规模大量增加，国产棉销售不畅，直接影响棉农植棉收益。据笔者*6年7月在新疆的调查，截至当年4月，新疆收购皮棉180万吨，但销售量不足90万吨，一半以上的棉花还在各类收购企业手中。乐施会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棉花产量在*5年减少约10%，棉农将损失17.2亿元的收入，并减少72万个就业岗位。*4年世界银行出版物《全球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家》（M.AtamanAksoy,JohnChristopherBeghin，*5）指出，贸易完全自由化后中国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与维持乌拉圭回合相比，贸易完全自由化后，在2015年中国农民的损失将达到750亿美元；农业总就业减6.6%，收入下降3.1%；谷物和糖料就业人数减少达26.6%。

三、如何控制市场风险

控制农业的市场风险是农民的迫切愿望，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么如何控制市场风险呢？这里着重谈三点：

1、土地要有规模，农民要有合作。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过去我们经常以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证明小农经营的有效性，但笔者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中看到，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不仅难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民的增收空间有限，而且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瓶颈约束。我们曾经“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这是同志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复讲述的一个观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同样估计不够。必须明确，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无法真正建成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的勤勉和努力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

同时，加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社，壮大并充分发挥农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广“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规范和发展“订单农业”，以期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降低市场风险。

2、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要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推动农产品运销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强农产品低温仓储和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多种模式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形成产、贮、运、销配套服务体系，探索和推广“超市+基地”、“超市+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超市+批发市场”、“超市+社会化物流中心”等经营模式。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国际经验证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适度的垄断，这是提高质量标准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

第二，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加强省、地（市）特别是县乡级农产品生产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工作；加快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农产品信息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提供农产品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提高农产品供求、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

3、建立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国际经验表明，降低农业市场风险，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支持政策体系。我认为，建立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关键是要用足WTO“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增强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完善支持机制。简要而言：

第一，增强力度。资料显示（李显德，*6），*5年OECD国家农业支持总水平(TSE)为3852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12346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49193美元，欧盟为2*0美元，日本为20912美元；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632美元/公顷，欧盟为1815美元/公顷，日本为13555美元/公顷。OECD国家农民的农业总收入中约1/3是来自于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支持。我国曾经很长时间对农业实行了征税政策（即PSE值为负），目前已由征税转向了支持。但总体上讲，农业支持的力度还很弱。无论从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看，还是从国家能力上看，农业支持水平都应该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普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是，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补贴，而我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补贴，所以补贴不起。事实上，农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数量而非农民的人数。发达国家的农民比例尽管很小，但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却很大，比如美国平均农场规模是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的500多倍，其城市消费者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相对人均负担显然更大。

第二，扩大范围。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一要对水稻、小麦以外的种植业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比如，过去7年来我国棉花需求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产需缺口和进口数量不断增大，但国家并没有出台一项扶持棉花生产的重大举措，甚至连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相继取消，因此给予棉花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应当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之一。

二要对畜牧业给予补贴，特别是要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给予重点支持。资料表明，西北地区拥有草地26亿多亩，占全国的2/3，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我们认为，国家有必要实施“西北畜牧业振兴计划”，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先内容。其核心：一是加快西北的畜种改良。西北地区的畜种多为地方品种，既低产，又增加生态压力，与国外差距甚大，应该加快国外良种的引进，加快对当地畜种的杂交改良。中央政府要像实施粮食“良种补贴”一样，对西北地区畜牧业原种繁殖和杂交改良给予补贴，而且力度应该更大。二是加快建立人工草料生产基地。据世界银行估算，新疆和甘肃有46%和48%的草原属于中度或严重退化。另据研究，在荒漠干旱草原区，建设一亩有水利条件的人工饲草基地，一般可以解放、保护40－50亩天然荒漠草场，“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国家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和补贴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西北人工饲草基地建设的投入和对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补贴。

三要对生态脆弱带进行补贴。我国从*0年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国家给予相应的粮食、现金和种苗等补贴，工程受到了3*多万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的欢迎。问题是，即使按照当初设计的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经济林5年），也很快就要到期。工程实施之初，声称到期后可根据农民实际收入情况，需要补多少年再继续补多少年；但这种模糊的说法，很难转化成科学的政策。建议由对农民退耕损失进行补偿转向对农民参与生态维护和保育的补贴，借鉴国际经验，实施专门的生态脆弱带补贴计划。

第三，完善机制。目前我国在“三农”方面的专项资金多而凌乱，且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即使是专门的人士也无法对其有全面准确的了解。这就必然影响到“三农”政策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也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为此，需要尽快编制今后5到10年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预算框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提出一个“三农”支出“三个高于”的笼统原则。

农业市场范文第5篇

1.1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之新的组合”，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引入一种新的产品（产品创新）；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工艺创新）；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市场创新）；获得一种新的原料（资源开发利用创新）；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组织和制度创新）。可见，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就是建立新的生产体系，使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从一种或若干种新设想（或新概念）发展到生产中的实际应用。而技术创新的实施，必然要求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调整及变动；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实现，也总是要求原有市场的深化或者新需求的创造。因此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互动的。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外部利益内部化等，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在技术进步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技术创新需要制度保障、制度激励和制度诱导。同时，技术进步能诱导相应的制度创新。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缺乏技术进步内涵的制度安排即使可调动经营主体经营积极性，也毕竟难以维持持久的生命力[1-2]。

1.2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系统

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从而促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集聚带来直接的“集聚效应”和间接的“基础效应”。“集聚效应”的产生原因如下：第一，生产的集聚意味着资源在特定的区位集中。这有利于产业内形成纵横交错的企业协作网络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从而为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创造条件；第二，生产的集中意味着资金在一定区域里集中，而资金的集聚、固定资产的积累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第三，生产和资源的集中意味着信息和服务在一定的区位的集中，导致信息成本的节约，提高交易效率；第四，生产的集中还意味着人力资本在区位的集聚。间接的“基础效应”主要是指区域经济的一般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可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从而给企业生产活动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一般地，间接的“基础效应”是随着资源的集聚而产生的，而“集聚效应”的发挥又依赖于“基础效应”的扩张。因此，产业集群促进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加快创新的速度[3-4]。产业集聚将使企业加速学习过程，使知识创造和扩散更加快速而高效，强化了知识的“溢出效应”；产业的地理集中还有利于吸引专门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积累人力资本，并强化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从而使整个区域里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溢出效应是与距离成反比的，创新的知识从原创者扩散到产业区里的其它人员，从人力资本要素扩散到其它生产要素，从核心企业到相关企业，从支柱产业到配套相关产业。其报酬递增的作用，产生巨大的聚集作用，吸引区外其他企业迁来。而更多企业的聚集，有利于建立一个区域创新系统，使创新条件更加完善。由此，产业集聚与创新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2对广东陈村花卉产业的实证研究

广东省顺德市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陈村镇为中心的花卉专业市场。陈村花卉专业市场与产业集聚相互促进，形成了包含企业、事业单位（如大学、研究机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的区域创新网络，促进了区内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花卉产业的竞争力。

2.1陈村花卉产业发展概况

陈村镇地处广东省顺德区北部，总面积50.9km2，户籍人口7万多人，流动人口5万多人，素有“岭南千年花乡”和“中国花卉第一镇”之称。该镇花卉种植面积达1500多hm2，花卉种植户超过10000家，拥有大小花场近6000个，2007年花卉产值4.92亿元人民币。这里荟萃了世界名花异卉，花卉种类已由过去以盆桔、盆景、荫生观叶植物为主约2000个品种，发展到传统花卉和时花、仙人球、洋兰、菠萝等高档花卉并举约6000多个品种，产品销往国内和世界各地。花卉出口占据广东花卉出口总量的1/2、内地花卉出口总量的1/4。为推动花卉业走上集约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国际化贸易道路，1998年，陈村镇政府遵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管理”原则，以陈村原有的1200hm2花卉种植基地、已有的花卉企业和每年一届的迎春花市为基础，运用“利用高科技，建立大基地，发展大生产，培育大市场，搞活大流通”的花卉产业化发展战略，成立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投入巨资筹建陈村花卉世界产业园区。陈村花卉世界规划面积670hm2，目前已开发面积400hm2。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荷兰、泰国、菲律宾、港澳台等1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14个省、市、自治区的花卉及相关企业共600多家在园区设立花卉生产、研发、销售机构，引入资金达30多亿元，年交易额近20亿元，是国内目前最大的庭院树、盆景和棕榈科植物的交易市场，有着中国最大的洋兰种苗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年宵花批发和零售市场，占据着广东省花卉进出口70%以上的份额。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部级星火计划项目、全国重点花卉市场、国际盆景园艺赏石交流中心、广东省农业科技园区、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最近获批部级高新技术企业。陈村花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兰花生物科技园、盆景大观园、综合批发市场、佛山古玩城。经营的主要园艺产品有：种苗（种子、种球、种头）、盆花、盆景、观叶植物、兰花、绿化苗木、园艺设施、园艺资材等等，同时还云集有一批园林工程企业和奇石、根雕企业，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在配套服务上，建设了花卉研发、贸易、物流、会展、信息、培训等综合性多功能的服务平台，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快捷的花卉贸易及物流服务、专业化的会展服务、强大的信息资讯服务、高效的花卉培训推广服务，形成特有的多样化优质服务体系。

2.2陈村花卉产业的制度创新

陈村花卉产业制度创新主要有四点：第一，专业市场组织形式的创新。陈村花卉业的发展得到了地方政府积极有效的推动，实现了“企业办市场”、“企业管市场”和“市场企业化”的组织形式创新。由陈村镇政府对建设用地和建设项目进行统一决策、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由镇政府专门成立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对陈村花卉世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开发、招商引资、日常管理和配套服务。一方面避免了小生产分散经营的弊病；另一方面也克服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市场的低效率缺陷。第二，“公司+专业市场+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经营体制创新。陈村花卉世界采用“政府搭台，花商唱戏，带动周边”的经营模式运作。公司经营市场、市场带动农户的“公司+专业市场+农户”的花卉产业化经营模式，十分适合当地花卉业的生产力水平和行业特点，是传统花卉产业现代化的一条好路子。在产业区里，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龙头）主要进行各种配套服务，花卉世界园区内的600多个花卉企业（龙身）主要进行各种花卉产品的生产、营销、进出口贸易，带动了周边的6000多个花场和1万多个农户（龙尾）生产经营。这种模式使龙头、龙身、龙尾各自从事最具优势的价值创造活动，使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达到最大化。第三，从企业内部管理转向供应链管理，发挥中间性组织的优势,实现管理创新。在传统的观念上，企业往往会通过扩大自身的规模或进行前向一体化与后向一体化来获取范围经济，但这会带来机构臃肿，反应迟缓等“大企业病”，增加了组织管理费用。而陈村花卉世界产业配套较完整，企业没有必要进行“小而全”或“大而全”的生产经营，可以把视野从企业内部转向整个产业区的供应链，只选择其中有核心竞争力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环节进行经营，并和上、下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来取得分工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由于园内企业地理接近，可以通过信任和契约来进行合作，整个产业区成为一个大的中间性组织，提高了产业竞争力。第四、创新了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发挥区域品牌的效应。园区内不仅产业链配套完整并得到延伸，同时，还形成了多样化配套服务体系，园区引进了物流公司、包装公司、植物检疫站、进出口贸易公司、公共汽车站，并设立了物业管理部、财务室、宣传部、展览部、旅游开发部、信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职业技能鉴定站、花卉综合批发市场、休闲会所、度假区、大型停车场、展览中心、阅览室等。这样一来，园区附近的中小企业和花农可以获得廉价的公共产品供给。他们在经营上，可以减少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分散了经营风险，享受了区域品牌的效应；在管理上，可以采取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决策迅速、反应灵活，充分享受了分工网络的优势。

2.3陈村花卉产业的技术创新

陈村花卉产业技术创新主要有三点：

第一，技术创新中心的建立与产学研结合。陈村花卉世界吸纳了中山大学、仲恺农学院、深圳农科中心、广东花卉研究中心、美国维生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台湾今日景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有研发能力的世界一流花卉公司进驻，建立科技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由于陈村花卉世界是竞争能力强、带动面广、出口创汇多的花卉业龙头企业，可以集中区域网络内人才、资金、科研设备等资源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技术辐射源，带动区域内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覆盖，广东省科技厅因而在此设立了广东省农业（花卉）科技创新中心，专门从事花卉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成果推广、培训咨询和信息集散等工作，从而在组织制度上、人力资源和资金投入上充分保证了创新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产学研结合。例如：陈村花卉世界与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展“花卉病虫害综合防治研究”、“高档花卉快速繁殖研究”、“金桔抗寒基因转移的研究”等专项课题研究，基本摸清了对花卉危害面积较大的一些主要病虫害（如苏铁灰蝶、兰花炭疽病）的综合防治方法，并通过有关人员现场指导花农提高花卉的品质。今日景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花卉世界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兰花快速繁殖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并取得成功，成为市场的著名品牌，加快了洋兰的国产化进程。国际著名公司美国维生公司带来了新品种开发与种子种苗繁育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