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政治仍然是大国政治，成为世界大国是许多国家孜孜不倦追求的梦想。历史上，许多国家曾经为了成为世界大国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付诸武力。日本历来有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传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精英们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和大国主义路线，希望能够成为和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并逐渐接近世界大国的地位。但是，日本追求世界大国的努力在二战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条件投降并沦为美国的占领地，“世界大国梦”破碎。然而，经济实力的恢复，再度唤醒日本走向世界大国的梦想和意识。但是，日本在走向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不但存在诸如美国制约的国际体系因素，还存在一系列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笔者试图理清制约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论证日本难以成为世界大国。

一、世界大国的定义

“大国”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主题，然而，至于何谓“大国”，符合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世界大国”呢？学界目前鲜见对“世界大国”一词的定义，更谈不上对“世界大国”概念形成共识。事实上至今尚未对其涵义形成一个公认的界定。例如，肯尼迪指出：“大国就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的资格，它必须拥有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中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一次正规战斗的军事实力”。两人都强调了军事实力方面的“大国”。赫德利•布尔则认为，大国应当符合三个标准：政治地位相似，组成具有某种入会规则的俱乐部；军事实力一流；它国或本国的领导人和人民承认该国的某些特殊权利或义务。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应当看其综合国力的大小，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就是大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包括对硬指标（如经济、科技、军事和资源）和软指标（如政治、社会和国际影响力）的复杂处理。按照综合国力硬指标和软指标的构成和所及范围，我们又可以将大国区分为全球性大国和区域性大国。全球性大国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笔者借鉴了上述学者对“大国”和“全球性大国”的定义，认为世界大国不一定要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但必须拥有较强的且不被它国控制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并且能独立地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能够为维护本国的利益而对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日本试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与现状

（一）日本试图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日本“大国意识”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当时日本著名外交官小野妹子在携带给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的“国书”中就说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曾引起隋炀帝之不悦。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追求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明治维新大大地提升了日本的经济军事实力，从而使得日本的大国野心日益膨胀，不断追求对外扩张以提升国家地位的政策。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大国志向得以实现：日本成了国际联盟行政院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真正的“东洋的盟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精英们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和大国主义路线似乎初见成效。20世纪30年代，日本完全走向军国主义并与德、意法西斯结成“三国轴心”，一度使自19世纪以来的传统西方大国英、法、美等处于相对劣势。二战期间，它甚至把美、英、法等逐出了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支那。此时的日本，最接近世界大国的地位。但是，这一阶段日本的大国政策主要表现出以强凌弱的军国主义特点，发动了一系列不自量力且不得人心的战争，遭到了美英等西方大国的严厉打击和被侵略国的强烈反抗。由于资源匮乏以及实力差距，日本最终走向失败，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都沦为美国的附庸。

（二）日本试图成为世界大国的现状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大陆政权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骤然变得十分重要。通过朝鲜战争期间发的战争财，日本迅速恢复了经济。1956年起，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7年超过英国和法国，在1968年又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不过由于日本奉行“一边倒”的“亲美”路线，外交的独立性受到极大损害，70年代以前在国际上并无多大作为。但当7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力超过西欧诸国，同美国的经济科技差距缩小、贸易顺差扩大后，其固有的大国情结受到极大刺激，外交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到80年代终于喊出要作“政治大国”的心声，重新做起了“世界大国梦”。80年代末，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似乎已来势汹汹：经济上日本人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后，又意欲购买象征美国的“好莱坞”，大有一副“购买整个美国”之势；政治上则频频对美国说“不”；在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如电脑芯片方面，某些有影响的评论家扬言：“如果日本把制造的半导体芯片不是卖给美国而是卖给苏联，就会改变整个美苏力量的均衡”，这是因为“日本的半导体芯片控制着美苏军事机器的心脏”。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签订“广场协议”，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破灭的日本房地产泡沫，使得日本陷入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日本又一次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力与美国抗衡。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不折不挠地追求世界大国的地位。2005年5月16日，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组成的4国联盟向联合国成员国散发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增加包括以上4国在内的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决议草案指出，新的常任理事国应该与目前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相同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包括拥有否决权。尽管此次日本的“入常”努力在国际社会闹得沸沸扬扬，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当然，日本的“世界大国梦”不会因此而彻底破灭，当它重新积蓄一定力量后，将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制约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内政治因素

（一）欠缺独立的国家战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由于日本地处岛国，长期以来没有必要制定战略性对策，所以向来缺乏制定国家战略的传统。“在做出开战决定的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远大目标，这种战略不能实现最佳的讲和目的，也不能使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向来善于充当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通过“与强者为伍”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从而缺乏独立的国家战略意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美国的毁灭性打击，见识到美国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后，随即臣服于美国，与美国结盟，甘当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小伙计。借助于这个“美主日从”同盟，日本在经济和安全上有所收获，但也付出了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和在国际事务上必须追随美国的代价。因此，日本在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时都要依托于美国的政策，并且要随美国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因而也更加缺乏制定独立国家战略的条件。如美国在1971年进行“越顶外交”——突然宣布与中国和解后，日本政策的调整就表现得尤其仓促和被动。只要美国的全球地位不发生结构性变化，那么日本必然将继续追随美国的脚步，从而制定独立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前景也将十分黯淡。

（二）政党制度不利于日本进一步发展根据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日本的政治体制为议会内阁制。日本的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会，国会提名决定内阁总理（即首相）人选，再由首相组阁。内阁是日本的最高行政机关。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当参议院与众议院对首相人选的意见不和时，以众议院意见为准。国会众议院拥有过半数席位的党派可获单独组阁权利，该党派领导人即为首相。根据《日本国宪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内阁在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或信任案遭到否决时，如十日内不解散众议院必须总辞职。”因此日本首相置身于其中的政治系统迫使首相寻求全党的支持，而代价则是大幅削弱自身的行动自由。首相在系统的约束下缓慢前进，任凭形势自行发展，直至到了近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决定。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典型的日本首相是一个管理政党的专家——为了获得并保有职位所必须具有的特点，但却是一个软弱的国家领袖。对于亟待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革的日本来说，政治体制无疑是巨大的制约因素。政党内部派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等制约着首相的决策，使得日本任何一届首相难以进行长期的根本性改革。

（三）政治右倾化对日本造成冲击和动荡任何大国的成长都具备两重性，那么，大国的成功成长需要在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和相对的平衡。在国际社会初期或者大国建设之初，国家发展的物质性追求以较大的比例高于社会性成长，是可以理解的，符合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历史规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追求单纯性的物质性成长。随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于大国成长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国成长就越体现为社会性成长。日本素来对国际社会的看法有较强烈的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色彩，加之在战后经济赔偿、历史反思等问题上对亚洲邻国缺乏诚意，影响了亚洲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认同感。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界的右翼政客纷纷组建右翼政治团体或身兼右翼组织头目，形成一股能量很大的政界右翼势力。这些右翼势力妄图摆脱所谓的“负罪感”，树立“全新”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他们一方面不断增强“修宪”和军事立法宣传的力度和社会基础，力图早日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战争权的限制，朝着“向海外派兵”、“对外军事干预”、“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在舆论宣传领域大行其道，在主流报纸和电视节目上，充斥着右翼保守言论，而基于对侵略战争反省之上的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和社会氛围却日益衰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兴起，无疑加深了亚洲邻国对其的反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缺乏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地区性国际社会认可的情况下迈进世界大国行列，日本也不例外。

四、制约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内经济因素

（一）自然资源匮乏日本的自然资源匮乏，尤其是矿产资源十分贫乏，种类既少，储量又小，且不易开采。国内各大企业所需的各种矿产原料、石油等，绝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的煤产量仅达总需求量的15%，之后又有几家煤矿倒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极小，绝大部分从中东进口。除石灰石、硫磺、铜、铋等较丰富外，其它矿产原料都高度缺乏，如铝、镍的进口依赖度为100%，石油为99.7%，铁矿石为99.4%，天然气为94.5%，煤炭为85.1%，锌为67.2%。工业原料和能源的进口依赖，使得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受某些能源产出国的制约。并且因为资源匮乏，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引发矛盾也增加了日本的外交成本。例如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时，日本为了说服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免除对它供应量的削减，不惜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发生战后首次重大分歧，发表了自己赞同阿拉伯立场的声明。尽管近年来日本十分重视原料和能源外交，积极加强海外原料和能源生产方面的投资，开辟石油、天然气进口的新渠道，开发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方面的优势，但毕竟原料和资源都在它国境内，一旦发生变故，原料和能源就难以顺利运到日本国内，日本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日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在原料和能源上受制于人的局面，从而也就难以成为独立发挥影响的世界大国。

（二）国内经济积弊重重自遭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严重打击后，日本经济近十年一直呈现负增长的趋势。直到近些年日本经济才稍微回暖，可是又很不幸地卷入了美国华尔街引起的金融风暴之中。目前的日本经济积弊重重，即使没有遇到经济危机，也难以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日元升值引发人力成本提高，许多工厂迁移到海外，导致产业空洞化现象；泡沫经济期间由于融资过剩而后续实际抵押品（房产和土地）价值锐减，银行因此至今负担巨大不良债权；泡沫经济后成长率一蹶不振，21世纪初期有回温现象，但是失业率并没有显著下降，多数成长率还是来自大企业的资方获利；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负担不断加重，以养老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由于财政困难，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十分巨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几年来，用于修建大坝和公路的长期巨额投资使得日本总债务膨胀至5万亿美元，光偿还这些债务利息就几乎花掉了2008年日本预算的1/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债务最高，其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率将从2007年的188%上升到2014年的246%。

（三）经济改革的阻碍众多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日本必须下定决心进行宏观的经济改革。但是，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日本改革的阻碍众多。日本进行的任何经济改革都会碰到包裹在旧制度外面的坚硬外壳，这就是伴随旧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附着于、寄生于这种制度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具体说就是被称之为“铁三角”的、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治家与官界财界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依存关系。日本改革步履维艰的现状表明，与长期利益相比，短期利益是强者；与全局利益相比，局部利益是强者。短期利益之所以会对长期利益占上风，局部利益之所以会对全局利益占上风，就在于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比长期利益、全局利益更具体、更直接地触及人们的现实利害关系，因而在政、官、财界拥有一大批不惜为之使出浑身解数的卫道士和代言人，比如“邮政族”、“道路族”、“农水族”等众多“族议员”，当然，他们的意见未必没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其主要倾向是阻止改革的深入。尽管日本内阁首相不断更替，但其政府如果要进行改革，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也可想而知。

五、结语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由于缺乏国家战略意识的传统，加之美国对其的桎梏，日本一直缺乏独立的国家战略，难以独立地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另外，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在原料和能源方面也受制于其它国家，从而欠缺独立发挥外交影响的能力。国内经济积弊重重，又使得日本在发展的道路上停滞不前，面对国内问题尚接应不暇，更谈不上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中提高自身地位。而保守的政党制度和国内利益集团的阻碍等诸多因素，使得日本难以通过有效的改革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弊端，因此日本摆脱目前低迷经济状况的努力难以成功。右翼势力的兴起，加深了亚洲邻国对其的反感，进一步破坏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抑制了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社会性成长。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对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种种阻碍，加之国际体系因素对日本发展的制约，使得日本的“世界大国”梦将是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