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历时差不多两年，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一阶段是危机初现。从2007年年初以来，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调，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出现动荡。汇丰银行北美公司、全国金融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等多家从事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因客户违约，纷纷出现巨额亏损，有的甚至陷入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第二阶段是危机爆发。自2007年七八月份开始，大批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2007年8月，美国第十大贷款公司——美国家庭抵押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当月，受一些投资美国次级抵押债券的基金宣布停止赎回的影响，美联储、欧洲央行等被迫联手注资以恢复银行间市场的秩序,这成为危机爆发的标志性事件。第三阶段是危机扩散。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因次贷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西方央行联手干预。全球最大的债券保险企业MBIA、全美第二大债券保险机构AMBAC损失惨重。2008年第一季度，MBIA亏损24亿美元，AMBAC亏损17亿美元。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这一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把危机引向一个新的高度。第四阶段，危机的深化和恶化阶段。2008年6月份以来，危机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政府接管“两房”、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林银行被美国银行收购、AIG被政府接管。危机的另一支鞋子终于落地，后续演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迄今为止，危机已经造成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此次危机破坏性之强、影响面之广是以往历次金融危机所不能比拟的。

关于次贷危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此次次贷危机引发了各界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投行回归”，二是资产透明度，三是世界最大保险商AIG被政府接管，四是美国政府救市，五是美国消费模式等问题。

“投行回归”问题

目前，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已消失，硕果仅存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已变成全能银行，作为美国特殊金融机构形式的投行已不存在。有关“投行回归”的问题，存在不同看法。相当一部分人赞成“投行回归”，理由主要有：一是通过回归可以降低投资银行的杠杆，从而降低风险。一般而言，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是30:1，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12:1。次贷危机中高杠杆率的大型投资银行纷纷倒闭，说明投资银行经营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一定程度上应对次贷危机负责，通过投资银行回归可以解决高杠杆这个难题。二是通过回归便于接受监管，解决监管滞后和真空问题。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将之纳入美联储监管范围，有助于监管者更好地了解杠杆更高的投资银行业务的运行，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更好地解决监管滞后的问题。同时，当投资银行陷入困境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监管当局的救助。三是顺应市场的内在要求，便于获得稳定的资本来源。当市场面对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投资者要求更多的安全性、更高的资本比率。投资银行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比如储蓄，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冲击，投资银行回归商业银行是在市场的要求下的必然选择。四是欧洲等国的全能银行模式更好于单纯的投行模式。

反对“投行回归”的人也不在少数，理由主要有：一是历史经验表明回归混合模式并不能解决危机。1933年之前就是采取混合经营模式，这种业务模式并没能阻止大危机的发生。大危机之后，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目前的“投行回归”是开历史倒车。二是欧洲的全能银行模式并不都是成功的。“投行回归”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如花旗集团。证券公司风险偏好的文化与商业银行审慎经营的文化截然不同，需要重新审视混业经营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三是不同的业务模式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投资银行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组织模式，而在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模式如果监管及时，也有可能经营得很好。金融机构被谁监管是根据它的属性而定的，投资银行的问题是疏于监管,监管跟不上投资银行发展的步伐。一些金融机构，比如对冲基金，其杠杆比投资银行还要高。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尽管可拥有商业银行稳定的资本来源，但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风险问题。

资产透明度问题

资产透明度成为各界关注的又一焦点问题。一些研究者和官员认为，次贷危机源于资产定价缺乏透明度。资产透明度缺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结构化产品复杂多样，证券化的链条长而复杂。巴菲特曾经谈到，“如果你想弄懂某个CDO产品，不得不看大约1.5万页的材料。如果再从这个CDO产品中取出低层级(juniortranches)，与其他50个同类的CDO共同组成一个CDO平方(CDOSquare),就要阅读超过75万页的材料——这显然是不可想像的。当规模巨大的结构化产品在市场交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产品到底是什么，这是很荒谬的”。结构化产品复杂由此可见一斑。此次与住房相关的证券化过程，是由商业银行直接贷款给住房金融机构—证券化处理—信用违约互换(CDS)—风险分摊—进行信用违约互换，这个过程涉及众多复杂的产品和大量的相关机构，环节众多，带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资产缺乏透明度。在长长的链条中，市场信息的不透明贯穿始终。正是由于产品十分复杂，证券化链条环节众多，投资者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特殊目的载体的投资行为和资产结构所知甚少。二是大量的产品在OTC市场而不是场内市场进行交易。一般而言，资产在公开市场交易，价格公开透明。在私下的OTC交易，由于没有公开价格，资产透明度差。目前，一些参与结构化产品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75％到80％的资产是不能马上在市场上标价的。由于信息透明度不够，资产定价困难，市场参与者不知道所持有的资产风险究竟有多大。三是金融市场过于依赖评级公司，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的关系过于密切，缺乏监管。作为信息中介，评级机构在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市场使贷款者和投资者之间隔着复杂的环节，投资者购买产品时只能依赖专业评级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风险的定价。而评级机构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其收入主要源自证券发行者交付的评级费用。在评级过程中通常存在着发行者“招揽评级”的现象，即结构化证券发行者向给其评级最高的评级机构支付费用，导致评级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而评级机构本身的评级模型也存在问题，对结构化证券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已经引起市场质疑。2007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上半年，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对价值1.9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支持证券的评级进行了降级。

AIG问题

关于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接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AIG担保对象CDS不透明，CDS本身被异化成为投机工具而不是保险工具。在现实的市场上，CDS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了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双方其实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这种对赌的行为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CDS设计的初衷。当风险来袭之时，这些形式上很美的保险形同虚设，不但不能保值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的形成。AIG的问题是对其所创造和持有的衍生产品不能理解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AIG所参与的CDS市场缺乏透明度，CDS市场本身很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管。AIG并非保险业务出了问题，而是在类似投资银行的业务上，无限地为一些公司债券提供偿债担保。这些担保都建立在信用的评级上，当受次贷危机影响的借贷人无力偿还借款时，债务负担自然就落到AIG身上。也正是因为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问题，随后AIG的信用评级降低，融资困难。二是CDS市场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缺乏一种机制来为AIG提供担保。CDS市场巨大的规模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CDS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有效监管。信用违约掉期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没有准备金保证要求，没有风险对家的监控追踪，一切都是在一个不透明的圈子里，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在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交易商们获得最高的投机收益。因此当一些机构破产了，谁来支付这些卖出的CDS的费用。在CDS市场上，当情况变坏的时候，它需要提供担保。但是，由于CDS市场没有规范，没有人定期地进行检查，确保它们有必需的担保，缺乏一种机制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陷入了一种需要所有担保的境地，这时就别无选择了，只有政府接管。

AIG被接管也暴露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以及现代金融风险跨国境、跨行业传递的特征,对于风险保险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风险的保险并不意味着风险的解决和消除，问题的关键是要分化风险而不是简单地转移风险。

政府救市问题

美国国会通过了7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危机时期政府要不要救市成为各方争论的又一个热点问题。赞成救市者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危机时期市场不能自我调节，需要政府干预，帮助市场树立信心。靠市场本身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案，需要政府作为第三方把坏资产从账目上去掉，给这些谁也不知道价格的资产定价，重新启动市场。政府的角色是一个协助者，到最后有可能不会花纳税人的钱。二是系统性危机需要政府救助，以避免更大的破坏，救助会削减庞大的负面风险。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突然倒闭会给已经非常敏感的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损害，导致借贷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减少家庭财富和损害已经很脆弱的经济增长，对它们进行接管要比让它们破产更好。救助可以避免危机的继续恶化，可以缓解金融系统的危机。三是从以往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发现，危机时期应高举救市大旗。危机来临时，一切规则都可能改变。不能盲目地坚持市场教条。四是政府救市并不一定导致后患。政府在危机时期采取的救市行动并不会成为正常情况下的一个模式。在一定条件下，救市并不会鼓励公司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会制造新的道德风险。

反对救市者的理由主要有：一是政府救助会鼓励赌徒行为，制造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救市使纳税人对可能的损失承担责任,增加了今后出现新危机的可能性，导致利润私有化以及损失社会化，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二是市场调节是有效的方式，救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会破坏市场纪律。救助不能解决房地产市场最根本的问题，也不见得会使经济出现增长。加上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救助难以对症下药，救助效果很难保证。三是救助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出现新的问题。市场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产生问题。比如允许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意味着AIG在CDS市场上接受损失，意味着货币基金的价格跌破净资产，这引起了恐慌，使人们开始从货币基金中提出资金，因为货币基金是没有联邦保险的。而且禁止卖空有可能对市场带来超过预想的伤害，因为卖空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很多时候，政府救助可能会带来大家不想要的结果。

美国消费模式问题

一些研究者认为次贷危机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巨大优势，鼓励公众透支,大力发展债务经济，而庞大的债务赤字只能由顺差国支持。顺差国家成为捆绑在美元战车上的人质，不得不通过持有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和大量出口商品来支持美国的高负债和高消费的经济发展。近年来，美国过度消费问题愈演愈烈，家庭债务负担加重，高负债和高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据统计，2002年美国家庭债务为8.5万亿美元，2006年已达11.5万亿美元，相当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27％。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4万亿美元，债务已高达可支配收入的140％，这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家庭抵押贷款从2002年的6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0.6万亿美元，家庭消费信贷从2002年的1.9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5万亿美元。美联储数据显示，家庭债务偿还负担(比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12.6％上升到2006年的14.3％，不断创出新高。家庭债务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06年的31.3％，差不多提高了10个百分点。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逐步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7％下降为2007年的-1.7％，创下1933年大萧条时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净国民储蓄(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包括公共和个人部门，从1982年的8.5％下降为2007年的2％以下。据统计，2007年美国国民储蓄率在7个工业国家中位居最末，仅为GDP的13.6％，比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低了15个百分点，比德国、加拿大低10个百分点。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住房价格的下降，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将进一步加重。目前，美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左右。据测算，在美国1美元的住房财富收入大约能产生9美分的消费支出，远远高于来自股票市场财富收入和消费支出之间的比例。据估计，目前房屋财富效应下降将使得美国GDP少增长0.7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恶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另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调查，可调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从2006年第一季度的12％上升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22.1％，可调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从2006年第一季度的1.9％上升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6.3％。次贷危机的恶化，导致金融资产进一步大幅缩水，通过财富效应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次贷危机的恶化对中低收入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加强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

次贷危机迫使各界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反思，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特别是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联动就显得十分重要。

加强微观审慎监管

适时修改会计规则，改进资本监管。目前的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使用存在明显的亲周期性特征。现在尚没有一个更科学的会计制度来取代盯市询价制度，目前只能依靠监管政策和措施的调整来弥补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中的缺陷。次贷危机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需要重新审视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的有效性，银行监管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确保银行资产分类体系、风险资产拨备和坏账剥离制度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新资本协议通过复杂的量化模型将监管工作过度数学化，容易使人忽略有效监管最根本的要素。因此有必要对新资本协议进行完善，以反映市场近年来的变化和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同时，要认真研究“逆周期”资本监管的重要性，即在经济繁荣时期，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充足拨备，这样有利于收紧市场流动性，并可以对资产泡沫的形成起到一定缓冲作用，而在经济萧条甚至出现危机时，则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监管宽容，以减轻信贷紧缩给经济增长造成的压力。

真正认识到金融创新与全面风险管理并行不悖，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并行不悖的原则。前者是针对商业银行而言的。有风险偏好，就必须有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就必须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否则风险就会日积月累，最终造成重大损失。后者是对监管者而言的。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加强有效监管，否则就会使风险暴露无遗。这也是此次次贷危机演变成严重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创新跨业和跨境监管体制，切实加强主监管者或并表监管者的职能。在综合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资金和资产的流动性和可转换性更为突出，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的积聚和扩散更为便利，加强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的合作更为紧迫，因此，需要主监管者或并表监管者发挥积极作用，统一监管标准，采取协调行动，防止金融风险过度交叉扩散和跨境传染。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如果说微观审慎监管是夯实微观金融基础的话，那么宏观审慎监管则是从国家战略上把握好发展的趋势，避免卷入极大的全球金融风暴之中。因此，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内需，高度关注发展模式所蕴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发展模式。二是金融创新中存在问题。相比而言，前者更为根本和关键。正是由于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结果导致大量的透支消费和高负债，带来严重的风险。短期来看，美国政府救市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着眼长期，如果不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发展模式，危机仍将再次发生。从短期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难以很快改变。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必须加大产业调整力度，积极扩大内需，改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生产和消费、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关系。

需要推动出口多元化，加强外汇储备管理，防范外部风险。中国出口依存度高，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出口大量的产品到美国，为避免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要尽快推动出口多元化，分散风险。同时，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持有大量的包括美国国债、公司债等在内的金融资产，风险比较大，因此必须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加强与我国对外经济金融关联度高的国家的风险的跟踪监测，并采取切实措施防范与化解风险。

建立早期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监测。次贷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金融稳定不能单纯依靠个别银行稳健就能达成，更要从宏观审慎角度着眼，审视可能影响整个体系层面的风险。不仅要关注单个银行的风险和监管，还应该深入到市场层面去关注银行的整体风险，关注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要认真搞好风险预警工作，尽快建立早期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监测，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导到国内产生系统性风险。

加强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与协调。一是加强政府间高层次的跨境合作和信息共享。此次危机使各国政府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显得尤为重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许多国家来说，金融危机通常起源于某个国家主权之外的境外金融市场，因而不在其视野中。政府间高层次的合作与沟通对维护金融稳定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二是加强各国监管者与中央银行之间的有效配合。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对诸如最后贷款人角色等维护系统稳定性的职责与对大型银行审慎监管职责准确划分界线。各国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者之间应该建立紧密、持续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监管者和货币当局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