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贸易失衡的贸易方式结构

在我国，贸易方式结构和贸易的主体结构存在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较大（见、）。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安排和中国的市场潜力所吸引的巨大外资导致我国加工贸易的比重过大。加工贸易又是我国贸易失衡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1999年以后，占我国贸易失衡的绝大部分。一般贸易的失衡经过了2001～2004年的逆差之后，在2005年转为顺差，但这种趋势在2009年反转。其它两种贸易方式的失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减缓我国贸易失衡的程度，加工贸易的失衡必须有所改变，然而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是外资企业，产权的约束使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对贸易失衡的治理出现困难，国家直接的宏观调控可能并不起作用，必须运用导向政策引导和调整外资的投资领域，使其不再过多地投资于一般加工贸易和产能过剩的产业，转而投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二、贸易失衡的主体结构

就我国从事贸易的主体结构来看（见），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较快，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重上升明显，集体企业的地位并不突出且比较稳定。自1999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国有企业后，外资企业一直在外贸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年私营企业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私营企业贸易比重的上升是我国市场化力量增长的结果，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由2007年底的63.25%上升至2009年初的70.91%。同时，这也反应了我国私营企业单个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但是从贸易失衡的主体结构来看（见），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非国有企业创造的，而且私营企业的贸易失衡上升较快，其数值相当于其他性质企业之和。这一现象值得一提。虽然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据绝大部分但它的贸易失衡情况却没有私营企业那样严重，也就是说私营企业总进出口额所占比重较小但贸易失衡额却很大，说明我国外资企业主要从事“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而私营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相对较小。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模式与加工贸易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私营企业从我国的比较优势出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具有自主产权的产业，这一模式的代表是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从和可以看出，我国的私营企业也从事了一部分加工贸易，这说明有一部分私营企业利用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加入到全球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的分工中，主要从事低端的产品组装及制造。这一部分私营企业的代表是珠三角地区的私营企业。由于肩负国家宏观调控和平衡贸易收支的政策使命，同时，大型国有企业往往也是成套先进设备和工业原料的主要需求者，我国国有企业自2003年以来一直持续贸易逆差。

三、贸易失衡的商品结构

贸易的商品结构是考察贸易水平和贸易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上的贸易失衡状况不仅能够反应我国总体产业结构的变迁而且能够反应我国在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上的具体改变。从我国贸易失衡的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在初级产品上总体长期保持逆差，而在工业制品上总体长期保持顺差。在我国，第一产业总体上的贸易失衡并不严重，初级产品的失衡主要体现在对工业原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所形成的逆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水平和贸易质量是高的。必须要看我国在哪些具体的商品大类上存在比较优势。本文选取1994～2009各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失衡前6位的初级产品和前10位的工业制品进行统计（按SITCRev.3分类标准）。我国在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28）；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33）；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6）；纸浆及废纸（25）；油籽及含油果实（22）长期存在逆差，而蔬菜及水果（05），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制品（03）存在长期顺差。且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33）和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28）自1997年以来一直稳居我国初级产品贸易失衡的前2位，国际原油和金属矿砂的价格上涨明显，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巨大需求的拉动。而早期对植物油脂（42）、油籽及含油果实（22）以及纸浆及废纸（25）的巨大需求逐渐被对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所取代。随着对植物油脂（42）、油籽及含油果实（22）需求的减少，它们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渐被取代，退出了贸易平衡前六位的舞台。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6）却一直活跃在我国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前六位的舞台上。这反映了我国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同时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金属制品的巨大需求。2006年，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3大汽车生产大国及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汽车消费大国。我国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激增导致了对金属原料和石油产品的巨大需求。初级产品的失衡状态也反映了我国在传统的纺织行业、造纸行业产品贸易上的活力以及在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制品（03）产品上持续的比较优势。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服装及衣着附件（84）；杂项制品（89）；鞋靴（85）；纺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65）；金属制品（69）依然保持长期顺差而且这种比较优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在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76）上也保持了较多年份的贸易顺差，但是这两类产品从1995年、1996年起就已经是贸易顺差的前十位了。从我国贸易失衡的前十位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产业升级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而且这两类产品多数进行的是加工贸易。虽然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和产品层次都得到提升，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与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的相似度迅速提升(Schott,2008),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层次明显高于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Rodrik,2006)。但是，那些产业升级的成果和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并没有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产品，且我国在较高层次产品的生产上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增值环节。这也被我国持续成为反倾销对象国的事实所证明。在初级形状的塑料（57）；电力机械、器具及电器零件（77）；特种工业专用机械（72）上，我国长期存在逆差。但是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消费也减少早期对制成肥料（56）、金工机械（73）、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和零件（74）的需求，但是对特种工业专用机械（72）、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77）、初级形状的塑料（57）的需求一直很旺盛。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生产普通机械设备的能力但却无力生产一些精密性较高和科技含量较高的特种工业专用机械和电力机械。我国对钢铁的需求也一直很旺盛，但自2007年起，钢铁由长期逆差变为顺差。现在我国已经成为钢铁第一生产大国。

四、贸易失衡的国别（地区）结构

为了弄清楚我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对象国，我们必须考察贸易失衡的国别构成。本论文选取1994～2009各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失衡顺差前6位和逆差前6位的国家（地区）进行统计，我国长期对香港、美国、荷兰、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西班牙等国（地区）保持顺差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其中与西班牙的贸易是从1999年开始增长的，其他几个国家（地区）一直都是中国大的贸易伙伴。而对台湾、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等存在长期逆差。中国自2000年开始增加对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贸易逆差，这种局势在2007年得到缓解，取而代之的是能源大国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自1994年开始一直到2002年，一直稳居中国贸易逆差国前五的宝座，自2003年起退出了前五名，因为我国与东亚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能源大国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贸易变得更为重要。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日本由顺差转为逆差且这种转变具有持续性。对德国自2006年由逆差转为顺差后，贸易趋于平衡。从贸易的国别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贸易顺差国太过集中，这势必增加我国的贸易风险，同时容易招致对方的不满。2006～2009年，中国平均每年遭受反倾销案件高达71.75件，几乎每三件反倾销案件中就有一件是针对中国的。这与我国对美国和欧盟国家的长期贸易顺差不无关系。我国对东南亚如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体现了我国在东亚内部的分工地位和我国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点。研究表明（刘万锋，2008；卢万青，2009）：我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中间品贸易，中国成为众多中间品最终组装并出口的终点,由此逐渐形成“东亚———中国———美欧”的垂直三角贸易模式。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东亚国家对美贸易失衡的“替罪羊”的角色。同时，对矿产和能源的需求增大，导致我国对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贸易逆差增幅较大。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五、贸易失衡的形态结构

从海关统计年鉴上无法考察我国贸易的形态结构，但贸易的形态结构能反应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先进程度。而且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一国的贸易形态结构也反应一国未来的贸易优势与劣势。从贸易失衡的形态来看，我国在货物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服务贸易上存在比较劣势。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对于这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新的分工形态即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雷达、赵勇，2009；徐建炜，姚洋，2010）。而因为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以及贸易自由化程度（WTO的谈判进程）滞后于制造业，导致了我国总体的贸易顺差。现实中，这种新的分工模式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楚地界定。所以，新形态的国际分工是否存在还没有定论。尽管这种分工模式的普遍性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我国与发达国家事实上存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而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增强。从我国贸易失衡的形态上看，未来我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各期国的贸易失衡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服务贸易是未来贸易的主流，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滞后会让我国的贸易优势不复存在。

六、结论

通过我国贸易失衡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进展，我国在一些新兴产业如机械制造和电信产业上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还远未取代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新兴产业的力量虽有所发展但还很薄弱。我国工业对工业原料和能源的依赖非常严重，我国工业的高消耗性可见一斑。对初级形状的塑料持续而强烈的需求也表明我国工业的高污染性，尽管我国在工业制成品上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工业发展的水平和结构令人担忧。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贸易失衡的主体。我国珠三角的一些私营企业也利用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事着一般加工贸易。私营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市场力量壮大的结果，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的发展模式与加工贸易有着本质的区别，代表着我国自主产权产业发展的进步。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国有企业的贸易逆差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由于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比重的不断下降，其对贸易失衡的调整有限。这也让我国直接宏观调控下政府的产业升级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难题。产权的约束要求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更注重市场引导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我国贸易失衡对象国的集中给我国的贸易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件层出不穷，我国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风险。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贸易会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在未来的服务贸易上的劣势可能让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使我国由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从总体来看，我国的贸易失衡有这样的特点：总量较大、结构较差、不可持续。对此，下一阶段的政策可着眼于：

第一，调整对外资的政策，优化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于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同时加工贸易的主要创造者为外商投资企业。产权的约束使直接的控制变得没有可能，那么，要改变我国贸易失衡的总量和结构，转变对FDI的政策尤其重要。限制FDI投向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产能过剩的产业，鼓励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改变外资“超国民待遇”，抑制各地引资攀比和过度竞争。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准则，把国内各种性质的经济主体、投资主体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实行非歧视原则。促进利用外资从重视“量”向重视“质”的转变。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贸易的商品结构。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给我们调控贸易失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控制贸易失衡可以直接从增加进口，控制出口入手。在美国高新技术出口放松管制的条件下，我国应扩大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可以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同时提高国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要以较少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要加强自主创新，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第三，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既要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要努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短期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主要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对于追求的一些长期目标如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增长方式转型等问题，则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设计和支持。当前需要放开某些第三产业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同时，也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投向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其发展对整个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发展服务贸易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大都属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是清洁、高效的产业。

第四，加大对外投资，转移部分贸易顺差。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建立中国企业的全球生产体系和营销渠道。适当控制外资通过我国转移出口，积极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部分顺差。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做法，在不影响产业安全、就业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对外投资，把一部分后续加工能力转移出去，就近开拓市场或者从当地直接向其他国家出口。从贸易失衡的结构看，这种做法可以转移我国一部分贸易顺差；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样可以节约部分资源，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