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世界美术领域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中国画是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观点进行创作绘画而成的。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明暗光线，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

中国画是运用绢和宣纸作画，特别是生宣纸的渗性，更加发挥了特有的笔趣和墨彩。在用墨方面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自由挥洒，酣畅淋漓；用笔方面，使用毛笔的尖锥，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无穷变化，奇妙的效果，以表现物体的质感；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末，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意境方面追求自然、含蓄、深沉，朴素淡雅的画面配以中国书法，题诗落款，再押署印章，彰显出中国画的特点，“诗、书、画、印”的结合完美构成。

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中国画特有的表现形式，融多种艺术为一体，相互辉映。其相互结合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人画家登上画坛后才具有的现象。当绘画还是工匠们的专职时，诗书画印是独立的。东汉至北朝，虽有蔡邑、顾恺之这样的文人画家，但并无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唐朝、五代的文人画家虽多，也没有诗书画印结合的实例。北宋后期，许多文人画家活跃画坛，如苏轼、文同、王晋卿、米芾等，倡导诗书画印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奠定了基础。到元代迅速发展，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为画家们普遍采用，乃至明清两代，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美。以下笔者谈谈诗书画印如何在国画中的结合。

一、诗画结合

诗画结合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画本身没有题款，但充满诗意，可谓诗画意境结合；二是画上题诗书款，诗画相配，相得益彰。诗画作为两门艺术，各有其长短。“画”表现事物比较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同，它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容量比较大。二者的结合，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空间拉长，容量立刻膨胀开来。绘画史称唐代王维是诗画结合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苏轼说：“味摩诘（王维字）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词客”和“画师”合为一体的人。在苏东坡的赞赏之下，王维被视作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

五代两宋画家多数不在画上题诗书款，偶或有之，亦在石隙树缝间，以防损伤画面，破坏画面构图。李公麟善诗书，但画面极少题诗书款。唯苏东坡习惯用大行楷题款，或跋语三五行，书画一体。李唐、马远、李嵩、夏珪、梁楷诸名家在画上则无题诗，只有在边角不起眼处签署姓名年月而已。元代开始，每画必题诗书款，明清则更甚。故宋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元人对诗画关系认识更深入一步，杨维桢云：“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之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由其道无二致也。”（《东维子集》卷十一）。

诗画的结合，相互生辉，如宋朝马远的《雪图》，画的是雪后大地批上了银装，明月寥廓，万籁寂静，一行征鸿，几声橹响，上下呼应，蕴含着无限的诗情，可谓画中有诗。如古人的咏雪诗：“轻轻压叠向风加，襟袖谁能认六葩。高岫人迷千尺布，平林天与一般花。横空络绎云遗屑，扑浪翩翻蝶寄槎。公子樽前流远思，不知何处客程赊。”这首诗把漫天大雪，雪后难行写得有声有色，用现实形象加以夸张地描写，诗歌可以得心应手，绘画却难以描绘。

画上题诗书款，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或花鸟画，让人较难猜透作者的心思或想表达的意境，但通过画上的题诗书款，人们就易领会作者的意图。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词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全图开合有序，诗弥补了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从而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韵的表现途径。有的画中题诗书款，意在阐明画理，帮助读者理解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元代画家倪瓒，为张以中画竹，画上题曰：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了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茂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清阁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燮（郑板桥）为竹石画作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来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其题诗书款更强调了画中意境，体现了画家的思想境界。

二、书画的结合

中国画的“书”（指书法）与“画”由于工具相同，操作时又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二者早已结下不解之缘。书画的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画家本人兼长书法，作画时常常以书入画；二是以书题诗写款在画面上，与画面构图协调。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首倡“书画同体”“用笔同法”，书画均起源于象形，“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他根据书画家用笔有共同之处，说明书画同法，后代的文人对张氏的理论，异口赞服。元代画家更强调画中的书法趣味，杨维桢说：“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必攻书，其画法必书法所在。”（《东维子集》卷十一）。

书与画在某些方面是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各有不可替代的某些特点。绘画是以塑造完美的造型艺术为主，充实画面内容为首任，书法则以其特有的风格，作为补充画面的不足之处，使一幅国画作品更加完美。

三、印的结合

印最初只是信物，北宋以前的画家作画很少押印，一般只押鉴定人、收藏家的印记，这些印记并非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至元代时期，水墨画占压倒优势，朱文印章已不仅仅是信物标记，而成为画家们作画时不可缺少的构图需求，并对画面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有的印文本身就有含意。如王冕在画上押署“文王子孙”印章，赵孟頫常在画上押署“赵氏子孙”印章。明清两代制印技术大发展，画家对押署印章部位、大小及印文内容和印章本身的艺术形式都很讲究。画家根据画面内容、风格的需要，押署形状大小不一的印章，使画面构图更加完整，更加提高了观赏价值。如文征明《清秋访友图》，系青绿山水图，画面以石绿、花青染树，以淡墨、花青、赭石晕染山峦，山涧水流清澈，在这古朴雅静的环境中，好友二人在岩石旁青草坪上赋诗闲聊，其中红衣白裳，格外显目，但以画面设色构图看，“万绿丛中一点红”有点孤立。画家在画面右角题款处押署“征明”一方朱印，使画面顿时生辉，与人物的红衣裳相互呼应。

依画面构图所需，押署印章也各有不同。以表达不同的画面，体现画家的风格，可选用不同的押印。印章有各种不同的造型，不规则的大小，内容上也形形色色，有姓氏章、名字章、压角章、闲章等，均由画家根据自己画面所需，配上相关内容的印章，充实画面内容，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这就是押署印章的妙处。

诗书画印的结合，需要画家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诗如此，作画亦然。一幅好画，配上相应的诗，又以画风所需的书体写之，洋洋洒洒，双璧弥合，再押署适应的印章，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增加美感，丰富内容，在中国画的结合中，创作出完美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