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彭定光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市场秩序虽然是商业活动中的秩序，但它并非只影响到商人的利益，还影响到清朝政府、顾客、生产者的利益。由于市场秩序与城市中的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关，因此，他们就会共同地承担维持市场秩序的责任。这就是说，市场秩序实际上是商人、清朝政府、顾客、生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商人与商人之间关系、商人与清朝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是主要的方面。在清朝政府与商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方面，关涉市场秩序的因素主要有交易场所的开设、商户和经营范围的确定、物价的稳定和税收的征收四个方面。对于交易场所的开设，清朝政府不再如以往朝代一样只允许在城南开设商铺，但不准在满城中设置交易场所，这一规定后来因为旗人生活不便而最终改变。

在商户和经营范围的确定方面，清朝政府不只是不准皇室、贵族、官僚和旗人开设和经营商铺，使他们丧失了这样的谋利方式，甚至还禁止他们出入市场，这一举措防止了官民争利，维护了市场秩序;禁止“坊本小说”的印刷和销售，不准商户经营食盐等商品，对酒等由粮食加工而成的商品的销售加以限制，如乾隆年间有这样一则禁酒令:“通饬各属，嗣后凡遇拿获私烧踩曲之案，除柿、枣各烧，及宣化府属不食用之苦味高梁所烧酒斤，与本地零星沽卖，再置曲自用，数在三百斤以下，为数无多，仍照例免其查禁，并一切置造酒曲之锅、甑等类器具，及驮载之车辆、骡马等项，仍照各定例并前院通饬遵行，仍概行给还。本犯勒令分别销毁，改用，并未经烧置酒曲之米、麦、高梁等物，悉免其查起，以免牵扰外，凡收可以食用之米，与随带高粱等物，私开烧锅，及私行踩曲，已经烧踩、置造，数至三百斤以上者，无论曾否贩运出境，以及初犯、再犯，拿获之时，照例枷责治罪，将现获之酒斤、槽酷及曲块等物，俱发与本地铺户零星售卖，照数变价入官。再本地富商违禁射利，并别处巨商大贾，外来潜匿，密赁深房，广行置造，不肖之房主通同包庇，勾串贩卖，以致消耗米粮，应严行治罪。”［13］(P443)

在物价的稳定方面，清朝政府一方面禁止商人哄抬物价，对扰乱物价的商人进行惩罚，从商品产地组织货源以平抑物价，另一方面，又打击商人或者富人的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的行为，如“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17］(P612)。

在税收的征收方面，清朝政府强调，“国家设关榷税，原以阜财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18］(P317)。然而，在税收征收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征收和巧取豪夺的现象。为了杜绝此种现象，有的官员强调应该对税收征收进行立法，指出:“民不苦正供而苦杂派，法不立则吏不畏，吏不畏则民不安。闾阎菽帛之输，朝廷悉知之，则可以艰难成节俭。版籍赋税之事，小民悉知之，则可以烛照绝侵渔。”［2］(卷263)尽管《赋役全书》的颁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防止官吏“侵渔”的作用，但征税的实际操作却不能“绝侵渔”。开始时，清朝政府向商人征税，是由地方政府所确定的牙行来具体操作的，这为地痞恶棍随意勒索商人提供了条件。针对这一问题，雍正帝实行了“牙行领帖制”，将给帖征税权收归户部，并对违犯者予以制裁，按规定对被发现的未领帖的非法牙人杖60下，容隐非法牙人的笞50下。在有的官员提出“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对偷税漏税的商人进行打击时，康熙帝强调:“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18］(P317－318)，“商人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应不准行。”［19］(P1223)这不仅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而且维护了市场秩序。

在商人与商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方面，在清代，一个商人可以经营何种商品，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既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又受到其他商人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自其他商人的限制更为严厉、残酷，因为，在商人看来，同类商铺多一家，自己的利益就会少一分，因此，他们就会对其他商铺进行监督、设置障碍，甚至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惜你死我活。清朝政府原来只允许京师仅在天桥开设一家红果行，但到乾隆时却有了两家，而且都由山东人经营，他们“争售贬价，各不相下。继有出而调停者，谓:‘徒争无益，我今设饼撑于此，以火炙热，能坐其上而不呼痛，即任其独开，不得争论。’议定，此设于天桥之主人即解衣坐之，火炙股肉。须臾，两股焦烂，即倒地死，而此行遂得独设，呈部立案，无异议。”［20］(农商类)这种残酷的市场竞争不只是在商人之间发生，在帮助商人进行商品交易、收取税金的牙行或者牙人那里也不可避免。“京师有甲乙二人，以争牙行之利，讼数年不得决，最后彼此遣人相谓曰:‘请置一锅于室，满贮沸油，两家及其亲族分立左右，敢以幼儿投锅者，得永占其利。’甲之幼子方五龄，即举手投入，遂得胜。于是甲得占牙行之利，而供子尸于神龛。后有举争者，辄指子腊曰:‘吾家以是乃得此，果欲得者，须仿此为之。’见者莫不惨然而退。”［20］(农商类)这种维持市场秩序的残酷方式并不多见。普遍的情形则是在面临矛盾时，商户作出让步，如“京师某钱肆初无赫赫名，而营业日盛。四大恒忌之，乃散布谣言，谓某肆将倒，于是凡藏某肆钱票者，相率往取，如是三日，某肆从容应付，绝不支绌，谣言乃息。后某肆知四大恒之算己也，乃发巨金编收四大恒票，四大恒闻之，惧，乞人关说，乃已。”［20］(农商类)或者为其他商户提供谋利的机会，以求共存共生，如江苏人阿昭是一位销售猪、鱼、鸡、鸭等薰烧食物的小商贩，“其所售猪鱼精美异常，人争买之。晡时便尽。然阿昭所作有恒度，或劝何不多作，日有贏余，亦可经营致富。阿昭曰:‘人之所以为人者，须有生趣。……有天下生计，须天下人共之，何可恃己之能，夺人食耶?’”［20］(农商类)可见，在不存在血缘关系或者地缘关系的商人之间，要维持某种市场秩序，往往不得不借助第三方的力量。

由于商品生产的地域差异性、生产工艺的不外传及“商则本乡者少，而走外乡者多”［21］(P45)，因而，从事同类商品经营的商人几乎是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地缘关系的人。表面上看，不同宗族或者同乡经营不同行业，似乎是清代人在经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维持市场秩序的智慧，是减少经济摩擦的方式，其实却是经济垄断。某一行业的这种宗族或者同乡垄断，虽然排除了非血缘关系或者非地缘关系的商人之间那样的残酷竞争，但是，并不意味着亲戚或者同乡之间不再存在矛盾。相反，商人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在同乡的合本经营中，就存在着“因势凌人，因财欺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因倾推人”的现象;在客源的争取上也存在着矛盾，如京城有著名的药铺同仁堂，来京的外地人都会去购买，它设在东安门的分店专门销售灵宝如意丹，这种药“治病神效，故人争市之。屋仅一廛，悬额为青囊一卷，其人以此起家，传数代矣。由是争相仿效，或书清囊一卷，或诚囊一卷，或菁囊一卷，或精囊一卷，以此相混攘利”［20］(农商类)。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矛盾，为了亲戚或者同乡的共存共生和共同利益，在异地经营的同乡建立了服务于同乡的会馆、公所。会馆或者公所是同乡商人或者同业商人之间建立的自治性行业组织，它有专业性与综合性的组织两种。它可以让同乡或者同业商人意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22］(P351)，“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22］(P351)“会馆为合郡士商理论之所，遇有争端，酌处劝息。设恃蛮不遵，有关风化之事，自应公同禀究。”［22］(P387)它规定同乡商人入行和新店开张的条件，如开设新店一般需要“上隔七家，下隔八家”，预先向会馆或者公所交清捐牌钱方许开张;对同业商人的经营进行规范，“为同业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如遇不公不正等事，邀集董司，诣会馆整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22］(P217)，一旦有了行规和统一定价，同业商人就不会私自提价或者降价;公开而平均地分配原料和商品，以便给所有商户提供同样的获利机会，不准“隐瞒独买”;为了不影响同业商户的利益，不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准贬损其他商号，“如有以低货假冒，或影射他家牌号，混蒙销售易兑者，最足诬坏名誉，扰害营谋。一经查悉，轻则酌罚，重则禀官请究”［22］(P160);由于“钱贝喧阗，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宄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量于广众稠集之候，运输于物我两忘之情，相勖以道，相尚以谊，不可也”［22］(P369)，于是，要求同业商户共同抵制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骗子恶棍的欺凌勒索，并为此统一开支经费，以便为今后的平安经营创造条件;如果同业商户之间发生纠纷，会馆或者公所就会出面解决，其程序是先由首事调解，如有不服，就再由同业所有董事共同裁决，如果仍然不服，就诉诸官司。会馆或者公所的如此作为，的确对维持市场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