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
道德与法范文第1篇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学理含义：
1、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2、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马克思说过，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从科学上把握、道德上把握以及从艺术上把握。在这三种方式中，道德上把握就是识别善恶。
（2）、道德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实施，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即《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来维持。强制力的不同，源于保证其实施的力量相差异。
（3）、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不象其它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
3、道德的功能
（1）、道德的调节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是指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协调人民之间的的能力。
（2）、道德的教育功能：道德的教育功能是指道德能通过评价和鼓励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
（3）、道德的认识功能：道德的认识功能是指道德反映在自己的特殊对象—个人同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反映的结果表现为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法与道德的关系
（一）、法与道德相区别：
1、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不同范畴。前者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
2、法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益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即应当做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结构不同。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
4、保证法与道德实施的力量不同。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等诸手段。
5、法与道德的形成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同。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
6、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可以说大多数的社会关系即可以由法和道德共同调整，也可以由它们各自调整；但是也有少数的社会关系只能由道德来调整。
7、法与道德的发展前途不同。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二）、法与道德相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LAW AS IT IS）与“应然的法”（LAW AS IT COUGHT TO BE）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RECHTSHARAKTER）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三、运用法律传播道德
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如何来提高道德素质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刻领会法与道德的矛盾关系，采取“自相矛盾”方法，用一方制约另一方，以达到双方平衡发展的最终目的。
（一）、法的肯定。
在尊老爱幼、恋爱关系、诚实信用、见义勇为等不适宜运用法来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虽然不能为这些社会关系规定具体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可以为它们规定具体的行为后果。譬如，规定见义勇为的行为，应当给予适当奖励，以鼓励这种行为，间接肯定该种道德现象的正确性。
（二）、法的否定。
就是要运用法来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对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裁，避免具体规定行为规范的复杂性。对一个事物反面的否定，就是对其对立面的肯定。否定性后果让人们知道，那些行为是非道德的，从而，深刻领会真正的道德。并且，它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往往比“肯定”更深刻。
道德与法范文第2篇
摘 要：法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道德因素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中都有极大的影响，尽管我们应当提倡依法治国，但是道德因素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哈特与富勒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战切入，探讨了法与道德的分离与逐渐结合的趋势，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法治运行过程中应当如何把握道德因素。最后，联系我国实际，探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以期推进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与法治国家的形成。
关键词：法；道德；法治
引言
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尘封于法哲学历史中过时了的问题。每当法学的理论面临新的挑战，或是法律的实践遭遇新的问题时，人们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讨论这个古老的问题。随着现代法治在西方的确立，法与道德的关系更为复杂，其理论问题及实践难题也空前突出，战后自然法学派的复兴，则把法与道德关系的争论推向高峰。而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无疑备受关注。法与道德是否有本质上的联系是二者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当代西方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也正是以此为焦点展开论战。
一、哈特与富勒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战
（一）哈特：法与道德的分离
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即“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与应该是这样的法的分离”。从这种语言表述来看，哈特所代言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其实是指实在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分离。实证主义者提出并极力坚持“分离说”，其最直接、也最明显的目的或动机在于法律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他们通过“分离说”所追求的正式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之基础的客观性。只有把带有主观价值因素的应然法从法律现象中分离出去，才能为法学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具有客观性的研究对象，也才能以科学的方式对法律进行研究。奥斯丁首次提出了分离命题。他通过把“事实上存在的法律”与“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分离开，使法学拥有了一个确定的、以事实形式存在的研究对象，即实在法。从而使法学研究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哈特直接继承了这样一种理论传统，他把自己的理论定位在“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法是什么的理论”。
哈特这种意识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为使自己的理论研究具有科学的地位而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并在研究过程中自觉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但是，法学是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学科，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保持其作为一门学科的中立性，那么即使是科学的理论也将是没有价值的。
直到哈特，实证主义者才以一种明朗的态度表明了坚持“分离说”的最终目的——为了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哈特认为：“当边沁与奥斯丁在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时，他们头脑中的法律应该是其含义清晰无争议的具体的法律，并且他们想要主张的是：这些法律即使在道德上是野蛮的也仍然是法律。”而且，这种分离的坚持是为了避免法律实践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一是法律及其权威可能在人们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观念中被瓦解；二是实在法可能取代道德成为行为的终极标准而逃避批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分离说”与法律实践直接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极力主张“分离说”正是为了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特把“分离说”的内涵更进一步明确表述为以下两方面的具体主张：（1）“在没有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法律规则违背了道德性标准而断定它不是一个法律规则”；（2）“也不能因为一个规则在道德上是可欲的就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第一个方面强调法律的效力不应该因为非法律的原因而被取消，第二个方面强调广义的道德标准不应当具有法律的效力，司法过程应当排除非法律标准的适用。
（二）富勒：法律与道德的结合
富勒主张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两者具有必然的联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富勒对法律的“内在道德”列出了八项基本要求。并指出如果法律完全失去这八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会导致一个根本不能被宣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富勒认为任何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符合“内在道德”的八项基本要求，包括：第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应具有一般性。若要想让人们服从规则，那么，首先得有规则的存在。第二项基本要求是：应当将制定的法律予以公布。制定的法律应当被人们所了解，人们也有权了解所制定的法律规则以及这些法律规则将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第三项基本要求是：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应当具有预见性，同时，还应具有不可溯及既往的效力。第四项基本要求是：所制定的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这是由于一个支离破碎、含糊不清的法规将会给法制带来危害，那么，利用并在法律中注入常识性的判断标准将是使法律获得清晰明确性的最佳办法。第五项基本要求是：应当尽量避免法律的自相矛盾。第六项基本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法律中不应要求，否则，该法律规则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第七项基本要求是：法律应具备稳定性。法制秩序最忌讳频繁变动的法律。第八项基本要求是：政府的官方行为要与法律保持一致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才可以确信和预见自身的行为将会带来的结果。富勒认为，只有兼备了这八项基本立法原则的立法才可以被称为法律体系，此外，富勒还探讨了法律的内、外在道德的区别和相互作用。“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而通说认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
富勒认为，法律实证主义坚持法律和道德之分，实际上是坚持“秩序”和“好秩序”之分。法律代表一种单纯的秩序，好秩序则意味着一种符合正义、道德的秩序。事实上，这两种秩序是很难分开的，因为我们讲的秩序是起作用的秩序，而一个起作用的秩序往往需要共同行动，因而也就不可能太有秩序。这就说明在“秩序”和“好秩序”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与界定，若能这样区分，这个非真实且抽象的秩序本身也具有可称之为道德的成分。“法律，若纯粹地将它作为秩序来看，它涵盖了自己固有的道德性，若我们需建立可称为法律的任何物质，哪怕是坏的法律，也需要尊重此秩序的道德性。总而言之，不符合道德性的法律规范，就不应称它为法律。”
二战后，全世界都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反思，这次反思的出发点就是道德上恶的法律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这同时也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提供了社会土壤。“从表面上来看，以富勒为代表的自然法观点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掀起人们更大的反思热潮，而法律实证主义则在富勒的法律目的论中被批驳得破绽百出”。一般认为，哈特所代表的法学理论是在与以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的法学争论中确立的，而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哈特则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此问题中，哈特坚持了分析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也不是绝对地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与过去的法律实证主义最显著的不同是在价值论上。它不是绝对的价值祛除，而是有限的价值论，也就是认为法律不能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哈特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思想”，指出不参照任何特定内容和需要而以纯粹形式的观点所做出的法律和道德定义，将会证明是不恰当的。这也是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一个进步。“哈特认为，他的理论是对富勒的理论的一个补充。如果像富勒所说的那样，实现使人们服从于规则治理的事业就是法律的最终目的，那么，由分析法学派所提供的概念性工具与法律的内在道德性一样，它们都是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工具或者手段。然而，反过来说，富勒的理论也可理解为对哈特理论的一个补充。若像哈特所说的那样，由法律实证主义来假定的自由主义依赖公民的自由伦理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对于原子化的无力个体不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成为一种令人烦心的焦虑吗？这难道不须借助富勒的那种砰砰敲桌声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与激情么？”
二、法治运行中道德因素的把握
法治运行中道德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为其提供指引，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不具备其存在价值的。而法律发挥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道德认同。道德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我们也不能笼统的得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结论，这不能全面阐明法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也不足以回应建立法治国家要求下对法与道德实践提出的要求，必须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首先，法律应当服从道德评判，因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决定其必须以伦理价值为基础。法律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准则，只有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有效的认同和服从，也即具有普遍效力。法律制定本身并非目的，获得实效才是根本所在。
其次，在规范层面上，二元社会结构使法与道德成为并立互补的不同规则。法律是国家为了协调利益冲突并维持必要秩序的正式代表和基本工具。法律是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是普遍理性的凝结和社会主体共同价值追求的提炼与升华，因而它又是一种高于无规范的次级规范，而伦理道德，不仅出自市民社会，而且是通过市民社会力量来得以维系的，因而是内生性、自律性规范。无疑，法律也可以称作“国家法”，不应也不可能把市民社会的一切纳入到其中，而只限于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将约束国民自由，最终受到国民的抵制而归于无效。
最后，伦理秩序是基础，法律秩序是主导。法治国家中，“国家法”为主导是必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法律控制进一步加强，道德控制减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然而埃利希确立的与“国家法”相对应的“活法”表明着法律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伦理秩序的支持和补充。法治所形成的是一种外在的国家的强制秩序，而这一外在性必然立足于合理性、合法性认同和自愿服从基础上，即法治国家的秩序“必须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这表明，伦理道德是内在性自律秩序，法律规范所不及的领域也由道德规范来调试而形成具有重要弥补作用的“法外秩序”。如果没有自主自律的道德人格和以内生信仰为基础的伦理要求，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法律内在价值就难以得到有效认同和内化。
三、法与道德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哈特所维护的“分离说”与富勒所主张的“结合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对于维护法治而言至关重要的一面。这场论战的意义并不在于帮助我们澄清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是应该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还是结合，而在于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如果实现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话。在追求实现法治的努力中存在着两种危险：一是在强调法治的道德和正义目标时简单地用社会的道德观和正义观代替法律的内在目标，从而在法律实践中简单地将道德的逻辑代替法律的逻辑，用道德的标准代替法律的标准，最终致使法治秩序根本无法建立或使已建立的法治秩序遭到破坏；二是在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放弃了对法律自身道德目标的追求，从而忽视法律自身内在道德的培育，并使法律无力抵抗以法律名义实施的种种邪恶。当我们强调承继我国法律传统中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以顺应当今国际社会对法律实质正义的高度关注的趋势时，就有可能出现前一种危险；而当我们注重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经验时，并切实领悟到我国的传统的法律思维对实现法治国家所造成的障碍而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应具备独立性时，就有可能出现后一种危险。尽管对上述两种危险我们都应当加以高度地警惕，但有鉴于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现实情况，再加上我国目前所处的法治发展阶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我们国家会有更大的可能遭遇前一种危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需要给予更多的警惕。
结语
历史证明，在法治中渗入德治的因素或者直接将法治德治杂糅并用，则必然产生不良后果，即使不是现时也是将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手段，是具有其独特性和排他性的。治国层面上不应该由道德来成为主体力量，法律的至上权威必须确立，这样才能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准则，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依法有序治理，进而推动我国早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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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范文第3篇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
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
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道德与法范文第4篇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学理含义：
1、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2、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马克思说过，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从科学上把握、道德上把握以及从艺术上把握。在这三种方式中，道德上把握就是识别善恶。
（2）、道德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实施，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即《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来维持。强制力的不同，源于保证其实施的力量相差异。
（3）、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不象其它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
3、道德的功能
（1）、道德的调节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是指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协调人民之间的的能力。
（2）、道德的教育功能：道德的教育功能是指道德能通过评价和鼓励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
（3）、道德的认识功能：道德的认识功能是指道德反映在自己的特殊对象—个人同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反映的结果表现为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法与道德的关系
（一）、法与道德相区别：
1、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不同范畴。前者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
2、法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益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即应当做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结构不同。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
4、保证法与道德实施的力量不同。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等诸手段。
5、法与道德的形成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同。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
6、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可以说大多数的社会关系即可以由法和道德共同调整，也可以由它们各自调整；但是也有少数的社会关系只能由道德来调整。
7、法与道德的发展前途不同。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二）、法与道德相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LAW AS IT IS）与“应然的法”（LAW AS IT COUGHT TO BE）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RECHTSHARAKTER）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三、运用法律传播道德
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如何来提高道德素质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刻领会法与道德的矛盾关系，采取“自相矛盾”方法，用一方制约另一方，以达到双方平衡发展的最终目的。
（一）、法的肯定。
在尊老爱幼、恋爱关系、诚实信用、见义勇为等不适宜运用法来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虽然不能为这些社会关系规定具体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可以为它们规定具体的行为后果。譬如，规定见义勇为的行为，应当给予适当奖励，以鼓励这种行为，间接肯定该种道德现象的正确性。
（二）、法的否定。
就是要运用法来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对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裁，避免具体规定行为规范的复杂性。对一个事物反面的否定，就是对其对立面的肯定。否定性后果让人们知道，那些行为是非道德的，从而，深刻领会真正的道德。并且，它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往往比“肯定”更深刻。
（三）、依法治国避免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侵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有利于避免对道德的侵害；有利于维持即存的社会道德观；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道德权威性；也有于法律的顺利实施，一切依法行事。
道德与法范文第5篇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